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七章 從頭再來 政治上的結盟常常並不需要和別人訂立某種公開的或秘密的契約，它主要取決於你的一種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文章摘錄 一、’從頭再來’ 據說，前不久，由於財政困難，中共當局不得不允許民間歌手崔健舉行演唱會為亞運募款。 於是，在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種海報：整個畫面以血紅色作為底子，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從頭再來』（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眾多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下提及六四。 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正如江澤民對美國記者所說，是為了用時間來沖淡人們對六四的記憶。 對於中共的這種作法，民運力量方面必須針鋒相對，隨時提醒世人勿忘六四。 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得好：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 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遇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 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 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 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顯然，對於雙方來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難的。 上述困難表明，我們僅僅滿足於提出『毋忘六四』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們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搞得不好，我們也就是在強化六四的威懾效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意識到這層特殊困難的人竟然寥寥無幾。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以上幾章中，我力圖證明以下幾點： l．…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七章　从头再来 政治上的结盟常常并不需要和别人订立某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契约，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种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独立的政治立场。 ——文章摘录 一、‘从头再来’ 据说，前不久，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当局不得不允许民间歌手崔健举行演唱会为亚运募款。于是，在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种海报：整个画面以血红色作为底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从头再来’（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 众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当局竭力避免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六四。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正如江泽民对美国记者所说，是为了用时间来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对于中共的这种作法，民运力量方面必须针锋相对，随时提醒世人勿忘六四。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 但是，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的政权的形象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于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于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显然，对于双方来说，要达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难的。 上述困难表明，我们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搞得不好，我们也就是在强化六四的威慑效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意识到这层特殊困难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三、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以上几章中，我力图证明以下几点： l．对于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方式抗争是切实可行的： 2．这种斗争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积小胜为大胜，最后会取得彻底的成功： 3．以往斗争的失败决不是客观必然的，它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几点，他们就会克服恐惧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坚定也更谨慎、更勇敢也更机智地投入新的民主运动。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只有认识到上述几点，我们才是‘记住了应该记住的，忘记了应该忘记的。’（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就提到过我们需要这种正确的‘记忆——忘却’。） 四、反驳几种错误、不实际的观点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运队伍内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扬截然相反的一套观点。比如： 1．有人说，八九民运的结局已经证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专制‘此路不通’。毫无疑问，持此观点者的本意是希望人们丢掉对非暴力斗争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斗争。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这种观点的实际效果——如果人们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话——只能是广大的民众放弃反抗，陷于消极无为。 2．有人说，由于敌强我弱，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见之于第三章。如果说敌强我弱就必输无疑，那么天下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兴力量初战告捷的任何先例了。那显而易见是荒谬的。这裹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观点首先是思想懒惰的表现，是不负责任媚俗的表现。难道不是吗？把一件已经如此这般发生了的事情说成是命中注定只能如此这般地发生，从而免去了对其过程中其它现实可能性的细致分析，这不是很省气力的吗？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后解释历史时局爱采用决定论或曰宿命论的立场，无非是懒于思考而已。再者，你若说运动的失败也和我们自身的失误有关，那就难免不批评运动中的某些人物，因而总是件得罪人的事，远不如把一切推给天命那样令人皆大欢喜。 关键在于，如果人们果真相信了在现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民运的失败是客观必然，那么谁个还会再去投入民主运动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大多数人在投入一场运动时，内心总是抱持着对成功的相当信念的，否则他们宁肯退避忍耐。因此，宣扬‘民运失败必不可免’的一个最糟糕的效果就是。它会严重地、也许甚至是根本地打击了人们投入下一次民运的信心。 3．我详细论证了，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伟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亏一篑、反胜为败。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赞同这一分析。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可分为三类。