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与反思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十五部分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六月号
陈力 芦苇
严重的挫折——民联民阵的联合大会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酝酿已久的民联、民阵联合代表大会在华盛顿正式开幕。
在这之前，即一月二十八日晚，民联主席于大海、民阵主席万润南，分别主持了两个组织的代表会议，民联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之春》杂志的定位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之春》将继续保持原来的编辑方针，坚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阵地，为促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民联主席于大海还在会上向十二名“中国民联的忠诚战士”颁发了奖牌和奖品。这十二名民联成员是：
杨巍，曾因在上海参加八六年和八九年的民运而两度被捕，他的被捕引出了美国国会第一次通过有关大陆留学生居留问题的法案。九一年八月到美国后，又义无反顾地进入民联总部工作，担任组织干事；
吴方城，民联肯塔基分部创始人，曾参与创建第一个独立于中共官方的大陆留学生联谊会，也曾任民联联委会副主任。他撰写的有关留学生在海外居留问题的文章造成了很大振荡；
汪小风，曾任民联加拿大分部主任。他为民联五大的成功召开和民联、民阵在加拿大的联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达胜，民阵民联德国分部副主任。他为民阵民联德国分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曾积极在近年到东欧的中国人当中发展民运力量。
梁华，香港人，民联香港分部主任，《中国之春》香港分社社长。他是民联大陆工作的一个重要执行者。
胡尧，《中国之春》澳大利亚版主编；
姚月谦，民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国之春》在日本的发行，
吴仁华，曾积极参加八九民运。流亡海外后，担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使《导报》摆脱了不稳定状况，质量明显提高；
张伟，民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为筹备华盛顿大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亚衣，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之春》执行编辑；
钱达，台湾人，正直不阿，英勇豪放，曾为营救杨巍闯入大陆，也曾热情帮助多位由大陆逃出的民联成员及其他民运份子。由于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民运工作上，几次被公司解职；
齐光，民联密西根分部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密西根分部的成员与当地留学生打成一片，将联谊与传播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民联的“密西根经验”。
在当晚的预备会议上，民联、民阵的与会人员通过了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了包括于大海、朱嘉明、杨建利、王光秋、汪岷、姚勇战、汪小风、伍春萌、王珞、杨中美、齐墨等十一人在内的大会主席团。得票最多的于大海和得票次多的朱嘉明为主席团召集人。
会议召开第一天，二百四十位与会者全体起立，为多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包括“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美国联邦参议员戈登向大会表示祝贺，名作家刘宾雁、郑义、全美学自联主席耿晓、中国人权执行主席刘青、华府中华会馆主席吴澄敏、大华府华人支持民运联委会主席严笑梅、华府三民主义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前中华公所主席麦立已应邀在大会上讲了话。
下午和晚上，与会人员认真地讨论和审定了大会的政治宣言《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三十日，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新组织的章程，由于争论颇多，直至次日凌晨，还未讨论完毕，后面的议程也就只得顺延。也就是在这一天，一些与会者提出本次代表的资格的合法性的问题，民联日本分部代表周小萌、焦柏固先后指出，许多“递补”进来的代表是非法的，为了保证大会的合法性，这些“递补代表”应当立即退出会场。但经过表决，授权大会主席团全权处置。此意见并未受到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著名政治异见者、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娴教授也在这一天赶到会场，在当天的午餐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同坐一席，他们三人，均在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开除党籍。
