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坚守希望——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收到《港支联通讯》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约稿信，我立即回信答应下来。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开计算机，却迟迟难以开篇。 过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写文章纪念。同一个题目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二十八年，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如果不是为了应景，还有必要再写一篇吗？ 我以为还有必要。因为在中国，「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在中国，「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写文章纪念「六四」，不但是纪念，而且也是抗争。 毋庸讳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说：「我经常（特别是在极为无望时，比如在监狱中）想到的那种希望是一种精神的，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维尔强调说：「在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希望不是一帆风顺时的欢乐，或对有望早日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诚意，而是一种为某种事物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由于这种事物有成功的机会，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决不是人像乐观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某个事物会有好的结果的确信，而是对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把握，不管其结果如何。简而言之，我认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说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们免遭灭顶和激励我们行善的东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达到惊人的范围之源泉。最重要的，是这种希望给了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尝试新事物，即使是处在向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么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在这段谈话里，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文：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转自香港独立媒体（2018-04-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6期，2018年5月25日—6月7日

在六四29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讓我們重溫八九民運。這對於我們強化對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同胞的信心，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八九民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在50多天的時間裏，這場運動席卷了全國200多個大小城市，累計參加人數超過5千萬。如此巨大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相當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八九民運明確地提出了爭自由爭民主的口號，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紛紛成立了獨立的組織，很多中共黨政機關的人也走上街頭或發表聲明，公開表態支持民運、反對戒嚴。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只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這場運動，或者是目擊過這場運動，那麽他就沒有理由對中國人、對我們的同胞持悲觀態度。 不少人說：中國人天生奴性重，只要吃飽了飯，就甘於受奴役；有的還說，中國人就是餓死了也不會反抗。可是，八九民運證明這個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八九民運不是饑民暴動，不是饑民造反；八九民運不是發生在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背景之下，而是發生在經濟發展迅速，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受益的背景之下；發起運動的更是衣食無憂的大學生。另外也一直有人認為中國發生的反抗事件，總是社會的邊緣人士興風作浪搞起來的，但是八九民運證明，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民運的先鋒和主體是大學生，首先是首都的名校的大學生。那時大學還沒有搞「擴招」，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這顯然和歷史上常見的饑民暴動或底層人鋌而走險等行為完全不一樣。另外，在整個運動中表現出的高度遵守非暴力的原則，也和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暴力鬥爭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 在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八九民運的前奏是知識界發起的要求釋放思想犯的一波接一波的簽名信活動。正是這一批知識分子啟蒙了八九那一代大學生。在「新時期」暫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參加了八九民運。 有人說，八九民運之所以爆發，是因為中共上層發生了分裂。不對，不是上層的分裂催生了民間的抗議行動，相反，是民間的大規模的英勇抗爭促成了上層的分裂，然後才是上層的分裂進一步鼓勵了民間的抗爭。 不少人說，中國人不反抗時是順民，一旦反抗就變成暴民。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觀點。在長達50多天的運動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和平與理性、那種自發的紀律與秩序，令全世界為之贊嘆。我們知道，即便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老牌民主國家發生人數多、時間長的抗議活動，有時都會發生某種騷亂，發生打砸搶，但是中國八九民運持續50多天，參加人數上千萬，卻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一起暴力事件。這簡直是一個奇跡。 有人斷言，別看現今的中共當局鼓吹排外的民族主義，反美反西方，如果中國實現民主，未來的中國只會更排外、更反美反西方。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說法。八九民運有力地顯示出中國民眾對美國、對西方是何等的開放與友善，對普世價值是何等的擁護和信奉。八九民運中在天安門廣場樹立的那座民主女神像，明顯是照著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造的，可見當時國人是怎樣的胸懷，根本沒有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 八九民運無疑是我們民族的一次高峰體驗。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表現得那麽純真，那麽美好，那麽讓人感動。可惜八九民運功虧一簣。六四後29年的持續高壓，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可怕沈淪。然而我們不應對我們的同胞失去信心。既然你曾目睹它飛掠高峰，你就該知道它不是雞，它是鷹。是鷹，就不會永遠蜷伏，總有一天它會再一次展開翅膀，掠過高峰。越是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們越是要對此懷抱希望，懷抱信心。 轉載自：《歐洲之聲》網刊

