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按：中東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際，引发了我這麽一句感慨，其雙關語在於：八九學運曾有一個領袖是伊斯蘭青年，而今中共已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年初吾爾開希舉辦全球網絡研討會『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囚禁7周年紀念』，邀我參加，七年前我獲知中共判伊力哈木終身監禁，匪夷所思，後來懂了，中共扼殺維吾爾族精英領袖，於青萍之末、微瀾之間，才是「滅絕」的重中之重，估計這也是他們應對藏民族和達賴喇嘛爭取國際聲援成功之沈痛教訓。反對獨裁，絲毫沒有民族種族之分，反而注定會被「國家」離間，難道漢族至今還陷在這個泥潭里嗎？】   開羅解放廣場，成為二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令全世界驚詫不已，更讓中國人尖叫喝彩。2011年波瀾叠起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一路延燒到伊朗，電視鏡頭里萬頭攢動的，都是伊斯蘭青年——人口壓倒性的年輕化和都市化，是這次革命的結構性因素，這幅伊斯蘭的壯闊畫面，勾出我記憶里另一個伊斯蘭青年：天安門運動中沖鋒陷陣的吾爾開希。   壯觀的「四二七」大遊行   天安門學運清晰地分為前期（遊行抗議）和後期（靜坐絕食）兩截，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堪稱前期主帥，一張娃娃臉，領導了震撼全國的幾場大遊行，尤其「四二七」那天，數十萬學生和市民連續沖垮十八道軍警防線，電視上曾有一個鏡頭：兩陣人墻對峙，萬眾齊吼之間，示威者們把他們的主帥吾爾開希，像炮彈似地擲向草綠色的警戒線。倘若八九年缺了這位維吾爾族青年，天安門學運肯定將失去許多精彩鏡頭。   吾爾開希只是學生領袖之一，他身上有某種奇特的東西，是其他幾位所沒有的，究竟是什麽？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登高一呼的天然魅力？率直草莽的性格？我也說不清，約摸間只覺得他比漢族青年較少斫傷天性，遂於千軍萬馬之中作弄潮兒。不過，觀察當下中文話語里種種「埃及-中國比較政治學」，如第一大疑問「百萬中國人上街，軍隊是否還會開槍？」卻沒人去問：「中國老百姓還敢不敢上街？」——這便是「吾爾開希話題」的意義所在。特別是在開羅那場大戲之後，中國民間與其吆喝「陳勝吳廣」或者「辛亥革命」，何不直接呼喊近在二十年前的吾爾開希？   西方輿論由衷讚賞埃及示威抗議者的勇氣和智慧，《時代》周刊甚至刊登一份他們的《革命手冊》，內含八種必備服裝和工具。然而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學生們，示威遊行的技術絕對不遜色於他們。1989年秋我逃到香港，曾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的私下采訪，我按捺不住大談「四二七」大遊行，她一直沒有发表這篇訪談，不妨引一段在下面：   『問：你怎樣反思這場學運，以及它起了甚麽作用？ 答：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從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車站，交通就全面中斷，北京市學生大遊行呀！我突然覺得學生了不起，因為學生打出了憲法的旗幟，打出了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的旗號，而且組織得非常有秩序。從四二七大遊行，知識界就看到這次運動超越上一次，它有一種理性的、秩序的東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萬北京市民的擁護。』   獨裁者恐懼大多數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國怎樣搞民主運動才能搞得成功，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使獨裁政府害怕，這實際上在四二七大遊行已經做出來了！像八七年的學潮，學生提出很理論化的口號：「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老百姓不跟你呼應，產生不了共鳴，而且要喊「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這口號，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以後，知識界就有人出來組織了，新聞界、文藝界、理論界也站出來，都受了感染，而且實在是學生表現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這前提下才敢這樣站出來逼使官方讓步，是在這個基點下，統一起來。   官方不退步，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論」往後退，他們以為往後退就完蛋。這邏輯對他們來說是對的，因為「四二七」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的正義力量，他們面對的再不是過去那愚昧的、暴動的、騷亂的群眾；他們面對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難對付的群眾，其實任何獨裁政府最怕的就是這個。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鎮壓就完了。但這情況下退讓的話，的確共產黨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是獨裁的局面。   我們有自己豐厚的遺產   「四二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是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運動。如果中國有現代民主運動的話，就是從「四二七」誕生的，而且是由學生創造的。至於學生怎會這樣出來的，按照陳希同報告說，是有人在後面出主意的。我當時在上海，不在北京，據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縱學生，因為學生也有矛盾分歧，能產生這種共識，最後大家讚成這方式，這說明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因此，過去對學生的判斷是錯誤的，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對嘛！他們在關鍵時刻，是非常理性嘛！他們一開始就讓全世界、全國人民目瞪口呆。據說鄧小平看了「四二七」大遊行的錄像後，連連叫後悔呀！連連說上當、上當！不知這真還是假，反正當時共產黨一籌莫展，沒辦法。   看學生扛著憲法，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原則，警察沒辦法只有撤。所以有人說學生「打著紅旗反紅旗」，包括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也說學生是實用主義，不是啊！這就叫做理性，因為他們看準了在中國當前甚麽樣的口號，甚麽樣的方式，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使獨裁政權感到害怕，這就是理性，是很高級的政治智慧。…

