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2018年7月9日

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我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一 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10万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 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 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 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2018年7月9日于纽约

注释：（略）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作者：胡平　2015年1月23日

中共十三大五常委左起：姚依林、乔石、赵紫阳、李鹏、胡启立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3、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6、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胡平著书《要得公道 打个颠倒》发布会

11月13日，著名政治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在纽约召开新书发布兼讨论会，公布其新作《要得公道 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发布会由“对话中国”和《北京之春》共同举办，多位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以及藏人代表参加了胡平的新书发布会，就新书以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平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明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打个颠倒”即中国的汉人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地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感情和感受，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路径与方向。

胡平在这本著作中阐述了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由来、历史和现状，在澄清了所谓“少数民族”西藏、新疆、蒙古等以及香港和台湾等与中国大陆的真实历史的同时，又提出了深刻的观点，那就是：中国政府（中共）对这些民族的压迫不是一种常常被这些受压迫民族曲解了的“汉人”对他们的“民族”压迫，而是“在中共治下，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在暴政面前一律平等”。

胡平提出，在“统”和“独”的问题上要以“人民的自由幸福高于一切”为准则，以及“统独之题是留给未来民主政府的”、“面临统独之争民主制也陷入两难”、“民族自决与住民自决”、“联邦制是统独之争的最佳妥协”等论题与论点，不仅从理论上讨论了长期以来各民族关心的大问题，也提出了现实可行的建议方案。

会议主持人、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表示，“对话中国”智库的「中国丛书」系列第六本，给胡平先生出版《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一书，探讨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问题。“胡平这本书很重要”，“因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周边的问题如何处理，即民族问题。”

王丹说，此书是2018年成立的“对话中国智库”出版的系列书籍“中国丛书”之一。该丛书的出版计划旨在“回顾过去，构想未来”，不仅要罗列出未来中国将会面临的问题清单，而且也要提出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规则。王丹之前力劝胡平把多年在这个领域的思考写出来。

前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祝贺新书出版，并感谢胡平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来讲述藏人历史和心声之举，将对汉人了解西藏真相产生积极的影响。

贡嘎扎西说，“现在（中共）全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控制西藏……即用科技的方法，用什么‘法律制度’来掌控西藏。所以在西藏的汉人，尤其是从中国大陆进来的汉人，他们几乎不了解西藏，他们了解的就是长期被中共洗脑宣传的那一套。”

贡嘎扎西说，“在这个时候出来这么一本书”，由“一个汉人学者，而且是一位在民运圈里的长者”，和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对西藏有了真实了解后的人写的这本书，“必定对汉人起到积极的影响”，并且，“意义非常之大”。

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慈诚嘉措先生在发言时，强调胡平先生是西藏人民忠实的朋友。并指出，胡平先生在这新书中讨论的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为寻求西藏人民获得名符其实的自治而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都是当前中国领导人需要听取的问题和建议。最后，慈诚嘉措先生向胡平先生敬献了“哈达”，感谢他在新书中提及西藏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陈破空提到了胡平的早期著作——《论言论自由》，并佩服胡平数十年来在反对中共暴政、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的坚守，他称胡平新书为一本“珍贵的文献”。

陈破空表示：他原来在国内对民族问题不太了解，到海外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也是一种民主运动。我们不由自主地关切到所有被中共迫害的人群，不仅是汉人受到迫害，不仅是少数民族受到迫害，共产党迫害了所有的人：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维权律师、所有的信仰者。

陈破空说：“在我们中华民族断了脊梁的时候，民运人士中需要胡平这样一个坚守自己立场、气节与理想的人”，他称四十年如一日秉持信念的胡平堪称如同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一般的“民运标志性”、“雄彪史册”的人物。虽然民运的人数少、力量薄弱，“但是我们的声音非常顽强……我们在为我们的民族，为受苦受难的……所有人站稳脚跟。”

薛伟指出，中共之下的所谓“民族主义”都是虚伪的，只限于“听到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去美国使馆抗议”一下，然后照样“去美国使馆排队申请签证”，其实质都是“利益至上”。“难道中国人真的‘爱国’？，那么‘民族主义’吗？”他问，那为什么越是高干的子弟越是移民美国？“我看都是利益至上。”

薛伟說：“人权高于主权”、“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民族问题就像婚姻：结婚需要两个人同意；离婚只要一个人想离就行了”；他坚决支持“住民自决权”。

王军涛在会上表示，胡平新书有一个巨大的贡献是：“鲜明地提出了问题。”，“给未来的中国民主政府提出问题及建议，如同在提前‘拆一个炸弹’”。

王军涛说：“（胡平）所看到的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角度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学者和思想家的讨论，很多问题是给实际要处理事务的人的,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人提出来，这个人必须要有影响且不怕非议……而胡平先生提出来了，他没有做‘鸵鸟’。即使在中国民主化后，这个民族问题也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更尖锐地摆在面前” 。

参加新书发布会的还有其他民运人士，李进进、郑旭光、于大海、刘念春、金岩等人。

作者：胡平 2006年11月

按语：2021年8月1日晨，一代史学家余英时院士（1930-2021）辞世。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胡平贊誉道：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特发旧文「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以表哀思和悼念！

着名歷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荣获2006 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这里，我谨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余先生获此殊荣，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华裔知识分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六四」后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并不是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唯有不回共产专制下的大陆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余英时和高行健的坚持表示钦敬。自1978年访问大陆后，余先生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先生虽然人没有再去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深深地为余先生高兴的。余先生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建立和维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来，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这既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也表明了大陆学者或作家对他的尊敬与信赖。

说起来，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了。八七年我来到美国，那年十月，世界日报的张作锦和孟玄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去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场对谈，从此和余先生相识，屈指一算，已经十九年了。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RFA首发。2006年11月17日

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逝世，享年91岁，无党派，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和美国哲学会院士。

余英时逝世后，有学者和媒体将他誉为“学贯东西”的“史学泰斗”，并引用他生前的思想和话语，致以纪念和追思。

中央研究院称：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学术研究之外，他亦为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之公众知识分子。

据纽约时报称：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在哈佛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利用自己对古典文献的掌握追溯中国数千年来的演变，坚守中国传统与自由价值。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低调处理的同时，民间很多学者，知识分子纷纷发文悼念。

余英时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两岸三地和美国之间处于意识形态高度分裂的今天，能够都获得如此之高的待遇，应该说是很罕见的。

生平简介

据维基百科介绍，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安徽潜山人，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以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美国，是克鲁格（Kluge）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着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坚持反共丶声援民主运动

先生在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之后的一次与流亡学人座谈会中提到：“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个价值的问题”。“我没办法接受他那一套价值、想法。我想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向中共「党天下」的系统妥协，这可以说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毁人的价值的一套体制，也不是反所有共产党人，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觉醒了的个人，更谈不上「反华」”。

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分子。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与林培瑞在普林斯顿大学组建中国学社接收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称“养士”。先后有：刘宾雁、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孔捷生、阮铭、郑义、柴林、远志明、张伯笠等人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

「新儒家」的称号

余英时并不接受「新儒家」的称号。他说：“我虽然接受了许多儒家的价值，却不能称作儒家。我有自由主义、西方这一面。就没办法完全是以儒家为坐标”。

先生尚儒，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儒家从前是治国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学说来治天下。因为还有其他的「学说」或宗教。如果独尊儒家，那回教徒怎么办呢？基督教徒怎么办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们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认为，儒家是在个人生活这一层面，中国还是应该保存的”。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胡平

胡平追思余英时说到：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余英时学问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仍然是这么多年对中国大陆的思想自由、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方面的关切，和始终如一的支持。

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蔘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王丹：温和的人格和气质

对话中国所长　王丹

余英时先生的追思上，王丹说：

有人问我对余先生有什么印象，我心中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温和。是的，余先生是个令人感到温和的人。他的温和表现在很多方面。

余先生是有大学问的人，但他的谦逊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当代学界泰斗的气派和架势；当然，也许没有气派和架势，才称得上学界泰斗。

余先生不知道给多少人写过序，而且都是很认真地写。其实有些人他并不是很熟，但是人家找到他，他就会答应。他的有求必应，我想，余先生是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是希望以有求必应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在追求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

民国以来，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鲁迅型的，看问题深刻是不用说的，但戾气太重，多少有些刻薄；一种是胡适型的，同样有深刻的见解，但有一种温和的人格和气质，不会动辄恶言相向。余先生继承了胡适的风格，那也是我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最向往的风格，这种风格如今已经很罕见了。而今看华人世界的知识分子，学问并没有精进到哪里去，至少与余先生没办法比，但温润的气质很少见到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脾气，百转千折的心思。

苏晓康：中国士大夫因余英时而显身当代

《河殇》作者苏晓康

苏晓康在余英时先生追思会上说：

为什么余英时这么受大众欢迎喜爱，「粉丝遍天下」？原因很多，但是第一条，我认为，就是余先生毫不隐瞒他的反共态度，而且大声疾呼，只要有媒体采访他，他就高声批评北京政权，毫不客气。六四屠杀后，天怒人怨，可是西方绥靖中共，令其崛起，中国再次陷入万马齐喑，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不畏惧这个恶霸，他就是替亿万人民发声，怎能不叫人喜欢他？中西文明、左右两道，皆有一个通则，知识人要服务人民，要替天行道，可是你看到了谁？余英时历史思想硕果累累，地位崇高，然而他就是凭借这个本钱，强烈反对奴役人民的坏政权，中国也早已没有文化、学术，只剩下政治这对象，而且张牙舞爪，余英时就修理它，是最大功德的善行，此乃中国士大夫的专业，我们在余英时身上看到它还活着。

苏晓康解释余英时先生不再踏上中国土地：是因为中国已经「亡天下」，当初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至今中国人说他是「殉清」，而无几人知道他正是殉「亡天下」，而陈寅恪为他做挽词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已成隔世之音。对「亡天下」里面的人解释「亡天下」，大概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了，余英时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天他走了，我们更加孤苦伶仃。