三十一日——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的日程显得特别紧张。仅仅是为了新组织的名称，代表们就提出了好几个方案。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和争论，新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联阵”。
在新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办法上，与会者通过了正副主席分开选的办法。在参选人的资格、报名竞选的时间截止期上也多有变动。原联合工作委员会规定的竞选报名截止期被否定，预备会议确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不竞选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意见被改变。任何成员，只要有二十人联署，都可以立即报名竞选主席职务。这一系列“改变”原议的行动，开初令很大一部分与会者困惑莫解，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竞选报名原定有截止日期，这是非常符合常规的，候选人的提早报名，有利于基层组织的层层酝酿和评估。又比如说，预备会议原确定大会主席团成员不竞选主席、副主席，是因为凡作为主席团成员，因其有主持会议的更多地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如果参选，就会对不在主席团的候选人有很大的不公。这种“改变”，给后来的混乱种下了“祸根”。
据大会主席团宣布，报名竞选主席的有：王若望、胡平、岳武、徐邦泰、华夏子五人，报名竞选副主席职务的有万润南、汪岷、张伯笠、马大维、杨建利、钱达六人，汪岷和杨建利在报名前申明退出主席团。
竞选开始。华夏子第一个发言。徐邦泰接着演说。他在阐述了自己在大陆工作和文宣、外交、组织、人权的工作计划后，同时说明了自己为什么要参加竞选的思想过程。徐邦泰曾经在多种场合表示过对王若望竞选主席的支持，在最初参选的报名中，他报的是副主席。但那时他好象就预料到选举方式会有今天的变化，写了一个“但书”，即在选举方式改变后，他也会改变他的报名。不过，这个“但书”，在大会召开前几乎无人知晓。在这之前，他表面上一直是以王若望的支持者和游说者的姿态出现的，现在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报名竞选主席，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和惊讶。徐邦泰在解释这一点时说：他和王若望最初的交流只是“协商”，而非“契约”，他说他几个月前在报名竞选副主席时就表示过，假如选举方式改变了，他将及时改变他的报名。过去他和王若望“协商”时，是在“搭档”竞选的条件下，现在已改成主席、副主席分别竞选，所以他的报名，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谦让和责任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对此，王若望另有看法，王若望争的不是主席，而是民运队伍的正气。他一是认为徐邦泰的参选，是严重的道德问题，是一种阴谋和耍手段。二是认为，徐邦泰为了能当上主席，不惜置正常的民主程序于不顾，成为一支内斗的枪。因为王若望在预备参选主席的活动中，一直坚持民运内部各派系之间团结和联合的原则。他始终坚持徐邦泰作为民联的代表、万润南作为民阵的代表，共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的想法却遭到反万润南一派的反对。而这些人则成了徐邦泰竞选主席的坚决的支持者，并且用非法手段操纵了会场和代表的“递补”。王若望觉得如果这股“邪气”任其所为，不仅会给民运队伍造成严重的道德污染，且会升高不同意见的双方的斗争，正由于这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若望成了徐邦泰的牺牲者。为此，王若望发表了演讲，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暮之年来支持民运，是鉴于民运组织的声誉不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在海外，有人向他拨冷水，明一套、暗一套，搞阴谋诡计，在欺人太甚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作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也在自我介绍后宣布了自己的执政纲领。
胡平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后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他对王若望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他也宣布退出竞选。胡平表示他之所以投身民运，除了对民主、自由的理念外，也希望明天的政治能搞得清明一点，理性一点，公正一点。胡平批评了在海外搞民主政治中“玩小手段”的做法，并指出：“民主能保证少数人不腐败，但它不能保证多数人不腐化。”
王若望和胡平的退选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还有不少人起立鼓掌。
之后，王若望、胡平退出。岳武也继而宣布退出。在副主席的候选人中，万润南、马大维、钱达也宣布退出。自此，主席候选人只留下华夏子、徐邦泰二人，副主席候选人有汪岷、张伯笠、杨建利三人。
在主席团内，姚勇战、杨中美、齐墨也宣布退出。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宣布退出，并有一些人代表自己所属的分部，宣布退出。
顿时，会场出现了混乱的场面，有人抗议，有人哭泣，有人捶胸顿足，有人奔走呼号，钱达在其演说词中愤呼：“我们的民主运作中，最可怕的，不是幼稚，最可怕的是充满了一股邪气。”“我们是魔鬼的婴儿，给我们一点清洁干净的民主。”。
