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平 2018年7月9日

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我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一 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10万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 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 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 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2018年7月9日于纽约

注释：（略）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作者：胡平　2015年1月23日

中共十三大五常委左起：姚依林、乔石、赵紫阳、李鹏、胡启立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3、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6、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作者：苏晓康

2021年5月6日

【按：八九年我流亡到巴黎，年底创办一份双月刊《民主中国》，每期都有『本刊时局综述』，有时轮到我写，这是九〇年初的一篇，其中议论的制度变色、商业大潮、权利继承三项，三十年下来，国企被权贵吞没，该党选了一个既蠢又蛮的习近平，是我看走眼的两条，不过，一个被坦克碾过的民族，能指望个啥？毋宁也是该着的。原标题：趋天下万姓以逐利——关于一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

1991年仿佛在一阵惊异后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剧烈的一个帝国，好象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逝了。连美国都有一种忽然失去对手的空落落的感觉。白宫发言人费兹渥特说：“在苏联境内，事情的发展实在太过迅速”；驻莫斯科大使史特劳斯回国述职时，在电视访问中表示担心苏联出现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瑞迈海军上将，则急切地希望知道，那两万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里去了?贝克也匆匆跑到中亚去寻找承诺。

冷战结束带来的仿佛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无法把握的危险感。美国人好象连过圣诞节的兴致都减弱了许多，商人们期待着一年终最为狂热的圣诞节采购狂潮没有出现，顾客们都捂紧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什总统亲自赴商场购物，也刺激不起这种疲软的势头。自然，失去对手，大家都没武器可卖了，俄国人没有面包的时候，美国人也只好少去超级商场。

可是，在那个原先大家最担心要出事的中国大陆，欲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当中，渐渐捱过被无数人诅咒预言的那种崩溃，居然看上去好个稳定，大把大把地赚进外汇。《纽约时报》说:“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有着一个顽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以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通货膨胀率低，外国投资上升，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额破了记录。对比起来，一个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亚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却以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贸易赤字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挣扎前进。”

于是，中国又一次在这个世界的常识之外，成了一个很难捉摸的国家。

中国：该来临的厄运都没出现

外国人觉得他们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沮丧。《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贵阳访问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妇江莲湘(译音)，一个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发、电视和冰箱之后说: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录像机，还怕买了影响孩子作功课。而这家人的月工资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写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后，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情绪，是没有预料到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相信当坦克压碎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帐篷时，经济会崩溃，这种崩溃会通过外贸下降、经济改革倒退和一个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的工人队伍而爆发。但这一切都有没发生。”

的确，中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气功又风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飙，据说有一派叫”元极功”，拥有上千万的信徒，以成为全国第一大派，在某地购置上百亩地，大兴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卷城乡。广州掀起自费观光热，已有十九万人逛了东南亚。深圳则一面是色情业屡扑屡起，一面是股市开张，五十万人抢购。上海城郊赌风织烈，千元一注，万元一夜，官民同好。 北京出现“跪式服务”，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间的收藏热也悄然兴起，从烟盒、邮票、筷子、钥匙、古钱币到毛泽东像章，种种小玩意儿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搜求、玩赏的宝贝。连大学校园里，也时兴揽活牵线的”校园经纪人”……。

一切都回复原状，颇象鲁迅当年写的，“革命党”闹过以后，大家又都把辫子放了下来。这副重又归于模糊不见它心思的面孔，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了。记得林语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绘过一张老妇人的脸：“厕身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老态龙钟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狡黠地微笑着……”。

谁能看得穿这张脸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局部的骚动、混乱乃至反抗，从也未消停过。据北京大学校方最近的一次调查，去年在石家庄军校军训期间，两名学生自杀，二十多人神经失常；有一小群学生烧了军装，另有人在校园里张贴告示呼吁结束军训。中共也发现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大批地下劳工团体。北京的几次罢工都是这些地下工会组织的。不久前国安部突袭扫荡了北京十四个地下工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工会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方式的，各有约一百名成员。他们以开讨论会的形式在会员家中碰头。他们不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只宣称组织以工人为主的政党。据熟悉其内情的人透露，国安部虽派人渗透到他们当中，却不能确定谁是头头，因为他们十分谨慎隐秘，而秘密公安人员也必须花功夫暗暗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些证据常常是从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据《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国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陆境内的外国间谍、异议分子，“公安人员数以万计，遍布大陆各大城市，随时监视政治滋事者、神职人员、申请出国者和外国人”。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公安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编外公安”，且配备武器。据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六月份的一个“反和平演变”的内部讲话称，过去两年里，在十二个省市取缔了六十多个地下“反动组织”；1990年，全国发生夺枪、持枪杀人及走私枪械弹药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连同铁路上的公开打劫、政府行政力量达不到的那些边远、交界地区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阳湖区已成为重大刑事通缉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显示中国正暗暗跌入更危机的深渊。

中国“大猫腻儿”

上述乱象，自然是外国人很难看到的，即使驻北京的记者也难窥其一鳞半爪。所以说，邓小平何以能支撑到现在，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大猫腻儿”。其中奥妙，中文话语中有各种剖析，总其要者，无非是一句话: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这种唯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产主义被全世界唾弃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个超出常识之外的异数。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场持续两年的“姓资姓社”之争，暂告休兵。虽然这看上去好似一场迂腐的意识形态大战，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这却是决定中共在“六四”之后能否撑得住的关键所在。天安门屠杀后，经济改革的存废问题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守势力的确趁势反攻，意欲一举扫荡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复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失地，其锋芒最盛之际，陈云使出一招极厉害的杀手锏，即将屠杀的罪责和十年改革导致“六四”风波，一箭双雕射向邓小平。当时的情势，国内虽一派肃杀，但对天安门公然杀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气，不断有追究罪责的呼声发出。老邓那时只能避其锋芒，闷不吭声，听凭李鹏肆意揽权，坐收城池；对胡乔木、邓力群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大肆蹂躏，也装作看不见，让一个李瑞环出来顶一下，立刻剑拔弩张。老邓只得缩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两面讨好，整日价说些打哈哈的话。倒是一班封疆大吏们，有恃于经济实力，敢同李鹏分庭抗礼，闹出一场“南北战争”。中央对地方势力的默认，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这个政权，此时还没能在“六四”打击下站住阵脚。许多人都以为，后来苏联发生的变化，会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国内危机的爆发，其实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场极富戏剧性的流产政权，以及接踵而来的苏共彻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帮老人们先震懵了，接着就震开了“窍”。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许多问题单纯化了，单纯到只剩下一个目标：保全江山。

