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
——文章摘录
一、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的话，那么，我发现，在六四之后，不少人似乎又偏向于过分的悲观。这种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原则上认定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能同意。以下，我拟对几种主要的‘八九民运注定失败论’加以分析和批评。
二、关于陈一谘的‘五因素论’
陈一谘认为：八九民运的成败事实上有五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群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人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五是军队的掌握程度。而中国当时群众的不满意是希望改革，领导的不满意是希望保守，形成尖锐冲突。以下几个方面群众这边都没有，全部是政府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血腥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陈一谘归纳的五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决定一场全面战争或曰总体决战成败与否的因素，而八九民运本来应是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以三、四两条为例。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目标正是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和打破官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它们正是我们意欲取得的胜利成果，那又怎么能反过来作为决定我们胜负的先决条件呢？正因为我们没有A才去争取A，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说由于我们没有A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A.这显然在逻辑上是错乱的。按照陈一谘的五因素论我们应当引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使运动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限战争的层次上方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场运动弄成了总决战的架式，失败即不可避免。八九民运到后期客观上搞得有点像总决战，所以它注定要失败。我在前面谈到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不赞成在这场运动中某些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说法作法，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当然，要一场运动始终保持在有限战争的层次上，乃是一件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的道理。因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可以截然划开的界限。
三、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区分
关于有限战争舆全面战争的区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对此多说上几句。
首先，不少人根本否认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提出来的具体目标多么温和，只要它们确实是反对极权专制的，那么极权统治者一定会进行镇压。这种观点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肤浅。实际上它是很深刻的。因为极权统治颇有些像拦洪大坝，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便会招致整个大坝的崩溃。我在倡导言论自由时常常引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那句话：‘一磅肉，只要一磅肉。’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争取言论自由看来只是要求一项最简单的公民权利。但仅仅是这项权利的获得，便已对整个极权统治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中共强硬派把鼓吹言论自由上纲上线为反对‘四个坚持’时，这在纯逻辑、纯理论上是荒唐的，但对中国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十分正确的。同理，八九民运的直接目标，从逻辑上、从理论上都并不等同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当中共强硬派咒骂它是要‘推翻共产党’时，其实倒无大错。要问愚笨的中共当局何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直觉？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政绩极差，丧尽人心，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没有自由选择之上的。‘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话是用来挖苦那些骗人的巫医一类人的。用在共产党身上分外合适：一旦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只好垮台了。最近，东欧的民主浪潮一起，人民开始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好恶，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府转瞬之间便纷纷落马下台。可见共产党结怨之深。既然如此，中共当局又怎么能不分外警觉呢？
从上述分析看来，有限战争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任何一场名义上的有限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容易转化为全面战争。倘如此。民主运动便只有两种情况：不是不战，便是决战：战争一旦打响也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失败，就是全胜。显然，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由此，民主力量便可以稳步发展，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格局。
