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自由民主人權之聲

Voice of Freedom Democracy Human in Tokyo

春天的呼唤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一部分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二月号

陈力 芦苇

 

序: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沉重的国门打开了一条缝

中国大陆沉重的国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

这是一九七九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破天荒地送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他们满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造成的深刻的创痛和伤痕,步履蹒跚地踏上了被中共诅咒为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的土地。

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对中国大陆社会来讲,是一个既充满了转折的新机、而又潜伏着危险的变数的时期,随着统治中国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一代暴君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在专制政权中,一度出现了权力真空,中共上层因陷于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争权,而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舆论的压制,就在这政权形式变更的空隙中,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思和求变的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回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请愿,农民、复员军人的反饥饿示威,含冤受屈者的上访告状等等。这一切,就为中国的新一波的民主运动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生存、成长的空间,于是,自“四·五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一直出于沉寂状态的中国民主运动,又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生气蓬勃地发展起来。

和“四·五运动”一样,北京再一次成为全国民运的中心,西单的民主墙代替了天安门广场前洁白的花圈和挽联。和“四·五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已经站在一个更成熟也更解放的思想高度,不少大字报开始冲破毛泽东思想的禁锢,它们不但要求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要求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共产党执政三十年的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提出了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言论自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点,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体制改革必须走民主化道路,反对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等建国大计,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党专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中共提出的“四个坚持”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其间,邓小平也出于向凡是派夺权的政治需要,暂时容忍了“民主墙”的存在,并提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民主运动借其声势得到了更多迅猛的发展。民主墙的继续伸延,是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的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刊有五百种之多,当时较为著名的有《四五论坛》、《探索》、《沃土》、《北京之春》、《人民论坛》、《中国人权》、《群众参考消息》、《今天》等,这些民办刊物,虽然其内容和印刷水平都不很高,但它出现在中共统治的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其政治意义要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大得多。它标志着人民的民主意识已经觉醒,并试图打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缺口。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敏锐的思想深度和组织才干的优秀的民运人士,如魏京生、傅月华、徐文立、王军涛、任畹町、胡平、陈子明、刘青、路林、王希哲、何求、傅申奇等。

但是,这一时期就如昙花一现一样,很快消失了,危险的变数终于又再度扼杀了转折的新机,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又再度把中国大陆社会纳入专制体制的轨道,“民主墙”已经失去了为中共派系斗争所利用的价值,并成为威胁其政权的主要危险。

也就是这一年,中共控制了“四个坚持”的缰绳,开始收紧了对思想舆论阵地的控制,并运用法律手段,宣布凡未经“注册”的民办刊物一律为“非法”刊物,不久后,又对“非法刊物”再度施压,上纲成“反动刊物”,并在该年一月逮捕了傅月华,三月逮捕了魏京生,四月逮捕了任畹町,九月封闭了“星星美展”,十一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而后,在八零年和八一年对中国民主运动展开了更加凛冽的镇压,一方面,通过对“苦恋”电影的批判,冷却了“伤痕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八一年三月,中共正式下达文件,全面取缔民办刊物和逮捕民运分子,又一批民运斗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刘青、路林等,一个一个都被送进了监狱。

在中共庞大的专政机器面前,这一波以西单民主墙为主题的民主运动的高潮结束了,但镇压却更进一步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因此变得更为尖锐,民主运动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在专制的压力下面,他们只是被迫转入了地下,并随着沉重的国门的开启而流向了海外。

