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旗帜下……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二部分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三月号
陈力 芦苇
“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美国纽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五十三人，他们来自美洲、欧洲、澳洲、日本、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等世界各地。
大会由汪岷致开幕词。
王炳章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小组提出了工作报告。
汪岷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小组作了关于中国大陆当前形势的报告。
王炳章在题名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对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的工作作了全面总结与检讨，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意见。该报告分五大部分：一、理论宣传工作。一年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通过下列途径进行了民运理论和民运信息的传播，即：(1)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2)借助中外新闻媒体，造成了民运声势、扩大了影响；(3)举办了讲演会及座谈会；(4)提出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八字宗旨；(5)在理论上，加强了对多元化理论的探讨和阐述，对“公有制”经济理论进行了挑战，对“四个坚持”作了批判。王炳章还指出理论研究及宣传工作的不足，即：(1)一支民主理论的队伍尚未形成；(2)理论研究显得无力；(3)宣传工作缺乏扎实作风；(4)《中国之春》杂志尚没有办出机关刊物的特点及水平。二、民主运动的推展及组织的筹建。王炳章总结了一年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推展的成绩以及各地的联络站的成立的情况，并对“中国之春民运总部”的两次分裂作了检讨，并指出：(1)民运人士要在运动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民主意识；(2)民运人士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3)民运人士要勇于面对现实、面对矛盾。三、公共关系。王炳章总结了一年来在拓展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如对“东亚人权协会”、“美国工人和艺术家支援波兰团结工会委员会”、“国际特赦”、“国际反集权联盟”等组织取得的联系，以及和华人社团、华裔新闻从业者、学者、作家、教授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四、财政工作。王炳章指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经费来源有七个方面：(1)《中国之春》杂志的订费及赞助费；(2)演讲当场募捐；(3)举办筹款餐会；(4)会员费及成员赞助费；(5)台湾民间捐款；(6)世界各地侨胞及侨社捐款；(7)外国友人的捐助。他说：我们在运动开始时曾宣布不接受以政府名义和执政党名义的捐款，目的是为了保持运动的独立性，我们过去恪守了这个原则，今后仍恪守这一原则。他还指出：在财务开支方面，由中国之春财务小组全权掌握。开支的原则是做到三条保证：(1)保证杂志的经费；(2)保证一定数量的香港联络站的经费；(3)保证一定数量的国内活动经费。五、今后的任务。(1)坚持独立立场和维护独立形象。(2)充实理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推进主战场。充实理论即继续办好《中国之春》杂志，并把重点文章译成英文出版，杂志送到留学生，中共驻外机构及国内重点单位的手里。巩固后方包括继续扩展组织，聚集人材，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各项制度。广开财源。民运内的各级机构要遵守所在国和地区的法律。寻求国际支持。支援前线即把港澳工作做好，健全港澳联络站，与港澳同胞争民主的运动相结合。推进主战场就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重点是在中国大陆，这就要求我们：(1)在中国大陆留学生及访问学者中积极开展工作；(2)在回国探亲、旅游、讲学、定居及从事其他活动的海外侨胞和学者中积极开展工作；(3)在中国大陆出国探亲者及各种外出访问团中积极开展工作；(4)请自由进出中国大陆的外国朋友给予协助；(5)利用一切与中国大陆发生联系的途径，从而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法治人权的观念带回国内。”(见《中国之春》十期王炳章：“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
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章程”，正式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更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该章程分三个部分，即：一、总纲、二盟员、三组织。“总纲”提出“中国民联”的宗旨为：“本联盟以独立自主为准则，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国共两党和其他政党在内的民主力量)，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本联盟现阶段主要政治和经济主张为：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法治，保障私有产权，提倡多元经济。”“本联盟现阶段之工作重点是推展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近期奋斗目标为：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争取持不同政见的民办报刊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提倡自由选举各级人民代表。”