廖天琪：不向极权妥协，不为乡愁所动

摄于1995吉隆坡国际会议后。左起：马汉茂、廖天琪、陈淑平（余太太）、余英时。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撰长文《往事忆旧 依稀如烟》悼念余英时。摘要如下：

还记得1993年余先生偕夫人到访德国，我先生马汉茂（Helmut Martin）时任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主任，邀请他来系里演讲。朦胧的记忆中，他讲的题目是有关晚明的商贾和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当时我很惊讶，如此重量级的历史学者竟然对于「经世致用」这样的课题，能从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原先我们担心他若搬出「宋明理学」的大学问，我们的学生程度不够会听不懂，然而余先生深入浅出，语言简洁逻辑性强，比喻生动有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虽无法追忆他讲述的具体内容，但是当时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汉茂和余先生谈得十分投契，当时「六四」过去才4年，所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大陆的政权、那里的学术研究、学者受到的迫害（犹记谈到钱钟书、陈寅恪、王蒙等人）。提到天安门屠杀，据闻余先生在美国学界发起声援，并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刚巧马汉茂在大屠杀当晚深夜听闻消息之后，心意难平，连夜和次日跟近百个德国学界，特别是汉学界的同仁电话联系，发起一个德国学术界联署签名安抚受害者声明，谴责李鹏政府的暴行，要求问责追凶。声明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整个版面，可见他和余先生英雄所见略同，行事作风不谋而合。余先生态度非常明确，他说，这种摧残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屠杀人民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我反正是不会去那里的。」

余先生说到做到，他1978年从美国到中国进行过学术访问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这片土地。由于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学界的影响力，中共早就用统战手段向这位「反共学人」伸出橄榄枝，并且百般诱惑。海外华人中太多的文人、科学家甚至异议份子、民运人士，公开或秘密地被极权政府招揽或收编，许多人即便不被收编变成「特务」，却也手持外国护照进出国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衣锦还乡」，可以骄其邻人。还有些人更是矫情地称自己有「乡愁」，为了名利，放下身段投入极权「祖国」怀抱，的确丢人。而为了「乡愁」还乡探亲，或是落叶归根返国定居，这类人自喻是文人雅士的选择。

王军涛：先生的学问、政治与做人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历者王军涛

王军涛追思余英时先生，说到：

我与余先生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刚从中国释放后到了美国，参加讨论会的第二天见到余先生。第二次是魏京生先生出来后，在普林斯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

余先生跟传统的学人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他还是将学问当做积极入世的一个思想和精神的源泉。正如冯胜平先生介绍的，余先生“文如其人” 应该说，余先生是由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先生代表这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与西方文明、现代政治在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既有一些价值，也有一些误区。余先生的学问。 “春秋笔法”、“惩恶扬善”之类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知识分子做人提供做人的理论和知识的源泉。他的最理想境界就是要求这些文化人，或者余先生所说的‘士’能够“殉道”。如《正气歌》所说的那样，在盛世能够与贪官、污吏、奸商做斗争；在乱世能够维护“道”的尊严和价值。“士”是余先生的治学核心。

做人的底线。如果你做儒家，你不能一生践行从小事，私生活到做人一直到国家坚守儒家的理想。但是也要坚守底线，坚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道德底线。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余先生的史学观其实不是儒家，余先生自己至少在两个场合说到自己不能算是儒家。先生解释到他有自由的想法，这与古典儒家还不接轨；先生在写‘士’的时候，知道‘士’在治国时是“儒”，在个人修养时，又有很多“道”的成分在里面。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士’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的坚守、维护、发展有关系。先生的史学观以‘士’为核心。

先生的政治观，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先生试图通过叙事，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来打造出现代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去抵抗中共。从这一点讲，他以春秋笔法、汉贼不两立的风骨（或者西方的贵族精神）对抗中共。这样就容易理解先生对中共的不妥协，只要中共还在破坏知识和文化、还在把知识和文化做为自己的附庸、就不向中共妥协。

先生的史学观和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是有学术思想根源的。说到底就是儒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文如其人、做人要殉道。这些理想人格更多的往往是光荣的失败者，在厄运中共荣的失败者更能体现对价值坚守的壮丽和壮烈。

先生通过他的书，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向，打造出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很精彩，他说我在哪，哪就是中国，其实是说“中国”那个地方就不是“中国”了。理想的中国令人向往。我毫不怀疑，未来当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并且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的时候，余先生理念才能真正在中国落地，那时余先生也回到了中国。

张伯笠：公墓前拜别

张伯笠牧师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通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的张伯笠牧师，在普林斯顿公墓拜别余英时先生，并赋诗一首。

青草萋萋，

别情依依，

老树斜阳，

伴君安息⋯⋯

结语

余英时先生所弘扬的中华文化、士人风骨，吾辈为之发扬光大，则先生之志，可以不朽矣。

《东京自由民主之声》综合报导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では六四・天安門事件から30周年を迎える2019年6月1日、明治大学において下記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いたしまた。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
「六四・天安門事件を考える」
日時：2019年6月1日（土）　10：00～17：00

《登壇者略歴》
Andrew J. Nathan（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
194３年、米国生まれ。コロンビア大学政治学部教授。専門分野は、中国政治、外交、人権、および政治文化。ハーバード大学にて歴史学（B.A）、東アジア研究（M.A）、および政治学（Ph.D.）を修める。1971年以来、コロンビア大学で教え、同東アジア研究所所長（1991－1995）、同政治学部長（2003－2006年）を経て、現在、同大学人権研究センター運営委員会委員長。主な著作として、The Tiananmen Papers（邦訳：張良編、A.J.ネイサン監修『天安門文書』文藝春秋社） (2001)、Negotiat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Beyond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2001),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with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second edition (2009)　with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等.

王丹（おう・たん）
1969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人権活動家、歴史学者。1989年の天安門事件では、ノーベル賞の劉暁波の弟子であったウーアルカイシや柴玲とともに、学生最高指導者としてその名は世界に知られる。国立清華大学（台湾）客員助理教授。ハーバード大学博士。

胡平（こ・へい）
1947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現在米国ニューヨーク在住、《北京の春》栄誉編集主幹。独立中文ペンクラブ栄誉理事。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部大学院入学。西方哲学史を専攻し、哲学で修士号取得。北京出版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勤務を経て、1987年、ハーバード大学博士課程入学。中国民主団結連盟主席、『中国の春』、『北京の春』雑誌編集主幹などを歴任。

張博樹(ちょう・はくじゅ)
1955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課程修了。哲学博士。2010年ま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現在コロンビア大学客員教授。政治学(中国政治)。主著に『中国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香港・農鐘書局)、『改変中国——1969年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邦訳『新全体主義の思想史:コロンビア大学現代中国講義』白水社、2019年）』(香港・遡源書店)等。

矢吹晋(やぶき・すすむ)
1938年生まれ。1962年東京大学経済学部卒。東洋経済新報社記者、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研究員、横浜市立大学教授を経て、横浜市大名誉教授。21世紀中国総研ディレクター、朝河貫一顕彰協会代表理事。主な著作として、『沖縄のナワを解く』情況出版)、『習近平の夢』(花伝社)、『南シナ海領土紛争と日本』(同)、『対米従属の原点ペリーの白旗』(同)、等。

主催：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ます | 明治大学 (meiji.ac.jp)

胡平：坚守希望——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收到《港支联通讯》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约稿信，我立即回信答应下来。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开计算机，却迟迟难以开篇。

过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写文章纪念。同一个题目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二十八年，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如果不是为了应景，还有必要再写一篇吗？

我以为还有必要。因为在中国，「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在中国，「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写文章纪念「六四」，不但是纪念，而且也是抗争。

毋庸讳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说：「我经常（特别是在极为无望时，比如在监狱中）想到的那种希望是一种精神的，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维尔强调说：「在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希望不是一帆风顺时的欢乐，或对有望早日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诚意，而是一种为某种事物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由于这种事物有成功的机会，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决不是人像乐观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某个事物会有好的结果的确信，而是对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把握，不管其结果如何。简而言之，我认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说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们免遭灭顶和激励我们行善的东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达到惊人的范围之源泉。最重要的，是这种希望给了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尝试新事物，即使是处在向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么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在这段谈话里，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文：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转自香港独立媒体（2018-04-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6期，2018年5月25日—6月7日

在六四29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讓我們重溫八九民運。這對於我們強化對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同胞的信心，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八九民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在50多天的時間裏，這場運動席卷了全國200多個大小城市，累計參加人數超過5千萬。如此巨大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相當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八九民運明確地提出了爭自由爭民主的口號，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紛紛成立了獨立的組織，很多中共黨政機關的人也走上街頭或發表聲明，公開表態支持民運、反對戒嚴。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只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這場運動，或者是目擊過這場運動，那麽他就沒有理由對中國人、對我們的同胞持悲觀態度。

不少人說：中國人天生奴性重，只要吃飽了飯，就甘於受奴役；有的還說，中國人就是餓死了也不會反抗。可是，八九民運證明這個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八九民運不是饑民暴動，不是饑民造反；八九民運不是發生在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背景之下，而是發生在經濟發展迅速，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受益的背景之下；發起運動的更是衣食無憂的大學生。另外也一直有人認為中國發生的反抗事件，總是社會的邊緣人士興風作浪搞起來的，但是八九民運證明，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民運的先鋒和主體是大學生，首先是首都的名校的大學生。那時大學還沒有搞「擴招」，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這顯然和歷史上常見的饑民暴動或底層人鋌而走險等行為完全不一樣。另外，在整個運動中表現出的高度遵守非暴力的原則，也和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暴力鬥爭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

在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八九民運的前奏是知識界發起的要求釋放思想犯的一波接一波的簽名信活動。正是這一批知識分子啟蒙了八九那一代大學生。在「新時期」暫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參加了八九民運。

有人說，八九民運之所以爆發，是因為中共上層發生了分裂。不對，不是上層的分裂催生了民間的抗議行動，相反，是民間的大規模的英勇抗爭促成了上層的分裂，然後才是上層的分裂進一步鼓勵了民間的抗爭。

