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联”、“民阵”之间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九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九月号
陈力 芦苇
中国民联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中国民联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第四届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严峻的政治时局下召开的。仅二十天前，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独裁政权终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北京开始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把中国大陆推进了黑暗的深渊。另外，对中国民联来说，形势也很严重。民联一月份发生了罢王事件，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执仍没有平息。故这次代表大会不仅令每个民联成员关心，也受到民运支持者和各方的关注。
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有八十五人，列席代表及贵宾二十人。三天的会议安排是：第一天讨论形势和制定方针策略，第二天修改章程和团体结构立法，第三天选举正、副主席、联委会及监委会委员。
六月二十三日，在大会秘书处成员汪岷的主持下，代表们全体肃立，为国内民主运动牺牲的烈士默哀，并播放了学生领袖柴玲在“六四”屠杀后的录音讲话。接着，胡平主席作了有关当前形势和政治策略的报告。胡平分析了“四·一五”学潮成败两方面的教训，并提出了当前民主运动的十大任务，即：一、传播事实，传播理想；二、救援大陆民运人士；三、继续策划和组织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四、保存、巩固、重建和发展与大陆民运人士的联系；五、加强与中共党政军内部有离心倾向的人们的联系；六、加强与国际上各种民主力量的联系；七、加强理论研究；八、扩大招收盟员，健全组织建设；九、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十、促成民主力量的大联合。
由于“六四惨案”刚刚过去，中共的大搜捕尚在继续，一些代表对和平的、非暴力的民主运作之有效性表示了怀疑。经广泛讨论后，大会终于确立了继续采取和平、民主方式与中共暴力对抗的大政方针，并研究总结了经验教训。
这天，大会上还出现了两件令人惊讶和兴奋的插曲，一是民联成员邵华强，突然在会议上公开了他的中共国安部特派员的身份，并宣布脱离国安部。邵华强原是上海师范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在他申请来美国时，被中共国安部发展成工作人员，指令他打入中国民联，搜集海外民运情报。他说：“自国内传出民主运动消息以来，我从未安睡过，也食不下咽。我决定脱离国安部，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看见中共法西斯政权的结束，将来的宪法要写上：共产主义是不合法的。”另一位发言者是原来在康华公司工作的孙继东，他赞扬了民联在推动大陆民主事业所做出的成绩，并披露了以邓家子弟为首的康华公司“官倒”的黑幕。
当晚，代表们还听取了第三届民联总干事丁楚作的“总部工作报告”，《中国之春》经理林心声作的“财务报告”以及第三届监委主任薛伟作的“监委工作报告”。
二十四日的会议由秘书处成员黄奔以及钱达主持，进入了修改章程和立法的议程。
代表们通过中国民联“三大”以后的运作，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认为以往民联的章程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特别是主席的权力过大，而监委的权力既有表决权，又有仲裁权，两者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因此，在讨论章程修改时尤为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结果，自总纲开始，凡有时间讨论的每一条章程，均作了修改。
《中国之春》经理林心声提出，现在民联的章程过于复杂，建议采用美国公司法，民联组成一个董事会，以雇佣形式雇聘行政人员，但此案遭到了代表们的否决。
代表们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确立“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上。是日，由苏洋提出“三权分立”的议案得到吴方城等人的附议，遂进入讨论程序。
所谓三权，指的是联盟委员会(立法机构)、监察委员会(司法机构)、主席和总部(行政机构)。“三权分立”的确立，经过了激烈的辩论过程。与会代表来自世界各地，处于不同的背景，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如台湾的、日本的、联邦德国的，虽然代表们在辩论中都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法律专家，但仍滔滔雄辩，知无不言，令听众大开眼界。经过几个回合的辩论，最终通过了“三权分立”的主张。在“三权分立”的结构模式中，规定联盟委员会作为单一的立法机构和法人代表，制衡主席和总部的行政权力。联委会的多数表决，可以取消主席及行政机构的任何决定；而监委会则充当解释法理和裁决纠纷的角色。
二十四日的大会还有一个重大的插曲，即由张卓之、余丛等六人提出议案，要求将中国民联和因罢王事件而引起分裂甫成立的“中国民主党”从组织上完全分开，只允许在盟党之间选择一籍，不得兼而有之。双重身份者需在三个月内选择自己的党籍，或者加入民联，或者参加“民主党”而退出民联。此提案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表决赞成。议案通过后，大会还邀请了列席代表王炳章上台演讲，王炳章首先表示了他作为中国民联的创办人，对民联分裂充满了痛惜之情，他不赞同将民联和“民主党”完全分开的决议，并表示要循法律途径解决“四大”的“非法问题”。
