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事业需要国际友谊与侠气——东京纪念天安门事件32週年网络会议   文 /田牧  2021 年 6 月 7 日 　　首先感谢牧野圣修先生的邀请！也问候一直坚持中国民运的日本朋友：王进忠、北井大辅等。进忠希望我与牧野圣修说说，我与牧野圣修相遇相识相知，一晃已十五、六年了，交织主题是中国民运。借此机会，说两点： 一、有牧野圣修先生，这是中国民运的幸事。 　　2006年的柏林会议，我们为了共同促进与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而走到一起，携手建立了「民主论坛」。牧野先生以他政治家的国际影响力，被推选为「民主论坛」董事会副主席。15年来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足迹，留在了布鲁塞尔的欧盟大厦、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遍布在东京、美国、多伦多、瑞典、臺湾等地。尽管中国的民主之路坎坷而艰难，但我深信，只要我们与天下民主朋友共同坚持、坚守，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定会成功！ 二、中国民运需要国际朋友，凭借的是理念、友情和义气。 　　民运事业讲究「投入产出」，但民运人投入的是坚定的信念，真诚的友情，刚正之气。我知道日本人也讲「六分侠气、三分热忱」的择友之道。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热情和侠气，所以走到一起来了，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牧野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民主事业的老师，更是国际民主运动共同体的朋友。 在推动与促进中国宪政民主的征程上，我们需要得到普天之下民主朋友的支持，中国古语道：奉长者为师，与贤人为友。牧野圣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运永远的老师与朋友！向日本朋友致敬！ 备注：牧野圣修：日本政治家、曾当选日本四届衆议院议员，前法务政务次官（羽田内阁）、前经济产业副大臣（野田内阁）、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等。 本文转载自《欧洲之声》

点起一根蜡烛（二）——我们汇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和廖天琪 2021 年 6 月 3 日   作者按：本次网络纪念六四会议的特色是，有许多六四亲歷者作为歷史见证人参加。前香港和日本的政界及媒体人士、欧美学者、纽澳民运和知识界都有代表发言。感谢吾尔开希先生的协助，我们邀请到7位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政界人士作为嘉宾发言。感谢纽约明镜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长达3小时的节目，由于现场人数太多，时有进出，节目略受小小干扰，有所间断，敬请观众原谅。   黎安友：习近平集权是六四镇压案继续发酵 美国着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的朋友鲍朴在前年出版了一本书——《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这本书是谈六四之后6月19到20日，中共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参会的元老们个个要表态，他们是否完全支持拥护邓小平6月9号接见戒严部队时作的讲话，以及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犯错误所作的报告。开这次会的目的是让有影响力的元老如陈云、李先念、彭真、乔石、薄一波等站出来说，完全支持李鹏和邓小平对学生的镇压。从中共高层的角度来看，他们支持邓小平的论点，也说明六四的意义何在。他们说，第一个教训是：有国内和境外的敌人，要联手推翻共产党。 第二个教训是：国内外敌人既然想推翻共产党，那么我们就要抓意识形态，这在以前做得不够。第三个教训是：共产党不可分裂，因为在4、5月份，党内有不同意见，党一定要保持一致，党需要一个核心，凝聚意见和力量。我今天提出这些内容的原因是，32年过去，中共的这种想法没变，还跟从前一样：党要统一，听第一把手的决定。党面临很多国内外的敌人，要採取一个你死我活的态度，这是一种paranoia（偏执，妄想狂）的态度，觉得周围都是敌人。现在习近平的态度就如当年镇压六四时一样的心态。因此六四的歷史后果和影响非常深远，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如今集中权力的作法。中国现在面临十分黑暗的时代，可说是镇压六四的后果。 美国着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 吾尔开希：绥靖政策是错误的，我们不放弃希望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六四亲歷者吾尔开希说：在网上见到老朋友很开心。这次有一些台湾的政治家与会，但台湾政府规定，公务人员不可使用Zoom，这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有四位发言人：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ka，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副会长王婉谕、秘书长也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领袖范云都传来了录像视频，可以穿插播出。另外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也在现场。学运三十多年，1989 到现在32年了，但许多当年参与的人像王丹等，回想起来我们都依然有歷歷在目的感觉。年年纪念六四，有人也觉得时光飞逝，对于死难者家属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苦苦等待自由民主能有到来的一天。2021年维园的烛火不能点燃，然而以往的年岁香港人年年纪念，这两年情况有变，许多以前组织晚会的朋友现在身陷囹圄，但你们不要灰心。你们所做的努力都被世界看到了，共产党对人民和对我家乡维吾尔族倒行逆施的作为，世界都看到并警醒了。世界思考以往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他姑息养奸、养虎贻患。我们看到美国正在调整对华政策，当世界勇敢地站起来对中国说「不」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定的希望。 我还想介绍今天参会的林为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也是国民党文传会的郑照新，我想表达特别的欢迎，他们的参与这让人感到份外鼓舞，我们看到中共的本质，与之合作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只懂得一种关系，就是屈服于他的关系，这是世界的共识，越来越明确了。32年过去，六四英灵还未得安息，我们还有未竟的责任，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要抱持某种希望。当年学生们就抱持着希望，零八宪章、公民运动都抱持着希望，维吾尔人、依力哈木抱持着希望，同样地，图博人、香港人也抱持着希望，共产党就想破除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给他们明确的信息是：我们不放弃希望。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六四亲歷者吾尔开希。 林培瑞：刘霞的诗说那些幽灵今夜会回来 美国着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 Jr.）说：很荣幸跟大家一起纪念六四。我最近编完了一本刘晓波传记，晓波生前每到六四就写一首诗悼念死难者，他的妻子刘霞也写，今天我想读一首刘霞写的短诗，主题是，在刘晓波、刘霞的头上，半空中飘着的所谓的幽灵或者亡灵，他每到六四，就始终有这种感觉，这些灵魂在观察他，从上往下看着他。刘霞关于六四的诗叫〈暗夜〉（1997/6/4/）（全诗较长，林教授选读了两段，记录于下）： 那些眼睛今夜会回来…

