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東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際，引发了我這麽一句感慨，其雙關語在於：八九學運曾有一個領袖是伊斯蘭青年，而今中共已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年初吾爾開希舉辦全球網絡研討會『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囚禁7周年紀念』，邀我參加，七年前我獲知中共判伊力哈木終身監禁，匪夷所思，後來懂了，中共扼殺維吾爾族精英領袖，於青萍之末、微瀾之間，才是「滅絕」的重中之重，估計這也是他們應對藏民族和達賴喇嘛爭取國際聲援成功之沈痛教訓。反對獨裁，絲毫沒有民族種族之分，反而注定會被「國家」離間，難道漢族至今還陷在這個泥潭里嗎？】

 

開羅解放廣場，成為二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令全世界驚詫不已，更讓中國人尖叫喝彩。2011年波瀾叠起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一路延燒到伊朗，電視鏡頭里萬頭攢動的，都是伊斯蘭青年——人口壓倒性的年輕化和都市化，是這次革命的結構性因素，這幅伊斯蘭的壯闊畫面，勾出我記憶里另一個伊斯蘭青年：天安門運動中沖鋒陷陣的吾爾開希。

 

 

天安門學運清晰地分為前期（遊行抗議）和後期（靜坐絕食）兩截，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堪稱前期主帥，一張娃娃臉，領導了震撼全國的幾場大遊行，尤其「四二七」那天，數十萬學生和市民連續沖垮十八道軍警防線，電視上曾有一個鏡頭：兩陣人墻對峙，萬眾齊吼之間，示威者們把他們的主帥吾爾開希，像炮彈似地擲向草綠色的警戒線。倘若八九年缺了這位維吾爾族青年，天安門學運肯定將失去許多精彩鏡頭。

 

吾爾開希只是學生領袖之一，他身上有某種奇特的東西，是其他幾位所沒有的，究竟是什麽？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登高一呼的天然魅力？率直草莽的性格？我也說不清，約摸間只覺得他比漢族青年較少斫傷天性，遂於千軍萬馬之中作弄潮兒。不過，觀察當下中文話語里種種「埃及-中國比較政治學」，如第一大疑問「百萬中國人上街，軍隊是否還會開槍？」卻沒人去問：「中國老百姓還敢不敢上街？」——這便是「吾爾開希話題」的意義所在。特別是在開羅那場大戲之後，中國民間與其吆喝「陳勝吳廣」或者「辛亥革命」，何不直接呼喊近在二十年前的吾爾開希？

 

西方輿論由衷讚賞埃及示威抗議者的勇氣和智慧，《時代》周刊甚至刊登一份他們的《革命手冊》，內含八種必備服裝和工具。然而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學生們，示威遊行的技術絕對不遜色於他們。1989年秋我逃到香港，曾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的私下采訪，我按捺不住大談「四二七」大遊行，她一直沒有发表這篇訪談，不妨引一段在下面：

 

『問：你怎樣反思這場學運，以及它起了甚麽作用？

答：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從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車站，交通就全面中斷，北京市學生大遊行呀！我突然覺得學生了不起，因為學生打出了憲法的旗幟，打出了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的旗號，而且組織得非常有秩序。從四二七大遊行，知識界就看到這次運動超越上一次，它有一種理性的、秩序的東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萬北京市民的擁護。』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國怎樣搞民主運動才能搞得成功，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使獨裁政府害怕，這實際上在四二七大遊行已經做出來了！像八七年的學潮，學生提出很理論化的口號：「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老百姓不跟你呼應，產生不了共鳴，而且要喊「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這口號，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以後，知識界就有人出來組織了，新聞界、文藝界、理論界也站出來，都受了感染，而且實在是學生表現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這前提下才敢這樣站出來逼使官方讓步，是在這個基點下，統一起來。

 

官方不退步，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論」往後退，他們以為往後退就完蛋。這邏輯對他們來說是對的，因為「四二七」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的正義力量，他們面對的再不是過去那愚昧的、暴動的、騷亂的群眾；他們面對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難對付的群眾，其實任何獨裁政府最怕的就是這個。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鎮壓就完了。但這情況下退讓的話，的確共產黨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是獨裁的局面。

 

 

「四二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是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運動。如果中國有現代民主運動的話，就是從「四二七」誕生的，而且是由學生創造的。至於學生怎會這樣出來的，按照陳希同報告說，是有人在後面出主意的。我當時在上海，不在北京，據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縱學生，因為學生也有矛盾分歧，能產生這種共識，最後大家讚成這方式，這說明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因此，過去對學生的判斷是錯誤的，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對嘛！他們在關鍵時刻，是非常理性嘛！他們一開始就讓全世界、全國人民目瞪口呆。據說鄧小平看了「四二七」大遊行的錄像後，連連叫後悔呀！連連說上當、上當！不知這真還是假，反正當時共產黨一籌莫展，沒辦法。

