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牧
10月22日，在巴黎洲际酒店-格兰德（Hotel intercontinental Le Grand Hotel）举行了「全球追思万润南先生——巴黎实体暨视频连线追思纪念会」。
在世界各国朋友们的心目中，老万是智者、导师、同仁与挚友，更是一个时代的英杰；老万的精神、理念、风范与为人，在众人心中被再次唤醒；老万的离世，让所有的朋友都陷入深深的不捨与思念；那熟悉的笑容、那和善的神情，却已化作永恒的记忆。岁月可以带走他的身影，却带不走那份真情与温暖，老万依然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老万的朋友遍天下，在他的追思会上，与会者众口一词地称道他的才华与为人，赞誉他的美德，称颂他的人品。那份敬意与思念，匯成了深深的怀念之潮。这不仅是对老万的追思，哀悼他的离去，更是唤醒记忆与延续他的自由精神与民主事业。
老万是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每个时代，英杰都有其不同的角色，他们的使命是歷史召唤与赋予的。变革时代，是思想与体制的碰撞。思想更新的速度，总是快于制度更替的步伐。思想来自个体觉醒，是「心」的运动，变化迅速；体制来自群体结构，是「权力与利益」的体系，变化缓慢。老万就是这个时代产生的英杰，有远见、有胆识，敢为天下先，敢于开创新局面。在上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年代，经济领域率先自下而上发生突破。1984年老万创办了「四通公司」，引领时代风骚，成为开创中国IT领域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突破了时代的旧体制框架，刺激与带动了经济活力的释放与发展。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在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是这样评价老万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堵塞了通往21世纪信息革命的大门」，「万润南走在歷史前面，是在中国第一个引进21世纪信息革命潮流的人。」
法国汉学家、作家玛丽·侯芷明说：「万润南是中国的比尔·盖兹。」
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于大海说：「1989年以前，老万是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他当年对八九民运不闻不问，本来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和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老万挺身站了出来，并为此付出了沈重代价。」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甚是佩服老万，他说：「老万是天才、成功企业家，当年四通公司的GDP已达10亿人民币。八九民运时，我们是『打架』的，老万受岳父李昌的委托，是『拉架』的，最后被政府通缉，流亡海外。」
中国着名文学家、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苏晓康说：「没有八九民运这段歷史，老万将是中国的『第一首富』。」
老万点燃了时代的火种
严家祺道：「中国还没有民主，『世纪精神』发生重大转变，觉醒时代，需要思想家与革命者。」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道德追求，需要个体具备良知和责任感才能实现。
对中国人来说，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准则，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理念，是与当地的文化、伦理和宗教等现象相容相处，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同时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周易·系辞下》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论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在挑战中完善，在改革中发展。中国的八九民运是一次重大的觉醒与革命。
严家祺指出：「万润南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通过海外民主运动推进中国民主。」老万以自身的信念、行动与精神，用生命的热与光，点燃了时代的火种，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指出：「万润南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正如他自己在墓碑上所写的，推进第五个现代化，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现在的中国，在中共几十年毒化教育下，没有道德没有人性冷酷无情，而且已经扩散到了全球的华人社会。在这个正在崩塌的环境下，仍然有一批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在维护着中国的良心。老万就是这群人之一，是中国的希望。」
