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2015年1月23日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作者：苏晓康 2021年5月6日   【按：八九年我流亡到巴黎，年底创办一份双月刊《民主中国》，每期都有『本刊时局综述』，有时轮到我写，这是九〇年初的一篇，其中议论的制度变色、商业大潮、权利继承三项，三十年下来，国企被权贵吞没，该党选了一个既蠢又蛮的习近平，是我看走眼的两条，不过，一个被坦克碾过的民族，能指望个啥？毋宁也是该着的。原标题：趋天下万姓以逐利——关于一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 1991年仿佛在一阵惊异后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剧烈的一个帝国，好象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逝了。连美国都有一种忽然失去对手的空落落的感觉。白宫发言人费兹渥特说：“在苏联境内，事情的发展实在太过迅速”；驻莫斯科大使史特劳斯回国述职时，在电视访问中表示担心苏联出现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瑞迈海军上将，则急切地希望知道，那两万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里去了?贝克也匆匆跑到中亚去寻找承诺。 冷战结束带来的仿佛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无法把握的危险感。美国人好象连过圣诞节的兴致都减弱了许多，商人们期待着一年终最为狂热的圣诞节采购狂潮没有出现，顾客们都捂紧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什总统亲自赴商场购物，也刺激不起这种疲软的势头。自然，失去对手，大家都没武器可卖了，俄国人没有面包的时候，美国人也只好少去超级商场。 可是，在那个原先大家最担心要出事的中国大陆，欲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当中，渐渐捱过被无数人诅咒预言的那种崩溃，居然看上去好个稳定，大把大把地赚进外汇。《纽约时报》说:“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有着一个顽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以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通货膨胀率低，外国投资上升，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额破了记录。对比起来，一个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亚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却以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贸易赤字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挣扎前进。” 于是，中国又一次在这个世界的常识之外，成了一个很难捉摸的国家。 中国：该来临的厄运都没出现 外国人觉得他们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沮丧。《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贵阳访问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妇江莲湘(译音)，一个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发、电视和冰箱之后说: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录像机，还怕买了影响孩子作功课。而这家人的月工资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写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后，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情绪，是没有预料到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相信当坦克压碎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帐篷时，经济会崩溃，这种崩溃会通过外贸下降、经济改革倒退和一个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的工人队伍而爆发。但这一切都有没发生。” 的确，中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气功又风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飙，据说有一派叫”元极功”，拥有上千万的信徒，以成为全国第一大派，在某地购置上百亩地，大兴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卷城乡。广州掀起自费观光热，已有十九万人逛了东南亚。深圳则一面是色情业屡扑屡起，一面是股市开张，五十万人抢购。上海城郊赌风织烈，千元一注，万元一夜，官民同好。 北京出现“跪式服务”，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间的收藏热也悄然兴起，从烟盒、邮票、筷子、钥匙、古钱币到毛泽东像章，种种小玩意儿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搜求、玩赏的宝贝。连大学校园里，也时兴揽活牵线的”校园经纪人”……。 一切都回复原状，颇象鲁迅当年写的，“革命党”闹过以后，大家又都把辫子放了下来。这副重又归于模糊不见它心思的面孔，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了。记得林语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绘过一张老妇人的脸：“厕身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老态龙钟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狡黠地微笑着……”。 谁能看得穿这张脸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局部的骚动、混乱乃至反抗，从也未消停过。据北京大学校方最近的一次调查，去年在石家庄军校军训期间，两名学生自杀，二十多人神经失常；有一小群学生烧了军装，另有人在校园里张贴告示呼吁结束军训。中共也发现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大批地下劳工团体。北京的几次罢工都是这些地下工会组织的。不久前国安部突袭扫荡了北京十四个地下工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工会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方式的，各有约一百名成员。他们以开讨论会的形式在会员家中碰头。他们不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只宣称组织以工人为主的政党。据熟悉其内情的人透露，国安部虽派人渗透到他们当中，却不能确定谁是头头，因为他们十分谨慎隐秘，而秘密公安人员也必须花功夫暗暗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些证据常常是从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据《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国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陆境内的外国间谍、异议分子，“公安人员数以万计，遍布大陆各大城市，随时监视政治滋事者、神职人员、申请出国者和外国人”。