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七章 從頭再來 政治上的結盟常常並不需要和別人訂立某種公開的或秘密的契約，它主要取決於你的一種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文章摘錄 一、’從頭再來’ 據說，前不久，由於財政困難，中共當局不得不允許民間歌手崔健舉行演唱會為亞運募款。 於是，在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種海報：整個畫面以血紅色作為底子，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從頭再來』（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眾多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下提及六四。 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正如江澤民對美國記者所說，是為了用時間來沖淡人們對六四的記憶。 對於中共的這種作法，民運力量方面必須針鋒相對，隨時提醒世人勿忘六四。 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得好：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 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遇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 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 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 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顯然，對於雙方來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難的。 上述困難表明，我們僅僅滿足於提出『毋忘六四』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們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搞得不好，我們也就是在強化六四的威懾效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意識到這層特殊困難的人竟然寥寥無幾。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以上幾章中，我力圖證明以下幾點： l．…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七章　从头再来 政治上的结盟常常并不需要和别人订立某种公开的或秘密的契约，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种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独立的政治立场。 ——文章摘录 一、‘从头再来’ 据说，前不久，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当局不得不允许民间歌手崔健举行演唱会为亚运募款。于是，在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种海报：整个画面以血红色作为底子，上面写了四个大字：‘从头再来’（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 众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当局竭力避免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六四。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正如江泽民对美国记者所说，是为了用时间来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对于中共的这种作法，民运力量方面必须针锋相对，随时提醒世人勿忘六四。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得好：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 但是，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的政权的形象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致于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于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于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显然，对于双方来说，要达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难的。 上述困难表明，我们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搞得不好，我们也就是在强化六四的威慑效应。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意识到这层特殊困难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三、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以上几章中，我力图证明以下几点： l．对于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方式抗争是切实可行的： 2．这种斗争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积小胜为大胜，最后会取得彻底的成功： 3．以往斗争的失败决不是客观必然的，它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 如果人们认识到这几点，他们就会克服恐惧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坚定也更谨慎、更勇敢也更机智地投入新的民主运动。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只有认识到上述几点，我们才是‘记住了应该记住的，忘记了应该忘记的。’（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就提到过我们需要这种正确的‘记忆——忘却’。） 四、反驳几种错误、不实际的观点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运队伍内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扬截然相反的一套观点。比如： 1．有人说，八九民运的结局已经证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专制‘此路不通’。毫无疑问，持此观点者的本意是希望人们丢掉对非暴力斗争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斗争。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这种观点的实际效果——如果人们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话——只能是广大的民众放弃反抗，陷于消极无为。 2．有人说，由于敌强我弱，所以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对这一观点的反驳，主要见之于第三章。如果说敌强我弱就必输无疑，那么天下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兴力量初战告捷的任何先例了。那显而易见是荒谬的。这裹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观点首先是思想懒惰的表现，是不负责任媚俗的表现。难道不是吗？把一件已经如此这般发生了的事情说成是命中注定只能如此这般地发生，从而免去了对其过程中其它现实可能性的细致分析，这不是很省气力的吗？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后解释历史时局爱采用决定论或曰宿命论的立场，无非是懒于思考而已。再者，你若说运动的失败也和我们自身的失误有关，那就难免不批评运动中的某些人物，因而总是件得罪人的事，远不如把一切推给天命那样令人皆大欢喜。 关键在于，如果人们果真相信了在现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民运的失败是客观必然，那么谁个还会再去投入民主运动呢？一个不可否认的心理事实是：大多数人在投入一场运动时，内心总是抱持着对成功的相当信念的，否则他们宁肯退避忍耐。因此，宣扬‘民运失败必不可免’的一个最糟糕的效果就是。它会严重地、也许甚至是根本地打击了人们投入下一次民运的信心。 3．我详细论证了，八九民运一度取得伟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亏一篑、反胜为败。据我所知，很多人都赞同这一分析。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反对意见可分为三类。一类反对意见是认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原则根本是大废话，并把它等同于股票的投机。我在第四章已经指出，任何策略原则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为它抽象就否定它的意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实际上是对现代政治学中博弈论裹囚犯难题的一种简明的概括。它涉及是两个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间互动的关系，因此不可与买卖股票这种一个自由意志面对盲目的市场波动的情况简单比附。‘见好’不是‘见最好’，建立良性互动不等于投机，等等。第二类反对意见，承认‘见好就收’原则的正确，但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中并未出现过可以称之为‘好’的时刻，对这种意见的反驳，本书第四章的第六、七节已有充分论证，兹不重复。这裹我要着重再谈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有人指责我关于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批评是‘脱离广场实际’，是一种‘书生气’的‘想当然’、‘理想化’，是分不清‘应然’与‘实然’。