“四大”六月二十五日的会议由大会秘书处成员刘新华主持，议程是选举正、副主席、联盟委员和监察委员。正副主席的选举是重头戏。由前主席胡平和黄奔搭档、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徐邦泰和前总干事丁楚搭档，两对选手旗鼓相当、难分高下，出现了强势竞争的场面。
徐邦泰和丁楚首先上台发表“施政演说”，他们颁布了一套类似“大军区制”的工作计划，即将总部的权力下放到各个分部，由各地自行发展盟员，自行筹款壮大队伍，他们的设想很得各地支部的支持。
形势一开始对胡平很是不利，因为他是在选前一个小时，才在仓促之中临时选定了黄奔作为他的副主席搭档。但胡平、黄奔的演讲和答辩却十分精彩，再加上黄奔的鼎立相助，终力克对手，以五十三票对四十八票的微弱多数，赢得了民联“四大”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民联“四大”选举结果如下：
民联主席：胡平。副主席：黄奔。
民联联盟委员会委员：徐邦泰、汪岷、吴方城、余丛、宗继祥、李国愚、于大海、高格文、吕凡、伍凡、江文、姚月谦、张伟。候补委员：陈纾尘、冯斌、郭平、林伟、良心。
民联监察委员会委员：薛伟、刘新华、莫逢杰、张卓之、董真海、任松林、李兆阳。候补委员：杨先智、郁易敏、李然。
正如中国民联在“四大”公告中所指出：“中国民联第四届代表大会是在特殊的形势下提前召开的。这次大会取得超乎人们预料的成功。它标志着民联在自身成熟方面的长足进步。大会号召全盟加强团结，做好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迎接下一次大陆民运高潮的到来。”
民联与民阵的关系
“六四”屠杀虽然把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海外却继续高潮迭起。如果说，“六四”之前海外民运团体主要还只有中国民联一家(另一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系由中国民联分裂出去的，且成立时间尚非常短暂)的话，那么到了八九年的七、八月以后，就形成了多元的架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另外两个实力雄厚的民运团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和“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相继成立。
“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给旅美的大陆留学生、学者以极大的震撼，他们在中国大陆这一场声势浩大和惊心动魄的民主运动中，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做出了毅然的抉择。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冲破了中共官办的“联谊会”的阻挠，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斯坦福大学的刘永川和耶鲁大学的韩联潮为正副主席。刘永川在竞选答辩中明白表示：“‘六四’之后，中国的民主化，会进入一段低潮，但是中国的社会危机，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民主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在谈到和中国民联的关系时，他说：“我们这个组织应该是独立于中国民联的，但是，因为‘六四’大屠杀，全球左中右各种力量都站到一起来了，统一行动了，我认为，在未来许多事情上，如果中国民联本身没有矛盾，他们也遵守合作的规则的话，我们之间可能在一起作些事情。”
另一民运组织是民阵。由于中共政府的镇压、逮捕和追杀，中国大陆的一些民运份子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八九民运”中的风云人物，如吾尔开希、严家其、万润南、李禄、陈一谘等。全美学自联成立大会召开不久，吾尔开希、严家其等人就宣布了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具体计划。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选举，由严家其任理事会主席、吾尔开希任理事会副主席，钱达(具中国民联成员身份)任监事会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阵在其成立宣言中指出：“民主中国阵线的纲领是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政。”
如何处理民联和民阵、“学自联”之间的关系，这对组织各方都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从理论来说，它们之间应该是盟友关系，因为它们在总的政治诉求和纲领、目标上大体一致，且都遭受到了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政治迫害。但是，在实际现状上它们的关系却存在着隔阂，特别是和民阵的关系。究其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理念上，民联是被中共公开定性的“反革命组织”，一些还幻想留条后路退到体制内去改革的人，不愿和民联沾得太紧，二是出于“山头”的考虑，对对方有所防戒。例如在酝酿成立民阵的巴黎会议上，胡平曾是受邀请者，但到了会场，有人竟提出不让他参加会议，最后还是通过投票，虽然大多数人同意他开会，可立下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胡平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代表组织参加。