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与好汉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第四部分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
陈力 芦苇
营救杨巍:荆轲般的勇士们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大约下午二时许,一个个头不高的戴着眼镜的年轻学生背著书包骑着单车匆匆离开了家门,临走时,他对她的母亲留下了一句话说:他是去复旦大学图书管还书的。
但谁知,他竟自此一去不返,神秘地“失踪”了。
这位年轻学生,就是“中国民联”的成员杨巍。
他是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其“罪名”是在美国加入了中共认为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并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上海学运期间,以“中国民联”(中国之春)名义张贴了所谓的“反动标语”,向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总部提供材料等等,因此,被中共认为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消息很快传到“中国民联”总部,“中国民联”即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一致认为营救杨巍是“中国民联”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民联”必须全力以赴、竭尽所能,以阻止中共当局对杨巍的迫害,保护杨巍的人生安全。“中国民联”认为,他们可做的两件事是:一、把杨巍案迅速公诸于世,利用舆论力量,揭露中共执法以私、违背人权的罪行,同时游说美国政府、国会,以造成对中共的国际压力,使中共不能肆意妄为;二、在适当的时机,直接派人闯关,以企在中共的法庭上揭露杨巍冤案,为杨巍辩护,同中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到达华盛顿,为营救杨巍展开了游说活动,他和黄奔、宗继祥等人一起走访了一些国会议员办公室,解释了杨巍案的全部过程,指出了中国政府如不合理处理杨巍案件,将导致严重后果,杨巍是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如果中共可以用“涉入学运”的理由把杨巍治罪,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把其他留学生治罪,特别是这次中国大陆的学运已经引发了在美留学生的千人签名活动。与“中国民联”一起游说的,还有以思佛曼为首的“中美人权协会”,思佛曼博士和一些有关的留学生,分别拜会了国会及国务院官员,就如何营救杨巍交换了意见。——通过这一次的游说活动,多名国会议员致函给中国政府或中国大使馆,向他们询问杨巍案的案情。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也较及时地给议员们做了回复。接着,美国国务院也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就杨巍一案与中共政府展开了交涉。
与此同时,美国各大新闻机构、报纸,都纷纷开始报导了杨巍案的情况,借助新闻传播媒体的推动,杨巍案愈来愈引起美国政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位参议员赫尔姆斯和狄孔西尼,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力促中共释放杨巍,并给中国大陆留学生延长居留权。议案提出来了,但要通过议案,必须有民意的支持,赫尔姆斯参议员办公室与“中国民联”联络,希望让民联发动留学生开展写信运动,支持该项议案。“中国民联”立即作了布置,六月一日,民联总部安排了加入民联的部分留学生,以“一群关心留学生利益的大陆留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封致各地留学生的信,通过联络管道,寄往散居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手里。六月上旬,赫尔姆斯参议员收到了大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信函。这次留学生的写信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该项议案在美国国会的辩论。
九月十七日,美国参议院就杨巍案和留学生延长居留案举行了一次“中国大陆人权听证会”,“中国民联”成员、杨巍的妻子车少莉,专程从德州赶到华盛顿,参加了会议。在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参议员立法助理翠柏莱特,把一块用中文写的“释放杨巍”的大牌子,竖到会议的前方,另一块牌子上,则用英文写着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名字。“国际特赦”组织在会上发言,认为杨巍属于良心囚犯,这一证词,对国会通过杨巍案是非常有利的。
十月三日,即国会将表决杨巍案的前夕,“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又来到国会山庄,为杨巍案的通过,进行最后的游说活动。十月六日至十月七日,“中国民联”通过盟内的留学生,发起向参议员打电话陈情的活动,这两天,有关参议员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秘书们只要一拿起电话,便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支持杨巍等留学生问题的修正案,希望议员投赞成票……”。十月八日,赫尔姆斯和狄孔西尼的关于“要求美国国务院力促中共释放杨巍”并给中国大陆留学生延长居留权的提案终以八十五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顺利通过,并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里根总统签署,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题案——美国自建国以来,国会是第一次用通过议案的方式保护中国大陆留学生。可以说,中国大陆留学生的问题,已经进入了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这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命运,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将带来一连串的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营救杨巍的活动,《中国之春》杂志开辟了“留美学生杨巍被捕案及其反响”的专栏,随时报到杨巍案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地对杨巍案的关注和营救杨巍的情况。
