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道路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六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七月号
陈力 芦苇
首批大陆留学生访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台海两岸，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鼓舞的大事，中国大陆和台湾相互隔绝了四十年，终于掀开了民间交流的新篇章，这就是首批大陆留学生组团到台湾参观访问。这批大陆留学生的人选名单为：钱颖一(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裴敏欣(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吴牟人(纽约市立大学语言分析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徐邦泰(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
中国大陆留学生访台的要求，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就读的钱颖一在接受《联合报》访问时提出，不久后，国民党海工会主任郑心元即表示，中华民国政府正在考虑邀请留学生赴台参观。八八年六月，由推动此行最为出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主任委员马树礼出面，邀集赵少康、李胜峰等六位立委、教授访美，与美国各地大陆留学生座谈，进一步直接地促成了他们访台的意愿。
访台时间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为期十天，由台湾民间团体“团结自强协会”安排行程，其中包括团体及个人参观访问项目。访台的经费，初定由大陆留学生自行负担。但后来，由于有相当多的基金会及民间团体主动表示支持，他们亦接受了这些经济上的赞助。
对于大陆留学生访台一事，美国政府乐观其成，表示在返美的签证问题上，不会有所为难。
首批大陆留学生组团赴台参观访问一事，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大陆政府的认可。中国大陆驻纽约领事馆主管留学生事务的参赞何龙表示，赞成大陆留学生去台湾访问，留学生访台与海峡两岸的政策都不抵触，两岸民间交往是好事，对彼此都有益。这些留学生访台回大陆后，他们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任何影响。
在大陆，中新社和《人民日报》也相继登了简短的消息，中新社还公布了五位留学生的名单。
在美国的各大华文报纸，如《世界日报》、《中报》、《华侨日报》等，都对首批大陆留学生赴台一事作了肯定和赞同的评价。
访台大陆留学生之一徐邦泰，后来担任了民联联伟会主任。他一九七七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校读书期间，筹组了学生组织“四五新闻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在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闻自由。一九七九年，徐邦泰利用《大学生》杂志，向学生发出了五百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复旦大学的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社会问题。这项行动，也是在大陆进行的具有真实内涵的首次民意测验，故引起官方的震怒，使其调查结果未能发表。八零年初，从未搞过直接选举的共产党，决定在区、县试行民主选举。复旦新闻系的同学，认为这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难能可贵的好时机，于是推选徐邦泰竞选上海宝山县人民代表。其实，徐邦泰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下，共产党员是要服从共产党的安排的。此次他以民选身分参加竞选，自然会引起党组织的不快。一九八零年五月，他当上了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选代表。其后，中共官方又否定了八零年民选活动，认为参选的都是一些“不乖”的人，徐邦泰自此惹上了麻烦。校方党委成立了专案小组，审查他的“问题”。他被定为自由化份子，并开除党籍。大学毕业后，他四处奔波求职，但一看到档案，便没人敢要。最后是由一家手表厂“收留”了他。徐邦泰在无法施展抱负的情况下，开始申请到美国念书。一九八五年，他终于得到了批准，在太平洋彼岸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一位具有民联身分的访台大陆留学生吴牟人，和徐邦泰曲折多难的经历相比，要显得顺利得多了。虽然他在中国大陆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较少波及，但他对共产党的感触，却甚于许多受过伤害的人。