不少人說，中國人不反抗時是順民，一旦反抗就變成暴民。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觀點。在長達50多天的運動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和平與理性、那種自發的紀律與秩序，令全世界為之贊嘆。我們知道，即便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老牌民主國家發生人數多、時間長的抗議活動，有時都會發生某種騷亂，發生打砸搶，但是中國八九民運持續50多天，參加人數上千萬，卻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一起暴力事件。這簡直是一個奇跡。

有人斷言，別看現今的中共當局鼓吹排外的民族主義，反美反西方，如果中國實現民主，未來的中國只會更排外、更反美反西方。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說法。八九民運有力地顯示出中國民眾對美國、對西方是何等的開放與友善，對普世價值是何等的擁護和信奉。八九民運中在天安門廣場樹立的那座民主女神像，明顯是照著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造的，可見當時國人是怎樣的胸懷，根本沒有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

八九民運無疑是我們民族的一次高峰體驗。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表現得那麽純真，那麽美好，那麽讓人感動。可惜八九民運功虧一簣。六四後29年的持續高壓，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可怕沈淪。然而我們不應對我們的同胞失去信心。既然你曾目睹它飛掠高峰，你就該知道它不是雞，它是鷹。是鷹，就不會永遠蜷伏，總有一天它會再一次展開翅膀，掠過高峰。越是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們越是要對此懷抱希望，懷抱信心。

轉載自：《歐洲之聲》網刊

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七章 從頭再來

政治上的結盟常常並不需要和別人訂立某種公開的或秘密的契約，它主要取決於你的一種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文章摘錄

一、’從頭再來’

據說，前不久，由於財政困難，中共當局不得不允許民間歌手崔健舉行演唱會為亞運募款。 於是，在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種海報：整個畫面以血紅色作為底子，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從頭再來』（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眾多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下提及六四。 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正如江澤民對美國記者所說，是為了用時間來沖淡人們對六四的記憶。 對於中共的這種作法，民運力量方面必須針鋒相對，隨時提醒世人勿忘六四。 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得好：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 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遇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 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 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 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顯然，對於雙方來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難的。

上述困難表明，我們僅僅滿足於提出『毋忘六四』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們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搞得不好，我們也就是在強化六四的威懾效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意識到這層特殊困難的人竟然寥寥無幾。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以上幾章中，我力圖證明以下幾點：

l． 對於中共專制政權，非暴力方式抗爭是切實可行的：

2． 這種鬥爭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 積小勝為大勝，最後會取得徹底的成功：

3． 以往鬥爭的失敗決不是客觀必然的，它也是我們自己的失誤所致，而這些失誤決不是不可能糾正的。

如果人們認識到這幾點，他們就會克服恐懼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堅定也更謹慎、更勇敢也更機智地投入新的民主運動。 而那個根基業已動搖的專制政權必將在新的民主運動的衝擊下節節敗退。 只有認識到上述幾點，我們才是『記住了應該記住的，忘記了應該忘記的。 ‘（我在《論言論自由》一文中就提到過我們需要這種正確的’記憶——忘卻’。 ）

四、反駁幾種錯誤、不實際的觀點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運隊伍內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揚截然相反的一套觀點。 比如：

1． 有人說，八九民運的結局已經證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對中共專制’此路不通’。 毫無疑問，持此觀點者的本意是希望人們丟掉對非暴力鬥爭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鬥爭。 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說，這種觀點的實際效果——如果人們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話——只能是廣大的民眾放棄反抗，陷於消極無為。

2． 有人說，由於敵強我弱，所以八九民運的失敗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

對這一觀點的反駁，主要見之於第三章。 如果說敵強我弱就必輸無疑，那麼天下就不可能有什麼新興力量初戰告捷的任何先例了。 那顯而易見是荒謬的。 這裹還要補充說明的是，上述觀點首先是思想懶惰的表現，是不負責任媚俗的表現。 難道不是嗎？ 把一件已經如此這般發生了的事情說成是命中註定只能如此這般地發生，從而免去了對其過程中其它現實可能性的細緻分析，這不是很省氣力的嗎？ 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後解釋歷史時局愛採用決定論或曰宿命論的立場，無非是懶於思考而已。 再者，你若說運動的失敗也和我們自身的失誤有關，那就難免不批評運動中的某些人物，因而總是件得罪人的事，遠不如把一切推給天命那樣令人皆大歡喜。

關鍵在於，如果人們果真相信了在現階段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民運的失敗是客觀必然，那麼誰個還會再去投入民主運動呢？ 一個不可否認的心理事實是：大多數人在投入一場運動時，內心總是抱持著對成功的相當信念的，否則他們寧肯退避忍耐。 因此，宣揚’民運失敗必不可免’的一個最糟糕的效果就是。 它會嚴重地、也許甚至是根本地打擊了人們投入下一次民運的信心。

3． 我詳細論證了，八九民運一度取得偉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見好就收，致使功虧一簣、反勝為敗。 據我所知，很多人都贊同這一分析。 不過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對。 反對意見可分為三類。 一類反對意見是認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策略原則根本是大廢話，並把它等同於股票的投機。 我在第四章已經指出，任何策略原則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為你抽象就否定它的意義。 ‘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實際上是對現代政治學中博弈論裹囚犯難題的一種簡明的概括。 它涉及是兩個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間互動的關係，因此不可與買賣股票這種一個自由意志面對盲目的市場波動的情況簡單比附。 ‘見好’不是’見最好’，建立良性互動不等於投機，等等。 第二類反對意見，承認’見好就收’原則的正確，但堅持認為在八九民運中並未出現過可以稱之為’好’的時刻，對這種意見的反駁，本書第四章的第六、七節已有充分論證，茲不重複。 這裹我要著重再談的是第三類反對意見，有人指責我關於八九民運未能’見好就收’的批評是’脫離廣場實際’，是一種’書生氣’的’想當然’、’理想化’，是分不清’應然’與’實然’。 他們堅稱，要讓一場群眾運動自我控制根本就是辦不到的，有人還鄭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運中，這種如脫韁野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 最後，這些朋友批評說我的觀點純粹是關在書齋裹的閉門造車、是沉溺於文字遊戲：並教導我要具備一點中國民運的實踐經驗。

眾所周知，我不論在撰文或是在講演中，從來不擺出『老資格』的架式：『因為我參加民運的實際經驗比你們都更豐富，所以你們應該聽我的。 ‘我深知，資格並非論據。 一旦你抬出『資格』什麼頭銜，試圖以此來加強對方接受你觀點的意願，那多半表明你對於你所能夠運用的理論和事實材料的說服力沒有足夠的信心。 然而，當我看到一些在實踐經驗上遠遠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評我不了解實際時，忍不住會有一種滑稽的答覆。 這當然是題外話。

對於第三種反對意見，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答覆。

第一，八九民運決不是單純的不滿情緒的大發洩。 一場有百萬人參加的、沒有統一組織指揮的、前後持續五十天的群眾運動，竟然沒有出現什麼打砸搶燒一類事件，這在整個非暴力抗爭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否認參與者的廣泛共識和自我約束，把它僅僅稱為情緒的宣洩，顯然極不公允。 一般來說，要讓一場如此規模的群眾運動避免出現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極難極難的。 而要讓運動的主體隊伍做到能進能退則比較容易。 八九民運做到了難而未做到易，那說明不是群眾運動自身的性質註定了它做不到能進能退，而是因為群眾的事先缺少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礎。

第二，在廣場上，那些主張見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贏得上風，除了廣大參與者事先缺少有關良性互動的思想共識外，大概也和這些溫和派民運領袖在貫徹自己的主張時缺少足夠的堅定性有關.

嚴格說來，在群眾運動中，並非總是誰的主張愈激進誰就愈容易占上風：確切地說，是誰的態度愈堅決誰才愈容易占上風。 主張的激進與否是一回事，態度的堅決與否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對自己的主張——這個主張本身也許是很溫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識到，在關鍵時刻的一個決定，往往會影響到成千上萬的人——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安危，影響到日後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的歷史走向，你就應該、就必須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張。 有了高明的主張而沒有堅決付之實施的百折不撓的鋼鐵意志，在現實政治活動中，是註定吃不開的。 這個問題十分重要。 現在許多人都擔心，在未來中國大陸政局出現重大轉折關頭時，那種更成熟、更正確的主張能否佔據支配地位？ 造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深入展開有關各種問題的嚴肅的爭論，以求獲得最大程度的共識。 一旦事變到來時，我們就必須十分堅決有力地貫徹我們的主張。 所謂寬容，無非是說你必須承認和尊重對手的權利，決不意味著迴避針鋒相對的爭論。 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張更正確、但缺乏將自己的正確主張貫徹到底的頑強意志、害怕捲入激烈的爭辯中的人，決不是有風度，而是政治上的軟弱的低能。 我希望一切對中國民主大業抱有嚴肅認真態度的人務必對此有充分的認識。

第三，斷言群眾運動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這種觀點，其最大的謬誤之處在於：事實上，它將構成對群眾運動本身的強烈否定。 假如我們真的相信，在現階段中國大陸，群眾性的民主運動註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麼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從此以後，我們都不要去鼓勵、去支援、去發動、去參與這種危險的遊戲。 如果我們承認自己從原則上就控制不了火勢，那麼我們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勵任何別人玩火。

也許。 這些朋友會說，可是群眾運動都是自發產生的呀！

不對。 任何一場稍具規模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都是在得到社會其它階層人士廣泛而深刻的同情、贊許和支援與參與的情況之下才發展為具有一定規模的，更不必說它在啟動之初常常需要一種對之鼓勵的社會輿論氣氛。 否則，它既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擴大。 當我們說八九民運是自發的運動時，我們不過是說，這場運動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個組織事先策劃和統一發動。 但是所謂自發的『自』是包括了我們大家在內的，是我們自己的願望和行動造成了這場運動。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以暴力鬥爭的方式爭取民主是不可取的。 原因是暴力方式會造成較大的社會代價和容易導致以暴易暴等消極後果。 所以這些人都明確宣稱自己不主張暴力鬥爭。 基於同樣的理由，那些斷言群眾運動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認真考慮到失控的群眾運動也很容易帶來嚴重的消極後果時，難道不應該同樣明確地宣佈自己不主張群眾運動這一立場嗎？

