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整理与编辑）：2023 年 7 月 29 日
中国改革开放的「滑铁卢」 ——从悼念阎明復谈及那个时代的终结（一）
阎明復先生七月三日逝世，终年九十二岁，他是被时代封尘了的过去式人物，似乎被社会淡忘了。阎明復是中共高层的温和民主派人士之一，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等职。在上世纪八九天安门学运期间，他忠实执行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解决学运」，「六四事件」后因所谓的「表现不好」，被撤职。1991年阎復出，任民政部副部长，之后一直从事慈善事业。
坊间有道：阎明復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在他同时又唤醒了世人的记忆，从阎明復先生身上，可拓展与延伸世人的视线。当年爆发「八九民运」浪潮，有大环境（文化、经济、思想、新闻、政治等各方面）因素，涉及当年各个领域、层面的变迁。由于上层建筑跟不上经济基础发展的需求，催化与滋生了整个社会的一场政治运动。
社会革命，是一项综合性的变革运动，民主革命，中国已经歷了百年奋斗未果，将还会在持久与坎坷之路上继续前行，抚今思昔，以铜为鉴，以人为鉴，可以正衣冠，可以知兴替。需提醒世人，「八九民运」的回顾与反思，更应该注重方法、方向与范围，为眼下的宪政民主运动积累经验、策略与方法。
欧洲之声组织了纪念阎明復的讨论会，有万润南、廖天琪、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唐元隽、王冠儒与笔者参加。下面就与读者分享我们的讨论与观点。
中国的「小阳春」回顾
田牧：阎明復先生去世，社会反响不小，13日国内举行了追悼会。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多位现任和退休的中共高层领导送去了花圈，包括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李瑞环、李克强、王岐山、刘云山、王兆国、邓朴方、孙春兰和戴秉国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也在内。据着名独立媒体人高瑜在推特上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送了花圈」……。
「八九学运」期间，阎明復赢得了中国百姓的敬重与肯定，特别是赢得了中国民运人士的尊敬与支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那场社会运动是人心所向，不仅唤醒了中国社会，也警醒了一部分中共高官。对于「八九学运」，笔者当时的认知是，沖击了禁锢的旧体制，是时代的需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召唤，是渴望与期待真正体制改革的民众发出的吼声。
我知道万润南的名字和四通公司，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企业购买了时新的四通公司打印机，取代了滚筒油印机。中国的民营企业突破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体制模式，不再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步入了市场经济的金光大道。「八九学运」时期有报导：四通公司给广场学生送饮水送食品，我是非常钦佩的。万润南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比旁人更有感悟和体会。
万润南：阎明復先生可说是中共高层内一位标准的民主开放人士。经歷过八十年代的人都有深刻体会，那个年代对中国来讲，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十年，大约从七九年到八九年，是中国近代最好的十年，或者说是从一九四九年中国建政以来最好的十年：思想解放，奋发图强，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对外开放，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阎明復在我心目中，应该说是中共改革派阵营里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实事求是的讲，当时改革开放的主帅还是邓小平，他的左右大将：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赵紫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派阵营里的人在八九年后，几乎是全军覆没。首先在八七年，如胡耀邦、朱厚泽等，当年便退出了歷史舞台。八十年代，改革派中可以说是大将云集，有万里、习仲勋等，这些差不多都是正国级，他们都是1910年代出生的。习仲勋岁数最大，是1913年的；胡耀邦是1915年；万里是1916年；赵紫阳是1919年。所以说这10年的一代人里面，赵紫阳最年轻。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来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通过「一二•九」民主运动参加共产党，这些人实际上是最富有民主思想的。