点起一根蜡烛—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  2021 年 6 月 2 日   廖天琪：开篇语 ／ 六四的歷史和现实意义   我们是谁？是许多六四的亲歷者，是歷史的见证人；是台湾、香港、日本的政治家，西藏、南蒙古的人权活动人士，更有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学者等，参加网络会场有88人，在线同时观看总播放980次（明镜电视提供），笔者这一部分整理完稿时（凌晨2点），播放3276次，聚集了遍布全球五大洲的民运和知识界人士参与，可谓盛况空前。 为什麽今年纪念六四的主题是「点起一根蜡烛」？ 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指出：这有几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杀，人们心中首先感到锥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难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众目睽睽跟前犯下杀人、屠城的兇手，不但没有问责下狱、接受审判，反而手握权力，颠倒黑白，篡改歷史，这是世界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如胡平先生说的，这一页歷史远远没有翻过去，相反的，它还在变本加厉用更为拙劣而丑恶的剧本在华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顾酷暑都在维园举办烛光纪念会，往往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香港人当年身在第一线，支援内地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们展开救援行动。2019年，香港人护法维权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从「国安法」被强加在港人头上之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被践踏。民主人士尽皆下狱。今年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提出「点起一根蜡烛」，既是纪念六四，也是声援香港的民众。 三，纪念六四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意义，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湾政经媒体各界，军机、军舰绕台威逼恐吓；压迫藏人，剥夺藏区的资源，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过一甲子；移民汉化南蒙古，剥夺蒙古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在新疆将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凡此种种暴行都在我们眼前展示着。 二位主持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左），李恆青，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六四亲歷者（右）。 库纳牧师：为六四死难者的安魂弥撒 德国民运的老朋友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的祝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纪念19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样重要的日子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耳顺的五六十岁了。你们能够为当下在为民主争抗的青年学子启示什么？ 也许，1989 年才33岁的刘晓波的6月2日《绝食宣言》能提示我们：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唿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