這裹，我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還要不要搞群眾的民主運動？ 這個問題並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樣毫無爭議。 四. 一五后，北京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當時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識界人士，最初的反應是審慎的，憂喜參半的。 喜的是這一代大學生關心國是、追求民主、勇於鬥爭。 憂的是街頭運動常常由於做不到有理有節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然而，以後大學生群體所表現出來的令人讚歎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給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其實，大學生自己也知道群眾運動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長一段時期他們都不願意讓社會上其它階層的人士捲入。 ）我一再強調的是，不是因為有了堅強的領袖和組織，而是立足於普遍的共識，八九民運曾經極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 可惜到後期，由於策略思想的分歧（圍繞著’撤’和’留’的問題），那個把千千萬萬的人群協調起來的共識不復存在，廣場上愈益混亂和失控。 劉曉波等四人的絕食宣言第一次公開批評學運的失控，試圖把已經陷於混亂的運動重新協調起來，但終未成功。

五、我們還要搞群眾運動嗎？

六四屠殺造成了兩個不容易忽視的消極後果。 其一是削弱了人們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對此已有論述），其二是動搖了人們對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或曰街頭運動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 不少人覺得，兩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八六學運和八九民運都以失敗而告終，尤其是八九民運，損失慘重，國內政局全面大倒退，有鑒於此，今後我們還搞不搞群眾運動？ 這個問題極其重要。 如果人們對群眾運動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麼還能指望有新的民運高潮的到來呢？

六、再談八九民運的成敗

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運是成是敗的評價了。 我一開始便有詳細的論證。 然而仍有人提出異議。 有人說，由於八九民運中口號龐雜，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目的，因此你無法檢驗其後果是否達到初衷。 這些人認為我所說的『爭取自由權利，擴大自主性空間』的目標不過是我個人頭腦中的臆斷，並不存在於現實的運動之中。

這種觀點不值一駁。 且不說在八九民運中，爭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要求成立獨立組織、與官方進行公開的平等對話等項目標（我所談’爭取自由權利，擴大自主性空間’即是對上述要求的概括）本來是很明確、很集中的，就算我們用更籠統的說法，八九民運既是一場民主運動，它的目的當然是反對專制、促進民主。 因此，判斷其成敗就很簡單，那就是看運動之後，整個社會是更民主了還是更專制了。 以這個標準來看，八九民運的結局應該說是不言而喻的。

不錯，由於一場政治事件常常會引出多方面的後果。 所以要評斷其成敗往往並不容易。 比如說，歷代農民起義，都沒有實現起義者建立均平社會的理想，但是它們常常贏得了新的統治階級的若干讓步。 再比如，民主牆運動中，民間刊物被取締了，但與此同時，官方刊物變得更開放，上層人事也發生了有利於改革派的變動。 馬克思說，在歷史上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反革命在鎮壓下革命后，轉而實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 這叫做反革命執行革命的遺囑。 對此一論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處姑且不論。 但是八九民運的情況顯然不屬此類。 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倒退是相當全面的，誰也不會否認，在六四之後，中國大陸是變得更專制而不是變得更民主。 在這種嚴酷的事實面前，硬要說它沒有失敗又有什麼意義呢？ 是的，八九民運説明提高了海外民運人士的知名度。 但是，我敢斷言，絕大部分海外民運人士都會認為，他們寧肯不要這種知名度，如果八九民運能有另一種結局的話。

七、是説明、提高民運，還是取消、否定民運？

顯然，八九民運的結局乃是廣大參與者很不情願見到的。 正是由於這種始料未及的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不少人已經對今後是否還投入類似的運動產生了很大的疑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給大家講清楚：民主運動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實現我們的預期目標的。 然而，有些朋友卻要大聲駁斥我們，說：不對，希求群眾運動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脫離實際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統一的政治組織的今日大陸，群眾運動註定了只能如脫韁野馬而不可控制。 我請這些朋友認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們的觀點，認定民主運動只是一輛沒有刹掣的汽車，那麼，面臨著崎嶇險峻的反對專制、爭取民主之路，誰個還會去搭乘民運之車呢？ 這種觀點客觀上是在説明民主運動、提高民主運動的水平，還是在否定民主運動，難道不是非常明顯的嗎？

八、沒有正確反思，就不會有下一次民運

對於我這篇不得不如此冗長的文章，有些批評者表示很不耐煩，他們說，也許，下一次民運都爆發了，你還在那裹沒完沒了地反思呢。 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對八九民運的深刻、正確的反思，下一次民運根本就不會到來。

人類畢竟是經驗的動物，每個人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都依賴於過去的經驗，確切地說，（因為經驗需要詮釋）依賴於人們對過去經驗的反思。 如果我們拒絕對經驗進行深刻正確的反思，其實就是聽任那些膚淺而錯誤的觀念支配我們。 為什麼中共強硬派有人說死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安定？ 無非是他們寄希望於人們膚淺而錯誤地總結經驗從而陷於消沉悲觀而已。 像上面列舉的一些錯誤觀點，論者何嘗不以為是八九民運的經驗總結，但其實卻正好完全落入了專制者為你預設的觀念陷阱。 換句話，專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運失敗不可避免、民運自身的失策不可糾正一類觀點，因為一旦人們相信了這些觀點，他們就不會奮起進行更堅定、更高明的鬥爭，而專制統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從這個意義上我必須說，我的那些批評者的確是給民運幫倒忙。

結束語

記住，在政治上，知難而行易

孫中山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命題’知難行易’。 一位偉大的實踐家、行動家，如此強調認知的價值，這一點乍一看去是令人費解的。 其實那正是孫中山的高明之處。 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些最關注實踐、最長於行動的人、最能體會到正確的認知對一椿成功的偉大運動的決定性意義。 六四之後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人民的反抗活動反而大大減少？ 那正由於人們的認知普遍地發生了故障。 在殘酷的鎮壓面前，一般人當即汲取的教訓通常是消極的。 與此同時，某些流行的觀點（例如，認為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認為群眾運動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雖然偏向激進，客觀上卻是加強了那種普遍的消極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大力強調從積極方面總結八九民運經驗教訓的重大現實意義。 因為它是構成民運再出發的基礎與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

胡平網站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

——文章摘录

一、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的话，那么，我发现，在六四之后，不少人似乎又偏向于过分的悲观。这种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原则上认定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能同意。以下，我拟对几种主要的‘八九民运注定失败论’加以分析和批评。

二、关于陈一谘的‘五因素论’

陈一谘认为：八九民运的成败事实上有五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群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人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五是军队的掌握程度。而中国当时群众的不满意是希望改革，领导的不满意是希望保守，形成尖锐冲突。以下几个方面群众这边都没有，全部是政府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血腥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陈一谘归纳的五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决定一场全面战争或曰总体决战成败与否的因素，而八九民运本来应是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以三、四两条为例。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目标正是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和打破官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它们正是我们意欲取得的胜利成果，那又怎么能反过来作为决定我们胜负的先决条件呢？正因为我们没有A才去争取A，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说由于我们没有A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A.这显然在逻辑上是错乱的。按照陈一谘的五因素论我们应当引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使运动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限战争的层次上方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场运动弄成了总决战的架式，失败即不可避免。八九民运到后期客观上搞得有点像总决战，所以它注定要失败。我在前面谈到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不赞成在这场运动中某些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说法作法，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当然，要一场运动始终保持在有限战争的层次上，乃是一件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的道理。因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可以截然划开的界限。

三、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区分

关于有限战争舆全面战争的区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对此多说上几句。

首先，不少人根本否认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提出来的具体目标多么温和，只要它们确实是反对极权专制的，那么极权统治者一定会进行镇压。这种观点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肤浅。实际上它是很深刻的。因为极权统治颇有些像拦洪大坝，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便会招致整个大坝的崩溃。我在倡导言论自由时常常引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那句话：‘一磅肉，只要一磅肉。’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争取言论自由看来只是要求一项最简单的公民权利。但仅仅是这项权利的获得，便已对整个极权统治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中共强硬派把鼓吹言论自由上纲上线为反对‘四个坚持’时，这在纯逻辑、纯理论上是荒唐的，但对中国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十分正确的。同理，八九民运的直接目标，从逻辑上、从理论上都并不等同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当中共强硬派咒骂它是要‘推翻共产党’时，其实倒无大错。要问愚笨的中共当局何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直觉？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政绩极差，丧尽人心，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没有自由选择之上的。‘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话是用来挖苦那些骗人的巫医一类人的。用在共产党身上分外合适：一旦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只好垮台了。最近，东欧的民主浪潮一起，人民开始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好恶，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府转瞬之间便纷纷落马下台。可见共产党结怨之深。既然如此，中共当局又怎么能不分外警觉呢？

从上述分析看来，有限战争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任何一场名义上的有限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容易转化为全面战争。倘如此。民主运动便只有两种情况：不是不战，便是决战：战争一旦打响也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失败，就是全胜。显然，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由此，民主力量便可以稳步发展，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格局。

四、为什么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这裹，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们坚持认为：中共当局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暴力去压制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进而言之，任何权力都有其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种无限的权力或日绝对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对于中共而言，不存在着任何一种合法的或明确成形的其它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它决不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中国的一切。它决不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是无所不能。

有些朋友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有趣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大都赞同‘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让我们对上述观点略加评论。

首先，我可以承认，假如整个中共上层自始至终都是铁板一块地一心一意要镇压，那么民主运动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问题恰恰在于：

第一，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中共高层并非铁板一块，其间，温和派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既是十年改革的产物，更是十年‘文革’后反弹的结果。