他们坚称，要让一场群众运动自我控制根本就是办不到的，有人还郑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运中，这种如脱缰野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最后，这些朋友批评说我的观点纯粹是关在书斋裹的闭门造车、是沉溺于文字游戏：并教导我要具备一点中国民运的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我不论在撰文或是在讲演中，从来不摆出‘老资格’的架式：‘因为我参加民运的实际经验比你们都更丰富，所以你们应该听我的。’我深知，资格并非论据。一旦你抬出‘资格’什么头衔，试图以此来加强对方接受你观点的意愿，那多半表明你对于你所能够运用的理论和事实材料的说服力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当我看到一些在实践经验上远远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评我不了解实际时，忍不住会有一种滑稽的答复。这当然是题外话。 对于第三种反对意见，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答复。 第一，八九民运决不是单纯的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一场有百万人参加的、没有统一组织指挥的、前后持续五十天的群众运动，竟然没有出现什么打砸抢烧一类事件，这在整个非暴力抗争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否认参与者的广泛共识和自我约束，把它仅仅称为情绪的宣泄，显然极不公允。一般来说，要让一场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避免出现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极难极难的。而要让运动的主体队伍做到能进能退则比较容易。八九民运做到了难而未做到易，那说明不是群众运动自身的性质注定了它做不到能进能退，而是因为群众的事先缺少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在广场上，那些主张见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赢得上风，除了广大参与者事先缺少有关良性互动的思想共识外，大概也和这些温和派民运领袖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时缺少足够的坚定性有关． 严格说来，在群众运动中，并非总是谁的主张愈激进谁就愈容易占上风：确切地说，是谁的态度愈坚决谁才愈容易占上风。主张的激进与否是一回事，态度的坚决与否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对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本身也许是很温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危，影响到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历史走向，你就应该、就必须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张。有了高明的主张而没有坚决付之实施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是注定吃不开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都担心，在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出现重大转折关头时，那种更成熟、更正确的主张能否占据支配地位？造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深入展开有关各种问题的严肃的争论，以求获得最大程度的共识。一旦事变到来时，我们就必须十分坚决有力地贯彻我们的主张。所谓宽容，无非是说你必须承认和尊重对手的权利，决不意味着回避针锋相对的争论。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张更正确、但缺乏将自己的正确主张贯彻到底的顽强意志、害怕卷入激烈的争辩中的人，决不是有风度，而是政治上的软弱的低能。我希望一切对中国民主大业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务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断言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种观点，其最大的谬误之处在于：事实上，它将构成对群众运动本身的强烈否定。假如我们真的相信，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注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么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从此以后，我们都不要去鼓励、去支持、去发动、去参与这种危险的游戏。如果我们承认自己从原则上就控制不了火势，那么我们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励任何别人玩火。…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 ——文章摘录 一、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的话，那么，我发现，在六四之后，不少人似乎又偏向于过分的悲观。这种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原则上认定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能同意。以下，我拟对几种主要的‘八九民运注定失败论’加以分析和批评。 二、关于陈一谘的‘五因素论’ 陈一谘认为：八九民运的成败事实上有五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群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人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五是军队的掌握程度。而中国当时群众的不满意是希望改革，领导的不满意是希望保守，形成尖锐冲突。以下几个方面群众这边都没有，全部是政府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血腥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陈一谘归纳的五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决定一场全面战争或曰总体决战成败与否的因素，而八九民运本来应是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以三、四两条为例。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目标正是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和打破官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它们正是我们意欲取得的胜利成果，那又怎么能反过来作为决定我们胜负的先决条件呢？正因为我们没有A才去争取A，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说由于我们没有A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A.这显然在逻辑上是错乱的。按照陈一谘的五因素论我们应当引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使运动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限战争的层次上方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场运动弄成了总决战的架式，失败即不可避免。八九民运到后期客观上搞得有点像总决战，所以它注定要失败。我在前面谈到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不赞成在这场运动中某些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说法作法，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当然，要一场运动始终保持在有限战争的层次上，乃是一件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的道理。因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可以截然划开的界限。 三、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区分 关于有限战争舆全面战争的区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对此多说上几句。 首先，不少人根本否认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提出来的具体目标多么温和，只要它们确实是反对极权专制的，那么极权统治者一定会进行镇压。这种观点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肤浅。实际上它是很深刻的。因为极权统治颇有些像拦洪大坝，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便会招致整个大坝的崩溃。我在倡导言论自由时常常引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那句话：‘一磅肉，只要一磅肉。’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争取言论自由看来只是要求一项最简单的公民权利。