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公安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编外公安”，且配备武器。据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六月份的一个“反和平演变”的内部讲话称，过去两年里，在十二个省市取缔了六十多个地下“反动组织”；1990年，全国发生夺枪、持枪杀人及走私枪械弹药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连同铁路上的公开打劫、政府行政力量达不到的那些边远、交界地区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阳湖区已成为重大刑事通缉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显示中国正暗暗跌入更危机的深渊。 中国“大猫腻儿” 上述乱象，自然是外国人很难看到的，即使驻北京的记者也难窥其一鳞半爪。所以说，邓小平何以能支撑到现在，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大猫腻儿”。其中奥妙，中文话语中有各种剖析，总其要者，无非是一句话: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这种唯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产主义被全世界唾弃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个超出常识之外的异数。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场持续两年的“姓资姓社”之争，暂告休兵。虽然这看上去好似一场迂腐的意识形态大战，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这却是决定中共在“六四”之后能否撑得住的关键所在。天安门屠杀后，经济改革的存废问题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守势力的确趁势反攻，意欲一举扫荡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复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失地，其锋芒最盛之际，陈云使出一招极厉害的杀手锏，即将屠杀的罪责和十年改革导致“六四”风波，一箭双雕射向邓小平。当时的情势，国内虽一派肃杀，但对天安门公然杀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气，不断有追究罪责的呼声发出。老邓那时只能避其锋芒，闷不吭声，听凭李鹏肆意揽权，坐收城池；对胡乔木、邓力群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大肆蹂躏，也装作看不见，让一个李瑞环出来顶一下，立刻剑拔弩张。老邓只得缩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两面讨好，整日价说些打哈哈的话。倒是一班封疆大吏们，有恃于经济实力，敢同李鹏分庭抗礼，闹出一场“南北战争”。中央对地方势力的默认，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这个政权，此时还没能在“六四”打击下站住阵脚。许多人都以为，后来苏联发生的变化，会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国内危机的爆发，其实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场极富戏剧性的流产政权，以及接踵而来的苏共彻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帮老人们先震懵了，接着就震开了“窍”。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许多问题单纯化了，单纯到只剩下一个目标：保全江山。 事实上，1989年五、六月间，老人帮与邓小平在学潮的冲击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单纯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够联手，集体决定镇压。只是镇压以后，老人帮又跟老邓算改革的帐，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想取代苏联当国际社会主义的新首领，等等，把问题又弄得复杂起来。邓小平的长处和短处，就在于他正是一个善于单纯地处理问题的老手，而不管后果会怎样。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机而言，老邓确有办法。如此，大伙儿这才洗耳恭听老邓的一番老辣之言∶这个党只要能够实实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国人就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去计较“六四”那场风波。 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

作者：胡平 2006年11月 按语：2021年8月1日晨，一代史学家余英时院士（1930-2021）辞世。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胡平贊誉道：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特发旧文「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以表哀思和悼念！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着名歷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荣获2006 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这里，我谨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余先生获此殊荣，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摄影于2018年6月19日胡平与余英时先生在余家。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华裔知识分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六四」后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并不是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唯有不回共产专制下的大陆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余英时和高行健的坚持表示钦敬。自1978年访问大陆后，余先生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先生虽然人没有再去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深深地为余先生高兴的。余先生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建立和维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来，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这既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也表明了大陆学者或作家对他的尊敬与信赖。 说起来，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了。八七年我来到美国，那年十月，世界日报的张作锦和孟玄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去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场对谈，从此和余先生相识，屈指一算，已经十九年了。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RFA首发。2006年11月17日