有4位知识分子出身、比较有影响的是：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这4人在「八九学运」时态度非常坚决，所以八九年邓镇压学运后，要将这4人开除出党。杜润生是主管农业改革的，李昌是中纪委的，于光远是邓小平写作班子的智囊，李锐是中组部的，一大批党的干部，包括习近平、项南等，都是李锐组织考察、提拔的。这批人现在都已不在了。那麽年轻一代的领导人，或者说中共下面的一个梯队中，主要有4个人，这些人都是20年代、30年代的，他们是胡启立、田纪云、这两个是20年出生的，还有就是朱厚泽、阎明復，他们是31年出生的。你们看这阵营中，10年代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实际上人马非常齐全，但在八九年却全军覆没。所以我想今天有一个主题可以讨论，就是本来是要推动政治改革、推动民主的，结果改革派中像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李昌、于光远、李锐这些老一代的改革派，年轻的像胡启立、朱厚泽、田纪云、阎明復，这些人却基本上出局了，这里的教训在哪里？
中国式的改革与民主派
万润南：改革派、开明派、民主派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田牧：中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改革开放」，目标是既明确又模煳。毛泽东执政时期，动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政治运动。1962年8月毛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毛又指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文革」《十六条》正式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八年持续的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使整个中国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虽然未提及否定毛路线，而废弃了「阶级斗争」路线，就等于否定了老毛，改弦更张，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涵盖着「民主与法制」，会议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份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以往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不过当时那个时期，经歷了独裁专制后，是特别强调民主，但都体现为口号式的，比如：「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虽然论及民主政治、党政分离、法制建设等，但没有具体政策与详细规定。按照「双峰政治」老人邓小平和陈云的说法，邓提出了「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陈云提出了「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
中共高层改革开明派全军覆没
廖天琪：老万说的这些改革派、或者开明派全军覆没，那是在八九年之前，还是八九年之后？
万润南：八九年之前是2个人：胡耀邦、朱厚泽，主要还是胡耀邦。刚才我讲述的所有人，都是在八九年以后。
胡耀邦对改革过于乐观，导致了他与中共其他领导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胡耀邦在八六年着手推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陈云指责胡的率性言行，未能顾及具体情况。胡过于自由的政治态度，超过了邓小平能够接受的极限。同年年底至八七年年初，中国各地爆发了八六学潮，在合肥、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震惊了中南海，最终导致胡耀邦下台。
胡耀邦的下台是个引子，因为「八九学运」就是因为胡耀邦去世。某种意义上讲，八九年这场政治风波也是胡耀邦下台的一个延续。习仲勋认为对胡耀邦的处理不公平，甚至在政治局会上拍桌子道：「你们这是在搞宫廷政变！」所以习也为此出局了，虽然八九年时习还是「人大」副委员长，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话语权。
最近一位美国搞研究的朋友问我，八九年的时候习仲勋有过什麽表现？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与人大常委会接触很多，但我们联系的是胡绩伟，通过他联系万里，而习仲勋那时已经没有声音了，习在八七年为胡耀邦仗义执言，已被打入了冷宫。
朱厚泽原来是中组部的中宣部部长，他是年轻4人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中宣部实际上是一个造谣、霸道、控制思想的部门，唯一被人们称道、推崇的好部长就是朱厚泽，被誉为「三宽部长」，他曾对文艺界与学术界提出了「三宽方针」（宽厚、宽容、宽松）。朱那时还没有完全出局，被调到了总工会。八九年朱厚泽以总工会的名义给学生捐款。
在「八九学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赵紫阳，他起码坚持不开枪，而朱厚泽直接支持学生，阎明復表现得也非常出色，他主张要与学生对话，而且实际上他也推动了对话。他与学生对话的好多场景，我们看了是很感动的，他几乎是流着眼泪跟学生代表讲：「你们要给改革派一点时间，我愿意作为人质跟你们回到北大。」因为当时正在接待戈尔巴乔夫。
阎明復通过陶思亮，四通的周舵，还有戴晴等，要他们组织学生到统战部与他们直接对话，阎明復亲自参加了对话。阎明復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诚恳，当时把好多学生说服了。但是这些学生回到了广场，却被更激进的学生替代了。后来的歷史也很有意思，当时最反对与共产党妥协、不贊成对话的，并谴责他们是「出卖学生运动」。其中表现得非常激进的李录，六四以后，甚至与共产党勾结了起来。也就是说当年表现得最激进的那些人，是导致改革派全军覆没的一方面因素，当然主要的责任人是邓小平。
