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之音」2021年3月30日报道。有“国共历史见证人”之称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3月28日在纽约逝世。司马璐于1919年出生，享年102岁。司马璐，原名马义，中国江苏海安人。他早年投身共产革命，1937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馆长，20岁当《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 　　另据「大纪元」5月18日报道，中华学人联谊会在5月17日司马璐先生七七忌日这天举办在线追思会，追忆司马先生的音容笑貌，缅怀司马先生的事迹功业。司马璐先生的生前好友、海外侨学界、民运界约30人出席，包括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王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民运理论家胡平、电视片《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中文独立笔会会长裴毅然、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唐元隽、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董鹏、资深媒体人曾慧燕、美军牧师熊焱等出席，会议由前中华学人联谊会执行长陈破空主持。

　　2021年5月17日，是西藏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格敦确吉尼玛遭中国政府强行劫持失踪第26周年的纪念日。作为藏人行政中央寻求全球支持释放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而开展游说活动的一部分，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西藏之家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办有关第十一世禅喇嘛失踪问题的座谈会以及日文版《失窃的西藏小孩》新书发布会。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指出：“今天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要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人民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26年前被中共政府绑架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他表示：“持无神论的中共政权对转世制度一无所知，却安插了它的傀儡坚参诺布，并强迫藏人敬仰他，但是藏人对中国政府认证的假班禅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并要求：中国政府透露有关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老师恰扎仁波切的下落。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干涉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支持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告诉中国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和对基本价值的侵犯是错误的。 　　东京大学平野聪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第十一班禅喇嘛失踪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26年多来侵犯人权的方式，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班禅喇嘛的悲惨遭遇。他指出：“中国政府声称其对西藏的主权是基于清朝时期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择西藏的转世喇嘛，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西藏人民从未使用过这种方法来认证转世喇嘛”。并强调：由藏人自己寻找和选择转世喇嘛才符合历史定制，中国利用民族主义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文明，他们没有任何合法性来干预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并补充说：“中国必须释放真正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将选择转世的权利还给藏传佛教信众。” 　　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会中国组​​担当北井大辅先生在新书发布会座谈会上，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及其家人的下落，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不受限制和骚扰地生活。他还强调，除非有独立的调查和证据，否则国际社会不会相信中国政府关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下落的任何说法。 　　北井大辅先生还谈到中国在西藏的人权问题上缺乏责任感，同时对外国人进入西藏的限制越来越多，特别是对记者、学者和维权人士的限制，使得调查和记录西藏的人权状况变得极为困难，并对此深表关切。他还对中国政府通过推动所谓的合作而不是问责来扭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任务表示严重关切，并反对对世界各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审查的倡议。他指出，大赦国际加入了全球公民社会团体联盟，呼吁紧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制来调查和处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强调一个试图凌驾于任何形式的审查之上的国家对人权构成的根本威胁。大赦国际将继续关注西藏和中国的局势，敦促联合国的问责制来保护人权。 　　日本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下村博文先生发表的声明，由日本藏人协会执行委员噶玛女士(Fudetani Karma)宣读。 　　