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我们的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三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四月号
陈力 芦苇
中国之春——流亡者之家
随着“六四”镇压的枪声，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开始了他们政治流亡者的生涯。他们有的逃到法国，有的逃到英国，有的逃到澳大利亚、加拿大，但更多的，是逃到美国。而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民联组织，往往成了他们第一个投奔的地方，特别是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总部和《中国之春》，更是接待最频繁，也是流亡者最可信赖和最温暖的家。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曾对总部工作人员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下达过指示，凡是对从中国大陆逃亡出来的人，只要找到民联，民联一定要热情接待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要加强关怀，就是在生活上，也要尽其所能，扶助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扎下脚跟。
谈到生活上的帮助，那工作就非常琐碎而又繁杂了。在这方面最能干的就属总部办公室主任、《中国之春》经理薛伟了。每当一个新的流亡者到来，他都忙着张罗，去做如租房子、找工作甚至赠送衣被、指导购物、汽车接送诸如此类的事。
《中国之春》编辑部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对有代表性的流亡人士进行专访，一方面利用媒介对他们在民运方面的贡献进行宣传、表彰，另一方面又通过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总结民运的经验和教训。
李林、李智，是两兄弟。八九民运期间，李林是湖南省衡阳工人自治会发起人，李智则在长沙发动全市歌星上街表演，为二十余万示威民众鼓劲。“六四”后，他们逃到香港，获得了合法居留身份。一九九一年二月，他们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又了解到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刚表示过对返回大陆的民运份子不予追究，便先后返回大陆探视加人。先行的李智回家后，并未遇到麻烦。但当李林也回到湖南后，中共当局便以反革命罪将二人一起拘捕。在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各界人士的纷纷要求中，中共不得已才将他们释放了。两兄弟于七月返回香港，后又来到美国纽约。为此，《中国之春》编辑部对他们进行了访问，写了“李林李智：两番虎口余生”的报导，刊于一零三期上。他们用他们惊险的经历，对中共的专制和恐怖进行了有力的控诉。李林在专访结尾中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首先是希望海外的朋友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轻信中共的任何许诺。什么不追究责任，不秋后算帐，都是骗人的鬼话。中共会用这些花言巧语诱捕海外民运人士，千万不要上当。其次我们的经历也说明，海外的声援，对于国内受迫害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次我们如果没有海外朋友的援助，也不可能脱离虎口。在此，我要趁此机会对海外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大陆九零年和九一年两届六十七公斤级拳击冠军、原国家拳击队队长、武警上尉袁青海，趁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第六届世界业余拳击锦标赛之际，找到了中国民联悉尼分部，并在悉尼分部的帮助下出走，向澳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中国之春》及时发表了有关他的报导。袁青海在“八九民运”期间正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他随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六四”后，北京搞起了人人过关，他也受到了株连。正由于这样，他对中共政权已经完全失望，遂决定寻找“自我流亡”的机会。他说：“在国内，我就知道海外有中国民联这个组织，所以，到了悉尼后，我立即设法寻找。幸运的是，悉尼的民运相当活跃，我顺利找到了它。我真诚地感谢民联悉尼分部主任郑郁，他在一接到我求援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我联系，热情欢迎我投奔自由，并作了详尽的安排。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郑郁和民联干部常潮开车来预定的地点等我，在夜幕的掩护下，我顺利脱身。次日，他俩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联。今天，我终于踏在了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七—七八年的北京民主墙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青抵达美国纽约。刘青曾担任民刊《四五论坛》的主编，并被推举为北京民刊联席会议的召集人。一九八七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后，刘青曾冒险印发了魏京生的辩护词。当中共当局追究此事时，刘青挺身而出，表示愿承担全部责任。