中国的变革自上而下
万润南：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为什麽要动枪呢？你一动枪，就流血了。所以歷史罪人是邓，这里面要吸取教训。
廖天琪：令人费解的是：那个时候中共改革开明派的力量并不是非常薄弱，比如说「人大」的胡绩伟、委员长万里，统战部长阎明復，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他们都是理解与同情学生的，为什麽那麽强大的政治力量，就不能限制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坚持的武力镇压？他们制造了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流血惨案，开明派为什麽没有站起来反对呢？他们没有军方的支持吗？这个机会应该是50%对50%，对不对？他们怎麽会全军覆没？
万润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也一直在思考。当时的整个过程我是亲歷的，事后的反思，再看了各种资料，我认为这真是一个悲剧！是中国人民的悲剧，是共产党的悲剧，也是邓小平的悲剧。本来可以不这样的，你说阴差阳错也好，说是机缘巧合也罢，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源头还是在邓小平。
这里面的细节，以前好多人讲了，现在有一种新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非常分明，实际上当时也是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陈云，也有称「双峰政治」。杨继绳（新华社着名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我清华的学长，他写了《墓碑》，另外他还写了关于「六四」的整个过程，书名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用的就是「双峰政治」，即有两个高峰，一个峰是邓小平，一个峰是陈云。陈云人马也不少，他也有几员大将，像邓力群、姚依林、胡乔木等，还有李鹏，当然李是很无能的一个，不是起关键作用的。在经济政策上基本上是姚依林在做，当然是陈云的思想。我认为应该是「两峰太后」。当时胡耀邦被拿下后，曾私底下感嘆过一句话：「儿皇帝不好当啊！」他那是与王鹤寿私底下的谈话。胡耀邦、王鹤寿、陶铸，他们三人当时在延安关系非常好，自称是「桃园三结义」，如此紧密一种关系。不幸的是，此话王鹤寿马上就传给了邓小平，所以桃园三兄弟最后真是狗屁！共产党是不讲忠义的。
也就是说，在胡耀邦的眼里、心目中，他只扮演一个儿皇帝，上面是有太上皇的，这个太上皇就是邓小平。实际上邓小平并不是太上皇，或者说有两个太上皇，就像清朝同治、光绪时期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东宫太后、西宫太后）。在这种政治格局里，所有的改革派都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所有的保守派都是以陈云为首的。从力量对比来讲，保守派跟改革派的阵营差得太远了。赵紫阳、胡耀邦，总书记、总理，还有万里委员长，属下一个个都是精兵强将，知识分子当中也是非常有思想的几个，可说是共产党里最有民主思想的，因为是他们是经过「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这些人一直都有民主理念：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包括胡启立、田纪云、朱厚泽、阎明復。中宣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这两个部门在共产党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廖天琪：近30年来不少民主转型的国家，绝大部分国家都是自下而上进行民主运动变革，可能只有台湾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变革）。由上而下的体制改革，一旦涉及统治阶层利益与权利时，就会出现反弹，或者是反攻倒算。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原本「八九民运」是最好的机遇，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东欧国家那样，一蹴而就完成了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但悲哀的是，恰恰是邓小平镇压了中国民众的民主运动。
结语
滑铁卢战役的失败，决定了拿破仑所领导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覆灭；「八九学运」的武装血腥镇压，标志着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小阳春」时代被划上了句号。
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从悼念阎明复谈及那个时代的终结（二）
「文革」后的十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春风雨露，毛氏的斗争哲学被唾弃，社会大环境呈现出一派宽松与阳光的景象，也是中美关系最好的一段时期。那时友好与合作是两国的主旨，而不是今天的竞争与博弈。当年的美中关系带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多管道全面展开，沖击了中共建政以来知识、文化与思想的传统红色禁锢。西方社会的先进管理与产品等，也为中国社会经济变革提供了样板与养料。再则，东西方的官方与民间双管交流，潜移默化地引进了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而当年中国宪法还尚未提及「人权思想」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与价值指导。
