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曉康
【按：中国人口出现拐点，开始负增长，这是七十年荒谬人口政策的后果，其肇因是国家罪错，即中共领袖的「拍脑袋决策」，前后两次，第一次是毛泽东无知的放纵，令三十八年间人口从五亿翻到十亿；第二次是邓小平的「一胎化」，灭杀了四亿婴儿，人口问题最典范地显示了在这个政权下，中国人连奴隶都不如，就是牲口，任人宰割。我在二十七年应 Pacific Forum CSIS，国际太平洋论坛之邀，写过一篇分析文字。】
一，人口压力是中国一切危机的总根源
1、 十四亿：被隐瞒的中国人口总数
据我从中国内部获得的信息，中国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都明了的人口总数﹐实际上已经达到十四亿，即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1995年十二亿人”这个数字被隐瞒了两个亿。
这种隐瞒将包括以下含义﹕
a 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对世界是不诚实的﹔
b 中国人口的准确数字是一个迷﹐政府事实上没有统计能力﹔
c 中国政府隐瞒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持国内的所谓「稳定」﹔
d 国际社会和西方仍以“十二亿人”看待今天的中国，一切将都是错觉。
2 、人口控制政策失败在哪里？
a 、以计划经济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国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国经历了一次荒唐的巨变。1949年后的政权最初曾实行放纵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泽东的所谓“人多好办事”，持续二十年人口增长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间人口从五亿翻到十亿，从此形成一种举世无双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个过程发展到1970年代，被一项突然出笼的严厉措施拦腰切断，即中国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二的所谓“国策”。问题就在于，一个非理性的自然过程，是否可能被另一个极端激进的人为措施成功地扭转？
中國以中央指令式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遇到的一個基本困難﹐是“數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備，這反映在﹕
——作为计划依据的人口统计不准确；
——以人为想象的计划数据代替人口增长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规定地方各省的增长率以汇总全国增长率的虚假性。
中国政府每五年实施一个人口控制的“五年计划”，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计划，要求五年后人口控制在十一亿一千三百万，但1990年的统计显示突破计划三千万人，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分析失败的原因时说，“七五”计划制定时就少统计了约一千三百万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人口规划﹐又要求到本世纪末控制在十三亿人之内，但1995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人口已达十二亿。
这里包含两个无法证实的因素﹕第一，十二亿这个对外公开数字是否真实？第二，“八五”计划是失败了的“七五”计划思路的延续，后果的未知性极大，而一个可知的因素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是控制所谓“育龄妇女”结构，但这个时期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高达一亿两千多万，再严厉的控制也无法抑制计划外出生人数，这也是他们估计到了的。
中国人口控制的第二个困难﹐是严厉的控制政策缺乏必需的教育水平和知识的前提。中国政府的宣传和说教，面对的是两亿六千万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妇女），效果极其微弱。这个因素﹐既是民众抗拒计划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动力不仅来自强大而无形的传统习性，也来自一种更原始的生育冲动）的原因，同时也是政策实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现形式是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和深入到乡村的所谓“计划生育工作队”，对违反政策者（无生育指标而怀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强迫堕胎、经济惩罚以及对所有育龄妇女的预防性的输卵管结扎，这当中所发生的政策偏差和过渡报复，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把生育行为当作经济行为﹐以国家计划的方式来控制﹐其效果如同中国失败的计划经济一样﹐是令人怀疑的。中国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万左右，净增1400万，这个增长势头将以每年1700万左右（相对于一个中等国家）走向本世纪末。中国政府自己估计﹐一旦突破十三亿，预计到下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约在15-16亿之间，如果控制不住，将达18亿。那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将真的变成世界难题。
b 、人口控制的反人道反伦理困境
