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七章 從頭再來
政治上的結盟常常並不需要和別人訂立某種公開的或秘密的契約，它主要取決於你的一種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文章摘錄
一、’從頭再來’
據說，前不久，由於財政困難，中共當局不得不允許民間歌手崔健舉行演唱會為亞運募款。 於是，在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種海報：整個畫面以血紅色作為底子，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從頭再來』（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眾多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下提及六四。 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正如江澤民對美國記者所說，是為了用時間來沖淡人們對六四的記憶。 對於中共的這種作法，民運力量方面必須針鋒相對，隨時提醒世人勿忘六四。 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得好：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 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遇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 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 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 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顯然，對於雙方來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難的。
上述困難表明，我們僅僅滿足於提出『毋忘六四』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們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搞得不好，我們也就是在強化六四的威懾效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意識到這層特殊困難的人竟然寥寥無幾。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以上幾章中，我力圖證明以下幾點：
l． 對於中共專制政權，非暴力方式抗爭是切實可行的：
2． 這種鬥爭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 積小勝為大勝，最後會取得徹底的成功：
3． 以往鬥爭的失敗決不是客觀必然的，它也是我們自己的失誤所致，而這些失誤決不是不可能糾正的。
如果人們認識到這幾點，他們就會克服恐懼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堅定也更謹慎、更勇敢也更機智地投入新的民主運動。 而那個根基業已動搖的專制政權必將在新的民主運動的衝擊下節節敗退。 只有認識到上述幾點，我們才是『記住了應該記住的，忘記了應該忘記的。 ‘（我在《論言論自由》一文中就提到過我們需要這種正確的’記憶——忘卻’。 ）
四、反駁幾種錯誤、不實際的觀點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運隊伍內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揚截然相反的一套觀點。 比如：
1． 有人說，八九民運的結局已經證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對中共專制’此路不通’。 毫無疑問，持此觀點者的本意是希望人們丟掉對非暴力鬥爭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鬥爭。 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說，這種觀點的實際效果——如果人們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話——只能是廣大的民眾放棄反抗，陷於消極無為。
2． 有人說，由於敵強我弱，所以八九民運的失敗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
對這一觀點的反駁，主要見之於第三章。 如果說敵強我弱就必輸無疑，那麼天下就不可能有什麼新興力量初戰告捷的任何先例了。 那顯而易見是荒謬的。 這裹還要補充說明的是，上述觀點首先是思想懶惰的表現，是不負責任媚俗的表現。 難道不是嗎？ 把一件已經如此這般發生了的事情說成是命中註定只能如此這般地發生，從而免去了對其過程中其它現實可能性的細緻分析，這不是很省氣力的嗎？ 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後解釋歷史時局愛採用決定論或曰宿命論的立場，無非是懶於思考而已。 再者，你若說運動的失敗也和我們自身的失誤有關，那就難免不批評運動中的某些人物，因而總是件得罪人的事，遠不如把一切推給天命那樣令人皆大歡喜。
關鍵在於，如果人們果真相信了在現階段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民運的失敗是客觀必然，那麼誰個還會再去投入民主運動呢？ 一個不可否認的心理事實是：大多數人在投入一場運動時，內心總是抱持著對成功的相當信念的，否則他們寧肯退避忍耐。 因此，宣揚’民運失敗必不可免’的一個最糟糕的效果就是。 它會嚴重地、也許甚至是根本地打擊了人們投入下一次民運的信心。
3． 我詳細論證了，八九民運一度取得偉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見好就收，致使功虧一簣、反勝為敗。 據我所知，很多人都贊同這一分析。 不過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對。 反對意見可分為三類。 一類反對意見是認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策略原則根本是大廢話，並把它等同於股票的投機。 我在第四章已經指出，任何策略原則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為你抽象就否定它的意義。 ‘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實際上是對現代政治學中博弈論裹囚犯難題的一種簡明的概括。 它涉及是兩個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間互動的關係，因此不可與買賣股票這種一個自由意志面對盲目的市場波動的情況簡單比附。 ‘見好’不是’見最好’，建立良性互動不等於投機，等等。 第二類反對意見，承認’見好就收’原則的正確，但堅持認為在八九民運中並未出現過可以稱之為’好’的時刻，對這種意見的反駁，本書第四章的第六、七節已有充分論證，茲不重複。 這裹我要著重再談的是第三類反對意見，有人指責我關於八九民運未能’見好就收’的批評是’脫離廣場實際’，是一種’書生氣’的’想當然’、’理想化’，是分不清’應然’與’實然’。 他們堅稱，要讓一場群眾運動自我控制根本就是辦不到的，有人還鄭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運中，這種如脫韁野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 最後，這些朋友批評說我的觀點純粹是關在書齋裹的閉門造車、是沉溺於文字遊戲：並教導我要具備一點中國民運的實踐經驗。
眾所周知，我不論在撰文或是在講演中，從來不擺出『老資格』的架式：『因為我參加民運的實際經驗比你們都更豐富，所以你們應該聽我的。 ‘我深知，資格並非論據。 一旦你抬出『資格』什麼頭銜，試圖以此來加強對方接受你觀點的意願，那多半表明你對於你所能夠運用的理論和事實材料的說服力沒有足夠的信心。 然而，當我看到一些在實踐經驗上遠遠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評我不了解實際時，忍不住會有一種滑稽的答覆。 這當然是題外話。
對於第三種反對意見，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答覆。
第一，八九民運決不是單純的不滿情緒的大發洩。 一場有百萬人參加的、沒有統一組織指揮的、前後持續五十天的群眾運動，竟然沒有出現什麼打砸搶燒一類事件，這在整個非暴力抗爭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否認參與者的廣泛共識和自我約束，把它僅僅稱為情緒的宣洩，顯然極不公允。 一般來說，要讓一場如此規模的群眾運動避免出現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極難極難的。 而要讓運動的主體隊伍做到能進能退則比較容易。 八九民運做到了難而未做到易，那說明不是群眾運動自身的性質註定了它做不到能進能退，而是因為群眾的事先缺少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礎。
第二，在廣場上，那些主張見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贏得上風，除了廣大參與者事先缺少有關良性互動的思想共識外，大概也和這些溫和派民運領袖在貫徹自己的主張時缺少足夠的堅定性有關.