四、为什么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这裹，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们坚持认为：中共当局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暴力去压制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进而言之，任何权力都有其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种无限的权力或日绝对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对于中共而言，不存在着任何一种合法的或明确成形的其它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它决不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中国的一切。它决不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是无所不能。
有些朋友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有趣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大都赞同‘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让我们对上述观点略加评论。
首先，我可以承认，假如整个中共上层自始至终都是铁板一块地一心一意要镇压，那么民主运动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问题恰恰在于：
第一，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中共高层并非铁板一块，其间，温和派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既是十年改革的产物，更是十年‘文革’后反弹的结果。
第二，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除去一些人温和、一些人强硬这种区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形势比人强’的大背景。这种大背景的存在，使得整个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强化他们的控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文革’结束直到这次‘六四’之前，中共的统治是在不断地软化、弱化。这种整体的软化、弱化的趋势甚至不以其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个别人物地位的起伏变化为转移。毫无疑问，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人都掌握大权时，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温和派的实力应是最强的。因此，至少是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于温和派断其一股再加上邓小平日趋强硬，中共上层变得比七九年、八〇年或八六年更保守、更强硬。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如下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共上层在八七年后政治上变得更保守、更强硬，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社会的控制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强化，相反倒是在持续地弱化。这并不奇怪。螺丝钉松了，既可能是因为拧螺丝钉的人没使劲，也可能是因为螺丝钉与螺母磨损太多，致使双方不再咬合。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并不必然地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强硬化，如果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买几个头头们的账的话。
2．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更不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受控制程度的强化，如果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的话。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什么某人能够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它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这其它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所谓权力，无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那就是说存在着另外一批人，这批人自愿对他表示服从。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一个权力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自愿服从者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服从者掌握物质力量的程度。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确切地说，是抗拒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胜过了效忠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我上面的结论：假如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抗拒掌权者的命令，那么，即使这一小批掌权者自己团结一致，他们也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邓小平本人是否下决心镇压民运，中共上层是否一致主张镇压民运，那都并不足以决定民运的成败。八九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中共强硬派在上层占了上风，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力量还不够充分的强大。
不过，上述说法仍然失之含混。什么叫强硬派占上风呢？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不是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过的吗？那岂不是表明从一开始强硬路线就居主导吗？笼统地说社会反抗力量不够强大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分明取得过像四．二七游行一类的辉煌胜利。可见，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