但仅仅是这项权利的获得，便已对整个极权统治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中共强硬派把鼓吹言论自由上纲上线为反对‘四个坚持’时，这在纯逻辑、纯理论上是荒唐的，但对中国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十分正确的。同理，八九民运的直接目标，从逻辑上、从理论上都并不等同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当中共强硬派咒骂它是要‘推翻共产党’时，其实倒无大错。要问愚笨的中共当局何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直觉？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政绩极差，丧尽人心，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没有自由选择之上的。‘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话是用来挖苦那些骗人的巫医一类人的。用在共产党身上分外合适：一旦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只好垮台了。最近，东欧的民主浪潮一起，人民开始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好恶，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府转瞬之间便纷纷落马下台。可见共产党结怨之深。既然如此，中共当局又怎么能不分外警觉呢？ 从上述分析看来，有限战争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任何一场名义上的有限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容易转化为全面战争。倘如此。民主运动便只有两种情况：不是不战，便是决战：战争一旦打响也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失败，就是全胜。显然，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由此，民主力量便可以稳步发展，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格局。 四、为什么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这裹，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们坚持认为：中共当局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暴力去压制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进而言之，任何权力都有其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种无限的权力或日绝对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对于中共而言，不存在着任何一种合法的或明确成形的其它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它决不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中国的一切。它决不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是无所不能。 有些朋友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有趣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大都赞同‘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让我们对上述观点略加评论。 首先，我可以承认，假如整个中共上层自始至终都是铁板一块地一心一意要镇压，那么民主运动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问题恰恰在于： 第一，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中共高层并非铁板一块，其间，温和派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既是十年改革的产物，更是十年‘文革’后反弹的结果。 第二，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除去一些人温和、一些人强硬这种区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形势比人强’的大背景。这种大背景的存在，使得整个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强化他们的控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文革’结束直到这次‘六四’之前，中共的统治是在不断地软化、弱化。这种整体的软化、弱化的趋势甚至不以其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个别人物地位的起伏变化为转移。毫无疑问，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人都掌握大权时，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温和派的实力应是最强的。因此，至少是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于温和派断其一股再加上邓小平日趋强硬，中共上层变得比七九年、八〇年或八六年更保守、更强硬。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如下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共上层在八七年后政治上变得更保守、更强硬，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社会的控制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强化，相反倒是在持续地弱化。这并不奇怪。螺丝钉松了，既可能是因为拧螺丝钉的人没使劲，也可能是因为螺丝钉与螺母磨损太多，致使双方不再咬合。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并不必然地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强硬化，如果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买几个头头们的账的话。 2．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更不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受控制程度的强化，如果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的话。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什么某人能够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它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这其它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所谓权力，无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那就是说存在着另外一批人，这批人自愿对他表示服从。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一个权力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自愿服从者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服从者掌握物质力量的程度。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确切地说，是抗拒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胜过了效忠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我上面的结论：假如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抗拒掌权者的命令，那么，即使这一小批掌权者自己团结一致，他们也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邓小平本人是否下决心镇压民运，中共上层是否一致主张镇压民运，那都并不足以决定民运的成败。八九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中共强硬派在上层占了上风，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力量还不够充分的强大。 不过，上述说法仍然失之含混。什么叫强硬派占上风呢？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不是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过的吗？那岂不是表明从一开始强硬路线就居主导吗？笼统地说社会反抗力量不够强大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分明取得过像四．二七游行一类的辉煌胜利。可见，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 其实，不管是论及中共上层的一致或分歧，还是论及社会反抗力量的大小，都离不开具体的事态和情境。