嚴格說來，在群眾運動中，並非總是誰的主張愈激進誰就愈容易占上風：確切地說，是誰的態度愈堅決誰才愈容易占上風。 主張的激進與否是一回事，態度的堅決與否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對自己的主張——這個主張本身也許是很溫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識到，在關鍵時刻的一個決定，往往會影響到成千上萬的人——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安危，影響到日後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的歷史走向，你就應該、就必須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張。 有了高明的主張而沒有堅決付之實施的百折不撓的鋼鐵意志，在現實政治活動中，是註定吃不開的。 這個問題十分重要。 現在許多人都擔心，在未來中國大陸政局出現重大轉折關頭時，那種更成熟、更正確的主張能否佔據支配地位？ 造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深入展開有關各種問題的嚴肅的爭論，以求獲得最大程度的共識。 一旦事變到來時，我們就必須十分堅決有力地貫徹我們的主張。 所謂寬容，無非是說你必須承認和尊重對手的權利，決不意味著迴避針鋒相對的爭論。 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張更正確、但缺乏將自己的正確主張貫徹到底的頑強意志、害怕捲入激烈的爭辯中的人，決不是有風度，而是政治上的軟弱的低能。 我希望一切對中國民主大業抱有嚴肅認真態度的人務必對此有充分的認識。
第三，斷言群眾運動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這種觀點，其最大的謬誤之處在於：事實上，它將構成對群眾運動本身的強烈否定。 假如我們真的相信，在現階段中國大陸，群眾性的民主運動註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麼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從此以後，我們都不要去鼓勵、去支援、去發動、去參與這種危險的遊戲。 如果我們承認自己從原則上就控制不了火勢，那麼我們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勵任何別人玩火。
也許。 這些朋友會說，可是群眾運動都是自發產生的呀！
不對。 任何一場稍具規模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都是在得到社會其它階層人士廣泛而深刻的同情、贊許和支援與參與的情況之下才發展為具有一定規模的，更不必說它在啟動之初常常需要一種對之鼓勵的社會輿論氣氛。 否則，它既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擴大。 當我們說八九民運是自發的運動時，我們不過是說，這場運動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個組織事先策劃和統一發動。 但是所謂自發的『自』是包括了我們大家在內的，是我們自己的願望和行動造成了這場運動。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以暴力鬥爭的方式爭取民主是不可取的。 原因是暴力方式會造成較大的社會代價和容易導致以暴易暴等消極後果。 所以這些人都明確宣稱自己不主張暴力鬥爭。 基於同樣的理由，那些斷言群眾運動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認真考慮到失控的群眾運動也很容易帶來嚴重的消極後果時，難道不應該同樣明確地宣佈自己不主張群眾運動這一立場嗎？
這裹，我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還要不要搞群眾的民主運動？ 這個問題並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樣毫無爭議。 四. 一五后，北京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當時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識界人士，最初的反應是審慎的，憂喜參半的。 喜的是這一代大學生關心國是、追求民主、勇於鬥爭。 憂的是街頭運動常常由於做不到有理有節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然而，以後大學生群體所表現出來的令人讚歎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給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其實，大學生自己也知道群眾運動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長一段時期他們都不願意讓社會上其它階層的人士捲入。 ）我一再強調的是，不是因為有了堅強的領袖和組織，而是立足於普遍的共識，八九民運曾經極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 可惜到後期，由於策略思想的分歧（圍繞著’撤’和’留’的問題），那個把千千萬萬的人群協調起來的共識不復存在，廣場上愈益混亂和失控。 劉曉波等四人的絕食宣言第一次公開批評學運的失控，試圖把已經陷於混亂的運動重新協調起來，但終未成功。
五、我們還要搞群眾運動嗎？
六四屠殺造成了兩個不容易忽視的消極後果。 其一是削弱了人們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對此已有論述），其二是動搖了人們對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或曰街頭運動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 不少人覺得，兩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八六學運和八九民運都以失敗而告終，尤其是八九民運，損失慘重，國內政局全面大倒退，有鑒於此，今後我們還搞不搞群眾運動？ 這個問題極其重要。 如果人們對群眾運動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麼還能指望有新的民運高潮的到來呢？
六、再談八九民運的成敗