中国没有西方的人口理论，只有相沿成习上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这种观念将传种接代置于人生责任的首要位置，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本世纪依然是广大民间的基本价值。这种基本价值，又是受到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支撑的﹐即落后的生产方式主要靠劳动力的增多而维持﹐小农经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观念﹐都极为重视人丁兴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习俗。在未能改变生产方式之前﹐就彻底改变伦理观念﹐势必引起社会的强烈振荡。发生在中国的人类生育行为中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是﹕
——人们在恐惧中选择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孕妇为躲避强迫堕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泽﹔
——人为的性别淘汰，溺女婴之风炽起，女婴女童性别比例失调，从公开渠道能获得的资料，即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农村一岁女婴占总人口比例为47.15％(低于女性占总人口的48.33％)，性别比为112.1比100，但熟知农村情形的人口学专家私下估计，被溺女婴加上被强迫堕胎的“超生婴儿”，全国每年当以百万计；
以上都是尽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还有﹕
——医生职业伦理的危机﹐这包括﹕被强迫给妇女堕胎﹐甚至将七个月以上的被堕而存活的婴儿用药物杀死﹔
——大量堕胎行为引起的一个医学后果﹕广泛使用死婴于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药物﹑营养品的研制和使用﹔
——无计划指标出生者﹐民间称为「黑孩子」, 失去包括口粮在内的基本生存权利﹔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离乡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郊区出现躲避计划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
我想说的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剥夺基本人权﹑伤害传统价值﹑牺牲无数生命换来的﹐代价太可怕了。
二，海外移民的历史与现实
1 、内陆性与海洋性
向太平洋地区移民，在中国是一个长达千年的历史趋势，至少从十六世纪就开始了。这涉及到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它是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过程。中国的汉民族﹐在汉帝国和唐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当时称「胡人」﹐这个压力持续了一千年之久﹐不断将汉族文明的经济文化重心向南挤压，到南宋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在长江以南﹐它同经济重心在北方的最大不同﹐就是海外贸易已经非常发达﹐这种海外贸易又是同开发南太平洋地区分不开的。从文化的关点看﹐古代中国是具有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换的趋势的﹐在这种趋势下已经形成了向太平洋移民的历史习惯﹐南洋诸国的大量中国人﹐都是早期移民的后裔。
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明清两个帝国的时代里停顿下来﹐明帝国是因为史称「倭寇」的日本海盗骚扰沿海而实行海禁﹐清帝国延续海禁政策是因为清政府本身又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停顿的变化尤其重要﹐因为它导致了中国正常的海外贸易和移民因海禁而向走私﹑偷渡的转化。所以﹐走私和偷渡在中国也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专制的王朝﹐沿海各省特别是在福建和广东﹐人们为躲避专制和贫困而向外移民﹐成为一个历史习惯。例如﹐台湾在十七世纪以前基本上是一个空岛﹐后来明末清初大批福建人移民过去才开始发展的。
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共政权的控制力的减弱，中国沿海向外移民的潮流再度兴起。
2 、生存空间恶化是现代中国人向外移民的基本原因
大陆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很有限，平原和丘陵只占22％，可耕地占国土十分之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一亿多，耕地减少了5500多万亩，以1990年这个丰收年计，人均粮食780斤，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草地、淡水资源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九分之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可居住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只占47％，人均森林面积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1％，全国剩余劳动力约一亿人，文盲半文盲占22‧27％，居住面积在城市为人均8·8平米，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5辆，病床23张，医生15‧6人。
1995年8月发表的「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忧虑地警告﹕中国如不能缓解人口对资源的巨大压力，未来几十年后的生态和环境恶化将危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当然，它回避了一个更大的隐忧﹕十几亿人的生存空间危机，将对外围国家和地区的生存造成怎样的威胁，和对亚洲及世界稳定带来怎样的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后果？
这样的资源条件在人口压力下更形缺乏﹐人口增加，可耕地减少，人均占有粮食无法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大，没有出路。