一类反对意见是认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原则根本是大废话，并把它等同于股票的投机。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任何策略原则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为它抽象就否定它的意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学中博弈论裹囚犯难题的一种简明的概括。它涉及是两个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间互动的关系，因此不可与买卖股票这种一个自由意志面对盲目的市场波动的情况简单比附。‘见好’不是‘见最好’，建立良性互动不等于投机，等等。第二类反对意见，承认‘见好就收’原则的正确，但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中并未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好’的时刻，对这种意见的反驳，本书第四章的第六、七节已有充分论证，兹不重复。这裹我要着重再谈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有人指责我关于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批评是‘脱离广场实际’，是一种‘书生气’的‘想当然’、‘理想化’，是分不清‘应然’与‘实然’。他们坚称，要让一场群众运动自我控制根本就是办不到的，有人还郑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运中，这种如脱缰野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最后，这些朋友批评说我的观点纯粹是关在书斋裹的闭门造车、是沉溺于文字游戏：并教导我要具备一点中国民运的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我不论在撰文或是在讲演中，从来不摆出‘老资格’的架式：‘因为我参加民运的实际经验比你们都更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我深知，资格并非论据。一旦你抬出‘资格’什么头衔，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方接受你观点的意愿，那多半表明你对于你所能够运用的理论和事实材料的说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当我看到一些在实践经验上远远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评我不了解实际时，忍不住会有一种滑稽的答复。这当然是题外话。 对于第三种反对意见，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答复。 第一，八九民运决不是单纯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没有统一组织指挥的、前后持续五十天的群众运动，竟然没有出现什么打砸抢烧一类事件，这在整个非暴力抗争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否认参与者的广泛共识和自我约束，把它仅仅称为情绪的宣泄，显然极不公允。一般来说，要让一场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避免出现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极难极难的。而要让运动的主体队伍做到能进能退则比较容易。八九民运做到了难而未做到易，那说明不是群众运动自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做不到能进能退，而是因为群众的事先缺少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在广场上，那些主张见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赢得上风，除了广大参与者事先缺少有关良性互动的思想共识外，大概也和这些温和派民运领袖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缺少足够的坚定性有关． 严格说来，在群众运动中，并非总是谁的主张愈激进谁就愈容易占上风：确切地说，是谁的态度愈坚决谁才愈容易占上风。主张的激进与否是一回事，态度的坚决与否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本身也许是很温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危，影响到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你就应该、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张。有了高明的主张而没有坚决付之实施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注定吃不开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关头时，那种更成熟、更正确的主张能否占据支配地位？造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深入展开有关各种问题的严肃的争论，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一旦事变到来时，我们就必须十分坚决有力地贯彻我们的主张。所谓宽容，无非是说你必须承认和尊重对手的权利，决不意味着回避针锋相对的争论。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张更正确、但缺乏将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到底的顽强意志、害怕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的人，决不是有风度，而是政治上的软弱的低能。我希望一切对中国民主大业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务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其最大的谬误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将构成对群众运动本身的强烈否定。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注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么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从此以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去支持、去发动、去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从原则上就控制不了火势，那么我们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励任何别人玩火。…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 ——文章摘录 一、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的话，那么，我发现，在六四之后，不少人似乎又偏向于过分的悲观。这种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原则上认定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能同意。以下，我拟对几种主要的‘八九民运注定失败论’加以分析和批评。 二、关于陈一谘的‘五因素论’ 陈一谘认为：八九民运的成败事实上有五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群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人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五是军队的掌握程度。而中国当时群众的不满意是希望改革，领导的不满意是希望保守，形成尖锐冲突。以下几个方面群众这边都没有，全部是政府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血腥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陈一谘归纳的五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决定一场全面战争或曰总体决战成败与否的因素，而八九民运本来应是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以三、四两条为例。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目标正是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和打破官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它们正是我们意欲取得的胜利成果，那又怎么能反过来作为决定我们胜负的先决条件呢？正因为我们没有A才去争取A，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说由于我们没有A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A.