少年的吴牟人就极关心政治，当亲友长辈谈论政治问题时，他总是静坐一旁，仔细倾听。对光怪驳离的社会现象，他都要问个“为什么”，加以深刻地思考和分析。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记下了他很多严肃的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研究所，是最年轻的研究生。其后来美国，并毅然加入了中国民联。他认为，中国大陆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大陆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始终控制在共产党体制框架内，故对中国大陆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说：“有些人不愿意提政治改革，藉口是怕引起社会的不安，其实专制政权的存在才是大陆最不安定的因素！”
这五位大陆留学生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达台湾中正机场，他们的访问，给两岸隔绝的台湾社会带来无比的兴奋和激荡。《中国时报》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社论中说：“两岸分隔是历史的悲剧。就老一代而言，无论省籍，不分彼此，对于过去两岸的骨肉分离、思乡情苦，莫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然而，就两岸新一代而言，彼此间多了一份陌生之感，少了一份相思之情，加以两岸政、经、社会体制不同，新一代对政治的认知，对社会的体验，对经济的观察，也都有所不同。是以今天大陆新一代的留学生打前锋，首先来台访问参观，从两岸新一代交流的观点来看，其意义格外重大。”
他们刚一踏出机门，就感受到台湾人民火一样的热情，许许多多的记者包围着他们，镁光灯闪烁不停。当晚，“团结自强协会”设晚宴招待他们，出席招待会的有该会理事长陈宝川、红十字会会长徐亨、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杭立武、台北市议员郁慕明，气氛十分融洽，宾主尽欢。
自二十一日起，五位留学生就开始了他们紧张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查的活动，他们首先参观了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台湾报纸这样描述了参观的盛况：“五位大陆留学生乘座的专车一到台大行政大楼，负责接待的台大研究生协会立即依计划，‘两个干部护一人’，与大群摄影机和记者展开了‘保卫战’。专门抵达学生活动中心后，整栋二层楼挤满了要看‘大陆人’的台大学生。”二十三日，他们访问了秀朗小学，受到了小学生的热烈欢迎，当天的新闻又这样写到：“……参观教室时，裴敏欣一时兴起，上台作了五分钟的‘代理老师’，教导学生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小朋友兴趣盎然。而钱颖一在课堂上也问小朋友：‘一匹马掉进十一尺的坑里，它每次可跳高二尺，几次可跳出坑外？’小朋友齐声答道：‘永远也跳不出来！’在场人士大笑，徐邦泰也竖起了大拇指说：‘台湾的小学生不是盖的！’”另外一则新闻更加有趣，十二月二十日，五位留学生前往清大参观，“他们来到台湾大学女学生宿舍门前，不明白为何要挂‘男宾止步’的牌子？钱颖一不解地说：‘大陆是不挂男宾止步的，而且男生还可以随时光临，并未设防。’在好奇心地驱使下，他要求参观女生宿舍……当然，没有事先通报。在交谊厅看电视的女生，见五个大男生，还有六十多名记者闯进，此惊不小，慌忙警怯地问：‘你们是谁？’问明来意，女生们的热情自然流露，欢迎不速之客。轻扣门扉后，他们还欣赏了‘闺房’，对宿舍中的缤纷五彩的晾衣场，分外感兴趣，并掏出相机留影。”
五位大陆留学生此次访台急于想要看到和了解的是台湾自“解禁”以后是怎样实行民主的，它能否达到目标？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阻力？会给大陆社会的前途带来什么样的借鉴？吴牟人说：“我们五人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们深切地盼望能看到真正的台湾，说出我们的良知和真正想说的话。”带着这个目的，他们参观访问了大专院校、研究所、农村、工厂、博物馆、新闻学术机构、以至立法院、政界高层人士和民进党人士。虽然时间短促，但可以说工、农、商、学、政，无所不包。
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五位留学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徐邦泰说：“台湾的新闻界，非常有活力，这和大陆截然不同。大陆的新闻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不能越雷池半步。而台湾却不受任何束缚。台湾的记者真厉害，尤其是女记者。”吴牟人说：“来台访问这几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新闻界的竞争与活力。在民主社会，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被视为理所当然、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而在大陆的专制体制下，枪杆子与笔杆子却成了维护政权的两大工具。”