事实上，1989年五、六月间，老人帮与邓小平在学潮的冲击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单纯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够联手，集体决定镇压。只是镇压以后，老人帮又跟老邓算改革的帐，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想取代苏联当国际社会主义的新首领，等等，把问题又弄得复杂起来。邓小平的长处和短处，就在于他正是一个善于单纯地处理问题的老手，而不管后果会怎样。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机而言，老邓确有办法。如此，大伙儿这才洗耳恭听老邓的一番老辣之言∶这个党只要能够实实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国人就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去计较“六四”那场风波。

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

只干不说：执政与制度分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实话。

邓小平以为给他们一个“小康水平”的好日子过，他们就服贴了。表面上大伙儿都低眉顺眼，大气不出，可心里想什么，谁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话来说，大概是：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如今中国人这活法，实在是无论姓资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这个制度姓社，则它的税收的百分之四十已来自个体和集体经济，凡是在公有的领域里，“挖社会主义墙脚”、损公肥私已成了常态；如果这个制度姓资，则它又没有财产保障，个人赚了钱照样拿去挥霍。最简捷的“短期行为”要算“吃”，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谓“一顿饭工夫”，社会财富都化为乌有，吃得精致、挑剔、讲究”，吃完了就调侃，“侃”得充满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发达，难怪王蒙会把一顿早饭的吃法写得那样复杂，并引起那么大风波。

中国大陆以公款吃喝的“社会集团消费”，一年是100个亿。等于一年吃掉一个大庆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内债。政府曾想以征收宴席税的法子来控制公款吃喝，但饭店酒家当然不愿自堵财路，幸好那些“社会集团”立时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变成小桌，按人头算未及上税的限制线，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致。自然费用反更高。后来，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规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汤”。这就引出一个拍案惊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郸市有一家陶瓷厂，生产的清花瓷餐具颇有名，娇小玲珑晶莹润泽，销路一向不错。但不知怎的忽然订单大幅下跌。厂方茫然，便派出供销人员到全国作市场调查，这才得知，原来只怪自己信息闭塞，不识时务，便急起直追，向别的厂家看齐，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盘可以盛得下三只肥鸡和成打乳鸽。原来薄如纸、声如盘、润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变得厚拙笨重，但销路奇佳，各大宾馆、酒家、招待所争相订购，月销售量由四万件暴升至七万件。对此，厂家自嘲为“邯郸学步”。说穿了，这就是“社会集团”和饮食业联手对抗“四菜一汤”的手段。

如果人们得知北京一个中央直属研究所的小小卫生室，就购进1200盒北京蜂王浆，作为公费医疗的“急诊药品”，这还不值得惊奇的话，那么，嫖妓宿娼还可以用公费报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谭。然它却是真实的案例。广州某工厂营业部主任黄崇德与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实报实销”，长达半年。东窗事发，他只好自叹不走运。不花一个子儿能“夜夜风流”者，何止黄某。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地方的淫业都是收钱后开出旅馆住宿单据的，按制度办事拿回去何愁不给报销。

这些事例虽小，却可以说明，眼前中国搞的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强硬派的宣传，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造成这种演变的物质方式——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等，这些中国稳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维持这个政权暂时不垮的秘诀，正好是彻底葬送这个政权的秘诀。中共的老人，如陈云等，在这一点上并不糊涂。他们一直指桑骂槐地高喊“警惕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指谓何者，是再清楚不过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创造的那个“奇迹”——在“六四”以后维持这个政权没有垮掉，实际上恰好是另一个“奇迹”∶这个政权以牺牲它的社会主义原则换来存活。

这是苏联消亡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启示：把执政同制度分离开来。

让出半壁江山给姓资的

这种分离，照邓小平的谋略，是“只干不说”。当然，一切关系到维护这种执政的行为，如镇压异己力量、不准反对党存在、稳定军队等等，都是只干不说。所谓“防止和平演变”，也已不是防止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制度蜕变(毛泽东曾为此几乎把这个党摧毁重建)，而是单纯到防止政权被非共产党、甚至非当今执政者利益集团的任何人拿走。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根本的一次变质，也是它失去统治合法性最明显的反映。

然而，这种分离又是以共产党出让「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为前提的。首先让出来的，自然是这个党过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独占全社会财富和市场的那种垄断。从旧体制里分离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经济，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成为这个政权的重要供养者，并且创造着繁荣和稳定。

《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贵阳一个姓张的医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间贩运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润一百万，上缴税收10万，还雇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称“我在为国家作贡献”。人们都记得，“六四”以前陈云曾有一句名言：按马克思算出的资本剥削率，雇用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那时连农村雇工都受限制，现在则是城市里也管不住了。中国事实上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将如同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样，留下无穷后患。有趣的是，正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好象看出其中奥妙，最近提出一项“新政”，共产党反正不能独占社会全部财产，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份干脆变成“党产”。这点后文还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占有、真正只属于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如今成了这个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它使这个政府负债累累，每年财政补贴高达一千多亿，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亿(如包括内外债和银行透支，最少六百亿)，中共只有借内外债和多印钞票来补这个窟窿。

千家驹说∶“工厂亏损，以由国家包下来，国营企业不怕破产。工厂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随意拿回家去，这叫以厂为家，把工厂拿光了，也不关工人的事，反正老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此八中全会，三峡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摆不平，最后只好去打国营企业这个“死老虎”，殊不知这是只能喂、不能打的一只怪物，邓小平最怕碰它，经过“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邓小平吃过这个亏，知道只能分一杯羹喂它，每年忍痛拿几百亿补贴买个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党们血气方刚，不认这壶酒钱，冲老邓叫嚷：不要再搞“骄民政策”，不要再“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还搬出亨廷顿的一段话，说“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不是统治者的善意，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这里比较幼稚的地方在于，共产党的太子们偏偏比他们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这种社会主义养出来的“群众”，的确是不供养就会“革命”的，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锅饭和闹革命，这两个脾气都是共产党惯出来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这跟善意还是软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气把江山也赔上，象戈尔巴乔夫一样。可惜中共老人和他们的太子党，早已不是这样的大角色，如今为江山不惜舍得一切，宁愿让它烂掉，也不撒手。然而，邓小平到底知道，若要这般，先得让出半壁江山，这就是让先富起来的那百分之四十的个体和集体，搞一点“利益均沾”。

