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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界检讨当年日政府疑似助纣为虐——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实录(21210608)

日本政界检讨当年日政府疑似助纣为虐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实录
文/田牧整理(德国) 2021-06-08 17:30

2021年6月5日,日本人权财团举办了日本东京纪念89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会议由日本人权活动家,日本人权财团理事北井大辅主持。 左起:北井大辅、牧野圣修、王进忠。 图/田牧提供

 

「八九•六四」,不仅是中国人的惨案和噩梦,也是人类世界着名的血案和悲剧。每年的这一天,世界民主国家通过不同方式祭奠「八九•六四」事件。2021年6月5日,日本人权财团也举办了「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会议由日本人权活动家,日本人权财团理事北井大辅主持。会议邀请了美国的八九学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中国民运着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澳大利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等嘉宾演讲。

32年以来,北井大辅积极筹办和参与歷年来日本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系列活动,参与香港、维吾尔、西藏、南蒙古、法轮功等人权及难民的后援工作。自2006年以来,他积极参与了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歷次会议,2009年参与并成为争取「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动的中坚人物。

牧野圣修:档案解密六四事件后日政府助纣为虐

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前法务副大臣、日本前经济产业副大臣牧野圣修作了主旨演讲,他首先对参加会议人员的表示感谢。

他表示:最近几日,全世界各地,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 目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很严峻,在香港和澳门,已经不允许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了。 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30多年前的外交档案显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联手,为了日中经济发展和日中友好关系,放弃了支持中国民主化,实际上是日本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看完解密文件之后,现在回顾历史,感到非常羞愧。

中国国内,维吾尔、西藏、南蒙古、香港和台湾的许多人都在遭受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压迫。 因此,今后日本必须更加认真地负起责任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 我作为一名日本的政治家,在此呼吁全世界有信仰的各位,团结一致,共同组建一个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包围圈,用新的理念及新的运作方法,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与中国共产党作斗争。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大崎雄二。 图/田牧提供

大崎雄二:回顾「六四」天安门广场所见所闻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大崎雄二做主题演讲,当年他是日本NHK电视台的北京特派员,作为最后两名NHK在场记者,六四天天安门事件时,他曾与学生一起撤出广场,见证了这段历史。 他曾实时采访过王丹,1989年6月3日最后一次见到王丹,今天通过视频再次见到了王丹先生。

大崎雄二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件,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王丹:民主国家要组团抗拒专制独裁中国

王丹演讲指出: 2020年12月,日本的外务省公布了一份外交档案。 这份档案披露了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绥靖政策,包括反对制裁、包括推动解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等等。 作为当年的「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他感到非常地震惊和十分地遗憾。

王丹表示: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绥靖政策,尚且有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还延续这样的绥靖政策,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抱有一定的幻想,那就是不可思议,不可原谅的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跟80年代、甚至跟「六四」之后的1990年代的江泽民时期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中国,注定会走向扩张的道路,而且这个扩张不可能是和平的扩张。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发展,其实主要靠两根支柱,一根叫做「经济增长」,另一根叫做「民族主义」。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就得依靠唯一剩下的民族主义支柱来支撑了。 这就是中国现在开始向全世界挑衅、进行战狼外交的根本原因。

日本是世界大国,如果只把关心的重点放在经济上面,而不重视民主、多元、人权这样的价值观,不重视这些理念的话,这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王丹向日本政府喊话:日本应「强化民主国家形象,加强对台湾这个东亚民主灯塔的保护,加强跟印度、包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对话,希望日本能够成为维护整个东亚民主的领头的力量,这才是日本该有的一个形象。 」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 图/田牧提供

胡平:中国模式本质就是少数人占据人民公共资产

胡平演讲道:「六四」32周年,似乎已经很遥远,似乎与今天的世界已不相干了。 事实恰好相反,六四和今天很贴近,六四屠杀的恶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彰显。

「六四」被血腥镇压后,中国民主转型被拦腰中断,世界上出现了名叫「中国模式」的怪胎,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制事实。 使得崛起的中共政权对普世价值更蔑视、更敌视,并进而对世界和平更具威胁性。

他指出:「六四」后,中国民意遭到严厉打压,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地权贵私有化。 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胡平揭露道: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了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 现在,它欲以改革的名义把属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产。 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改革的名义分赃。 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7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没有比这个更无耻、更恶劣的事情了。

胡平希望:世界应了解和认识中国模式的本质,大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和中国人民一道早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

中国民运著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 图/田牧提供

廖天琪:中日两国人民的恩怨心结尚未解开

廖天琪指出:日本外务省去年的解密外交文档,让人们看到中日两国政府可以踩过人民尸体,罔顾正义和真相,直接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交易。 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六四后鼓动中国人「往前(钱)看」的策略是成功的。 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用金钱贿赂、威逼其他国家的政客,以达到它称霸世界的目的。 日本是紧邻,现在它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难道不是当年贵国跟屠城政府秘密签约,对六四悲剧闭目不视,只顾利益的后果吗?

