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人轉了這張照片給我：「瞧，你在煽動學生呢！」我不確定，第一，那是不是我？第二，那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八九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確實跟隨一批人上了廣場，所以後來中共扣我「反革命煽動罪」，這張照片就是證據，我無話可說；不過那一幕，像個羅生門，有無數人的回憶，無數角度的描述，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版本，２０１３年寫進《屠龍年代》一書中，『尾聲：鸚鵡救火』 ，三十二年後的「五一四」就來貼它。】

 

在風雲突變的前夜，一本印刷極為簡陋的《烏托邦祭》，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報攤上。紅底子封面，中共領袖群像躍然紙上：毛澤東坐在頂端，左有林彪右為周恩來；江青頭像居封面正中，她下端是康生，以上皆彩照：林彪再往左，是劉少奇；周恩來再往右，是彭德懷，皆黑白照。一種典型的歷史內幕的地下出版風格。

 

我至今還保存了一本，視為珍本。

胡耀邦去世十天後，1989年4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登了一則頭版新聞：

『文壇春意融融，又見新竹挺秀

首屆文匯文藝獎昨頒發

蘇曉康等五人獲文學新人獎，謝晉等十五人獲文匯文藝獎，施叔青等七人獲「藍天杯」國際旅遊徵文獎』

 

《烏托邦祭》的最後一個插曲，竟發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的一個多月。

在那之前，八八年秋，《烏托邦祭》被江西省出版局封存、準備打成紙漿之際，上海《文匯報》忽在9月24日刊登了一篇該書的節選，標題為《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內容敘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大發雷霆，7月31日第一次常委會跟彭德懷算歷史總賬；第二天8月1日是中共建軍節，彭德懷仍以國防部長身份接受外電祝賀…。其中有這兩句：

 

『他的名字、他的頭銜，還在被電波載向全國，飛向世界，而他的靈魂卻正在廬山之巔經受鞭打和蹂躪。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夜。』

 

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轉載了這篇節選。——那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正是江澤民。

從後來全國作協、《新觀察》等努力推動不能奏效來看，全國公開發表過《烏托邦祭》的，唯有上海。

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還特意派《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專程來北京接我飛滬領獎。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這個獎是由包括柯靈、王蒙、陸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張光年、唐達成等文藝負責人組成的23位評委投票選出的，我之獲獎，也許跟《文匯報》選刊《烏托邦祭》有關。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激勵，滬上各大學也風起雲湧，摩拳擦掌。我跟嵇偉來滬，本有出來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擔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學生們拉去演講。誰料嵇偉領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時，坐公共汽車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聲：

『蘇曉康，這一站下車了啊。』

車上有一群大概是學生，立刻四周搜尋叫嚷起來：

『哪個蘇曉康？「河殤」那個蘇曉康嗎？他怎麽會在上海？』

這可麻煩了，一下車他們就把我們團團圍住。嵇偉死命地把我從人群中拽出來，再拉上施叔青，飛快逃離。我是第一次見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裡也第一次遇到寫《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達上海那兩天，我就猶豫著何時回北京。若想躲過那場大危機，無非再到蘇南去轉悠它一個月。4月25日夜裡，往北京家中給傅莉打了個電話，她說：

『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趙紫陽出來安撫學生，好像挺管用的。』

沖著傅莉那句話，兩天後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車站，正趕上著名的「四二七」大遊行。那個火燒火燎的大革命陣勢啊！我只有心裡暗暗叫苦。接下來勢態幻變詭譎莫測，學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樣，老頭子們也寸步不讓，中間的玩家們興奮極了。我這廂自是明白前面已經惹下的《河殤》大禍，會叫我們「吃不了兜著走」，卻已難脫身。

回顧那段時日種種，還是引用1990年春法國學者程映湘、高達樂夫婦與我的訪談記錄較為詳實。

 

程：你現在進入運動本身了。

蘇：五月十四日是個禮拜天，戈巴契夫第二天就要到北京。前一天，五月十三日，學生突然進駐廣場絕食起來。情勢非常緊張。閻明復已經開始勸說學生，請他們把廣場讓出來，別影響國事活動，但勸不動啦。他就找戴晴來幫忙。戴晴就找了十一個知識份子：李澤厚、劉再復、李洪林、于浩成、溫元凱、包遵信、嚴家其、蘇煒、李陀、麥天樞、我，連她自己，一共十二個人，先到《光明日報》，開個座談會。

 

一開頭大家都強烈批評政府，也討論怎麼辦，知識份子應該做點什麼。當時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還出來跟我們說，胡啟立已經有指示，你們今天在這裡的討論，《光明日版》明天全文發表。其實後來並沒有發表，只發了一個消息。

正在討論的當中，統戰部用車送來一個高自聯常委到會上，叫王超華，是個女研究生。她跟我們講，這次學生絕食沒有經過高自聯，所以高自聯指揮不了他們。但是現在情況非常緊急，她已經得到消息，今天晚上一定會武力清場，北京市委已經把清場的軍警和各種防爆器材都準備好了，今天晚上學生肯定要流血。她說，我們高自聯完全被動了，因為幾個主要常委王丹、吾爾開希，都主張絕食，帶了人去廣場參加絕食了，我們沒有辦法了，她邊說邊哭，我們失去控制了，沒有辦法了，希望你們出面去勸勸學生。

 

她一說完，我們這些人就吵作一團。嚴家其說，我們沒有辦法去廣場，政府一點也不讓步，我們怎麼勸得動學生？但是溫元凱和李澤厚說，這種時候，我們應該去，一定要去勸，否則怎麼行呢？李澤厚特別強調：這是我們知識份子的責任嘛！

 