本来主席团在此时如采取及时沟通的办法进行挽救，情况就可能好得多，但他们仍然决定速战速决地开下去。在四十名正式代表未能与会(代表总数一百五十名)、三十四名与会代表拒绝投票、六名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候选人共十一名)退出竞选的情况下，主席团宣布徐邦泰以七十七票当选主席，杨建利以七十三票、张伯笠以五十六票当选副主席。
在会议和之后，人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如钱达在会议上当场拿获了不具民联或民阵盟籍的两名冒牌“代表”，此二人在身份弄明白以后，自动退出了会场。而他们的“代表”身份，有的是经过徐邦泰的推荐，有的则为主席团的个别成员认可。澳大利亚的与会者秦晋，提出了澳大利亚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他说，澳大利亚民运人士内部，早就有谣传，说这次去美国开会，不在于谁是代表，而在于他是否能拿到签证。谁能到美国，谁就获胜。澳大利亚是一个中国大陆民运实力很强的地区，但在这次签证中，很多代表未能如愿赴美，故留下许多空额。在一些人的运作下，另外一些其它国家的民运人士被当做“递补代表”补上，秦晋质问：为什么不是澳大利亚的却拿着澳大利亚代表的资格，澳洲来的本分部的人，却不能代表本分部！他认为：这次代表的公正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全球组织的意见，是要大打问号的。其实，这次大会的代表“候补”问题，确实违背了当时民联、民阵联合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当时规定参加会议的代表民联、民阵各为七十五人，共一百五十人，若由于签证或其它原因，正式代表不能到会，可由基层选的候补代表补充。假如候补代表补上还不够人数的话，那就以实到人数代表开会，不一定非要凑够一百五十人。大会的毛病主要出在这里。为了凑够一百五十名代表的名额，大会以“候补”名义塞进了许多非基层选举的“代表”。这就为舞弊造成了可乘之机。姚勇战提出：民阵在代表递补上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民阵美国分部递补了澳洲的九个名额，九个名额哪里来的？是美国分部理事会自己决定的。民阵美国分部理事会把九个名额递补到国外去，这合法吗？而且更奇怪的是，说是民阵分部理事会决定，却拿不出决议的文字根据来。民阵美国理事会有九个理事，据说是八个人同意，一个人反对，但现在拿出的文字根据是只有两个人签过字。……类似这样的疑问，还有很多很多。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胡平等人的倡议下，为弥补双方的裂痕，召开了一个“辩论会”，会议开了两天，双方把问题摊开来，但仍各说各词，没有找到让步或沟通的共同点。
一部分人认为这次联合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另外一部分人却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认为它是一次失败的大会的人，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问题上：
(一)如果你翻开《中国之春》一一七和一一八期，就会看到这次代表大会的两份不同的代表名单，第一份是通过基层选举的正式代表的名单，第二份是实际参加了会的代表的名单，两份名单存在着惊人的差异。经基层选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其中民联、民阵各七十五人，但竟有四十名代表因故(？)未能赴会，其中民联代表十九人，民阵代表二十一人。而第二份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与实际情况还有出入，即民联代表七十五名，民阵代表在名单上的实有七十三人，加上没有在名单上，但却拿到了代表证、并参加了部分大会表决的二名假代表，也是七十五名，共计一百五十名。不在原代表名单而在会上补入的代表中，民联与民阵两方恰好各有二十名，补入的代表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有二十四名之多，占补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些补入的代表中，虽有一小部分是基层选举的候补代表，但大多数是经由某些人舞弊而补入的。
(二)会议上出现了一些舞弊、违规现象，如：大会主席团两位成员公然违背自己定的民主法规，自食其言，临时参加副主席竞选，其中一位并当选副主席；会议后成立的“民联阵”架构上仍为“三权分立”，主席、副主席一权仅代表行政，但由于会议导致了民运组织内部的分歧，“民联阵”受到了欧洲、澳洲、美洲、日本等很多原民联、民阵分部组织的抵制，立法(理事会)、执法(监事会)两权都没有建立，在此情况下，只有仅仅的“一权”(行政)、而且又是靠舞弊当选的“一权”独自就向各基层组织发号施令，对此，遭到了很多基层组织的反感。
(三)关于徐邦泰出其不意竞选主席一事，虽然徐邦泰有他的说法，但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早有预谋、处心积虑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的表现。
很多民运人士认为应该从这次大会的失败总结教训。
钱达说：“今天我们如果真想救中国，就得先救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是一团漆黑，我们如何能把中国带向光明？”
刘宾雁说：“我们不能没有良知和真诚，我们不能再干伤天害理的事！”
项小吉说：“人无信不立。诚信，说话算数，与人为善，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王若望呼吁：“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
齐墨说：“民运队伍中有理想主义、有良心、坚持正义的人看不惯一些人玩弄‘厚黑’手段。”