因此,在海外建立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绝非偶然,而是当时中国大陆政治冲突的必然趋势,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就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国之春》杂志创刊号在美国纽约的出刊,并在一九八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更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十年来,“中国民联”经历了由幼稚到逐渐成熟的曲折复杂和自我完善的成长过程,坚持不懈地汇集国内、国外的民主力量,不断揭露和冲击中共专制体制,传播民主思想,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是一群愿化作惊蛰之雷的留学生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中国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王炳章的学生,他踏出了国门,来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学习,一九八零年一月注册为研究生,一九八二年九月,获得了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实验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就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对于王炳章作为留学生毅然参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动机,王炳章在他的题名为“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中,有清楚的阐述,他写道:“我是一名中国医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校时参加文革,当过红卫兵头头,发觉上当而隐退。毕业后,以“老九”放逐于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当年西天取经的晒经石旁,慕玄奘出国学经之胆略,抒屈原“离骚”之情怀。……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费留学,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国集训期间,西单民主墙运动蓬勃兴起,给祖国带来了初春的气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陷于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国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语重心长地嘱托:在国内,你已在医务界崭露头角,今天,你飞出了牢笼……在民族需要时,你应成为一个医学挽留不住的人。”(见《中国之春》创刊号王炳章:“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王炳章的这段自述,体现出他和中国民运的血缘关系,事实上,以后很多加入“中国民联”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出国人员,都有着同王炳章相同的经历和感受。

王炳章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繁重的学业,并未挤掉他对中国形势的关注和对民运问题的研究,随着中国大陆形势的日益严峻,魏京生的被审、王希哲的被捕,“苦恋”的被批判,使他更感受到“医学挽留不住”的沉重的责任感。这时,他认识了另一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李林(磐瑞文),相同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抱负,使他们结合到一起了,这一段时期,他们围绕着如何在海外筹建中国民运组织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总体构想、策略研究、草案计划以及争取捐款等等。一九八二年九月,王炳章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十月,他便携带着成立《中国之春》民运组织的计划来到了纽约,也许纽约是世界上的最大都会的缘故,使他认为这里是开展海外中国民运的最合适的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宦国苍和梁恒见了面。宦国苍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我与王炳章长谈了几个小时,内容是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个反对派组织,将国内被镇压的民运活动进行下去。我当时也觉得有在海外发展民运的必要……王炳章先生说服了梁恒先生,然后王、梁二人一起说服了我,同意合作共事。”(见《中国之春》第一一六期宦国苍:“我与中国之春”)宦国苍还写到:“王炳章先生是带着一个计划来纽约的,他是《中国之春》的真正发起人。他提议,为了继承北京之春民主墙运动,这个组织应命名为《中国之春》。”

十一月十七日,王炳章作为《中国之春》的对外发言人,在纽约希尔顿旅馆五二四房间举办了首次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美联社”、《美洲华侨日报》、《申报》、《世界日报》、《北美日报》、《中国时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以及“路透社”、“中央社”等,中共的“新华社”也接到了邀请信,但拒绝出席。会上,王炳章宣布了两件事情:一、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倒下去,她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重现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喉舌——《中国之春》杂志即将创刊发行;二、王炳章本人决定弃医从运,专职从事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几乎纽约所有的英文、中文报纸,都以显著版面报导了这一消息,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效果。之后,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匹兹堡消息报》、《华盛顿时报》,加拿大的《环球报》、《蒙特利尔消息报》、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世界报》、《自由》杂志、法国的《解放日报》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大报,均对《中国之春》都作过不同程度的报导,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代表《中国之春》,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和阐述《中国之春》的宗旨。这一次演讲同样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效果,据《中国时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报导:“演讲会于晚上七时开始,到九时三十分结束……哥大物理系大楼四二八室只能容纳二百个座位的空间,为将近四百名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整个演讲会显得十分平静,听众倾听王炳章的谈话,间或出现掌声及笑声,没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态度对待他。观众的发问透过字条传达,由王炳章作选择性的回答,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追问,全场自始至终,除了主持者的程序处理之外,皆是王炳章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也就是在这个演讲会上,于一九八一年就在纽约成立的另一中国大陆的民众团体“纽约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现更名为“中国移民协会”)发表了声明,强调“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将配合《中国之春》,全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声明指出:“中国大陆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团结海内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声势,克服万难,坚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国之春早日实现。”“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诣会”,其成员是由来美的中国大陆移民及留学生组成,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师、艺术家、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该会的第一任会长薛伟(当时以留学生身分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及现任会长杨怀安(教授、访问学者),后来均成为“中国民联”的重要成员。