「五一四」廣場斡旋記   【按：有人轉了這張照片給我：「瞧，你在煽動學生呢！」我不確定，第一，那是不是我？第二，那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八九年的五月十四日夜，我確實跟隨一批人上了廣場，所以後來中共扣我「反革命煽動罪」，這張照片就是證據，我無話可說；不過那一幕，像個羅生門，有無數人的回憶，無數角度的描述，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版本，２０１３年寫進《屠龍年代》一書中，『尾聲：鸚鵡救火』 ，三十二年後的「五一四」就來貼它。】   在風雲突變的前夜，一本印刷極為簡陋的《烏托邦祭》，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書報攤上。紅底子封面，中共領袖群像躍然紙上：毛澤東坐在頂端，左有林彪右為周恩來；江青頭像居封面正中，她下端是康生，以上皆彩照：林彪再往左，是劉少奇；周恩來再往右，是彭德懷，皆黑白照。一種典型的歷史內幕的地下出版風格。   我至今還保存了一本，視為珍本。 胡耀邦去世十天後，1989年4月25日，上海《文匯報》登了一則頭版新聞： 『文壇春意融融，又見新竹挺秀 首屆文匯文藝獎昨頒發 蘇曉康等五人獲文學新人獎，謝晉等十五人獲文匯文藝獎，施叔青等七人獲「藍天杯」國際旅遊徵文獎』   《烏托邦祭》的最後一個插曲，竟發生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的一個多月。 在那之前，八八年秋，《烏托邦祭》被江西省出版局封存、準備打成紙漿之際，上海《文匯報》忽在9月24日刊登了一篇該書的節選，標題為《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內容敘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大發雷霆，7月31日第一次常委會跟彭德懷算歷史總賬；第二天8月1日是中共建軍節，彭德懷仍以國防部長身份接受外電祝賀…。其中有這兩句：   『他的名字、他的頭銜，還在被電波載向全國，飛向世界，而他的靈魂卻正在廬山之巔經受鞭打和蹂躪。元帥「死」在建軍節前夜。』   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轉載了這篇節選。——那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正是江澤民。 從後來全國作協、《新觀察》等努力推動不能奏效來看，全國公開發表過《烏托邦祭》的，唯有上海。 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騰騰，《文匯報》忽然給我一個「文學新人獎」，還特意派《文匯》月刊編輯嵇偉，專程來北京接我飛滬領獎。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飛機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滬特快返回北京。這個獎是由包括柯靈、王蒙、陸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張光年、唐達成等文藝負責人組成的23位評委投票選出的，我之獲獎，也許跟《文匯報》選刊《烏托邦祭》有關。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激勵，滬上各大學也風起雲湧，摩拳擦掌。我跟嵇偉來滬，本有出來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擔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學生們拉去演講。誰料嵇偉領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時，坐公共汽車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聲： 『蘇曉康，這一站下車了啊。』 車上有一群大概是學生，立刻四周搜尋叫嚷起來： 『哪個蘇曉康？「河殤」那個蘇曉康嗎？他怎麽會在上海？』 這可麻煩了，一下車他們就把我們團團圍住。嵇偉死命地把我從人群中拽出來，再拉上施叔青，飛快逃離。我是第一次見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裡也第一次遇到寫《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達上海那兩天，我就猶豫著何時回北京。若想躲過那場大危機，無非再到蘇南去轉悠它一個月。4月25日夜裡，往北京家中給傅莉打了個電話，她說： 『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趙紫陽出來安撫學生，好像挺管用的。』 沖著傅莉那句話，兩天後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車站，正趕上著名的「四二七」大遊行。那個火燒火燎的大革命陣勢啊！我只有心裡暗暗叫苦。接下來勢態幻變詭譎莫測，學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樣，老頭子們也寸步不讓，中間的玩家們興奮極了。我這廂自是明白前面已經惹下的《河殤》大禍，會叫我們「吃不了兜著走」，卻已難脫身。 回顧那段時日種種，還是引用1990年春法國學者程映湘、高達樂夫婦與我的訪談記錄較為詳實。…

