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晓康 2021年5月6日   【按：八九年我流亡到巴黎，年底创办一份双月刊《民主中国》，每期都有『本刊时局综述』，有时轮到我写，这是九〇年初的一篇，其中议论的制度变色、商业大潮、权利继承三项，三十年下来，国企被权贵吞没，该党选了一个既蠢又蛮的习近平，是我看走眼的两条，不过，一个被坦克碾过的民族，能指望个啥？毋宁也是该着的。原标题：趋天下万姓以逐利——关于一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 1991年仿佛在一阵惊异后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剧烈的一个帝国，好象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逝了。连美国都有一种忽然失去对手的空落落的感觉。白宫发言人费兹渥特说：“在苏联境内，事情的发展实在太过迅速”；驻莫斯科大使史特劳斯回国述职时，在电视访问中表示担心苏联出现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瑞迈海军上将，则急切地希望知道，那两万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里去了?贝克也匆匆跑到中亚去寻找承诺。 冷战结束带来的仿佛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无法把握的危险感。美国人好象连过圣诞节的兴致都减弱了许多，商人们期待着一年终最为狂热的圣诞节采购狂潮没有出现，顾客们都捂紧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什总统亲自赴商场购物，也刺激不起这种疲软的势头。自然，失去对手，大家都没武器可卖了，俄国人没有面包的时候，美国人也只好少去超级商场。 可是，在那个原先大家最担心要出事的中国大陆，欲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当中，渐渐捱过被无数人诅咒预言的那种崩溃，居然看上去好个稳定，大把大把地赚进外汇。《纽约时报》说:“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有着一个顽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以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通货膨胀率低，外国投资上升，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额破了记录。对比起来，一个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亚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却以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贸易赤字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挣扎前进。” 于是，中国又一次在这个世界的常识之外，成了一个很难捉摸的国家。 中国：该来临的厄运都没出现 外国人觉得他们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沮丧。《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贵阳访问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妇江莲湘(译音)，一个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发、电视和冰箱之后说: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录像机，还怕买了影响孩子作功课。而这家人的月工资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写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后，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情绪，是没有预料到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相信当坦克压碎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帐篷时，经济会崩溃，这种崩溃会通过外贸下降、经济改革倒退和一个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的工人队伍而爆发。但这一切都有没发生。” 的确，中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气功又风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飙，据说有一派叫”元极功”，拥有上千万的信徒，以成为全国第一大派，在某地购置上百亩地，大兴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卷城乡。广州掀起自费观光热，已有十九万人逛了东南亚。深圳则一面是色情业屡扑屡起，一面是股市开张，五十万人抢购。上海城郊赌风织烈，千元一注，万元一夜，官民同好。 北京出现“跪式服务”，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间的收藏热也悄然兴起，从烟盒、邮票、筷子、钥匙、古钱币到毛泽东像章，种种小玩意儿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搜求、玩赏的宝贝。连大学校园里，也时兴揽活牵线的”校园经纪人”……。 一切都回复原状，颇象鲁迅当年写的，“革命党”闹过以后，大家又都把辫子放了下来。这副重又归于模糊不见它心思的面孔，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了。记得林语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绘过一张老妇人的脸：“厕身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老态龙钟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狡黠地微笑着……”。 谁能看得穿这张脸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局部的骚动、混乱乃至反抗，从也未消停过。据北京大学校方最近的一次调查，去年在石家庄军校军训期间，两名学生自杀，二十多人神经失常；有一小群学生烧了军装，另有人在校园里张贴告示呼吁结束军训。中共也发现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大批地下劳工团体。北京的几次罢工都是这些地下工会组织的。不久前国安部突袭扫荡了北京十四个地下工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工会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方式的，各有约一百名成员。他们以开讨论会的形式在会员家中碰头。他们不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只宣称组织以工人为主的政党。据熟悉其内情的人透露，国安部虽派人渗透到他们当中，却不能确定谁是头头，因为他们十分谨慎隐秘，而秘密公安人员也必须花功夫暗暗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些证据常常是从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据《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国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陆境内的外国间谍、异议分子，“公安人员数以万计，遍布大陆各大城市，随时监视政治滋事者、神职人员、申请出国者和外国人”。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公安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编外公安”，且配备武器。据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六月份的一个“反和平演变”的内部讲话称，过去两年里，在十二个省市取缔了六十多个地下“反动组织”；1990年，全国发生夺枪、持枪杀人及走私枪械弹药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连同铁路上的公开打劫、政府行政力量达不到的那些边远、交界地区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阳湖区已成为重大刑事通缉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显示中国正暗暗跌入更危机的深渊。 中国“大猫腻儿” 上述乱象，自然是外国人很难看到的，即使驻北京的记者也难窥其一鳞半爪。所以说，邓小平何以能支撑到现在，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大猫腻儿”。其中奥妙，中文话语中有各种剖析，总其要者，无非是一句话: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这种唯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产主义被全世界唾弃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个超出常识之外的异数。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场持续两年的“姓资姓社”之争，暂告休兵。虽然这看上去好似一场迂腐的意识形态大战，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这却是决定中共在“六四”之后能否撑得住的关键所在。天安门屠杀后，经济改革的存废问题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守势力的确趁势反攻，意欲一举扫荡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复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失地，其锋芒最盛之际，陈云使出一招极厉害的杀手锏，即将屠杀的罪责和十年改革导致“六四”风波，一箭双雕射向邓小平。当时的情势，国内虽一派肃杀，但对天安门公然杀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气，不断有追究罪责的呼声发出。老邓那时只能避其锋芒，闷不吭声，听凭李鹏肆意揽权，坐收城池；对胡乔木、邓力群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大肆蹂躏，也装作看不见，让一个李瑞环出来顶一下，立刻剑拔弩张。老邓只得缩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两面讨好，整日价说些打哈哈的话。倒是一班封疆大吏们，有恃于经济实力，敢同李鹏分庭抗礼，闹出一场“南北战争”。中央对地方势力的默认，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这个政权，此时还没能在“六四”打击下站住阵脚。许多人都以为，后来苏联发生的变化，会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国内危机的爆发，其实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场极富戏剧性的流产政权，以及接踵而来的苏共彻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帮老人们先震懵了，接着就震开了“窍”。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许多问题单纯化了，单纯到只剩下一个目标：保全江山。 事实上，1989年五、六月间，老人帮与邓小平在学潮的冲击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单纯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够联手，集体决定镇压。只是镇压以后，老人帮又跟老邓算改革的帐，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想取代苏联当国际社会主义的新首领，等等，把问题又弄得复杂起来。邓小平的长处和短处，就在于他正是一个善于单纯地处理问题的老手，而不管后果会怎样。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机而言，老邓确有办法。如此，大伙儿这才洗耳恭听老邓的一番老辣之言∶这个党只要能够实实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国人就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去计较“六四”那场风波。 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