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先于是非”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五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六月号
陈力 芦苇
《北京之春》编者按：陈力、芦苇的“中国民联简史”的序和第一、二章发表在《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二至五月号上。根据作者的意愿，本刊自本期起连载以后各章。
“中国民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从“一大”始，“中国民联”又经历了四年的发展里程。这是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路，它是在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组织内部对民主理念不同的认识以及路线的确定、法制的健全、道德素质与政治洞察力的差距所引起的不断纷争下成长的，但它终究还是在发展着、壮大着。四年前，如果说它仅只是一颗蕴含着生机的种子，那么，现在，就已经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了。
四年来，特别是经过中国大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民主运动之后，又有一大批留学生及其他出国人员加入了民联。其中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的重要的成员有：胡平、丁楚、余丛、于大海、李兆阳、江文、黄流、吴方城、徐邦泰、呼延民、伍凡、倪育贤、王策、吴牟人、陈军、杨巍、郭城、杨漫克、钱达、郑为民、车少莉、齐光、吕凡、陈雷、杨农、张侠、高格文、李达、莫逢杰、陈纾尘、李台彦、早尚、赖石、张卓之、林心声、柯力思、谢正一、杨先智、董真海、何明、唐婕、郑文杰、朱春福、王维真、张志明、余直、孟庆华等人。
但内斗的阴影在这个组织内部仍然连续不断，继李林、梁恒、宦国苍、马丁、张伟、汪岷之后，又发生了叶小健、吴俭祥、刘万祯、少军、兰剑、冯斌与王炳章的矛盾与纠葛。最后，这些居领导要职的人带着愤怒和牢骚拂袖而去，相继脱离了民联的核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中国民联“三大”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六十三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北美、拉丁美洲、澳洲、欧洲，其中正式代表五十三人，列席代表十人。
民联“三大”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即：中共在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三大”召开前十天，通过对杨巍案的审判，已正式将“中国民联”定性为“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组织”，再根据中国民联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条“主席一职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将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主席。所以，这次会议开得是否成功，新旧班子交替是否顺利，对“中国民联”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第二届民联副主席柯力思宣布民联“三大”正式召开。第二届民联主席王炳章致开幕词。王炳章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了一个共同的梦，就是有那么一天，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能像今天一样，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争论，自由地选举。王炳章就他在民联主席任内的经验，提出了他个人几点看法，即：一、理解民主、相信民主；二、实践民主、体验民主，学会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管理众人之事；三、以多元的方式来推展民主，搞民运一定要持“有容乃大”的态度，树立和其他政治团体共存竞争的观念；四、不以打倒共产党为目标。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并不是要推翻它，而是要求中国的各政治团体都能和共产党平等共存、有公平竞争的权利和机会；五、提倡“第一次宽恕”，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环，以宽容哲学来对抗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其后，由民联旧金山支部代表郭平以东道主身份致欢迎词。接着，选举出大会秘书处，秘书长为姚月谦，副秘书长为沙林，另有保卫、后勤、新闻、文书、财务多人。
会议转至对“二大”以来民联工作的经验总结上。首先由王炳章谈两年来民运的成绩、教训及面临的主要困难，他说，中国大陆最近两年民运的重要事件是：一、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公开对民主思想进行传播并遭到了中共开除出党的打击。二、八六年末的学运，年轻的一代公开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杨巍和一些在大陆的民联成员在这场运动中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三、方励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娴通过自由选举当选人民代表，这一事件含意是深远的，即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公民的权利，我们就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四、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得以重新公开发表，这是中国民运的经典著作。