这之后,《中国之春》便把工作重点放在留学生身上,不失时机地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德州农工大学、休斯敦大学、南迈阿密大学、马利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伊理诺理工学院、匹兹堡大学、康乃尔大学、布朗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及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进行演讲或参加有关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使各国人士对《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少中国大陆留学生也因此加入了《中国之春》的行列。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国之春》创刊号出刊了,该期的主编为李林(磐瑞文),执行主编为黄立(宦国苍),编辑有五名来自国内、四名为中国留学生,其实真正进行《中国之春》编务工作的,是李林、黄立、王炳章、梁恒以及打字员徐晓云五人。发表的主要文章是:“发刊词”、“告海内外同胞书”、《中国之春》编辑部第一号决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回顾和反省”以及王炳章的“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中国之春》通过“发刊词”说:“《中国之春》是在中国民主自由这棵希望之树的幼苗被邪恶势力砍倒之后,从伸延出来的根上,生长出来的一棵新的枝芽。她的根深扎在国内,能够直接吸收祖国大地的营养;她的枝叶发展于国外,能够沐浴更多的自由与民主的阳光。”并在“告海内外同胞书”中,阐述了《中国之春》的宗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于历史的转折的开头,《中国之春》毅然举起反对封建专制,反官僚特权的旗帜,为在神州大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人权鸣锣呐喊。”

该期杂志和后来越来越办得精美的《中国之春》比较起来,显得即粗糙又简陋。但当时的编务人员却为之倾尽心血,这一点,在该期的“编者的话”里,有真诚的坦露:“《中国之春》创刊号终于出现在读者面前了,虽然这个刊物在我们心中酝酿已久,但当我们投入工作时,却发现我们在海外创办一个刊物的实际工作经验实在太少,虽然我们得到一些热心朋友的协助,我们仍觉得这个创刊号比我们预期要达到的水准还相差太远,这只能怪我们的经验不够和人力不足。”

《中国之春》永远忘不了那些给它以无私的热情支持的侨界朋友们,当时,为了把宣告《中国之春》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开好,“时代周刊”杂志的资深研究员姜敬宽先生四处奔波,向美国的重要报纸和新闻社发送信息,并亲自安排,商讨开会地点,并在会上充当义务翻译。前“华语快报”社长、现香港“百姓”杂志社主编陆铿先生,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之春》在香港迅速打开局面,印刷并付诸发行。“世界日报”资深记者李勇先生,热情地带着《中国之春》人士走访华埠的每家商店、企业、并吁请他们的支持和捐款,曾任过中华公所主席的梁声泰、梅伯群、陈炳基等侨界领袖,经常把《中国之春》人士请去开会,促膝交谈,对《中国之春》的成长至为关心。另外,和《中国之春》建立起朋友关系的还有不少侨界人士,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报人,如:陈香梅、许倬云、余英时、郑竹园、夏志清、唐德刚、段克文、司马璐、丛苏、邱宏达、谢扶雅、孙启堂、郑心元、徐松林、阿修伯、李东勃、杨文瑜等。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最早的几期的《中国之春》的印刷,都是交给纽约的EXPEDI印刷厂,该厂老板陈宪中,是纽约文化界的名人,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老保钓分子,同时也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主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他不仅同意以赊帐的方式承印《中国之春》,还亲自和编辑们一起安排版面、贴邮票、送杂志。编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说,那时,我们在美国连怎样打字、排版、找美工、做版、清样都不会,所以,每当把稿样送到陈宪中先生的办公室,心里就忐忑不安,深恐他嫌我们功夫浅,糟蹋了他垫出来的纸和人工,但他总是鼓励我们,笑嘻嘻的,甚至帮助我们做琐碎的事情。

