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七章 從頭再來

政治上的結盟常常並不需要和別人訂立某種公開的或秘密的契約，它主要取決於你的一種恰如其分把握分寸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文章摘錄

一、’從頭再來’

據說，前不久，由於財政困難，中共當局不得不允許民間歌手崔健舉行演唱會為亞運募款。 於是，在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種海報：整個畫面以血紅色作為底子，上面寫了四個大字：『從頭再來』（崔健一首歌曲的名字）。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眾多的跡象表明，中共當局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下提及六四。 這樣做的用意很明顯，正如江澤民對美國記者所說，是為了用時間來沖淡人們對六四的記憶。 對於中共的這種作法，民運力量方面必須針鋒相對，隨時提醒世人勿忘六四。 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得好：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畢竟，六四是柄雙刃劍，它在嚴重地摧毀了中共的政權的形象的同時，也嚴重地嚇阻了人民的公開反抗。 假使中共的遺忘技巧運用得如此成功，以致於對絕大多數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發生遇一樣，那固然會起到恢復中共形象的作用，但同時也會起到恢復人民勇氣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國人高昂的精神狀態）。 如果今天的中國完全恢復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對於專制統治未必是好事而對於民主運動未必是壞事。 因此，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最好的辦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強烈不滿而同時又記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懼。 反過來，民運力量則應努力使人們保持對中共專制的反抗情緒，而同時又克服自身的恐懼感和無力感。 顯然，對於雙方來說，要達到各自的目的都是很困難的。

上述困難表明，我們僅僅滿足於提出『毋忘六四』還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們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搞得不好，我們也就是在強化六四的威懾效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意識到這層特殊困難的人竟然寥寥無幾。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這就是我寫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以上幾章中，我力圖證明以下幾點：

l． 對於中共專制政權，非暴力方式抗爭是切實可行的：

2． 這種鬥爭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先是有限成功。 積小勝為大勝，最後會取得徹底的成功：

3． 以往鬥爭的失敗決不是客觀必然的，它也是我們自己的失誤所致，而這些失誤決不是不可能糾正的。

如果人們認識到這幾點，他們就會克服恐懼感，重新建立自信，更堅定也更謹慎、更勇敢也更機智地投入新的民主運動。 而那個根基業已動搖的專制政權必將在新的民主運動的衝擊下節節敗退。 只有認識到上述幾點，我們才是『記住了應該記住的，忘記了應該忘記的。 ‘（我在《論言論自由》一文中就提到過我們需要這種正確的’記憶——忘卻’。 ）

四、反駁幾種錯誤、不實際的觀點

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偏偏在民運隊伍內部，有不少朋友正在努力宣揚截然相反的一套觀點。 比如：

1． 有人說，八九民運的結局已經證明，用非暴力手段反對中共專制’此路不通’。 毫無疑問，持此觀點者的本意是希望人們丟掉對非暴力鬥爭的『幻想』，以便投入暴力反抗的鬥爭。 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說，這種觀點的實際效果——如果人們不幸果真相信了它的話——只能是廣大的民眾放棄反抗，陷於消極無為。

2． 有人說，由於敵強我弱，所以八九民運的失敗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

對這一觀點的反駁，主要見之於第三章。 如果說敵強我弱就必輸無疑，那麼天下就不可能有什麼新興力量初戰告捷的任何先例了。 那顯而易見是荒謬的。 這裹還要補充說明的是，上述觀點首先是思想懶惰的表現，是不負責任媚俗的表現。 難道不是嗎？ 把一件已經如此這般發生了的事情說成是命中註定只能如此這般地發生，從而免去了對其過程中其它現實可能性的細緻分析，這不是很省氣力的嗎？ 某些人之所以在事後解釋歷史時局愛採用決定論或曰宿命論的立場，無非是懶於思考而已。 再者，你若說運動的失敗也和我們自身的失誤有關，那就難免不批評運動中的某些人物，因而總是件得罪人的事，遠不如把一切推給天命那樣令人皆大歡喜。

關鍵在於，如果人們果真相信了在現階段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民運的失敗是客觀必然，那麼誰個還會再去投入民主運動呢？ 一個不可否認的心理事實是：大多數人在投入一場運動時，內心總是抱持著對成功的相當信念的，否則他們寧肯退避忍耐。 因此，宣揚’民運失敗必不可免’的一個最糟糕的效果就是。 它會嚴重地、也許甚至是根本地打擊了人們投入下一次民運的信心。