第二，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除去一些人温和、一些人强硬这种区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形势比人强’的大背景。这种大背景的存在，使得整个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强化他们的控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文革’结束直到这次‘六四’之前，中共的统治是在不断地软化、弱化。这种整体的软化、弱化的趋势甚至不以其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个别人物地位的起伏变化为转移。毫无疑问，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人都掌握大权时，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温和派的实力应是最强的。因此，至少是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于温和派断其一股再加上邓小平日趋强硬，中共上层变得比七九年、八〇年或八六年更保守、更强硬。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如下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共上层在八七年后政治上变得更保守、更强硬，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社会的控制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强化，相反倒是在持续地弱化。这并不奇怪。螺丝钉松了，既可能是因为拧螺丝钉的人没使劲，也可能是因为螺丝钉与螺母磨损太多，致使双方不再咬合。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并不必然地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强硬化，如果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买几个头头们的账的话。

2．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更不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受控制程度的强化，如果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的话。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什么某人能够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它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这其它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所谓权力，无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那就是说存在着另外一批人，这批人自愿对他表示服从。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一个权力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自愿服从者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服从者掌握物质力量的程度。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确切地说，是抗拒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胜过了效忠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我上面的结论：假如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抗拒掌权者的命令，那么，即使这一小批掌权者自己团结一致，他们也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邓小平本人是否下决心镇压民运，中共上层是否一致主张镇压民运，那都并不足以决定民运的成败。八九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中共强硬派在上层占了上风，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力量还不够充分的强大。

不过，上述说法仍然失之含混。什么叫强硬派占上风呢？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不是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过的吗？那岂不是表明从一开始强硬路线就居主导吗？笼统地说社会反抗力量不够强大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分明取得过像四．二七游行一类的辉煌胜利。可见，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

其实，不管是论及中共上层的一致或分歧，还是论及社会反抗力量的大小，都离不开具体的事态和情境。回顾整个八九民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学运初起时，中共上层是一致主张压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也都在四．二六社论原稿上签了字。据说送交赵的四．二六社论底稿与后来发表的正式全文有所不同，但相信在反对学生运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出入。赵对学运态度，先是反对，尔后才转为同情。这大概是确定的事实。

最初，中共上层都主张压。但采用何种手段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朗。据说，胡启立、乔石的意见是不能流血。姚依林对赤手空拳的武警能否制止住学生表示怀疑，但也未明确表示开杀戒。李鹏则借口自己是管经济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讨论。赵紫阳在朝鲜。最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便是派出大量武警和部队设定层层警戒线，但不携带任何武器。至于邓小平本人，他虽然在此之前谈到过开枪问题，不过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裹，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当局最初没有作出开枪镇压的决定呢？

一般人的回答是：因为当局希望不开枪而能解决问题。

这个答案也许不错，但显然还不够深入。如果说中共希望不开枪能解决问题，那究竟是因为他们相信开枪也能解决问题，但两相比较。以不开枪而解决问题更好？抑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下令开枪反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此其一。第二，中共希望不开枪而解决问题，但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不开枪很可能阻止不住学生，倘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取得游行的成功，他们又将如何对付？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前面说过，本来。中共上层都是反对学运的，包括赵紫阳一派也不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八九民运的最初爆发是受到了党内高层某一派人的支使或鼓励。如果说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民运力量不善于同赵紫阳一派合作，那么，这一失误除了说明民运力量自身在策略上不成熟外，也有其客观的原因。由于赵紫阳一派在以前并未表示过支持民运的倾向。所以民运力量对赵派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一点我在以后还要论及。

在我看来，中共之所以希望不开枪解决问题，上面提到的两种因素都是起作用的。一方面，纵然是那些相信开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也认为，如果不必开枪而能乎息反抗，那就更可取。毕竟，没有一个当权者愿意使自己和人民处于公然的对抗地位。屠杀和平居民只会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中共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暴力始终是中共手中的最大的一张王牌。中共知道这一点。中共也让人民知道这一点。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明白，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反对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畏惧中共的暴力镇压。没有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老农，对这一点有什么误会：似乎他之不公开反对共产党，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共产党真诚的信赖。在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契约，那是一个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约。这个契约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写进人民的心裹，但是它的公开版本见之于中共当局的各种文件一一都充斥着堂皇而暧昧的语言。暴力不好意思赤膊上阵，它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精巧的服装。这种服装的精巧性在于它既要掩饰自己又要凸现自己，有如那些精巧的亵衣。它必须凸现自己，免得让别人不知畏惧：但它又必须掩饰自己，免得让别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种动物，因而他畏惧暴力：同时，人又是一种有自尊心的动物，因而他很难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服。换言之，正如暴政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这意味着，当暴力以隐蔽的方式显现自身，也就是说，当暴力以掩饰的方式凸现自己时，它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反之，一旦暴力公开赤膊上阵，它固然可以更强烈地造成人民的恐惧，但与此同时，那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民基于自尊心的屈辱感。这就很容易会促使他们进行英勇的反抗。假如这种屈辱既严重又普遍，由此引起的反抗就可能十分强大。因此，中共当局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开枪杀人，恐怕非但不足以平息事态，反而有可能扩大事态。

后面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说，晚开枪不如早开枪。不少人也认为。假如中共当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就杀人。人不致于死那么多，而以后的更大风潮也就无从发生了。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实际，现已无法从事实上去加以验证。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的，历史不可能严格地自我重复。这就使得一切关于‘如果当初不如何如何，后果便会另成别样’的论断都不可能得到确证或否证。历史只记录事实，也就是说，历史只记录那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研究历史却要求我们也要去注意那些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我们要去研究那些没有进入现实的诸种可能性，哪些是真正的可能性，哪些是虚妄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研究得越深刻，则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就越多。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

我们说，中共掌握着枪杆子。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它和张三手裹握着一支枪的含义并不等同。张三手裹握一支枪，那意味着这支枪完全受张三意志的支配，包括张三一时发疯时的怪诞意志的支配。譬如说，张三可以用枪打死他的母亲，只要张三头脑中确实产生了这个离奇的意志的话。但是不论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共政治局，绝对不可能让人民解放军去集体枪杀军人自己的父母。这就是说，掌权者要使自己的命令生效，他必须考虑到执行者的可接受程度，换言之，他必须限制自己命令的内容。说到掌权者，我们也要记住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永远充满了明争暗斗，每个人都在希望着别人栽跟斗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一句话，现实的政治远远比我们许多朋友的贫乏概念、武断推理和简单化的论断要复杂得多。普通语义学派的哲学家指出，事物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特征，语词、概念不可避免地要省略掉许多特征。因此，正如地图不是版图，词并不是事物。然而，我们的思考又势必借助于语词或概念，这裹就存在着使我们的思考脱离实际歪曲现实的危险，倘若我们还不注意明确概念的准确内涵，热衷于用粗陋的、比喻式的语言进行思考，则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大。

回到刚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四．二七时中共当局为何不下令开枪？首先，在当时，强硬派自己就不会统一行动。纵然强硬分子内心深处也许个个都主张杀，但谁都希望由别人出头干这件坏事，自己袖手旁观，以收渔翁之利。结果便是无人出头，公开地直接地下达屠杀令。强硬派至少有四怕：一怕成千古罪人，二怕同僚反对，三怕士兵执行时出乱子，四怕民众强烈反弹。有了这四怕，就产生了第五怕：怕自己出头当个恶人，到头来反被别人出面做好人卖掉自己。

从民众方面看，四．二七前运动的规模还很有限，但却是憋足了劲，其势正盛（这和六四前夕民众方面由盛而衰正处于两个相反的阶段）。几百名学生留下遗书，确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倘若当局下令开枪，断不是死几十个人可以吓得退的。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目标又相当低调，这比后来的‘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一类口号温和得多，因此显然更易博得同情。注意，唤起热情和博得同情不是一回事，要唤起热情，使更多的人愿意投入，一般需要有比较抓到痒处的口号，而要博得同情，则口号是越温和越好。四．二七学生游行的口号极温和。因此也许激不起多少人去忘我投入，但倘若遭受血腥屠杀则势必造成极为广泛强烈的同情和义愤。四．二七游行的挑战性不仅在于它提出的口号，更在于游行行为本身。如果是当局在四．二七便开枪，那很容易在全社会、包括在中共党政军内部造成过于突然的强烈震撼。这种震撼的强烈性和突然性（等到六四，突然性已大为降低）很可能引发巨大的混乱。加上强硬派自身的不统一，加上开明派还没有受清洗，因而确有可能出现杀人者立即受孤立、被抛出来收抚人心的结局。

抛开上面的分析不谈。即使我们认为，中共当局有能力在四．二七就下令开枪，那么他们之所以未作此决定仍然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么做不上算。任何人做事都要考虑成本。如果你手裹只有一张大王，那并不能担保你在牌局中稳操胜算，除非对方想用揠底的办法赢你，你可以把这张大王用在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如果对方总是五分十分地吃，你就会很为难。为区区五分十分就甩出大王吧，未免不上算，结果便是，你只有眼睁睁地让对方一分一分地赢过去。美国有了原子弹后，有些美国人说，从此我们不必发展常规武装了，反正我们有原子弹，足够消灭对方的。可是这种主张在实际上马上遇到麻烦，别人一点一点地打击你，你要么没东西去还击，去防止，要么只有扔原子弹。当对方的进攻看起来（注意，是看起来）不那么具有颠覆性，你要用原子弹就很难，不但要背上万世罪名，而且内部就未必通得过，内部就造成危机。结果别人还是可以占便宜．鲸吞固然做不到，蚕食却总是行得通的．这样下去，日积月累，力量对比就会改变，而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统治者关于合算不合算的标准也不断下移，因为他们手中的本钱越来越少。开始，他们对于老百姓在私底下的批评攻击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到最后，即使要他们交出全部权力，只要能保住自身的安全，他们也会觉得是上算的了。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共发表四．二六社论，下达邓小平讲话，以及布置层层的军警封锁，试图吓退学生。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办法可能没有效力，接下来怎么办？