“本联盟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努力，中国的统一须有国、共两党以外的政治力量及人民层面的广泛参与，不容任何政党包办。”在“盟员”部份内，规定了盟员的权力及义务。在“组织”部份内，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允许反对意见存在，以及组织的架构，即设总部、分部、支部、小组四级，上级协调下级和选举规则：“本联盟最高协调机构为总部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1——2名)和委员若干人组成。总部委员任期暂定二年，连选连任，但主席一职，连任不超过两届。并设立“监察委员会”，以监督制衡总部委员会之工作。还有罢免等程序的规定。(见《中国之春》十期“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章程”)
“中国之春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国民联”的领导成员，即：
主席：王炳章。副主席：汪岷。联盟常务委员：王炳章、汪岷、吴俭祥、林樵清、姚月谦、南明、冯斌、蔡小健、刘万祯。联盟委员：少军、王炳章、尹重光、希民、沙林、汪岷、李国鹏、吴焕章、吴俭祥、林木森、林憔清、马汀、金陵、怡文、武伟、南明、姚月谦、郭晓佐、陈光、高春泥、薛伟、杨云、杨士心、梁伟宝、冯斌、张翔、蔡小健、刘梓桑。联盟监察委员为：汪洋、李然、李一谔(日本和香港委员各一人名)。
“中国之春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民联”的成立，并标志着海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一大”代表陈雪有一段形象、生动的回忆，他写道：“在纽约一个偏僻的同胞开设的小小的公寓里，楼上、楼下、客厅、厨房，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朋友促膝而坐、抵足而眠、风雨之夜相互扶持、相互关照。互不相识，却一见如故，倾谈之下，相见恨晚成为莫逆之交、终生之友。新年除夕，公寓老板无尝捐赠一餐饺子，当众人唱着一曲又一曲‘松花江上’等歌曲，把思乡之泪、把愤时爱国之泪，把对华盛顿、杰弗逊、卢梭等民主制度和思想的创导者的崇敬之情，洒在了一起，汇成了巨浪。“一大”是在严密、紧张、热烈的气氛中举行的。第一天的会议正要进行，突然宣布转移会场。原因是有人报警，说这是一个暴力恐怖集团在开会，要求警方前来取缔。于是，代表们立即起身转移到另一个会场。会场门口，雇了一位黑人彪形大汉作门卫，煞是有趣。会上的争论是极其激烈的，不外路线上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之争，组织上的政党政治与压力团体之争，作风上的民主与专断之争，以及人事上的纠纷，财物上的纠葛等等。这说明，这些问题，从开幕伊始，便就纠缠着这个组织……而关于这个组织的命名问题，也有以《中国之春》为名，或另起一个名的激辩。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为团体之名，以《中国之春》为杂志名称。(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陈雪“理性·净化·扎实”) 让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民联”
“一大”召开后不久，就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的消息。
“中国民联总部”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在赵紫阳访美期间，美国的舆论重心及大众话题将再次转向中国大陆，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各种和中国有关的政治力量都会利用它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向，并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让社会对自身有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刚成立的“中国民联”，更需要向中共高层表达他们的愿望。所以，总部在盟内作了动员，将积极参与“欢迎赵紫阳访美，向中共高层表达我们的愿望”的活动。
他们首先拟定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给赵紫阳总理的公开信”信内，“中国民联”表示：“我们欢迎赵紫阳访问美利坚合众国”，并向赵紫阳介绍了刚刚诞生的“中国民联”及其活动宗旨，向中共提出了四点要求，即：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结社自由的条款，要求“中国民联”在中国大陆合法注册；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版自由的条款，要求《中国之春》杂志在中国大陆合法注册、出版和发行；三、要求释放在中国大陆狱中的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四、要求与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和商谈。(见《中国之春》十期“中国民联给赵紫阳总理的公开信”)。
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下午，即赵紫阳抵达华盛顿的当天，“中国民联”在离赵紫阳下塌的麦迪森旅馆数百米外的戈兰玛雪旅馆举行了中外记者会，会上，“中国民联”发言人介绍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及刚成立的“中国民联”散发的“给赵紫阳的公开信”，出席记者会的有：中共新华社、美联社、国际合众社、法新社、美国ABC、NBC电视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长岛新闻》、《加拿大环球邮报》、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世界日报》、台湾华视、《中国时报》等。傍晚时分，“中国民联”成员在麦迪森旅馆前进行了请愿活动，其时正好碰上赵紫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旅馆。中国民联成员手持着“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标语牌，高呼：“赵紫阳等一等，公开信交给你！”“我们要民主！”