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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分子簽名。
兩個「五一七家庭會議」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沈重地回到家裏。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陳一諮二十日上午去看鮑彤: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紫陽風頭正健
趙紫陽為什麼做這個大動作?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余,「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楊家將「玩火」的空間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沈大海,卻仍可鉤沈一二。
陳一諮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諮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麽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系,聶徐兩帥皆不準,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癥,四年里沈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沖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里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麽,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吊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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