据陈一谘后来讲起，当四．二七后赵紫阳回到北京。邓小平曾问过他解决学运的办法。赵紫阳说有两种办法，软办法和硬办法，硬办法又分两种，空硬和实硬。所谓空硬，大概就是像四．二七之前的作法：严辞威胁，军警封锁。实硬，自然是指真刀真枪、流血杀人。软办法则是避免刺激学生反感，用安抚的手段让运动退潮，然后再对‘一小撮’加以追惩。

有人怀疑上述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其实那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包括前面引述的在四．二七前夕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各种意见，是否准确，也不妨碍我们此间的讨论。因为从中共的公开表态和做法上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四．二七前，他们用的是硬办法，是空硬而非实硬。四．二七之后一段时间则用的是软办法。空硬和软办法都是要打击‘一小撮’的，区别只在于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空硬主张用虚声恫吓把群众运动吓退，软办法则主张避开锋芒，用缓和的办法把群众运动拖化。四．二七大游行的辉煌胜利宣告了空硬计划的彻底破产，以后中共转而采用了软办法。

赵紫阳的软办法和过去胡耀邦说的冷处理有类似之处。其主旨是不赞成流血杀人，避免当局与民众之间公开的强烈对抗。这意味着，如果民主运动具有相当声势，当局就要作出某种缓和的姿态。然而，我们务必要知道，在政治上，姿态即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人民一旦发现，只要他们能善用天时地利，造成颇具规模的群众运动。政府就对他们无可奈何，那无疑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力量感和自信心。这种力量感和自信心乃是人民进行和平反抗运动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

应该说，中共在四．二七前作出了不开枪的决定，固然是抱有以空硬的办法吓退学生的侥幸预期，但同时也作好了万一空硬办法不灵，接受以后局面的思想准备。因此，要说中共上层、甚至邓小平一开始就下定了屠杀的决心，并不严格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空硬’办法的决定，既不是背着邓小平、李鹏等人由温和派不顾政治局议事常规所单方面作出的，也不是通过激烈争辩否定强硬派主张后作出的。注意，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强硬派一开始便有开枪镇压的意图。我只是说，在当时，强硬派并没有明确提出开枪的主张。必须懂得，在任何由两人以上作决策的过程中，表明一种意图、一种倾向是一回事，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一种主张是另一回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着面临棘手的难题，万一解决不好会付出相当大代价的时候，那些内心赞成采用极端办法的人，出于对可能引出的严重后果的顾虑，一般不会十分主动、十分明确、十分坚决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执意坚持使之成为最终决策，他们往往只是用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示对温和办法的不信任。他们的算盘是：如果别人接受了自己提出的这种意向而作出极端的决策，成了，功在自己。至少是包括自己——决定毕竟是人家作出的：败了，罪在别人，自己可以相对地推掉责任——自己终究没有直接下令。假如别人没有理会自己的暗示或提示，作出了温和的决策，成了，自己毫不吃亏，提醒告诫总不为错吧，既然自己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败了，正好以先知的姿态出现，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由于那些内心赞同极端办法的人一般都具有上述心态，所以，毫不奇怪，在最初的决策过程中，较温和的主张，也就是留有余地的主张往往获胜。

每一个研究或从事现实政治的人都应该懂得：任何政权，包括那些相当专制独裁的政权，其重大决策过程也都是很复杂的。不去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决策过程及其在付诸实施后所引起的更为复杂的变化，满足于用一两句粗糙简单的武断结论，这对研究者而言是轻率的，对于参与者来说是危险的。我之所以要写下这篇冗长的文章，正如当年我要为言论自由作出冗长的论证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观点，而且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怀抱一种更清醒、更理智、更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力图较严谨较细密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或许是题外之话，但确实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

四．二七游行是一个大胜利。虽然经过调整后的游行口号较前更低调了一些。但它的胜利却决不是阿Q式的胜利，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胜利。它是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开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胜利。‘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人民万岁’，这些长期被视为空洞迂澜的口号，一时间获得了最充实的内涵。中共的权威、包括邓小平个人的权威，一日之间下落千丈。四．二七的确是历史性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专制者对于人民的心理优势崩溃了，人民对于专制者的心理劣势扭转了。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如前所说，当中共在四．二七前夕作出不开枪的决定时，事实上已经有了接受这一局面的某种思想准备，但四．二七的震撼还是比他们事先预想的更加强烈。中共原先已考虑到如果威胁封锁无效，便作出退让。如今，他们不得不退让，而且不得不作出较多的退让。

注意，当我们说中共当局作出退让，并不是说他们甘愿作这种退让。中共强硬派当然怀有避过浪头、伺机反扑的报复心理。但是，不甘失败、有意报复是一回事，遭受挫败、不得不退让是另一回事。四．二七后中共的退让是真正的退让，也就是说，是抵挡不住民主洪流的一种溃退，决非当年毛泽东玩‘阳谋’式的诱敌深入的佯败。作出这种区分很重要。在时过境迁的今日，有些朋友把现在他们的悲观或愤慨情绪投射到过去的事件，因而对八九民运的过程，作出了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态，也不符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时的主观心态的描述。这些人声称，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中共从未作过退让。（针对我提出的民运应‘见好就收’，他们反驳道，八九民运中并没有出现过‘好’。）这些朋友大概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否认中共作出过退让时——这种观点看来很激进——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民运曾经取得过胜利，因而其实是相当悲观的。

最近，苏绍智先生撰文《东欧改革的类型分析》，文中指出，当民间的力量不够强大，当局的态度就会比较强硬，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就较小，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就较大。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失之笼统。因为如前所说，它脱离了对具体事态和情境的分析。必须看到，在和平条件下从事政治斗争，是和在非常条件下从事军事斗争不相同的。军事斗争的一般特点是，双方壁垒分明，每一方力量的大小，基本上是确定的（我说‘基本上’，因为这裹仍有可变的一面）。政治斗争则不然。政治斗争的特点是不存在壁垒分明、相对确定的两支充分自觉对抗的队伍。因此，在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阗的功夫就格外重要。众所周知，在美国国会中，民主党的人数超过共和党，但那并不意味着共和党提出的任何提案在国会中都毫无成功的希望。那还要取决于他们究竟提出什么样的提案。从事和平的民主运动，我们就要善于提出这样的主张，这些主张能够赢得较多的人们参与、支持或同情，使得反对者的力量相对较小，尤其是使得那些力图用暴力镇压的人相对孤立。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八九民运受挫，当然是由于敌强我弱，但从我方检讨，这种力量格局的恶性变化又是由于我们的抗争目标升级所致。在当时条件下，民运无必胜之理，亦无必败之理，端视我方策略目标是否得当。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胡平网站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　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

——文章摘录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总结八九民运，也许为时尚早。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件重大事实，人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譬如说：

赵紫阳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开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物这句话的？

在运动后期，民众运动与党内斗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实施戒严令前后，中共上层有过哪些分歧与冲突？

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争执？等等。

相比之下，关于六四凌晨‘清场’时的具体伤亡状况，以及此后搜捕监禁的详细情节，尽管眼下还不太清楚，但倒不是十分紧要，因为它们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场运动的基本脉络。

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在这裹，理论上的研讨，本身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投入。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些甚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发掘出些什么。

一、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民主运动。依我看来，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首先，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作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这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显着特点。

当我说八九民运是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时。我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一场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以及八六-八七年大学生游行示威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主要不在内容上或性质上，而在规模上。八九民运是一场有数百万民众怀着深刻的热情和无比的毅力投入的民主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和极其壮丽的。

还需强调的是，八九民运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此点意义尤非比寻常。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出现。在这样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控制最严密的社会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无疑要比发生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都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也更为伟大。

二、八九民运与五四运动的比较

有人说，八九民运比不上五四运动，因为它既没有产生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类大思想家，又没有出现什么真正有分量的论着。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这件事，它还包括后来一个多月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指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数年间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今天，当我们谈起八九民运时，我们所意指的仅仅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这一阶段中发生的那场群众的政治运动，我们并受没有把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也没有把此后将要出现的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要比较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的话，为了使比较的双方具有内容上的对称性，我们也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概念限定在其狭隘的意义上。同样是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六月的八九民运比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六月的五四运动更伟大，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思想运动，不是文化运动。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出现许多讲话、文章、宣言、声明之类文字作品。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衡量这些文字作品的意义，不仅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博大精深，尤其要看它们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八九民运中的许多文字作品，也许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们却在当下激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共鸣，化作了千千万万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为之献身。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些作品的价值与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类作品的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不宜于作简单的对比和评判。

上述批评固然不妥，不过它也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八九民运中涌现出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几乎没有几篇。当然，在狭义的五四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甚么真正精彩的作品。大约在运动高潮期间，人们忙于奔走呼喊，忙于实际投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深刻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只不过这些好作品基本上是在运动到来之前预先写好的。因此，与其说知识分子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拿出什么精彩深刻的文章，不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到来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运动需要我们拿出既激动人心、又高瞻远瞩的作品时，我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匆匆赶就的缺乏深度与力度的文字而已。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问题

这就涉及到在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是把大学生都归入知识分子范畴的。不过在眼下，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生之外的那些从事文化科技教育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九民运参与者所抱持的那些理念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长年阐扬倡导的产物；第二，相当数量规模的知识分子又直接投入了八九民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因为他们没有给这场运动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足够成熟的思想指导。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了八九民运，但是他们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功能。在八九民运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了他们的良心良知、道义勇气、民主信念和忧患意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丰富成熟的政治智能与政治知识。

四、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这种说法是肤浅的。

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或曰‘体制改革’和‘改革体制’）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和平渐进的改革都必定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五、八九民运过于温和吗？