于是﹐太平洋成为唯一的出路。出生率高于千分之二十四的八个省区〈新疆、河南、海南、江西、安徽、福建、宁夏、青海〉，既是人口增长难以控制和预测的盲点，又是大陆内部人口流动的发源地，靠近沿海之地也是向海外移民的源头。从地理分布来看，大陆人口密度自西向东增高，到东南沿海达到最高密度，成为生存空间压力最大的地区，因此人口向太平洋地区的自然扩散，几乎是难免的。西北人口高发地区如新疆可能向西扩散，东北三省可能向北扩散的态势还是潜在的，但靠近东海的两省╴福建和浙江（主要是温州），以各种偷渡方式向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的移民已经大规模开始，一个更直接的驱动力，是这两省的生存空间压力，和过渡的劳动力剩余，造成历史上的「淘金潮」再度掀起。
当然，造成「淘金潮」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崛起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二是移民潮的兴起，为香港、台湾和欧美华人社会中的黑社会组织带来巨大利润，这种从事偷渡的黑社会“人蛇”集团﹐自1970年代越南「难民潮」发生以来﹐已经逐渐具有国际化的专业能力。
不过，中国大量城市人口向西方移民的原因，与农村稍有不同﹐主要是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心理崩溃。
3、 中国人心理崩溃的后遗症
西方世界一直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响往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和富裕﹐这种向往在过去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所以﹐离开中国到西方去﹐成为邓小平时代的时髦。人们以各自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农村青年靠偷渡﹑城市学生靠留学﹑中年知识分子靠访问交流﹑女孩子靠嫁「洋人」。中国的这种现象﹐同七十年代的越南「难民潮」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种受到直接威胁的逃亡﹐而是人口压力﹑缺乏人权﹑经济诱惑﹑理想破灭等综合因素构成的一种有计划的「大逃亡」﹐有点类似伯林墙倒塌前东德人朝西德的逃亡﹐只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和整个世界范围之间。
分析这种心理现象不是本文所能做到的。我只提出几点参考﹕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恢复向西方的留学政策﹐引起最初的「出国热」﹐这些到美国﹑欧州去的留学生被中国人视为「脱离苦难」的幸运儿﹔
——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的改革受挫﹐人们无法承受物价的上涨﹐中国弥漫着一种「大船要沉」的恐惧﹐「逃离沉船」的心理开始浮现﹐这不但刺激了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疯狂﹐也开始引起沿海地带的偷渡出国﹔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及其政治清算﹐是引发「大逃亡」的一个最直接的事件﹐民运人士的「政治逃亡」也引诱了全民性的合法或非法「出国」﹐大批人走香港﹑台湾﹑南洋再转道去欧州﹑北美﹑澳州﹐办法可谓「八仙过海﹐个显其能」﹕有假冒「民运人士」的﹐有花钱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假护照的﹐当然﹐更多的农民则干脆偷渡。非法谋利的偷渡集团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在中国招揽「生意」的﹐包括卖假护照﹑引诱偷渡客。应当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后文还会谈到。
三、政府行为
1 、中国政府的「难民政治」
如上所述﹐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关建点﹐不仅在于「六四」以后民运分子逃亡的风潮是「中国移民潮」的开端﹐它也是中国政府「难民政治」的开始。
应当说﹐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控制人民自由出国的。从它与香港政府协作制止向香港的偷渡来看﹐它不是一个故意的「难民输出者」。这一点在「六四」以后改变了。
这个逃亡潮被中共作为政治工具使用，最主要的证据是邓小平1991年春季前夕在上海的一番谈话﹐他说﹕「西方再坚持经济制裁，不妨对沿海各地松一松，让想外逃的人跑出去，步越南后尘」。这是中共高层第一次使用「难民政治」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直接引用了越南的先例。七十年代越南的「难民潮」﹐是一个政府公然利用「输出人口」以谋利润和缓解国内矛盾的残暴行为﹐1978年以来究竟有多少越南人偷渡到南中国海上﹖死了多少﹖至今是一个迷﹐可知的数子是两个﹕获得外国安置的超过一百五十万人﹐至今滞留香港和东南亚各国难民营的﹐约四万人。中国政府很清楚越南政府一手制造的这场灾难对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压力﹐他们认为这种压力能过使西方和国际社会向他们屈服﹐因为除了他们﹐没有人能控制中国人也象越南人那样「大逃亡」。邓小平接着上面的话﹐还说道﹕「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以上中国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
我们没有数据去证实﹐这仅仅只是一个恫吓呢﹐还是中国政府近几年真的「对沿海各地松一松」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敢于公开这么讲﹐沿海地方各级政府就敢于这么做﹐至少这样做一则不会受到中央的批评﹐二则也是缓解地方人口压力的一条出路。所以﹐中国各级政府对人民偷渡出国﹐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松一松」是一种游戏 (game) ﹐它可以是默许﹐也可以是纵容﹐甚至可以是操纵。从199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的偷渡大增，从此成为「难民输出国」来看﹐中国政府的确是「松一松」了的﹐因为如果它不松﹐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跑得出来。
