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自由民主人權之聲

Voice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in Tokyo

作者:胡平
2012年2月

1958年4月10日,胡適與蔣中正於中央研究院。

 

今年(2012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这里,我谈谈我自己当年阅读胡适的经验。这篇讲话稍长,我准备分两次讲完。

1969年3月,我下乡插队;半年后回城探亲,从一位同学家里要到十几本书带回乡下,其中一本是《胡适思想批判》。

《胡适思想批判》是一本论文集,出版于1955年,还是竖排体;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告一段落。这部批判文集就是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总结。文集的作者有胡适当年的朋友,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几位后起之秀。他们分别从哲学、史学、文学与政治等方面对胡适的思想进行批判。

文中引用了胡适的若干原文。这使得我多多少少了解到胡适的一些思想,虽然都是只言片语,而且还常常免不了被断章取义,但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我们当年接触到的异端思想,一部分是来自内部读物和49年前出的书,另一部分就是来自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运动中公布的“反面材料”。

胡适主张独立思考。胡适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此话深得我心。

不过在当时,一个人要坚持独立思考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那一代人,早就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的思想。这套思想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

我所读到的胡适言论以及类似“反派”人物的言论,预先就被打上了“反面材料”的印记。这就要求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这样,当我们发现某些“反动言论”居然引起自己的共鸣,首先就会怀疑自己错了。

再有,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谁要是公开地发表了这些言论,那就会被扣上“思想反动”乃至“反革命”的帽子,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暗中感到恐惧,下意识地把那些思想拒之门外。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就算你克服了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恐惧心理,要认同那些被贴上标签的“反动思想”还是很困难。因为马列毛思想被当作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体系,天上地下,过去未来,自然界人类社会,统统囊括其中。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一直到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胡适的思想既然是明码实价直言不讳的反共反马列,那么,认同胡适的思想,哪怕仅仅是认同他的某一个重要思想,那似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意味着对这个整体,对这个宏大体系的挑战和决裂。于是,你就惶惑了,你就犹豫不决了,你就对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不那么敢相信了,从而你的独立思考本身也就打折扣了。

正像我一位朋友所说,体系的妙用在于,任何一个判断似乎都不可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一个“推论”。这就不仅造成你反驳一个判断的困难,而且使你踌躇自己做一个判断。如果任何一件事的好坏对错都必须从原始共产主义说起,而且还得一直说到共产主义,你当然只好缄口不谈。天长日久,我们也都习惯于认为,是非好坏是论证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直觉的,不把马列毛理论学深学透,就不能知是非不能知善恶了。

以上所说,现在看来都很荒唐很可笑。不过在当年,这一套却把我们束缚得很紧很紧。你越是把思考看得很严肃很当真,那套束缚对你就越紧。

在那时,年青人中出现了一批异端或曰不同政见者。但其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引申发挥,特别是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主要是巴黎公社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的思想加以引申发挥。有些人走得远一些,他们回到列宁主义,或者回到他们心目中的原版马克思。

应该说形成这样的思想还不算太难,因为他们仍然是以那整套体系为依据,他们还没有去触动那个体系本身。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要跳出那个貌似包罗万象的宏大体系实在太不容易了。

在上面,我讲到知青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绝大部分仍然以马克思那套体系为依据。原因之一是,在当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实在太少了。在同代人中,我的思想要算走得远的了。那时,我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深度的怀疑。我进而认为,没有谁能垄断真理;就算有人发现了客观真理,也应该允许别人批评,也不应该强加于人。由此,我越来越感到,比判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更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讨论自由,言论自由。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胡适还引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话:“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孤立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我们那一代,从小就被灌输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被视为万恶之源。那时候,我们写文章写思想汇报,总是被要求检讨和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这使我隐隐地感到压抑。如今读到胡适对个人主义的大力伸张,痛快淋漓,正中下怀。

知青生活仅仅过了一两年,原先的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就迅速地消退,很多知青都陷入迷茫陷入消沉。我和我的几个好朋友则互相鼓励,我们常常会提起胡适的那两句话——“把自己铸造成器”,“救出自己”。

接下来,整个社会的气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都人开始流行一句话,叫“新生活,各管各”。我觉得这样只顾自己也不算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只涉及我这一个自我,而是涉及每一个自我。就像言论自由,我能自由地说出我想说的话,这还不算言论自由。所谓争个人的自由,应该是使自由成为普遍的权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所了解的胡适,都只限于一些只言片语。一直到1978年秋天进入北大,我才第一次读到了《胡适文存》。读后竟有些失望:胡适的主张和观点都很好,可是他给出的论证未免单薄,不够深刻不够透彻。

最后,谈一谈胡适有关容忍的议论。

胡适在晚年引用他母校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说:这句话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依我之见,其实,容忍与自由说的是同一件事;或者说,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以言论自由为例。我们知道,言论自由,主要就是指少数的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罗莎。卢森堡的名言:自由总是异议者的自由);所谓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少数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然而,少数既然是少数是弱势,因而单凭自己的力量就不足以保障自己;这就需要多数的容忍,需要强势者的容忍。没有多数的容忍,没有强势者的容忍,就没有少数的自由,就没有弱势者的自由。

如此说来,所谓争取自由,首要的还不是尖锐地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主张或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容忍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学会“我虽然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综观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胡适的思想或许不算最深刻,但算得上最正确。在那风云激荡,人心变幻的年代,他对自由民主理念始终如一的坚持,尤其难能可贵。在今日中国,自由民主仍是未竟之业,纪念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轉載自胡平臉書

By fdc64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