3． 我詳細論證了，八九民運一度取得偉大的成功，惜乎未能見好就收，致使功虧一簣、反勝為敗。 據我所知，很多人都贊同這一分析。 不過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對。 反對意見可分為三類。 一類反對意見是認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策略原則根本是大廢話，並把它等同於股票的投機。 我在第四章已經指出，任何策略原則都必定是抽象的，但你不因為你抽象就否定它的意義。 ‘見好就收、見壞就上’實際上是對現代政治學中博弈論裹囚犯難題的一種簡明的概括。 它涉及是兩個利益不同、缺乏互信的自由意志之間互動的關係，因此不可與買賣股票這種一個自由意志面對盲目的市場波動的情況簡單比附。 ‘見好’不是’見最好’，建立良性互動不等於投機，等等。 第二類反對意見，承認’見好就收’原則的正確，但堅持認為在八九民運中並未出現過可以稱之為’好’的時刻，對這種意見的反駁，本書第四章的第六、七節已有充分論證，茲不重複。 這裹我要著重再談的是第三類反對意見，有人指責我關於八九民運未能’見好就收’的批評是’脫離廣場實際’，是一種’書生氣’的’想當然’、’理想化’，是分不清’應然’與’實然’。 他們堅稱，要讓一場群眾運動自我控制根本就是辦不到的，有人還鄭重地宣告，在下一次民運中，這種如脫韁野馬式的不可控制性依然是不可避免。 最後，這些朋友批評說我的觀點純粹是關在書齋裹的閉門造車、是沉溺於文字遊戲：並教導我要具備一點中國民運的實踐經驗。

眾所周知，我不論在撰文或是在講演中，從來不擺出『老資格』的架式：『因為我參加民運的實際經驗比你們都更豐富，所以你們應該聽我的。 ‘我深知，資格並非論據。 一旦你抬出『資格』什麼頭銜，試圖以此來加強對方接受你觀點的意願，那多半表明你對於你所能夠運用的理論和事實材料的說服力沒有足夠的信心。 然而，當我看到一些在實踐經驗上遠遠不及我的人在那裹批評我不了解實際時，忍不住會有一種滑稽的答覆。 這當然是題外話。

對於第三種反對意見，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答覆。

第一，八九民運決不是單純的不滿情緒的大發洩。 一場有百萬人參加的、沒有統一組織指揮的、前後持續五十天的群眾運動，竟然沒有出現什麼打砸搶燒一類事件，這在整個非暴力抗爭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否認參與者的廣泛共識和自我約束，把它僅僅稱為情緒的宣洩，顯然極不公允。 一般來說，要讓一場如此規模的群眾運動避免出現局部性的暴力事件乃是極難極難的。 而要讓運動的主體隊伍做到能進能退則比較容易。 八九民運做到了難而未做到易，那說明不是群眾運動自身的性質註定了它做不到能進能退，而是因為群眾的事先缺少這方面的必要的思想基礎。

第二，在廣場上，那些主張見好就收的人之所以未能贏得上風，除了廣大參與者事先缺少有關良性互動的思想共識外，大概也和這些溫和派民運領袖在貫徹自己的主張時缺少足夠的堅定性有關.

嚴格說來，在群眾運動中，並非總是誰的主張愈激進誰就愈容易占上風：確切地說，是誰的態度愈堅決誰才愈容易占上風。 主張的激進與否是一回事，態度的堅決與否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對自己的主張——這個主張本身也許是很溫和的——十分自信，如果你清醒地意識到，在關鍵時刻的一個決定，往往會影響到成千上萬的人——包括我們自己——的生命安危，影響到日後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的歷史走向，你就應該、就必須全力以赴地推行你的主張。 有了高明的主張而沒有堅決付之實施的百折不撓的鋼鐵意志，在現實政治活動中，是註定吃不開的。 這個問題十分重要。 現在許多人都擔心，在未來中國大陸政局出現重大轉折關頭時，那種更成熟、更正確的主張能否佔據支配地位？ 造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深入展開有關各種問題的嚴肅的爭論，以求獲得最大程度的共識。 一旦事變到來時，我們就必須十分堅決有力地貫徹我們的主張。 所謂寬容，無非是說你必須承認和尊重對手的權利，決不意味著迴避針鋒相對的爭論。 那些明知自己的主張更正確、但缺乏將自己的正確主張貫徹到底的頑強意志、害怕捲入激烈的爭辯中的人，決不是有風度，而是政治上的軟弱的低能。 我希望一切對中國民主大業抱有嚴肅認真態度的人務必對此有充分的認識。