其实，不管是论及中共上层的一致或分歧，还是论及社会反抗力量的大小，都离不开具体的事态和情境。回顾整个八九民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学运初起时，中共上层是一致主张压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也都在四．二六社论原稿上签了字。据说送交赵的四．二六社论底稿与后来发表的正式全文有所不同，但相信在反对学生运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出入。赵对学运态度，先是反对，尔后才转为同情。这大概是确定的事实。
最初，中共上层都主张压。但采用何种手段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朗。据说，胡启立、乔石的意见是不能流血。姚依林对赤手空拳的武警能否制止住学生表示怀疑，但也未明确表示开杀戒。李鹏则借口自己是管经济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讨论。赵紫阳在朝鲜。最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便是派出大量武警和部队设定层层警戒线，但不携带任何武器。至于邓小平本人，他虽然在此之前谈到过开枪问题，不过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裹，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当局最初没有作出开枪镇压的决定呢？
一般人的回答是：因为当局希望不开枪而能解决问题。
这个答案也许不错，但显然还不够深入。如果说中共希望不开枪能解决问题，那究竟是因为他们相信开枪也能解决问题，但两相比较。以不开枪而解决问题更好？抑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下令开枪反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此其一。第二，中共希望不开枪而解决问题，但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不开枪很可能阻止不住学生，倘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取得游行的成功，他们又将如何对付？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前面说过，本来。中共上层都是反对学运的，包括赵紫阳一派也不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八九民运的最初爆发是受到了党内高层某一派人的支使或鼓励。如果说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民运力量不善于同赵紫阳一派合作，那么，这一失误除了说明民运力量自身在策略上不成熟外，也有其客观的原因。由于赵紫阳一派在以前并未表示过支持民运的倾向。所以民运力量对赵派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一点我在以后还要论及。
在我看来，中共之所以希望不开枪解决问题，上面提到的两种因素都是起作用的。一方面，纵然是那些相信开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也认为，如果不必开枪而能乎息反抗，那就更可取。毕竟，没有一个当权者愿意使自己和人民处于公然的对抗地位。屠杀和平居民只会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中共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暴力始终是中共手中的最大的一张王牌。中共知道这一点。中共也让人民知道这一点。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明白，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反对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畏惧中共的暴力镇压。没有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老农，对这一点有什么误会：似乎他之不公开反对共产党，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共产党真诚的信赖。在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契约，那是一个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约。这个契约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写进人民的心裹，但是它的公开版本见之于中共当局的各种文件一一都充斥着堂皇而暧昧的语言。暴力不好意思赤膊上阵，它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精巧的服装。这种服装的精巧性在于它既要掩饰自己又要凸现自己，有如那些精巧的亵衣。它必须凸现自己，免得让别人不知畏惧：但它又必须掩饰自己，免得让别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种动物，因而他畏惧暴力：同时，人又是一种有自尊心的动物，因而他很难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服。换言之，正如暴政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这意味着，当暴力以隐蔽的方式显现自身，也就是说，当暴力以掩饰的方式凸现自己时，它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反之，一旦暴力公开赤膊上阵，它固然可以更强烈地造成人民的恐惧，但与此同时，那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民基于自尊心的屈辱感。这就很容易会促使他们进行英勇的反抗。假如这种屈辱既严重又普遍，由此引起的反抗就可能十分强大。因此，中共当局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开枪杀人，恐怕非但不足以平息事态，反而有可能扩大事态。
后面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说，晚开枪不如早开枪。不少人也认为。假如中共当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就杀人。人不致于死那么多，而以后的更大风潮也就无从发生了。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实际，现已无法从事实上去加以验证。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的，历史不可能严格地自我重复。这就使得一切关于‘如果当初不如何如何，后果便会另成别样’的论断都不可能得到确证或否证。历史只记录事实，也就是说，历史只记录那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研究历史却要求我们也要去注意那些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我们要去研究那些没有进入现实的诸种可能性，哪些是真正的可能性，哪些是虚妄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研究得越深刻，则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就越多。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