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就是民阵中的一些人显然有意要和民联划清界线。而在民联中，也有部分人持同样的心态，例如民阵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民联主席胡平和联盟委员主任徐邦泰，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们的做法，受到了民联内部不少人的诘难，认为胡、徐此举是“小招安”。(大招安自然是投降共产党)。当时参加民阵代表大会的具有民联成员身份的还有余丛、王珞、钱达、于醒民等，他们曾开了一个碰头会，就民联和民阵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有人主张胡平、徐邦泰可以加入民阵，同时保持民联的独立性。有人则激烈反对。最后胡平、徐邦泰表示，回去即召开联委会会议，对民联、民阵的关系如何定位，再作决定。
民阵第一次代表大会一结束，为了回报民阵善待民联之举，民联监委会立即向全盟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号召全体盟员要在各方面支持民阵的活动，甚至在生活上帮助刚从大陆逃亡、立足未稳的民阵成员。此举不仅得到了民联内部的热烈响应，更赢得了民阵的喝彩。
但双方的阴影仍未除去。也许是出于山头主义的原因，双方都有各自的担心。民联内一些进取性比较强的人，曾提出过“打入民阵、控制民阵”的战略，虽然并未得到民联的认同，但他们已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势态，这当然引起了民阵内部某些人的忧虑，担心民联会不会最终吃掉民阵？另外还有一种担心来自相反方向，纽约“美东时报”就曾撰文惊呼：随着民联的大批成员加入民阵，民联将会全军覆没。当然除了山头利益的考虑之外，两个组织还存在另外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民阵相较民联，更显出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一旦民联卷入了民阵的内部矛盾，同时又因为民联这种卷入引起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便会加剧摩擦和内讧，以至出现共产党最愿意看到的场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民联决定召开第四届第三次联委会议，并将民联和民阵的关系列为主要议题，同时邀请民阵主要领导人列席会议。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表达民联开诚布公、取信对方，同时也从积极的方面调整双方关系，增强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民联联委会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召开，监委委员和总部主要干部列席了会议。上午，与会者讨论了民联成员加入民阵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应该尊重个人意愿，组织不做任何限制和鼓励的规定，包括对胡平和徐邦泰，也不作任何限制。也就是说，盟员可以跨籍。但与会者对胡、徐两人也表达了愿望，不希望他们加入民阵，这样，主要是有利于保持民联形象的独立性。
联委会的这一决定产生了一个矛盾：即民联“四大”曾规定民联成员和“民主党”党员不能跨籍，现在又允许民联成员跨籍，是否是双重标准？为此又引起了辩论，最后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一个组织有权规定它自己的双重标准。事实证明“民主党”和民联相互渗透已经削弱了民主力量，而和民阵的相互渗透则不一定，所以对后者没有理由限制。
中午，民阵的受邀人员来到会场。胡平、徐邦泰、丁楚、薛伟等出门迎接，表示欢迎。来宾有民阵副主席吾尔开希、秘书长万润南、理事廖大文、北美地区负责人金岩石、纽约办事处负责人徐晓峰和流亡学生刘燕。万润南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取经的。”
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首先向客人介绍了刚才讨论的议题和结果，之后，万润南讲话，他认为民联和民阵最终会走向联合，但不宜操之过急，双方须经过一段联合的行动，异床同梦强于同床异梦。吾尔开希的发言更是坦率真诚，他首先声明双方都无害人之心，所以不必有防人之心。这时，刘燕突然宣布她要加入民联，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钱达道：“我是由民联借到民阵，刘燕是由民阵嫁到民联，现在是民联、民阵和亲。”
“和亲”之后，整个会场气氛更象一家人了。双方完全解除了戒备心里，建立了信心，并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讨论两个组织合作的具体形式，最后双方达成三点协议：一、在理论研究和对外公共关系方面双方要相互配合；二、促成召开联席会议，作为协调两个组织之间、甚至海外其他各组织之间的常设机构；三、民联、民阵建立了互设顾问制度。
根据此，民联联委会当即提出，聘请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谘为民联顾问。