「八九民运」，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胡耀邦的死而引发的，是胡耀邦下台政治风波的一个延续。而实质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了，中国社会经过了八十年代的持续开放，古老国家的大门和窗户敞开，沐浴着西方自由民主的和风细雨。所以，从文化与知识领域来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不是偶然与孤立的人物；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万润南、步鑫生等也不是个别现象，他们代表中国的民营企业改革者群体。而胡耀邦的非正常下台，正是逆改革开放方向而行，是在为生机勃勃的「小阳春」泼墨，民众不甘于这样的倒行逆施，这就是当年「八九民运」爆发的真正原因。九十年代初期国营企业的破产与倒闭潮，实质也是因为改革政策迟滞不前，难以涉及深水区（体制与制度），导致被计划经济拖垮拖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得不到真正落实。
我们的话题从这一部分继续展开……。
阎明復站在时代的巅峰上
万润南：特别是阎明復，他与邓小平家的关系非常好，他是「革二代」。其父阎宝航，当时在东北搞秘密工作，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国际间谍，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在外交部等任职。当时四通有个副总王安，他的父辈是与阎宝航是一起的，所以他们从小就在一起。阎明復是百科全书的主要负责人，王安也参加了百科全书的工作，以后才到的四通。
阎明復在自传里讲，他一辈子做的两件事最有意义，第一件是编撰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编撰曾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被认为是一把知识的钥匙，可打开人们的眼界，「照亮」世人的头脑，人们一旦认识清楚了世界，社会自然就会日趋完善，也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一把钥匙。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也有了百科全书，阎明復功不可没。第二件有意义事，是他做了慈善事业。八九年以后，他在民政部副部长位置上主要从事慈善事业。其实他不敢讲，或者没有讲，他这辈子真正有意义的是八九年与学生的对话，那种正直的勇气，那才是变革时代应有的姿态，作为中共执政者来说，是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阎明復做到了。
廖天琪：老万你说得非常好，但我想从整个的大环境背景，即「八九民运」的发生，它不仅只是在政治层面上，并不只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或者是开明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它还在其他很多层面上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文化方面，你刚才提到了中国《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还有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比如说农业转向，民营经济也逐渐兴起，好像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慢慢打开了，老万也在这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我们也应该谈一谈其它方面、其它层面。「八九民运」之前，中国整个社会都被调动了起来。就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八十年代」是中国的小阳春，这是非常重要的，大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文化、经济、思想、新闻、政治各个层面上，但我还是希望扩大谈话范围，比如中国的民营经济，首先向当时的国民经济体制、及禁锢的计划经济等，发起了挑战与突破。
改革开放难以涉入深水区
廖天琪：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局限于「八九民运」功过是非，这个话题海外已经讨论了三十多年，我也倾听了三十多年，我们为什麽不能将其放置于更大的范围来讨论？今天中国又走到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邓小平的专制独裁，像毛泽东一样的专制独裁，使中国的社会「小阳春」，一夜之间回到了地狱，将全部的开明派都打了下去，全军覆没，这就是个人崇拜、专制独裁一言堂造成的恐怖地狱。
今天的中国社会再次回到了毛时代的专制独裁，习近平一人得天独厚，全世界都目睹着中国社会由着习近平穷折腾，我们今天反思阎明復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扮演的角色，对今天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想可不可以切入其它领域来谈，田牧也来自于企业界，是否谈谈你对当年事件的看法与观点。