  轉載自香港支聯會臉書

「六四灾难」和「皇冠病毒灾难」同出一源   嚴家祺   　　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发出她们痛苦的、沉重的、悲惨的呼声，在天安门、在北京、在中国、在地球上空不停地逥转。三十一年来，中国的当权者，对这一正义呼声，置若罔闻。中国的「非正义」、中国的黑暗，愈积愈深，中国成了一片黑暗的森林，到处布满了「皇冠病毒」。所谓「新冠」，从显微镜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皇冠」。「新冠病毒」应当定名为「皇冠病毒」，中南海就是2020年「皇冠病毒」的发源地。 　　多年来，纪念、悼念「六四」，是香港、台湾、海外民运团体和华人组织、国际人权组织发起的运动，三十一年来，规模愈来愈大。在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扼杀香港自由的时刻，今年六四前夕，不仅一批中國留學生发起「六四31年」公開信連署行動，海外民运团体、香港支联会等组织发起网路纪念活动，而且美国国务院将在美国时间6月3日(中国时间6月4日)举办在线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六四」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永恒记忆，现在成了全世界所有相信正义存在的人们的共同纪念日。 　　中国灾难的根源，就是当权者拥有了最高权力还不够，还要把这种权力变为终身的独裁权力，六四的灾难、香港的灾难和正在来临的经济危机，都是这种腐朽帝王思想的产物。政府应当采取医学措施防止传染病的传播，而不能用帝王权力实行封城和强力干预。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如果政府容许医疗机构及时采取措施，如果不实行封城和帝王权力干预，皇冠病毒就不会演变为全球性的灾难。皇冠病毒的灾难与六四灾难，同出一源，在六四31周年来临时，全世界都意识到，已经到了消除中国皇冠的时候了。(2020-6-1)   本文文字及图片转载自严家祺脸书

　「六四」31周年，又一個紀念日即將到來，整個世界陷入新冠病毒的疫情中，走上街頭舉辦紀念活動顯然做不到，在各國各地朋友的共同推動下，6月3日舉行全球聯網「六四」31周年紀念會議，   主題是：後疫情時代，中國將走向何方？ 　 參加紀念活動的有：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王丹（美國）、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廖天琪（德國）、民運界著名理論家胡平（美國）、中國共和黨主席王策（西班牙）、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美國）、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紐西蘭）、七九老民運任畹町（法國）、八九民運學生李恒青（美國）、墨爾本民運聯盟負責人高健（澳大利亞）、張偉強（澳大利亞）、著名媒體人長平（德國）、香港前線召集人甄燊港（香港），及民主中國陣線負責人唐元雋（美國）、王國興（荷蘭）、梁友燦（澳大利亞）、王進忠（日本）、潘永忠（德國）等等。本次紀念活動不以組織名義舉辦。 謹定於2020年6月3日（星期三），舉行「後疫情時代，中國將走向何方——2020年各地聯網舉行『六四』31周年紀念會議」。 具體時間安排： 北美、歐洲是2020年6月3日（星期三）： 美國紐約時間上午8點； 德國、荷蘭、法國等下午2點； 香港晚上8點； 日本夜裡9點； 澳洲時間晚上10點； 紐西蘭時間深夜12點； 請各地朋友再核對一下具體時間，若有問題與潘永忠聯絡。 會議主持人：廖天琪、李恒青 會場技術支持：zoom會議軟件 會場網絡技術管理：唐元雋、潘永忠 聯絡人： 唐元雋 電郵：yuanjunusa@gmail.com，電話：1/646-515-8891 潘永忠 電郵：tianmu2050@gmail.com, 電話：49/2431-946637 2020年5月20日   《民報》首發

　　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では六四・天安門事件から30周年を迎える2019年6月1日、明治大学において下記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いたしまた。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 「六四・天安門事件を考える」 日時：2019年6月1日（土）　10：00～17：00 《登壇者略歴》 Andrew J. Nathan（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 194３年、米国生まれ。コロンビア大学政治学部教授。専門分野は、中国政治、外交、人権、および政治文化。ハーバード大学にて歴史学（B.A）、東アジア研究（M.A）、および政治学（Ph.D.）を修める。1971年以来、コロンビア大学で教え、同東アジア研究所所長（1991－1995）、同政治学部長（2003－2006年）を経て、現在、同大学人権研究センター運営委員会委員長。主な著作として、The Tiananmen Papers（邦訳：張良編、A.J.ネイサン監修『天安門文書』文藝春秋社） (2001)、Negotiat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Beyond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2001),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with Robert Ross, The…