“太子党”犯大忌

可是，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继承者的问题，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八中全会前，曾吵吵了一阵人事安排问题，末了未见任何结果，据说推到十四大去解决。盛传所谓以上海帮为核心的改革派、太子党等被海外盲目寄托了莫大希望的新兴政治势力可能提前进入决策核心，似乎也是故意宣染出来的假象。尤其是一份被称为太子党“政治宣言”的文献的出笼，更增加了这种假象的神秘色彩。这份据说由陈云之子陈元主持起草的“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以其摈除中共一贯的意识型态语言、采用某些海外的时髦概念、术语，如“新保守主义”、理性主义、合法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等等，颇有些“公子趋新”味道。文内关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第一个合法性来源(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丧失后“对第二个合法性来源(中国特色)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等等赤裸裸的“太子政见”，确乎是为邓小平悄悄进行的执政与制度的分离提供了某种远未成熟的理论和策略，也真是难为了这帮公子哥儿。可是，他们却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邓小平钦定的四字方针∶只干不说。太子党们毕竟嫩了点，有些耍小聪明，不懂那“说不得”的道理。他们从小是在共产党的阴谋政治里面泡大的，却好象并不懂得其中玄机，那里面唯一的法则就是没有规则，说的和做的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抓来几个西方政治学的名词，就可以给他们那些压根儿不在乎什么统治合法性的老子们“启蒙”一下，好象是第三代要教第一代共产党人去重建“合法性”，未免太迂腐了点。这有些象四十多年前蒋经国那出“太子上海打老虎”的故事新编，也有点象二十多年前林立果搞小舰队、写《571工程记要》为他父亲出力，结果都不能成事。

今天好象有不少中国人很看好这群太子党，总以为他们比他们的老子要开明，而他们又很容易取得政权。其实，这两点都将成为神话。若说“开明”，则那份“太子政见”已然露出的法西斯味道，就够明显的了，何况这群太子们自己最清楚他们执政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就是非合法地从他们老子那里接班，这使得他们不会有一点点“作为统治者的自信心”，而只能凭借更野蛮的专政。与此有关的第二点就是，子传父业这种权力转移模式甚至在共产党理论体系里都找不到“合法性根据”，还不要说有了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党内合法性”，必定失去社会上的合法性，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留下的一份全民性的政治遗产，就是不能接受任何传统(一般都读为“封建”)政治的做法。如今沸沸扬扬的“中共老人要交班给儿子、女婿”的说法，大约是太子党们为自己造出来的舆论。以邓小平的老谋深算，尚不至于糊涂到要让他的儿孙为他殉葬。从台湾蒋家的例子来看，蒋经国死前公开宣布蒋家成员从此不得参加总统选举，等于以此换来他身后所有国民党太子们参政的合法性，此一先例，倒是可供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中共太子们参考。

权力继承的危机，已经敲响争夺中共后老人时代权力真空的政争。这是一个超经济的乱源，它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当今中国取得合法性，都非常困难。满清王朝崩溃后权力合法性真空的现象，又将循环出现了。

邓小平已经丧失了他的机会，而当今中国没有人比他更有机会。他在今天越创造“稳定的奇迹”，就越为日后埋下乱源。他的功利主义、实用第一、不择手段、只干不说，以满足中国人的物欲来换取执政，趋天下万姓以逐利，教四方百民图苟活而不知为人，正在耗尽一切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曾是最疯狂的政治动物，而今，他们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沦为经济动物。这将是对中国更深层的一次毁灭。邓小平的任何继承者，都将不能收拾这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胡平著书《要得公道 打个颠倒》发布会

11月13日，著名政治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在纽约召开新书发布兼讨论会，公布其新作《要得公道 打个颠倒——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发布会由“对话中国”和《北京之春》共同举办，多位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以及藏人代表参加了胡平的新书发布会，就新书以及中国的民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胡平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明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打个颠倒”即中国的汉人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地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感情和感受，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路径与方向。

胡平在这本著作中阐述了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由来、历史和现状，在澄清了所谓“少数民族”西藏、新疆、蒙古等以及香港和台湾等与中国大陆的真实历史的同时，又提出了深刻的观点，那就是：中国政府（中共）对这些民族的压迫不是一种常常被这些受压迫民族曲解了的“汉人”对他们的“民族”压迫，而是“在中共治下，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在暴政面前一律平等”。

胡平提出，在“统”和“独”的问题上要以“人民的自由幸福高于一切”为准则，以及“统独之题是留给未来民主政府的”、“面临统独之争民主制也陷入两难”、“民族自决与住民自决”、“联邦制是统独之争的最佳妥协”等论题与论点，不仅从理论上讨论了长期以来各民族关心的大问题，也提出了现实可行的建议方案。

会议主持人、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表示，“对话中国”智库的「中国丛书」系列第六本，给胡平先生出版《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一书，探讨中国民族问题与民主转型问题。“胡平这本书很重要”，“因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周边的问题如何处理，即民族问题。”

王丹说，此书是2018年成立的“对话中国智库”出版的系列书籍“中国丛书”之一。该丛书的出版计划旨在“回顾过去，构想未来”，不仅要罗列出未来中国将会面临的问题清单，而且也要提出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规则。王丹之前力劝胡平把多年在这个领域的思考写出来。

前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祝贺新书出版，并感谢胡平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来讲述藏人历史和心声之举，将对汉人了解西藏真相产生积极的影响。

贡嘎扎西说，“现在（中共）全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控制西藏……即用科技的方法，用什么‘法律制度’来掌控西藏。所以在西藏的汉人，尤其是从中国大陆进来的汉人，他们几乎不了解西藏，他们了解的就是长期被中共洗脑宣传的那一套。”

贡嘎扎西说，“在这个时候出来这么一本书”，由“一个汉人学者，而且是一位在民运圈里的长者”，和在美国自由社会中对西藏有了真实了解后的人写的这本书，“必定对汉人起到积极的影响”，并且，“意义非常之大”。

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慈诚嘉措先生在发言时，强调胡平先生是西藏人民忠实的朋友。并指出，胡平先生在这新书中讨论的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为寻求西藏人民获得名符其实的自治而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都是当前中国领导人需要听取的问题和建议。最后，慈诚嘉措先生向胡平先生敬献了“哈达”，感谢他在新书中提及西藏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陈破空提到了胡平的早期著作——《论言论自由》，并佩服胡平数十年来在反对中共暴政、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的坚守，他称胡平新书为一本“珍贵的文献”。