田牧：老万刚才描述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层面，提到了整个八十年代是社会的「小阳春」，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在国营企业担任管理工作，从我的职业视角来观察，最有感觉的是民营企业从经济领域异军突起，突破国民经济体制与禁锢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层面。
八十年代中期，我撰写了一篇《浅析适时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论文，论证企业经营的生命力与发展之道，一是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二是适时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这些是从事企业经营管理者都必须知晓与了解的。而前提条件是需要企业从计划经济禁锢中解放出来，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为企业提供这样的大环境。这就是为什麽当年万润南与四通公司成了国营企业管理者仰慕与妒忌的对象。
后来的九十年代初期，一批国营企业陷入「三角债」，因资金短缺而纷纷破产与倒闭。表面上看是资金短缺，企业的资金周转期，是根据企业的规模与产品生产过程所决定的。一旦产品滞销，计划经济指导下对市场反应迟缓，系列产品滞销，便会产生连锁反应，引发整个行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混乱，引发三角债务是必然现象。表面上的问题是资金短缺，而本质是因计划经济禁锢所致，企业产品一成不变，销路逐渐变窄，直至失去市场，滞销产品部分分派给员工上街推销，部分作为工资抵给工人等。
古人都有未卜先知，而当时的企业却缺乏市场沟通与对接。中国经济模式的鼻祖前苏联的经济也是这样玩完的，东北的老企业同样厄运难逃。当年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唯上唯令，对企业的生命力与生存之道太少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究。民营企业的成功原因：首先是企业产品直接与市场供需对口；其次挣脱了体制捆绑；再则是最早自由引进外资等，这些均是企业生存与发展之道的先机，可称为先声夺人。
在「八九民运」前后，中国经济已成了难以掉头的庞然大物，处在计划经济下，与市场脱钩在所难免，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基本上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便是改革开放，也难以涉及经济建设的深水区，从体制与计划经济入手。九十年代中期，国家面对计划经济酿成的悲剧，并未从病根上治理与进行企改，而是采取大弃大抛政策，将国营企业大幅度贬值转让给私营企业，让国家蒙受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
在我看来，从当时的企业经济发展视角来说，改革开放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改革开放，目的是发展经济，应该从国家经济体制入手。老万说过：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经济是根本与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一切都是空的。
不过，经过三十多年在德国的生活，我逐渐认识到，对于国家来说，应该兼顾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有空时我会以事实与数据与大家进一步讨论。
最早的改革之路从底层开启
万润南：我也谈谈经济问题，中国为什麽要改革开放？现在习把中国搞成这样，机会到底在哪里？在哪里突破？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当时所以要改革开放，是因为老毛个人独裁，搞「文革」，为了清除政敌，把整个国家拖入到一场政治运动中，把国民经济破坏得一塌煳涂。用当时中共自己的语言来说，「国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那时的物资供应贫乏，七十年代是中国最困难的十年，每况愈下。因为老毛不停地折腾，就像现在习近平不停地折腾一样，瞎折腾。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是从社会最底层开启的，首先是农民，日子过不下去了，穷则思变，当时不叫「改革」，是农民们偷偷干。最早是安徽农民，他们冒着风险签订了承包协议，自己分地分租，开始了承包责任制。后来在地方政府引起争执，万里是安徽省主官，赵紫阳是四川省主官，他们获悉了这一动向，最早支持农民的这一承包制，视之为「农村的改革」。
农村改革起来后，自然会延伸到城市。城市改革是怎麽起来的呢？在「文革」期间，大批青年失业，就像现在的16-24岁青年，20.8%的失业率，当年也一样，社会上没有就业机会，于是把这些人分配去了农村，说是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是老毛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习近平当年也是下去的知青。但是七十年代底，「文革」结束，七六年毛死，「四人帮」一抓，这时大批赴农村的知青就回城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知青怎麽安排？实际上没有那麽多的工作岗位，那麽就鼓励他们自己就业。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北京「卖大碗茶」，什麽叫卖大碗茶？就是在摊头放几碗茶水，路过的人喝一碗一分钱，有好多知青就靠这个来维持生计，还有年广久的傻子瓜子，自己炒的瓜子，特别香。当时就出来这样一些现象。