扬巍的被捕,受到震动最大的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自传播媒体报导了杨巍案以后,在美的很多大学的大陆留学生都议论纷纷,比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爱荷华州立大学、密执安大学、休斯敦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都举行了讨论会,他们不仅为杨巍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特别是在美国说了一些中共不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中共不喜欢做的事的学生,更觉得“心里没底”,唯恐回国后遭到不测,有的留学生原来已经打算回国了,但一听到杨巍被捕的消息,又留了下来。更有一些人心灰意冷,干脆向所在国政府申请了政治庇护。绝大多数留学生都认为,杨巍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他不仅无罪,而且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爱国青年。同时,大家也认为,不管杨巍触犯了何种法律,都应该进行公开审判,应该允许家人探望和中外记者采访。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杨巍案开庭审判的日子,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首次就“中国民联”和其主办刊物《中国之春》的问题,陈述了中共官方的观点。该文刊载在《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日的海外版上,该负责人称:“‘中国民联’是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组织。《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进行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宣传的工具。”该负责人又说:“我们不允许‘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活动,不允许《中国之春》在中国境内发行。对‘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秘密组织,一律予以取缔,在中国境内传播的《中国之春》一律予以收缴。……在国外参加“中国民联”后,又回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很多大陆留学生并没有畏缩强大的政治压力,继续为营救杨巍奔走。十二月中旬,有近百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签名的“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巍一案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公开信”,在美国各华文报纸及《中国之春》上发表,他们向中共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对上海市司法部门违法延期审判,做出说明;二、允许杨巍同学及其亲属自由选择律师;三、对杨巍同学的审判要公开进行,并给予他充分辩护的权利;四、允许海外留学生代表出席旁听及作证,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中国民联”也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给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转分院院长的公开信”,该信说:“一、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二、基于上述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并无违法可言。三、而今,未经审判定型,就认定‘中国民联’为‘反动组织’,是缺乏客观证据的主观指认,与法律程序是格格不入的。四、杨巍参加了‘中国民联’,并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是以主观指认作为起诉、定罪的理由之一,具有“有罪推定”的倾向,与“无罪推定”的公认法则不符。五、杨巍在《中国之春》发表的均是理性而有见地的富于建设性的文章,检方没有就文章全文立论,而是断章取义,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六、杨巍将他在上海目睹的学运情况寄送海外,投寄海外报章,加以报导,根据宪法,他是完全享有这份权利的。七、杨巍在学运期间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这些行为均为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八、根据上述列举的各项事实,证明杨巍并没有触犯法律,应该立即宣布无罪释放。
正当大陆留学生发表公开信、要求公开、合法、合理审判杨巍,并计划组团赴上海旁听审判以及杨巍妻子车少莉也委托律师要求前往法庭旁听之际,中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突然开庭审判,致使上述计划全部落空。中共在审判杨巍时,是很不光明正大的,在审讯之前,法庭只将审判的日期通知杨巍的律师,而根本不告知杨巍的亲属,更没有告知关心审判的杨巍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使许多本要到场的旁听人都没有到场,而来参加旁听的一百多人,却都是经过事先选定并安排好的人员。这是没有公开的“公开审判”,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谁能相信这种审叛是公正的呢?
杨巍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当时,“中国民联”并不知道杨巍案审判的准确日期,但他们估计会在十二月中旬到十二月底之间,“中国民联”总部决定派一名代表前往中国大陆出席杨巍的审判。但是,派谁去好呢?显然,派具有中国大陆身份的人是不妥当的,这有很大的危险性。最好是派有台湾或者其他国家身分的盟员,使中共难以下手。这正如《中国之春》在第五十七期社论中所说的:“民联拥有多种身分的盟员,这是民联持有的政治财富。不同的身分,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研究来研究去,选中了钱达。
