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我不敢说，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不过我确实敢说，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中国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不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别人靠宗教，我们靠历史。
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可是我们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不朽就是在人类的延续即历史中不朽。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们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对真实性的坚持，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一是它对道德裁判的强调，春秋笔法，意含褒贬。
写历史而带褒贬，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也许不以为然(注)，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至关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坏人不信地狱而无所不为，能让他们还有所忌惮的也就只有历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担起道德裁判的职能。文天祥从容就义，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后遭唾骂，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文革中，刘少奇遭毛泽东陷害，百口莫辩，他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中国，历史是好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一反趋利避害的本能，坚持道义理想的唯一凭借，是不幸者陷身绝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坏人虽有赫赫权势但仍不敢为所欲为的唯一忌惮。越是在极端处境，中国人越是感到对历史的依赖。“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也许有些中国人不曾感觉过这种依赖，他们以为他们不靠历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要么太幸运，要么太肤浅太懵懂，未曾体验过或思考过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对强暴与灾难时的孤立无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句话阐释发挥，启人深思。但这些议论放在中国的语境，则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问题是，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衰落，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中国，道德秩序本来就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历史。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历史出危机才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危机，我们的道德也就会出现危机。
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此话对中国人的意义，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两句话相比拟。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极权统治者精心地、系统地篡改历史，用谎言淹没真实。毛泽东要求“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全盘推翻传统的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这也表明极权统治者和我们一样十分重视历史，它是企图用自己的一套历史－－包括自己的一套历史叙述和自己的一套历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历史。它要窃取历史的神圣光环，所以它依然保留了历史的神圣外观。
后期极权主义改变了做法。它不能不改变做法，因为到了极权统治的后期，统治者编造的历史叙述已经破绽百出，失去欺骗效力；它对历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在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方面要继续用老办法编织和构建自己的那套历史，另一方面则开始鼓励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消解历史的神圣性。
象前些年以“戏说”为名的清朝帝王戏和现在的这部《英雄》，这种影剧歌颂专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评，它又推托道这是戏说是娱乐，何必当真。好比有人假装酒醉骂人，因为是假装酒醉，他很知道该骂谁不该骂谁；但你若和他理论，他又摆出一副醉态，倒显得你小题大作了。
撇开真醉假醉不谈，这种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也是令人忧虑的。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强权对历史的传统手法是涂抹和篡改，它企图以假充真，以恶充善；当这种手法失灵后，它就摆出嘻皮笑脸的轻浮模样。它力图让人们相信，对历史事实的真伪之辨与对评价历史的褒贬之争其实都不重要；别把历史看得那么庄严，那么神圣。乍一看去，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对权势者和反抗者一视同仁，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也消解了权势者一方的神圣性，彼此彼此；但实际上，权势者可以不要历史，确切地说，权势者起初试图利用历史，因此伪造历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当伪造破产后，权势者恼羞成怒，于是就转而糟蹋历史，嘲笑历史，捣毁历史。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主张历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顿，就是那位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对历史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
200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