2 、实验场﹕香港和台湾
可以算作「松一松」的实例也有两个。
一是对香港——三十年来中国大陆「逃港」风潮从未停息过，中国政府同港英政府有协议﹐偷渡者可以遣返。但是﹐因为「六四」以后香港民间协助民运人士逃亡，中国政府便故意“输送”刑事犯人越境，去香港犯罪，逼使港英政府达成「遣返」民运人士协议。
二是对台湾，主要是组织渔民骚扰，中共有能力这样作的证据，是1990年将侯德建从海上「放」回台湾。侯德建是一位台湾歌手﹐1988年到北京旅居﹐因参于天安门事件被中国政府拘押。1990年6月18日﹐北京的警察将他押往福建﹐凌晨用边防巡逻艇﹙公安边防231号﹚将他送到公海上﹔与此同时﹐中国的边防人员已经安排好一只台湾渔船「金源发6号」﹐命令该渔船船长将侯德建偷渡回台湾。这只渔船将侯德建藏在仓底送到台湾宜兰港附近﹐让他再换小船﹐避开边防检查﹐顺利上岸。此事使台湾朝野大惊﹐人们质问政府﹕北京的警察可以如此容易地把一个人「送」进台湾﹐台湾还有什么边防可言﹖而北京选择侯德建这个台湾的「明星歌手」送过去﹐无疑是告诉台湾﹕我可以送侯德建﹐也可以送更多的人﹗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政府利用「难民政治」的动念目前尚处于尝试阶段。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虽然有向南太平洋移民的历史习惯﹐但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和边防能力﹐是足以制止一个「大逃亡」发生的﹐但也是足以制造故意的「难民输出」的。这种能力表现在﹕
——完备的边防﹑缉私能力﹔
——沿海渔民的准军事化民兵组织﹔
——这个海域民间走私掩盖下的官﹑民﹑黑社会的勾结。
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共尝试利用渔民骚扰台湾以取得政治交换筹码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这正是海峡两岸渔民纠纷的政治背景。此种方式预计还会频繁使用于台湾海峡和更远的海域。再发展下去的模式可能是﹕
——官方提供装备条件的偷渡，
——官方默许的民间海盗行径，
——官方提供装备的民间武装骚扰，
——直接用于配合战术目标的民兵武力行为，
——正规海战中的武装船民
总而言之，西太平洋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域，将是一个承受大陆生存空间危机的释放场所，大陆政权处在不能消解这个负面因素，却能利用它的微妙时期。更长远的看，即使来自北京的直接部署失效，地方势力也会利用这个力量以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那将是更无章法的行为。
3、 一种诱惑﹕美国移民政策的误区
前面已经谈到﹐西方国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成为今天中国「难民潮」的一个的诱惑。这种「诱惑」主要是从两各方面构成的﹕第一﹐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西方国家的庇护﹐这些人数量很少﹔第二﹐President Bush的「总统保护令」﹐准许1990年4月以前在美国的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得在美国长期居留﹐而不问他是否回国有政治上的威胁﹐根据这个法令获得「绿卡」的中国人据说进十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并未参与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事件﹐因为他们都是在美国留学或者访问的学生学人。
上述第二点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因为这十万人获得美国绿卡的理由是「政治避难」性质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回到中国并没有任何危险。1992年以后﹐这些获得美国「保护」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回到中国从事各种职业﹐中国政府为了吸引他们回去﹐不但不追究他们所获得的美国的「保护」﹐反而给于他们各种很好的待遇。这就向所有中国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政治避难」是获得绿卡的最佳途径﹔
——美国向任何中国人提供「政治避难」﹐只要你在美国﹔
——他们认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如何到达美国，不管以什么方式。
我认为﹐从「金色冒险号」到太平洋上每一只以美国为目标的偷渡船﹐都是受到这个错误信息的诱惑的。美国的政治家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中国是一个教育和法制观念都很低水平的国家﹐而且﹐人们在长期专制社会中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从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国历史上的「淘金潮」就是一种「非法移民」出国打工挣钱的传统方式，出国者都没有「移民法」概念。西方的「政治避难」给了他们「争取」合法的希望。按照西方「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概念，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找到（或编造）无数「正当」理由在西方取得避难，从信仰、政治迫害、一胎化直到同性恋。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它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当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十几亿人的大国以它作为潜在的移民对象时﹐美国的对策绝不止是加强边防就可以应付得了的﹐真正需要检讨的是移民政策本身。
（For Pacific Forum CSIS，29 May,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