中日两国近代的关系是令人心痛的。 日本的现代化远远早于满清政府,但是现代化也催生了日本军国主义,中日之间的战争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跟二战同时告终,台湾也曾在日本殖民地统治下渡过了50年。 为此,两国人民之间的恩怨和心结始终解不开,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日本战后的政府夹在大陆中共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之间,左右为难;二,日本对自己以往的侵略性历史也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这就给中共政权提供了口实,经常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反日。

当然,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明,这对当时落后的清王朝有着很大的冲击。 有志青年纷纷到日本留学,通过日本,接触到欧美的进步思想。 辛亥革命没有日本的影响不会那么快成功。

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大量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特别是六四屠杀之后,很多人来到日本,他们在这个文化相近、气质相似的国家能够安居乐业,受到日本社会的友善接纳,令人感激。 日侨们在沟通两国文化,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方面做出了贡献。

日本民间对于中共的暴政看得很清楚,有恶邻如此,怎么能不心惊? 日本的民主人士,像牧野圣修这样有远见和正义感的政治家,多年来一直支持中国的海外民运,日本民间也有很强的一股正义力量,他们始终站在道德的高度,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藉今日纪念六四的机会,向日本的友人同道致敬、致谢。 我们携手并进,让自由民主和人权成为亚洲和世界的主旋律。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 图/田牧提供

钟锦江:坚持抗争是我们海外民运唯一的道路

钟锦江表示:中国民联作为海外的第一个民运组织,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和同道、同仁一起战斗在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前线。 在六四期间,中国民联也发挥过积极地作用。 「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32年来,我们每年六四都和同道一起组织纪念活动。 首先,我们要怀缅怀先烈;第二点,通过纪念活动,表达我们反抗专制的决心。 还有,就是每年纪念六四,也能激励我们坚持战斗下去。

「六四」之后,中国并未像我们预计的那么快地走向自由民主,这里面有中国自己的原因,也有国际上对中共存有一丝幻想,西方的新绥靖政策助长了中共后面的崛起。

今天我们民运以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抵抗中共。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来,加上现在的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只要我们坚持下来,就能够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澳大利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 图/田牧提供

潘永忠:中国民运事业需要国际友谊与侠气

首先感谢牧野圣修先生的邀请! 也问候一直坚持中国民运工作的日本朋友:王进忠、北井大辅等。 我与牧野圣修相遇相识相知,一晃已十五、六年了,交织主题是中国民运。 借此机会,说两点:

一、有牧野圣修先生,是中国民运的幸事。

2006年的柏林会议,我们为了共同促进与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而走到一起,携手建立了「民主论坛」。 牧野先生以他政治家的国际影响力,被推选为民主论坛董事会副主席,15年来我们始终在一起。 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足迹,留在了布鲁塞尔的欧盟大厦、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遍布在东京、美国、多伦多、瑞典、台湾等地。 尽管中国的民主之路坎坷而艰难,但我深信,只要我们与天下民主朋友共同坚持、坚守,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定会成功!

二、中国民运需要国际朋友,凭借的是理念、友情和义气。

民运事业讲究「投入产出」,但民运人投入的是坚定的信念,真诚的友情,刚正之气。 我知道日本人也讲六分侠气、三分热忱的择友之道。 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热情和侠气,所以走到一起来了,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牧野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民主事业的老师,更是国际民主运动共同体的朋友。

在推动与促进中国宪政民主的征程上,我们需要得到普天之下民主朋友的支持,中国古语道:奉长者为师,与贤人为友。 牧野圣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运永远的良师与益友!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 图/田牧提供

王进忠总结发言:日本朝野不会忘记”六四”

王进忠总结道:感谢大崎先生、牧野先生,长年来对中国民运的理解和支持! 外务省公布的这些文件,让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对此表示遗憾。 作为这场运动参与者的我,在此要对当时日本民间组织和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表达谢意!