这显然在逻辑上是错乱的。按照陈一谘的五因素论我们应当引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使运动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限战争的层次上方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场运动弄成了总决战的架式，失败即不可避免。八九民运到后期客观上搞得有点像总决战，所以它注定要失败。我在前面谈到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不赞成在这场运动中某些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说法作法，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当然，要一场运动始终保持在有限战争的层次上，乃是一件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的道理。因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可以截然划开的界限。 三、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区分 关于有限战争舆全面战争的区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对此多说上几句。 首先，不少人根本否认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提出来的具体目标多么温和，只要它们确实是反对极权专制的，那么极权统治者一定会进行镇压。这种观点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肤浅。实际上它是很深刻的。因为极权统治颇有些像拦洪大坝，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便会招致整个大坝的崩溃。我在倡导言论自由时常常引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那句话：‘一磅肉，只要一磅肉。’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争取言论自由看来只是要求一项最简单的公民权利。但仅仅是这项权利的获得，便已对整个极权统治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中共强硬派把鼓吹言论自由上纲上线为反对‘四个坚持’时，这在纯逻辑、纯理论上是荒唐的，但对中国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十分正确的。同理，八九民运的直接目标，从逻辑上、从理论上都并不等同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当中共强硬派咒骂它是要‘推翻共产党’时，其实倒无大错。要问愚笨的中共当局何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直觉？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政绩极差，丧尽人心，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没有自由选择之上的。‘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话是用来挖苦那些骗人的巫医一类人的。用在共产党身上分外合适：一旦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只好垮台了。最近，东欧的民主浪潮一起，人民开始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好恶，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府转瞬之间便纷纷落马下台。可见共产党结怨之深。既然如此，中共当局又怎么能不分外警觉呢？ 从上述分析看来，有限战争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任何一场名义上的有限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容易转化为全面战争。倘如此。民主运动便只有两种情况：不是不战，便是决战：战争一旦打响也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失败，就是全胜。显然，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由此，民主力量便可以稳步发展，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格局。 四、为什么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这裹，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们坚持认为：中共当局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暴力去压制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进而言之，任何权力都有其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种无限的权力或日绝对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对于中共而言，不存在着任何一种合法的或明确成形的其它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它决不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中国的一切。它决不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是无所不能。 有些朋友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有趣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大都赞同‘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让我们对上述观点略加评论。 首先，我可以承认，假如整个中共上层自始至终都是铁板一块地一心一意要镇压，那么民主运动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问题恰恰在于： 第一，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中共高层并非铁板一块，其间，温和派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既是十年改革的产物，更是十年‘文革’后反弹的结果。 第二，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除去一些人温和、一些人强硬这种区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形势比人强’的大背景。这种大背景的存在，使得整个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强化他们的控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文革’结束直到这次‘六四’之前，中共的统治是在不断地软化、弱化。这种整体的软化、弱化的趋势甚至不以其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个别人物地位的起伏变化为转移。毫无疑问，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人都掌握大权时，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温和派的实力应是最强的。因此，至少是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于温和派断其一股再加上邓小平日趋强硬，中共上层变得比七九年、八〇年或八六年更保守、更强硬。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如下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共上层在八七年后政治上变得更保守、更强硬，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社会的控制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强化，相反倒是在持续地弱化。这并不奇怪。螺丝钉松了，既可能是因为拧螺丝钉的人没使劲，也可能是因为螺丝钉与螺母磨损太多，致使双方不再咬合。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并不必然地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强硬化，如果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买几个头头们的账的话。 2．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更不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受控制程度的强化，如果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的话。