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逝世，享年91岁，无党派，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和美国哲学会院士。 余英时逝世后，有学者和媒体将他誉为“学贯东西”的“史学泰斗”，并引用他生前的思想和话语，致以纪念和追思。 中央研究院称：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学术研究之外，他亦为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之公众知识分子。 据纽约时报称：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在哈佛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利用自己对古典文献的掌握追溯中国数千年来的演变，坚守中国传统与自由价值。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低调处理的同时，民间很多学者，知识分子纷纷发文悼念。 余英时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两岸三地和美国之间处于意识形态高度分裂的今天，能够都获得如此之高的待遇，应该说是很罕见的。 生平简介 据维基百科介绍，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安徽潜山人，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以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美国，是克鲁格（Kluge）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着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坚持反共丶声援民主运动 先生在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之后的一次与流亡学人座谈会中提到：“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个价值的问题”。“我没办法接受他那一套价值、想法。我想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向中共「党天下」的系统妥协，这可以说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毁人的价值的一套体制，也不是反所有共产党人，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觉醒了的个人，更谈不上「反华」”。 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分子。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与林培瑞在普林斯顿大学组建中国学社接收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称“养士”。先后有：刘宾雁、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孔捷生、阮铭、郑义、柴林、远志明、张伯笠等人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 「新儒家」的称号 余英时并不接受「新儒家」的称号。他说：“我虽然接受了许多儒家的价值，却不能称作儒家。我有自由主义、西方这一面。就没办法完全是以儒家为坐标”。 先生尚儒，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儒家从前是治国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学说来治天下。因为还有其他的「学说」或宗教。如果独尊儒家，那回教徒怎么办呢？基督教徒怎么办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们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认为，儒家是在个人生活这一层面，中国还是应该保存的”。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胡平追思余英时说到：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余英时学问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仍然是这么多年对中国大陆的思想自由、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方面的关切，和始终如一的支持。 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蔘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王丹：温和的人格和气质 余英时先生的追思上，王丹说： 有人问我对余先生有什么印象，我心中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温和。是的，余先生是个令人感到温和的人。他的温和表现在很多方面。 余先生是有大学问的人，但他的谦逊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当代学界泰斗的气派和架势；当然，也许没有气派和架势，才称得上学界泰斗。 余先生不知道给多少人写过序，而且都是很认真地写。其实有些人他并不是很熟，但是人家找到他，他就会答应。他的有求必应，我想，余先生是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是希望以有求必应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在追求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 民国以来，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鲁迅型的，看问题深刻是不用说的，但戾气太重，多少有些刻薄；一种是胡适型的，同样有深刻的见解，但有一种温和的人格和气质，不会动辄恶言相向。余先生继承了胡适的风格，那也是我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最向往的风格，这种风格如今已经很罕见了。而今看华人世界的知识分子，学问并没有精进到哪里去，至少与余先生没办法比，但温润的气质很少见到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脾气，百转千折的心思。…

还记得「振兴中华」吗？ —-苏晓康评述东京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   【按：「打倒中国队」这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兵乒球比赛，曾是民族主义煽情的一柄利器，小球确实翻转了大球，你看今日之世界，中美已成双霸，哪里还有「小日本」？所以这次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的确是「完成史诗级逆转胜壮举」，让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此文引自《屠龙年代》中的「电视转播与体育煽情」一节。】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电视常常使观众和控制者都被愚弄。强人的魅力会因电视的公开性而神话破灭，民众夜郎自大的爱国情结也会被剥得精光而脑羞成怒。电视里的体育转播，便是一项疯狂行为，不断煽动痛苦的爱国情结，同时立即把它宣泄掉。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彷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彷佛「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事实上，正是前述1981年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被中共意识形态的「头号秀才」胡乔木 嗅出了别一番意味，让中共的「政治操作」有了新的灵感。