第三，斷言群眾運動不可能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這種觀點，其最大的謬誤之處在於：事實上，它將構成對群眾運動本身的強烈否定。 假如我們真的相信，在現階段中國大陸，群眾性的民主運動註定了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麼由此引出的唯一的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從此以後，我們都不要去鼓勵、去支援、去發動、去參與這種危險的遊戲。 如果我們承認自己從原則上就控制不了火勢，那麼我們就不要玩火，也不要鼓勵任何別人玩火。

也許。 這些朋友會說，可是群眾運動都是自發產生的呀！

不對。 任何一場稍具規模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都是在得到社會其它階層人士廣泛而深刻的同情、贊許和支援與參與的情況之下才發展為具有一定規模的，更不必說它在啟動之初常常需要一種對之鼓勵的社會輿論氣氛。 否則，它既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擴大。 當我們說八九民運是自發的運動時，我們不過是說，這場運動不是哪一個人或哪一個組織事先策劃和統一發動。 但是所謂自發的『自』是包括了我們大家在內的，是我們自己的願望和行動造成了這場運動。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以暴力鬥爭的方式爭取民主是不可取的。 原因是暴力方式會造成較大的社會代價和容易導致以暴易暴等消極後果。 所以這些人都明確宣稱自己不主張暴力鬥爭。 基於同樣的理由，那些斷言群眾運動不可能自我控制的人，在認真考慮到失控的群眾運動也很容易帶來嚴重的消極後果時，難道不應該同樣明確地宣佈自己不主張群眾運動這一立場嗎？

這裹，我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還要不要搞群眾的民主運動？ 這個問題並不像乍一看去的那樣毫無爭議。 四. 一五后，北京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當時北京不少人士，包括一些知識界人士，最初的反應是審慎的，憂喜參半的。 喜的是這一代大學生關心國是、追求民主、勇於鬥爭。 憂的是街頭運動常常由於做不到有理有節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然而，以後大學生群體所表現出來的令人讚歎的策略技巧和自我克制，給所有人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其實，大學生自己也知道群眾運動容易失控的毛病，故而在很長一段時期他們都不願意讓社會上其它階層的人士捲入。 ）我一再強調的是，不是因為有了堅強的領袖和組織，而是立足於普遍的共識，八九民運曾經極其出色地做到了必要的自我控制。 可惜到後期，由於策略思想的分歧（圍繞著’撤’和’留’的問題），那個把千千萬萬的人群協調起來的共識不復存在，廣場上愈益混亂和失控。 劉曉波等四人的絕食宣言第一次公開批評學運的失控，試圖把已經陷於混亂的運動重新協調起來，但終未成功。

五、我們還要搞群眾運動嗎？

六四屠殺造成了兩個不容易忽視的消極後果。 其一是削弱了人們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我在前一章對此已有論述），其二是動搖了人們對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或曰街頭運動這一方式本身的信心。 不少人覺得，兩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八六學運和八九民運都以失敗而告終，尤其是八九民運，損失慘重，國內政局全面大倒退，有鑒於此，今後我們還搞不搞群眾運動？ 這個問題極其重要。 如果人們對群眾運動本身都失去了信心，你怎麼還能指望有新的民運高潮的到來呢？

六、再談八九民運的成敗

這裹又要涉及到八九民運是成是敗的評價了。 我一開始便有詳細的論證。 然而仍有人提出異議。 有人說，由於八九民運中口號龐雜，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目的，因此你無法檢驗其後果是否達到初衷。 這些人認為我所說的『爭取自由權利，擴大自主性空間』的目標不過是我個人頭腦中的臆斷，並不存在於現實的運動之中。