那时,《中国之春》的编务人员,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他们每月的工资仅四百元,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房租昂贵的纽约还不够租一间象样的住房,但每日的工作量却在十多个小时,往往是一扑在办公桌上,就从早直忙到深夜,据第二期担任主编的汪岷回忆道:“宦国苍住在全市最穷的哈林区,我和王炳章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间旅馆不像旅馆,学生宿舍不像学生宿舍的屋子里,《中国之春》第二期、第三期就是在这个宿舍里编出来的。”(见《中国之春》第一一六期汪岷:“中春人”)。薛伟回忆道:“我的一部五百美金买来的旧汽车,成了接送王炳章到机场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一次刚送他去肯尼迪机场,回来的路上汽车方向杆失灵,差一点酿成大祸。”(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薛伟:“早春的日子”。)可见当时《中国之春》在经济上的窘困状态。

《中国之春》创刊号问世后,在纽约的华人社会,其争购、抢阅的情景,简直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曾担任过义务送寄杂志的薛伟写道:“我还开车到纽约的中文书店和杂志摊逐一发行寄卖,受到热烈欢迎……有一个联谊会的会员王仁杰老先生,在自己的地摊上叫卖《中国之春》,半天就售出了一百本……由于第一期供不应求,后来又加印了两千本。王炳章见到《中国之春》杂志如此受欢迎,非常高兴,决定从第二期起将一元一本的售价提高到二元五角。”(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薛伟:“早春的日子”)为杂志销售价一事,当时《中国之春》内部还曾引起过一番争论。

随着创刊号的发行,以及《中国之春》人士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讲,宣传,《中国之春》不仅在留学生中,同时也在中国大陆的移民及其华人社区中,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感人的,那时,《中国之春》在唐人街孔子大厦建立了第一个公开联络站,并设立了两个邮政信箱,但是,当《中国之春》人士第一次去取信时,邮政信箱却空空如也。大家心里正在纳闷,向邮局查询,才知由于信件太多,邮递员简直无法送,只有改用邮袋来装。那天用汽车运来的邮件就有足足两大袋,人们对《中国之春》的热烈反应,充分说明了民主的理念深得人心。来信有寄自美国、台湾、香港、日本、欧洲各国的,甚至也有极少数寄自中国大陆的。一位叫陈伟宝的留学生写道:“你们勇敢地发起了这一运动,提倡实行民主,使我内心的挣扎,产生了一个归向,希望你们《中国之春》成为我的精神俱乐部,更盼望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都来支持,把《中国之春》运动发展成为救国事业。”日本华侨陈明照写到:“您们在美洲创办《中国之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接棒有人。无论中共如何地残酷迫害,民主运动坚韧不拔的根枝总将吐芽、开花、结果”(均见《中国之春》第二期)尤为可贵的是,有一位刚移民来美的车衣厂女工,由于文化低,字写得歪歪斜斜,信内附有十元美金,她说:“在报上读到有关《中国之春》的报导后,激动得流泪,中国要民主,这是人民的心声。……我才从中国大陆移民出来,在车衣厂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我愿意拿出一点钱来,作一个小小的贡献,今后,只要我还活着,能做得动活,我都要为《中国之春》做一点小小的捐献。”当然,来自反面的意见也有,比如,有的来信谩骂《中国之春》和王炳章是“叛徒”,“民族的败类”等等,这类信件,一些可能是受中共在海外的团体的唆使,一些也可能是出自他们自身的认识水平,但不管怎么说,一石惊浪,各种意见都表达出来了,这也证实了《中国之春》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造成了影响。