于大海说：「1993年7月华盛顿会议失败，海外民运逐渐形成了民阵、民联和徐朱的民联阵三足鼎立的新局面。在这整个过程中，老万仍然一直以大局为重，不去攻击徐朱，也不回应他们的攻击，表现得非常有风度。几年以后，徐邦泰因为一个贪污案落荒逃跑，再也不见踪影了。再过了几年，朱嘉明表示要重新认识八九民运，拒绝再谴责『六四屠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流亡后的三十多年里，老万一直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金不怕烈火炼。老万的言行证明，他正是一块不怕烈火炼的真金。」
香港国情专家、香港政党人民力量前副主席、政治组织前线召集人甄燊港特别提到：「六四后，万润南、严家祺、吾尔开希、王丹的名字，在香港如雷贯耳，香港人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六四事件届满周年前夕，由欧、亚、美3大洲18个新闻单位共同筹办的广播船『民主女神号』，船头有白色的女神雕塑，目的是向中国大陆广播自由之声。我在香港建立了『民主女神号』后援会，严家祺先生给我们题辞『民主是良知的事业』。万润南先生原本可以继续经营他的IT领域民营企业，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良知事业，这就是万先生的伟大之处。万先生去世了，我们香港人一定会坚持中国的民主事业。这几天中共召开四中全会，我们可以仿徨，但不会气馁，不会放弃，我们深信万先生坚持自由、光明的民主事业一定会实现。
老万是「人民共和」的典范
民主中国需要领袖人物。老万具备这样的基本素养：人格品质、思想境界、能力修养、道德操守、文化底蕴，他对理想、信仰、使命认同而执着，在困境与压力下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具有责任担当。老万具有沟通与凝聚力，善于倾听、理解并激发他人的潜能，团结各方力量，形成共识。
孔子曰：「君子固穷，不改其志。」君子即便身处贫困艰难境地，也会坚守自己的志向和品节，不会因为处境险恶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原则和人生追求。张伯笠赞誉道：「老万就是这样的君子，这三十余年来，老万始终坚守信念，不改初衷。」他还说：「倘若老万从政，他比当今中国政府所有的总理水平还要高。」
严家祺说：「中国近代歷史与法国和西欧有许多相似性，法国有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中国也会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
八九学运领袖、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说：「万学长面对席捲北京高校的学生运动，他选择站在学生一边，站在独裁者的对立面。北京很多高校收到四通公司的捐款、通讯设备和印刷设备，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播站也收到了四通捐赠的广播器材等等。四通的员工、高管有很多捲入了运动，包括万学长自己。」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盛赞道：「万润南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文思卓越、胆识兼具。他无师自通，即便是复杂的科技尖端和政治问题，他都会以我听着特别亲切的南方口音娓娓道来。在大家心目中，老万是『全才型人物』，在每一个行业都能领先。而最重要的，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尤其是民运圈内，他是一股清流，保持独立，又避免无聊的纷争。」
真正的「人民共和」，必须接纳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听取不同声音，反对的声音，广泛地採纳和任用社会各界精英和专才，是一种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处、共存和制约，通过内在规律的和谐，达到社会政治生态的平衡。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异议文人，反对派文人是社会进步、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是人类进步发展的财富和宝贝。共产党政府将这些人士、英才，赶出国门，置于冷板凳，甚至投入大狱，将当代的商鞅、王安石们一个个赶出了政治体制擂台。
老万是中国民运的旗帜
严家祺说：「老万是民阵的旗帜」。三十余年来，老万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引领人心，成为民阵团队的灯塔。真正的领袖人物，他的魅力来自于坚定信念、人格力量与艺术智慧。老万的威望，不是权威的「威」，而是人格的「望」。
八九学运领袖、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吾尔开希谈到：「我与老万的认识是在一九八九年，学运的热潮之中，带着我去跟北京中关村四通公司与传奇的万润南总裁相会的是另一位我将永远思念的好友与老师刘晓波。记得那次见面，老万表达了对我们这些学生一肩挑起歷史发展责任的敬意，表达了四通公司全体对我们的支持，但也没忘记提醒我，社会角色分工不同，我们各自承担的任务也会不同。老万对我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表达了衷心的期待，也给出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即使在当时八九年五月份的那种激情热潮以及来自全世界的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他的一番略显过于冷静的意见，也在他诚挚的表达中，让我感受到俨如来自兄长关怀般的温暖与睿智。」
