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检讨当年日政府疑似助纣为虐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实录 文/田牧整理（德国） 2021-06-08 17：30     「八九•六四」，不仅是中国人的惨案和噩梦，也是人类世界着名的血案和悲剧。每年的这一天，世界民主国家通过不同方式祭奠「八九•六四」事件。2021年6月5日，日本人权财团也举办了「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会议由日本人权活动家，日本人权财团理事北井大辅主持。会议邀请了美国的八九学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中国民运着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澳大利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等嘉宾演讲。 32年以来，北井大辅积极筹办和参与歷年来日本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系列活动，参与香港、维吾尔、西藏、南蒙古、法轮功等人权及难民的后援工作。自2006年以来，他积极参与了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歷次会议，2009年参与并成为争取「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动的中坚人物。 牧野圣修：档案解密六四事件后日政府助纣为虐 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前法务副大臣、日本前经济产业副大臣牧野圣修作了主旨演讲，他首先对参加会议人员的表示感谢。 他表示：最近几日，全世界各地，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 目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很严峻，在香港和澳门，已经不允许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了。 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30多年前的外交档案显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联手，为了日中经济发展和日中友好关系，放弃了支持中国民主化，实际上是日本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看完解密文件之后，现在回顾历史，感到非常羞愧。 中国国内，维吾尔、西藏、南蒙古、香港和台湾的许多人都在遭受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压迫。 因此，今后日本必须更加认真地负起责任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 我作为一名日本的政治家，在此呼吁全世界有信仰的各位，团结一致，共同组建一个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包围圈，用新的理念及新的运作方法，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与中国共产党作斗争。 大崎雄二：回顾「六四」天安门广场所见所闻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大崎雄二做主题演讲，当年他是日本NHK电视台的北京特派员，作为最后两名NHK在场记者，六四天天安门事件时，他曾与学生一起撤出广场，见证了这段历史。 他曾实时采访过王丹，1989年6月3日最后一次见到王丹，今天通过视频再次见到了王丹先生。 大崎雄二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件，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王丹：民主国家要组团抗拒专制独裁中国 王丹演讲指出： 2020年12月，日本的外务省公布了一份外交档案。 这份档案披露了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绥靖政策，包括反对制裁、包括推动解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等等。 作为当年的「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他感到非常地震惊和十分地遗憾。 王丹表示：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绥靖政策，尚且有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还延续这样的绥靖政策，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抱有一定的幻想，那就是不可思议，不可原谅的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跟80年代、甚至跟「六四」之后的1990年代的江泽民时期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中国，注定会走向扩张的道路，而且这个扩张不可能是和平的扩张。…

点起一根蜡烛——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和廖天琪 2021 年 6 月 6 日   刘慧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争取自由、维护法治和民主选举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从政之前是极为优秀的记者，曾任香港记协主席。独立中文笔会以往每年在香港开年会和颁奖典礼，刘慧卿都来支持，她说，只要独立中文笔会能在香港开会，就表示这里还有部分自由，欢迎你们来。可嘆刘慧卿一语成谶，如今香港沈沦，笔会无枝可依。最后一次笔会在港开会是2019年4月，那时候「反送中」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波涛壮阔的数十、甚至百万民众上街的护法维权运动，歷久不衰。 刘慧卿参加本次网络纪念会，发表非常动人而铿锵有力的讲话，令在线的与会者十分感动。可惜不知为何原因，事后视频上她的发言语音被洗掉，我们只好请她传过来简短的发言提要如下： 感谢大会邀请我发言。 香港现时的情况十分严峻，气氛紧张。如去年一样，特区政府今年亦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支联会的领导人何俊仁 和李卓人因为参与未获授权集会而被法院重判，现正在监狱服刑。新闻刚报道  政府部门打压六四纪念馆，可能令纪念馆关闭。 中央政府于去年6月为香港订立严苛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今很多人害怕，并作自我审查。