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什么某人能够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它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这其它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所谓权力，无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那就是说存在着另外一批人，这批人自愿对他表示服从。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一个权力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自愿服从者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服从者掌握物质力量的程度。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确切地说，是抗拒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胜过了效忠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我上面的结论：假如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抗拒掌权者的命令，那么，即使这一小批掌权者自己团结一致，他们也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邓小平本人是否下决心镇压民运，中共上层是否一致主张镇压民运，那都并不足以决定民运的成败。八九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中共强硬派在上层占了上风，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力量还不够充分的强大。 不过，上述说法仍然失之含混。什么叫强硬派占上风呢？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不是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过的吗？那岂不是表明从一开始强硬路线就居主导吗？笼统地说社会反抗力量不够强大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分明取得过像四．二七游行一类的辉煌胜利。可见，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 其实，不管是论及中共上层的一致或分歧，还是论及社会反抗力量的大小，都离不开具体的事态和情境。回顾整个八九民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学运初起时，中共上层是一致主张压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也都在四．二六社论原稿上签了字。据说送交赵的四．二六社论底稿与后来发表的正式全文有所不同，但相信在反对学生运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出入。赵对学运态度，先是反对，尔后才转为同情。这大概是确定的事实。 最初，中共上层都主张压。但采用何种手段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朗。据说，胡启立、乔石的意见是不能流血。姚依林对赤手空拳的武警能否制止住学生表示怀疑，但也未明确表示开杀戒。李鹏则借口自己是管经济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讨论。赵紫阳在朝鲜。最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便是派出大量武警和部队设定层层警戒线，但不携带任何武器。至于邓小平本人，他虽然在此之前谈到过开枪问题，不过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裹，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　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 ——文章摘录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总结八九民运，也许为时尚早。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件重大事实，人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譬如说： 赵紫阳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开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物这句话的？ 在运动后期，民众运动与党内斗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实施戒严令前后，中共上层有过哪些分歧与冲突？ 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争执？等等。 相比之下，关于六四凌晨‘清场’时的具体伤亡状况，以及此后搜捕监禁的详细情节，尽管眼下还不太清楚，但倒不是十分紧要，因为它们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场运动的基本脉络。 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在这裹，理论上的研讨，本身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投入。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些甚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发掘出些什么。 一、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民主运动。依我看来，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首先，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作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这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显着特点。 当我说八九民运是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时。我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一场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以及八六-八七年大学生游行示威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主要不在内容上或性质上，而在规模上。八九民运是一场有数百万民众怀着深刻的热情和无比的毅力投入的民主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和极其壮丽的。 还需强调的是，八九民运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此点意义尤非比寻常。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出现。在这样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控制最严密的社会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无疑要比发生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都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也更为伟大。 二、八九民运与五四运动的比较 有人说，八九民运比不上五四运动，因为它既没有产生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类大思想家，又没有出现什么真正有分量的论着。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这件事，它还包括后来一个多月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指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数年间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今天，当我们谈起八九民运时，我们所意指的仅仅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这一阶段中发生的那场群众的政治运动，我们并受没有把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也没有把此后将要出现的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要比较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的话，为了使比较的双方具有内容上的对称性，我们也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概念限定在其狭隘的意义上。