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民主要优雅一点”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七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八月号
陈力 芦苇
陈军：优雅的民主战士
一九八九年二月，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签名事件。——这就是由北岛、邵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祖湘、汤一介、乐黛云、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干、苏晓康、金观涛、刘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水、陈军等三十三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公开信”全文是：“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公开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人，绝大多数是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这种以写“公开信”征求签名并向共产党大胆表示异见的方式，出现在声隆名重的重量级的知识分子群中，对中国大陆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觉醒，也显示了他们开始尝试用一种联合和谏言的形式向中共的专制政权进行抗争。
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就是一名当时和中国民联关系极为密切并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联的人——他的名字叫陈军。
陈军，人们都称他是一个“年青的老民运人士”。他生于一九五八年，上海人。由于家庭出身于“历史反革命”，从幼年起，就饱受磨难，逆境使他过早地成熟了，二十岁那年，即一九七八年，他就结识了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一群民运人士——如傅申奇、张汝隽、宦国苍等，他家里成为民运人士集会的地点，并负责编辑和刻印了一个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之声》。同时写出了十七万字的大部头哲学著作“论真理”。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成为学生社团“迥声社”的招集人。有一次，他联合六所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中国的改革现状与展望”的讨论会，上海市委嗅出味道不对，意欲阻止，但机智的陈军临时改变会场，使讨论会得以顺利召开。事后，上海市委为此专发了文件，指出了陈军的活动，并告诫各大专院校，要警惕在学生中正在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上海市委并将此事报知教育部，教育部又报给中宣部，中宣部点名指出：陈军这个人能量大得很，要特别注意他的活动。一九八三年，陈军和美国公民结婚，移民至美。当他看到“中国民联”主办的《中国之春》杂志后，遂与“中国民联”负责人王炳章联络。八三年，他作了三个月的《中国之春》特别记者，以“陈洪林”的笔名，采访了美国著名华裔学者陈香梅、许倬云等人，写了一些文章。与此同时，和“中国民联”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一九八七年，由于陈军的女朋友Janny Hotdaway在中国大陆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陈军遂决定和她一起返国。他先到达上海，开了一家“可可树酒巴”，一个星期后，又在北京开了一家“捷捷酒巴”。陈军原回国的愿望并不在政治，因为他此时的兴趣已大部分转移到哲学、文学和作生意上，所以他非常小心谨慎，尽量避免揭露中共和政府。但他不想碰“政治”，“政治”却偏偏来找他。由于他是有“前科”的人，他一到达上海，便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注意，甚至盯梢。一九八八年二月，一个曾经是陈军的“朋友”的人，从陈军那里拿走了王炳章给他的三封信，随后，他又告发公安局说陈军在黑市以美金交换人民币，一直意欲找陈军麻烦却苦于没有借口的上海市公安局，顿时喜出望外，他们遂以此理由拘留了陈军，当然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交易外币的行为，而是陈军的政治活动。在审讯的过程中，陈军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对他的问题了如指掌。陈军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道：“大陆安全部门对我在美国的情况，比我自己还熟悉。举两个例子，我在美国时曾采访过许倬云教授。他们问到此事而我却忘了许教授的名字，他们就开玩笑地说：‘怎么你连许倬云都忘了。’还有一次我去访问陈香梅，由于时间已久，不太记得当时的情景，但他们却可以说出，我与何人同往，而且还摄影留念。”陈军的被拘留过程，是时抓时放，反复几次，后来他不耐烦了，曾经质问过他们，要求对事情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公安局却一直拖着。陈军问：我到底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公安局的回答也很巧妙：如果你把你所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都告诉我们，我就会说出你什么地方不对。一九八八年底，他终于获得了“取保候审”。由于中共对他的拘留，使他明白了，过去不想再介入“政治”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遂决定再次踏上民主的征途。一九八九年初，他到了北京，经营“捷捷酒巴”去了。
“捷捷酒巴”生意作得很成功，这家酒巴，既可以作酒巴，又可以开画廊，不少现代派的美术作品在这里展览、出售。陈军还自己对酒巴的装璜进行设计，使其店面在中国大陆一派单调灰暗的背景中，显示了突出的个性和情调。正因为这样，酒巴很快成了艺术家、作家、外籍商人、记者、各国驻华官员的沙龙。也许正由于“捷捷酒巴”的特殊性，陈军也就成了北京中共安全部门注意的目标。
也就是在经营酒巴的过程中，他认识很多著名知识分子或著名民运人士，如：方励之、吴祖光、老木、任畹町、北岛、王丹等。一九八九年春节，方励之约他参加统战部召开的联欢会，会上，方励之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人权问题。陈军一时性起，打破了原订的发言程序，插进去做了一个五分钟的即兴讲话，他讲：我们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到底作了什么？我呼吁，我们的政府应该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取缔任何秘密警察，中国的人权要符合世界的人权标准。他没有想到，在一个官方举办的会场上，他的大胆的发言，竟招来满堂不绝的掌声，而拍掌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对社会贡献卓越的知识分子。这使他深受鼓舞，并且增强了信心。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将面临着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节日，一个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针对这两个纪念日，陈军产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要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对方励之一月六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予以声援，趁热打铁，发起一个全民性的签名运动，签名针对的问题是：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取消反革命罪；三、中国大陆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则。他把这个想法和诗人老木作了沟通，老木又找到了诗人北岛，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三天之内，他们三人分别征集到上述三十三人的签名。二月十六日，陈军等人借“捷捷酒巴”召开了记者会，来参加会议的有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世界各地的记者，陈军在会上宣读了“公开信”，和魏京生共同创办《探索》杂志的路林，向记者介绍了魏京生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同时还做了四个呼吁：一、要把特赦政治犯一事变成大会的提案；二、成立魏京生问题调查委员会；三、建立一个有关联系签名的信息中心；四、要求在下届人大会上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世界各国记者反应迅速，第二天，世界很多国家的报纸就大幅报导了三十三人签名致中共中央和人大的“公开信”的事。