他们在访问了台湾的各大专院校后，通过了解学生团体的发展现况，也充分感到了校园的民主气息。徐邦泰说：“台大给我的印象是社会活动相当活跃，我还收到了好多学生自办的报纸和刊物，也看到了许多‘大字报’，在参加座谈会时，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在客人面前争辩起来，这更令我印象深刻。”
他们在农村访问时，对台湾土地改革的模式作了较深入的调查，进而和大陆的土地改革作了比较。他们说，大陆土地改革是耕者“种”其田，台湾则是耕者“有”其田，一字之差，结果截然不同。裴敏欣、钱颖一对台湾进行土地改革能够和平而不流血，深表惊讶。他们问：改革之初是否有地主的阻力？如何解决的？土地改革馆教务的组长谢智容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他说：“早期台湾搞政治的人都是些有钱的大地主，他们均以身作则地配合政府的政策。同时，台湾吸取了日本补偿地主发放现金的办法，改采七成实物债券，搭配三四成大公司股票的方式，使地主所获补偿不受通货膨胀影响，无形中化解了不小阻力。”五位留学生均感叹道：“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以前不在大陆实施？”在回顾大陆的土地改革时，徐邦泰认为：大陆的土地改革相当失败。若说国民党当年因土地问题丢了大陆，却也因土地改革而创造了台湾奇迹。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取得了政权，去也因土地改革的失败，而产生了很多问题。
对台湾四十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五位留学生也都深为佩服。台湾经济为什么会这么繁荣？他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台湾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创造奇迹的主要原因。
此外，五位留学生还加深了对台湾民主政治的理解。二十三日，他们至立法院参观，出乎意料的，他们的到来竟遭到了一些立委的“流弹袭击”，民进党某立委指骂五位留学生来台是被执政党“当成猴戏耍”，进而引起执政党立委的不满，纷纷上台发言，批驳民进党某立委的观点。对此，吴牟人表示：“我没有被执政党当猴戏耍的感觉。”其他几位留学生也说民主权利人人享有，我们来到台湾，也可以有说话的基本人权，别人如果不同意，尽可以加以批评，但不应加以指责。”
当天，他们还与立法院代院长刘阔才会面，并对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徐邦泰说：“看来担任民主社会的议长似乎很不轻松。”引起了刘院长的一阵苦笑。徐邦泰说：“在大陆，‘人民代表’是公认的最轻松的工作，是一个不用动脑筋的举手机器。在民主社会，才感到议员、议长是最难作也最难当的。”
吴牟人、徐邦泰还拜会了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双方就台海两岸的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
总之，在十天的对台访问中，五位大陆留学生都深切地感到，台湾尽管在目前，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这片土地上，民主的种子已播下，并开始茁壮成长了。他们期望的是，台湾的经验能够在大陆登岸，进而影响大陆，成为大陆政治体制向民主演进有力的催化剂。
另外，这五位大陆留学生还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们就海峡两岸问题、民主问题、独统问题、大陆的经济改革问题都畅述了自己的观念。他们表示，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应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呢？首先政治上应该民主，经济上应该采取市场制度。而这两条，台湾都是具备的，不具备的是大陆。所以，希望台湾在政治经济上能产生示范作用。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十天的访问，转眼就过去了，在惜惜离别之际，吴牟人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聚……
只不过是生命历程中，
命定的结合，
散……
只不过是生命历程里，
缘尽后无可奈何的分手。
只要人们相信，
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
那么真正值得在记忆里铭刻的
该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陆留学生乘机返美。
五位大陆留学生的赴台访问，自此打开了大陆和台湾在民间团体互访的大门。这之后，又先后有不少组团的或个别的大陆留学生前往台湾访问。