回顾整个八九民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学运初起时，中共上层是一致主张压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也都在四．二六社论原稿上签了字。据说送交赵的四．二六社论底稿与后来发表的正式全文有所不同，但相信在反对学生运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出入。赵对学运态度，先是反对，尔后才转为同情。这大概是确定的事实。 最初，中共上层都主张压。但采用何种手段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朗。据说，胡启立、乔石的意见是不能流血。姚依林对赤手空拳的武警能否制止住学生表示怀疑，但也未明确表示开杀戒。李鹏则借口自己是管经济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讨论。赵紫阳在朝鲜。最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便是派出大量武警和部队设定层层警戒线，但不携带任何武器。至于邓小平本人，他虽然在此之前谈到过开枪问题，不过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裹，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　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 ——文章摘录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总结八九民运，也许为时尚早。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件重大事实，人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譬如说： 赵紫阳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开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物这句话的？ 在运动后期，民众运动与党内斗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实施戒严令前后，中共上层有过哪些分歧与冲突？ 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争执？等等。 相比之下，关于六四凌晨‘清场’时的具体伤亡状况，以及此后搜捕监禁的详细情节，尽管眼下还不太清楚，但倒不是十分紧要，因为它们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场运动的基本脉络。 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在这裹，理论上的研讨，本身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投入。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些甚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发掘出些什么。 一、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民主运动。依我看来，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首先，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作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这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显着特点。 当我说八九民运是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时。我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一场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以及八六-八七年大学生游行示威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主要不在内容上或性质上，而在规模上。八九民运是一场有数百万民众怀着深刻的热情和无比的毅力投入的民主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和极其壮丽的。 还需强调的是，八九民运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此点意义尤非比寻常。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出现。在这样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控制最严密的社会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无疑要比发生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都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也更为伟大。 二、八九民运与五四运动的比较 有人说，八九民运比不上五四运动，因为它既没有产生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类大思想家，又没有出现什么真正有分量的论着。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这件事，它还包括后来一个多月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指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数年间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今天，当我们谈起八九民运时，我们所意指的仅仅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这一阶段中发生的那场群众的政治运动，我们并受没有把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也没有把此后将要出现的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要比较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的话，为了使比较的双方具有内容上的对称性，我们也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概念限定在其狭隘的意义上。同样是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六月的八九民运比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六月的五四运动更伟大，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思想运动，不是文化运动。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出现许多讲话、文章、宣言、声明之类文字作品。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衡量这些文字作品的意义，不仅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博大精深，尤其要看它们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八九民运中的许多文字作品，也许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们却在当下激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共鸣，化作了千千万万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为之献身。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些作品的价值与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类作品的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不宜于作简单的对比和评判。 上述批评固然不妥，不过它也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八九民运中涌现出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几乎没有几篇。当然，在狭义的五四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甚么真正精彩的作品。大约在运动高潮期间，人们忙于奔走呼喊，忙于实际投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深刻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只不过这些好作品基本上是在运动到来之前预先写好的。因此，与其说知识分子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拿出什么精彩深刻的文章，不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到来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运动需要我们拿出既激动人心、又高瞻远瞩的作品时，我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匆匆赶就的缺乏深度与力度的文字而已。