当然，针对这些指责，一些人也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徐邦泰的参选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整个会议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更没有什么“铁票”、舞弊的现象存在。然而，他们一直避而不谈非法递补代表的问题。
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分裂事态已难以避免，相继有民联肯塔基分部、民联纽约分部、民联澳洲纽省分部、民联日本分部、民联密西根分部、民联南加州分部等宣布继续以民联分部的名义活动，不参加“民联阵”。许多民阵的分部也宣布不承认“民联阵”的合法性。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大多数合法代表会后决定搁置“民联阵”理事、监事的选举，至使民联阵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未能合法产生，从而给“民联阵”的合法性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民运组织的分裂也造成了《中国之春》编辑部的震荡。
《中国之春》的负责人是社长于大海、主笔胡平、经理薛伟，他们对此次联合大会也同样持有失败的看法，但为了顾全大局，认为还是应该力所能及做一些弥合、协调工作，因此，胡平主动发起辩论会，目的是想求取共识，找出一个双方妥协的办法。在对刊物的运作上，他们认为，不宜被双方的分裂所干扰，而要紧紧掌握民运的大方向。在纠纷化解、法理弄清之前，应按大会前的方式维持运作。但事与愿违。大会后，当选“主席”徐邦泰以及后来才被“选”为“理事长”的朱嘉明提名留任《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并表示《中国之春》原班人马“两年不变”，但《中国之春》杂志必须标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办”，被于大海拒绝。因为编辑部负责班子知道，就算大会上的选举合法，“民联阵”也还只有行政一权。在理事会和监事会都没有合法建立的条件下，这种任命是无效的。再说，一旦标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办”，便会将刊物拉入内斗的纠纷中去，而严重影响面向大陆的工作。
过不多日，徐邦泰等人背着当时《中国之春》的负责人，另刻钢印，提走了《中国之春》全部经费。《中国之春》负责人发现后，即向银行陈诉真相，银行发现了他们的失误，将钱如数追回。徐邦泰见此路不通，又以“民联阵”的名义，宣布他自任社长，带领一班人马，强行接管《中国之春》，但遭到了《中国之春》原班人马的抵制。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民联阵”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上诉美国法院，状告《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经理薛伟、主笔胡平。《中国之春》负责班子研究决定，如果和“民联阵”在官司上纠缠下去，不仅要耗费得来不易的民运资源，还会造成旷日持久的更严重对峙，损害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形象。于是，他们以主动妥协的姿态，和“民联阵”达成庭外和解，停止了参与有关《中国之春》杂志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大海、胡平、薛伟为了继续推展大陆和海外的民运，又在美国复刊出版前民主墙时期的《北京之春》。于大海在其第一期“‘北京之春’精神长存”的文章理沉痛地说：“这些年来，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遭遇到很多挫折，我们为此需要深刻反省。……目前，民运队伍中拉帮结派、崇拜‘实利’和‘实力’之风盛行，内斗的‘斗志’十分旺盛。其结果，是民运的道德感召力空前低落。民运的另一个危机，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许多人整天把民主挂在嘴上，却不能从民运的立场分析大陆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行动中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样下去，‘民主运动’会慢慢由一个崇高、响亮的口号异化成一个令人反感的空洞的名词。”他又说：“我们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和大家一起寻求民运的出路，将‘北京之春’运动‘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扬光大。”
在民运队伍的分裂所引起的动荡中，还出现了很多令人生疑的“神秘”事件。一个是在大会召开不久，很多民运人士的家里收到了一份匿名的传真，该传真自称为“知道薛伟底细的人”，并大揭薛伟的所谓“老底”，对薛伟进行了纯属捏造的、恶毒的人身攻击。而这篇传真的部分内容，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民联阵”矛盾升高之际，又被一个化名叫“王禾”的人写成文章，刊登在海外的一家刊物上。无独有偶的是，纽约的一家华文社区报纸，由于其编辑是“民联阵”的成员，竟立即用“民联阵专刊”的形式将此文转载于该报上。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薛伟是拒绝移交《中国之春》的强硬份子。虽然该报事后公开向薛伟表示道歉，承认所登文章“纯无事实依据”，但已对薛伟个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海外民运之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个发传真的人和这个“王禾”，都没有敢站出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人们仍不知其人到底是谁。为了洗刷清白，也为了讨回公道，薛伟以诽谤罪状告该社区报纸和“民联阵”。另外，一段时间内，纽约社区内又突然出现了以“美东台湾同乡会”两名会员的名义发的传真，要求资助者切断对海外民运的捐款。在被问到此事时，台湾同乡会会长亲口证实，根本没有这两名会员，该会也没有类似的决定。他并认为，“只有你们内部或中共才会干出这种事”。