等口号，并把公开信、《中国之春》杂志及一些宣传资料送到了某些代表团员手中。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日上午，是赵紫阳总理和里根总统正式在白宫会谈的日子，一大早，华盛顿的白宫门前就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标语：“用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迎接赵紫阳总理访美。”“中国民联”成员在白宫正门再次进行了请愿活动，有的成员则在侧门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散发杂志和传单。还有一些人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个别成员及新华社记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和交谈。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和记者说：“我们承认中国需要民主，但你们在外国人面前这样作会丢自己国家的脸。“中国民联”的人则回答：“要民主并不丢脸”，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才丢脸。民主是没有国界的。”当天下午，“中国民联”总部的两名常委——中国大陆留学生南明和王炳章应邀参加了美国共和党华裔全国委员会在白宫举办的中国问题听证会，他们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民联”的政治宗旨，提请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大陆政府打交道时，应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一月十二日晚，在华盛顿有两个宴会，一个是赵紫阳以主人身份举行的答谢宴会，一个是左派华人举行的欢迎赵紫阳及中国大陆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中国民联”成员再度来到宴会大厅外，向中国大陆政府代表团请愿，并散发了宣传品。
当然，“中国民联”的请愿活动并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但却达到了向中共高层表达“中国民联”的心愿的目的，使中国高层知道了“中国民联”的存在以及“中国民联”的政治主张。
另一次对“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的重要的宣传活动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世界奥运会上。为了迎接中国大陆的参加奥运的代表队，《中国之春》杂志在第十四期上发表了题为“欢迎海峡两岸奥运代表队”的社论。中国大陆代表团第一批人员是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抵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在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由于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故在仪式中，“中国民联”的人无法进入。但在升旗仪式结束时，仪式外围参观照相的中国大陆记者团开始离开现场，可他们却没有料到，刚走了没多久就一下子碰到了派发《中国之春》杂志和传单的“中国民联奥运特别工作组”成员少军，少军主动向前和他们打招呼，而这些记者似有闪避之意，但少军满脸是笑，在“盛情难却”之下，一位似负责人模样的人接受了一本第十四期《中国之春》。“领导”带了头，记者们蜂拥而上，争着向少军索取杂志和传单，有的甚至说：“多给我几本，我还有朋友要看。”那位“领导”看见记者争先恐后抢索《中国之春》，感到很尴尬，便对少军道：“你们不好好念书，怎么来干这种事？”少军回答：“我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我书读得很好，已经在北美大学毕业，现在是一名核子工程师。”这位“领导”无言以对。这些人拿到《中国之春》后，虽然也有个别的两个人出来不痛不痒地指责几句，但大多数记者都站在一旁听少军的宣讲而笑不作声，也有的忙着翻阅杂志。其中有一个代表团的成员私下向一个也站在旁边、却没有暴露他的“中国民联”身份的人说：“我们在国内都听说过中国之春，知道是由留学生搞起来的，但不知道具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很想借这次出国的机会，多了解一下中国之春。”在七月十七日“中国民联”和中国大陆记者团的这次接触中，少军一共散发了数十本《中国之春》杂志。七月十八日，“中国民联奥运特别工作组”和伍凡、张爱等人所领导的洛杉矶支部决定召开一次记者会，他们向洛城各华文报刊登出邀请的同时，亦派柳期阳、少军二人前往中国大陆奥运记者团下塌的假日大酒店，向中国大陆记者团发邀请信，但经请示上级以后，得到了“不能出席”的指示，故在七月二十日下午“中国民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大陆奥运记者团无人出席。会上，“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讲述了“中国民联”在奥运会期间的活动原则，他说，“中国民联”欢迎海峡两岸的运动选手共同参加比赛，同时“中国民联”会积极主动与海峡两岸运动员、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进行接触，使两岸的同胞更加了解我们，并把他们对“中国民联”的了解带回大陆和台湾，为此，“中国民联”将积极为海峡两岸运动员及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创造条件，并为来自两岸的运动员提供服务。对中国问题，王炳章又指出“中国民联”的看法：一、“中国民联”主张和平民主统一中国，中国应在一个民主宪法下获得统一；二、对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既不完全否定，又不完全肯定，而是要“肯定邓小平、批评邓小平、超越邓小平”。七月二十日中午，中国大陆奥运会第二批队员抵达洛杉矶机场，“中国民运奥运特别工作组”派出五名人员到机场迎接，这时，中国大陆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报”等单位的记者也在候机坪等候，“中国民联”的人就主动把欢迎传单和《中国之春》杂志送到他们手中，并与他们三三两两地进行交谈。