他因此被判处十年徒刑，至八九年释放。后又被拘留了半年时间。一九八二年《中国之春》创刊时，曾将刘青列为首位名誉编辑。作为一位中国民运的重要领导者，刘青接受了《中国之春》记者的采访。在题为“刘青：民主墙的谭嗣同”的采访中，刘青对民主墙作了深沉的回忆和总结，并谈到了他在牢狱期间面壁十年的反思过程。他说：“我想得较多的是民主墙运动的教训。我觉得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中国的事情不可能一步解决，我们只能一步一步走。我们的民族是个体弱者，一快跑就会眩晕虚脱。”在谈到海外民运时，刘青说道：“对大陆的影响，可能在海外你们感觉不到。可是在大陆，海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使他们受到影响和鼓舞。一个消息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问题是怎样把海外民运与大陆民运结合起来。”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四”后被中共公开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高自联”常委熊焱，在被中共关押了一年七个月之后，终于历经艰险，逃抵美国。他在接受《中国之春》采访时说：“共产党虽然暂时稳住了局势，但‘六四’的代价是民心丧尽，现在大家都在骂共产党，连公安人员也不敢为共产党公开说好话，他们也只能强调‘稳定’就我个人体会，过去当‘反革命’象作贼似的，可是现在好象当‘反革命’变得挺光荣。”谈到海外民运，熊焱说：“在大陆我们都很关注海外民运的事情。大多数消息都是通过外国电台听到的，也有些口头的传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和大陆的民运联系。”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工自联”领袖韩东方抵达香港。半个月后，他在纽约接受了《中国之春》记者的访问。韩东方向记者详谈了他在坐牢的那段日子里，对中国大陆问题的深入的思考。他说，我“还是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从不隐瞒我反对目前的政府，但我认为必须要用合法的程序去撤换它。这个过程当然是相当漫长的，而首先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相信，用法律的程序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始终认为中国发展的前途在于社会的和解。革命和暴力有时可以解一时之快，但是它最终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制造了人们的仇恨，冤冤相报，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韩东方还谈到了他拟组自由工会的计划。他说：“现在自由工会在中国产生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自由工会在中国，首先是一个争取存在权利的问题。”
一九九二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张士敏来到美国，他不仅是“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在上海曾以作家身份支持过学生运动，而且还是一个“以文载罪”的“罪犯”——一九八八年，张士敏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这是一部反映劳动模范精神堕落的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却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劳动模范”对号入座，说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起诉。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六四”前，上海徐汇区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成立的结论。但“六四”改变了张士敏的命运。由于张士敏参加了民主运动，再加上邓力群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事情一直闹到江泽民那里，江泽民竟做了“保护劳模、严肃处理”的批示。因为上面“风向”变了，下面也跟着变。首先是上海人大法制委员会向徐汇区法院进行粗暴干预，并撤换办案人员，重定调子。之后是原告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哭诉，全国总工会主席亲口表态：“听说有人利用小说诽谤你，这我们决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汇区法院对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一案重新审判，判张士敏的诽谤罪成立。张士敏愤怒之极，他当时就冲出法庭，大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张士敏来到美国后，受到《中国之春》的接待，他将《荣誉的十字架》的审判内幕写成文章，刊载在《中国之春》第一百一十六期上。