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運是成是敗的評價了。 我一開始便有詳細的論證。 然而仍有人提出異議。 有人說，由於八九民運中口號龐雜，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目的，因此你無法檢驗其後果是否達到初衷。 這些人認為我所說的『爭取自由權利，擴大自主性空間』的目標不過是我個人頭腦中的臆斷，並不存在於現實的運動之中。
這種觀點不值一駁。 且不說在八九民運中，爭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要求成立獨立組織、與官方進行公開的平等對話等項目標（我所談’爭取自由權利，擴大自主性空間’即是對上述要求的概括）本來是很明確、很集中的，就算我們用更籠統的說法，八九民運既是一場民主運動，它的目的當然是反對專制、促進民主。 因此，判斷其成敗就很簡單，那就是看運動之後，整個社會是更民主了還是更專制了。 以這個標準來看，八九民運的結局應該說是不言而喻的。
不錯，由於一場政治事件常常會引出多方面的後果。 所以要評斷其成敗往往並不容易。 比如說，歷代農民起義，都沒有實現起義者建立均平社會的理想，但是它們常常贏得了新的統治階級的若干讓步。 再比如，民主牆運動中，民間刊物被取締了，但與此同時，官方刊物變得更開放，上層人事也發生了有利於改革派的變動。 馬克思說，在歷史上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反革命在鎮壓下革命后，轉而實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 這叫做反革命執行革命的遺囑。 對此一論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處姑且不論。 但是八九民運的情況顯然不屬此類。 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倒退是相當全面的，誰也不會否認，在六四之後，中國大陸是變得更專制而不是變得更民主。 在這種嚴酷的事實面前，硬要說它沒有失敗又有什麼意義呢？ 是的，八九民運説明提高了海外民運人士的知名度。 但是，我敢斷言，絕大部分海外民運人士都會認為，他們寧肯不要這種知名度，如果八九民運能有另一種結局的話。
七、是説明、提高民運，還是取消、否定民運？
顯然，八九民運的結局乃是廣大參與者很不情願見到的。 正是由於這種始料未及的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不少人已經對今後是否還投入類似的運動產生了很大的疑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給大家講清楚：民主運動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實現我們的預期目標的。 然而，有些朋友卻要大聲駁斥我們，說：不對，希求群眾運動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脫離實際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統一的政治組織的今日大陸，群眾運動註定了只能如脫韁野馬而不可控制。 我請這些朋友認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們的觀點，認定民主運動只是一輛沒有刹掣的汽車，那麼，面臨著崎嶇險峻的反對專制、爭取民主之路，誰個還會去搭乘民運之車呢？ 這種觀點客觀上是在説明民主運動、提高民主運動的水平，還是在否定民主運動，難道不是非常明顯的嗎？
八、沒有正確反思，就不會有下一次民運
對於我這篇不得不如此冗長的文章，有些批評者表示很不耐煩，他們說，也許，下一次民運都爆發了，你還在那裹沒完沒了地反思呢。 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對八九民運的深刻、正確的反思，下一次民運根本就不會到來。
人類畢竟是經驗的動物，每個人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都依賴於過去的經驗，確切地說，（因為經驗需要詮釋）依賴於人們對過去經驗的反思。 如果我們拒絕對經驗進行深刻正確的反思，其實就是聽任那些膚淺而錯誤的觀念支配我們。 為什麼中共強硬派有人說死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安定？ 無非是他們寄希望於人們膚淺而錯誤地總結經驗從而陷於消沉悲觀而已。 像上面列舉的一些錯誤觀點，論者何嘗不以為是八九民運的經驗總結，但其實卻正好完全落入了專制者為你預設的觀念陷阱。 換句話，專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運失敗不可避免、民運自身的失策不可糾正一類觀點，因為一旦人們相信了這些觀點，他們就不會奮起進行更堅定、更高明的鬥爭，而專制統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從這個意義上我必須說，我的那些批評者的確是給民運幫倒忙。
結束語
記住，在政治上，知難而行易
孫中山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命題’知難行易’。 一位偉大的實踐家、行動家，如此強調認知的價值，這一點乍一看去是令人費解的。 其實那正是孫中山的高明之處。 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些最關注實踐、最長於行動的人、最能體會到正確的認知對一椿成功的偉大運動的決定性意義。 六四之後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人民的反抗活動反而大大減少？ 那正由於人們的認知普遍地發生了故障。 在殘酷的鎮壓面前，一般人當即汲取的教訓通常是消極的。 與此同時，某些流行的觀點（例如，認為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認為群眾運動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雖然偏向激進，客觀上卻是加強了那種普遍的消極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大力強調從積極方面總結八九民運經驗教訓的重大現實意義。 因為它是構成民運再出發的基礎與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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