我们说，中共掌握着枪杆子。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它和张三手裹握着一支枪的含义并不等同。张三手裹握一支枪，那意味着这支枪完全受张三意志的支配，包括张三一时发疯时的怪诞意志的支配。譬如说，张三可以用枪打死他的母亲，只要张三头脑中确实产生了这个离奇的意志的话。但是不论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共政治局，绝对不可能让人民解放军去集体枪杀军人自己的父母。这就是说，掌权者要使自己的命令生效，他必须考虑到执行者的可接受程度，换言之，他必须限制自己命令的内容。说到掌权者，我们也要记住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永远充满了明争暗斗，每个人都在希望着别人栽跟斗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一句话，现实的政治远远比我们许多朋友的贫乏概念、武断推理和简单化的论断要复杂得多。普通语义学派的哲学家指出，事物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特征，语词、概念不可避免地要省略掉许多特征。因此，正如地图不是版图，词并不是事物。然而，我们的思考又势必借助于语词或概念，这裹就存在着使我们的思考脱离实际歪曲现实的危险，倘若我们还不注意明确概念的准确内涵，热衷于用粗陋的、比喻式的语言进行思考，则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大。
回到刚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四．二七时中共当局为何不下令开枪？首先，在当时，强硬派自己就不会统一行动。纵然强硬分子内心深处也许个个都主张杀，但谁都希望由别人出头干这件坏事，自己袖手旁观，以收渔翁之利。结果便是无人出头，公开地直接地下达屠杀令。强硬派至少有四怕：一怕成千古罪人，二怕同僚反对，三怕士兵执行时出乱子，四怕民众强烈反弹。有了这四怕，就产生了第五怕：怕自己出头当个恶人，到头来反被别人出面做好人卖掉自己。
从民众方面看，四．二七前运动的规模还很有限，但却是憋足了劲，其势正盛（这和六四前夕民众方面由盛而衰正处于两个相反的阶段）。几百名学生留下遗书，确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倘若当局下令开枪，断不是死几十个人可以吓得退的。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目标又相当低调，这比后来的‘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一类口号温和得多，因此显然更易博得同情。注意，唤起热情和博得同情不是一回事，要唤起热情，使更多的人愿意投入，一般需要有比较抓到痒处的口号，而要博得同情，则口号是越温和越好。四．二七学生游行的口号极温和。因此也许激不起多少人去忘我投入，但倘若遭受血腥屠杀则势必造成极为广泛强烈的同情和义愤。四．二七游行的挑战性不仅在于它提出的口号，更在于游行行为本身。如果是当局在四．二七便开枪，那很容易在全社会、包括在中共党政军内部造成过于突然的强烈震撼。这种震撼的强烈性和突然性（等到六四，突然性已大为降低）很可能引发巨大的混乱。加上强硬派自身的不统一，加上开明派还没有受清洗，因而确有可能出现杀人者立即受孤立、被抛出来收抚人心的结局。
抛开上面的分析不谈。即使我们认为，中共当局有能力在四．二七就下令开枪，那么他们之所以未作此决定仍然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么做不上算。任何人做事都要考虑成本。如果你手裹只有一张大王，那并不能担保你在牌局中稳操胜算，除非对方想用揠底的办法赢你，你可以把这张大王用在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如果对方总是五分十分地吃，你就会很为难。为区区五分十分就甩出大王吧，未免不上算，结果便是，你只有眼睁睁地让对方一分一分地赢过去。美国有了原子弹后，有些美国人说，从此我们不必发展常规武装了，反正我们有原子弹，足够消灭对方的。可是这种主张在实际上马上遇到麻烦，别人一点一点地打击你，你要么没东西去还击，去防止，要么只有扔原子弹。当对方的进攻看起来（注意，是看起来）不那么具有颠覆性，你要用原子弹就很难，不但要背上万世罪名，而且内部就未必通得过，内部就造成危机。结果别人还是可以占便宜．鲸吞固然做不到，蚕食却总是行得通的．这样下去，日积月累，力量对比就会改变，而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统治者关于合算不合算的标准也不断下移，因为他们手中的本钱越来越少。开始，他们对于老百姓在私底下的批评攻击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到最后，即使要他们交出全部权力，只要能保住自身的安全，他们也会觉得是上算的了。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共发表四．二六社论，下达邓小平讲话，以及布置层层的军警封锁，试图吓退学生。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办法可能没有效力，接下来怎么办？
据陈一谘后来讲起，当四．二七后赵紫阳回到北京。邓小平曾问过他解决学运的办法。赵紫阳说有两种办法，软办法和硬办法，硬办法又分两种，空硬和实硬。所谓空硬，大概就是像四．二七之前的作法：严辞威胁，军警封锁。实硬，自然是指真刀真枪、流血杀人。软办法则是避免刺激学生反感，用安抚的手段让运动退潮，然后再对‘一小撮’加以追惩。
有人怀疑上述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其实那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包括前面引述的在四．二七前夕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各种意见，是否准确，也不妨碍我们此间的讨论。因为从中共的公开表态和做法上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四．二七前，他们用的是硬办法，是空硬而非实硬。四．二七之后一段时间则用的是软办法。空硬和软办法都是要打击‘一小撮’的，区别只在于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空硬主张用虚声恫吓把群众运动吓退，软办法则主张避开锋芒，用缓和的办法把群众运动拖化。四．二七大游行的辉煌胜利宣告了空硬计划的彻底破产，以后中共转而采用了软办法。
赵紫阳的软办法和过去胡耀邦说的冷处理有类似之处。其主旨是不赞成流血杀人，避免当局与民众之间公开的强烈对抗。这意味着，如果民主运动具有相当声势，当局就要作出某种缓和的姿态。然而，我们务必要知道，在政治上，姿态即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人民一旦发现，只要他们能善用天时地利，造成颇具规模的群众运动。政府就对他们无可奈何，那无疑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力量感和自信心。这种力量感和自信心乃是人民进行和平反抗运动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