钱达,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台湾旅美青年,具有台湾公民身分,毕业于台湾中原大学,获美国德州阿灵顿大学硕士学位,现在加州一电力公司任工程师。他是“中国民联旧金山分部”的成员。思想敏捷,行为干炼,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十二月十八日,“中国民联”副主席柯力思打电话给钱达,征询他的意见,当时,钱达有很多私事拖累,妻子有孕在身,何况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幼子,虽说他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但面对的是一个暴戾无常、变化多端的对手,此行仍前途难卜、祸福难料。但出于对中国的热忱和对杨巍的担忧,他几乎没有考虑,就毅然接受了“中国民联”交给他的任务。当天中午他就买了到上海的机票,立即启程。民联的另外两个成员林心声和杨云为他送行,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告别的时候,林心声和杨云说:钱达兄弟!你要勇敢、坚定、沉着,你要多多珍重!风萧萧兮易水寒,愿你早去早回还。
十二月十九日晚十时,钱达到达上海。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专程去探望杨巍的父母,向二位老人转达了海外同胞的问候。这时,他才知道中共将在星期一开庭审判杨巍。情况紧急,钱达又赶回旅社急电纽约民联总部,请求火速声援。同时,他又电告华盛顿总部驻北京记者,请他第二天赶到上海,以便召开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会。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晨七时,钱达老早就等候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八十半,法院工作人员才陆陆续续来上班。钱达向法院门外的行人以及前来的旁听者散发“中国民联致上海人民检查院要求无罪释放杨巍的公开信”,稍后,钱达走进法院大门,向接待人员表明自己是中国民联代表,出示了民联总部的委托书,要求作为旁听者进入审判厅。法院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将他带进一间房间。这时,钱达看见厅内还有十多个空位,他要求进去,却被法警生硬地拒绝,钱达在法院的走廊上,对围观的旁听人大声说道:“同胞们,我是中国民联的代表。现在法庭要审判的是一个政治犯杨巍,他放弃了国外留学和将来在国内的前途的机会,回国来作出了勇敢的牺牲。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份对中国很深很深的爱。……”但还不容钱达把话说完,他就被强行拉走。不久,他被送到楼上的另一小房间,由法院工作人员问话,并作了笔录,下午一时,又来了五、六个人,驾车把他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两个公安干部对他轮流问话,夜十时,他们接到了上级指令:“立即押解钱达出境”。随后,两辆汽车载着十多名公安警察,把钱达送回旅社,收拾行李、办理手续,二十分钟后,又把钱达送到机场,当晚没有班机,公安人员轮流值班监视了他一夜,于二十二日上午,送上到香港的班机,钱达才转机回到了旧金山。
钱达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直到抵达香港前,都无法和“中国民联”取得联系,民联总部的诸位领导人在电话前苦守了一夜,心情非常焦急不安。这时“中国民联”的另一成员刘梓桑挺身而出,自搞奋勇赴沪援救钱达。刘梓桑是被迫移居法国的越南华侨难民,具有法国公民身分,现在巴黎大学读书。刘梓桑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上海,此时钱达已被押解出境。刘梓桑代表民联总部、探望了杨巍的父母,当他得知钱达已安全返回,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在完成了其他某些任务后,也离开上海,返回美国。
杨巍被判刑后,“中国民联”的营救活动仍未停止,一九八八年六月,被国际特赦组织命名为“杨巍月”,同月,“援救杨巍行动委员会”在纽约成立,总召集人为杨巍的妻子车少莉。这个委员会里除了大陆留学生组织和民联之外,侨界的各团体也加入其中,如中华人权协会、大陆新移民联谊会、重光会、政治避难者协会、越寮华侨组织以及华盛顿的荣光会、工学会、台湾同乡会、中美协会、三民主义大同盟、学联等。六月五日,“援救杨巍行动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主持人为中华人权协会代表倪育贤。六月二十四日,在“援救杨巍月行动委员会”的召集下,近二百人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参加示威的民联成员有:“中国民联”主席胡平、监委主任薛伟、总干事丁楚、前主席王炳章、车少莉、杨怀安、任松林、吴方城、赵京、朱春福、郭城,刘欣虎等人。他们高举“杨巍无罪、释放杨巍”的标语牌,呼喊着口号。为中国民主长跑的英雄郭城首先发言,尔后,一名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名叫刘欣虎的中年人手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囚衣,这件衣服补丁盖补丁,已盖住了原来的颜色,重达几斤,还有一条毛巾,破得连抹布都不如。刘欣虎说,这就是他父亲在中共监狱的遗物。他父亲原是国民党政府一位看管国库的官员,后被共产党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最后在狱中不堪折磨,自缢身亡。刘欣虎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这些遗物,以及难友的血书和文字证据,辗转来到美国,他立志要向全世界控诉中共践踏人权的事实。刘欣虎的“活的证据”使人们大为激奋,把示威推向了高潮。紧接着,美国国会参议员赫尔姆斯和基尔曼发表了演讲,赫尔姆斯说:“杨巍今天不能在我们中间,但他是不会被忘记的,在这个国际特赦组织命名的杨巍月中,千百万人也在同时呼吁释放他。杨巍被捕了,但他的精神却鼓励着全中国人民。”
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的同时,洛杉矶民联支部、旧金山民联支部、休斯顿民联支部也分别举行了小型示威和向中共领事馆递交抗议书的活动。
一条好汉——为民主长跑的郭城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国大陆学运高潮迭起之际,“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分校进行了一场演讲,当时在场的有一名穿的脏兮兮的打工服的年轻人,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给人一种粗犷坚毅的感觉,他凝神倾听着王炳章的讲话,几乎入迷了,说到精彩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发出叫好声。
第二天,他找到了王炳章以及在总部工作的郑为民,向他们说:“听了你的演讲,我彻夜未眠。我有一个想法,我愿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跑遍全美国,跑遍每一个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去宣传民主,唤起海内外华人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心和意志。你们支持我吗?