日本前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先生,日本前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先生等,曾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保护在日留学生。

4年前,我在采访日本众议院自民党众议员长尾敬时,他表示:「我们日本和日本人意识到,这痛苦的记忆,不应该再次发生。 我们日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

天安门事件30周年时,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现日本首相)发表的针对「六四」的讲话:「动用军队导致冲突,出现了许多人丧生的悲惨局面,这确实令人遗憾。 」菅义伟还表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在中国也必须保证这些价值,而且我们一贯地直接向中国政府传达这一信息。 我们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并强烈鼓励中国方面这样做。 」

昨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表述了同样的上述内容。

当今疫情蔓延,我们在日本只能用这种形式纪念,香港每年维园的纪念活动已被迫终止。 台湾总统蔡英文及副总统赖清德发表「六四」谈话时说:「我们不会忘记在天安门广场前为争自由而牺牲的年轻朋友,我们将持续深化民主与全球民主阵营坚定地站在一起。 」

王进忠呼吁:我们希望,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能够更多地关注香港、维吾尔、西藏、南蒙古等地的人权,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左起:北井大辅、王进忠、董鹏。 图/田牧提供

台湾《民报》首发

日本外务省应深刻反省其过去错误的对华政策外交误国(牧野圣修:20210107)

日本外务省应深刻反省其过去错误的对华政策外交误国

作者:牧野 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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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外务省部分档案 PHOTO(C)NHK

美国总统拜登改变“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政策

前美国总统朗普的对华战略政策中,频繁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措辞。“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最初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沿用了这一口号及政策。该政策服务于「对华遏制战略」,旨在对抗中国。缘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体制,不断染指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地位。

拜登当选总统后,于2020年在11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韩国总统文在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谈,但是始终使用“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没有使用美国政府一向使用的“自由和开放”的外交表述。同年11月1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电话会谈中,拜登总统说“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闭口不谈“自由和开放”。撤回「自由和开放」的概念,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外交政策转变。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总统敢于摒弃特朗普政府一贯坚持的措辞,意味着否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表述,显然的意图就是以自由和民主来对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容易被中国接受,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口号相得益彰。拜登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印度、澳大利亚等对华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国家的失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被中国视为很重要的一年。如果美国转向对华绥靖政策,那么今年很可能会促使谋取国际霸权的习近平,由跃跃欲试而付诸行动。

 

日本外务省曾“协助”中国成为霸权大国

不仅今天的美国,历史上的日本也曾对华绥靖而招致重大外交失败。

2020年12月23日,日本外务省解密了1987年至1990年间的外交档案。这是基于「30年前的外交档案原则上应解密」的制度而公布的外交档案。档案合计有26卷,达10600多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密外交档案中包含有: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讨论应对措施的外交记录。据档案透露,日本政府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决定“从大的格局来看,孤立中国并非良策”,他们已经决定采取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政策。

以下是部分解密档案照片。

 

1989年6月4日当天日本外务省绝密文件的一部分

上述档案的日期是「平成元年6月4日」,即「1989年6月4日」,由此表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限期「保密」措施,并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为,是日本为迎合中国当局的利益,提前单方面制定的对策。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显示,当时日本外务省提供建议,并帮助中国准备了一份由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交的《声明草案》。中国政府的这份《声明草案》是一张A4纸,与1989年6月27日的绝密档案装订在一起,没有透露信息来源,是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阿南惟茂先生与中方讨论并征求意见后起草的。其内容如下:

(1)这一事件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一些煽动者企图颠覆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对此断然反击。

(2)对动乱中出现大量人身伤亡深表遗憾。中国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3)今后中国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同时考虑人民对民主的合理要求。

(4)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改变。中国希望继续保持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

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阿南对中方说:“如果(这些观点)得到明确表达,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可能会好转”。如此看来,日本外务省宛若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这些解密的外交档案还公开了以下一些事项。

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6月15日,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美方提出异议,反对美方批评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福伯(Robert Forber)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持续批准对华经济合作,将刺激华盛顿”。外务省亚洲局审议官 铃木胜也 对此回应道:“中国的价值观及体制与西方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有些强人所难。没必要机械地终止所有针对非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合作。”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7月14日至16日,在法国阿尔什召开了G7峰会(七大工业国组织首脑会议)。包括峰会主席国法国在内的各国都希望通过一项严厉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而日本政府则游说各国,主张谨慎措辞,避免孤立中国。