北京亦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实行全面操控，令民主派人士很难参加立法会选举，很多市民亦因此失去议会代表。 在这艰难时刻，有香港人会继续抗争，而我坚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为港人争取我们珍惜的自由，人身安全和法治，发展民主选举。这亦是中央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关  「一国两制」 的承诺。香港人会持续为民主抗争，我们会有智慧，有勇气和小心 行事。我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发展，支持我们争取自由，人身安全，法治和民主。谢谢大家！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图／田牧提供 严家祺：期待21世纪的变革更有新意与远见 中国民主改革着名理论家、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祺委托李恒青阅读他的书面发言：最近看到视频上谈「内卷」、「躺平」，好容易理解这些文字的含义，这种新词匯的创造，说明今天中国与1989年中国，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是「理性」，而是「社会情感」推动歷史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情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民主被放到一边，整个西欧社会的新一代人，年轻一代敢爱敢恨，注重情感表达，追求转瞬即逝的美好，打破传统的道德界限。像今天一样，追求幸福、奢谈幸福。但现实是，经济增长的表面繁华背后，就是悲惨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现在马克思主义已被事实证明，只能造成新的社会灾难。中国是一个世界，「内卷」、「躺平」说明中国年轻一代看不到出路，这也反映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32年来，天安门母亲一次又一次发出了悲痛的三点唿吁，要恢復六四真相，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放弃、香港自由已经被扼杀，国家主席限任制已经被取消，台海上空布满乌云，六四大屠杀的罪行32年来依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揭露。香港人民纪念六四的善良愿望都要扼杀。为了对付新冠病毒，中国第一个宣布武汉「封城」。病毒后来在全世界的蔓延，引起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关系的大变革。这使全世界都看到，邓小平一生「六四开」，中国今天的独裁者是「六加四不开」。 六四大屠杀使我心胸撕裂，这种痛苦，32年来没有过去。在我人生途中，2019年9月13日在华盛顿MedStar医院，因心脏病手术，又一次体会了心胸撕裂，我的胸部沿着中线切开，把心脏拿了出来，恢復了生命，在我重新活了过来的时刻，知道神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第一看到的就是光明。六四大屠杀，至今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復真相，正义、真理不能伸张，中国就没有光明。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看到前面的光，相信正义、真理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包括在香港得到伸张。我们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悼念六四，没有人会「躺平」，也不会「内卷」。这需要新的一代有远见卓识，民主只是一个要素，还要有「全新的世界观」，互联网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全新的问题，互联网也有严重缺陷的一面，21世纪的变革要有新的、有远见的、让大家充满希望和光明前途的认识。 中国民主改革着名理论家、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祺。图／田牧提供 席海明：南蒙古人对六四屠杀愤怒的背后…

【淇园漫步】：东京纪念天安门事件32週年网络会议 文 /廖天琪  2021 年 6 月 7 日   感谢日本友人们数十年来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中国的自由民主发展。   日本外务省去年的解密外交文档，让人们看到中日两国政府是可以踩过人民尸体，罔顾正义和真相，直接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交易。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六四后鼓动中国人「往前（钱）看」的策略是成功的。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用金钱贿赂、威逼其他国家的政客，以达到它称霸世界的目的。日本是紧邻，现在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难道不是当年贵国跟屠城政府秘密签约，对六四悲剧闭目不视，只顾利益的后果吗？ 中日两国近代的关系是令人心痛的。日本的现代化远远早于满清政府，但是现代化也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中日之间的战争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跟二战同时告终，台湾也曾在日本殖民地统治下渡过50年。为此，两国人民之间的恩怨和心结始终解不开，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日本战后的政府夹在大陆中共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之间，左右为难；二，日本对自己以往的侵略性歷史也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这就给中共政权提供了口实，经常鼓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反日。 当然，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明，这对当时落后的清王朝有着很大的冲击。有志青年纷纷到日本留学，通过日本，接触到欧美的进步思想。辛亥革命没有日本的影响不会那么快成功。 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大量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特别是六四屠杀之后，很多人来到日本，他们在这个文化相近，气质相似的国家能够安居乐业， 受到日本社会的友善接纳，令人感激。日侨们在沟通两国文化，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方面做出了贡献。 日本民间对于中共的暴政看得很清楚，有恶邻如此，怎么能不心惊？ 日本的民主人士，像牧野圣修这样有远见和正义感的政治家，多年来都支持中国的海外民运，日本民间也有很强的一股正义力量，他们始终站在道德的高度，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我藉今日纪念六四的机会，向日本的友人同道致敬、致谢。我们携手并进，让自由民主和人权成为亚洲和世界的主旋律。 本文转载自《欧洲之声》