这人就是中国大陆留学生郭城。
当时,王炳章等人都震惊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郭城说:“你们放心,这件事我已想了许久,我会说到做到的。我认为民主就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我要用我身上流着的炎黄子孙的热血和中华民族争民主的坚定意志去跑。我就不服这口气,我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骨气。所以,路上我万一遇到了不测,就是爬,我也要爬到目标。如果中国民主运动不能得到胜利,有一天我会宣布绝食跑,一直跑到死!”
这坚毅刚强的目光,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使王炳章和总部的人,都深为感动。
“中国民联”总部立即展开了对郭城为中国民主长跑的筹备工作。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郭城在纽约华阜,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郭城民主马拉松长跑的决定。在会上,他呼吁海外侨界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并通过长跑,来唤起海外华人的民族心和责任感。二月二十二日,郭城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及支持“大陆民运联合会”(中国民联的副属组织)所公布的“告世界同胞书第一号、第二号”。公开信说:“为请求停止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整肃并恢复他们的声望和职位,释放杨巍、林杰以及被抓的学生和工人们,我开始举行个人的‘民主马拉松环美长跑运动’,以表示为中华民族求民主求自由求人权的决心和意志,向全世界表示别的民族能做到的事,中国人也将会做到。”二月二十八日,纽约侨学界针对郭城长跑举行了座谈会,有感于郭城的热忱和大义,与会者慷慨捐款,并提出“一人一美元”建立民主基金的倡议,主动开始募捐。三月四日,在纽约中华公所,由侨界闻人杨爱伦女士主持,召开了“为中国大陆民主长跑”的誓师大会,侨界领袖、中华公所主席梅伯群表示支持,并祝郭城胜利完成长跑计划。
三月五日,是一个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的日子,十时整,郭城在自由女神前点燃了象征大陆民主自由的火炬,开始了长跑。
郭城的长跑路线由美国东部纽约起,绕美国南部,沿途将经过华盛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休士顿、洛杉矶,终点为西部的旧金山,行程三千里,跨越了美国四十四个州,二十七个大城市,接触了两千余人,到达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一共跑了六个月零八天。
“三千里路云和月”,这艰苦卓绝的长程,不是象当年岳飞的对外征战,而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对内的省思。他就象千年前的一位留学者玄奘一样,玄奘是为了中国开拓了宗教思想的领域,而郭城,则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思潮。正如一位华人学者所评价的“郭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忍人之所不能忍的折磨,一心一意要唤起中国的民主。郭城肩负着这时代的民主的经典,他深信,他每忍痛跨前一步,中国的民主也就多了一份希望。”(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三期高资敏“郭城的跑道”)
长跑组基本上由三人组成,一人开车尾随郭城,保证安全及饮食、休息等,一人在前方城市发动侨学界召开会议,进行民主宣传、募捐。
郭城的长跑不仅在全美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美国社会。短短几天内,“中国民联”就受到了近几百封热情洋溢的信,他们赞扬郭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民主运动的英雄,拥有五家餐馆的民联成员黄奔,不仅捐赠了一千元长跑经费,而且还捐助了汽车、录像机等。侨界领袖、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驱车十里迎接郭城,设宴招待长跑组,鼓励郭城。罗杰斯特大学的郑文杰(民联成员)、林宗儒、周汉昌等人,也连夜赶制了印有“为民主长跑”的背心和标语,并组织了包括美国教授在内的十余人的助跑队伍,其中郑文杰和陈欣两人还一直陪郭城跑了两天。三月七日,长跑组的汽车出了故障,一时也 不可能修好,才从大陆出来不到半年的留学生李信,把自己的车提供给长跑组使用,并志愿当司机。当郭城到达华盛顿时,受到了美京中华会馆主席李俊奇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为了更有效地支持郭城,各地华人还成立了“郭城加油俱乐部”,负责人为郑文杰,他表示:“‘郭城加油俱乐部’要为郭城长跑进行服务,向郭城提供国会众议员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制作印有RUN ACROSS AMERICAN 和FOR DEMOCRACY IN CHINA 的短袖运动衫,为长跑筹款。”郭城到达休斯敦时,受到了许华章等侨界人士的热忱接待,并举行了座谈会,此次在会上的募捐创下了最高记录,共计二千三百四十元。