就在这个时候，载有中国大陆运动员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了，记者们纷纷集中到被允许摄影的一个门口，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章文晋等官员则走向飞机出口处迎接运动员，“中国民联”的两个成员借这一机会，在记者群中高高举起了“中国之春欢迎您！”的标语，标语是白布、横幅、红字，十分醒目，章文晋猛一转身，看见了这一标语，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向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个人就去找保卫人员，指着标语说了半天，保卫人员客气地走到“中国民联”的成员面前，说这里是记者照相的地方，举标语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中国民联”的人立即转移方位，选择了在运动员出机的正前方举起标语，这个地方反倒较原来的地方更为醒目。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民联奥运特别工作组”在负责人林樵清、薛伟的领导下，仍坚持不懈地为“中国民联”作宣传工作，比如，民联成员天天开着挂有“中国要民主”、“中国之春欢迎您”等标语的旅行车在洛杉矶的大街小巷穿梭，遇到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就停下来演讲，每天黄昏都有民联成员在中国选手住宿的地方等待，一遇到他们便和他们交谈，并赠送杂志和礼物。在餐会或运动场上，随时都会发现印有民联讯息的小卡片散播在不同的角落。信息的传播是成功的，几乎所有的来自海峡两岸的运动员或工作人员，都或多或少地和民联打交道或倾谈过，也有很多人如著名的运动选手李宁、朱建华等，都收到过“中国民联”的宣传品和“中国民联”所赠的小礼物——一支刻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表笔。除此之外，“中国民联”还为中国运动员们提供了不少服务，如交通接送，翻译，照相，传递等，其中民联成员林樵清在奥运前夕一场圣安东尼学院安排的邀请赛中，做过跳高选手朱建华的英文翻译，使他顺利地应付了外国记者的采访。
为了让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能够认识和了解“中国民联”，“中国民联”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和他们接触的机会，如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民联总部”派出王炳章、林樵清、薛伟、刘刚等，参加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由美国亚洲学会举办的中国统一问题探讨会，在会上，和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短兵相接，李慎之在会上邀请美国、台湾的学者到北京开会，唯独对“中国民联”不置一词。王炳章起立发言道，李所长邀请的人中，也应包括“中国民联”，北京政府现在正竭力宣传“一国两制”，可是，连《中国之春》都容忍不了，连自己派出的、推动改革的留学生都容忍不了，把中国之春一班留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怎么能让人相信它的统战诚意？让人相信“一国两制”的保证？他的发言引起数次热烈的鼓掌。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大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访问日本，在此期间，“中国民联日本分部”向中国驻日大使馆、中国大陆驻日官方机构和团体组织、各大学的大陆留学生以及日本新闻界，散发了“中国民联日本分部致彭真委员长的公开信”，并在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借日本某政治团体的宣传车，车上悬挂着“中国要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在东京闹市区及中国驻日使馆附近进行了宣传演讲。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随行人员中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二十二日下午，“中国民联”就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致李先念主席的公开信，然后到李先念下塌的麦迪森旅馆前，举行了请愿、游行活动。二十三日上午，里根总统在白宫与李先念举行了会谈，“中国民联”请愿游行的队伍移到白宫正门。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日上午，“中国民联”总部派出一个灵活的小分队，沿着李先念的代表团参观、访问的路线，采取见缝插针的方式，一有机会，便上前与代表团成员接触，把《中国之春》杂志和宣传品发给他们。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大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班禅、彭冲的率领下，首次访问澳洲，“中国民联澳洲分部”印制了中英文的宣传特刊，并写了致彭冲、班禅的公开信，广泛邮寄，散发到有关单位和机构以及各界人士。一九八六年六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中国民联巴黎支部”、“中国民联西德联络站”也向各界散发了致胡耀邦的公开信，信中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民主墙、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在中国大陆合法进行各类活动。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由中国大陆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率领的教育代表团一行九人到达旧金山，“中国民联旧金山支部”的成员向他们派发了“中国之春简讯”。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中国大陆人大代表团在王任重的率领下，访问温哥华，“中国民联温哥华联络站”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可能的机会，与人大代表团接触，并成功地将十四本《中国之春》杂志送到了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手中，其中也包括团长王任重、副团长王汉斌和宦乡。其他还同大陆留学生召开座谈会，到各大学演讲、参加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讨论会等等，由于次数频繁，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中国民联”总部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联络站等。都十分注意把握每一个机会，积极、主动地宣传和扩散“中国民联”的影响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