廖天琪：慢慢就产生了万元户。
万润南：对，万元户就是这麽产生的。那麽农村改革怎麽与城市改革科技结合的呢？因为许多农村的社队企业，需要搞技术改造，没有技术力量，就聘请所谓的星期日工程师。当时第一批这种帮助农村社队企业搞技术改造的人，都曾经因此坐牢。人家利用周末去，星期日工程师，何罪之有？其实四通最早就是我们办的一个社队企业。知识分子要搞自己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国家也没有这个政策。我记得很清除，当时我们提出要办公司后，到海淀区工商，他们都不知道怎麽办？就是说没有政策、没有对口，后来我们与四季青乡联合，就按照我们是四季青乡的一个社队企业註册的，这是四通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人家也觉得你不伦不类嘛，你们搞科技的怎麽是一个社队企业？四季青乡是种蔬菜的，因为蔬菜任务完成得好，所以还可以给我们税收优惠。结果到了第二年八五年，那时知青返城，鼓励招收知青就业，后来就算知青集体企业。所以我们每一步都和当时经济改革的步调是合在一起的。
四通公司高科技探索之路
廖天琪：我有个问题，四通公司从一开始经营，是否有国家政策支持？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政府方面是否从政策许可来扯你们的后腿、抑或是鼓励你们？
万润南：没有官方机构给予鼓励，这麽说吧，鼓励我们的是一些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当时海淀区的领导原来是清华的学长，我们开始办的时候，海淀区的区委书记是贾春旺，贾春旺到北京市政府后，是张福森，他也是清华的校友，所以我们找他们，容易理解与沟通。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也不知道怎麽办？于是将我们介绍给海淀区管辖的东升人民公社和四季青人民公社，这两个公社是挨着海淀区，挨着清华、北大，是最近的两个公社。当时我们就找了公社的负责人，四季青乡的乡长比较主动，愿意接纳我们这些人。
廖天琪：你们这麽一路走来，事实上上面根本没有相关政策？也没有具体的开放经济规则和条例，可以说是自己组建公司，农村乡镇机构与知识界结合，你们是在艰辛探索、苦苦经营，自己在寻找改革的出路，是不是这个意思？
万润南：对，我们是在一片荒野中开出了一条路，这就应了那句「摸着石头过河」。后来为高科技企业开启了中关村开发区，那是在我们「过河」之后，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等于是民营企业改革之路的金光大道，然后才有了科技开发区、科技企业政策等等。
结语
宪政民主的方向与目标，永远是中国体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思想、新闻等各领域，向现代民主文明跨出了一大步，中共的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復等官员，都有积极的思想与言行表现，应该说这些官员也是真心期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而国家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整个社会进步的需求与步伐，不进则退，最终成为阻力与绊脚石的角色。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未竟事业 ——从悼念阎明复谈及那个时代的终结（三）
「八九民运」以后，从中共高层里已看不到改革的希望与可能性，联系到眼下的习时代，令中国人很是失望，中国又回到了一人之下的专制独裁统治。当年的朱厚泽、阎明復等那批改革派、民主派、开明派，已经在中共领导体制里销声匿迹，即便像蔡霞、任志强等勇于发声者，也终究被下架。
回顾与纪念阎明復，人们还是希望和期待今天的中共组织中依然存在隐形的民主派、开明派。世人再次认清专制独裁的特徵：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群体行使权力统治，宪法与法律成了饰品，自由、民主与人权只是民众梦幻中的海市蜃楼。
歷史告诉我们：民主与自由是歷史的必然，必将会降临在未来的中国，无可阻挡！
开放气候下大环境演变
廖天琪：元隽，你那个时候在长春第一汽车厂，你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你们企业有什麽变化？
唐元隽：老万是当年中国社会的精英人士，是有资源、有实力的人物。当时我是企业里的一个小干部，基层的技术人员。那时在国营企业感受比较少，是古板而固定的，在一个岗位上，自己老老实实干自己的活。对生产车间来讲，工艺是负责制造的依据，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份工作。当时我二十几岁，思想方面，开始接触与阅读西方文学着作，可说是打开了认识世界的视野吧。我们一些文艺青年，凑在一起，搞个聚会，写一些诗，我们感觉到了社会在变化，对我来说，深有感触的是，不抓反革命了，不再用镇压的手段了，实际上意味着制度已经在演变了。
我当时在企业里，对时局与环境是有感觉的，特别在文化与思想领域尤其明显。我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搞了一些文化展览等，经常去参加一些民主沙龙，参与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既热烈又亢奋，有的青年尤其激动，大骂共产党。后来公安局派人进入卧底了，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长春市公安局上报，那时据说反革命案件要上报中央，上报了以后上面不批，说年轻人思想有问题，交给企业的党委进行教导即可。随后有人警告我，不要再搞了，这是政治风向问题，我便请了长病假。