 

看學生扛著憲法，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原則，警察沒辦法只有撤。所以有人說學生「打著紅旗反紅旗」，包括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也說學生是實用主義，不是啊！這就叫做理性，因為他們看準了在中國當前甚麽樣的口號，甚麽樣的方式，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使獨裁政權感到害怕，這就是理性，是很高級的政治智慧。

驚羨埃及之余，我們怎麽不回眸一下自己這筆豐厚的遺產？王軍濤在牛津大學2007年舉辦的「公民抗命研討會」上，對「八九學運」曾有一個很「政治學」的概括：

 

『從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是人類和平改革政治體制的公民抗命運動的一個高峰。1989年運動參與人數之多、階層動員之廣和卷入政治軍事領導層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準也是最好的。四次百萬人遊行，沒有流血沖突。鎮壓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個城市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但是甚至沒有犯罪。在5月19日，當中央軍委調動數十萬大軍乘夜分十路突進北京時，僅僅三個小時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門廣場之外。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跡。在我回顧了1989年的過程後，所有與會者都認為，中國人做的是最好的；盡管我們被鎮壓了。』

 

 

觀摩埃及，中國人的反應都聚焦在「開槍」上，驗證了「六四」屠殺的震懾作用——「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據說是鄧小平當年的狠話（《李鵬日記》的說法是「準備流點血」），一個獨裁者所丈量的社會心理對暴力的承受長度。如今二十年過去了，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再「開槍」，老百姓不知道，中南海的九個老男人不知道，恐怕軍隊自己也不知道。

鄧小平第一次開槍遲疑了五十天，第二次就一絲都不會猶豫。他這個心思，從他隔代指定胡錦濤就顯露無遺——憑什麽？就憑胡敢在拉薩開槍，八九年那個時候，省軍級以上有機會下「開槍令」者，幾乎只有胡一人，說實在的，鄧小平能挑的「候選人」也只有一個，不作二人想。

鄧小平身後，江胡權威遞減，軍方自然驕橫。中共自「林彪事件」之後，不會軍人當政了，但自「六四」屠殺，黨要靠槍桿子才能存活。血洗長安街一役，使國防軍變成「護院家丁」，它跟黨或國家的制度關系，已無從界定，乃是一個難以預測、分析的怪物，絕對不是「美式裝備」的埃及軍隊，也介乎於伊朗並列正規軍和「革命衛隊」兩支武裝之間；加上二十年里中共大量安插「自己子弟」到軍中任要職、軍銜鬻爵等等，企盼「下級軍官」「窮人士兵」倒戈，亦不過扶乩占卜罷了。若真有「坑灰未冷山東亂」的那一天，連胡錦濤也不敢確信，禦林軍還管不管用。「第二次開槍」，是一個無解的迷。

 

 

但有一個解法：下一個「吾爾開希」出現。我們在突尼斯、開羅、阿爾及爾、德黑蘭，看到成千上萬「吾爾開希」，可是在北京、上海呢？中東革命再一次顯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結束一個獨裁，沒人上街，就無從談起。

 

魯迅有言：「不在沈默中爆发，就在沈默中滅亡。」他雖被後來的極權社會封為「民族魂」，但熟讀他那「匕首」般雜文的後代，卻遺傳了他塑造的「阿Ｑ」精神，這便意味著連魯迅本人也「在沈默中死亡」了。魯迅此言，是關於「沈默」這個字眼的最精粹詮釋，比早於他的清末龔自珍那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來得更到位。不過把這兩句加在一起，去形容「埃及革命」之後的中國之「沈默」，都還顯得蒼白。

 

政治參與既是民眾的權利，也是他們的選擇。選擇「不上街」也算一種參與，只是選擇了鄧小平女兒鄧林規範的一種活法，那也跟吾爾開希有關。鄧林在香港主權移交10周年時，被記者問及其父是否對鎮壓負責，她說：『我想這是他們領導人的決定，這個不應該說是那一個領導人具體負責，但我認為是對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決定，如果讓如吾爾開希等人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那中國哪會有改革開放？社會是亂的！』

 

她說得也對。因為趕走了吾爾開希，鄧林他們的活法就可以這般舒坦：中國大陸財產過億富豪91%是高幹子弟（據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資料）。中國老百姓假若願意忍受，別人也是無活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