在达拉斯,郭城在谷祖华、牟承华等侨界人士的安排下,举行座谈,周孝儒医生还为郭城免费义诊,检查腿伤、背部拉伤,临走,捐送给郭城一双一百美元的高质量球鞋,以祝他长跑顺利。郭城到奥克拉荷马市时,这个华侨人数不多的小城,竟有一百多人来迎接他,当洛杉矶的华人得知郭城将要到达的消息时,中华会馆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两辆摩托车前面开道,高举“为民主、自由长跑”的标语,并有十数位华人团体的人士和郭城伴跑,场面十分热闹感人。郭城还接受了“中华之声”电台的访问,当郭城说到他父亲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迫害的苦难家史时,一位女性打电话到“空中交谈”,但还没讲几句话就泣不成声,因为郭城的事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亲身遭遇。郭城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此次民主长跑的终点——旧金山。这一天,旧金山象过节一样热闹,这个华侨聚居的城市,举办了“金门大桥迎郭城”的活动。下午一点左右,郭城到达金门大桥,他仍穿着那件陪伴他跑了三千多里的红色运动衫,只是经过六个月的风吹日晒,已经褪色了,不再有原来的鲜红。数百位华侨组成的伴跑团,陪着他跑了三千多里的路程,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六十三岁的老太太,也参加了伴跑的行列。郭城来到欢迎会场后,车少莉正进行“从杨巍案看中国大陆的法治”的演讲,之后,中美人权协会负责人、高资敏先生(书面发言)、郭城、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系教授兼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DR JAMES GREGOR 以及王炳章都做了讲话。王炳章说:现在,中国文化与民族命脉已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中华民族已丧失了民族魂。我们不崇拜英雄,可是我们要发扬英雄的精神,只有在海内外中国人心中,普遍地唤醒民族魂,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文化免于危亡。
郭城长跑除了激励了华侨的民主热情外,也使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界更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实质,故对郭城也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支持。在郭城题名为“用双眼谱写的梦里”,记叙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四月十三日,他在长跑的途中,遇到了一个胖胖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姑娘,他们问他:“你是为中国民主而跑?我看见了你背包上的字。”郭城回答:“我要到达的目的地是旧金山。”她们惊讶地睁园眼睛,说:“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太困难、道路太长了。你要小心点,听说南方有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郭城苦笑了一下,平静地道:“我也是疯子,为我的中国而疯!”在四月十四日的日记本中,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他在一家餐馆的吃饭时,三个老人斜坐在他的对面,他们听说郭城是为中国的民主长跑,又是兴奋又是惊讶,纷纷过来和他握手。他们走后,女招待员过来对郭城说:“你的餐费不必出钱了,那几个老人已经给你付了。”四月十六日,初春的阴雨夹杂冷风整天刮个不停,郭城身背行李、帐篷、手提少林棍在艰难地行走着,七个小时的跋涉,使他精疲力尽,双腿似有千斤重。过往的行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有几个好心的美国人趋车停在他的面前,自愿载他一程。但都被郭城婉言谢绝了。当郭城向他们谈到他长跑的目的时,这些美国人莫不啧口称赞,并希望中国大陆早日从共产党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和民主。郭城沿途也得到了许多美国政界人物的接见,如抵达路易斯安那州时,路州一位众议员听到郭城的故事深受感动,亲自陪伴他参观了州府大楼,并将郭城介绍给众议员大会。在奥斯汀,他拜会了参议员ARMBRISTER KEN,接受了当地电台的采访,在达拉斯,郭城在市府受到了副市长JOHN EVANS的表扬,并给他颁发了荣誉市民证和荣誉奖章,当地最大的英文报纸《达拉斯晨报》就此做了大篇幅的报导。在奥克拉荷马州,最大的报纸THE DAILY AROMOREITE 刊登了郭城在该市七十七号公路行进的巨幅照片。洛杉矶蒙特利市市长也亲自接见了他,还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状和市钥匙。