海外民运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许多民运人士大声呼吁：海外民运中的正直人士，决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在此困难时刻，民联、民阵这两个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的忠贞成员应当继续把民主大旗高高举起来。
深刻的反思——协调会的成立与民联“六大”
民联、民阵联合大会的失败，使海外民运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挫伤。
为了尽量减轻内斗所造成的无谓消耗，迅速扭转海外民运偏离的方向，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国大陆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共同发出倡议，召开“人权与民运联席会议”，得到了很多民运人士和组织的响应。一九九三年五月七日至九日，该会在美国的洛杉矶市举行。
五月七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位与会者，以及四十多位中外各界来宾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洛杉矶市市议员贺南德斯、国会议员西拉的助理林碧慈、国际人权特赦组织美西地区主席艾维拉、克莱蒙研究院亚洲研究系主任毛思迪、洛杉矶中华会馆主席马树荣、南加州各界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委员会召集人余国柱等，分别致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同时身为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筹备委员的毛思迪，在谈到海外民运的现状时说：“如果说，美国人民把‘重建美国’看成是当今美国人的重任，那么，海外中国民运应该把‘重建人’放在重要地位上。”
大会发起人之一的名作家刘宾雁，在谈到海外民运的前景时，也认为充满了不祥和险恶。他说：“大陆文化中断而造成的道德、教育、法律、宗教的破坏，在海外民运一些人身上也可以看见。”
联席会议的积极推动者王若望在发言中感谢各方人士对大会的支持，他指出：因为华盛顿联合大会没有达到整合团结、使民运道德水平高一点的目的，所以他和刘、方三人倡议召开这次联席会议，来补救面临分裂的危机。有人说我们在搞分裂，在另起炉灶，而这次会议恰恰是要挽救分裂，不过确实要另起炉灶，由于有很多人不承认“民联阵”的合法性，就要给这些参与民运的人第二个选择。
联席会议的另一名倡议者方励之因故未能赴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给王若望、刘宾雁的信，他表示，他对这次会议寄予期望，希望“珍惜时间，珍惜机会”。
对大陆形势和现状的介绍和分析，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克莱蒙研究院研究员林长盛对他不久前在大陆两个月的考察作了发言。民阵主席万润南极其仔细地分析了大陆经济在表象下的危机。对海外民运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联席会议的第二个主题。在发言中，钱达揭示了民运队伍中“劣币逐良币”的负淘汰现象，其原因在于民运团体坚持了“服从多数”，但忘记了“尊重少数”，然而“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二者同为民主的基本原则。吴方城对民运队伍里面一些人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王若望也再次批评华盛顿联合大会的“黑箱作业和舞弊之风”，他说，对“民联阵”的态度是听其发展，和平竞赛，在大陆工作上可以携手合作，对于内斗则相应不理。
联席会议给海外民运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也带来了新的思维。本来，华盛顿联合会议前，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愿望，就是通过两大民运组织的合并，把资源、人才等各方面集中起来，这样既减少了成本，又可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但它的失败使人们重新检讨这一思路，感觉到搞大一统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民运组织内部出现的种种问题，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是受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二是不考虑自身条件，将一些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方式，比如“三权分立”、“搭档竞选”、“任期限制”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生搬硬套到组织中来。