同样是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六月的八九民运比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六月的五四运动更伟大，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思想运动，不是文化运动。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出现许多讲话、文章、宣言、声明之类文字作品。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衡量这些文字作品的意义，不仅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博大精深，尤其要看它们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八九民运中的许多文字作品，也许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们却在当下激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共鸣，化作了千千万万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为之献身。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些作品的价值与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类作品的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不宜于作简单的对比和评判。 上述批评固然不妥，不过它也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八九民运中涌现出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几乎没有几篇。当然，在狭义的五四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甚么真正精彩的作品。大约在运动高潮期间，人们忙于奔走呼喊，忙于实际投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深刻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只不过这些好作品基本上是在运动到来之前预先写好的。因此，与其说知识分子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拿出什么精彩深刻的文章，不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到来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运动需要我们拿出既激动人心、又高瞻远瞩的作品时，我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匆匆赶就的缺乏深度与力度的文字而已。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问题 这就涉及到在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是把大学生都归入知识分子范畴的。不过在眼下，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生之外的那些从事文化科技教育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九民运参与者所抱持的那些理念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长年阐扬倡导的产物；第二，相当数量规模的知识分子又直接投入了八九民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因为他们没有给这场运动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足够成熟的思想指导。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了八九民运，但是他们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功能。在八九民运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了他们的良心良知、道义勇气、民主信念和忧患意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丰富成熟的政治智能与政治知识。 四、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这种说法是肤浅的。 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或曰‘体制改革’和‘改革体制’）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和平渐进的改革都必定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五、八九民运过于温和吗？…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二章　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 ——文章摘录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 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背后，无疑蕴藏着深厚的爱。可是，柴玲爱的是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而现实的中国人之中，那种人并不是大多数。柴玲为什么要抱怨中国人民呢？因为她发现，当政府在无赖之极而举起屠刃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拚死的反抗（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多），而是变得惊惶、退缩、逃避。这当然是令人伤心的。柴玲的心理正是一个典型的激进革命家的心理。在每一个激进的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都暗含着巨大的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责怨。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这种责怨是正确的——因为你可以激励一般芸芸众生超越自己：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种责怨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事实上，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太优秀了。通过电视的传播，全世界无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裹，许多人都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所谓节日。不仅是指欢欣、兴奋，而且还指的是神圣、崇高（西方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争吵，而是互相道歉：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风貌空前良好。不少人说，中国人的丑陋都是由于专制压迫造成的。这话很深刻，但并不全面。我相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不相信个个都会成为圣贤。毕竟，人不能天天都过节。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不会让人们老是飘飘然地超凡脱俗。一批勇敢的大学生，用榜样的伟大力量，拨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圣火，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谁不善于拨燃这种圣火，谁就不可能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然而，谁要是对这种圣火的持续燃烧力抱过高的期望，谁就可能使运动以失败告终。其实，连大学生自己，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运动后期学生队伍自身的混乱乃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激进革命家气质的人本以为把事情引向极致便会出现奇迹。可是，人间没有奇迹。相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地高悬云端而不得不摔下来。于是，在一段时期的热情进发之后，人们重新回到了缺少诗意的现实：血腥的屠杀并没有导致更大的反抗。而只是再度造成了普遍的消沉。 我们谈到了激进革命家。在历史上，激进革命家当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几乎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浪漫的热情进发之上的。历史上成功的激进革命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般充满诗意。革命很少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高压的产物，它往往同时也是一批革命家刻意追求的产物。