唐元隽：我对阎明復的认知，感觉从中共高层来说，他非常了不起，在政治上明显的向自由开放转向，这是令人佩服的。他的去世，使人追忆，令人唏嘘。我在想「八九民运」中最了不起的三种人物，一是勇拦军车的王维林代表的反抗者；二是停下战车想绕过王维林的军人，这车中执行任务的军人保持克制、不滥杀无辜；三是阎明復这样的中共高官，他的努力更能影响当权者决策，从而影响歷史进程。
阎明復认为5月14日到5月19日，是和平解决街头运动的关键时刻，他多次找学生代表商谈劝说，进行沟通斡旋，为此做了最大的努力。尽管失败了，随着岁月推移，人们会认识到，无论是抗争还是解决矛盾，这三方面人物都展现出文明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
六四镇压，枪声一响，人命关天，所有的性质都变了。沟通斡旋，和平解决社会的矛盾沖突，将来的中国人也许会学会这些。
作为当年在华西方人的感受
廖天琪：请玛丽也说说，你在八十年代就在中国了，你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有很多联系，而且你也为魏京生的自由出了很多力，你可不可以说说当时你在中国看到的人与事，以及你的一些感受？
玛丽•侯芷明：我主要是七十年代在中国，老万谈的那些事，我都很感兴趣。我在中国的那些年，中国很贫穷，也没有任何自由，即便你想种些蔬菜不行，卖些鸡蛋也不行，只可以到农民自由市场买一二个鸡蛋，一点自由都没有，经济完全是空虚的。所以老万谈到中国民营企业的摸索与启动，我完全相信与理解，老万走过的每一步都很艰难而不易，赵紫阳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赵的四川经验，我听之很感兴趣，不过我无法谈体会，也没办法补充，老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歷者。
天琪刚才提出，为什麽开明势力虽然也支持六四运动，后来却全军覆没？我想为此说两句，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习近平帝制的DNA，尽管当时邓小平没有使用这个词，但是他也是坚持中共原则的，他感觉如果不保护党的DNA，中共就会失去他们的权力、地位与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能维持下去。邓周围的人，比如说阎明復、曾庆红、赵紫阳，我感觉他们都反对镇压，特别是反对使用军队和武力去镇压学生和市民。而邓小平的原则和真理是：中共如果不镇压，那麽中共将亡党亡国，中共的政权不復存在。前苏联的崩溃，令邓小平与中共政权震惊与害怕。
人民撼动了中共体制的DNA，今天习近平执政团队完全一样，人们如果稍动一下共产党的正统，中共是不会接受的。习近平现在虽然说要维持中共统治，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主要是在保护自己的权利，现如今我看他是既救不了中国经济，也救不了中国外交，唯一办法是攻打台湾，从而转移全球的视角与压力。
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太差，很多人深陷囹圄，比如：郭飞雄、王炳章等，以及那麽多的藏族、维族人都被迫背井离乡，对于这些人，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最大的声援、同情和帮助。
廖天琪：玛丽画龙点睛，把当时的场景又恢復过来，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主线，是中国经歷了几代的个人独裁，第一个是毛泽东，中国的国民经济被推到了破产边缘；然后是强人邓小平推行了改革开放，经过了几十年的极度贫穷、落后，中共一松手，人们就像疯了一样，个个去追求物质的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在精神上人们也逐渐醒悟，开始伸手向政府索求自由与民主，中共体制满足不了人民的期待和诉求，最终爆发了沖突——「八九民运」。结果是什麽呢？为什麽开明派或者改革派全军覆没？是因为个人独裁！玛丽说得很对，是因为邓小平要维护共产党的基因和正统，事实上也是他们的个人野心。
现在我们又面临了同样的境况，习近平也要维护共产党的基因。我们不能不承认，习近平执政以来，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不管我们多麽反对他，比如说「一带一路」虽然恶名昭彰，但它也具有整合全球资源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而且他确实是在最近这些年，把中国推向国际舞台的前列，与美国可平起平坐。但是危机也是共生的，中国社会潜伏着各种危机，刚才老万说的毛执政时期的弊病，今天在中国又重现了。比如针对私营企业的遏制，对民间各种声音和异议的打压，中国又回到了专制独裁的一言堂体制，这不仅仅是维持中共一党专制，也是在维护习家天下。
去年爆发的白纸运动就是一种社会反弹，歷史上有很多这种看似偶发事件，却有其必然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今天回顾反思当年阎明復那一代，以及当时的整个社会场景，可以平行地与当下整个中国的情况做个对比，从歷史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习近平就是毛泽东，习近平就是邓小平，他会一意孤行下去吗？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麽？
人民不会容忍歷史倒退