其实，一个政治组织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些基本理念是相近的，但它们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许多与会者和团体代表在联席会议结束之后，签名发起成立了“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章程”，章程指出，“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是中国大陆各民运团体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协调、合作机构，其宗旨在于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和改善人权状况，倡导清廉、公正、诚信、宽容的风气，进行多元合作。会议推选产生了协调委员会，王若望为总召集人，项小吉为秘书长。由召集人王若望发布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公告”指出，协调会欢迎所有中国大陆民运团体本着共同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目标参加“协调会”，并在各组织之间建立平等、多元的协调合作关系。
九日下午，《中国之春》主笔胡平在“协调会”的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之春》杂志被迫陷入被民联阵控告的诉讼案中，现在已危及到刊物的正常运作和生存。与会人士通过吴方城等人提议，决定以第三方身份加入诉讼，挽救《中国之春》。与会者当场捐款三千五百六十美元，作为紧急支援于大海、薛伟等人法庭听证的律师费用。之后，又成立了“对民联阵的法律起诉小组”，由马大维、吴方城、莫逢杰、项小吉负责，向美国法院控告民联阵的非法性。后《中国之春》一案虽得到庭外和解，但控告“民联阵”非法性一案，至九四年五月仍在审理之中。
在“协调会”成立的同时，民联和民阵在会上都发表声明，宣布其继续存在，并将分别在适当时候召开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在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未召开之前，两个组织的总部仍继续担负其对基层机构的协调指导的作用。
在联席会议及“协调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少民运队伍中的有识之士，如钱达、杜智富、张伟等为愈合伤痕、达成整合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访问美国并与柯林顿总统举行高峰会晤之际，美加一批著名民运人士会师西雅图，并发表了有三十九人签署的《西雅图宣言》，签署的人中间，包括了对华盛顿联合大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重要骨干人物。他们为弥合分歧，曾利用西雅图聚会达成了一项不得互相攻击、求同存异的协议，但之后没有多久，“民联阵”负责人在签字后又对这个协议单方面予以否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民主中国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隆重开幕。大会听取了第二届总部、理事会和监事会工作报告，认真讨论通过了“民主中国阵线章程修改案”，原则通过了民阵和民联的《联合宣言》。大会决定将民阵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从国外造声势逐步转向国内布局，并争取经济自主。
会议选举出民阵的领导班子，由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主席万润南，副主席马大维、齐墨、孙继生，监事会主席杜智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召开。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的六十多位代表、列席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前，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在悉尼了解了会务的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召集人之一项小吉拜会了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斯，并向澳洲政府通报了中国民联“六大”的情况。
二十八日晚，出席大会的代表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大会的议程和规则，审查了代表的资格，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由项小吉、齐墨、薛伟、谢洪、吴方城、赵冬明、周小萌等七人组成。
二十九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全体代表与来宾首先向“六四”死难者肃立致哀。之后，部分来宾向大会发表贺词。民阵主席万润南、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盛、全加学联主席姜勇、“八九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和侨界代表先后致词，“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总召集人王若望发来贺电。
大会第一天，代表们听取了于大海主席的书面报告，认真讨论了《民联民阵联合宣言》，分析了当今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局势，明确了中国民联的宗旨原则和近期目标。来自各分部的领导人介绍了他们这两年来的工作经验和基层组织的情况。代表们在充裕的自由发言时间里，畅谈了他们的各种主张和观点。