自《中国之春》第二期起,也就是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国之春》正式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总部”的名义,发表了第一号和第二号公告,第一号公告公布了《中国之春》联络站的活动宗旨,即:一、宣布《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观点与立场,联络、汇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断壮大组织力量;二、协助《中国之春》杂志,并为《中国之春》杂志写稿、组稿;三、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组织国事讨论及演讲会。利用一切形式、包括文艺活动、联谊活动等,扩大宣传;四、服务海外华人,如帮助大陆留学生、新移民解决入学、就业、居住等问题;五、运用各种渠道作到外情内达,内情外达,将《中国之春》杂志及信息传入中国大陆,并协助将国内消息及稿件带到国外,以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六、为《中国之春》筹款”七、定期向《中国之春》总部汇报并向其他兄弟联络站交流活动情况。在“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之春》就有了一定的组织规模,并出现了一批有理想、有献身精神、有较好素质和一定工作能力的基本队伍,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亦有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如:姚月谦、黄拔、吴俭祥、刘梓 、林燕君、谭纯、薛伟、杨怀安、汪岷、李然、刘万祯、兰剑、吴俭祥、高春泥、郭晓佐、汪洋、杨云、郭平、林憔清、怡文、沙林、南明、冯斌、马汀等人,相继在美国的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休斯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匹兹堡、新泽西州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香港和澳门、欧洲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都建立联络站。与此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中国大陆,一些中国大陆的省份和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河北、四川、湖南等,也有了秘密联络网络。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国之春》第三期在其社论中,提出“彻底变革中国社会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提出政治上的五项主张,即:一、废除一党专政;二、党、政、军、法分离;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四、各级民意代表及各级行政首脑应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五、实行联邦制,制定新宪法,解决祖国统一、香港及少数民族地位的问题。经济上也提出五项主张,即:一、终止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实行指导性市场经济;二、在工业、农业、商业及其他经济领域,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同时存在并在平等地位上互相竞争;三、制订明确法律保障私人财产、私人投资和私人企业;四、企业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职工委员会管理,党委不能领导职工委员会。五、农民对土地有拥有权和使用权。其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于该期首次以宗旨提出,并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即《中国之春》第八期发展成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八字方针”,正如王炳章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一文(见《中国之春》第十期)中指出的:“‘八字宗旨’的提出……简洁、鲜明地概括了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宗旨,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呈现了巨大的凝聚力。”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的政治组织,在“中国民联”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章程总纲的第二条里,就明确指出:“本联盟以独立自主为准则、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国、共两党和其他政党在内的民主力量),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见《中国之春》第十期)但在成立之初,在国共两强的夹缝中生存和成长的《中国之春》是极为艰苦的,一方面,它来自中共刻意的造谣、诬蔑和混淆视听,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些人士的认识上的错觉及误解,使《中国之春》的独立立场履遭歪曲,对此,《中国之春》为捍卫自身的独立形象和独立立场,做了一些必要的澄清、阐明,对一些恶意中伤的谣言也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驳斥。

《中国之春》杂志的发行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出现,自然给中共政权以震撼。虽然《中国之春》从诞生起就采取和平、理性的态度并积极采取同中共对话,但中共却对《中国之春》极端地敌视。自中共执政以来,对其政治异见者无不采取铁血镇压的残酷手段,故在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是难以生存的,遑论反对派组织,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却以组织形式,顽强地、蓬勃地出现在中共权力所不能触击的美国,这对中共来说,当然是既叫他们震怒又叫他们感到棘手的事。从《中国之春》举办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共控制的“新华社”拒绝出席始,中共便明确地表明了他们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为反革命组织”的立场,而这种立场,直到“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发展为“中国民联”的十年后的今天,仍未有丝毫松动。