這種觀點不值一駁。 且不說在八九民運中，爭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要求成立獨立組織、與官方進行公開的平等對話等項目標（我所談’爭取自由權利，擴大自主性空間’即是對上述要求的概括）本來是很明確、很集中的，就算我們用更籠統的說法，八九民運既是一場民主運動，它的目的當然是反對專制、促進民主。 因此，判斷其成敗就很簡單，那就是看運動之後，整個社會是更民主了還是更專制了。 以這個標準來看，八九民運的結局應該說是不言而喻的。

不錯，由於一場政治事件常常會引出多方面的後果。 所以要評斷其成敗往往並不容易。 比如說，歷代農民起義，都沒有實現起義者建立均平社會的理想，但是它們常常贏得了新的統治階級的若干讓步。 再比如，民主牆運動中，民間刊物被取締了，但與此同時，官方刊物變得更開放，上層人事也發生了有利於改革派的變動。 馬克思說，在歷史上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反革命在鎮壓下革命后，轉而實行了一些革命派提出的要求。 這叫做反革命執行革命的遺囑。 對此一論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此處姑且不論。 但是八九民運的情況顯然不屬此類。 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倒退是相當全面的，誰也不會否認，在六四之後，中國大陸是變得更專制而不是變得更民主。 在這種嚴酷的事實面前，硬要說它沒有失敗又有什麼意義呢？ 是的，八九民運説明提高了海外民運人士的知名度。 但是，我敢斷言，絕大部分海外民運人士都會認為，他們寧肯不要這種知名度，如果八九民運能有另一種結局的話。

七、是説明、提高民運，還是取消、否定民運？

顯然，八九民運的結局乃是廣大參與者很不情願見到的。 正是由於這種始料未及的事與願違的嚴重後果，不少人已經對今後是否還投入類似的運動產生了很大的疑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給大家講清楚：民主運動是可以避免失控、因而是可以實現我們的預期目標的。 然而，有些朋友卻要大聲駁斥我們，說：不對，希求群眾運動做到自我控制完全是脫離實際的，在不可能存在有效而統一的政治組織的今日大陸，群眾運動註定了只能如脫韁野馬而不可控制。 我請這些朋友認真地想一想，假如大家真的相信了你們的觀點，認定民主運動只是一輛沒有刹掣的汽車，那麼，面臨著崎嶇險峻的反對專制、爭取民主之路，誰個還會去搭乘民運之車呢？ 這種觀點客觀上是在説明民主運動、提高民主運動的水平，還是在否定民主運動，難道不是非常明顯的嗎？

八、沒有正確反思，就不會有下一次民運

對於我這篇不得不如此冗長的文章，有些批評者表示很不耐煩，他們說，也許，下一次民運都爆發了，你還在那裹沒完沒了地反思呢。 我要說的是：如果沒有對八九民運的深刻、正確的反思，下一次民運根本就不會到來。

人類畢竟是經驗的動物，每個人的行為，在相當程度上都依賴於過去的經驗，確切地說，（因為經驗需要詮釋）依賴於人們對過去經驗的反思。 如果我們拒絕對經驗進行深刻正確的反思，其實就是聽任那些膚淺而錯誤的觀念支配我們。 為什麼中共強硬派有人說死二十萬人，換二十年安定？ 無非是他們寄希望於人們膚淺而錯誤地總結經驗從而陷於消沉悲觀而已。 像上面列舉的一些錯誤觀點，論者何嘗不以為是八九民運的經驗總結，但其實卻正好完全落入了專制者為你預設的觀念陷阱。 換句話，專制者巴不得人民相信民運失敗不可避免、民運自身的失策不可糾正一類觀點，因為一旦人們相信了這些觀點，他們就不會奮起進行更堅定、更高明的鬥爭，而專制統治本身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從這個意義上我必須說，我的那些批評者的確是給民運幫倒忙。