陈破空表示：他原来在国内对民族问题不太了解，到海外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也是一种民主运动。我们不由自主地关切到所有被中共迫害的人群，不仅是汉人受到迫害，不仅是少数民族受到迫害，共产党迫害了所有的人：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维权律师、所有的信仰者。

陈破空说：“在我们中华民族断了脊梁的时候，民运人士中需要胡平这样一个坚守自己立场、气节与理想的人”，他称四十年如一日秉持信念的胡平堪称如同中国现代思想家胡适一般的“民运标志性”、“雄彪史册”的人物。虽然民运的人数少、力量薄弱，“但是我们的声音非常顽强……我们在为我们的民族，为受苦受难的……所有人站稳脚跟。”

薛伟指出，中共之下的所谓“民族主义”都是虚伪的，只限于“听到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去美国使馆抗议”一下，然后照样“去美国使馆排队申请签证”，其实质都是“利益至上”。“难道中国人真的‘爱国’？，那么‘民族主义’吗？”他问，那为什么越是高干的子弟越是移民美国？“我看都是利益至上。”

薛伟說：“人权高于主权”、“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民族问题就像婚姻：结婚需要两个人同意；离婚只要一个人想离就行了”；他坚决支持“住民自决权”。

王军涛在会上表示，胡平新书有一个巨大的贡献是：“鲜明地提出了问题。”，“给未来的中国民主政府提出问题及建议，如同在提前‘拆一个炸弹’”。

王军涛说：“（胡平）所看到的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角度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学者和思想家的讨论，很多问题是给实际要处理事务的人的,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人提出来，这个人必须要有影响且不怕非议……而胡平先生提出来了，他没有做‘鸵鸟’。即使在中国民主化后，这个民族问题也不会自动消失，它可能更尖锐地摆在面前” 。

参加新书发布会的还有其他民运人士，李进进、郑旭光、于大海、刘念春、金岩等人。

—-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牧野在“新形势下美中台三方关系国际研讨会”

王进忠（左），陈水扁（中），牧野圣修（右）

　　2021年10月9日和10日，由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与《北京之春》杂志社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在美国纽约以及通过互联网、联合举办为期两天的题为“新形势下美中台三方关系国际研讨会”。

　　亚太地区在线研讨会由中国民主团结联盟钟锦江主席主持，《北京之春》名誉总编编、著名理论家胡平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王军涛主席做主题演讲，与会者有：台湾的李酉潭、许如亨教授，海外民主活动家陈维健、高健、陈立群、王进忠、秦晋、冯崇义、陈杰、张小刚、董鹏等参加了会议。

北井大辅，王丹，牧野圣修，胡平，王进忠（依次从左至右）

　　胡平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必须大力催化大陆自由民主。大陆能否及时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关系到大陆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关系到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死存亡。”

　　日本前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牧野圣修在大会上致词表示：“目前台湾海峡已经到了面临战争的状态，现在和平对于两岸来讲至关重要。台湾现在已是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国家。现在美国、欧盟和我们日本，这些民主国家对于台海的和平极其地关注。台湾的民主主义是未来整个中国的一个模式，所以，保护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牧野表示：“台湾问题与中国民主化问题是表里一体的。希望台湾、中国民运、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的朋友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实现中国民主主义，才能解决台海的和平问题”。

　　牧野还表示：“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菲律宾及俄罗斯的两位新闻工作者，以表彰他们为保障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而言论自由是民主主义和持久和平的前提条件。这两位新闻工作者的理念和追求是实现民主主义，并以和平方式实现该理想。诺奖实际上是给了全世界非民主主义国家的人们以和平方式追求民主主义与言论自由的人们的代表”。

　　牧野特别表示：“1979年胡平先生发表《论言论自由》，胡平、薛伟、中国民联、《北春》的民运朋友们，为争取民主主义、言论自由已经努力坚持４０多年了。胡平、刘晓波、中国民联、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一直倡导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追求实现中国民主主义。”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王丹在纽约会场研讨会发表《突破两岸关系之我见》的演讲。他表示：“民主政治导致台湾软实力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保卫台湾，就是保护美国”。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官的余茂春10月9日为纽约会场研讨会发来致词表示：“保卫台湾就像保卫西柏林一样，与美国立国和外交基本原则完全一致，台湾的民主是世界民主的一部分。保护台湾，就是保护现在的民主制度。台湾的民主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骄傲，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的一个典型示范，是中国大陆未来民主的榜样。”

　　10月10日会议主办方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三方联合发表《中国民主运动双十声明》表示：“台湾的民主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骄傲，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的一个典型示范，是中国大陆未来民主的榜样”。声明还表示：“希望台湾不仅仅是一座民主灯塔，更应该主动作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推手，不仅在精神上而且还在实际运作上对中国民主运动发挥应有的独特作用”。

　　台湾总统蔡英文曾多次接见民运人士，表示支持大陆实现民主主义。

　　台湾10月10日举行了其定位为国庆日的“双十节”庆典。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两岸关系强调：“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她表示：“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我们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

王进忠（左），赖清德（右）

　　赖清德日前向本刊王进忠主编表示，全面支持中国民主化。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1日在国会众院表示：“将关心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观、有密切经济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伙伴和宝贵的朋友”。他同时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很重要。”

横滨中华街庆祝双十节

作者：胡平 2006年11月

按语：2021年8月1日晨，一代史学家余英时院士（1930-2021）辞世。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胡平贊誉道：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特发旧文「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以表哀思和悼念！

着名歷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荣获2006 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这里，我谨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余先生获此殊荣，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华裔知识分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六四」后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并不是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唯有不回共产专制下的大陆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余英时和高行健的坚持表示钦敬。自1978年访问大陆后，余先生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先生虽然人没有再去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深深地为余先生高兴的。余先生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建立和维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来，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这既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也表明了大陆学者或作家对他的尊敬与信赖。

说起来，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了。八七年我来到美国，那年十月，世界日报的张作锦和孟玄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去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场对谈，从此和余先生相识，屈指一算，已经十九年了。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RFA首发。2006年11月17日

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逝世，享年91岁，无党派，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和美国哲学会院士。

余英时逝世后，有学者和媒体将他誉为“学贯东西”的“史学泰斗”，并引用他生前的思想和话语，致以纪念和追思。

中央研究院称：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学术研究之外，他亦为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之公众知识分子。

据纽约时报称：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在哈佛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利用自己对古典文献的掌握追溯中国数千年来的演变，坚守中国传统与自由价值。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低调处理的同时，民间很多学者，知识分子纷纷发文悼念。