在《中国之春》第一百一十七期，《中国之春》又采访刚刚到达美国的周舵和郑义。周舵是在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之一，郑义是“八九民运”时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又是在民联在大陆的组织协助下逃到香港的。周舵在专访中以他个人的体会对“六四”进行了反思，他说：“‘六四’是长在共产党头上的一个癌症。邓小平生前不解决它的话，在他身后马上就会爆发。……不难想象，邓小平死后必然会出现的权力争夺中，只要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够看出，打‘六四’和‘民主’这两张牌的好处太多了，谁打这两张牌，谁就会得民心，谁就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赢家。相反，谁不打这两张牌，谁就会失败得非常惨。”郑义则侧重讲了他在“六四”以后为躲避中共当局的迫害在大陆流亡并在流亡期间写作《红色纪念碑》和《历史一部分》的经过，同时也对中国大陆的现状作了分析。他说：“我对于邓小平现在继续搞开放改革，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我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矛盾会积累的很尖锐，会出现失控的局面。……共产党官僚贪得无厌已经达到非常无耻的局面，而且弄得老百姓也很实用主义，你捞我也捞。但差距实在太大，老百姓如何捞得过官僚？我还认为，中国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只要极权主义不改变，那么我们过去所承受的一切苦难和灾难性的结局都可能重现。所以我认为民主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郑义还表示，他将开展对中国民运的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名政治流亡者：薛伟、杨巍、高新、李林、熊焱、刘青、倪育贤、王升陛、戚挺华、姚勇战，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聚集一堂，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评点中共最近公布的“改造罪犯”的白皮书。他们都是因和中共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蹲过中共的监狱的人。回首铁窗事，他们既有无限心酸，也有无限感慨。《中国之春》主笔胡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大陆这四十多年监狱的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能请中共当局把铁幕拉开一点，让光亮透入其中，使国际社会有可能实际地了解当代中国监狱之面目。就此而言，一纸白皮书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座谈会揭开了的中共改造罪犯的“白皮书”虚假的画皮，在大陆和海外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世界的公审
一九九二年一月底，经过“六四”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中共总理李鹏，来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高峰会议。中国民联总部得到此消息后，率先提出到联合国广场集会抗议，并迅速参与了和兄弟民运团体的共同运作。
一月三十一日，数以千计的华人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哈玛绍广场集会示威，愤怒抗议“六四”屠夫李鹏到联合国参加安理会高峰会议。被李鹏此行激怒的广大在美华人，包括民联在内的各民运团体与华侨各界，早已多次协商、统一步调，共同组织示威向李鹏抗议，并抗议安理会对李鹏的邀请以及布什与李鹏的单独会见。
在当日的示威现场，一大早就搭好了公审李鹏的审判台，还搭了一个中共坦克的模型。九台大电视机在向人们播放“六四”录像，重现那血与火的场面。人们举着王军涛、陈子明、魏京生、徐文立、王丹等被捕民运人士的大幅照片以及各种标语旗帜，呼着“打倒李鹏”、“公审李鹏”等口号绕场游行。
这天上午，民联主席于大海和柴玲、李禄、赵海青等人共同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提醒美国各界注意“六四”凶手的到访。
下午一时起，多位著名民运人士和各主要民运团体负责人在联合国广场发表演讲。刘宾雁指出：“中国大陆导致八九民运的种种危机不但未被解决，反而更严重了，中国人民正在等待时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已经不远了。”严家其说：“本世纪中国人民遭到两次大屠杀，一次是日寇的南京大屠杀，一次是李鹏政府的‘六四’屠杀。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审李鹏，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把公审台搬到北京去，让中国人民来公审那些‘六四’屠杀的刽子手们。”自民党代表王炳章呼吁人们做好进行革命的准备，在下一次类似“六四”的事件中，一举推翻中共独裁统治。学自联主席赵海青指出，联合国安理会邀请李鹏与会，以及布什总统单独会见李鹏是错误的，这可能使李鹏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京，从而加强中共顽固派的影响。我们要求安理会通过谴责中共政权的决议，给中国人民以正确的信息：全世界没有忘记“六四”。于大海在发言中说道：今天来联合国访问的李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败类。李鹏及其同伙，屠杀了成百上千的无辜民众，却至今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忏悔之意。李鹏并不是有合法性基础的国家领导人，而是还没有被人民审判的冷血杀手。于大海说，我们提醒世界各国，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残渣余孽，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和隐患。我们呼吁世界各国继续过问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会场上发言的人还有：美国香港华人联会主席吴锦祥，华裔作家包柏漪，矽谷华人民主促进会代表丁元，纽约市议会中国城选区代表付利达、民阵理事长朱嘉明、劳联—产联中国委员会主席马瑟儿等。