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同步而来的,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同中共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因为主要战场是在美国,故中共无法施展其镇压机器,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一些“朋友”或其资助的报纸等,施出造谣、诽谤、人身攻击等手段。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之春》假希尔顿饭店五二四号会议室宣告诞生成立,紧接着,便有一些人和一些报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说《中国之春》背景不简单,因为希尔顿饭店是纽约第一流旅店,如果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强有力的经济来源的支持,《中国之春》的人怎能住得进去和利用此地开会呢?并且还谣传出在希尔顿旅店开会时,有一位健硕的美国“保安人员”陪同,由此,他们进一步称《中国之春》实际为“美国之春”,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手操纵和控制的。为了澄清谣言,《中国之春》专门撰文作了阐明,指出:首先,《中国之春》没有任何人在希尔顿旅店住过,为了开会,《中国之春》人士住的是最廉价的旅馆,每天为二十元,而且只有两张睡床的房间,就容纳了四个人,两人睡床,两人睡地板,此种情况,不仅为许多记者亲眼所见,亦有单据为证。再,希尔顿旅店的五二四会议厅是临时租用的。租金为一百五十元,加税两元,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资助五十元,另一朋友资助一百零二元。至于那个被描写的活灵活现的“美国保安人员”,说穿了实在使谣言的制造者显得又可悲又可笑,他是希尔顿旅店专门负责安排出租会议室等方面事务的总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头天下午,他还不太愿意将会议室出租给《中国之春》,担心记者会发布的新闻是否有“爆炸性”,引起骚动或危险,影响到希尔顿旅店的安全。经过一番耐心的说服,他方才勉强答应借租。开会期间,由于他放心不下,常到会议室来看看,没想到竟被一些报纸“笔底生花”,写进“一个身强力壮的保安人员”参加了记者招待会的“神话”里去了。

这一谣言刚被戳破,另一谣言又接踵而来,当时,《中国之春》有两个公开的邮政信箱,其中一个设在纽约的洛克非勒中心邮局。殊不知,就是这个小小的邮政信箱,竟引起了一场风波。某报文章称:“民运”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信箱应该设在华埠附近或上城区的哥伦比亚大学邮区,怎么会设在少有华人居住的中城洛克菲勒中心呢?后来,传言越演释越玄,竟被说成《中国之春》的办公室也设在“洛克菲勒中心”了,并进一步提出质疑,似乎成了《中国之春》得到了美国方面资助的“有力的证据”。当然,事情虽只是一个小小的邮箱引起,但隐藏在后面的却是充满杀机的激烈的战场,为了保护《中国之春》的声誉,《中国之春》不得不又着文戳穿这一谣言。

这时,中共开始在中国大陆内部传达《中国之春》的问题,指出“王炳章等人创办的中国之春系由台湾国民党方面泡制”。最早对《中国之春》发表意见的,是中共高层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他在访问法国时,就明确指出,“台湾”方面的国民党是《中国之春》的“后台”。无独有偶,又有一家由中共资助的美国华文报纸,紧跟中共的腔调,无中生有地刊载了一篇文章,指《中国之春》某成员,在《中国之春》诞生之前,曾秘密赴台湾和国民党当局会晤。言下之意,指《中国之春》是国民党“反共”的“御用工具”。在《中国之春》的驳斥下,这家报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之春》的人在何时、从何地、用什么方法去台湾的?

这些谣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中国之春》和美国或台湾国民党连在一起,把它说成某一政治势力的“御用工具”,进而达到歪曲、扼杀民运、阻扼民众的效果。  更有甚者,中共还采取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的手法,抹黑《中国之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假借一家号称持中间立场的报纸的版面,发表了中共新华社采访的“石家庄长安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谈话”,这篇稿子是中共驻美的新闻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该谈话针对的并非王炳章的政治理念,而纯粹是揭露王炳章在中国大陆所谓的“生活作风和品质问题”。与此同时,又有两家报纸刊登了王炳章的前妻“王玉兰”的公开信,称王炳章如何“行为不轨”、“不讲良心”,劝他“悬崖勒马、回头为好,赎罪自有机会,否则下场不堪设想”等等。在这里,中共所用的是一贯卑鄙的伎俩,为了斗倒其政治对手,就先在生活作风上把对方搞臭。姑且不论王炳章在中国大陆期间是否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作为一个地方副院长,职掌司法,居然在案件未经检察官起诉前,就对该案当事人口诛笔伐,大加定罪,显然是一种定罪于先的违法行为。仅此一点,就充分显示了中共有法不依同时又不懂法律,藐视、践踏法律的本质,也充分显示了中共将政治超越法律的不公正性。