五、一九八七年初西藏出现要求人权的暴动。六、杨巍事件经过民联的奔走、游说，促使美国介入中国人权问题，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了保障留学生的议案。七、中国大陆留学生对胡耀邦辞职反映强烈，并掀起了近两千人的签名运动。八、留学生郭城长跑，展现了中国留学生追求民主的崭新面貌，并得到了民联的支持和照应。九、《中国之春》控告《人民日报》，有力地打击了中共保守派的气焰。十、《中国之春》英文版的发行，对中国民运国际性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十一、“中国民联”已被国际上公认，成为中国的反对派组织。最近，民联被中共公开地、正式地打成“反动组织”，是民联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标志。
这之后，日本分部代表姚月谦、香港分部代表柯力思，旧金山分部代表钱达、西德分部代表李台彦、欧洲分部代表刘辛 、西雅图支部代表魏西西、澳洲分部代表陈纾尘、华盛顿支部代表宗继祥、新泽西联络站代表郑文杰、洛杉矶支部代表朱春福、内布拉斯加支部代表杨农、芝加哥支部代表怡文，相继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民联监委主任薛伟也作了两年来监委工作的经验总结。刚从中国大陆来美不久的留学生呼延民介绍了上海学运的情况，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平作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学运的意义的专题报告。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大会由秘书长姚月谦主持，首先讨论了组党问题。代表们基本取得共识，认为成立反对党，在中国形成第三种政治势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民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但就当前中国大陆的现状，组党时机尚不成熟。对组党应采取“快筹备、缓建党、高理论、低姿态”的方针。
会议又就中国民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胡平发言说，中国民联目前的形象如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很好？不好？或者是某些地方需要扭转、改善？他把道德、形象以及公信力和增强“透明度”的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胡平的发言是第一次，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的兴趣，进而产生歧见和辩论。下午二时，会议转入车少莉报告杨巍的被捕过程和钱达、刘梓桑代表中国民联为营救杨巍而勇闯大陆的经过。三时，代表磋商，拟定各种提案。四时，大会秘书处汇集提案共二十一件，并依照提案类别，交付表决，最后通过的主要提案有：在民联的总章程上增加一条：任何提案、提议，如任何代表认为有重大影响，可要求大会对其重要性表决，经二分之一以上代表通过后，该提案即为重大提案。凡重大提案及重大提议，必须经三分之二代表举手通过生效。
一月二日的议程是选举民联主席、副主席、常委、总部委员和监委主任、监委。
除主动参加竞选的两组候选人李国愚(主席人选)和宗继祥(副主席人选)、胡平(主席人选)和柯力思(副主席人选)外，又由代表推荐姚月谦(主席人选)、林樵清(副主席人选)参加竞选，姚、林考虑之后，同意参加竞选。三组竞选人来到主席台，发表竞选政见演说并接受代表质询。
选举结果，胡平、柯力思以多数票当选为民联主席、副主席。其后，又选举出委员、常委、监委主任、监委多名，名单如下：常委胡平、柯力思、呼延民、余丛、林樵清、王炳章、姚月谦、沙林、张侠，委员姚月谦、高今航、赵桑、王维真、陈纾尘、早尚、李台彦、刘梓桑、李国愚、余直、丁楚、宗继祥、杨农、赖石、张卓之、王炳章、林樵清、沙林、张侠、呼延民、张志明、高格文、王策、郭城、余丛、林伟、车少莉、南明、林心声、莫逢杰、胡平、柯力思、谢正一，监委主任委员薛伟，委员孟振华、黄奔、钱达、杨先智、童菁、何明。
一月三日，大会通过了四个表决案，即：一、“创造沟通对话的机会，争取参与改革的权利——我们对中国大陆改革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民运路线的建议”；二、“全面更新国会，抑制两极发展，政治冲击大陆——我们对台湾朝野的呼吁”；三、“积极参政，建设民主香港——我们对香港人民的呼吁”；四、“积极创造条件、筹建民主政党”。
十一时三十分，民联新任主席胡平致闭幕词。随后，大会秘书长姚月谦宣布中国民联“三大”闭幕。
对于胡平，这里作一下简介。正如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八一年第二期所描绘的：“……(胡平)细巧的脸骨架与眼镜给人最初并且是经久的特征。一旦站到你面前，则更是一名典型的中国书生。轮廓分明的面部少有激烈的表情，任何场合的谈话，即使是系统地论述自己的政见，或应对驳论，他总是流露出从容的、漫不经心和温文尔雅的态度，和用象是信口开河地随意评这评那的口吻。……若读过他的政论文章、听过他的一席谈话，许多人都得承认这个外貌文弱的四川读书人骨子里藏着强韧的劲道……他敏锐地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深刻、周祥地探讨社会、政治问题。大家都佩服他在答辩会上敏捷的反应，他善于捕捉提问者的中心论点，甚至能首先理清问题中的模糊含混之处。”。他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到了四川。生父系国民党起义军官，肃反时被镇压。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胡平未被允参加报名。七八年获准报考研究生，以该专业总分全国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录取。一九七八年至八零年间，胡平积极参与民主墙运动，在民刊《沃土》上发表了长文“论言论自由”。其后，又投身北京大学自由竞选活动，被选为区人民代表。这使中共当局极为恼怒。八一年毕业后，有两年之久未被分配工作。八三年八月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任编辑，八五年七月转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这期间，参与了多种半民间丛书的编写工作，并受邀到过北京、武汉、重庆等二十多个城市演讲。八七年元月赴美留学，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被中国大陆留学生选为中国大陆留美学生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学会会长，并在此间加入民联。他对民运理论研究殊有贡献，著作甚丰，其主要代表作有：《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哲学手札》、《给我一个支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民运反思》等。