【纪念六四】CND专访：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关系（上）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02 日 由 舟巷   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 / 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6月4日的声明附在本文之后。）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Robert O’brien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

一、時間：2021年6月1日（星期二），全球各地的具體時間是：紐約時間：10:00點，美西時間：7:00點，柏林時間：16:00點，香港與臺北時間：22:00點，日本時間：23:00點，澳洲時間：2日2:00點，新西蘭時間：2日4:00點。 二、會議地址：使用Zoom網絡會場，約舉行2個半小時的紀念大會，會議期間同時安排實況轉播，不發言的與會朋友，屆時可通過會議實況與會。 三、會議主持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社長）、李恒青（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六四親歷者） 四、發言程序： 1、為六四死難者安魂彌撒：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Kühne萊茵馬斯職業高校教師） 2、主旨演講：王丹（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3、王軍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4、魏京生（魏京生基金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 5、黎安友（AndrewJamesNathan美國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 6、吾爾開希（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六四親歷者）； 7、謝志偉（臺灣駐德國大使）； 8、萬潤南（民主中國陣線前秘書長、主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營企業開創者，六四親歷者）； 9、KolasYotaka（臺灣總統府發言人）； 10、劉慧卿（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前主席）； 11、胡平（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社名譽總編）； 12、王定宇（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會長）； 13、王婉諭（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副會長）； 14、牧野聖修（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經濟產業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聯合總會會長）； 15、范雲（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野百合學運領袖）； 16、林為洲（國民黨籍臺灣立法委員）； 17、瑪麗-侯芷明（MarieHolzman法國著名漢學家）； 18、林培瑞（EugenePerryLink,Jr.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教授）； 19、長平（「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德國之聲專欄記者）； 20、紀惠容（台灣人權委員會委員）； 21、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太陽花學運領袖）； 22、鄭照新（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23、席海明（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主席、內蒙古人民黨主席） 24、洛桑尼瑪（前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華人聯絡官）； 25、蔡霞（前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 26、王安娜（光傳媒創辦人、主編）；…

日本举办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海報)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   证言：我当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当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大崎雄二先生作为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的北京特派员，见证了这段历史。大崎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外交档案，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 他还将谈及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包括香港、维吾尔、西藏和蒙古的近况。 大崎雄二简介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1958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80年至1982年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 1983年至1990年担任日本国家电视台NHK记者，1986年至1989年驻北京特派员。 1995年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课程，曾任教北海道大学。 使用Zoom网络会场，举行2小时的纪念大会，会议期间同时安排YouTube实况转播，不发言的与会朋友，届时可通过会议实况与会。 会议概要 时    间：2021年6月5日14:00-16:00(东京时间) 地    点：東京都渋谷区 主办单位：日本人权财团 协办单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主中国阵线，《北京之春》杂志社，《欧洲之声》，《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 主 持 人：北井大辅（日本人权财团理事） 基调演讲：牧野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 主 讲 人：大崎雄二（法政大学教授） 特邀嘉宾：王  丹（八九学生运动领袖） 胡  平（北京之春名誉主编）…