余英时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两岸三地和美国之间处于意识形态高度分裂的今天，能够都获得如此之高的待遇，应该说是很罕见的。

生平简介

据维基百科介绍，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安徽潜山人，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以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美国，是克鲁格（Kluge）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着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坚持反共丶声援民主运动

先生在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之后的一次与流亡学人座谈会中提到：“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个价值的问题”。“我没办法接受他那一套价值、想法。我想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向中共「党天下」的系统妥协，这可以说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毁人的价值的一套体制，也不是反所有共产党人，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觉醒了的个人，更谈不上「反华」”。

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分子。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与林培瑞在普林斯顿大学组建中国学社接收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称“养士”。先后有：刘宾雁、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孔捷生、阮铭、郑义、柴林、远志明、张伯笠等人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

「新儒家」的称号

余英时并不接受「新儒家」的称号。他说：“我虽然接受了许多儒家的价值，却不能称作儒家。我有自由主义、西方这一面。就没办法完全是以儒家为坐标”。

先生尚儒，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儒家从前是治国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学说来治天下。因为还有其他的「学说」或宗教。如果独尊儒家，那回教徒怎么办呢？基督教徒怎么办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们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认为，儒家是在个人生活这一层面，中国还是应该保存的”。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胡平

胡平追思余英时说到：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余英时学问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仍然是这么多年对中国大陆的思想自由、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方面的关切，和始终如一的支持。

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蔘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王丹：温和的人格和气质

对话中国所长　王丹

余英时先生的追思上，王丹说：

有人问我对余先生有什么印象，我心中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温和。是的，余先生是个令人感到温和的人。他的温和表现在很多方面。

余先生是有大学问的人，但他的谦逊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当代学界泰斗的气派和架势；当然，也许没有气派和架势，才称得上学界泰斗。

余先生不知道给多少人写过序，而且都是很认真地写。其实有些人他并不是很熟，但是人家找到他，他就会答应。他的有求必应，我想，余先生是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是希望以有求必应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在追求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

民国以来，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鲁迅型的，看问题深刻是不用说的，但戾气太重，多少有些刻薄；一种是胡适型的，同样有深刻的见解，但有一种温和的人格和气质，不会动辄恶言相向。余先生继承了胡适的风格，那也是我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最向往的风格，这种风格如今已经很罕见了。而今看华人世界的知识分子，学问并没有精进到哪里去，至少与余先生没办法比，但温润的气质很少见到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脾气，百转千折的心思。

苏晓康：中国士大夫因余英时而显身当代

《河殇》作者苏晓康

苏晓康在余英时先生追思会上说：

为什么余英时这么受大众欢迎喜爱，「粉丝遍天下」？原因很多，但是第一条，我认为，就是余先生毫不隐瞒他的反共态度，而且大声疾呼，只要有媒体采访他，他就高声批评北京政权，毫不客气。六四屠杀后，天怒人怨，可是西方绥靖中共，令其崛起，中国再次陷入万马齐喑，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不畏惧这个恶霸，他就是替亿万人民发声，怎能不叫人喜欢他？中西文明、左右两道，皆有一个通则，知识人要服务人民，要替天行道，可是你看到了谁？余英时历史思想硕果累累，地位崇高，然而他就是凭借这个本钱，强烈反对奴役人民的坏政权，中国也早已没有文化、学术，只剩下政治这对象，而且张牙舞爪，余英时就修理它，是最大功德的善行，此乃中国士大夫的专业，我们在余英时身上看到它还活着。

苏晓康解释余英时先生不再踏上中国土地：是因为中国已经「亡天下」，当初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至今中国人说他是「殉清」，而无几人知道他正是殉「亡天下」，而陈寅恪为他做挽词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已成隔世之音。对「亡天下」里面的人解释「亡天下」，大概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了，余英时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天他走了，我们更加孤苦伶仃。

廖天琪：不向极权妥协，不为乡愁所动

摄于1995吉隆坡国际会议后。左起：马汉茂、廖天琪、陈淑平（余太太）、余英时。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撰长文《往事忆旧 依稀如烟》悼念余英时。摘要如下：

还记得1993年余先生偕夫人到访德国，我先生马汉茂（Helmut Martin）时任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主任，邀请他来系里演讲。朦胧的记忆中，他讲的题目是有关晚明的商贾和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当时我很惊讶，如此重量级的历史学者竟然对于「经世致用」这样的课题，能从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原先我们担心他若搬出「宋明理学」的大学问，我们的学生程度不够会听不懂，然而余先生深入浅出，语言简洁逻辑性强，比喻生动有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虽无法追忆他讲述的具体内容，但是当时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汉茂和余先生谈得十分投契，当时「六四」过去才4年，所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大陆的政权、那里的学术研究、学者受到的迫害（犹记谈到钱钟书、陈寅恪、王蒙等人）。提到天安门屠杀，据闻余先生在美国学界发起声援，并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刚巧马汉茂在大屠杀当晚深夜听闻消息之后，心意难平，连夜和次日跟近百个德国学界，特别是汉学界的同仁电话联系，发起一个德国学术界联署签名安抚受害者声明，谴责李鹏政府的暴行，要求问责追凶。声明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整个版面，可见他和余先生英雄所见略同，行事作风不谋而合。余先生态度非常明确，他说，这种摧残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屠杀人民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我反正是不会去那里的。」

余先生说到做到，他1978年从美国到中国进行过学术访问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这片土地。由于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学界的影响力，中共早就用统战手段向这位「反共学人」伸出橄榄枝，并且百般诱惑。海外华人中太多的文人、科学家甚至异议份子、民运人士，公开或秘密地被极权政府招揽或收编，许多人即便不被收编变成「特务」，却也手持外国护照进出国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衣锦还乡」，可以骄其邻人。还有些人更是矫情地称自己有「乡愁」，为了名利，放下身段投入极权「祖国」怀抱，的确丢人。而为了「乡愁」还乡探亲，或是落叶归根返国定居，这类人自喻是文人雅士的选择。

王军涛：先生的学问、政治与做人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历者王军涛

王军涛追思余英时先生，说到：

我与余先生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刚从中国释放后到了美国，参加讨论会的第二天见到余先生。第二次是魏京生先生出来后，在普林斯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