大会第二天，代表们讨论修改了《中国民联章程》，重申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政治纲领，并鉴于过去组织结构的弊病，采取了大幅度的精简机构措施，撤销了联委会和监委会，只设中国民联总部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十五位委员，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地区委员八人和直选委员三人。这样做的结果，使民联总部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基层，增强了基层的责任感和能动性。
民联章程在其总纲第一条中继续规定：本组织全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办《中国之春》杂志。
三十一日，全体代表在认真、诚挚、和谐的气氛中，选出了中国民联“六大”领导班子，即：主席吴方城，副主席项小吉、谢洪、周小萌。颜荔、姚勇战、赵冬明当选为直选委员，地区委员为李伯特(香港)、焦柏固(日本)、孙达圣(澳洲维省)、庄贤康(澳洲纽省)、莫逢杰(洛杉矶)、舒昌清(纽约)、贾文薇(肯塔基)和潘永忠(德国)。
民联“六大”主席吴方城，辽宁省人，一九四四年生于四川三台，抗战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六二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八年分配至内蒙古。七八年考入首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八一年获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八六年获博士学位后，受聘于美国肯塔基大学任研究员。九一年至今从事美式快餐连锁店生意。他八四年加入中国民联，先后担任肯塔基分部主任委员、总部委员、联盟委员会委员、副主任等职务。
新当选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副主席项小吉、谢洪、周小萌与新当选的民阵主席、副主席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在一艘称为“米兰达”的游艇上分别代表民联、民阵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该宣言分析了中国民运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论证了民联、民阵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与目标，列举了两个组织近期的具体任务。民联、民阵将其之间的关系，定位于“独立存在，密切合作”。作为“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成员，民联民阵将积极促进所有民运团体，包括和自己有重大分歧的民运团体如“民联阵”的和解与协调，开创民运组织多元并存、宽容合作的新局面。民联、民阵还决定，今后将把工作重点转向中国大陆，促进中国大陆向民主的方向转变，以战斗的姿态，迎接“后邓小平”时代的到来。
但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结束后不久，“民联阵”就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拒绝承认民联、民阵的合法性，并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同时，“民联阵”理事会决议，凡筹备“民联六大”和“民阵三大”的民联阵成员，被视为自动脱离民联阵，不再和民联阵发生组织关系。
“六大”以后，民联在组织上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目前，在世界五大洲，从美国、加拿大到香港、日本、东南亚、澳洲、西欧、俄罗斯、南美，以至中国大陆，中国民联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民联的分部、支部、联络站遍于全球。
风风雨雨的十年过去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作为海外第一个全球性的中国民运团体，走过了艰难的历程。挫折又一次给中国民联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他们认识到，海外民运组织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宗旨下，其任务不仅是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重建人”的艰巨的工作。在这艰难、曲折的征途中，他们不止一次地跌倒，又不止一次地爬起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只要中国的牢狱中还关押着一个政治犯、良心犯、思想犯，只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社会制度还未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国民联就将继续高举理想与正义的大旗，奋斗不息。他们相信，只要怀着执着的民主的信念和探索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一定能肩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重任，让我们苦难的祖国早日越过寒冬，走向生机蓬勃的灿烂的春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