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问题 这就涉及到在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是把大学生都归入知识分子范畴的。不过在眼下，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生之外的那些从事文化科技教育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九民运参与者所抱持的那些理念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长年阐扬倡导的产物；第二，相当数量规模的知识分子又直接投入了八九民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因为他们没有给这场运动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足够成熟的思想指导。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了八九民运，但是他们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功能。在八九民运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了他们的良心良知、道义勇气、民主信念和忧患意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丰富成熟的政治智能与政治知识。 四、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这种说法是肤浅的。 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或曰‘体制改革’和‘改革体制’）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和平渐进的改革都必定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五、八九民运过于温和吗？…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二章　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 ——文章摘录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 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背后，无疑蕴藏着深厚的爱。可是，柴玲爱的是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而现实的中国人之中，那种人并不是大多数。柴玲为什么要抱怨中国人民呢？因为她发现，当政府在无赖之极而举起屠刃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拚死的反抗（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多），而是变得惊惶、退缩、逃避。这当然是令人伤心的。柴玲的心理正是一个典型的激进革命家的心理。在每一个激进的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都暗含着巨大的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责怨。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这种责怨是正确的——因为你可以激励一般芸芸众生超越自己：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种责怨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事实上，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太优秀了。通过电视的传播，全世界无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裹，许多人都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所谓节日。不仅是指欢欣、兴奋，而且还指的是神圣、崇高（西方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争吵，而是互相道歉：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风貌空前良好。不少人说，中国人的丑陋都是由于专制压迫造成的。这话很深刻，但并不全面。我相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不相信个个都会成为圣贤。毕竟，人不能天天都过节。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不会让人们老是飘飘然地超凡脱俗。一批勇敢的大学生，用榜样的伟大力量，拨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圣火，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谁不善于拨燃这种圣火，谁就不可能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然而，谁要是对这种圣火的持续燃烧力抱过高的期望，谁就可能使运动以失败告终。其实，连大学生自己，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运动后期学生队伍自身的混乱乃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激进革命家气质的人本以为把事情引向极致便会出现奇迹。可是，人间没有奇迹。相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地高悬云端而不得不摔下来。于是，在一段时期的热情进发之后，人们重新回到了缺少诗意的现实：血腥的屠杀并没有导致更大的反抗。而只是再度造成了普遍的消沉。 我们谈到了激进革命家。在历史上，激进革命家当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几乎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浪漫的热情进发之上的。历史上成功的激进革命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般充满诗意。革命很少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高压的产物，它往往同时也是一批革命家刻意追求的产物。因为任何统治者在坚持残酷的高压之余，总是要注意给人们以顺从偷生的机会的：而革命者为了把一般民众卷入誓不两立的斗争漩涡，他们就不能仅仅借助于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他们还必须尽力阻挠和切断使一般人得以苟且以及对那种奴隶式的生存还会略有改善的任何可能性（想一想《水浒传》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没有这后一种工作，革命便很难发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就是激进革命家的逻辑。因此，激进革命家的心肠通常都是很硬的，而革命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肠就变得越硬。 没有人愿意为敌人献身。一个认为不值得为民众献身的人恐怕也不太愿意为民众献身。假如这样的人投入到一场具有巨大危险的斗争，那么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常常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冲动或对一小批优秀人物的同志之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只是由于在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愤世嫉俗心理，因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痛感专制对人民的压迫而投入反专制的斗争，他们的感情最初含有不少悲天悯人的成分：然而，伴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残酷化，他们发现有那么多的民众动摇退缩，转而生出一种抱怨众人的愤世嫉俗心理。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儒、庸俗、自私，都有深刻的了解，但前者对这些弱点是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并不强求他们变，同时也容忍他们的不够好：后者对这些弱点则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很难容忍他们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恨不得强迫他们变得更好。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会导致专制的原因之一，尽管一个真诚的激进革命家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往往带有父道主义的色彩而并不相同于普通的暴君专制或养尊处优的专制。但那毕竟不同于民主。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民众中暴虐的一面，面对人们的一般性弱点是予以容忍的。一个好的民主改革政治家固然不必像基督，但在他那裹。悲天悯人的成分到底是更大一些。他不大情愿刻意追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他当然知道‘不冒险，无所得’，但是他力图把风险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承受、愿意承受的限度之内。