因为任何统治者在坚持残酷的高压之余，总是要注意给人们以顺从偷生的机会的：而革命者为了把一般民众卷入誓不两立的斗争漩涡，他们就不能仅仅借助于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他们还必须尽力阻挠和切断使一般人得以苟且以及对那种奴隶式的生存还会略有改善的任何可能性（想一想《水浒传》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没有这后一种工作，革命便很难发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就是激进革命家的逻辑。因此，激进革命家的心肠通常都是很硬的，而革命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肠就变得越硬。 没有人愿意为敌人献身。一个认为不值得为民众献身的人恐怕也不太愿意为民众献身。假如这样的人投入到一场具有巨大危险的斗争，那么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常常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冲动或对一小批优秀人物的同志之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只是由于在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愤世嫉俗心理，因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痛感专制对人民的压迫而投入反专制的斗争，他们的感情最初含有不少悲天悯人的成分：然而，伴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残酷化，他们发现有那么多的民众动摇退缩，转而生出一种抱怨众人的愤世嫉俗心理。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儒、庸俗、自私，都有深刻的了解，但前者对这些弱点是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并不强求他们变，同时也容忍他们的不够好：后者对这些弱点则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很难容忍他们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恨不得强迫他们变得更好。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会导致专制的原因之一，尽管一个真诚的激进革命家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往往带有父道主义的色彩而并不相同于普通的暴君专制或养尊处优的专制。但那毕竟不同于民主。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民众中暴虐的一面，面对人们的一般性弱点是予以容忍的。一个好的民主改革政治家固然不必像基督，但在他那裹。悲天悯人的成分到底是更大一些。他不大情愿刻意追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他当然知道‘不冒险，无所得’，但是他力图把风险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承受、愿意承受的限度之内。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得其成就不那么快捷和辉煌。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要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则需要使政治始终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要造成双方都没有退路。改革者则必须使彼此的冲突总是有缓解的可能。一般来说，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改革需要的智慧简单说来是一种把握分寸的艺术，革命需要的条件简单说来是进行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假如一场运动未能妥当地把握分寸而偏向于过激，与此同时人们又并没有作好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那么这种运动就很难逃避失败的命运。 我决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赞同激进革命家的做法，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革命家的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八九民运肯定不属此例。八九民运本身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它之所以在后期变得具有几分激进革命的架式，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脱腔走板的结果。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八九民运终究也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激进革命。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改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激进革命的角度出发，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三，在本节一开始，我曾经谈到过，八九民运（包括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对极权统治的彻底否定。那么，我们可否据此而结论道它是成功的呢？我以为仍然是不能的。因为这种否定，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八九民运强化了我们反对现存体制的意识，然而这种反对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我们所一向深感欠缺的是表达这种反抗意识的机会或曰空间。八九民运的结局是，使得我们原已充足的东西变得更多更多，使得我们原本欠缺的东西变得更少更少，因此权衡这种一得一失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也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难道不正是那场运动，为半年之后的十月政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此话当然不错，但它仍然是把一椿正义事业的失败和这种失败留下的正面遗产混为一谈了。失败，诚如格言所说，常常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毕竟不是成功，况且，今日之失败要转化为明日之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我们的新的努力。失败并不是绝对地转化为成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但有变好的可能性，也还有变坏、乃至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以未来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否认现在失败的现实。 第五，有人说，八九民运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的顽固凶残，激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抗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八九民运事实上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如果八九民运‘见好就收’，它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有限的成功会模糊人民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决裂意志，使人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到头来最后完成对极权制度的全盘否定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八九民运虽然由于遭受血腥镇压而暂时受挫，不过今后一旦再起，势必要‘一次到位’地把专制制度彻底击溃。 这种观点我未敢赞同。且不说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只能推测下一次民运再起时很可能出现‘一次到位’的结局。而推测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测，我们依然得不出八九民运的受挫要比它的‘见好就收’更能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同样是为了根本改变极权专制，民主改革与激进革命这两种办法，撇开其间的痛苦大小不论，仅从时间上着眼，后者是否会比前者更快，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不错，改革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因而乍一看去，革命的过程会比改革的过程短。