下村博文先生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绑架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并在过去26年中一直秘密关押，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对人道主义的严重威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还谴责中共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特性的破坏政策，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并听从国际社会的呼要求立即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并指出：“中共既无权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也无权选择班禅喇嘛。除了西藏人民，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拥有这种权利。西藏人民基于他们的传统，有权选择他们的宗教领袖和宗教信仰，不应受到任何国家的干涉。国际社会应坚决尊重和捍卫这一权利。”  该书发表了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 藏人行政中央噶厦就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26周年之声明 在2021年4月24日，全世界的藏人、佛教徒和支持西藏人士纪念了藏传佛教第二大精神领袖，具乐无量光佛的幻化之身——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法号旦增根敦益悉赤列鹏措贝桑布之三十二周岁的华诞日。然而，今天，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纪念他被中国政府绑架26周年的日子。这一悲痛且庄严的时刻在提醒我们，班禅喇嘛和西藏人民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26年来，班禅仁波切一直被中国政府绑架，并让他与世界和西藏人民隔绝。任何有关他下落的可行信息都被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机密加以限制，中国政府继续有持无恐地绑架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因此，当务之急。作为根敦确吉尼玛的同胞和追随者，我们必须记住并反对一个视宗教为鸦片或毒药的政权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并向国际社会介绍自1995年以来班禅喇嘛被迫失踪的事件。因此，今天，藏人行政中央将推出一本名为《失窃的西藏小孩》的书籍。希望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能够获得自由，并希望全世界的流亡藏人社区为他们的福祉所做的努力和祈祷将得到回应。 1995年5月14日，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六岁之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转世传统，确认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这是西藏人民和全世界佛教徒热切期盼的一个喜讯。然而，在三天后的5月17日，中共政府劫持了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及其家人，以及西藏扎西伦布寺前主持、第十世班禅喇嘛寻访领导小组负责人恰扎仁波切。从此他们人间蒸发，失踪至今长达二十六年。而中国当局的不人道行为使时年仅六岁的班禅喇嘛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尤其是六百万西藏人民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有机会拜见他并聆听他的教导。但遗憾的是，这个希望至今仍未实现。 中共政府自称是一个持无神论、视宗教为鸦片或毒药的政权，由他们插手转世认证本身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中国政府只考虑政治需求，完全忘记了自己视宗教为毒药的基本立场，任命坚参诺布者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并强令人民视其为班禅喇嘛转世，虽也能迫使藏人不得不虚应敷衍，但却无法改变人心所向的视根敦确吉尼玛为班禅之真正转世的意志。此外，中国当局在2017年通过并实施 “第5号令”，公然干涉西藏人民延续数百年来的宗教传统，此举违反了相关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之规定。 几十年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条约机构，包括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儿童权利委员会（UNCRC）和禁止酷刑委员会（CAT），都一再呼吁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自1995年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以来，作为对正义的声援，几十年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条约机构，包括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儿童权利委员会（UNCRC）和禁止酷刑委员会（CAT），都一再呼吁释中国政府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上述联合国机构向中国政府询问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和安危，但他们从未收到任何有意义的、可核实的信息。 在2020年6月，五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向中国政府发出联合信函，要求中国政府 “迅速提供有关根敦确吉尼玛的命运和下落的详细信息”。此外，他们要求中国政府解释，根据国际人权法，中国政府颁布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如何符合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保护”。 另外，美国、欧洲议会、英国、加拿大等多国政府和议会、国际组织和支持西藏团体多年来一再提出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的问题，并通过发表声明、制定决议、撰写报告等方式不断地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以及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一个独立机构访问并核实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健康状况等的请求，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任何明确的回覆。 