中共宣布开除胡平公职并吊销护照
胡平担任了“中国民联”主席之后，中共极为震怒。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经过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于大海转达，胡平应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之邀，前往该处会谈，陪同胡平去的有丁楚、林樵清、郭城，但进入领馆后，领馆人员迅即将胡平与其余三人分开，将胡平单独领入右侧一间会客室。在会客室与胡平谈话的是领事馆负责教育的一等秘书袁义国与领事赵可斌。袁义国打开录音机，向胡平传达了其原属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口信，口信要求胡平须在一周之内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国民联”并辞去“中国民联”主席一职，否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将他开除，并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吊销胡平的护照。在未作此公开声明之前，不准胡平回国。胡平理所当然地当面拒绝了中共的无理要求。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国民联”在纽约唐人街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胡平向记者公布了在总领事馆会谈的情况并对中共当局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胡平认为：一、中共当局的这一做法完全是错误的，是明显地滥用权力，是对公民权利的直接侵犯；二、这一做法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紧缩留学生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自去年以来反自由化运动的一部分；三、中共常说留学生不要在海外说民主，要回去谈民主，但这次对胡平的处理充分表明，不是留学生不愿回国，而是当局不准我们回国，不是留学生愿意留居外国，而是当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四、北京市社科院根本不曾接触过“中国民联”，它的决定完全是基于中共有关领导的压力所致，整个决定实出于地地道道的“长官意识”；五、胡平的基本政治主张，长期以来是一以贯之的，目前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在中国大陆实行最低度的民主，即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拒绝这些最起码的民主要求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对之压制更是完全错误的；六、“中国民联”并不是简单地提出反对四个坚持，而是提出从宪法中取消四个坚持的条文，其主要理由是宪法不是党章，不能把要求共产党员的东西用来强行要求全体公民。这一主张是完全合乎宪政精神的。退一步说，既使这个主张的内容是错的，但既然公民有权提议修宪，这个主张因而也绝不会构成“反动”罪名；七、上海市公安局对“中国民联”是“反动组织”的宣判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作出这项判决全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方面就“中国民联是反动组织”提出过起诉，没有传讯被告即“中国民联”方面出庭，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专门就此事举行过任何审判，因此，即便以大陆现行法律来看，此一判决也是无效的。
三月十八日，在纽约出版的《世界日报》对此一事件作了详细报导。三月二十二日，《中报》、《华侨日报》则发表了一则中新社北京十九日的电讯稿，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已正式宣布开除胡平公职，取消其公费留学生资格，此一消息又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正式刊出。三月二十四日，美国《纽约时报》以醒目的版面发表了记者包德甫的长篇文章，就胡平被原单位开除和吊销护照一事进行分析，谈到中共留学生政策的变化。同日的《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以“中国对持不同政见的留学生采取行动”为题，报道了此消息。《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用电话采访了胡平并将其采访发表。在此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合众国际社、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以及香港、台湾的很多新闻媒介也都刊登了针对此事件的消息和评论。