但是由于酝酿一场革命本身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甲地终于爆发了‘一次到位’的革命时，乙地的‘分期分批’的改革也早已经大功告成了。 具体地说，倘若八九民运‘见好就收’，此后又遇上了东欧、苏联巨变的刺激，则今日之中国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恐怕已然终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呢？ 此外，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另一回事。二者并非总是同步进行。罗马尼亚的民主前景显然并不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更乐观。在一种渐进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常常是成比例的：专制力量退一分，民主力量长一分。因此，对民主改革而言，专制政权的结束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进革命则不然。在现代社会中，激进革命很少是由纯粹民间力量造成的，它往往也是旧政权内部一部分人武装反叛的结果，因此，激进革命胜利后，掌握者主要是来自旧政权中的某些派系，而很少是原先的民间力量。今天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许多都是前共产党政府中的头面人物。这和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阀、清朝中的立宪派人物占有主要地位的情况颇有几分类似。所以它的成果常常更不可靠。和许多偏爱激进革命的朋友的想象相反，激进革命才更容易不彻底，更容易造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此一可能。…

【當年今日】1989年5月25日（四），戒嚴第六天。 【北京】學生、新聞工作者、工人以至國務院港澳辦研究所、中央電視台等的機關幹部共約一百萬人，再次在戒嚴令下遊行示威，高呼：「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 天安門廣場的指揮部於晚上7時，召集各院校三百名代表討論學運發展的方向，並提出了四個方案，讓與會代表表決。該四個方案是： 1．主動出擊，直接向工人、幹部及市民呼籲，進行更大規模的絕食和罷工，向政府施壓力。 2．與政府部門接觸，展開對話，在取得相應的協議如取消戒嚴，軍隊不進城等之後，學生即撤離廣場。 3．不作任何主動行動，但繼續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 4．不再組織各院校的聯合統一行動，由各院校學生自行決定去留。 經過一夜的討論，仍沒有一致意向，討論至翌日凌晨仍在進行中。 李鵬在中南海會見尼日利亞、墨西哥和緬甸三國的新任駐華大使，表示軍隊會避免衝突。這是李鵬自從5月19日宣佈戒嚴後首次公開露面，顯示其地位仍然穩固，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領導層的人事沒有變動。人大常委、北大教授厲以寧再次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認為此時不召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鑑於局勢緊張，外商紛紛撤離北京。 【上海】萬里委員長飛抵上海，但沒有直返北京，在上海稍事休息。「上海市高校聯合會」首次發動聲勢浩大的十萬人大集會，在驕陽烈日下「聲討李鵬」，並發表了（告上海市民書》。華東師範大學三百名共產黨員聯署聲明，表示不能再跟李鵬等領導人的錯誤保持一致。 【港澳】百多個香港團體組成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宣布成立「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中央基金」。全港基督教徒聲援民運，發起馬拉松接力禱告。前往新華社遞交請願信的社團整日川流不息，包括勞工團體、基督教神職人員和觀塘區議員等。專上學聯自5月1日起設立的「中國民主基金」，至5月25日檢算，已籌得六百萬元。 【其他地區】歐洲議會通過決議，促請中國官員與民運人士展開坦率會談，並稱讚為爭取民主的北京學生和民運人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促請中國停止干擾新聞的傳送。   本文文字及圖片轉載自 六四紀念館臉書

當年今日：1989年5月20日 ++ 1989年5月20日-李鵬發表講話，稱北京陷入無政府狀態，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六四紀念館 June 4th Museum 2017年5月16日  ·   ·  【當年今日】1989年5月20日（六）‧戒嚴第一天。 【北京】零時三十分，國務院總理李鵬發表講話，指有人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旨在顛覆共產黨，並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https://youtu.be/4rNBTta-xo0 國家主席兼軍委會副主席楊尚昆支持李鵬，並宣布解放軍將入北京城維持秩序。據消息稱，入城的軍人，早在一星期前已被命令不准看報紙、看電視和聽電台節目，只准看4月26日的《人民日報》。軍人在不了解學運的情況下執行任務。 學生在原在5月19日晚上宣佈停止絕食。凌晨二時，學生得悉李鵬講話後，宣佈天安門廣場二十萬人大絕食。 李鵬於上午宣布由十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令。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等活動，並實行新聞封鎖。 凌晨五時，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號召全市工人大罷工，直至軍隊全部撤離為止。 清晨開始，市民無視戒嚴令，遊行支持學生。 數以千計的群眾湧到街上，以身體、大卡車及公共汽車等攔截往天安門廣場進發的軍車，並向軍隊解釋學運不是動亂，勸軍隊後撤。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發急電請正到訪加拿大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國，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處理當前局勢。 【香港】香港市民在八號颱風下，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後遊行至新華社門前。 《文匯報》決定在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刊登於翌日（1989年5月21日）早上出版的報張第二版社論。（https://bit.ly/2rVNshb） 《明報》社長查良鏞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等職務。十七名學生在新華社門外學生停止絕食。   本文轉載自 六四紀念舘  

Photo@ 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關於「民主女神像」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民主女神像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主要標誌藝術品，聳立在天安門廣場，正面面向毛澤東肖像。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等藝術院校學生，以四天時間，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工廠內，用塑膠和乳膠製成，高約10米。 1989年5月29日於晚上，學生們將民主女神像分四部份運往天安門廣場，漏夜裝嵌，引來十多萬人圍觀。 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像正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三名工人領袖並先後被公安人員拘捕。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國政府以武力鎮壓學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將廣場上數百個帳篷營幕撞毀輾平，民主女神像亦被輾碎。 【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OwAnKF34_Gs 【圖輯】https://goo.gl/r1X940 *************************************** 《民主之神宣言》(節錄) 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 　　今天是在人民的廣場, 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 她就是「民主之神」, 我們把她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 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 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 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援我們這之民主鬥爭的人民 …… 　　久違了, 民主之神。七十年前, 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 　　為了你, 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