八九学运领袖、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回忆道：「八九学运时，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等非法宣布戒严，当时学生们通过联络四通公司的万润南，推动了不起的「和平运动」，『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发起了召开紧急「人大会议」，以罢免李鹏总理，来解决当时的宪政危机，而且当时的人大常委超过半数支持行使这一程序，这是开启宪政的最佳时机。可邓小平的回答是：军队进城之前，不会召开任何会议。邓是一心想用武力屠杀与镇压。倘若当时成功召开「人大会议」，中国完全可以步入民主和平转型；再则，当时清华学生推动撤出天安门广场，这背后主要是清华学生与四通公司员工紧密联络的结果。这段歷史非常重要，而其中的主要运作人应该是四通公司的万润南。」
国际笔会紧急基金会理事、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回忆道：「认识万润南已经30多年了。最早是1989/90之交在台湾的一次聚会上见到他，那时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是众星捧月的人物。由于他比较沈默，不茍言笑，我误认为他有点傲慢。
1990年9月民阵在旧金山举行二大，那时有一帮『反万派』，在会上对他百般刁难，批评诽谤，很多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诋毁，老万面带微笑，不做任何反驳或自辩，想来因为他身为第一届秘书长，民阵工作上的许多失误，如果他不担下来，矛头就会指向主席严家祺，他这种有勇气、有胸襟、有担当的气度折服了我和众人，他成功地当选为第二届的主席。在往后的九十年代，我多次经歷了同样的情景，更加确认他是个智勇兼备，处处与人为善的厚道之人。从此接近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万』。」
对笔者来说，老万凝聚人心的领导力令我深信不疑，对此我是深有感触的。九十年代初，老万来我家访问，与我深入浅出的交谈后，鼓励我积极参与民运工作。
93年秋在德国民阵的特别会议上，齐墨通知我，老万推荐我进入德国分部理事会。93年底墨尔本民联六大，齐墨远洋电话通知我：我已被选入民联总部任欧洲唯一的总部理事，我当即表示不接受。齐墨说：已经登报公布了，是老万推荐的，是民阵支援民联的力量。稍后老万、吴方城一一来电解释与说明。墨尔本会议结束，吴方城赴欧洲来我家与我沟通和交流，其中还谈到了对老万人格魅力的佩服。96年，民联在肯塔基举行第七届会议，会前老万和吴方城都发来了传真，让我务必参加这次会议，在通电话时，他们俩明确说希望我出任民联副主席。当时我刚接手一家餐馆，实在不敢接任。后来老万来我餐馆与我长谈，谈话目的是给我两年时间，待餐馆生意稳定后再归队……。
老万留下的政治遗产
政治遗产，不是碑上的文字，也不是功绩的数字，而是留在人民心中的信念，是一种精神，一种方向，一种持续照耀后世的光芒。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说：「老万的去世，将给歷史留下一政治事件、也是经济事件，老万创建四通公司，开创了中共政体下的民营企业，创立了中国式IT领域的民营企业；老万是八九民运后民主中国阵线的核心人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前任中共中纪委书记李昌的女婿。他的一生，留给世人坚定的民主信念与思想、风格与精神影响。」
民主中国阵线前监事会主席蔡崇国说：「老万是中共体制最害怕的人物，因为老万善于制定长远战略目标，而非只关注眼前现况，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创建民阵的目的：将抗议运动、道德谴责诉求，上升为树立政治目标的宗旨，建立组织运作与集体行动，带动全社会的思想体制的改革，或者是革命。变民间百姓的诉求为社会公民的政治运动，这就是老万的具有洞察时代趋势的能力，在复杂局势中把握方向。」
面对三十余年的中国民运，可能是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有朋友认为老万在这一板块是失败的。笔者有不同观点与看法，说三点：
1、我们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半世人生，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健康的政府需要监督与制约，民主国家这样的监督与制约来自于议会、反对党、新闻媒体与民间社团等，但中国共产党党委是建在人大、各民主党派、媒体与社团之上的，即没有这样的监督与制约。海外民运社团是唯一监督与制约政治组织，不可或缺。
2、三十余年来，海外民运的存在，始终发挥着反对与制约中共 集团的作用。「八九民运」之前，中国宪法没有人权意识与概念一说，海外民运在最初十余年，在与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和推动下，胡温执政时期，中国首次提出「人权」原则，并写入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在营救与声援国内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运数十年来不断的在做营救工作，发动过无数次的唿吁签名，示威抗议，拜访各国政府递交陈情书。从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王策、秦永敏、刘晓波、刘霞、胡佳、高智晟、维色，到王炳章、郭飞雄、伊力哈木等，几乎所有知名的落难异议者，中国海外民运都曾竭力地为他们在国际上发声，组织营救。