余先生跟传统的学人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他还是将学问当做积极入世的一个思想和精神的源泉。正如冯胜平先生介绍的，余先生“文如其人” 应该说，余先生是由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先生代表这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与西方文明、现代政治在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既有一些价值，也有一些误区。余先生的学问。 “春秋笔法”、“惩恶扬善”之类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知识分子做人提供做人的理论和知识的源泉。他的最理想境界就是要求这些文化人，或者余先生所说的‘士’能够“殉道”。如《正气歌》所说的那样，在盛世能够与贪官、污吏、奸商做斗争；在乱世能够维护“道”的尊严和价值。“士”是余先生的治学核心。

做人的底线。如果你做儒家，你不能一生践行从小事，私生活到做人一直到国家坚守儒家的理想。但是也要坚守底线，坚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道德底线。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余先生的史学观其实不是儒家，余先生自己至少在两个场合说到自己不能算是儒家。先生解释到他有自由的想法，这与古典儒家还不接轨；先生在写‘士’的时候，知道‘士’在治国时是“儒”，在个人修养时，又有很多“道”的成分在里面。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士’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的坚守、维护、发展有关系。先生的史学观以‘士’为核心。

先生的政治观，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先生试图通过叙事，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来打造出现代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去抵抗中共。从这一点讲，他以春秋笔法、汉贼不两立的风骨（或者西方的贵族精神）对抗中共。这样就容易理解先生对中共的不妥协，只要中共还在破坏知识和文化、还在把知识和文化做为自己的附庸、就不向中共妥协。

先生的史学观和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是有学术思想根源的。说到底就是儒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文如其人、做人要殉道。这些理想人格更多的往往是光荣的失败者，在厄运中共荣的失败者更能体现对价值坚守的壮丽和壮烈。

先生通过他的书，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向，打造出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很精彩，他说我在哪，哪就是中国，其实是说“中国”那个地方就不是“中国”了。理想的中国令人向往。我毫不怀疑，未来当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并且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的时候，余先生理念才能真正在中国落地，那时余先生也回到了中国。

张伯笠：公墓前拜别

张伯笠牧师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通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的张伯笠牧师，在普林斯顿公墓拜别余英时先生，并赋诗一首。

青草萋萋，

别情依依，

老树斜阳，

伴君安息⋯⋯

结语

余英时先生所弘扬的中华文化、士人风骨，吾辈为之发扬光大，则先生之志，可以不朽矣。

《东京自由民主之声》综合报导

还记得「振兴中华」吗？

—-苏晓康评述东京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

【按：「打倒中国队」这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兵乒球比赛，曾是民族主义煽情的一柄利器，小球确实翻转了大球，你看今日之世界，中美已成双霸，哪里还有「小日本」？所以这次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的确是「完成史诗级逆转胜壮举」，让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此文引自《屠龙年代》中的「电视转播与体育煽情」一节。】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电视常常使观众和控制者都被愚弄。强人的魅力会因电视的公开性而神话破灭，民众夜郎自大的爱国情结也会被剥得精光而脑羞成怒。电视里的体育转播，便是一项疯狂行为，不断煽动痛苦的爱国情结，同时立即把它宣泄掉。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彷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彷佛「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事实上，正是前述1981年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被中共意识形态的「头号秀才」胡乔木 嗅出了别一番意味，让中共的「政治操作」有了新的灵感。那次北大学生欢呼中国男排赢球而烧报纸、烧扫帚、敲饭碗、敲脸盆，在校园里游行，首次打出「振兴中华」口号，折腾到凌晨二、三点钟，却没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报导——记者们自然视之为恶作剧，而八一年的大学生还昧于「学潮」——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对学生的爱国情绪，为什么不懂得去「引导」？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新闻单位。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渠道，也听到这个传达，当时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

多么反讽啊，「振兴中华」的口号，竟然是学生娃娃们，送给中南海老人党的一份馈赠，提醒他们可资利用的一个民意、一份合法性资源，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对外开放」若不搭配「民族主义」，一党独裁何能维系？后来江泽民被邓小平从上海提拔到中南海，顶替遭废黜的赵紫阳，对这份馈赠最为心领神会。

文章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作者：苏晓康

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高度亢奋，举世闻名；同一百多年前相比，曾受西方列强欺负而生疑心、戒心和仇视，没有丝毫减退。然而，今天中国自己面临一系列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新疆问题，又生出另一个亢奋：对比汉族弱小的边陲、少数民族，却抱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一、 文化种族主义

从文化上看，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很早就确立了「夷夏之辩」的观念。文明悠久的中原一向抱着「内中夏，外夷狄」的优越感，垂四千年而不坠，可称它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主义。大致来说，这种种族主义没有扩张性、侵略性，却因为优越感，而有极强的同化意识。这可能同早期华夏文明是多种文明的融合有关。

华夏文明强调「用夏变夷」，强调「有教无类」，同孔子的思想完全吻合。很吊诡的是，从孔子所在的东周末年，一直到满清，两、三千年里，中国始终处在「夷狄」的侵扰之下，南北朝的北朝、元、清三代，都是外族入主中原，按文化上的种族观念来说，这叫着「亡国灭种」。

但事实上，做皇帝的外族人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种情形，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使得中国士大夫的「我族中心主义」观念越来越强烈，「保种保国保文明」成为一体。特别是明末、清末两代文人，尤其突出。这后来对孙中山影响很大，转而又影响中国近代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强人政治的资源和情感基础。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淡薄，而政治意义越来越强烈。

二、狭隘国族主义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无疑，这是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了前述「文化种族主义」的变异。戊戌和辛亥两代政治家，把中国受西方欺负的原因，归咎于满族皇帝的腐朽，孙中山认为只要打倒满清，中国就可以强盛。这里就暗含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摆脱外患，组成以汉族为主的现代国家以后，轻易就回到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上去，仍然不会尊重弱小的少数民族的特性。梁启超说过一段话:「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源自「文化种族主义」的、又受外辱刺激产生「国族主义」，一定是非常狭隘的。

二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没有民主传统作基础，难以避免一个极权的强人统治时期。强人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政治原则，天然排斥一切多元、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更遑论民族自治，所以孙中山提出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设计，同他的共和制一样，都是幼稚的「乌托邦」”。