应该说，中共在四．二七前作出了不开枪的决定，固然是抱有以空硬的办法吓退学生的侥幸预期，但同时也作好了万一空硬办法不灵，接受以后局面的思想准备。因此，要说中共上层、甚至邓小平一开始就下定了屠杀的决心，并不严格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空硬’办法的决定，既不是背着邓小平、李鹏等人由温和派不顾政治局议事常规所单方面作出的，也不是通过激烈争辩否定强硬派主张后作出的。注意，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强硬派一开始便有开枪镇压的意图。我只是说，在当时，强硬派并没有明确提出开枪的主张。必须懂得，在任何由两人以上作决策的过程中，表明一种意图、一种倾向是一回事，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一种主张是另一回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着面临棘手的难题，万一解决不好会付出相当大代价的时候，那些内心赞成采用极端办法的人，出于对可能引出的严重后果的顾虑，一般不会十分主动、十分明确、十分坚决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执意坚持使之成为最终决策，他们往往只是用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示对温和办法的不信任。他们的算盘是：如果别人接受了自己提出的这种意向而作出极端的决策，成了，功在自己。至少是包括自己——决定毕竟是人家作出的：败了，罪在别人，自己可以相对地推掉责任——自己终究没有直接下令。假如别人没有理会自己的暗示或提示，作出了温和的决策，成了，自己毫不吃亏，提醒告诫总不为错吧，既然自己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败了，正好以先知的姿态出现，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由于那些内心赞同极端办法的人一般都具有上述心态，所以，毫不奇怪，在最初的决策过程中，较温和的主张，也就是留有余地的主张往往获胜。
每一个研究或从事现实政治的人都应该懂得：任何政权，包括那些相当专制独裁的政权，其重大决策过程也都是很复杂的。不去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决策过程及其在付诸实施后所引起的更为复杂的变化，满足于用一两句粗糙简单的武断结论，这对研究者而言是轻率的，对于参与者来说是危险的。我之所以要写下这篇冗长的文章，正如当年我要为言论自由作出冗长的论证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观点，而且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怀抱一种更清醒、更理智、更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力图较严谨较细密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或许是题外之话，但确实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
四．二七游行是一个大胜利。虽然经过调整后的游行口号较前更低调了一些。但它的胜利却决不是阿Q式的胜利，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胜利。它是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开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胜利。‘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人民万岁’，这些长期被视为空洞迂澜的口号，一时间获得了最充实的内涵。中共的权威、包括邓小平个人的权威，一日之间下落千丈。四．二七的确是历史性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专制者对于人民的心理优势崩溃了，人民对于专制者的心理劣势扭转了。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如前所说，当中共在四．二七前夕作出不开枪的决定时，事实上已经有了接受这一局面的某种思想准备，但四．二七的震撼还是比他们事先预想的更加强烈。中共原先已考虑到如果威胁封锁无效，便作出退让。如今，他们不得不退让，而且不得不作出较多的退让。
注意，当我们说中共当局作出退让，并不是说他们甘愿作这种退让。中共强硬派当然怀有避过浪头、伺机反扑的报复心理。但是，不甘失败、有意报复是一回事，遭受挫败、不得不退让是另一回事。四．二七后中共的退让是真正的退让，也就是说，是抵挡不住民主洪流的一种溃退，决非当年毛泽东玩‘阳谋’式的诱敌深入的佯败。作出这种区分很重要。在时过境迁的今日，有些朋友把现在他们的悲观或愤慨情绪投射到过去的事件，因而对八九民运的过程，作出了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态，也不符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时的主观心态的描述。这些人声称，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中共从未作过退让。（针对我提出的民运应‘见好就收’，他们反驳道，八九民运中并没有出现过‘好’。）这些朋友大概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否认中共作出过退让时——这种观点看来很激进——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民运曾经取得过胜利，因而其实是相当悲观的。
最近，苏绍智先生撰文《东欧改革的类型分析》，文中指出，当民间的力量不够强大，当局的态度就会比较强硬，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就较小，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就较大。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失之笼统。因为如前所说，它脱离了对具体事态和情境的分析。必须看到，在和平条件下从事政治斗争，是和在非常条件下从事军事斗争不相同的。军事斗争的一般特点是，双方壁垒分明，每一方力量的大小，基本上是确定的（我说‘基本上’，因为这裹仍有可变的一面）。政治斗争则不然。政治斗争的特点是不存在壁垒分明、相对确定的两支充分自觉对抗的队伍。因此，在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阗的功夫就格外重要。众所周知，在美国国会中，民主党的人数超过共和党，但那并不意味着共和党提出的任何提案在国会中都毫无成功的希望。那还要取决于他们究竟提出什么样的提案。从事和平的民主运动，我们就要善于提出这样的主张，这些主张能够赢得较多的人们参与、支持或同情，使得反对者的力量相对较小，尤其是使得那些力图用暴力镇压的人相对孤立。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八九民运受挫，当然是由于敌强我弱，但从我方检讨，这种力量格局的恶性变化又是由于我们的抗争目标升级所致。在当时条件下，民运无必胜之理，亦无必败之理，端视我方策略目标是否得当。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胡平网站
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では六四・天安門事件から30周年を迎える2019年6月1日、明治大学において下記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いたしま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