这次会议使民联和民阵的关系得到了定位，双方加深了理解，从而开创了一个两个组织真诚合作的起点。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海外民运团体计有：“民主中国阵线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中国民主通讯委员会”(即原退党委员会)、“全加(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六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自由导报”、“国际团结委员会”、“民主中国(加拿大)”、“六四基金会”、“解放军民主正义协会”、“自由民主党筹备联络组”、“中国民主党”以及“美中人才交流基金会”等十数个团体。在会上，他们达成了如下决议：一、各团体将在今年适当时侯组团考察东欧，从那里吸取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社会的经验教训；二、各团体将共同筹备今年“六四”纪念活动，并推动国际社会将六月四日定为“世界民主纪念日”；三、各团体将协同进行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民主建国的长远大纲和应付变局紧急措施以及民主运动的战略策略；四、各民主团体共同组成统一的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统一筹措和分配各种民运捐款；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的协调小组，以负责各民运团体的联络，协调和民运团体的活动。
在会上，民联、民阵分别由徐邦泰和严家其签署，发表了联合声明，两组织之间初步达成了如下协议，即：一、民阵和民联作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两支主要力量，应当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迅速走向联合，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结束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而努力奋斗；二、民阵和民联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向组织上的合并努力，并同时推动有共同意愿的其他民运团体一起合并。此意向在经过双方的最高权力机构认可后立即付诸实施；三、双方各委派一名代表(民阵方面金岩石，民联方面汪岷)负责工作上的联络和协调，在今年四月下旬在欧洲召开东欧局势研讨会时，召开民阵理事会和民联联委会的联席会议，具体研究双方在组织上的合并问题；四、民联和民阵将在“六四”周年纪念会活动等一系列工作项目上直接合作，组成一九九零年“六四”工作组，并广泛团结其他各民运团体参加，为双方组织上的合并以及更广泛的联合创造条件。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由“民主中国阵线”、东德的“新论坛”、“民主今日”、“和平人权促进会”联袂发起，在东柏林举行了一个名叫“走向民主的东欧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会，会上发表了成立“论坛国际”的宣言。这是一次难得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五十余名代表，较为重要的政党人士有东德“新论坛”成员福莱穆特、捷克赫尔辛基委员会的施乐卓娃、“手枪评论”的汉学家马丁、波兰团结工会籍议员切林斯基、苏联“改革”杂志的法捷耶夫、罗马尼亚“社会对话”组织代表奥伯勒斯库、立陶宛国会议员莱玛等，民阵和民联许多重要的领导成员亦参加了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在苏东波的民主浪潮的冲击下，各国民主党派及政治实体在一起交换民主经验。他们特别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这次研讨会，创造了一个中国民运与东欧民运大联合的机会。
会后，即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民联和民阵的重要的领导成员借此聚会之机，又再度在东柏林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胡平、徐邦泰、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陈一谘、薛伟、王光秋、伍凡、江文、李少民、李国愚、任松林、吕凡、汪岷、李钟煦、吴方城、金岩石、邵宗懿、宗继祥、马大维、郝一生、徐国民、高格文、莫逢杰、于大海、许思可、余丛、陈军、黄奔、陈纾尘、张伟、杨光、阎淮、邝明远、杨漫克、莫利人。
与会人员再次认真研究了民联、民阵两大海外民运团体之间合并与联合事宜，详细比较了现有各种联合方案的优势，并就海外民运团体大联合的条件和时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民阵、民联应不失时机的行动起来，广泛合作，促进联合，推动合并，倡议组党，用联合行动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
民阵、民联的合并，取决于双方最高权力机构的认可和对章程的修改，但在是否应当立即着手筹备代表大会通过合并议案，与会人士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在反复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与会人士共提出七个提案付诸表决，会议通过了其中三个议案， 即，一、倡议成立反对党筹委会，决定从即日起至五月三十日止征集签名，并起草党纲、党章等有关文件，并于六月四日公布筹备报告；二、民阵、民联联合运作，增加合作项目，在美国或欧洲联合办公，并鼓励双方成员选择对方会籍；三、在适当时机召开联合代表大会，并决定自即日起广泛征求意见，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组织程序逐步推进合并。