尽管做出了这些共同的努力，但中国政府仍大谈其编织的谎言。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强迫失踪，不仅是对班禅喇嘛，也是对所有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和践踏。此外，这也凸显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形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在2021年4月21日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证实了西藏宗教自由状况的恶化问题。 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新成员，但却继续违反联合国的法律、宗旨和创始价值。如果中国政府的空洞说法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那么必须通过其官方媒体等渠道提供有关班禅喇嘛及其家人和恰札仁波切等生存现状的照片或录影等可核实的证据，以正视听。并且允许一个独立的机构访问并核实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健康状况。 尽管我们在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寻求正义和自由，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铭记和缅怀第十世班禅喇嘛的丰功伟业。我们在此简要回顾其功业：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59年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席以后的三年间，西藏境内出现了旷古未有的饥饿与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形，西藏寺院传统的教育文化等传承也面临荡然无存的危机，值此危难之秋，班禅喇嘛以建议中国政府改正其在西藏之错误政策的形式，用藏文书写报告，并翻译成中文后于1962年5月18日递交给了中国总理周恩来。这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书》。 最初，(班禅喇嘛)虽然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宣称的改革保有很大的期待，但最后即使对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西元1962年底开始，一些重要的会议已经禁止班禅喇嘛参加，并遭受到西藏或中国之所谓积极分子骇人听闻的批斗与侮辱，经历了极为屈辱痛苦的遭遇。后来也从最初软禁在北京家中变成了直接的囚禁，西元1968年2月到1977年10月为止，班禅喇嘛在牢狱中渡过了九年八个月痛苦黑暗的生涯。 正如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所述“我已立下誓言，作为勤劳勇敢之藏族的子孙，我绝不让任何有辱其名誉的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 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出狱后的班禅喇嘛完全实践了他的誓言，一如既往、忠贞不移地从事了大量利众的事业，尤其是西藏各校开设藏文课程等影响深远的伟大成就。 第十世班禅喇嘛在举行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喇嘛灵骨合葬的扎什南杰陵开光仪式期间，于西元1989年1月23日与出席开光仪式的中国高、中级官员共同举行座谈会时，班禅喇嘛公开指出：“ 就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与所获得的成就之间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我们遭受的损失更大，我们得到的价值并没有如我们遭受的损失那么大。” 次(24)日，在与出席开光仪式之西藏各地宗教人士和官员举行的座谈会以上，班禅喇嘛不仅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指出要彻底批判文革。四天后的1989年1月28日，班禅喇嘛就突然离奇圆寂，中国政府对此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调查，就宣布班禅喇嘛因心脏病发而圆寂。我们当然根本无法相信班禅喇嘛的圆寂是自然死亡。 在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六年后，中国政府绑架了年幼的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并任命坚参诺布者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虽然根敦确吉尼玛已经失踪了26年之久，但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班禅喇嘛及其家人、恰札仁波切和其他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我们还敦促中国尊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宗教自由，允许他继承第十世班禅喇嘛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呼吁中国政府：…

即将到来的5月17日，是西藏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格敦确吉尼玛遭中国政府强行劫持失踪第26周年的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通过网络举办《失窃的西藏小孩》新书发布会。活动将于印度时间下午7点开始，并将在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脸书页面进行直播。 1995年5月14日，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公开承认时年六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三天后，根敦确吉尼玛和他的家人遭当局秘密劫持，而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负责人恰扎仁波切，以及多名参与寻找班禅喇嘛的藏人遭中国政府逮捕后相续判刑。从此以后根敦确吉尼玛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在过去的26年里，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要求释放他和他的家人的呼吁充耳不闻。相反，中共当局持续绑架根敦确吉尼玛，并将他与世界和西藏人民隔离开来。 