有人说，八九民运过于温和，比不上当年孙中山搞的民主运动。也有人把海峡两岸的民主运动作比较，断言大陆民主运动的水平偏低，因而认定不宜高估八九民运的意义。

这种比较是不公允的。因为它忽略了八九民运是发生在共产制度下这一严峻的事实。学者早就对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作过区分，可惜的是那些未曾体验过前一种统治的人们常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两种制度都差不多。我们知道，最近，波兰出现了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如果有人低估这一事变的意义，理由是五十年前波兰早就有过更完整的民主制度，恐怕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表示赞同．要说距离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大陆确实要比台湾远得多，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水平也就低得多，因为两者是处在很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越南南方有过一批并非不出色的民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当年在吴廷艳、阮文绍统治之下，他们也曾发动过不止一次的有声有色的民主运动。但是在南方被共产党统一后的这十来年中，我们除了看到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外出逃离外，几曾见到过那裹发生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究竟是因为那同一批民运人士的水平神奇般地降低了呢，抑或是因为它们面临到了一个远比吴、阮统治（那当然也不是民主统治）严厉百倍的另一种专制而无从施展了？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我决无意贬低孙中山的伟大和台湾民主人士的勇气和智慧，我只是说，那种认为大陆民运人士、民主运动低于孙中山当年搞民主运动的水平和低于现今台湾民主运动的水平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大陆的民运人士确实需要认真学习前人和他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运动，由于基本上也是采用了非暴力的路线，所以尤其值得借鉴。我注意到，对于八九民运，海外一些人士（包括一些台湾朋友）提出过一些特殊的意见。当然，这些朋友在表达他们对大陆民运的看法上，大都较为含蓄，其中也不是没有隔膜之处，但许多观点仍是富于启发。一般来说，海外关心民主政治的学者和活动家，对于从事民主运动应掌握妥协的艺术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六、八九民运真是一场民主运动吗？

有人提出疑问：八九民运真的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民主运动吗？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们，真的都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的目标吗？这些人进一步指出，尽管许多参与者都打出了民主的旗号，但仔细考察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目标，实际上很多是和民主不相干的。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譬如说‘惩治官倒’、‘清除腐败’，那与其说是反对一个专制的政府，不如说是反对一个坏的政府。像‘反对涨价’、‘增加教育经费’一类口号，事实上是在要求国家干预，它本身与自由自治的要求正好背道而驰。至于说运动初期人民要悼念胡耀邦，那只是表明对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更和自由民主无关。如此等等。

上述疑问，当然都有一定的根据。不过，我们要指出：

1．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其间都夹杂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口号和要求，但只要参与者大体上能认同一些共同的基本目标，则这些五花八门的其它口号与要求便不致影响该运动的总体性质。

2，在民主运动中出现这种纷乱杂陈的现象尤不为怪。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民主运动理应多元化，所以它必然也应该包含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和口号（事实上，我以为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多元化’已经是个被滥用、被误用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我将留在后面专门讨论）。我的意思是说，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本身常常包括两种不同层次的诉求。其一是在普遍的、抽象的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其二则是表达某些特殊的、具体的观点和主张。因此，运动的参与者在提出关于自由民主的共同主张（这属于前一层次的问题）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许多互不相同，乃至互相冲突的具体主张和具体要求（这属于后一层次的问题），那不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在西方的民主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和许多工人都积极投入，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确实都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3．不错，如果人们只知道就事论事，仅仅关心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那的确可能和自由民主无关。老百姓要求清官、要求好政府，那还不等于他们要求自由民主。但是，假若他们能把自己的这些具体要求，结合到、提升到对自由表达政见以及参与对政府和官员的选择和监督这一普遍性层次，那么他们正好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在八九民运中，广大民众能够以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把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统率于普遍的自由民主的原则下。这恰恰表明它是一场相当自觉的民主运动。（此处也就顺便剖析丁所谓中国老百姓只希望过上好日子，并不要求什么自由民主这一流行的极易引起混乱的观点。）像‘反对涨价’，‘提高教育经费’一类要求，当然是在要求国家（政府）干预，因而他们也确实是要求对某一方面的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除非我们赞同诺锡克（R．N0ziCk）所谓‘最小国家’的主张，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制在‘守夜人’这一角色，否则。我们总得同意，作为调节社会各种利益的机构，国家是可以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只要这种干预是经由民主的程序），至于这些要求本身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运动初期人民要求悼念胡耀邦一事，显然只是八九民运的诱因，故而不足以表明整个八九民运的性质。

七、不应把八九民运过分理想化

从整个运动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上看，八九民运无疑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民众自身的一切举动都十足地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民主要求。

事实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其自身的民主修养和民主实践的能力还是存在着不少缺陷的。据我们所知，在运动后期，广场已出现了相当的混乱，部分学生领袖已有某种滥权的倾向（有人把此种情况戏称为‘未曾军管，先已学管’）。有的外国记者评论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自己建立起的制度，和他们正在反对的那一套十分相像。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刘晓波尖锐地指出：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互相抵消，造成决策的零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如此等等。

这些批评是否都很准确，我们尚不易轻下判断。但仅就目前所知，上述批评肯定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并不打算责备这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我们自己又比他们高明多少），不过，我们不应放过我们自己的缺失。在充分肯定了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把这场运动过于理想化。

八、关于八九民运后期的独立性问题

有人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了党内斗争的工具。

关于党内斗争与运动的联系，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很充分。不过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五一七后，整个运动确有转入‘拥赵反邓’的趋势。此后的几场大游行，据说都有‘上面’的人在组织联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于五月二十日举行过一次规模最大的游行集会，而这场游行集会是由具官方背景的全美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发起的。最近侯德健发表文章，谈到在六四凌晨，他劝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曾对他说，赵紫阳、阎明复传话来，让我们坚持到天亮。这一情况的确实性固然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是在八九民运后期，党内势力有很深的介入，那恐怕是不成疑问的。

尽管如此，我以为我们若是断言后期的运动已经失去独立性仍是不妥的。问题在于，处于运动中心的群众（主要是学生）接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到这些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的影响，但是，与‘文革’中红卫兵不同的是。八九民运中的学生及民群，主观上从没有作出过要服从某一方面指令的任何承诺，他们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整个民主运动的大局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整个运动就依旧是独立的。这就好比一个自由地、独立地选择职业的年轻人，他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周围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学同事和广告宣传的影响，而这些力图对他施加影响的人，有些肯定抱有特殊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个年轻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那和一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或父母意愿的情况毕竟根本不同。即使说民众曾经采纳了某些别有他图者提出的于他们自身、于整个运动不利的建议，那不过说明了民众在政治判断力上的不成熟，并不意味着其独立性的丧失。

九、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前述几节，主要是针对那些对八九民运评价偏低的观点。另外有些对八九民运作出不准确的褒奖的观点，也有必要略加澄清。譬如，有人说，八九民运是大陆人民四十年来第一次自觉的民主运动，认为此次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公开论政的‘自主性公共空间’。这裹的‘第一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公共空间‘，至少在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及八六年大学生游行运动中就出现了。我强调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在于它的巨大规模。这一区别的意义极其重大。要知道，对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目标确定不变的前提下，参与者数量的多寡便是决定其意义大小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条真理，并不因为其信奉者的增加而增加其自身的价值：然而，一场政治运动，绝对地会因为其参与者的增加而增加它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参与者数量的发展。因此，我强调八九民运主要是在规模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胜过以往的几次民主运动，这并不是贬低它的意义，恰恰是对它的伟大意义的最充分，也是最准确的评价。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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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二章　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

——文章摘录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

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背后，无疑蕴藏着深厚的爱。可是，柴玲爱的是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而现实的中国人之中，那种人并不是大多数。柴玲为什么要抱怨中国人民呢？因为她发现，当政府在无赖之极而举起屠刃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拚死的反抗（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多），而是变得惊惶、退缩、逃避。这当然是令人伤心的。柴玲的心理正是一个典型的激进革命家的心理。在每一个激进的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都暗含着巨大的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责怨。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这种责怨是正确的——因为你可以激励一般芸芸众生超越自己：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种责怨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事实上，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太优秀了。通过电视的传播，全世界无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裹，许多人都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所谓节日。不仅是指欢欣、兴奋，而且还指的是神圣、崇高（西方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争吵，而是互相道歉：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风貌空前良好。不少人说，中国人的丑陋都是由于专制压迫造成的。这话很深刻，但并不全面。我相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不相信个个都会成为圣贤。毕竟，人不能天天都过节。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不会让人们老是飘飘然地超凡脱俗。一批勇敢的大学生，用榜样的伟大力量，拨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圣火，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谁不善于拨燃这种圣火，谁就不可能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然而，谁要是对这种圣火的持续燃烧力抱过高的期望，谁就可能使运动以失败告终。其实，连大学生自己，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运动后期学生队伍自身的混乱乃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激进革命家气质的人本以为把事情引向极致便会出现奇迹。可是，人间没有奇迹。相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地高悬云端而不得不摔下来。于是，在一段时期的热情进发之后，人们重新回到了缺少诗意的现实：血腥的屠杀并没有导致更大的反抗。而只是再度造成了普遍的消沉。

我们谈到了激进革命家。在历史上，激进革命家当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几乎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浪漫的热情进发之上的。历史上成功的激进革命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般充满诗意。革命很少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高压的产物，它往往同时也是一批革命家刻意追求的产物。因为任何统治者在坚持残酷的高压之余，总是要注意给人们以顺从偷生的机会的：而革命者为了把一般民众卷入誓不两立的斗争漩涡，他们就不能仅仅借助于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他们还必须尽力阻挠和切断使一般人得以苟且以及对那种奴隶式的生存还会略有改善的任何可能性（想一想《水浒传》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没有这后一种工作，革命便很难发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就是激进革命家的逻辑。因此，激进革命家的心肠通常都是很硬的，而革命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肠就变得越硬。