对于赴台访问的大陆留学生，一位台湾作家有过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她称他们是“安静的火种”。是的，通过访问和实际的考查，使大陆留学生进一步认清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孰优孰劣，中国大陆的病根在哪里？作为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怎么办？火种在思想深处安静地燃烧，总有一天，它会迸发出来，把智慧的光芒带回他们的故乡——中国大陆。
罢王风波
但是，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民运事业正如火种一般迅速燃烧、蔓延之际，“中国民联”又经历了一次大曲折——严重的内部纷争终于导致了一场“罢王(炳章)风波”，使民联陷于危机之中。
“罢王风波”发生在八九年一月召开的“三方联席会议”(即总部、联委、监委)，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的种子，早在很久之前就种下了。究其原因，大约有三条：
一、长久以来，不少盟员存在着对王炳章领导作风的意见，认为他在政治运作上缺乏民主化、透明化和公开化，特别是对他在担任主席期间的财务制度的“黑箱作业”深为不满。
二、在人事纠纷上，出现了“倒薛”和“倒王”两方互动的斗争。在民联的核心中，就“资格”而言，大概只有薛伟可以和王炳章相匹了，王炳章的盟员证是一号，薛伟是二号。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薛伟成了王炳章意欲清除的对象(连薛伟本人也不清楚)，胡平接任主席以后，王炳章多次向胡平和丁楚提出，要专门讨论薛伟“国民党特务”的嫌疑问题，要求对薛伟进行组织处理。但他的意见未得到胡平和丁楚的响应。之后，林樵清又找薛伟密谈，希望薛伟不要参加“四大”，被薛伟拒绝。最后，由副主席柯力思出面，写了一份要求处理薛伟的材料，内含很多臆造的人身攻击的指控。薛伟终于被激怒了，他把证明自己无辜的材料向全盟散发，并在公开场合下对王炳章、柯力思进行了反击，以至使他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三方联席会议”的直接的导火线。
三、另一个原因是王炳章开了一家保险公司和专办政治庇护的DW&C公司，引起了盟内的不满。DW&C政治庇护公司，收费未请律师；而保险公司打着民运的旗号，发动盟员买保险，却又未按原定比例把钱交给民联。有人认为有诈财的嫌疑，要求对这两个公司进行调查和清算，其中最积极的推动者是常委余丛，而钱达、黄奔、莫逢杰、吴方城以及主持财务的林心声、丁楚也表示支持。
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另外一种观点，一些人要左右开弓，既反对王炳章大搞神秘化的“专制主义”，也反对胡平不重视组织工作的“取消主义”，持此观点的以常委呼延民为代表。
这样，一个反对王炳章的力量就组合形成了。最矛盾的是主席胡平，他本来不想挑开矛盾，但是，盟内的纷争又那么激烈，总需要一个正当的途径来加以解决。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同意开会。他给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提供一个正当的途径解决纷争，交换意见，化解误会，会议录音整理，发至全盟，让盟员自去辨别是非曲直，对人和事不作结论，不作组织处理。同时，他觉得把常委、监委从各地召到一起来不容易，因此建议除解决盟内的矛盾外，另加两个议程：一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二是讨论民主运动的形势，规划未来一年的战略策略。
会期原定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因王炳章有家事，延期至八九年一月七日召开，地点在纽约《中国之春》编辑部。
会议其实对人员并没有设限，“会议通知”夹在民联的内部刊物《民运记事》里，发至每个联络站，唯一的要求就是由于经费紧张，凡愿意来参加会议者，自己掏钱。在参会人员问题上，也曾发生过一些风波，一是副主席柯力思没有到会，这事被后来一些人宣传为“阴谋”，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柯力思在法国，他在开会前三天给丁楚打电话请假说：因为圣诞节邮件多，他十一天才收到信，现在订机票又遇到机场工人罢工，已经来不及了。另一件事是主席胡平曾力劝杨怀安和杨漫克不要参加会议。因为他们二人都曾被王炳章“整肃”过，胡平劝他们不要来，其实用心良苦，是希望会议尽量少一点反王的“火力”，不要使事态扩大、矛盾升级。但胡平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会议的第一天，既一月七日晚上，与会者聚集在丁楚家里，主要是批评胡平，问他为什么在此时调走了柯力思？为何拿的工资比王炳章高？为什么……？刚好在此时，杨漫克来到了丁楚家，问题又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为什么不准杨漫克参加会议？为何要剥夺他的权利？几门大炮，轰得胡平有苦难言。杨漫克显然不希望再为他的事争论下去，他主动提出，为了不给胡平添麻烦，第二天将不来开会。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到会者三十余人，还有不少纽约的盟员前来旁听。