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十六周年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守我們內心的希望。
捷克作家、前總統哈威爾在中國可謂大名鼎鼎，他的很多思想與主張，例如”政治的本質是道德”，”無權者的權力”，”生活在真實中”，皆廣為國人熟知。 我以為，哈威爾對於希望的理解和闡釋，也很值得我們中國人認真思考。
在1986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里，哈威爾談到了希望。 哈威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 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 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 我認為不能把它解釋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某個運動或某個有利跡象的衍生物。 我認為它紮根於先驗論，儘管我不能–比如，不能像基督徒那樣–把這種先驗論具體化。 別人可以肯定或否定它的這個根源，但這卻改變不了我的看法（這不僅僅是一種看法，而且是一種內心的經驗）。 一個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所具有的這種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這是我的觀點，不是他的觀點），比十個形而上學家所具有的這種希望可能還要多。 ”
哈威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 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 希望決不是象樂觀一樣的東西。 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 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 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
在這段談話里，哈威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 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 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 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 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 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與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正是在這種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在八九民運的高潮期間，在六四事件後的最初幾年，有很多人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以為一黨專制的垮臺大局已定，自由民主的實現指日可待。 十六年過去了，當初那種天真的樂觀情緒已經不復存在，不少人甚至懷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還能見到民主在中國的勝利。 十六年來，我們有過這樣或那樣的自我反省自我懷疑，但是我們從未懷疑過我們事業的正義性。 十六年來，有許多人先先後後離開了我們的隊伍，然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帶著深深的無奈才離開的，他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並未因此而改變。 還有少數人甚至背叛初衷，投靠到殺人政府門下，可是他們自知理不直所以氣不壯，每逢六四，都令他們感到尷尬感到難堪。 甚至就連那個殺人政府自己，在六四面前也總是躲躲閃閃。 因為他們深知，縱然他們能躲過現實的懲罰，但是他們躲不過良心的審判。
哈威爾指出，一個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也可以具有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 這一點對我們中國人也富於啟示。 這些年來，我們目睹到若干宗教和信仰（包括法輪功）在中國的偉大復興，我們越來越理解宗教和信仰在人生中的偉大意義。 然而哈威爾告訴我們，要具有和堅守一種內心的希望，並不一定非要接受某種有神論。 只要我們反觀內心，我們就會發現一種偉大的神聖和神秘：人心，唯有人心，不但知利害，而且知善惡。 它驅使我們尋求生命的意義，以不顧個人利害的勇氣挑戰強權。 儘管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給我們帶來很多不幸，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無法使自己心安。
當哈威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臺的。 在當時，哈威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就好多了，好得太多了。 時至今日，就連中共當局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統治業已日暮途窮。 據說不久前，中共領導人在內部會議上發問：「共產黨國家壽命最長的是蘇聯，也只有七十幾年。 我們能挺過七十年嗎？ “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 我們要堅守希望。 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RFA首發，200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