中共利用“生活作风”问题对政治对手进行攻讦,将一场严肃的政治理念之争变成了庸俗、卑劣的人身攻奸,自然引起了有正义感的读者的不满,阿修伯着文道:“海外左派另一个打击中国之春的手法就是针对王炳章的婚姻问题大作文章。其实,王先生的个人私生活与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并没有绝对关系,不应混为一谈。”夏门在“斗臭岂能掩饰真相”一文中指出:“可惜的是王玉兰却被‘政治’利用了,而这一利用的结果,对王玉兰而言,乃铸成了再也无法弥补的大错与悲剧,中国新闻社就利用一介弱女子来做政治工具,实在是不可原谅之举。”乐轩在“评论《中国之春》案件本末倒置”中说:“然而,使人不安的是,围绕《中国之春》事件的讨论,似有由十亿人口的中国的大方面,降格为纯就该组织发言人的个人道德操守取代运动本身的意义之嫌。”“笔者希望,我们若确认王炳章乃欺世盗名之徒,宜仔细就此人的政见及作法引经据典逐点驳斥之,少在其三角关系上做文章。若有哪一天,中新社发出报导,引述马列理论和中国实际,驳倒王炳章的‘谬论’,则为国之大幸。”可惜的是,十年过去了,直至今天,中共除了对“中国民联”打棍子、戴帽子和强力施加政治高压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以心平气静的说理态度,来驳倒“中国民联”的“谬论”的。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海外的蓬勃兴起,在那一段时间内,确实给中共以激烈的冲击,特别是使中共派驻美加的外交部门措手不及、懵头懵脑乱了方寸,他们在对待留学生和出国人员上,简直手忙脚乱,如惊弓之鸟。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明,一件是中共公派出国的地球物理学家刘铣冰,摆脱了中共的控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申请在加拿大居留,他发表公开申明称,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受到《中国之春》的鼓舞。而另一名中共公派留学生陈振雄,到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领取旅行文件时,被突然劫持,并押返中国大陆。稍后,还有一名留学加拿大的公费女留学生崔城玉,在被中共领事馆迫令接受监视居住后,亦自杀身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在旧金山,中共突然召回五名音乐学院的交换学生。这五名留学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计划留学四年,却在只过了十三个月后,突然不明不白地被中共方面通知结束留学计划,没有多久,他们亦在中共领事馆的监督下离开美国。而很明显的是,这些被遣返的留学生,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得罪了中共,他们或是《中国之春》的支持者,或是企图“叛逃”分子。上述四椿不寻常的事件,均发生在《中国之春》宣告成立的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这反映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确已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中共外交人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激烈手段和强制行动,证明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所造成的强烈效果。

《中国之春》从创刊号发行起,即开始小心翼翼地着手建立各种向中国大陆输送杂志、讯息的渠道,以及在中国大陆设置秘密联络网络,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困难和充满危险的,但仍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共对《中国之春》向中国大陆的渗透采取了特别防范的措施,据美国“华语快报”和“北美日报”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载:中共海关给美联社北京分社一项通告,称:“根据邮递条例,我们已经充公了两本由美国寄给你们的《中国之春》杂志,因为这份刊物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和卫生上,都是对中国有害的。”这充分表现出中共对《中国之春》的惧怕和提防的心理。

总之,《中国之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但是,无须回避的,在《中国之春》内部,也充满了复杂、纷纭的问题,可以说,自它成立之日起,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处于一种内部的时起彼伏的纠葛、争吵乃至激烈斗争的状态中,以至有时甚至严重到影响整个组织运作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对于其中的是是非非至少在目前,亦很难有明确的结论。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中共。中共在一本题为“无硝烟的战争”的书中,就明确地提出对待“中国大陆在国外的反动政治势力”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矛盾、区别对待、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他们是如何应用这一“重要策略”的,《中国之春》并不全面掌握。再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毕竟是一个处在幼芽时期的政治组织,在搜索内部的合理的运作形式的过程中,难免会引起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冲突。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一条最值得检讨的原因,是除了建立一整套民主运作的制度和相互制衡、监督的机制外,组织内部的核心领导人物的民主素养和锻炼至为重要,要自觉地、主动地服从组织内部机制的制衡,反对任何方面的“独霸作风”和“黑箱作业”。