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得其成就不那么快捷和辉煌。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要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则需要使政治始终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要造成双方都没有退路。改革者则必须使彼此的冲突总是有缓解的可能。一般来说，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改革需要的智慧简单说来是一种把握分寸的艺术，革命需要的条件简单说来是进行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假如一场运动未能妥当地把握分寸而偏向于过激，与此同时人们又并没有作好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那么这种运动就很难逃避失败的命运。 我决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赞同激进革命家的做法，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革命家的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八九民运肯定不属此例。八九民运本身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它之所以在后期变得具有几分激进革命的架式，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脱腔走板的结果。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八九民运终究也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激进革命。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改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激进革命的角度出发，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三，在本节一开始，我曾经谈到过，八九民运（包括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对极权统治的彻底否定。那么，我们可否据此而结论道它是成功的呢？我以为仍然是不能的。因为这种否定，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八九民运强化了我们反对现存体制的意识，然而这种反对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我们所一向深感欠缺的是表达这种反抗意识的机会或曰空间。八九民运的结局是，使得我们原已充足的东西变得更多更多，使得我们原本欠缺的东西变得更少更少，因此权衡这种一得一失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也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难道不正是那场运动，为半年之后的十月政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此话当然不错，但它仍然是把一椿正义事业的失败和这种失败留下的正面遗产混为一谈了。失败，诚如格言所说，常常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毕竟不是成功，况且，今日之失败要转化为明日之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我们的新的努力。失败并不是绝对地转化为成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但有变好的可能性，也还有变坏、乃至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以未来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否认现在失败的现实。 第五，有人说，八九民运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的顽固凶残，激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抗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八九民运事实上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如果八九民运‘见好就收’，它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有限的成功会模糊人民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决裂意志，使人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到头来最后完成对极权制度的全盘否定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八九民运虽然由于遭受血腥镇压而暂时受挫，不过今后一旦再起，势必要‘一次到位’地把专制制度彻底击溃。 这种观点我未敢赞同。且不说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只能推测下一次民运再起时很可能出现‘一次到位’的结局。而推测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测，我们依然得不出八九民运的受挫要比它的‘见好就收’更能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同样是为了根本改变极权专制，民主改革与激进革命这两种办法，撇开其间的痛苦大小不论，仅从时间上着眼，后者是否会比前者更快，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不错，改革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因而乍一看去，革命的过程会比改革的过程短。但是由于酝酿一场革命本身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甲地终于爆发了‘一次到位’的革命时，乙地的‘分期分批’的改革也早已经大功告成了。 具体地说，倘若八九民运‘见好就收’，此后又遇上了东欧、苏联巨变的刺激，则今日之中国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恐怕已然终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呢？ 此外，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另一回事。二者并非总是同步进行。罗马尼亚的民主前景显然并不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更乐观。在一种渐进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常常是成比例的：专制力量退一分，民主力量长一分。因此，对民主改革而言，专制政权的结束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进革命则不然。在现代社会中，激进革命很少是由纯粹民间力量造成的，它往往也是旧政权内部一部分人武装反叛的结果，因此，激进革命胜利后，掌握者主要是来自旧政权中的某些派系，而很少是原先的民间力量。今天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许多都是前共产党政府中的头面人物。这和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阀、清朝中的立宪派人物占有主要地位的情况颇有几分类似。所以它的成果常常更不可靠。和许多偏爱激进革命的朋友的想象相反，激进革命才更容易不彻底，更容易造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此一可能。…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胡平  2009年7月 　　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 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导。 　　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 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 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 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 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 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 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 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 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 有没有开枪的命令？ 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 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 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 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