会议确实充满了火药味，其中还出现过两次骚动：一是吴方城、钱达提出修改议程，将原来“向总部质询”的第三项议程提前为第二项，放在“讨论形势，规划战略”之前。胡平表示反对，遂引起争论，最后付诸表决，同意了吴、钱的提案。另一次是在会议进行中，杨漫克突然出现在会场，余丛、吴方城坚持认为他有参加会议的权利，而胡平则希望他遵守昨天的诺言。丁楚提议表决，而杨则在表决前自动退出会场。除此之外，整个会议基本无人违规，唯一超过十分钟发言的，是王炳章对批评的答辩(经主席批准)。而对王炳章的批评，总的来说，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二是财务问题；三是打着民运的旗号所办的两个公司的问题。会议正要结束之际，忽然传来为迎接杨巍出狱而派赴大陆的三位盟员汤光中、黄奔、黄汉被中共拘留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愤，吴方城、余丛、唐婕等立即报名，要求回国闯关，非向中共争到探望杨巍的权利不可。晚八时，总部又收到黄奔(此时已被中共释放)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说，中共拘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带了《中国之春》的“反动刊物”和王炳章的“反动信件”入境。这回胡平生气了，因为胡平曾再三交代，除了迎接杨巍出狱外，不可再做任何让中共抓到“把柄”的事，而现在出现的节外生枝，显然都是王炳章背着他所作的。在胡平的质问下，王炳章只好承认了。这无疑是火上交油，把“倒王”又推向了一个高潮。
当天晚上，与会者都散去了，只留有胡平和杨巍的妻子车少莉，在编辑部给杨巍打电话。杨巍没有按时出狱(后经证实，他出狱的时间被中共推迟了数小时)，他的母亲回了电话，她说：“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你们派来的人被捕是因为他们带有《中国之春》杂志和王炳章的亲笔信。求求你们为杨巍着想，不要再带什么慰问信了。”胡平心情十分沉重，这次行动，他考虑过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他认为，无论中共采取什么行动，民联都可以在道义上得到分。但现在，他却没有料到，由于王炳章背着他的动作，不仅使民联道义上失分，也使杨巍和他的亲属又一次陷入险境之中。
胡平和车少莉打完电话又来到丁楚家，不少与会者正聚在那儿，一听到情况，顿时象炸了锅。他们打电话给监委主任薛伟。十分钟后，薛伟赶到，他一进门就愤怒地大吼：“这件事监委要追查、要处分，拿着盟员的生命当儿戏，不能严肃处理怎么行？”人们一致要求把王炳章叫来质问。二十分钟后，王炳章到了。一发发“炮弹”猛烈地向王炳章轰来，但王炳章不承认拘捕汤光中等是由于携带《中国之春》和他的信的结果，这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程铁军、吴方城等起草了一个弹劾建议，当场就有十五个人在上面签了字。此后，胡平和余丛又和王炳章谈了很长时间，希望王炳章能有诸葛亮失街亭自贬三级的作风，主动辞职，这种大度的作风，一是有助于平息盟员的不满，二是提倡一种敢于负责、敢于认错的精神。王炳章若有所思，答应回去考虑一下，明天给大家一个答复。
第二天十二点钟，王炳章来到编辑部，大家早聚在那儿等他了，在会上，他说：“我早上起来，就向上帝祈祷了，上帝给我一个启示，我现在受到一批小人的陷害。我有如在这里受小人的审判，还不如回国去受中共的审判。”说罢转身就走。王炳章的发言，一时把大家都弄懵了，许多人愤怒非常，胡平、姚月谦、杨农、郭城等人纷纷在弹劾书上签了名。林樵清、唐婕等却又十分同情王炳章，唐婕甚至嚎啕大哭起来。
这时，胡平和林樵清一起去劝王炳章辞职，王说考虑一下，遂把自己关在一间办公室内。过了一会，他出来了，向大家宣读了他的三点建议：一、他不再履行常委职责；二、他不再参加民联任何活动；三、他不参加“四大”，让王炳章的名字在社会上自动消失。丁楚、呼延民等觉得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但吴方城、余丛、郭城、林心声却不赞成，认为既不是辞职，又不履行职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今后翻案埋下伏线？王炳章解释说，他是不愿为此事引起更大的震动，他愿为盟内的团结作出牺牲。这话引起了胡平的反感，他问王炳章：你一口一口顾全大局，似乎你为民主作出多大牺牲似的。承认错误就是委屈你了吗？大家对你的处分不仅只是为了杨巍的事，弹劾书写了，还有“一系列错误”，包括DW&C公司和保险公司。你借这个台阶，引咎辞职，不是很主动吗？他提议，首先劝王辞职，若王不愿意，就将接受弹劾，通过罢免程序。如果罢免通不过，说明民联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那么，他将退盟。胡平说完，王炳章未答一言，即离场而去。
鉴于当时民联一些常委、监委都未到会，遂决定把罢王案的投票延至在二十日以内，即一月二十九日截止。
在这二十天内，“罢王”和“拥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每一个有权利投票的常委、监委，都成了争夺的对象。
按照中国民联章程，罢免一名常委需经常委会和监委会过半数票赞成方能通过。一月十四日前，监委会的多数“罢王”票已经形成，七名监委中，薛伟、万宝、杨先智、童菁已投了赞成票，而常委也有四票赞成，即：胡平、余丛、姚月谦、呼延民。