万润南：刚才几位讲的使我很受启发，八十年代是毛「文革」的十年反动，他把国民经济搞到破产的边缘，老百姓生存不下去了。习近平如出一辙，三年「清零」，也几乎把经济发展搞到死亡边缘，所以才有了白纸运动，才有了四通桥上的吶喊……。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成也经济，败也经济，经济问题永远是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与根本原因。老百姓也是，如果它还能活得下去，它会茍且，但是「清零」清到了大家实在没法生存了，那就吶喊反抗吧。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20.8%，整个通货紧缩，经济已出了大问题，靠拼命印钞票已经解决不了眼下的问题了。所以人们密切关注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这麽说吧，经济上它要是能过得去，就还能茍延残喘，中国百姓很简单，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中国的体量很大，它要动起来也很难，但是一旦动起来，就不得了。所以中国的变化，依我看，将来问题还是会出在经济上。现在它所有做法，都可以说是在倒行逆施，甚至与毛当年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今中国，什麽都是由国家来控制，实际上是由习一人来控制，他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赶造雄安大桥，但集中力量也可以办蠢事、办坏事。互联网起来后，信息封锁不住了，自由传播，对专制政治可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它是没法挡住的，社会会变得阳光与开放。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也是看走眼了，中共利用建防火墻、网络封锁、布满摄像头等，来对全民进行监控，反过来维护了习个人的专制政权。同样，现在搞人工智能，我观察到有很多荒唐的研究项目，比如用人工智能来看一个人的党性有多少忠诚度，简直到了荒腔走板的程度！
廖天琪：中共把人当成了猪狗一样来对待。
万润南：如果这样持续发展的话，早晚要出问题，或者说它的经济已经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意味着新的变革将要开启。问题是中国百姓并不是那麽的活跃与敏感，八九年的声势多浩大，参与度那麽高强。同样，去年白纸运动是静默的抗议，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去年的白纸运动习近平是认怂了，他最后也就放开、躺平了。放开了不就没事了嘛，他也度过了难关。八九年的时候，邓小平说这是动乱，学生不干了，邓是硬强着。最近有人问我：八九年有没有别的可能？我回答：有呀，很简单嘛，是邓小平的错嘛，不论学生绝食也好，广场静坐也好，就一个要求，你得承认我们是爱国运动，他这个话就是不肯说，宁可开枪，所以酿成了这麽一个血案结果。
廖天琪：白纸运动是小菜一碟，所以习就放了一马。但他具有独裁者不肯认怂的基因，这点跟老邓雷同。他在任上将不惜孤注一掷，对台一战，让自己成为「民族英雄」（其实是民族罪人）。他知道仗一打起来，大陆人的民族意识会马上高涨，短时期内会支持他。刚才玛丽说的，中共要维护他们的DNA，习近平更是如此，因为没有共产党，他就什麽都不是，他们一无所有。
习近平对党内异己和民间异议不认怂，在外事上他派出「战狼」征战国际舞台。跟美国的经贸战已经演变为政治和国防上针尖对麦芒的局面。这和当年六四的局面截然不同，那时候西方国家对中国颇具好感，乐观其成，六四屠杀短期内打破了世界对中国的亲善态度，但是柯林顿上台后，中美又开始靠近磨合，美国为北京开启了一道道经贸、科技的大门。如今局势有了180度的转变，美国连同盟友从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防范、围堵、断供、禁运，这种局势事实上对全球的和平发展伤害都很大。俄乌战争又进一步把中国推进俄罗斯怀抱，这是一种恶性的发展趋势。 中美之间这个死结若解不开，那么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发展都将成为奢望了。
结语
毛时代开创了「打天下坐天下」，为了维护中共一党的统治，消灭与清除异类，只抓「阶级斗争」，不言「经济建设」，贯穿于毛执政的全过程，在他心目中，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最终中国的经济一落千丈，处于崩溃的边缘。
邓时代从一开始的放弃「斗争」，埋头搞「经济」，一度全国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那些岁月恰似「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幸的是，当「八九学运」涉及到中共执政者的权力、利益与地位时，邓转而反目为仇，下令开枪镇压学生和市民，断送了十年中国改革的好时光，真可谓是「成也小平，败也小平」。从专制统治者本性而言，是利益与本性使然，与老毛相比，可说是一脉相承。
习时代，再次回到了老毛的终身制，回到了专制独裁统治，三年「清零」，几乎再次把中国经济推向深渊，所以爆发了白纸运动，才有了四通桥上的吶喊……。独裁统治者当道，法律便丧失功能，成为一堆废纸，社会公正与平等将荡然无存，这样的统治者无疑成为人民的敌人，国家的敌人。
对中国百姓来说，最渴望的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公平祥和，自由民主，幸福安康。所以对国家来说，悠悠万事，促进经济发展为先，唯此为大，这才是造福人民之本。中国不需要专制制度，更不需要独裁君王，所以振兴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经济，首先需要再次掀起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中共极权统治，如此中国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轉發自《歐洲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