没有人愿意为敌人献身。一个认为不值得为民众献身的人恐怕也不太愿意为民众献身。假如这样的人投入到一场具有巨大危险的斗争，那么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常常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冲动或对一小批优秀人物的同志之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只是由于在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愤世嫉俗心理，因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痛感专制对人民的压迫而投入反专制的斗争，他们的感情最初含有不少悲天悯人的成分：然而，伴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残酷化，他们发现有那么多的民众动摇退缩，转而生出一种抱怨众人的愤世嫉俗心理。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儒、庸俗、自私，都有深刻的了解，但前者对这些弱点是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并不强求他们变，同时也容忍他们的不够好：后者对这些弱点则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很难容忍他们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恨不得强迫他们变得更好。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会导致专制的原因之一，尽管一个真诚的激进革命家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往往带有父道主义的色彩而并不相同于普通的暴君专制或养尊处优的专制。但那毕竟不同于民主。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民众中暴虐的一面，面对人们的一般性弱点是予以容忍的。一个好的民主改革政治家固然不必像基督，但在他那裹。悲天悯人的成分到底是更大一些。他不大情愿刻意追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他当然知道‘不冒险，无所得’，但是他力图把风险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承受、愿意承受的限度之内。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得其成就不那么快捷和辉煌。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要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则需要使政治始终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要造成双方都没有退路。改革者则必须使彼此的冲突总是有缓解的可能。一般来说，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改革需要的智慧简单说来是一种把握分寸的艺术，革命需要的条件简单说来是进行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假如一场运动未能妥当地把握分寸而偏向于过激，与此同时人们又并没有作好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那么这种运动就很难逃避失败的命运。

我决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赞同激进革命家的做法，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革命家的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八九民运肯定不属此例。八九民运本身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它之所以在后期变得具有几分激进革命的架式，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脱腔走板的结果。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八九民运终究也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激进革命。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改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激进革命的角度出发，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三，在本节一开始，我曾经谈到过，八九民运（包括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对极权统治的彻底否定。那么，我们可否据此而结论道它是成功的呢？我以为仍然是不能的。因为这种否定，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八九民运强化了我们反对现存体制的意识，然而这种反对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我们所一向深感欠缺的是表达这种反抗意识的机会或曰空间。八九民运的结局是，使得我们原已充足的东西变得更多更多，使得我们原本欠缺的东西变得更少更少，因此权衡这种一得一失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也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难道不正是那场运动，为半年之后的十月政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此话当然不错，但它仍然是把一椿正义事业的失败和这种失败留下的正面遗产混为一谈了。失败，诚如格言所说，常常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毕竟不是成功，况且，今日之失败要转化为明日之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我们的新的努力。失败并不是绝对地转化为成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但有变好的可能性，也还有变坏、乃至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以未来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否认现在失败的现实。

第五，有人说，八九民运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的顽固凶残，激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抗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八九民运事实上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如果八九民运‘见好就收’，它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有限的成功会模糊人民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决裂意志，使人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到头来最后完成对极权制度的全盘否定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八九民运虽然由于遭受血腥镇压而暂时受挫，不过今后一旦再起，势必要‘一次到位’地把专制制度彻底击溃。

这种观点我未敢赞同。且不说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只能推测下一次民运再起时很可能出现‘一次到位’的结局。而推测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测，我们依然得不出八九民运的受挫要比它的‘见好就收’更能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同样是为了根本改变极权专制，民主改革与激进革命这两种办法，撇开其间的痛苦大小不论，仅从时间上着眼，后者是否会比前者更快，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不错，改革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因而乍一看去，革命的过程会比改革的过程短。但是由于酝酿一场革命本身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甲地终于爆发了‘一次到位’的革命时，乙地的‘分期分批’的改革也早已经大功告成了。

具体地说，倘若八九民运‘见好就收’，此后又遇上了东欧、苏联巨变的刺激，则今日之中国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恐怕已然终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呢？

此外，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另一回事。二者并非总是同步进行。罗马尼亚的民主前景显然并不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更乐观。在一种渐进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常常是成比例的：专制力量退一分，民主力量长一分。因此，对民主改革而言，专制政权的结束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进革命则不然。在现代社会中，激进革命很少是由纯粹民间力量造成的，它往往也是旧政权内部一部分人武装反叛的结果，因此，激进革命胜利后，掌握者主要是来自旧政权中的某些派系，而很少是原先的民间力量。今天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许多都是前共产党政府中的头面人物。这和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阀、清朝中的立宪派人物占有主要地位的情况颇有几分类似。所以它的成果常常更不可靠。和许多偏爱激进革命的朋友的想象相反，激进革命才更容易不彻底，更容易造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此一可能。

简言之，那种认为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的彻底垮台、因而反而更成功的观点是缺乏脱服力的。毫无疑问，对于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力争从坏事中引出新的好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实际结果确实是不幸的。

三、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

我在这裹之所以要反复证明八九民运的结局是失败而不成功，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找出一个更准确的名称。我希望借此来检讨一下在我们民运人士中间普遍存在的那种过度的浪漫主义情调：当许多人在为一种他们坚信是正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奋斗时，他们常常有一种不关心成败、至少是不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关心成败的倾向。这种心理在道德上也许是很伟大、很动人，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是很合适的。我们必须懂得，当我们投入一场现实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证明自己的良心、实现真正的自我，也决不仅仅是为了让全世界向我们致敬，让历史记住我们的名字，让后人感佩我们的精神。更重要的，我们是为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是为了改进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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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十六周年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守我們內心的希望。 ‎

‎ 捷克作家、前總統哈威爾在中國可謂大名鼎鼎，他的很多思想與主張，例如”政治的本質是道德”，”無權者的權力”，”生活在真實中”，皆廣為國人熟知。 我以為，哈威爾對於希望的理解和闡釋，也很值得我們中國人認真思考。 ‎

‎ 在1986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里，哈威爾談到了希望。 哈威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 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 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 我認為不能把它解釋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某個運動或某個有利跡象的衍生物。 我認為它紮根於先驗論，儘管我不能–比如，不能像基督徒那樣–把這種先驗論具體化。 別人可以肯定或否定它的這個根源，但這卻改變不了我的看法（這不僅僅是一種看法，而且是一種內心的經驗）。 一個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所具有的這種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這是我的觀點，不是他的觀點），比十個形而上學家所具有的這種希望可能還要多。 ” ‎

‎ 哈威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 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 希望決不是象樂觀一樣的東西。 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 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 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 ‎

‎ 在這段談話里，哈威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 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 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 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 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 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與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正是在這種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

‎ 在八九民運的高潮期間，在六四事件後的最初幾年，有很多人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以為一黨專制的垮臺大局已定，自由民主的實現指日可待。 十六年過去了，當初那種天真的樂觀情緒已經不復存在，不少人甚至懷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還能見到民主在中國的勝利。 十六年來，我們有過這樣或那樣的自我反省自我懷疑，但是我們從未懷疑過我們事業的正義性。 十六年來，有許多人先先後後離開了我們的隊伍，然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帶著深深的無奈才離開的，他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並未因此而改變。 還有少數人甚至背叛初衷，投靠到殺人政府門下，可是他們自知理不直所以氣不壯，每逢六四，都令他們感到尷尬感到難堪。 甚至就連那個殺人政府自己，在六四面前也總是躲躲閃閃。 因為他們深知，縱然他們能躲過現實的懲罰，但是他們躲不過良心的審判。 ‎

‎ 哈威爾指出，一個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也可以具有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 這一點對我們中國人也富於啟示。 這些年來，我們目睹到若干宗教和信仰（包括法輪功）在中國的偉大復興，我們越來越理解宗教和信仰在人生中的偉大意義。 然而哈威爾告訴我們，要具有和堅守一種內心的希望，並不一定非要接受某種有神論。 只要我們反觀內心，我們就會發現一種偉大的神聖和神秘：人心，唯有人心，不但知利害，而且知善惡。 它驅使我們尋求生命的意義，以不顧個人利害的勇氣挑戰強權。 儘管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給我們帶來很多不幸，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無法使自己心安。 ‎

‎ 當哈威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臺的。 在當時，哈威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就好多了，好得太多了。 時至今日，就連中共當局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統治業已日暮途窮。 據說不久前，中共領導人在內部會議上發問：「共產黨國家壽命最長的是蘇聯，也只有七十幾年。 我們能挺過七十年嗎？ “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 我們要堅守希望。 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

‎RFA首發，2005年5月‎

2002年7月11日  胡平

讲到法治，有两句话很有名，一句是“非法之法不是法”，另一句是“恶法亦法”。这两句话看上去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两句话呢？

我们知道，在拉丁语汇中，“法”和“权利”同源。拉丁文Jus，有两种基本含义，一为法，一为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如果政府制定了这样的法律，那么，这种法律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就是非法的，因此也就不是法律。此所谓“非法之法不是法”（丁林先生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哈耶克指出，法治，意味着对立法实行限制；也就是说，有些法是不准立的。

非法之法不是法，看上去是一句同语反复，不过如果我们记住法和权利的同源性，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非法之法，即否定法的法，也就是指否定权利的法。“非法之法不是法”就是说，否定权利的法不是法。

还有一句话叫“恶法亦法”。这就是说，恶法、坏法也是法，因此也应该遵从。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对各种法律的观点可能见仁见智，如果我们只遵从我们认为是善法的法，对那些我们认为是恶法的法就不遵从，法就失去了普遍性和强制性，法就不成其为法，法就瓦解，就无效了。

那么，“恶法亦法”这句话和上面那句话“非法之法不是法”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那种违反我们信念或观点的法仍然是法，但是，那种剥夺我们表达我们信念或观点的权利的法就不是法。我应该遵从我不赞同的法，但法必须承认、必须保护我表达异议的权利。恶法再恶，也不能恶到剥夺表达异议权利的地步，否则，那就不只是恶法，那就是非法之法了。为什么恶法是可以忍受的？就因为我们还享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从而改变恶法修正恶法。但是如果我们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都被剥夺，我们就失去了改变不合理法律的最后正当渠道，所以我们决不能接受。

网友Henry Guo评论写道：“为什么恶法是可以忍受的？就因为我们还享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从而改变恶法修正恶法。但是如果我们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都被剥夺，我们就失去了改变不合理法律的最后正当渠道，所以我们决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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