那次北大学生欢呼中国男排赢球而烧报纸、烧扫帚、敲饭碗、敲脸盆，在校园里游行，首次打出「振兴中华」口号，折腾到凌晨二、三点钟，却没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报导——记者们自然视之为恶作剧，而八一年的大学生还昧于「学潮」——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对学生的爱国情绪，为什么不懂得去「引导」？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新闻单位。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渠道，也听到这个传达，当时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 多么反讽啊，「振兴中华」的口号，竟然是学生娃娃们，送给中南海老人党的一份馈赠，提醒他们可资利用的一个民意、一份合法性资源，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对外开放」若不搭配「民族主义」，一党独裁何能维系？后来江泽民被邓小平从上海提拔到中南海，顶替遭废黜的赵紫阳，对这份馈赠最为心领神会。 文章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另外，六四之后的国企改革一下造成3，4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失业。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六四之前，必然会激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当时没有大规模下岗，仅仅有点涨价，有点什么问题，都会导致89民运的爆发，要是一下子有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失业，那些人岂肯善罢甘休？当然会走上街头。而权贵私有化在中国居然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而且越到后来发展的规模越大。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今天是不幸的一天。 中华民族不幸，华夏文明不幸，100年来深受中国共产党祸害的所有中国人不幸，当代14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尤其不幸 ！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今天已经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1917年10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赤色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暴政的恐怖政权。 从此赤祸东侵，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俄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建立了他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中共从成立起就奉马恩列斯为导师和领袖，早期活动经费全都来自俄国的卢布，各个部门例如宣传，情报，特工，军事等干部全都由苏俄培养训练武装和派遣！根据已经解密史料，前苏联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对中共在革命资金，军火装备，人才培训上是唯一的最大支持者，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苏共豢养的侵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卖国贼！中国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外国颠覆势力。   在八年对日作战期间，中共以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为幌子，欺骗国民政府，免除围剿危机，不打日军，专打国军，游而不击，暗通日寇，扩展地盘，贩卖鸦片，充当军费，收编民间抗日武装，扩大叛乱颠覆资本，污蔑国民党下峨眉山摘桃子，事后还自我吹捧是抗战中流砥柱，歪曲历史。 “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借助雅尔塔协议对中华民国主权的损害，在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支持帮助下，扩军备战，挑起内战，发动武装叛乱，用血腥土改绑架农民，用自由民主口号欺骗知识分子，用讴歌美国民主欺骗国际社会，用暴力裹挟物质诱惑外加共产主义乌托邦欺骗广大人民参军当炮灰，采用极其血腥残酷的人海战术，在短短三年就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颠覆了中华民国，窃取了中国大陆的最高政治权力 ，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专制覆辟大倒退！   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消灭一切政治异己势力，铲除民间潜在反对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红色恐怖政治运动和镇压行径，如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等，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敌对势力，叛徒内奸等进行大规模的杀人，逮捕和判刑。据初步统计，在历次恐怖镇压运动中被直接屠杀的，关押在劳改营受虐而死的受害者有高达几百万人之多，因政治受害人而受其株连影响的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家庭成员，其人口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最起码估算有上亿人口，真可谓命如蝼蚁，生灵涂炭！ 在它执政的70年来，以革命为号召，以建设为名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为理想，用政治运动治国，用政治口号洗脑。这类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思想反智，手段残酷，形式荒诞，影响很坏，贻害无穷，后果严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开始搞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40多年。 这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仍旧坚持残酷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敌，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民主阵营为敌：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选举，不是人民授权，权力来自私下授受，来自黑暗中的宫廷密谋和交易 ！既无政治反对派的制约，也无自由舆论的监督，所以其执政永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导致行政低效，监察失灵，法制虚设，道德沦丧，人心败坏，贪污腐败盛行。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永远的噩梦，这就是最高权力非程序性更叠，以至于中共历任党魁大都是因为非程序性更叠最高权力而失势下台，而鲜见有善始善终者。 在习近平接掌最高政治权力后，坚持毛邓江胡的极权专制统治毫不动摇，在政治经济上甚至大踏步搞覆辟搞倒退，在新的历史时期，利用高科技手段，把全社会打造成一个监控无死角，镇压有高效的超级大监狱，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侵犯人民基本人权，甚至随意用维稳为名，迫害无辜公民致死致残！ 