三月二十六日，《华侨日报》和《中报》刊登了总领事馆发言人何龙答记者问，何龙说，胡平既然已被开除公职，故其所持公派护照作废，但胡平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仍认为胡平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又要将其所持的公派护照作废，那么，将用什么文件证明他的公民身份呢？对此，胡平及一些记者向总领事馆作了询问。领馆人员回答，胡平的公派护照已被吊销，但胡平可申请改为其他护照。胡平又问：改换其他护照，依据的又是什么规定？所经的又是什么程序？假如中国领馆将他的公派护照改为其他护照，那么，其他与胡平情况类似者，是不是也可以更换护照呢？对这些问题，领馆人员回答，胡平是特例，其他人不可以照办，继而又在胡平和记者的穷追猛打下表示由于不了解政策，不予答复。
事实上，从胡平吊销护照这一事件上，充分暴露了中共的“人治”特色，即：肆意侵犯公民权利，法不健全，有法不依或因人制法。
胡平被吊销护照前后，还发生了陈雷退出中国共产党事件。陈雷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二年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班，一九八四年来美。在他公开声明退党之后，即加入了中国民联。
陈雷在“退党的公开信”(见《中国之春》第六十期)中，明确指出：“几件事使我慢慢改变了对党的看法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这包括：一、对八七学运遭到镇压，他有十一个想不通；二、对杨巍，他提出十个质询；三、对留学生政策、个人隐私权、宗教信仰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同共产党相异的观点。
陈雷在中共对待《中国之春》(中国民联)的问题上特别写道：“我不知为何政府对此要如此敏感。他们那些人无非是想做一个中国的反对党，许多思想是北京西单墙的延续，至少是关心中国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暴力组织，为何政府不可以容纳它呢？设想一下，假如中国有反对党的存在，那反右、文革这类错误就不可能会发生。反对党、反对派的存在对一个国家起的是安定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这个事实在许多国家都已得到证实。”
就“中国民联”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即被中共打为“反动组织”，所有的“中国民联”成员的公民权利均被剥夺(当然包括他自己)，胡平提出了“权力先于是非”的论断。他在一篇题名为“权利先于是非”的文章(见《中国之春》五十九期)里说：“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权利先于是非。所谓权利先于是非，意思是说，每个公民都有权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和平方式表达和提倡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论这些观点本身正确与否。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你的观点以及反对别人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包括执政党、政府、都没有权利去压制别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压制别人，当你见到有其他人、尤其是执政者，试图利用强力去压制别人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都必须坚持维护别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在每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之下，相互之间的批评讨论才能得以正常展开。政治主张的是非是一回事，自由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权利的保障问题，其次才考虑观点的是非问题。这就叫作权利先于是非。”他还说：“当与相反的原则是‘是非先于权利’，你的主张合我的意，我允许你说你做；你的主张不合我的意，我就禁止你说你做。按照这种原则行事，我们将没有公民而只有顺民，没有独立思考而只有唯唯诺诺，没有对最高权力的监督而只有当权者的无法无天，人民的政府将不是人民的公仆而变成人民的太上皇。”作者又指出，对一个人权力的侵犯，就是对一切人权利的威胁，所以，当权者必须学会保护“异端”的自由权利，而所谓“公民”，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权利观念的人。
胡平的具有深刻见地的思想，是刺向中共专制制度的锐利的匕首。
民联与《中国之春》的财务危机
胡平担任主席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国民联”与《中国之春》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危急。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民联主席胡平、财务干事丁楚、前任主席王炳章、前任财务干事林樵清，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就民联财务告急一事，做了详细说明，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王炳章说，《中国之春》杂志创刊五年，“中国民联”成立四年以来，我们在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争取改善中国大陆人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共对“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深恶痛绝，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中共当局在全国运用电视、电台和报纸，对中春和民联进行诋毁。中共当局还发下文件，在全国各地大小单位传达。文件宣称《中国之春》为反动刊物，中国民联为反动组织，并通令老百性不得与民联接触，不得阅读《中国之春》，凡接到中国民联印刷品一律上交。与此同时，中共还成立专门机构，在国内清查民联人员。中共当局对民联的围剿，说明民联的运动已对中国大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并没有阻扼大陆人民和留学生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最近，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民联。