胡平：坚守希望——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收到《港支联通讯》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约稿信，我立即回信答应下来。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开计算机，却迟迟难以开篇。 过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写文章纪念。同一个题目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二十八年，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如果不是为了应景，还有必要再写一篇吗？ 我以为还有必要。因为在中国，「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在中国，「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写文章纪念「六四」，不但是纪念，而且也是抗争。 毋庸讳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说：「我经常（特别是在极为无望时，比如在监狱中）想到的那种希望是一种精神的，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维尔强调说：「在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希望不是一帆风顺时的欢乐，或对有望早日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诚意，而是一种为某种事物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由于这种事物有成功的机会，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决不是人像乐观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某个事物会有好的结果的确信，而是对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把握，不管其结果如何。简而言之，我认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说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们免遭灭顶和激励我们行善的东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达到惊人的范围之源泉。最重要的，是这种希望给了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尝试新事物，即使是处在向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么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在这段谈话里，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文：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转自香港独立媒体（2018-04-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6期，2018年5月25日—6月7日

在六四29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讓我們重溫八九民運。這對於我們強化對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同胞的信心，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八九民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在50多天的時間裏，這場運動席卷了全國200多個大小城市，累計參加人數超過5千萬。如此巨大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相當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八九民運明確地提出了爭自由爭民主的口號，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紛紛成立了獨立的組織，很多中共黨政機關的人也走上街頭或發表聲明，公開表態支持民運、反對戒嚴。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只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這場運動，或者是目擊過這場運動，那麽他就沒有理由對中國人、對我們的同胞持悲觀態度。 不少人說：中國人天生奴性重，只要吃飽了飯，就甘於受奴役；有的還說，中國人就是餓死了也不會反抗。可是，八九民運證明這個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八九民運不是饑民暴動，不是饑民造反；八九民運不是發生在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背景之下，而是發生在經濟發展迅速，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受益的背景之下；發起運動的更是衣食無憂的大學生。另外也一直有人認為中國發生的反抗事件，總是社會的邊緣人士興風作浪搞起來的，但是八九民運證明，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民運的先鋒和主體是大學生，首先是首都的名校的大學生。那時大學還沒有搞「擴招」，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這顯然和歷史上常見的饑民暴動或底層人鋌而走險等行為完全不一樣。另外，在整個運動中表現出的高度遵守非暴力的原則，也和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暴力鬥爭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 在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八九民運的前奏是知識界發起的要求釋放思想犯的一波接一波的簽名信活動。正是這一批知識分子啟蒙了八九那一代大學生。在「新時期」暫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參加了八九民運。 有人說，八九民運之所以爆發，是因為中共上層發生了分裂。不對，不是上層的分裂催生了民間的抗議行動，相反，是民間的大規模的英勇抗爭促成了上層的分裂，然後才是上層的分裂進一步鼓勵了民間的抗爭。 不少人說，中國人不反抗時是順民，一旦反抗就變成暴民。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觀點。在長達50多天的運動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和平與理性、那種自發的紀律與秩序，令全世界為之贊嘆。我們知道，即便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老牌民主國家發生人數多、時間長的抗議活動，有時都會發生某種騷亂，發生打砸搶，但是中國八九民運持續50多天，參加人數上千萬，卻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一起暴力事件。這簡直是一個奇跡。 有人斷言，別看現今的中共當局鼓吹排外的民族主義，反美反西方，如果中國實現民主，未來的中國只會更排外、更反美反西方。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說法。八九民運有力地顯示出中國民眾對美國、對西方是何等的開放與友善，對普世價值是何等的擁護和信奉。八九民運中在天安門廣場樹立的那座民主女神像，明顯是照著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造的，可見當時國人是怎樣的胸懷，根本沒有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 八九民運無疑是我們民族的一次高峰體驗。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表現得那麽純真，那麽美好，那麽讓人感動。可惜八九民運功虧一簣。六四後29年的持續高壓，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可怕沈淪。然而我們不應對我們的同胞失去信心。既然你曾目睹它飛掠高峰，你就該知道它不是雞，它是鷹。是鷹，就不會永遠蜷伏，總有一天它會再一次展開翅膀，掠過高峰。越是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們越是要對此懷抱希望，懷抱信心。 轉載自：《歐洲之聲》網刊

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七章 從頭再來 政治上的結盟常常並不需要和別人訂立某種公開的或秘密的契約，它主要取決於你的一種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文章摘錄 一、’從頭再來’ 據說，前不久，由於財政困難，中共當局不得不允許民間歌手崔健舉行演唱會為亞運募款。 於是，在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種海報：整個畫面以血紅色作為底子，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從頭再來』（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眾多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下提及六四。 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正如江澤民對美國記者所說，是為了用時間來沖淡人們對六四的記憶。 對於中共的這種作法，民運力量方面必須針鋒相對，隨時提醒世人勿忘六四。 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得好：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 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遇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 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 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 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顯然，對於雙方來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難的。 上述困難表明，我們僅僅滿足於提出『毋忘六四』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們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搞得不好，我們也就是在強化六四的威懾效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意識到這層特殊困難的人竟然寥寥無幾。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以上幾章中，我力圖證明以下幾點：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