日本外务省应深刻反省其过去错误的对华政策外交误国 作者：牧野　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 美国总统拜登改变“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政策 前美国总统朗普的对华战略政策中，频繁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措辞。“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最初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沿用了这一口号及政策。该政策服务于「对华遏制战略」，旨在对抗中国。缘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体制，不断染指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地位。 拜登当选总统后，于2020年在11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韩国总统文在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谈，但是始终使用“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没有使用美国政府一向使用的“自由和开放”的外交表述。同年11月1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电话会谈中，拜登总统说“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闭口不谈“自由和开放”。撤回「自由和开放」的概念，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外交政策转变。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总统敢于摒弃特朗普政府一贯坚持的措辞，意味着否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表述，显然的意图就是以自由和民主来对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容易被中国接受，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口号相得益彰。拜登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印度、澳大利亚等对华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国家的失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被中国视为很重要的一年。如果美国转向对华绥靖政策，那么今年很可能会促使谋取国际霸权的习近平，由跃跃欲试而付诸行动。   日本外务省曾“协助”中国成为霸权大国 不仅今天的美国，历史上的日本也曾对华绥靖而招致重大外交失败。 2020年12月23日，日本外务省解密了1987年至1990年间的外交档案。这是基于「30年前的外交档案原则上应解密」的制度而公布的外交档案。档案合计有26卷，达10600多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密外交档案中包含有：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讨论应对措施的外交记录。据档案透露，日本政府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决定“从大的格局来看，孤立中国并非良策”，他们已经决定采取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政策。 以下是部分解密档案照片。   上述档案的日期是「平成元年6月4日」，即「1989年6月4日」，由此表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限期「保密」措施，并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为，是日本为迎合中国当局的利益，提前单方面制定的对策。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显示，当时日本外务省提供建议，并帮助中国准备了一份由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交的《声明草案》。中国政府的这份《声明草案》是一张A4纸，与1989年6月27日的绝密档案装订在一起，没有透露信息来源，是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阿南惟茂先生与中方讨论并征求意见后起草的。其内容如下： （1）这一事件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一些煽动者企图颠覆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对此断然反击。 （2）对动乱中出现大量人身伤亡深表遗憾。中国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3）今后中国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同时考虑人民对民主的合理要求。 （4）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改变。中国希望继续保持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 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阿南对中方说：“如果（这些观点）得到明确表达，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可能会好转”。如此看来，日本外务省宛若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这些解密的外交档案还公开了以下一些事项。 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6月15日，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美方提出异议，反对美方批评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福伯（Robert Forber）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持续批准对华经济合作，将刺激华盛顿”。外务省亚洲局审议官 铃木胜也 对此回应道：“中国的价值观及体制与西方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有些强人所难。没必要机械地终止所有针对非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合作。”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7月14日至16日，在法国阿尔什召开了G7峰会（七大工业国组织首脑会议）。包括峰会主席国法国在内的各国都希望通过一项严厉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而日本政府则游说各国，主张谨慎措辞，避免孤立中国。 G7峰会主席国法国在7月4日峰会召开前向各国提交的政治宣言草案中，对中国政府的谴责是“野蛮地镇压、处决”，并提到欧洲四国联合对华制裁，包括暂停部长级别交流和军事合作，以及推迟世界银行的新贷款等。 对此，日本方面于同一天表达了其“避免被外界认为日本赞同对华制裁”的主张，“希望不要提及各国采取的措施，若各国家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希望尽可能模糊表述”。结果，经与各国磋商后，不仅有所克制地谴责中国，而且只字未提制裁中国，并在宣言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想孤立中国，但强烈敦促中国以合作和克制的姿态管理本国事务。” 在7月7日举行的秘书级会谈中，日方首先表示不希望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特别声明，而所有其他与会国则坚持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于是会议进入到具体讨论声明内容的进程。此外，虽然日方要求以抽象措辞来表述对华制裁，但美国坚持认为“提及具体措施是必要的”，而西德也认为“不提及具体措施的声明是没有意义的。” 在7月11日举行的日美谈判代表磋商中，作为妥协方案，日方要求增加“我们不打算孤立中国”这句话，以换取接受对华制裁的提案，但美方表示反对，说这将削弱声明的威力。…

【六四32周年】「回顧中共百年，展望中國未來」網上系列講座 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 第三講：鄧小平上台塑造的權貴資本主義（以普通話進行） 講者：王丹博士（八九學運領袖） 訂閱YouTube頻道：HK Alliance 香港支聯會 YouTube：http://bit.ly/hkayt FB：https://fb.me/hka8964 講座資料：https://wp.me/s67APl-6432talk   本文轉載自香港支聯會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