三十三人签名的事很快得到了“中国民联”的响应和支持。民联主席胡平在“把签名推向高潮”一文中说：大陆三十三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传到海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广大留学生、海外华人，还有台湾、香港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关心国事的人们，纷纷起而响应，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正在蓬勃兴起。”胡平说：“争取民主运动胜利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唤起尽可能多的人们的广泛投入。这次签名是从大陆内部首先发起的。这再次证明，在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斗争中，大陆内部人民的作用是第一位重要的。”他希望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尽力地为这次签名多做一些事情：一、除了自己积极签名外，努力动员更多的亲朋好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大陆人或是港、台人，形成连锁反应，多多益善。二、对大陆内部投入此一活动的人们给予密切的注视和关心，用海外舆论的强大力量，努力保障大陆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三、突破大陆的新闻封锁，可以用书信、电话、电传、旅游等方式，把三十三人签名信和国内外联系通讯地址尽可能多的告诉大陆的亲友、同事。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三十三人的签名信启动了海外华人的签名运动，如方励之、余英时、许倬云、李欧梵、倪育贤等六十五人(内有多名民联成员)首批发起的“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的签名，台湾由陶百川、胡佛、王作荣、杨国枢、李亦园、韦政通等三十位知名学者发起的“呼吁中国大陆进行民主改革的声明”的签名等，把海外中国人关心大陆政治状况的热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签名浪潮的冲击下，中共感到既震怒又尴尬、棘手。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导了中共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的谈话，\字(27).避提及有关签名者的名单，而将其过仅归罪于陈军一人。这位负责人指出：“陈军等人企图通过签名的方式，制造舆论，形成压力，以此来影响审判独立的做法是违反中国法制原则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他又说：“这封信主要的组织人陈军曾经是设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主办的《中国之春》的撰稿人，他声称要通过台湾等‘最大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体’支持方励之等人，对中国形成‘压力集团’。”中共对“中国民联”切齿之恨由此可见。
同时，中共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缩小“公开信”的影响。首先，他们在新闻上进行封锁，使大陆人一无所知。再次，对签名人分别施加压力，甚至采取电话干扰、特务盯梢、日夜监控等手段，以求让签名胎死腹中。
在这种极危险和艰困的条件下，陈军等人仍以镇定和智慧继续工作。他们成立了“八九特赦”办公室。陈军、老木针对司法部负责人的发言发表了声明，陈军说：“该领导人对公开信的评估，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事实基础，故反会有造成舆论混乱的可能，使公众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公开信从内容到签署人的意愿都基于人道立场，并对政府寄予希望，且要求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我个人以为只有人大常委会才能给予权威回答。”陈军坦承了他为《中国之春》撰稿一事，并说：“该领导人亦只披露，没作任何批评，我认为是一个进步。”他最后呼吁：“今天是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时代，大家都应该克制，政府更应该克制自己，以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一次机会，用文明的、渐进的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八九特赦”办公室成立后，陈军以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办公室并安装了热线电话，这在北京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每天把大陆内的动态传送到美国，然后又将海外的电传分送到三十几个签名者以及关心此事进展的人士手中。并开设两个公开签名处，由专人负责签名工作。据二月二十二日由记者发至纽约的报导，签名者已达五十多人，其中包括“李一哲”中的一员——民运人士李正天，以及薄云、任畹町等。并逐步稳健地向全国的各大院校发展。与此同时，陈军还以“八九特赦”办公室的名义专访了身困囹圄的民运斗士徐文立的家属。徐文立的妻子康彤和女儿徐谨说：“我们感谢你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关心徐文立的情况，希望您们能够转告人大，基于人道注主义精神，能尽快地对徐文立实行大赦。”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陈军以个人名义向全国人大各位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写了一份“关于一九八九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特赦魏京生等人，这不仅是我们数千名签名者的愿望和建议，也是符合我们国家改革十年的历史进程和根本利益的。”陈军的报告虽然是递上去了，但却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但形势却变得越来越严峻了。北京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八九特赦办公室”以及陈军等人的监控，甚至盯梢他们的公安人员也在他们对面设立了办公室，时长日久，相互都已经认识了。有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竟招来三辆警车二十四小时的监视。
三月底，形势突变，上海公安局突然通知陈军返回上海，四月二日，陈军在乘火车的途中，被上海公安人员扣压，第二天，强行将他驱赶出境，四月六日，陈军由香港转达纽约。
陈军是一位民主渐进论者，他有一句颇令人欣赏的话：“搞民主一定要优雅一点。”他说：“中国人搞民主往往都是一些很激进的人，他们适合于‘干革命’，却不适合于搞民主。搞民主的人不能‘满腔仇恨’。你要在政治上消灭对手，你就不可能获得民主。”所以他做事的原则一直都是平和、稳渐、有理、有节。
但如此“优雅”民主人士，仍然不能见容于中共，最终还是逃不脱亡命天涯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