中国共产党各级官僚掌握着不受制约的超级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大搞权钱交易，在社会各个领域大搞贪污腐败，鲸吞人民财产，瓜分社会财富，疯狂掠夺敛财，把中国搞成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不公平社会，以10多亿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为代价，制造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超级垄断的暴富阶级，这就是当代中国执政的红色权贵统治集团以及依附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政经合一的权贵奸商！这个红色权贵集团利用政治特权对14亿中国人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奴役和压榨。   中国共产党在现任党魁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之下，继续坚持共产党的反动理论反动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强力维稳，继续剥夺人民一切人权，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继续完善国家机器，继续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继续与民主阵营为敌，不遵守普世价值，习惯和少数专制流氓国家称兄道弟。 中国共产党这个暴政怪物是人类愚昧思维的结晶，是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是人类邪恶政治理论的试验品，是人类政治妄念的怪胎，是中国历史的错误选择，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一段大弯路，更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顽固堡垒！ 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民族的命运，为了建立人类文明社会应有的正常秩序，为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每个中国人的福祉，我们坚决要求取消中共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废除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推动社会各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真正符合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宪法，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和平民主渐进地建立宪政民主！ 值此中国共产党生日10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强烈呼吁大家：一切反共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一切中华同胞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 本文转载自王丹网站Wang Dan’s Page | Facebook…

【按：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按：中東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際，引发了我這麽一句感慨，其雙關語在於：八九學運曾有一個領袖是伊斯蘭青年，而今中共已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年初吾爾開希舉辦全球網絡研討會『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囚禁7周年紀念』，邀我參加，七年前我獲知中共判伊力哈木終身監禁，匪夷所思，後來懂了，中共扼殺維吾爾族精英領袖，於青萍之末、微瀾之間，才是「滅絕」的重中之重，估計這也是他們應對藏民族和達賴喇嘛爭取國際聲援成功之沈痛教訓。反對獨裁，絲毫沒有民族種族之分，反而注定會被「國家」離間，難道漢族至今還陷在這個泥潭里嗎？】   開羅解放廣場，成為二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令全世界驚詫不已，更讓中國人尖叫喝彩。2011年波瀾叠起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一路延燒到伊朗，電視鏡頭里萬頭攢動的，都是伊斯蘭青年——人口壓倒性的年輕化和都市化，是這次革命的結構性因素，這幅伊斯蘭的壯闊畫面，勾出我記憶里另一個伊斯蘭青年：天安門運動中沖鋒陷陣的吾爾開希。   壯觀的「四二七」大遊行   天安門學運清晰地分為前期（遊行抗議）和後期（靜坐絕食）兩截，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堪稱前期主帥，一張娃娃臉，領導了震撼全國的幾場大遊行，尤其「四二七」那天，數十萬學生和市民連續沖垮十八道軍警防線，電視上曾有一個鏡頭：兩陣人墻對峙，萬眾齊吼之間，示威者們把他們的主帥吾爾開希，像炮彈似地擲向草綠色的警戒線。倘若八九年缺了這位維吾爾族青年，天安門學運肯定將失去許多精彩鏡頭。   吾爾開希只是學生領袖之一，他身上有某種奇特的東西，是其他幾位所沒有的，究竟是什麽？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登高一呼的天然魅力？率直草莽的性格？我也說不清，約摸間只覺得他比漢族青年較少斫傷天性，遂於千軍萬馬之中作弄潮兒。不過，觀察當下中文話語里種種「埃及-中國比較政治學」，如第一大疑問「百萬中國人上街，軍隊是否還會開槍？」卻沒人去問：「中國老百姓還敢不敢上街？」——這便是「吾爾開希話題」的意義所在。特別是在開羅那場大戲之後，中國民間與其吆喝「陳勝吳廣」或者「辛亥革命」，何不直接呼喊近在二十年前的吾爾開希？   西方輿論由衷讚賞埃及示威抗議者的勇氣和智慧，《時代》周刊甚至刊登一份他們的《革命手冊》，內含八種必備服裝和工具。然而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學生們，示威遊行的技術絕對不遜色於他們。1989年秋我逃到香港，曾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的私下采訪，我按捺不住大談「四二七」大遊行，她一直沒有发表這篇訪談，不妨引一段在下面：   『問：你怎樣反思這場學運，以及它起了甚麽作用？ 答：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從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車站，交通就全面中斷，北京市學生大遊行呀！我突然覺得學生了不起，因為學生打出了憲法的旗幟，打出了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的旗號，而且組織得非常有秩序。從四二七大遊行，知識界就看到這次運動超越上一次，它有一種理性的、秩序的東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萬北京市民的擁護。』   獨裁者恐懼大多數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國怎樣搞民主運動才能搞得成功，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使獨裁政府害怕，這實際上在四二七大遊行已經做出來了！像八七年的學潮，學生提出很理論化的口號：「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老百姓不跟你呼應，產生不了共鳴，而且要喊「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這口號，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以後，知識界就有人出來組織了，新聞界、文藝界、理論界也站出來，都受了感染，而且實在是學生表現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這前提下才敢這樣站出來逼使官方讓步，是在這個基點下，統一起來。   