G7峰会主席国法国在7月4日峰会召开前向各国提交的政治宣言草案中,对中国政府的谴责是“野蛮地镇压、处决”,并提到欧洲四国联合对华制裁,包括暂停部长级别交流和军事合作,以及推迟世界银行的新贷款等。

对此,日本方面于同一天表达了其“避免被外界认为日本赞同对华制裁”的主张,“希望不要提及各国采取的措施,若各国家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希望尽可能模糊表述”。结果,经与各国磋商后,不仅有所克制地谴责中国,而且只字未提制裁中国,并在宣言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想孤立中国,但强烈敦促中国以合作和克制的姿态管理本国事务。”

在7月7日举行的秘书级会谈中,日方首先表示不希望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特别声明,而所有其他与会国则坚持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于是会议进入到具体讨论声明内容的进程。此外,虽然日方要求以抽象措辞来表述对华制裁,但美国坚持认为“提及具体措施是必要的”,而西德也认为“不提及具体措施的声明是没有意义的。”

在7月11日举行的日美谈判代表磋商中,作为妥协方案,日方要求增加“我们不打算孤立中国”这句话,以换取接受对华制裁的提案,但美方表示反对,说这将削弱声明的威力。

7月14日,阿尔什峰会的第一天,宇野首相在午餐会上游说峰会主席国法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宇野首相说:“应促使中国为避免自己被孤立须坚持改革。我认为如果文案采取这种敦促,或者监督的态度,那将是一件好事。”

7月15日的讨论中,宇野首相补充道:“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历史上当中国在处于弱势时,往往会有强烈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开的声明中,我们应该谨慎措辞,避免肆意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刺激其强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终发表的《宣言》,部分采纳了日本的主张,《宣言》称:“中国当局重启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政策,较之其他更应优先创造条件,尽快恢复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避免自己被世界孤立。”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的言行,宛若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

虽说是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在阿尔什G7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与西方诸国,步调一致地联合制裁中国,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发达,同样也不会成为这样强大的霸权国家。

当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是由被称为「中国学派」的亲中官僚们主导的外务省,都需要真正反思自己的历史行为。

 

今天反思外务省的这段历史尤为重要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就香港问题发表声明的一段历史。当时香港主权即将移交中国,撒切尔首相对香港前途表示忧虑。

关于香港主权移交问题,1984年撒切尔首相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她在1989年9月14日的晚宴上与日本驻英国大使千叶一夫提到,她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说:“我曾经和邓小平交谈过,邓小平对‘英国政府也受法律制约’表示不能理解,邓坚持认为‘如果国家需要,可以随时改变法律’。我认为今天中国问题(即天安门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思想。”

当撒切尔首相在同9月访问日本会晤中山太郎外务大臣时,她说:“据我曾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打交道的经验而言,我也未能预料到会发生天安门广场惨案,我感到非常震惊,希望不要再度发生惨案。”她还说:“香港有500万人,香港人担心,对自己的国民能做出这般事情(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中国政府,对香港人又将何所不能?”香港主权将在八年后移交中国,她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凭政治直觉,居然一语成谶,验证了30年后的香港。她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发现邓小平明显缺乏「法治」观念,邓小平的这一衣钵,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今天悲剧还在继续重演。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有,邓小平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商业代表团解释天安门事件时说:“国家主权压倒人权。”

1989年11月13日,卸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斋藤荣四郎在内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邓说:“在最近的镇压动乱(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对学生是极为宽容的,这次动乱的根源是思想混乱引起的”、“有人权和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人格和国格。人权重要?还是国主权重要?国家主权关系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国家主权压倒一切。”

蔑视人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本质,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行为,在西藏、维吾尔、内蒙古和香港等地仍在持续上演。

史籍确凿,日本外务省彼时未能调整、变革对华援助政策,结果意外打造出一个残酷迫害人权的霸权国家。

反思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反思的事情了。

日本与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合作,是日本战后外交的最大错误,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应该永远记住的历史教训。

日本外务省需要做的是,摆脱源于过去侵华历史的对华赎罪感,正视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劣迹行径,并转向重视保护人权的外交。

本文翻译自:牧野圣修,《外務省は過去の対中政策の誤りを猛省すべし-外交の誤りは国を滅ぼす》,2021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