但正当民联和大陆民主运动力量逐渐壮大之际，民联及中春的经费却出现了困难，如不再及时解决，将危及《中国之春》的出刊及民联的组织的运作。
王炳章指出，过去，民联的经费来源有：(一)盟员费；(二)中春杂志出售费；(三)有企业的民联成员的奉献；(四)各界捐款。但是，至八七年十月以后，民联所获得的较大宗捐款显著减少。个中原因，我们推测，可能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某些捐款者顾及自己的利益不愿再继续捐款。捐款是自愿的，我们感谢过去各界的捐款和对《中国之春》及“中国民联”的帮助。
王炳章还谈到解决民联财务问题民联总部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即：(一)紧急压缩开支，包括裁减工作人员和招收义工；(二)开设中国之春基金会，公开招股，计划是将《中国之春》的预算分为六百股，每股每月三十美元，呼吁广大读者能够认购和承包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股份，支援大陆民主运动。中国之春基金会是美国政府批准的可获减税待遇的非牟利机构，认股可以减税。
胡平的发言谈到，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虽然《中国之春》一再公开呼吁，经济困难始终未获缓解。为保证《中国之春》杂志中文版继续出版，三月四日总部决定大批裁减工作人员，并将英文版暂时停刊。在未筹得足够款项之前，总部和《中国之春》日常事务性工作主要以来义工维持。为长久打算，解决我们经费问题，经民联常委会批准，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并任命宗继详为经济开发委员会主任，林樵清为筹款委员会主任。
民联财务干事丁楚也谈到了总部的决定，他说，今后民联的募捐政策要开放，不论国民党的钱还是共产党的钱，我们都拿，只要不带附加条件。民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今后应该正常化，不要再刻意避讳，连共产党都向国民党统战，愿意与国民党来往，与国民党谈判，民联为什么不可？
民联的财务危急消息传开后，盟员都很着急，不少支部和小组召开了紧急会议，很多盟员竭尽所能，向总部寄来捐款。如温哥华华侨谭纯，一人就寄了两千美元，郭城个人承包中春六十股，到处推销中春。但小额捐款仍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危急。
这期间，民联总部也试图用新的方法解决财务问题，如自办企业、开发商品等，但均效果不彰。
由于经费问题，民联运作几乎陷于瘫痪。而《中国之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勉于维持，没有出现断期现象。
为了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胡平一上台便对财务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的作法是公开银行帐号，对之不再保密，使任何捐钱的人都可以主动将款存在帐号上。这样做就革除了过去帐目“黑箱作业”的状况，既做到为捐款人保密，又做到帐目透明可查。同时他也拟定了办法将经费开支情况向盟内定期作出交代。
回顾这段艰难的日子，丁楚感慨良深，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经济危机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那时候第三届总部刚刚开始。我当时是总部干事兼《中国之春》经理，一上任就接了一个空荷包和一大堆帐单。我记得我主持的第一次办公室会议就是宣布财务危机的消息。发不出工资，编辑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遣散了，只剩下我和薛伟打了三个月的义工。为了保证杂志不停刊，我们把杂志的页数从九十六页减为八十页，彩色封面换成了单色封面，总部的所有成员都出动了，四处找钱，《中国之春》的封里登满了鲜红的紧急呼吁：SOS。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每天都收到一大把小额支票，大部分是盟员和留学生寄来的，几乎每一封信都写着：“《中国之春》不能倒。”(见《中国之春》第一一六期)
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五月份，捐款才渐恢复正常，“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肯塔基大学事件以及民联肯塔基支部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在美中地区的肯塔基大学，出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原来由中共控制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竟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组织。他们的中文名称是一样的，但英文名字却不同。一个是“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ACSS)，一个是“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ION”(CSSA)。他们在这一天都举办了“国庆和中秋联欢会”，时间一个是在下午五时，一个是在上午十时。表面上看内容也一样，都为庆祝中国大陆国庆和传统的中秋佳节而举办，但仔细一观察，却发现两个组织的实质和气氛截然不同。
上午十时召开的“联欢会”是由CSSA主办，在农学院的一个礼堂举行，联欢会也同时是CSSA 的成立会，会议显得又隆重又阔气，不仅食物丰富，还有电影“红高粱”供大家观看。最惹眼的是，中共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夏颖奇还携夫人亲临大会，会上的一切开销都由中共使馆出钱。但奇怪的是，联欢会却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有不少同学，显然是出于种种压力、非完全自愿来参加联欢的，故会议时时冷落，很少听到欢声笑语。另一个下午五时由ACCS举办的“联欢会”，是在两间小教室举行的，它没有CSSA阔气，但同学们却自带拿手好菜，自己动手做月饼，邀请了许多美国朋友，气氛极其融洽，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人的节日。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