我當時也不主張去廣場，因為政府太不像話了，我們沒有一點兒前提能勸動學生。後來大家達成一致意見，還是去，先起草了一個緊急聲明，由我當場寫的，是要拿到廣場上去宣讀的。聲明無非是說兩頭話：一面呼籲政府跟學生對話、承認學生組織的合法性、絕對不允許動用暴力；一面呼籲學生要理智清醒、不要讓人挑起事端、暫時撤出廣場。

當時大家也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去有沒有作用？是不是先請幾位廣場學生過來談談，廣場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形？學生情緒怎麼樣？這樣，又把我們十二個人送到中央信訪辦公室，就是專門接待上訪的……。

 

程：信訪辦公室在天安門附近嗎？

蘇：好像在永定門火車站一帶。然後從廣場接了十幾個學生過來，他們不是絕食的，而是維護廣場秩序的糾察隊學生。我們問他們，應該在廣場待下去，還是應該撤離？他們都說應該撤離。我們問，廣場上的學生們心裡怎麼想的？他們說，也想撤，但是撤不下來，很怪。我們又問，那麼我們去能不能起作用？他們分析了一下之後，說你們這些人去，一定能說服學生。

 

好，大家就決定去了。到了廣場，不是每個人都講話，好像只有溫元凱和我，講了幾句，大同小異，一是肯定學運前期，你們取得很大勝利，靠的是理性精神；二是現在局勢非常複雜，提醒學生不要被保守派利用，要懂得這個分寸……。我們把話已經說到這個份兒上了，當時學生中很多人鼓掌，好像大家都同意這種分析。

 

接下來，由戴晴出面宣佈一個妥協方案。可是戴晴這個人呢，她說了一個事先根本沒有跟我們其他人商量過的方案，她的妥協方案是什麼呢？她說：

 

『就這會兒，讓趙紫陽，或者李鵬，到廣場來，就在這裡，對同學們說一句：你們是愛國的！或者說一句：你們辛苦了！就說一句話，讓他們離開，然後同學們就撤離，這樣行不行？』

說老實話，當時聽戴晴這麼一說，我都懵了！妳怎麼不跟我們商量一下，就把我們十一個人拉到這裡來做戲？我猜呢，她這個方案，是跟閻明復反覆商量過的，或者是她出的主意，然後閻明復跑去找中央書記處的頭頭們，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一個一個找，結果就是大家同意，只能到廣場來說這麼兩句話中的一句。共產黨都蠢到了這種地步！——「你們是愛國的」，這句話報紙上一直在說嘛。

 

戴晴這麼一講，學生當然不幹了。封從德馬上站起來念絕食誓詞，廣場的氣氛一下子就扭轉過去了。我們離開那裡，回到統戰部，我又同李鐵映吵了一架。

 

程：為什麼吵呢？

蘇：我們回到統戰部時，閻明復、李鐵映還在那裡跟學生代表對話談判嘛。他們兩個人在那邊結束後，過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感謝，進來後打招呼、打官腔，劉再復就站起來，對他們說：

『為什麼中央這個時候就不能作點讓步呢？為什麼非要定學生是「動亂」呢？明明不是「動亂」嘛，你們也看得清清楚楚，為什麼要這樣呢？』

 

李鐵映聽了，臉一板說，中央做事情哪能這麼隨隨便便的呀！就不能隨便改嘛，要改也要有個過程。瞧他那一副訓人的口氣，劉再復起碼要比他年長幾歲呀。本來我們已經很累了，學生又不肯聽我們的，心裡很難受，眼看事情要鬧砸了，我很洩氣地坐在那裡，一看李鐵映這麼訓劉再復，我呼一下蹦起來說：

 

『李鐵映同志，你們作出「動亂」這個決定，為什麼這麼快？你們經過什麼仔細考慮了嗎？經過什麼討論了嗎？我的意思是，你這個「動亂」的決定，難道不是隨隨便便、很草率的嗎？』

他嘟囔了一句什麼，然後態度緩和了一點，打個哈哈。我又說：

『每次都是這樣，為什麼一定要犯錯誤犯到底呢？為什麼一定要到沒法收拾了才肯罷休呢？再承認錯誤、檢討，再來給人家平反、給人家昭雪，造成極大的損失，現在為什麼不能主動一點呢？』

 

李鐵映接下來說，啊，咱們今天不說啦，你們也都累了，我們也很累，咱們今天都去休息吧！

這天就算結束了。然後閰明復派車送戴晴和我回家。一上車，我們倆又吵起來，我說戴晴妳怎麼也不跟我們其他人商量一下妳的方案？我們是應該去廣場勸學生，但也不能這麼個勸法呀。

戴晴說，就這麼個方案，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爭取來的。蘇曉康，我告訴你，如果我們不能使雙方妥協的話，你我兩人都得進監獄！

 

程：她也說準了！可見她對上層，比你們這些人的了解深刻得多。

果然，「六四」槍響，戴晴進了秦城監獄，我則在「通緝犯」罪名籠罩下，潛伏逃亡一百天，終由香港「黃雀行動」救出，然後是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涯。

回首當年，從六四血光之災中，依稀仍可辨認出那「人龍」的身影：毛澤東這種「極卑之人」，當道二十七年，天下早已糜爛，然而，我們當年仍難逆料的是，「毛堂」裡那具僵屍的遺產，仍在繼續糟蹋中國，誠如史學家余英時「借用顧炎武的話說，『毀方敗常之俗，毛澤東一人變之而有餘』」。

毛的遺產是「造反有理」，卻經「文革」試煉，給了他的共产党老戰友以慘痛的喪權教訓，以致「八九」學生娃娃們竟讓所謂「八老」恐懼得大開殺戒，京師屠戮，從此該黨便成一個「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統治集團，也非得绑架整个民族及其子孫後代的家園不可——中國不墜入黑暗，那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