在5月17日的活动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BJP）、前乌塔拉·坎纳达（Uttara Kannada）选区的前联邦国务大臣安纳特·库马尔·黑格先生，以及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扎西伦布寺住持熹嘉仁波切（Zeekgyab Rinpoche）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的珠登吉（Dukthen Kyi）将主持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原计划与南印度扎西伦布寺合作，在该寺院举行。不幸的是，由于印度正值第二波新冠疫情高峰期，以及印度政府为遏制疫情而实施的封锁规定，该活动不得不以网络视讯的方式进行纪念。 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司政洛桑森格将推出名为《失窃的西藏小孩》的新书。以此期望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在未来获得自由，并希望全世界的流亡藏人社区为他们的福祉所做的努力和祈祷将得到回应。 （记者/编辑：蒋扬） 来源：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 《西藏之页》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按：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按：中東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際，引发了我這麽一句感慨，其雙關語在於：八九學運曾有一個領袖是伊斯蘭青年，而今中共已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年初吾爾開希舉辦全球網絡研討會『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囚禁7周年紀念』，邀我參加，七年前我獲知中共判伊力哈木終身監禁，匪夷所思，後來懂了，中共扼殺維吾爾族精英領袖，於青萍之末、微瀾之間，才是「滅絕」的重中之重，估計這也是他們應對藏民族和達賴喇嘛爭取國際聲援成功之沈痛教訓。反對獨裁，絲毫沒有民族種族之分，反而注定會被「國家」離間，難道漢族至今還陷在這個泥潭里嗎？】   開羅解放廣場，成為二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令全世界驚詫不已，更讓中國人尖叫喝彩。2011年波瀾叠起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一路延燒到伊朗，電視鏡頭里萬頭攢動的，都是伊斯蘭青年——人口壓倒性的年輕化和都市化，是這次革命的結構性因素，這幅伊斯蘭的壯闊畫面，勾出我記憶里另一個伊斯蘭青年：天安門運動中沖鋒陷陣的吾爾開希。   壯觀的「四二七」大遊行   天安門學運清晰地分為前期（遊行抗議）和後期（靜坐絕食）兩截，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堪稱前期主帥，一張娃娃臉，領導了震撼全國的幾場大遊行，尤其「四二七」那天，數十萬學生和市民連續沖垮十八道軍警防線，電視上曾有一個鏡頭：兩陣人墻對峙，萬眾齊吼之間，示威者們把他們的主帥吾爾開希，像炮彈似地擲向草綠色的警戒線。倘若八九年缺了這位維吾爾族青年，天安門學運肯定將失去許多精彩鏡頭。   吾爾開希只是學生領袖之一，他身上有某種奇特的東西，是其他幾位所沒有的，究竟是什麽？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登高一呼的天然魅力？率直草莽的性格？我也說不清，約摸間只覺得他比漢族青年較少斫傷天性，遂於千軍萬馬之中作弄潮兒。不過，觀察當下中文話語里種種「埃及-中國比較政治學」，如第一大疑問「百萬中國人上街，軍隊是否還會開槍？」卻沒人去問：「中國老百姓還敢不敢上街？」——這便是「吾爾開希話題」的意義所在。特別是在開羅那場大戲之後，中國民間與其吆喝「陳勝吳廣」或者「辛亥革命」，何不直接呼喊近在二十年前的吾爾開希？   西方輿論由衷讚賞埃及示威抗議者的勇氣和智慧，《時代》周刊甚至刊登一份他們的《革命手冊》，內含八種必備服裝和工具。然而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學生們，示威遊行的技術絕對不遜色於他們。1989年秋我逃到香港，曾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的私下采訪，我按捺不住大談「四二七」大遊行，她一直沒有发表這篇訪談，不妨引一段在下面：   『問：你怎樣反思這場學運，以及它起了甚麽作用？ 答：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從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車站，交通就全面中斷，北京市學生大遊行呀！我突然覺得學生了不起，因為學生打出了憲法的旗幟，打出了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的旗號，而且組織得非常有秩序。從四二七大遊行，知識界就看到這次運動超越上一次，它有一種理性的、秩序的東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萬北京市民的擁護。』   獨裁者恐懼大多數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國怎樣搞民主運動才能搞得成功，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使獨裁政府害怕，這實際上在四二七大遊行已經做出來了！像八七年的學潮，學生提出很理論化的口號：「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老百姓不跟你呼應，產生不了共鳴，而且要喊「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這口號，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以後，知識界就有人出來組織了，新聞界、文藝界、理論界也站出來，都受了感染，而且實在是學生表現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這前提下才敢這樣站出來逼使官方讓步，是在這個基點下，統一起來。   官方不退步，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論」往後退，他們以為往後退就完蛋。這邏輯對他們來說是對的，因為「四二七」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的正義力量，他們面對的再不是過去那愚昧的、暴動的、騷亂的群眾；他們面對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難對付的群眾，其實任何獨裁政府最怕的就是這個。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鎮壓就完了。但這情況下退讓的話，的確共產黨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是獨裁的局面。   