把中共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事实告诉全世界
“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民联章程”规定的“近期奋斗目标”之一(见《中国之春》十期：“中国民联章程”)自“中国民联”成立以来，他们一直把这一工作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利用其海外的有利条件，不断搜集中共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真实情况，并将它传播给全世界，呼吁国际间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关注。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民运斗士魏京生被捕五周年的日子，《中国之春》杂志在其第十二期，刊出了纪念专辑，除转载了魏京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在北京“民主墙”上贴出的著名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外，还发表了本刊评论员的“魏京生的历史地位”及艾子由的“魏京生何罪之有”等文章，在“魏京生的历史地位”一文里，作者指出：“魏京生第一个和邓小平‘四个现代化’针锋相对，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口号，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口号……它可以作为中国大陆民主政治进程中一个里程碑而永远载入史册。”艾子由写的“魏京生何罪之有”一文，对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蛮横无理地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的罪名进行了批驳，他写道：“进一步寻找(魏京生被捕)的根源，我们便会发现到更为悲哀的事实。那就是邓小平一派向党内反对派(凡是派)夺权的过程中利用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当他们取得权力时，民主思潮便成了专制政体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们便采取了镇压民主运动的手段……这才是魏京生及其他成千上万的民运战士被迫害的真正原因。”在同一专辑里，还报导了“中国民联欧洲支部”同“魏京生营救委员会”、“保障人权同盟”、“国际保卫文艺协会”、“世界反压迫组织”在巴黎共同发起、参与的一次营救魏京生和一切在押民运人士及政治犯的活动。三月二十九日晚六时，约有七十余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不远的乔治·五世街，其中多为法国人，有汉学家、作家、大学生，中国大陆著名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林希翎女士也参加了活动，并讲了话。首先，示威者模仿“北京之春”时期的“西单民主墙”形式，用四十个大纸箱砌成了一道高两米、长八米的“民主墙”，然后又在上面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小字报”、以及“释放魏京生”、“释放一切政治犯”、“要民主、要自由”等标语。就在“民主墙”砌成之际，抗议活动刚开始不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风云骤起。起初，“民主墙”在风吹雨打中，东摇西摆，但示威者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保护着“民主墙”，使它始终没有被风云摧倒。雨停后，各个组织推派了一名代表，组成代表团，在林希翎的带领下，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递交抗议书，尽管示威者多次强烈要求，使馆人员却充耳不闻，大门紧闭。
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中国民联”派出代表汪岷、吴俭祥、南明、少军四人，前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关于向中国大陆注册、发行《中国之春》杂志的申请”和“就要求特赦全部在押民运人士及政治犯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开信”等文件，大使馆先后派出一等秘书孙兆永和一名叫吴鸿侨的官员与“中国民联”的代表接谈。在“公开信”里，“中国民联”指出：“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日，由中国留学生创建的群众民主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热切希望中国政府效法波兰政府，在‘十·一’前夕，对所有在押民运人士及政治犯实行大赦。”中国政府虽然接受了“中国民联”的文件，但对“中国民联”的要求却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国之春》杂志又在其第十八期，发表王申酉纪念专栏，王申酉是上海市的民运战士，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被判处死刑。一位忧国愤时的优秀青年就这样扑倒在正义的血泊中。专栏发表了王申酉在狱中的‘亲笔供词’以及林希翎女士写的题名为“投向专制制度的一把利剑”一文，她指出：“不久前在上海也发现了一件张志新式的大冤案，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名叫王申酉，是一个非常勇敢正直和很有天才的青年知识分子……被逮捕多年，最后被枪毙了。……而这样千古奇冤的大血案大惨案，中共至今还捂着盖子，不予公开平反昭雪、公布真相，孰忍？孰不可忍？我强烈要求中共将王申酉冤案的真相，王申狱中的“亲笔供词”全文公诸于世，并严惩杀人凶手。”