三、大一统霸权

上面提到的这两点，在四九后中共取得政权，都变成惨烈的现实。区别只在于，这一切都被换了一种包装，变成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改造一切民族，消灭一切传统文化。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不会再搞「夷夏之辨」，却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界定边陲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把其他民族划成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残余，统统以强制形式进行「民主改造」、消灭「阶级差别」，这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所以他们的所谓「民族大团结」，就变成用一种同中国文明毫不相干的、事实上也不存在的政治模式，要把中国版图内的56个民族，弄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极端的「大一统」形式，不要说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会被摧毁，连汉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的文化、风俗、特色，也统统难以存留。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是儒家那种「用夏变夷」，连华夏文明的「文化种族主义」也尸骨无存。

中共基本摈弃了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允许外藩相对自治的传统做法，又没有起码的现代区域自治的观念，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在制度、宗教、文化上的特性和选择自由，使得大一统下的民族冲突无法化解，愈演愈烈，也逼出少数民族强烈的、逐渐走向分离的民族主义，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汉族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并引起民族利益的无解的巨大冲突：今天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却只占版图的一半；其他民族，特别是蒙、藏、维吾尔几个大族，虽然人口只占百分之六，却要占去版图的另一半，又都处在经济和国防的战略位置。在今天这个日益重视资源的世界上，中国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

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人只有「天下」观，没有「国家」观念。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建构的过程，恰与强人靠列宁式政党整合社会同步，「国家认同」无法剥离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念，所以即使为了解决中心与边陲的纷争，中国也只能期待一个民主制度。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今天是不幸的一天。

中华民族不幸，华夏文明不幸，100年来深受中国共产党祸害的所有中国人不幸，当代14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尤其不幸 ！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今天已经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1917年10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赤色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暴政的恐怖政权。 从此赤祸东侵，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俄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建立了他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中共从成立起就奉马恩列斯为导师和领袖，早期活动经费全都来自俄国的卢布，各个部门例如宣传，情报，特工，军事等干部全都由苏俄培养训练武装和派遣！根据已经解密史料，前苏联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对中共在革命资金，军火装备，人才培训上是唯一的最大支持者，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苏共豢养的侵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卖国贼！中国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外国颠覆势力。

  在八年对日作战期间，中共以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为幌子，欺骗国民政府，免除围剿危机，不打日军，专打国军，游而不击，暗通日寇，扩展地盘，贩卖鸦片，充当军费，收编民间抗日武装，扩大叛乱颠覆资本，污蔑国民党下峨眉山摘桃子，事后还自我吹捧是抗战中流砥柱，歪曲历史。

“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借助雅尔塔协议对中华民国主权的损害，在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支持帮助下，扩军备战，挑起内战，发动武装叛乱，用血腥土改绑架农民，用自由民主口号欺骗知识分子，用讴歌美国民主欺骗国际社会，用暴力裹挟物质诱惑外加共产主义乌托邦欺骗广大人民参军当炮灰，采用极其血腥残酷的人海战术，在短短三年就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颠覆了中华民国，窃取了中国大陆的最高政治权力 ，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专制覆辟大倒退！

  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消灭一切政治异己势力，铲除民间潜在反对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红色恐怖政治运动和镇压行径，如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等，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敌对势力，叛徒内奸等进行大规模的杀人，逮捕和判刑。据初步统计，在历次恐怖镇压运动中被直接屠杀的，关押在劳改营受虐而死的受害者有高达几百万人之多，因政治受害人而受其株连影响的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家庭成员，其人口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最起码估算有上亿人口，真可谓命如蝼蚁，生灵涂炭！

在它执政的70年来，以革命为号召，以建设为名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为理想，用政治运动治国，用政治口号洗脑。这类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思想反智，手段残酷，形式荒诞，影响很坏，贻害无穷，后果严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开始搞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40多年。 这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仍旧坚持残酷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敌，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民主阵营为敌：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选举，不是人民授权，权力来自私下授受，来自黑暗中的宫廷密谋和交易 ！既无政治反对派的制约，也无自由舆论的监督，所以其执政永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导致行政低效，监察失灵，法制虚设，道德沦丧，人心败坏，贪污腐败盛行。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永远的噩梦，这就是最高权力非程序性更叠，以至于中共历任党魁大都是因为非程序性更叠最高权力而失势下台，而鲜见有善始善终者。

在习近平接掌最高政治权力后，坚持毛邓江胡的极权专制统治毫不动摇，在政治经济上甚至大踏步搞覆辟搞倒退，在新的历史时期，利用高科技手段，把全社会打造成一个监控无死角，镇压有高效的超级大监狱，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侵犯人民基本人权，甚至随意用维稳为名，迫害无辜公民致死致残！

中国共产党各级官僚掌握着不受制约的超级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大搞权钱交易，在社会各个领域大搞贪污腐败，鲸吞人民财产，瓜分社会财富，疯狂掠夺敛财，把中国搞成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不公平社会，以10多亿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为代价，制造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超级垄断的暴富阶级，这就是当代中国执政的红色权贵统治集团以及依附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政经合一的权贵奸商！这个红色权贵集团利用政治特权对14亿中国人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奴役和压榨。

  中国共产党在现任党魁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之下，继续坚持共产党的反动理论反动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强力维稳，继续剥夺人民一切人权，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继续完善国家机器，继续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继续与民主阵营为敌，不遵守普世价值，习惯和少数专制流氓国家称兄道弟。

中国共产党这个暴政怪物是人类愚昧思维的结晶，是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是人类邪恶政治理论的试验品，是人类政治妄念的怪胎，是中国历史的错误选择，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一段大弯路，更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顽固堡垒！

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民族的命运，为了建立人类文明社会应有的正常秩序，为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每个中国人的福祉，我们坚决要求取消中共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废除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推动社会各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真正符合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宪法，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和平民主渐进地建立宪政民主！

值此中国共产党生日10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强烈呼吁大家：一切反共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一切中华同胞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

本文转载自王丹网站Wang Dan’s Page | Facebook

本文照片及文字轉載自蘇曉康臉書

　　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では六四・天安門事件から30周年を迎える2019年6月1日、明治大学において下記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いたしまた。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
「六四・天安門事件を考える」
日時：2019年6月1日（土）　10：00～17：00

《登壇者略歴》
Andrew J. Nathan（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
194３年、米国生まれ。コロンビア大学政治学部教授。専門分野は、中国政治、外交、人権、および政治文化。ハーバード大学にて歴史学（B.A）、東アジア研究（M.A）、および政治学（Ph.D.）を修める。1971年以来、コロンビア大学で教え、同東アジア研究所所長（1991－1995）、同政治学部長（2003－2006年）を経て、現在、同大学人権研究センター運営委員会委員長。主な著作として、The Tiananmen Papers（邦訳：張良編、A.J.ネイサン監修『天安門文書』文藝春秋社） (2001)、Negotiat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Beyond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2001),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with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second edition (2009)　with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等.

