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晓康
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高度亢奋，举世闻名；同一百多年前相比，曾受西方列强欺负而生疑心、戒心和仇视，没有丝毫减退。然而，今天中国自己面临一系列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新疆问题，又生出另一个亢奋：对比汉族弱小的边陲、少数民族，却抱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一、 文化种族主义
从文化上看，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很早就确立了「夷夏之辩」的观念。文明悠久的中原一向抱着「内中夏，外夷狄」的优越感，垂四千年而不坠，可称它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主义。大致来说，这种种族主义没有扩张性、侵略性，却因为优越感，而有极强的同化意识。这可能同早期华夏文明是多种文明的融合有关。
华夏文明强调「用夏变夷」，强调「有教无类」，同孔子的思想完全吻合。很吊诡的是，从孔子所在的东周末年，一直到满清，两、三千年里，中国始终处在「夷狄」的侵扰之下，南北朝的北朝、元、清三代，都是外族入主中原，按文化上的种族观念来说，这叫着「亡国灭种」。
但事实上，做皇帝的外族人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种情形，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使得中国士大夫的「我族中心主义」观念越来越强烈，「保种保国保文明」成为一体。特别是明末、清末两代文人，尤其突出。这后来对孙中山影响很大，转而又影响中国近代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强人政治的资源和情感基础。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淡薄，而政治意义越来越强烈。
二、狭隘国族主义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无疑，这是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了前述「文化种族主义」的变异。戊戌和辛亥两代政治家，把中国受西方欺负的原因，归咎于满族皇帝的腐朽，孙中山认为只要打倒满清，中国就可以强盛。这里就暗含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摆脱外患，组成以汉族为主的现代国家以后，轻易就回到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上去，仍然不会尊重弱小的少数民族的特性。梁启超说过一段话:「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源自「文化种族主义」的、又受外辱刺激产生「国族主义」，一定是非常狭隘的。
二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没有民主传统作基础，难以避免一个极权的强人统治时期。强人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政治原则，天然排斥一切多元、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更遑论民族自治，所以孙中山提出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设计，同他的共和制一样，都是幼稚的「乌托邦」”。
三、大一统霸权
上面提到的这两点，在四九后中共取得政权，都变成惨烈的现实。区别只在于，这一切都被换了一种包装，变成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改造一切民族，消灭一切传统文化。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不会再搞「夷夏之辨」，却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界定边陲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把其他民族划成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残余，统统以强制形式进行「民主改造」、消灭「阶级差别」，这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所以他们的所谓「民族大团结」，就变成用一种同中国文明毫不相干的、事实上也不存在的政治模式，要把中国版图内的56个民族，弄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极端的「大一统」形式，不要说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会被摧毁，连汉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的文化、风俗、特色，也统统难以存留。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是儒家那种「用夏变夷」，连华夏文明的「文化种族主义」也尸骨无存。
中共基本摈弃了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允许外藩相对自治的传统做法，又没有起码的现代区域自治的观念，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在制度、宗教、文化上的特性和选择自由，使得大一统下的民族冲突无法化解，愈演愈烈，也逼出少数民族强烈的、逐渐走向分离的民族主义，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汉族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并引起民族利益的无解的巨大冲突：今天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却只占版图的一半；其他民族，特别是蒙、藏、维吾尔几个大族，虽然人口只占百分之六，却要占去版图的另一半，又都处在经济和国防的战略位置。在今天这个日益重视资源的世界上，中国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
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人只有「天下」观，没有「国家」观念。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建构的过程，恰与强人靠列宁式政党整合社会同步，「国家认同」无法剥离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念，所以即使为了解决中心与边陲的纷争，中国也只能期待一个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