我們有自己豐厚的遺產   「四二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是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運動。如果中國有現代民主運動的話，就是從「四二七」誕生的，而且是由學生創造的。至於學生怎會這樣出來的，按照陳希同報告說，是有人在後面出主意的。我當時在上海，不在北京，據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縱學生，因為學生也有矛盾分歧，能產生這種共識，最後大家讚成這方式，這說明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因此，過去對學生的判斷是錯誤的，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對嘛！他們在關鍵時刻，是非常理性嘛！他們一開始就讓全世界、全國人民目瞪口呆。據說鄧小平看了「四二七」大遊行的錄像後，連連叫後悔呀！連連說上當、上當！不知這真還是假，反正當時共產黨一籌莫展，沒辦法。   看學生扛著憲法，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原則，警察沒辦法只有撤。所以有人說學生「打著紅旗反紅旗」，包括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也說學生是實用主義，不是啊！這就叫做理性，因為他們看準了在中國當前甚麽樣的口號，甚麽樣的方式，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使獨裁政權感到害怕，這就是理性，是很高級的政治智慧。…

「五一四」廣場斡旋記   【按：有人轉了這張照片給我：「瞧，你在煽動學生呢！」我不確定，第一，那是不是我？第二，那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八九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確實跟隨一批人上了廣場，所以後來中共扣我「反革命煽動罪」，這張照片就是證據，我無話可說；不過那一幕，像個羅生門，有無數人的回憶，無數角度的描述，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版本，２０１３年寫進《屠龍年代》一書中，『尾聲：鸚鵡救火』 ，三十二年後的「五一四」就來貼它。】   在風雲突變的前夜，一本印刷極為簡陋的《烏托邦祭》，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報攤上。紅底子封面，中共領袖群像躍然紙上：毛澤東坐在頂端，左有林彪右為周恩來；江青頭像居封面正中，她下端是康生，以上皆彩照：林彪再往左，是劉少奇；周恩來再往右，是彭德懷，皆黑白照。一種典型的歷史內幕的地下出版風格。   我至今還保存了一本，視為珍本。 胡耀邦去世十天後，1989年4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登了一則頭版新聞： 『文壇春意融融，又見新竹挺秀 首屆文匯文藝獎昨頒發 蘇曉康等五人獲文學新人獎，謝晉等十五人獲文匯文藝獎，施叔青等七人獲「藍天杯」國際旅遊徵文獎』   《烏托邦祭》的最後一個插曲，竟發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的一個多月。 在那之前，八八年秋，《烏托邦祭》被江西省出版局封存、準備打成紙漿之際，上海《文匯報》忽在9月24日刊登了一篇該書的節選，標題為《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內容敘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大發雷霆，7月31日第一次常委會跟彭德懷算歷史總賬；第二天8月1日是中共建軍節，彭德懷仍以國防部長身份接受外電祝賀…。其中有這兩句：   『他的名字、他的頭銜，還在被電波載向全國，飛向世界，而他的靈魂卻正在廬山之巔經受鞭打和蹂躪。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夜。』   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轉載了這篇節選。——那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正是江澤民。 從後來全國作協、《新觀察》等努力推動不能奏效來看，全國公開發表過《烏托邦祭》的，唯有上海。 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還特意派《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專程來北京接我飛滬領獎。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這個獎是由包括柯靈、王蒙、陸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張光年、唐達成等文藝負責人組成的23位評委投票選出的，我之獲獎，也許跟《文匯報》選刊《烏托邦祭》有關。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激勵，滬上各大學也風起雲湧，摩拳擦掌。我跟嵇偉來滬，本有出來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擔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學生們拉去演講。誰料嵇偉領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時，坐公共汽車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聲： 『蘇曉康，這一站下車了啊。』 車上有一群大概是學生，立刻四周搜尋叫嚷起來： 『哪個蘇曉康？「河殤」那個蘇曉康嗎？他怎麽會在上海？』 這可麻煩了，一下車他們就把我們團團圍住。嵇偉死命地把我從人群中拽出來，再拉上施叔青，飛快逃離。我是第一次見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裡也第一次遇到寫《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達上海那兩天，我就猶豫著何時回北京。若想躲過那場大危機，無非再到蘇南去轉悠它一個月。4月25日夜裡，往北京家中給傅莉打了個電話，她說： 『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趙紫陽出來安撫學生，好像挺管用的。』 沖著傅莉那句話，兩天後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車站，正趕上著名的「四二七」大遊行。那個火燒火燎的大革命陣勢啊！我只有心裡暗暗叫苦。接下來勢態幻變詭譎莫測，學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樣，老頭子們也寸步不讓，中間的玩家們興奮極了。我這廂自是明白前面已經惹下的《河殤》大禍，會叫我們「吃不了兜著走」，卻已難脫身。 回顧那段時日種種，還是引用1990年春法國學者程映湘、高達樂夫婦與我的訪談記錄較為詳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