常委中沙林休假，联系不上，柯力思和林樵清投了反对罢免票，剩下最关键的一票，就是张侠了。一月十五日夜，张侠向监委主任薛伟来电，通知他：她赞成罢免，由于人不在纽约，票随后寄来。这样，实际“罢王案”业已形成。
可是一天后，张侠又忽然改变初衷，提了另一个建议：即成立一个中性调查组，然后再举行罢免王的投票。
她的建议被否决。因为大家觉得，在选举过程中，票是神圣的，票一旦投入票箱，就不能再更动。至于张侠的建议，仍有合理的因素，但只能在完成“罢王”程序以后才能进行。
一月十九日，张侠打电话给胡平，宣布退盟，并称不要再将她的票计算在常委的票数内。这样，常委的总票数就成了偶数，这也是造成后来更大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许多人又转回头来采取了对王炳章的“劝退”的办法，但遭到王炳章的坚拒。“拥王”和“罢王”之间的缓和的路已被完全堵死。
与此同时，纽约的各家华文报纸也展开了一场笔战。最早的文章是张侠写的，她建议成立一个中性的调查组，先调查王炳章的问题，再行罢免程序，该文登于一月十六日的《时报周刊》，参加赴上海迎接杨巍出狱被拘留后又释放返回纽约的汤光中，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唐婕以《中国之春》记者(并为受《中国之春》委派)参加了会议，她将民联的内部斗争公布于世，汤光中在会上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他在上海时，杨巍的亲人曾亲口对他说过，中共对待民联的策略是“拥胡倒王”，使举座哗然。但数天后，杨巍的妻子车少莉发表声明，说她已向杨巍的亲人核实，没有人说过“拥胡倒王”的话。
自汤光中记者会后，“拥王”和“罢王”两派把笔战拉到社会的新闻媒体上，主要战场是纽约的《美东时报》，也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时报周刊》、香港的《争鸣》和台湾的一些报纸、杂志上。而且愈演愈烈，甚至挟有人身攻击，一些文章和广告直接指控某人是“中共特务”等。面对这种情况，胡平向全盟呼吁，希望双方停止攻击，即便写文章，也要签署真名，以示负责。但没有得到“拥王”派的响应。一月二十九日以后，“罢王”派单方面停火，以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再次展开协调行动，常委呼延民和王炳章进行会商，一月二十八日中午，达成协议，即由王炳章作自我检讨并自请停职。方案由呼延民起草，胡平表示接受。可是事后王又不按协议办，拒不交出检讨。一月二十九日，时限已到，民联常委会、监委会发布罢免王炳章公告。监委会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常委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也宣布通过。
民联监委、常委会公告公布以后，引起了盟内极大的反弹，常委沙林在过了投票截止日期之后，来到纽约，称他反对罢免，并与林樵清、杨农、唐婕等人在《世界日报》、《美东时报》刊登广告，声明罢免无效，他们的理由是：根据罢免法，常委只有四票，未过半数。于是，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有关章程和程序的争论。
按照民联的章程规定，监委会具有对章程的法定的解释权。一月三十日，民联监委会发出通知，宣布罢免王炳章符合章程。理由是：根据民联总章程二十二条规定，在双方票数相等的表决中，主席的一票具有裁决权。总章程是母法，而罢免法是子法，在遇到特殊情况，没有明确规定时，子法应服从母法。
两种不同的观点，造成了民联的分裂，内布拉斯加、芝加哥、香港、澳洲等支部发表声明，宣布罢王无效，而肯塔基、洛杉矶、华盛顿、日本等支部又宣布支持罢王的决议。
二月四日，由“罢王”引起的风波又对民联造成了进一步的震荡。这天是星期六，民联纽约支部原定在编辑部召开新春茶话会，并讨论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被捕十周年应采取的行动。纽约支部当时没有主任委员，由常委呼延民代管。当天到会的盟员共有二十五人，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事先预订的议题，而转到对王炳章罢免的争论上来，其时，呼延民要忙着去打工，把会议交给副主任委员梁云主持，但他人刚走，林樵清就提议支部改选。在一场匆忙的选举中，李达当选为主任委员，郑为民、唐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接着，郑为民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纽约支部关于罢免王炳章无效的声明”，得到了通过。春节前夕，“拥王”派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利用林樵清是总部租房契约签订人的方便，占领了总部住房——包括当时在总部住房的全部重要机密档案。二月八日，由于王炳章对罢免不服，遂向监委会上诉。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总部的好评，认为他的上诉，表明了他还是愿意回到规章和程序上来解决纷争的，监委会立即成立了一个由钱达、黄奔、林心声、陈力组成的小组，重新复查王炳章的问题以及罢王的程序是否合法。与此同时，纽约侨界一些友好人士，如徐松林、李东渤、刘添财等，也自愿热心参与协调，以图化解民运内部的矛盾。