事情还得从五月份说起。以前肯塔基大学和全美其他大学一样，只有一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它的英文名称为“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FACSS)，但是，大部分同学不满上届联谊会的负责人，因为他们经常打学生的“小报告”，充当中共大使馆控制学生的工具。五月二十一日，在改选的大会上，以多数选票选出了学生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任松林和中国民联的公开成员吴方城为“联谊会”正副会长。中共使馆知道后大为震惊，宣布不能接受这次选举结果，并派遣两名官员夏颖奇和俞肇基亲临肯大，妄图扼杀民选结果，并于六月一日亲自主持并导演了一次重选，选出了中共首肯的学生为正副会长。一个“联谊会”就这样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选举来源的机构。肯塔基大学校方原来已经承认了五月二十一日民选的任松林和吴方城为合法正副会长，后来迫于中共的压力，重新宣布对两次的选举都不承认。任松林、吴方城一直据理力争，美国的舆论界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英文的“LEXINGTON HERALD LEADER”、中文的“世界日报”、《中国之春》、“少年中国晨报”、“国际日报”以及香港的《争鸣》、《九十年代》等都发表新闻和文章，认为五月二十一日的选举是合法的，表示支持中国学生反控制、争民主的斗争。学校当局为了化解矛盾，又提出要求两方会长改名分别“注册”，任松林、吴方城表示不希望中国同学因此分裂，要求举办听证会，辩明是非，缓解矛盾，进行沟通。但中共使馆怎么愿意和“中国民联”坐在一条板凳上？他们的合理要求遭到中共使馆和官办联谊会的坚决拒绝。在这种原“联谊会”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八月底逢新学期开学，又来了许多大陆的新同学。任松林、吴方城领导的“联谊会”积极帮助新同学安排住宿、交通接送等等，得到了大部分新同学的赞赏。九月中旬，眼看中秋佳节和国庆已到，为了使肯大的中国同学能聚首庆祝节日，任松林、吴方城以“联谊会”的原英文名称FACSS 名义出通知，在十月一日下午五时举办“国庆、中秋迎新晚会”。中共使馆得知后，立即采取“对着干”的行动，发出通知，宣布成立另外一个“联谊会”，以对抗、抵消任松林、吴方城在下午五时的“联欢会”。一时之间，许多新生都摸不着底细，心中充满了疑问。
十月一日上午，CSSA 举办的联欢会及成立大会正式召开，该会会长给每一个同学发了一张申请表，并宣布了该会的领导成员，要求每一个大陆同学申请参加，但参加者必须经过他们批准，入会后方可以享受优惠。同学们早知肯大发生过选举风波，今天又出来一个新的“联谊会”，并且大使馆的夏颖奇亲自坐镇，感到疑问更多。此时，化学系的吴芳芳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在会上提出问题，说既然你这个“联谊会”要求大家参加，那么就希望解答一下你会的背景和经费来源。CSSA的会长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并无理地要求吴芳芳出去，顿时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愤愤不平，其中还发生了动手打人的粗暴行为。大使馆官员夏颖奇还辱骂提问的同学，当场记下提问同学的姓名、国内工作单位和签证类别、护照号码。这是明显的欲对提问同学进行政治迫害，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两厢对垒，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在很多同学指责下，CSSA 的会长只有溜之大吉。同学们围着夏颖奇，指责越来越尖锐，他们说，为什么中共使馆要用国家的钱去支持少数人组成共产党式的联谊会来审判、控制学生？为什么要同学们接受非民主选举的联谊会？为什么少数人就有权批准同学们是否是“联谊会”的会员？问得夏颖奇理屈词穷，无以对答。
由于中共使馆及其官办的联谊会对民主的肆意践踏，肯大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更倒向真正具有民主基础的以任松林、吴方城为正、副会长的ACSS联谊会了。
在肯塔基大学“联谊会”选举的问题上，中共使馆为什么不惜赤膊上阵进行干预呢？我们且看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夏颖奇第四次来到肯塔基大学在一次会上和学生的对话记录。
学生甲：请问你为什么支持一个不是大家选举产生的、没有代表性的组织？
夏颖奇：那我总得给个人……否则你说让我给谁？
学生乙：给大家选出来的人，任松林、吴方城！
夏颖奇：(沉下脸来)有意见到《中国之春》那儿提去，我不听。
学生丙：你对同学不一视同仁，支持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你既然来征求意见，我就给你提条意见吧。
夏颖奇：我不接受。
学生丙：好，你不接受，那么请你带给你的上级领导。
夏颖奇：我不带。
学生丙：为什么不带呢？
夏颖奇：因为你是《中国之春》的人。
学生乙：《中国之春》又怎么了？国民党过去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你们都还去和他们握手，言欢、搞统战，“中春”一个共产党也没杀过，只是要民主，你们就不容，公理何在？！ ……
很明显，中共使馆在肯塔基大学的明目张胆和气急败坏的活动，其根本原因是畏惧《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在大陆学生中的感召力，企图通过打击、恐吓和压制的办法阻碍《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影响和发展。