一九八五年，《中国之春》杂志在其二十五期上，再次发表社论，以“黄贤能放”，魏京生为何不能放为题，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魏京生。次年二月，《中国之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人民要想真正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权，不仅要拆除中共诸般限制的不合理的鸟笼，而且还须要求保护自身权利的权力，要求监督和制止任何侵犯自身权益的权力。人民只握有橄榄枝还不够，还要握有弓箭，否则犹如笼中之鸟，被侵犯时束手无策。”(见《中国之春》三十二期本刊评论员：“鸟笼人权”)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在美国国会关心中国大陆人权的人士和组织的努力下，在“中国民联”等团体的促动下，美国国会在众议院雷邦大厦一楼大厅里，举行了历时二个多小时的“中国大陆人权听证会”，会议由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众议员支持，人权——国际组织小组主席雅特隆致词，多位众议员或官员出席，三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定、丘宏达、黎安友作了发言。“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以及民联成员吴军、黄奔、宗继祥也参加了听证会，并在会上散发了一份材料，简要地列举了十项中国大陆违反基本人权的行径。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一位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的同情民运的人士的冒险协助下，“中国民联”获得了中国大陆著名民运斗士徐文立在狱中写就的十一万言“我的申辩”一文，《中国之春》杂志决定从第三十七期起予以连载，并刊登了本刊编辑部的文章，再次向中共强烈呼吁：立即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并修订刑法，取消“反革命”罪，要求中共执法部门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修正“社会治安管理惩罚条例。”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中国大陆人大副委员长姬鹏飞访问香港，“中国民联香港分社”和香港的社团组织一起，集结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进行请愿示威活动，要求释放香港民运人士刘山青。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国民联加拿大温哥华支部”致函加拿大总理马尔龙尼，请他在本年五月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马尔龙尼总理于四月十七日，即访问中国大陆前夕，正式覆函给“中国民联加拿大温哥华支部”，就中国大陆人权问题，表示了他的关切。马尔龙尼总理说：“在我起程访问中国之前，很高兴听到中国民联温哥华支部对此问题(注：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观点……确认人权和基本自由，这是任何文明和仁爱社会的基础。我们仍然坚信，坚守国际间认可的人权标准，是改善国际了解和增强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的成员对此严肃问题毫不存疑，基于此，我国政府尊重人权与民权……请相信，加拿大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形势。”(见《中国之春》第三十八期：“海内外民运发展及中国民联近期活动)。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东亚人权协会”，“中华人权协会”及“中国民联”，就著名民运战士徐立文在狱中受到中共残酷虐待一事，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中共恢复徐立文家属探监、通信的权利，并保证徐立文的身体健康、反对逼、供、信，由于徐文立的狱中手记在《中国之春》的发表，引起了国际社会重视，“国际特赦”的出版物，对其进行了摘译，刊登，法新社记者在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还专就徐文立案向中共提出询问。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国际特赦”书记处总书记赖瑞·库克司就徐文立在狱中遭到残酷虐待之事，给赵紫阳总理拍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无条件释放徐文立。六月九日，两度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亚洲区代表拉珠奇女士，访问了“中国民联”总部，在会见中，王炳章对“国际特赦”一向关注中国人权表示感谢，拉珠奇女士则表示，“中国民联”是中国大陆人士第一个组织起来为改善中国大陆人权而奋斗的团体，工作意义重大，她对“中国民联”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能不断取得国内的第一手资料表示欣赏，双方还决定今后加强协作。
“中国民联”在此期间为改善中国大陆人权及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努力并未丝毫放松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但由于在国际上的广泛宣传，给中共政权造成了相当的压力。
向中国大陆的“主战场”推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民联章程”里提出：“本联盟现阶段之工作重点是推展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所以，“中国民联”一直把中国大陆作为“主战场”，为从根本上变革中国大陆的现行的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中国民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笔者在记叙这一方面的史实时，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是由于中国大陆尚处于中共专制的黑暗的铁幕之中，为了保证大陆民运组织的安全，故无法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民联”向“主战场”推进的全貌。这里谨只能以一些已经公开的事例予以阐述。