官方不退步，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論」往後退，他們以為往後退就完蛋。這邏輯對他們來說是對的，因為「四二七」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的正義力量，他們面對的再不是過去那愚昧的、暴動的、騷亂的群眾；他們面對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難對付的群眾，其實任何獨裁政府最怕的就是這個。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鎮壓就完了。但這情況下退讓的話，的確共產黨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是獨裁的局面。   我們有自己豐厚的遺產   「四二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是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運動。如果中國有現代民主運動的話，就是從「四二七」誕生的，而且是由學生創造的。至於學生怎會這樣出來的，按照陳希同報告說，是有人在後面出主意的。我當時在上海，不在北京，據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縱學生，因為學生也有矛盾分歧，能產生這種共識，最後大家讚成這方式，這說明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因此，過去對學生的判斷是錯誤的，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對嘛！他們在關鍵時刻，是非常理性嘛！他們一開始就讓全世界、全國人民目瞪口呆。據說鄧小平看了「四二七」大遊行的錄像後，連連叫後悔呀！連連說上當、上當！不知這真還是假，反正當時共產黨一籌莫展，沒辦法。   看學生扛著憲法，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原則，警察沒辦法只有撤。所以有人說學生「打著紅旗反紅旗」，包括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也說學生是實用主義，不是啊！這就叫做理性，因為他們看準了在中國當前甚麽樣的口號，甚麽樣的方式，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使獨裁政權感到害怕，這就是理性，是很高級的政治智慧。…

「五一四」廣場斡旋記   【按：有人轉了這張照片給我：「瞧，你在煽動學生呢！」我不確定，第一，那是不是我？第二，那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八九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確實跟隨一批人上了廣場，所以後來中共扣我「反革命煽動罪」，這張照片就是證據，我無話可說；不過那一幕，像個羅生門，有無數人的回憶，無數角度的描述，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版本，２０１３年寫進《屠龍年代》一書中，『尾聲：鸚鵡救火』 ，三十二年後的「五一四」就來貼它。】   在風雲突變的前夜，一本印刷極為簡陋的《烏托邦祭》，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報攤上。紅底子封面，中共領袖群像躍然紙上：毛澤東坐在頂端，左有林彪右為周恩來；江青頭像居封面正中，她下端是康生，以上皆彩照：林彪再往左，是劉少奇；周恩來再往右，是彭德懷，皆黑白照。一種典型的歷史內幕的地下出版風格。   我至今還保存了一本，視為珍本。 胡耀邦去世十天後，1989年4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登了一則頭版新聞： 『文壇春意融融，又見新竹挺秀 首屆文匯文藝獎昨頒發 蘇曉康等五人獲文學新人獎，謝晉等十五人獲文匯文藝獎，施叔青等七人獲「藍天杯」國際旅遊徵文獎』   《烏托邦祭》的最後一個插曲，竟發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的一個多月。 在那之前，八八年秋，《烏托邦祭》被江西省出版局封存、準備打成紙漿之際，上海《文匯報》忽在9月24日刊登了一篇該書的節選，標題為《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內容敘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大發雷霆，7月31日第一次常委會跟彭德懷算歷史總賬；第二天8月1日是中共建軍節，彭德懷仍以國防部長身份接受外電祝賀…。其中有這兩句：   『他的名字、他的頭銜，還在被電波載向全國，飛向世界，而他的靈魂卻正在廬山之巔經受鞭打和蹂躪。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夜。』   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轉載了這篇節選。——那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正是江澤民。 從後來全國作協、《新觀察》等努力推動不能奏效來看，全國公開發表過《烏托邦祭》的，唯有上海。 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還特意派《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專程來北京接我飛滬領獎。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這個獎是由包括柯靈、王蒙、陸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張光年、唐達成等文藝負責人組成的23位評委投票選出的，我之獲獎，也許跟《文匯報》選刊《烏托邦祭》有關。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激勵，滬上各大學也風起雲湧，摩拳擦掌。我跟嵇偉來滬，本有出來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擔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學生們拉去演講。誰料嵇偉領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時，坐公共汽車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聲： 『蘇曉康，這一站下車了啊。』 車上有一群大概是學生，立刻四周搜尋叫嚷起來： 『哪個蘇曉康？「河殤」那個蘇曉康嗎？他怎麽會在上海？』 這可麻煩了，一下車他們就把我們團團圍住。嵇偉死命地把我從人群中拽出來，再拉上施叔青，飛快逃離。我是第一次見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裡也第一次遇到寫《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達上海那兩天，我就猶豫著何時回北京。若想躲過那場大危機，無非再到蘇南去轉悠它一個月。4月25日夜裡，往北京家中給傅莉打了個電話，她說： 『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趙紫陽出來安撫學生，好像挺管用的。』 沖著傅莉那句話，兩天後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車站，正趕上著名的「四二七」大遊行。那個火燒火燎的大革命陣勢啊！我只有心裡暗暗叫苦。接下來勢態幻變詭譎莫測，學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樣，老頭子們也寸步不讓，中間的玩家們興奮極了。我這廂自是明白前面已經惹下的《河殤》大禍，會叫我們「吃不了兜著走」，卻已難脫身。 回顧那段時日種種，還是引用1990年春法國學者程映湘、高達樂夫婦與我的訪談記錄較為詳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