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自由民主人權之聲

Voice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in Tokyo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另外,六四之后的国企改革一下造成3,4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失业。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六四之前,必然会激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当时没有大规模下岗,仅仅有点涨价,有点什么问题,都会导致89民运的爆发,要是一下子有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失业,那些人岂肯善罢甘休?当然会走上街头。而权贵私有化在中国居然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而且越到后来发展的规模越大。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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