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即“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不久，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国大陆的民运刊物“野草”，给《中国之春》写了一封信，并托人将信和“野草”杂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号和二月号带出。信中说：“一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了(指《中国之春》给他们的信)，我们已经获悉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民主运动又向前跨越了一步，我们真感到高兴。他们谱下了中国近代史雄壮的一章，‘野草’的同志们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编辑部接到信后，当即于《中国之春》第十三期，转载该信与“野草”八四年一、二月号的数篇文章，并发表了题名为学习‘野草’精神，经受低潮考验”的社论。社论说，“野草编辑小组仅是和“中国民联”保持着正常联络的国内很多民运小组中的一个。中国之春运动开展及中国民联成立以来，我们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浙江、四川、江西等地，建立了联络站或联络地点，条件成熟的，已成立了国内支部。国内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突破严密的封锁，经常给我们送来鼓舞人心的消息和有价值的资料。一个国内外配合运作的民运团体架构正在形成。”“我们要学习他们刊物的名称‘野草’的精神，野草，在条件适宜时，能茁壮成长，在严冬来临时，能把能量储存在根内，保存自己的实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对野草精神的最佳赞赏。”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和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中国之春》编辑部又分别接到中国大陆民刊“无名草”及“野草·迪”的来信。‘无名草’的来信说：“尽管当前国内民主运动处于表面低潮期，许许多多无名小草仍在以各种形式坚持战斗，《中国之春》给国内民主运动带来了希望。“无名草”为国内仍在坚持奋斗的一个不定期刊物，我们全体成员愿作‘中国民联’忠实的朋友。”“野草·迪”的来信说：“由陈兄处得悉中国之春的发展近况，中国之春发展为中国民联，标志着海内外中国民主运动进一步组织化和政治化，我们感到很高兴……谢谢你对我们安全的关心，环境虽然恶劣，“野草”也很难定期出版，但对你所作的论题，我会尽力写出，我会尽量向你们提供文章的……最后，希望由中国之春所迸发出来的激情，经过时间的过滤，在你们身上沉淀为一种历史的定力，去面对一切挫折和胜利的变化……”(见《中国之春》第十七期)
在转运著名民运斗士徐文立的“狱中手记——我的申辩”的过程中，也显示了活动于中国大陆的地下民运组织或民运人士与“中国民联”的密切关系和配合的运作。王炳章在“接过徐文立的火炬”一文中写道：“徐文立狱中手记的原稿，突破固若金汤的北京第一监狱，逃过中国海关过筛般的严密搜查，越过重洋，转到了纽约中国民联总部。我手捧天蓝色塑胶封面，内有徐文立十一万字亲笔记录的笔记本，真觉得它有千斤重！徐文立的狱中手稿‘我的申辩’，脱稿于去年十二月七日，始终找不到合适机会运转出来。当中国民联总部从国内的联系得知这份珍贵的文献时，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从运转计划开始实施起，我就日夜记挂着执行任务人员的安危。在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中，打滚出来的我们，深深知道，有关人员——不小心，其结果将是什么。两个多月过去了，当我在长途电话中听到‘东西已安全转出’的报告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经过民运战士机智而果敢的行动，徐立文向世人公布其案情真相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见《中国之春》第三十期)
由于“中国民联”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建立了秘密联络网点，所以，不管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条件下，他们都能获得不少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例如《中国之春》在国内的“柳平”小组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北京民联三零三小组所提供的中共密件“若干言论对照”以及“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等，在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九·一八民主运动”中，“中国民联”就得到了当时的实况以及校园的大字报抄录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湖南长沙学生的大游行以及十二月九日北京和遍及全国的大学潮，特别是后一次学潮中，“中国民联”不仅得到了北京大学天安门游行的真实材料(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二期龙秋尧的“北大学生元旦天安门游行纪实”)，《中国之春》编辑部还写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线报导(见《中国之春》第四十四期本刊记者周纯青的“大陆民运起，狂澜卷全国。”)该报导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安徽合肥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的学潮实况。在这些学潮中，“中国民联”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该文写到：“在国内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多元的思想的过程中，由中国民联出版的《中国之春》杂志和《中国之春》简讯，无疑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根据中国民联总部的统计资料，现在，留美的中国大陆学生和访问学者中，每四、五个人中间平均就有一本中国之春杂志。中国之春杂志已成为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中流传最广、谈论最多的中文刊物。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回国后，纷纷向同事、同学和亲友介绍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至于‘中国之春简讯’，每月都有上万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在武汉和合肥两地，都有中国之春杂志在秘密流传。武汉大学和安徽大学的文科大学生，曾千方百计地托人从香港带进《中国之春》和《争鸣》等杂志。一位读过中国之春杂志的大学生说，他见到的中国之春杂志，虽已十分破旧，但有心人用纸把封面的破口处糊起来，内容还是保护得好好的。”