中国民运事业需要国际友谊与侠气——东京纪念天安门事件32週年网络会议   文 /田牧  2021 年 6 月 7 日 　　首先感谢牧野圣修先生的邀请！也问候一直坚持中国民运的日本朋友：王进忠、北井大辅等。进忠希望我与牧野圣修说说，我与牧野圣修相遇相识相知，一晃已十五、六年了，交织主题是中国民运。借此机会，说两点： 一、有牧野圣修先生，这是中国民运的幸事。 　　2006年的柏林会议，我们为了共同促进与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而走到一起，携手建立了「民主论坛」。牧野先生以他政治家的国际影响力，被推选为「民主论坛」董事会副主席。15年来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足迹，留在了布鲁塞尔的欧盟大厦、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遍布在东京、美国、多伦多、瑞典、臺湾等地。尽管中国的民主之路坎坷而艰难，但我深信，只要我们与天下民主朋友共同坚持、坚守，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定会成功！ 二、中国民运需要国际朋友，凭借的是理念、友情和义气。 　　民运事业讲究「投入产出」，但民运人投入的是坚定的信念，真诚的友情，刚正之气。我知道日本人也讲「六分侠气、三分热忱」的择友之道。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热情和侠气，所以走到一起来了，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牧野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民主事业的老师，更是国际民主运动共同体的朋友。 在推动与促进中国宪政民主的征程上，我们需要得到普天之下民主朋友的支持，中国古语道：奉长者为师，与贤人为友。牧野圣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运永远的老师与朋友！向日本朋友致敬！ 备注：牧野圣修：日本政治家、曾当选日本四届衆议院议员，前法务政务次官（羽田内阁）、前经济产业副大臣（野田内阁）、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等。 本文转载自《欧洲之声》

点起一根蜡烛（二）——我们汇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和廖天琪 2021 年 6 月 3 日   作者按：本次网络纪念六四会议的特色是，有许多六四亲歷者作为歷史见证人参加。前香港和日本的政界及媒体人士、欧美学者、纽澳民运和知识界都有代表发言。感谢吾尔开希先生的协助，我们邀请到7位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政界人士作为嘉宾发言。感谢纽约明镜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长达3小时的节目，由于现场人数太多，时有进出，节目略受小小干扰，有所间断，敬请观众原谅。   黎安友：习近平集权是六四镇压案继续发酵 美国着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的朋友鲍朴在前年出版了一本书——《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这本书是谈六四之后6月19到20日，中共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参会的元老们个个要表态，他们是否完全支持拥护邓小平6月9号接见戒严部队时作的讲话，以及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犯错误所作的报告。开这次会的目的是让有影响力的元老如陈云、李先念、彭真、乔石、薄一波等站出来说，完全支持李鹏和邓小平对学生的镇压。从中共高层的角度来看，他们支持邓小平的论点，也说明六四的意义何在。他们说，第一个教训是：有国内和境外的敌人，要联手推翻共产党。 第二个教训是：国内外敌人既然想推翻共产党，那么我们就要抓意识形态，这在以前做得不够。第三个教训是：共产党不可分裂，因为在4、5月份，党内有不同意见，党一定要保持一致，党需要一个核心，凝聚意见和力量。我今天提出这些内容的原因是，32年过去，中共的这种想法没变，还跟从前一样：党要统一，听第一把手的决定。党面临很多国内外的敌人，要採取一个你死我活的态度，这是一种paranoia（偏执，妄想狂）的态度，觉得周围都是敌人。现在习近平的态度就如当年镇压六四时一样的心态。因此六四的歷史后果和影响非常深远，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如今集中权力的作法。中国现在面临十分黑暗的时代，可说是镇压六四的后果。 美国着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 吾尔开希：绥靖政策是错误的，我们不放弃希望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六四亲歷者吾尔开希说：在网上见到老朋友很开心。这次有一些台湾的政治家与会，但台湾政府规定，公务人员不可使用Zoom，这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有四位发言人：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ka，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副会长王婉谕、秘书长也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领袖范云都传来了录像视频，可以穿插播出。另外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也在现场。学运三十多年，1989 到现在32年了，但许多当年参与的人像王丹等，回想起来我们都依然有歷歷在目的感觉。年年纪念六四，有人也觉得时光飞逝，对于死难者家属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苦苦等待自由民主能有到来的一天。2021年维园的烛火不能点燃，然而以往的年岁香港人年年纪念，这两年情况有变，许多以前组织晚会的朋友现在身陷囹圄，但你们不要灰心。你们所做的努力都被世界看到了，共产党对人民和对我家乡维吾尔族倒行逆施的作为，世界都看到并警醒了。