王丹（おう・たん）
1969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人権活動家、歴史学者。1989年の天安門事件では、ノーベル賞の劉暁波の弟子であったウーアルカイシや柴玲とともに、学生最高指導者としてその名は世界に知られる。国立清華大学（台湾）客員助理教授。ハーバード大学博士。

胡平（こ・へい）
1947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現在米国ニューヨーク在住、《北京の春》栄誉編集主幹。独立中文ペンクラブ栄誉理事。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部大学院入学。西方哲学史を専攻し、哲学で修士号取得。北京出版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勤務を経て、1987年、ハーバード大学博士課程入学。中国民主団結連盟主席、『中国の春』、『北京の春』雑誌編集主幹などを歴任。

張博樹(ちょう・はくじゅ)
1955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課程修了。哲学博士。2010年ま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現在コロンビア大学客員教授。政治学(中国政治)。主著に『中国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香港・農鐘書局)、『改変中国——1969年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邦訳『新全体主義の思想史:コロンビア大学現代中国講義』白水社、2019年）』(香港・遡源書店)等。

矢吹晋(やぶき・すすむ)
1938年生まれ。1962年東京大学経済学部卒。東洋経済新報社記者、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研究員、横浜市立大学教授を経て、横浜市大名誉教授。21世紀中国総研ディレクター、朝河貫一顕彰協会代表理事。主な著作として、『沖縄のナワを解く』情況出版)、『習近平の夢』(花伝社)、『南シナ海領土紛争と日本』(同)、『対米従属の原点ペリーの白旗』(同)、等。

主催：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ます | 明治大学 (meiji.ac.jp)

胡平：坚守希望——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收到《港支联通讯》纪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约稿信，我立即回信答应下来。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开计算机，却迟迟难以开篇。

过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写文章纪念。同一个题目的文章，我已经写了二十八年，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如果不是为了应景，还有必要再写一篇吗？

我以为还有必要。因为在中国，「六四」还没有成为历史，那个杀人的政府还坐在台上，还在继续压迫人民，死难者的名誉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在中国，「六四」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写文章纪念「六四」，不但是纪念，而且也是抗争。

毋庸讳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谈话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说：「我经常（特别是在极为无望时，比如在监狱中）想到的那种希望是一种精神的，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我们内心要么有希望，要么就没有希望，它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经验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维尔强调说：「在这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希望不是一帆风顺时的欢乐，或对有望早日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的诚意，而是一种为某种事物奋斗的能力，之所以要为之奋斗并不是由于这种事物有成功的机会，而只是因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决不是人像乐观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对某个事物会有好的结果的确信，而是对某个事物是有意义的把握，不管其结果如何。简而言之，我认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说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获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们免遭灭顶和激励我们行善的东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达到惊人的范围之源泉。最重要的，是这种希望给了我们力量去生活，去尝试新事物，即使是处在向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么没有希望的环境中。」

在这段谈话里，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文：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转自香港独立媒体（2018-04-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36期，2018年5月25日—6月7日

在六四29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讓我們重溫八九民運。這對於我們強化對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同胞的信心，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八九民運是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非暴力的民主運動。在50多天的時間裏，這場運動席卷了全國200多個大小城市，累計參加人數超過5千萬。如此巨大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相當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八九民運明確地提出了爭自由爭民主的口號，學生、工人、知識分子和市民紛紛成立了獨立的組織，很多中共黨政機關的人也走上街頭或發表聲明，公開表態支持民運、反對戒嚴。這就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只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參加過這場運動，或者是目擊過這場運動，那麽他就沒有理由對中國人、對我們的同胞持悲觀態度。

不少人說：中國人天生奴性重，只要吃飽了飯，就甘於受奴役；有的還說，中國人就是餓死了也不會反抗。可是，八九民運證明這個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八九民運不是饑民暴動，不是饑民造反；八九民運不是發生在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背景之下，而是發生在經濟發展迅速，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受益的背景之下；發起運動的更是衣食無憂的大學生。另外也一直有人認為中國發生的反抗事件，總是社會的邊緣人士興風作浪搞起來的，但是八九民運證明，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民運的先鋒和主體是大學生，首先是首都的名校的大學生。那時大學還沒有搞「擴招」，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這顯然和歷史上常見的饑民暴動或底層人鋌而走險等行為完全不一樣。另外，在整個運動中表現出的高度遵守非暴力的原則，也和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暴力鬥爭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照。

在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八九民運的前奏是知識界發起的要求釋放思想犯的一波接一波的簽名信活動。正是這一批知識分子啟蒙了八九那一代大學生。在「新時期」暫露頭角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以這種或那種的形式參加了八九民運。

有人說，八九民運之所以爆發，是因為中共上層發生了分裂。不對，不是上層的分裂催生了民間的抗議行動，相反，是民間的大規模的英勇抗爭促成了上層的分裂，然後才是上層的分裂進一步鼓勵了民間的抗爭。

不少人說，中國人不反抗時是順民，一旦反抗就變成暴民。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觀點。在長達50多天的運動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和平與理性、那種自發的紀律與秩序，令全世界為之贊嘆。我們知道，即便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老牌民主國家發生人數多、時間長的抗議活動，有時都會發生某種騷亂，發生打砸搶，但是中國八九民運持續50多天，參加人數上千萬，卻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一起暴力事件。這簡直是一個奇跡。

有人斷言，別看現今的中共當局鼓吹排外的民族主義，反美反西方，如果中國實現民主，未來的中國只會更排外、更反美反西方。八九民運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說法。八九民運有力地顯示出中國民眾對美國、對西方是何等的開放與友善，對普世價值是何等的擁護和信奉。八九民運中在天安門廣場樹立的那座民主女神像，明顯是照著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造的，可見當時國人是怎樣的胸懷，根本沒有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

八九民運無疑是我們民族的一次高峰體驗。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表現得那麽純真，那麽美好，那麽讓人感動。可惜八九民運功虧一簣。六四後29年的持續高壓，導致了民族精神的可怕沈淪。然而我們不應對我們的同胞失去信心。既然你曾目睹它飛掠高峰，你就該知道它不是雞，它是鷹。是鷹，就不會永遠蜷伏，總有一天它會再一次展開翅膀，掠過高峰。越是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們越是要對此懷抱希望，懷抱信心。

轉載自：《歐洲之聲》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