从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中国之春》诞生,到八三年十二月“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就出现了二次分裂,第一次是《中国之春》创刊号发行前不久,李林、梁恒、宦国苍先后宣布退出《中国之春》,四名最早为《中国之春》做出奉献的人就走了三人。之后,在王炳章的主持下,再组总部,第二批总部的工作人员有王炳章、汪岷、张伟、杨怀安、马汀,但工作不到半年,双方就矛盾激化,张伟、杨怀安、马汀又被迫离开,汪岷虽留任到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亦不欢而去。由于《中国之春》在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号召力,立志投入民运的大有人在,人事上是不会枯竭的,所以,王炳章仍不愁重新再做人事安排,正因为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之春》的人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当然其中也不乏主动请辞的人,但大多是满怀希望地进来,败兴失望地离开,还有的人走了,就再也不同《中国之春》来往与联系,这样不和谐的状况,当然是不能视之为正常现象的。

王炳章在“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他谈到:“我们还应该深刻地检讨一下中国之春运动总部的工作机构曾出现过的两次分裂……总部负责人应承担的责任是:运用干部不慎、民主修养不够、未能及时健全各项制度以及对个别人员的工作安排不妥。”他又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对以下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民运人士要在运动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民主意识;二、民运人士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三、民运人士要勇于面对矛盾,面对现实。”他说的都很对,和他的反对者宦国苍说辞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理论上的共识却阻止不了行为上的分裂,这一点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宦国苍说,他在辞职并宣布退出《中国之春》时,坦率地谈了他对组织的看法。他说:“《中国之春》(民联)及海外民运有没有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呢?据我的观察,下述几点也许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一个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不是家族制企业。需要在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运作、监督机制,特别防范在财务、人事及内部选举上的漏洞及作弊;第二,草根组织运作的重要性应远甚于‘明星制’运作。任何‘明星制’只要他或她是组织成员,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衡。“名人”政治对政治流亡组织的害处大于益处。第三,民运刊物应该是一个民主论坛,而不应该是自我或相互吹捧的工具。有争论应平等地发表双方观点,而不是或者只让一方发表批评文章,不许反驳,或者以‘编者按’的形式来冒充‘公允、客观’的一方,打另一方。不然的话,它就与一党专制下的党报一模一样,第四、民运人士要守法。如果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肆意触犯刑律,与黑社会狼狈为奸,还谈什么‘民主’呢?第五、民运组织与民运人士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而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与媒体的监督。如果认为非民运团体或成员就不能批评民运人士,那么就等于说不是共产党就无权批评共产党干部。我相信,套用这种逻辑的朋友也许能‘谈’民主,但却不会实行民主。从本质看,他们与他们所反对的体制没有区别。”(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宦国苍:“我与中国之春”)

反对者的意见是可贵的,宦国苍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意见:一、必须注重和加强组织内部的建设,即建立一整套适合《中国之春》的民主运作的制度和监督机制;二、使所有组织内部的人,包括组织核心的领导人物,都要受制于这个监督机制之下。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兴起之日,就已经严肃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但现在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毕竟还处于草创时期,对其不完善或不具备的各项民主制度及制衡措施,人们尚可因为其“幼稚”而予以谅解。

《中国之春》在成长,在前进,“愿化作惊蛰之雷”(王炳章语),这个不仅是王炳章的愿望,也是广大《中国之春》民运人士的愿望实现了,一批一批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怀着拯救中国、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热情,投身到“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行列中来,以惊蛰之雷的勇气和气魄,呼唤着中国的春天。

By fdc64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