世界思考以往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他姑息养奸、养虎贻患。我们看到美国正在调整对华政策，当世界勇敢地站起来对中国说「不」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定的希望。 我还想介绍今天参会的林为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也是国民党文传会的郑照新，我想表达特别的欢迎，他们的参与这让人感到份外鼓舞，我们看到中共的本质，与之合作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只懂得一种关系，就是屈服于他的关系，这是世界的共识，越来越明确了。32年过去，六四英灵还未得安息，我们还有未竟的责任，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要抱持某种希望。当年学生们就抱持着希望，零八宪章、公民运动都抱持着希望，维吾尔人、依力哈木抱持着希望，同样地，图博人、香港人也抱持着希望，共产党就想破除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给他们明确的信息是：我们不放弃希望。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六四亲歷者吾尔开希。 林培瑞：刘霞的诗说那些幽灵今夜会回来 美国着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 Jr.）说：很荣幸跟大家一起纪念六四。我最近编完了一本刘晓波传记，晓波生前每到六四就写一首诗悼念死难者，他的妻子刘霞也写，今天我想读一首刘霞写的短诗，主题是，在刘晓波、刘霞的头上，半空中飘着的所谓的幽灵或者亡灵，他每到六四，就始终有这种感觉，这些灵魂在观察他，从上往下看着他。刘霞关于六四的诗叫〈暗夜〉（1997/6/4/）（全诗较长，林教授选读了两段，记录于下）： 那些眼睛今夜会回来…

点起一根蜡烛—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  2021 年 6 月 2 日   廖天琪：开篇语 ／ 六四的歷史和现实意义   我们是谁？是许多六四的亲歷者，是歷史的见证人；是台湾、香港、日本的政治家，西藏、南蒙古的人权活动人士，更有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学者等，参加网络会场有88人，在线同时观看总播放980次（明镜电视提供），笔者这一部分整理完稿时（凌晨2点），播放3276次，聚集了遍布全球五大洲的民运和知识界人士参与，可谓盛况空前。 为什麽今年纪念六四的主题是「点起一根蜡烛」？ 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指出：这有几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杀，人们心中首先感到锥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难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众目睽睽跟前犯下杀人、屠城的兇手，不但没有问责下狱、接受审判，反而手握权力，颠倒黑白，篡改歷史，这是世界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如胡平先生说的，这一页歷史远远没有翻过去，相反的，它还在变本加厉用更为拙劣而丑恶的剧本在华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顾酷暑都在维园举办烛光纪念会，往往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香港人当年身在第一线，支援内地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们展开救援行动。2019年，香港人护法维权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从「国安法」被强加在港人头上之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被践踏。民主人士尽皆下狱。今年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提出「点起一根蜡烛」，既是纪念六四，也是声援香港的民众。 三，纪念六四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意义，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湾政经媒体各界，军机、军舰绕台威逼恐吓；压迫藏人，剥夺藏区的资源，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过一甲子；移民汉化南蒙古，剥夺蒙古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在新疆将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凡此种种暴行都在我们眼前展示着。 二位主持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左），李恆青，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六四亲歷者（右）。 库纳牧师：为六四死难者的安魂弥撒 德国民运的老朋友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的祝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纪念19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样重要的日子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耳顺的五六十岁了。你们能够为当下在为民主争抗的青年学子启示什么？ 也许，1989 年才33岁的刘晓波的6月2日《绝食宣言》能提示我们：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唿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

【纪念六四】CND专访：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关系（上）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02 日 由 舟巷   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 / 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6月4日的声明附在本文之后。）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Robert O’brien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