3、中国海外民运处在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中。八九民运以来，我们所遇到的国际大环境：西方国家希望与中共在经济上紧密合作，共同发展。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允许中国加入世贸，德国默克尔执政时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经贸务实，人权务虚」。传统的来说，民主国家促进中国民主化：一是「和平演变」模式，即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中，通过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及人民民主参政意识的提高，通过非暴力方式，从威权体制或其他非民主政体过渡到民主制度的过程。这种模式强调通过谈判、制度改革、社会共识和渐进式变革来实现政治转型，避免大规模暴力沖突或社会动荡。比如：波兰、韩国、南非、台湾等模式。现在看来这条途径被中共堵死了。二是「中央集权旧体制的解体」模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危机下，通过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瓦解中央政权的方式，最终导致国家分裂与解体。成功案例有前苏联崩溃与解体，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分裂等模式。这一模式同样成为「解体中共」的策略与方案，即从政策、政治、经费、国际关系等方面，全方位帮助与支持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独立运动，这就是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这与孙中山、毛泽东时期闹革命，分别得到日本和前苏联的支持与帮助大相径庭。而这几十年来，中国海外民运显然被西方民主国家冷遇、或者说疏忽了。
成功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诚如严家祺指出：「……中国也会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这就是过程。
老万的朋友遍天下
苏晓康说：「老万走了，我没想到他的人缘这麽好。」
民阵总部召集人王国兴说：「老万在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朋友，每个朋友的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老万。」当一些朋友回忆老万时，情不自禁、不由自主表达了自己与老万关系最亲近。王国兴说：「老万总让人觉得在老万众多朋友中，自已同老万关系是最近的。这就是老万的高明之处。」
其实，这源于老万人格魅力，智慧灵动。老万是民运圈的智者前辈，他的身上总是闪耀着一种睿智、亲善与魅力的光环，他虚怀若谷、与人为善、敢于担当。老万与人谈话时总是娓娓道来，话语中不乏闪光的真知灼见。特别可贵的是，他总能在交流时给对方留下空间，令这样的沟通充满活力。老万的威信源自德与才，凝聚力源自善与情。
有诗云：「流水高山心自知」，即：如流水与高山那般的知音之情、志趣之契、信念之坚，不需多言，唯心自知。是人与人之间的知己之情，也是人与自我、人与天地之间的共鸣。谁不会被这样的共情所感动和吸引？
要说笔者与老万的关系，也是为他的德才善情所倾倒。其实人的关系往往不是受命令制约，而是受情谊与信任牵引。2008年我参加洛杉矶民运大会，老万得知后，让我去旧金山看望他。2014年老万回到了巴黎，要我去见他，当时我与王策一起去拜访了他。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交往与合作。创建欧洲之声网络媒体后，老万、廖天琪和我断断续续作了三年「闲话三人行」专栏节目，在台湾的锐传媒，美国的Yahoo、Yam，及欧洲之声刊载，赢得了不少好评。
永远的怀念与传承
台湾驻欧盟、比利时代表处谢志伟大使传来书面稿，他写道：「我们能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最大境界就是以行动告诉他『润南兄、前辈，您已前仆，吾当后继！』润南兄曾创『四通』公司，四通桥为四通公司所捐赠，『万四通』谅必隐指『万事通』，润南兄的人格行谊代表的正是一座四通八达的大桥，落落大方地𠄘担重任以帮助人们跨过桥下的恶水，正是『万事若善上若水，千夫所指无疾终。众志成城中流柱，心有灵犀无师通。』
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主席、英国中国观察协会理事长王冠儒的发言：「在这个网络全球连线的追思会上，我们不仅是在缅怀一位逝者，更是在致敬一种精神：敢为人先、追求正义、为了更大的理想而坚守。万先生的一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民运探索、海外声音凝聚的一个缩影。……从他身上，我们学到：时代唿唤责任，社会期待行动。」
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顾问黄华说道：「万润南先生的一生，是一段中国知识分子从理想到流亡、从风华到孤旅的见证。他出身名校，投身科技与企业，是那个时代改革的象征。然而，当国家的命运滑向专制与压抑，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说真话——哪怕代价是自由、故土与安宁。……让我们以沈默致敬，也以行动纪念。愿先生安息于自由的土地，愿他生前渴望的那片自由天空，终有一日照耀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从字面来说，桃树、李树虽然不会说话，但因为它们的花朵美丽、果实可口，吸引人们纷纷前来采摘，自然就在树下踩出了一条小路。意即：一个人只要真诚笃实、品德高尚，就自然能获得人们的敬仰和信赖，不需要刻意张扬。
老万虽然离去，但他的美德、他的信念、他的教诲，将在世人心里种下种子，就会发芽生长，他的精神将永远传承下去。
資料來源：《歐洲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