随后，人权法庭开庭公审李鹏，由原北京高校对话团团长，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研究生项小吉担任法官宣布开庭，由身穿白袍的民主女神(民阵澳洲理事李娟扮演)代表“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向法庭起诉李鹏下令戒严、屠杀北京学生、市民的滔天罪行。被告律师为缺席的被告李鹏作辩护后，四名证人先后登场，以亲眼所见、亲身所受的事实控诉李鹏当局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及中共迫害政治犯及其家属的劣迹。四名证人是“六四”时都在北京现场的李兰菊、柴玲、白梦、姚勇战。法庭的陪审团由在场的中美人士担任，在一片“有罪”声中，法官宣布李鹏有罪，要求安理会驱逐李鹏。并宣布将进一步调查李鹏的罪行。
这一次抗议示威活动组织的有声有色，显示了民运组织及海外华人的力量。
由对李鹏的示威事件发端，海外各民运组织又向中共展开了新一波的抗议活动。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及各华侨团体共三千多人，在民联、民阵的统一协调下，同时在堪培拉、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各大城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全澳华人争人权”的示威聚会。这次集会，主要是针对中共副总理朱熔基到澳大利亚访问。示威民众要求中共释放一切在押的民运人士，民联、民阵在集会上还散发了致朱熔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表达了海外民运人士对祖国的热爱和关注，驳斥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中对于中国人权的歪曲解释，并列举了种种现存的压制人权的罪行。
一九九二年四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日本，遭到了包括民联日本分部在内的旅日留学生举行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七日，在江泽民的一次演讲会上，留学生洪建兵、王希浩、车宪平等挺身而出，要求江泽民承担“六四”大屠杀的责任，并高呼“结束一党专政”、“民主万岁”等口号。他们的行动，使中共专制者感到难堪，也使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扬眉吐气。事后，这三位留学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六四”屠杀的第三个年头来到了。为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民联、民阵、学自联、自民党以及很多侨团采取了统一联合的行动，在全球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人们在会场上树起监狱模型。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留学生张亚来控诉说，“六四”前他学成归国，效力于国家，不料想没多久就在“六四”惨案中被子弹打穿胫骨，现在装着假肢。他呼吁国际上不要忘记“六四”，要关心“六四”入狱者和伤残者，给予人道援助。在纽约，中国民联等团体六月三日晚上起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绝食纪念活动，之后又在现场召开烛光晚会。民联主席于大海等参加了悼念活动。难能可贵的是，古巴、阿富汗等国的人士也赶来致词支持中国民运。说到激昂之处，二十多位古巴人也跟中国人一齐对中共领馆大喊：可耻！可耻！五月三十一日，在洛杉矶，民联、民阵分部共同举办了“六四民主长跑”，参加民主长跑的除了民运人士外，还有学生、华侨、小朋友甚至老先生、老太太。在香港，五月三十一日，由支联会组织，有民联香港分部成员参加的近万名香港民众的游行，高举着“不忘六四”、“立即释放民运人士”等横幅，沿途高呼口号。游行抵达新华社门外时，人们抬出一口棺材，向中共抗议，并向新华社递交了给中共的抗议书。六月六日晚，数以万计的市民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会。在巴黎，六月四日，数十名中法人士骑车游行经过市区，由万润南、严家其、吾尔开希带领，向中共使馆抗议。当晚，著名歌手邓丽君还来到游行队伍中，和大家一齐唱“血染的风采”，并以悲愤的心情说：“我们绝不向暴政低头，绝不妥协！”中国人不忘“六四”的愤怒的呐喊，震撼着整个世界。
“六四”的抗议活动使外出访问的中共官员如过街老鼠，在一片人人喊打声中，惊慌失措。六月一日，中国民联总部得到中共总理李鹏前往巴西开会，要在六月九日来夏威夷停留的消息，当即打电话到民联夏威夷分部。分部立即做了动员，并决定联合发动本地各界强烈抗议。在李鹏未到前，民联、民阵夏威夷分部给决定接待李鹏的中华总商会打了电话，谴责其与屠夫握手的行为；又向希尔顿饭店打电话，反对它为李鹏提供场地；同时又打电话给夏威夷州州长、檀香山市市长，反对他们赴招待李鹏的餐会。在民联、民阵夏威夷分部及侨界的主持下，“欢迎”李鹏已一切准备就绪。但在六月九日，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李鹏决定不来了。据厦威夷官方人士说，李鹏大概经过权衡利害，似乎觉得没有必要自讨没趣。李鹏这次灰头灰脸想到夏威夷又不得其门而入，是民主力量的又一场胜利。
以上所述的一些示威抗议事件，只是整个示威抗议活动的很少一部分，事实上，自“六四”屠杀以后，每到它的祭日，中国民联及其它海外民运团体或侨界社团，都要联合举办纪念活动，以表达对中共压制人权的愤怒，并寄托对死亡烈士的哀思。除此之外，民联还经常经常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如中共建国的“十一”等——在中共使领馆门前举行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