“中国民联总部”谨慎、小心但同时又是十分主动和不断地动员或派遣一批留学生及华侨盟员返回中国大陆，为中国大陆的民运的推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行动都是秘密的，但对于身分可以公开的某些盟员，《中国之春》杂志也曾做了选择性的报导，例如在《中国之春》第四十一期和第四十三期，分别报导了民联成员黄奔和张侠的回国情况。“中国民联”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极度警惕。，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民联”获得一份福州市公安局的绝密文件，该文件全文如下：“接公安部通知，最近发现中国民联香港分部派人入境，散发或邮寄题为‘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声明’的传单。‘声明’煽动说：‘人民不会永远忍受着专制统治’、“我们中国民联(香港)坚决支持国内的学生’等。落款为‘中国民联(香港)’。这种同样内容的传单共两种，分八开及十六开版面，均铅印。请各地注意，一经发现上述传单，即收缴检扣，并加强监控情况，及时上报市局。”说明“中国民联”向中国大陆的民主宣传攻势，已经奏效。
“中国民联”成员返国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最具有说明意义的，是杨巍被捕一案。杨巍，系“中国民联”盟员，一九五五年出生于上海，一九八一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一九八三年自费公派来美留学，在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一九八六年五月回国，随即卷入学潮，参加和支持了“一二·一九”上海学生大示威活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在上海被秘密逮捕，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杨巍的起诉书称：“被告人杨巍，在美国留学期间，于一九八五年夏，参加了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并以桑梓、桑羊等笔名。在‘中国民联’主办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上多次发表反动文章。声称‘要冲击中共的绝对权威及其四个坚持’，‘创造时机’、‘进行民主政变’，‘煽动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被告人杨巍在上海期间，趁本市少数学生闹事之际，先后到人民广场、交大、同济、医大等院校搜集情况，投送中国民联总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告人杨巍到复旦大学，以“中国民联”、《中国之春》的名义，张贴反动标语，提出反动口号，向闹事学生‘全力支持’、‘全力声援’。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告人杨巍收到‘中国民联’总部负责人亲笔写的‘就民运目标和民运策略致国内大学生的一封声援信和建议信’。……唆使杨巍将这封‘声援信和建议信’散出去，还要杨“尽快搜集这次大学生运动的详情，及时转告我们，并规定了直接联络的地址。杨于次日将这封‘声援信和建议信’复写后，散发给北京的陈某某、广州的石某某，并要他们‘转抄、翻印、张贴、继续广为传播’……在此期间，被告人杨巍还将‘中国民联’的反动纲领写成传单，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而未散发。”上海市的中共检察及执法部门的起诉和判决是否公正，这里暂不议论，但对于事实，杨巍本人却公认不讳。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民联在向中国大陆开展和推动民主运动所做的努力。杨巍并没有犯罪，他所行使的只是一个公民应享的权利，但却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两年徒刑。
正由于“中国民联”向“主战场”的不断推进，给中共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恐慌，并且惊动了中共权力的最高层。早在一九八二年，“中国之春”运动刚崛起时，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有个留学生，叫王炳章，在美国办了个《中国之春》，鼓吹资本主义。后来又在多种场合下批判《中国之春》。特别是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召开的十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有一个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现在群众中(包括年轻人)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实际上这种自由化就是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魏京生、王炳章以及郭罗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中国民联”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在中共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不得不为此讲话提醒中共警惕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