二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调查组分别见到双方的主要成员，拟出了调查提纲，并提出双方各让一步，就其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向全盟认错。对此，王炳章立即表示同意，为了弥补伤痕，胡平还提议成立“民主战略研究小组”，胡平任组长，王炳章、丁楚任副组长。此时，中国大陆发生了三十三人签名的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一个新的民运高潮已经到来。在这一派令人鼓舞的形势下，很多盟员都希望这场纷争能尽快平息，郭城、李达等二十四名观点相异的盟友联名呼吁，停止内战，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中国大陆民运高潮中去，得到了一致的响应。形势似乎正在好转。但殊不知情形并非如此，早在二月十七日，即调查组分别与双方主要成员沟通协调之前，甫由巴黎来到纽约的副主席柯力思，便以“财务监督”的名义，私自提走了《中国之春》的大部分存款七万五千美元，二月二十一日，又提走了剩余的三千七百美元，并关闭了帐户。而《中国之春》的经理及总部的财务干事林心声，是在二十二日去银行存款，才得到此消息的。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已经逐渐好转的形势再度恶化下去。二十四日，柯力思发表声明，提出提款的三条理由：一、总部滥用钱打内战；二、某人有卷款潜逃的嫌疑；三、总部运作已经瘫痪，将用这一笔钱召开“四大”。柯力思将提出来的钱，存入私人帐号，同时宣布：“纽约支部”的李达、唐兴、许一鸣为管理这笔钱的监督小组成员。一时间，总部和《中国之春》杂志又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许多支部纷纷出动，紧急募捐，仅洛杉矶支部就捐出了二千五百美元，支援总部和杂志。在此艰难的条件下，总部和编辑部的人员又只有靠打义工维持，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之春》第七十一期照常出刊。
紧接着，王炳章又通知电话公司，切断了《中国之春》编辑部的电话——因为电话曾是以他的名义安装的，使民联总部和各分、支部的联络中断，总部运作近于瘫痪。
又经过了十多天反反复复的谈判，仍无所进展，胡平终于忍无可忍地作出了罢免柯力思副主席职务的决定，又以常委和监委的多数票，罢免了他的常委的职务，另补丁楚、车少莉为民联常委，最后，监委又以多数票通过了开除王炳章、柯力思盟籍的决定，同时并对柯力思转移公款一案向法院起诉。
三月九日，王炳章、柯力思以及“财务监督小组”的李达、唐兴、许一鸣分别收到了传票。法院在此之前已下达禁止令，禁止王炳章等以“中国民联”的名义活动，后来经过判决，要求柯力思在限定的时间内将钱全部退还，并提前半年召开“四大”。
而在三月六日，“拥王”派就已开始以总部名义下达召开“四大”的文件，并称已获得二十一名委员的认同。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柯力思等召开会议，四月一日，命名此次为“中国民联紧急大会”，四月二日，改称为“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并宣布“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
其间，在人事纠葛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民联常委呼延民，称因鉴于“民联紧急大会”的代表性，参加了该会议，数日后，他向胡平提出辞呈，自动辞去其民联常委职务，得到了总部的同意。
“中国民主党”成立后，大部份党员都有双重身份，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召开的民联“四大”，以六十九票对十一票的表决，通过了张卓之、余丛等人的议案，即将民主党与民联从组织上分开，具有组织的双重身份者，需在三个月内选择，或者为“民主党”党员退出“民联”，或者保持“民联”盟员身份而退出“民主党”。
事隔两年，即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召开的“民联五大”上，大会又通过了一个与“四大”相反的中止盟党(民联和民主党)分家案，该提案认为：“四大”作出的盟党分家案，是一个特殊历史情况下为结束内部纷争的产物，“罢王”曾对民联带来过沉重的创伤。现在，时间已愈合了这一创伤，欢迎所有因“罢王风波”和“四大”后离开民联的盟员都回到盟内，本着“联合、团结、和解”的精神，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共同奋斗。议案通过之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一个压在民联头上两年多的包袱，终于得到了化解。
这之后，有不少人又重新归队，唯觉遗憾的是，如王炳章、柯力思、林樵清、沙林、张侠等原民联的骨干成员，却由于“罢王风波”所引起的创痛，一直未再回到盟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