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应深刻反省其过去错误的对华政策外交误国
作者：牧野 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
美国总统拜登改变“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政策
前美国总统朗普的对华战略政策中，频繁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措辞。“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最初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沿用了这一口号及政策。该政策服务于「对华遏制战略」，旨在对抗中国。缘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体制，不断染指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地位。
拜登当选总统后，于2020年在11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韩国总统文在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谈，但是始终使用“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没有使用美国政府一向使用的“自由和开放”的外交表述。同年11月1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电话会谈中，拜登总统说“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闭口不谈“自由和开放”。撤回「自由和开放」的概念，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外交政策转变。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总统敢于摒弃特朗普政府一贯坚持的措辞，意味着否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表述，显然的意图就是以自由和民主来对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容易被中国接受，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口号相得益彰。拜登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印度、澳大利亚等对华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国家的失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被中国视为很重要的一年。如果美国转向对华绥靖政策，那么今年很可能会促使谋取国际霸权的习近平，由跃跃欲试而付诸行动。
日本外务省曾“协助”中国成为霸权大国
不仅今天的美国，历史上的日本也曾对华绥靖而招致重大外交失败。
2020年12月23日，日本外务省解密了1987年至1990年间的外交档案。这是基于「30年前的外交档案原则上应解密」的制度而公布的外交档案。档案合计有26卷，达10600多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密外交档案中包含有：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讨论应对措施的外交记录。据档案透露，日本政府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决定“从大的格局来看，孤立中国并非良策”，他们已经决定采取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政策。
以下是部分解密档案照片。
上述档案的日期是「平成元年6月4日」，即「1989年6月4日」，由此表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限期「保密」措施，并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为，是日本为迎合中国当局的利益，提前单方面制定的对策。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显示，当时日本外务省提供建议，并帮助中国准备了一份由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交的《声明草案》。中国政府的这份《声明草案》是一张A4纸，与1989年6月27日的绝密档案装订在一起，没有透露信息来源，是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阿南惟茂先生与中方讨论并征求意见后起草的。其内容如下：
（1）这一事件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一些煽动者企图颠覆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对此断然反击。
（2）对动乱中出现大量人身伤亡深表遗憾。中国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3）今后中国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同时考虑人民对民主的合理要求。
（4）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改变。中国希望继续保持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
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阿南对中方说：“如果（这些观点）得到明确表达，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可能会好转”。如此看来，日本外务省宛若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这些解密的外交档案还公开了以下一些事项。
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6月15日，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美方提出异议，反对美方批评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福伯（Robert Forber）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持续批准对华经济合作，将刺激华盛顿”。外务省亚洲局审议官 铃木胜也 对此回应道：“中国的价值观及体制与西方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有些强人所难。没必要机械地终止所有针对非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合作。”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7月14日至16日，在法国阿尔什召开了G7峰会（七大工业国组织首脑会议）。包括峰会主席国法国在内的各国都希望通过一项严厉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而日本政府则游说各国，主张谨慎措辞，避免孤立中国。
G7峰会主席国法国在7月4日峰会召开前向各国提交的政治宣言草案中，对中国政府的谴责是“野蛮地镇压、处决”，并提到欧洲四国联合对华制裁，包括暂停部长级别交流和军事合作，以及推迟世界银行的新贷款等。
对此，日本方面于同一天表达了其“避免被外界认为日本赞同对华制裁”的主张，“希望不要提及各国采取的措施，若各国家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希望尽可能模糊表述”。结果，经与各国磋商后，不仅有所克制地谴责中国，而且只字未提制裁中国，并在宣言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想孤立中国，但强烈敦促中国以合作和克制的姿态管理本国事务。”
在7月7日举行的秘书级会谈中，日方首先表示不希望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特别声明，而所有其他与会国则坚持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于是会议进入到具体讨论声明内容的进程。此外，虽然日方要求以抽象措辞来表述对华制裁，但美国坚持认为“提及具体措施是必要的”，而西德也认为“不提及具体措施的声明是没有意义的。”
在7月11日举行的日美谈判代表磋商中，作为妥协方案，日方要求增加“我们不打算孤立中国”这句话，以换取接受对华制裁的提案，但美方表示反对，说这将削弱声明的威力。
7月14日，阿尔什峰会的第一天，宇野首相在午餐会上游说峰会主席国法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宇野首相说：“应促使中国为避免自己被孤立须坚持改革。我认为如果文案采取这种敦促，或者监督的态度，那将是一件好事。”
7月15日的讨论中，宇野首相补充道：“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历史上当中国在处于弱势时，往往会有强烈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开的声明中，我们应该谨慎措辞，避免肆意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刺激其强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终发表的《宣言》，部分采纳了日本的主张，《宣言》称：“中国当局重启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政策，较之其他更应优先创造条件，尽快恢复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避免自己被世界孤立。”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的言行，宛若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
虽说是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在阿尔什G7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与西方诸国，步调一致地联合制裁中国，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发达，同样也不会成为这样强大的霸权国家。
当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是由被称为「中国学派」的亲中官僚们主导的外务省，都需要真正反思自己的历史行为。
今天反思外务省的这段历史尤为重要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就香港问题发表声明的一段历史。当时香港主权即将移交中国，撒切尔首相对香港前途表示忧虑。
关于香港主权移交问题，1984年撒切尔首相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她在1989年9月14日的晚宴上与日本驻英国大使千叶一夫提到，她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说：“我曾经和邓小平交谈过，邓小平对‘英国政府也受法律制约’表示不能理解，邓坚持认为‘如果国家需要，可以随时改变法律’。我认为今天中国问题（即天安门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思想。”
当撒切尔首相在同9月访问日本会晤中山太郎外务大臣时，她说：“据我曾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打交道的经验而言，我也未能预料到会发生天安门广场惨案，我感到非常震惊，希望不要再度发生惨案。”她还说：“香港有500万人，香港人担心，对自己的国民能做出这般事情（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中国政府，对香港人又将何所不能？”香港主权将在八年后移交中国，她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凭政治直觉，居然一语成谶，验证了30年后的香港。她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发现邓小平明显缺乏「法治」观念，邓小平的这一衣钵，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今天悲剧还在继续重演。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有，邓小平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商业代表团解释天安门事件时说：“国家主权压倒人权。”
1989年11月13日，卸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斋藤荣四郎在内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邓说：“在最近的镇压动乱（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对学生是极为宽容的，这次动乱的根源是思想混乱引起的”、“有人权和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人格和国格。人权重要？还是国主权重要？国家主权关系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国家主权压倒一切。”
蔑视人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本质，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行为，在西藏、维吾尔、内蒙古和香港等地仍在持续上演。
史籍确凿，日本外务省彼时未能调整、变革对华援助政策，结果意外打造出一个残酷迫害人权的霸权国家。
反思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反思的事情了。
日本与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合作，是日本战后外交的最大错误，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应该永远记住的历史教训。
日本外务省需要做的是，摆脱源于过去侵华历史的对华赎罪感，正视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劣迹行径，并转向重视保护人权的外交。
本文翻译自：牧野圣修，《外務省は過去の対中政策の誤りを猛省すべし-外交の誤りは国を滅ぼす》，2021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