当然在这一片民阵与民联实行组织合并的叫好声中，在民联内部，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一些盟员亦表达了他们对组织合并的疑虑。如日本分部的姚月谦，就在给徐邦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至于民联与民阵或其他民运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重要的首先是彼此认同、协作，注重思想上的靠拢、整合，而不一定忙于组织上的‘大一统’。山头林立不是坏事，而是民运兴旺发达的表现。千军万马中原逐鹿，比都来唱‘逼上梁山’更有活力。”美国乔治亚分部的高格文，在征求盟内部分成员对两组织合并一事的意见以后说：“民联与民阵的关系，就我所接触的民联成员，一般倾向于不排除以个人身份加入，但不应有组织合并的想法，其理由为：一、不同的组织同时为大陆民主事业奋斗，非但不会削弱力量，相反，更能显示出各组织、各方面的一致诉求。二、民联、民阵有意见相同之处，也有稍微差异的地方，如果过早地谋求合并，不同意见就会在一组织上反映出来，可能因此而加强派系的存在。而且，现实民阵不同意见的声音，比民联内部为烈，如果两组织合并，可能会陷入内斗。三、两组织保持独立，才有竞争性，可以相互刺激，多为民主运动做事。四、两组织合并就应组党，那样才有力量。但现在组党，恐怕还不是时机，在海外组党，又不能在国内竞选，意义不大，加上政党运作，要有经济的后盾，现在尚无条件。”一九九零年二月，《盟员通讯》刊载了吴方城、董真海、唐宪民、陈雪等九人给民联领导的批评信，他们对民联和民阵一九九零年一月签署的“联合声明”提出了质疑，指出“公告”的签订人未经联委会表决，也没有征得广大盟员的意见，就作了签署，“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并再次表示：“民联、民阵两组织目前应脚踏实地地在联合行动方面多下工夫，不能把组织合并的意愿作为联合行动的先决条件。”他们要求“公告”的签署人在盟内作必要的澄清，以挽回不良影响及其对组织可能造成的损失。
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民联高层领导的重视，组织合并的观念在民联内部一直占据上风。
总之，民阵、“学自联”等海外民运组织的成立，改变了原来海外民运中民联所属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民阵，因为是由许多“八九民运”中的“明星级”的人物参加，一段时期内，他们颇“抢”锋头，使民联受到的注意力相对减少。针对这种状况，《中国之春》杂志专门写了一篇“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的文章指出：“也许，象民联这样的组织，天生就是要为民运低潮准备的。这里聚集了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愿意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只有当他们是少数的时侯，才能显示他们存在的价值。而一旦高潮来临，大多数人蜂拥而至，他们的存在就无足轻重了，他们将熔化在人群中，被淹没在众多团体中。也许民联中不少人为此遗憾，但更多人乐得其所。他们的信念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当别人都在评论民阵采取的是“明星路线”或“精英路线”的时侯，民联则强调他们走的是“平民路线”。他们做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比喻，说民阵好象“走资派”，而民联则是“地、富、反、坏、右”、民联的成员多来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有人评论起民联和民阵不同的特点时说道：民阵占天时，民联占地利，至于人和，还是个未定数，就要看各自是否绷扎扎实实地做事了。正由于这样，民联以其自身的特点，终于在海外民运组织蓬勃兴起的局面下，再度赢得了海外一致的好评。
八九年十一月，《世界日报》刊载了三篇介绍民阵、民联、“学自联”的长文，在丘绍琪的名为“民联由剥而复踏实以进”的文章中，他指出：民联“作风平实、行情看涨”，内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民联的身价在几个月之内‘暴涨’，并不完全是因为在环境改变，也不是侥幸所至。经过七个年头的默默耕耘，民联本身也累计了相当雄厚的实力。这些特点，海外原来不觉察，等到‘学自联’和民阵相继成立之后，大家自然会拿这几个组织作一番比较，这时候，民联的一些优点立刻凸现出来。
“褒奖的声音掩盖了贬抑的论调，民联的行情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批评民阵轰轰烈烈开了一个成立大会，还没有作出什么具体工作之余，海外留学生和侨界注意到，民联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民联的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月刊，目前在美印行六千五百份；香港印点出版五千份，对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发行。《中国之春》在大陆留学生和华侨当中广泛流传，有不可轻视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一些大学城和比较偏远的城市，无法买到华文报纸和杂志，信息管道十分有限，《中国之春》杂志是留学生和华侨唯一的消息来源。在这些地方，《中国之春》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一位留学生说，民联这种透明度很高的做法，恰巧与民阵招人批评的‘莫测高深’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该文的编者按里，《世界日报》指出：
“简称民联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是海外民运团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支队伍。成立七年以来，它已在全美及世界各地遍设分部，对民主运动有相当可观的贡献。不过，和其他国家流亡海外的政治团体一样，民联过去也常为内部纷争而苦。‘六四’屠杀以后，民联的声势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些评论，应该说都是颇为中肯且符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