在”六四”十六周年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守我們內心的希望。 ‎ ‎ 捷克作家、前總統哈威爾在中國可謂大名鼎鼎，他的很多思想與主張，例如”政治的本質是道德”，”無權者的權力”，”生活在真實中”，皆廣為國人熟知。 我以為，哈威爾對於希望的理解和闡釋，也很值得我們中國人認真思考。 ‎ ‎ 在1986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里，哈威爾談到了希望。 哈威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 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 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 我認為不能把它解釋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某個運動或某個有利跡象的衍生物。 我認為它紮根於先驗論，儘管我不能–比如，不能像基督徒那樣–把這種先驗論具體化。 別人可以肯定或否定它的這個根源，但這卻改變不了我的看法（這不僅僅是一種看法，而且是一種內心的經驗）。 一個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所具有的這種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這是我的觀點，不是他的觀點），比十個形而上學家所具有的這種希望可能還要多。 ” ‎ ‎ 哈威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 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 希望決不是象樂觀一樣的東西。 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 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 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 ‎ ‎ 在這段談話里，哈威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 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 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

作者：胡平   我不敢说，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不过我确实敢说，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中国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不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别人靠宗教，我们靠历史。 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可是我们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不朽就是在人类的延续即历史中不朽。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们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对真实性的坚持，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一是它对道德裁判的强调，春秋笔法，意含褒贬。 写历史而带褒贬，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也许不以为然(注)，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至关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坏人不信地狱而无所不为，能让他们还有所忌惮的也就只有历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担起道德裁判的职能。文天祥从容就义，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后遭唾骂，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文革中，刘少奇遭毛泽东陷害，百口莫辩，他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中国，历史是好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一反趋利避害的本能，坚持道义理想的唯一凭借，是不幸者陷身绝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坏人虽有赫赫权势但仍不敢为所欲为的唯一忌惮。越是在极端处境，中国人越是感到对历史的依赖。“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也许有些中国人不曾感觉过这种依赖，他们以为他们不靠历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要么太幸运，要么太肤浅太懵懂，未曾体验过或思考过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对强暴与灾难时的孤立无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句话阐释发挥，启人深思。但这些议论放在中国的语境，则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问题是，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衰落，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中国，道德秩序本来就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历史。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历史出危机才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危机，我们的道德也就会出现危机。 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此话对中国人的意义，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两句话相比拟。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极权统治者精心地、系统地篡改历史，用谎言淹没真实。毛泽东要求“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全盘推翻传统的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这也表明极权统治者和我们一样十分重视历史，它是企图用自己的一套历史－－包括自己的一套历史叙述和自己的一套历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历史。它要窃取历史的神圣光环，所以它依然保留了历史的神圣外观。 后期极权主义改变了做法。它不能不改变做法，因为到了极权统治的后期，统治者编造的历史叙述已经破绽百出，失去欺骗效力；它对历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在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方面要继续用老办法编织和构建自己的那套历史，另一方面则开始鼓励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消解历史的神圣性。 象前些年以“戏说”为名的清朝帝王戏和现在的这部《英雄》，这种影剧歌颂专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评，它又推托道这是戏说是娱乐，何必当真。好比有人假装酒醉骂人，因为是假装酒醉，他很知道该骂谁不该骂谁；但你若和他理论，他又摆出一副醉态，倒显得你小题大作了。 撇开真醉假醉不谈，这种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也是令人忧虑的。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强权对历史的传统手法是涂抹和篡改，它企图以假充真，以恶充善；当这种手法失灵后，它就摆出嘻皮笑脸的轻浮模样。它力图让人们相信，对历史事实的真伪之辨与对评价历史的褒贬之争其实都不重要；别把历史看得那么庄严，那么神圣。乍一看去，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对权势者和反抗者一视同仁，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也消解了权势者一方的神圣性，彼此彼此；但实际上，权势者可以不要历史，确切地说，权势者起初试图利用历史，因此伪造历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当伪造破产后，权势者恼羞成怒，于是就转而糟蹋历史，嘲笑历史，捣毁历史。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主张历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顿，就是那位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对历史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 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