八八年十月十三日，肯塔基州的英文报纸LEXINGTON HERALD LEADER的记者杰米·鲁克写了一篇文章，他称肯塔基大学“联谊会事件”是一次“平静的反叛”，说明“中国的留学生要求更多的自由”。他的话是一语中的的。继肯塔基大学“联谊会”事件不久，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在九月十九日也冲破了中共使馆的重重阻挠，选举出具有真正民意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虽然没有一个是“中春”的公开成员，但其性质仍和肯塔基大学一样，首先是出于同学们对官办联谊会的不满——该会的前任会长秉承中共使馆的旨意办事，监视同学的行动，打小报告，压制同学对民主的要求。
肯塔基大学的ACSS“联谊会”是海外大陆留学生成立的第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不受中共控制的学生自己的组织，它预示着一个必然的方向，即以选举人的意志为标志的独立的方向。后来，民主浪潮的高涨，导致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的成立。肯塔基大学的ACSS“联谊会”可以说是学自联的先声及预示。
与此相关联的，是肯塔基大学民联支部的活动。肯塔基民联支部一直是“中国民联”活动开展较好的一个支部，它的发展为“中国民联”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肯塔基民联支部的前身是肯塔基民联联络站，成立于一九八六年。一开始只有两个人，但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它的人数已超过当地中国大陆留学生、学者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
他们的经验是：
一、公开化是发展组织的关键。由于中共专制政权把民联打成“反动组织”，许多中国大陆流学生、学者虽然心向民联、却不敢接近民联，这是民联组织发展局面难以打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肯塔基民联支部负责人吴方城在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时说：“一九八六年秋，民联前主席在校演讲，我决定公开站出来主持会议。我首先向到会的观众简短地做了自我介绍，理直气壮地说明了我的民联成员的身份与职务。与我的担心正相反，在‘站出来’以后，原来的朋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国内外民主运动的高涨，不少新战友、新朋友来到了我的身边。与我相熟的友人，在短短几个月中增加了许多倍，接着，他们之中一个又一个的人加入了‘中国民联’”。他认为：“事实证明，只要敢于公开地站出来，亮明自己的旗帜，民联是不愁得不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和拥护的。当然，对于一个盟员来说，公开还是不公开，首先要取决于本人的意愿和客观条件是否许可。但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一个民主组织，其是否有足够的透明度，则事关重大，它关系到能否得到人们更多的支持，关系到能否更快的成长壮大。公开化是发展组织的关键。可以想见，一个永远处于地下而又不与人接触的组织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
二、做留学生和学者的朋友，以自己的人格说话。吴方城认为，要想使人们成为民联的朋友，进而加入民联，民联的成员就应首先成为大家的朋友，用自己的人格去说话。抽象的中国民联是不存在的，它的形象具体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盟员，特别是各级负责人的身上。
他还指出，一方面，中国民联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是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不看到，民联的形象，特别是部分民联领导人的形象还不够好，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让人们佩服，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民联不足以有凝聚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联仅仅有一个高尚的宗旨还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有众多的道德水准高、民主素质好的盟员去为之奋斗。
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准及民主素质问题，可以说是由吴方城通过“肯塔基支部经验”最先提出的。从“中国民联”过去和以后的发展历史及其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状况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重视、深思和反省的问题。吴方城后来还以道德问题为题目，继续阐明他的思想，写了不少文章，如“海外民运的道德底线”等，对民运组织的队伍建设及民运人士的素质的提高，都起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三、伸出双手：搞民主不分先后。肯塔基支部再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搞民主不分先后，“中国民联”的大门是向任何一个认同盟章的中国人敞开的。“中国民联”不是一个排他性的秘密团体，也不是共产党式的所谓的“先锋队”，而是一个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它要把凡认同民主原则，并愿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制度的人团结到这一旗帜之下，因此，它必须以最真诚的态度欢迎所有符合以上规定的人加入。在民主队伍内部，不要搞论资排辈，不要搞名人专利，也不要动不动就指责别人的“个人动机”。
民联总部高度重视“肯塔基支部经验”，曾数次召开会议，请肯塔基支部负责人加以介绍，将之推广、发扬、丰富，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联内部的组织建设、提高盟员们的民主素质和政治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