当然,郭城的为中国民主的长跑的活动也激起了中共的仇恨和恐慌。三月二十三日,刚从马里兰跑进华盛顿的郭城,顾不得劳累,与前来接应的薛伟、郑为民、李信一起,在当地中华会馆主席李俊奇的陪同下,前往中国的大使馆送“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大使馆的人员拒绝收信,并破口大骂,还威胁要叫警察,最后,郭城只好把信贴在大门上愤怒地离去。七月六日,郭城又前往休士顿总领事馆,递交一封致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件,也同样受到使馆人员极不友善的对待。教育领事罗福全起初还和他交谈,但在郭城的正义言辞面前,他几度理屈词穷,最后,只有频频赶他出去。郭城临走时把信放在桌上,但被罗福全扔出领馆门外。九月四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就郭城民主长跑发表书面声明,总领事馆发言人王少华称,郭城长跑是一场反华闹剧,所以,一、对郭城前往总领事馆请愿,总领事馆决定不予接待;二、外传中共可能会没收郭城护照一事,是没有根据的,总领馆不会那样做;三、郭城长跑,一直有幕后人士操纵。郭城九月九日写了“就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的声明致总领事的公开信”,他说:“一、为中国大陆民主长跑绝非‘反华’;二、民主长跑并不是‘闹剧’,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方式表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你们应该学会尊重别人,哪怕是你们的政敌;三、民主长跑是我个人发起的一种请愿式抗议的方式,并未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但我从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公开表示接受各党派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角度来支持接受赞助的。”(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五期)可以想见的,旧金山总领事馆同样以粗暴的态度拒收郭城的公开信。
郭城长跑是艰辛的。郭城并没有接受长跑训练,更不是什么运动员,在长跑开始不久即未到华盛顿的时候,腿部肌肉及韧带就拉伤了,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伤痛,居然还跑了四百公里到达了华盛顿。这时,他的腿伤严重到走一步路都痛得眦牙咧嘴的程度,使他不得不在华盛顿休养了数日,在此期间,长跑组也感到困难比原来预想的要多得多,因腿伤使长跑速度减慢,时间拖长,吃饭食宿所化的费用要增加,还有汽车也坏了,无力买新车,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再维持下去。但郭城并没有气馁,他说:“别担心,你们不陪我可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爬,我也要爬到旧金山。”他养了一下腿伤,就单枪匹马又上路了。郭城长跑是手握一根防身或防狗用的少林棍,自己背着近五十磅重的行李,当长跑组的人恋恋不舍送了他一程又一程,在离别时,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可这个刚强的汉子,却开朗地笑着,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一直朝前走了。他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必须一个人走了,为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它。”在后来的日记里,他多次记叙了途中的艰难险阻,他说:“路是漫长的路,天是酷热的天,人是孤独的人,但梦想却是美好的,”风雨中跋涉,异常艰辛,但对一个具有信念的人,它却显得是那么富有诗意,他写道:“美国的东部真是得天独厚。春天的雨水那么丰厚,到处都绿油油的,真让人嫉妒……我侧耳倾听林中树上的鸟叫声,像空中传来的音乐,是小提琴的高音弦的颤音?长笛悦耳清新的鸣声?黑管那委婉低沉的回旋?……”
对这样一个侠骨柔肠的好汉,天下还有什么事能难得倒他呢?
郭城,终于到达了他长跑的目的地。正如王炳章在“郭城精神——中国的民族魂”一文里所指出的:“郭城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但,他是英雄。因为,郭城的壮举,代表了一种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民族魂。”
郭城是当之无愧的。
郭城是条拗汉子,他在完成了这次长跑以后,又和王洪、张以林,邓伟强、王子键组织了一个“六·四”环球自行车队,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烈士百日祭开始从纽约出发,北上波士顿,然后南下华盛顿——亚特兰大——伯明翰——达拉斯——休斯顿——奥斯汀,于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洛杉矶,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这一次的自行车长途跋涉,由于已冬天,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气温常在华氏三、四十度,风向转为西北风,逆风行车使车速降低一半以上,再加上山脉的阻隔,增加了不少困难,但他们却以顽强的毅力和热情,走完了全程。郭城因为上回长跑受了伤,就退下来一直负责给自行车队伍搞后勤工作。车队队员沿路向华侨宣传民主,讲解“六·四”中共的屠城暴行,唤醒民众的救国意识,和上次郭城长跑一样,他们也受到了华侨及美国人的热情欢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