結束語

記住，在政治上，知難而行易

孫中山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命題’知難行易’。 一位偉大的實踐家、行動家，如此強調認知的價值，這一點乍一看去是令人費解的。 其實那正是孫中山的高明之處。 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些最關注實踐、最長於行動的人、最能體會到正確的認知對一椿成功的偉大運動的決定性意義。 六四之後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人民的反抗活動反而大大減少？ 那正由於人們的認知普遍地發生了故障。 在殘酷的鎮壓面前，一般人當即汲取的教訓通常是消極的。 與此同時，某些流行的觀點（例如，認為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認為群眾運動不可能自我控制，等等），雖然偏向激進，客觀上卻是加強了那種普遍的消極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大力強調從積極方面總結八九民運經驗教訓的重大現實意義。 因為它是構成民運再出發的基礎與前提。

一九九O年三——十月

《中國民運反思》（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

胡平網站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三章　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

——文章摘录

一、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如果说在八九民运的高潮期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过分乐观的情绪的话，那么，我发现，在六四之后，不少人似乎又偏向于过分的悲观。这种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原则上认定八九民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不能同意。以下，我拟对几种主要的‘八九民运注定失败论’加以分析和批评。

二、关于陈一谘的‘五因素论’

陈一谘认为：八九民运的成败事实上有五个因素来决定的：一是群众的不满意程度：二是领导人的不满意程度：三是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四是控制大众传播媒介的程度：五是军队的掌握程度。而中国当时群众的不满意是希望改革，领导的不满意是希望保守，形成尖锐冲突。以下几个方面群众这边都没有，全部是政府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血腥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陈一谘归纳的五个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是决定一场全面战争或曰总体决战成败与否的因素，而八九民运本来应是一场有限战争或局部战争。以三、四两条为例。众所周知，八九民运的目标正是建立反对派的组织和打破官方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它们正是我们意欲取得的胜利成果，那又怎么能反过来作为决定我们胜负的先决条件呢？正因为我们没有A才去争取A，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说由于我们没有A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A.这显然在逻辑上是错乱的。按照陈一谘的五因素论我们应当引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使运动始终保持在一种有限战争的层次上方有获胜的可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场运动弄成了总决战的架式，失败即不可避免。八九民运到后期客观上搞得有点像总决战，所以它注定要失败。我在前面谈到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不赞成在这场运动中某些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说法作法，也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当然，要一场运动始终保持在有限战争的层次上，乃是一件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的道理。因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可以截然划开的界限。

三、有限战争与全面战争的区分

关于有限战争舆全面战争的区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对此多说上几句。

首先，不少人根本否认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提出来的具体目标多么温和，只要它们确实是反对极权专制的，那么极权统治者一定会进行镇压。这种观点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肤浅。实际上它是很深刻的。因为极权统治颇有些像拦洪大坝，你只要打开一个缺口，便会招致整个大坝的崩溃。我在倡导言论自由时常常引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那句话：‘一磅肉，只要一磅肉。’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争取言论自由看来只是要求一项最简单的公民权利。但仅仅是这项权利的获得，便已对整个极权统治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当中共强硬派把鼓吹言论自由上纲上线为反对‘四个坚持’时，这在纯逻辑、纯理论上是荒唐的，但对中国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十分正确的。同理，八九民运的直接目标，从逻辑上、从理论上都并不等同于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当中共强硬派咒骂它是要‘推翻共产党’时，其实倒无大错。要问愚笨的中共当局何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直觉？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政绩极差，丧尽人心，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人民的没有自由选择之上的。‘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话是用来挖苦那些骗人的巫医一类人的。用在共产党身上分外合适：一旦人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政府’就只好垮台了。最近，东欧的民主浪潮一起，人民开始公开地表示出自己的好恶，结果是导致不可一世的共产党政府转瞬之间便纷纷落马下台。可见共产党结怨之深。既然如此，中共当局又怎么能不分外警觉呢？

从上述分析看来，有限战争似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任何一场名义上的有限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全面战争，或者至少是很容易转化为全面战争。倘如此。民主运动便只有两种情况：不是不战，便是决战：战争一旦打响也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失败，就是全胜。显然，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来自民间的任何一种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构成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深刻挑战，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以不断地扩大。由此，民主力量便可以稳步发展，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颠倒了民主与专制的力量对比格局。

四、为什么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必然

这裹，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们坚持认为：中共当局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暴力去压制一切他们反感的事物．进而言之，任何权力都有其鞭长莫及之处。我们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种无限的权力或日绝对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对于中共而言，不存在着任何一种合法的或明确成形的其它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它决不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中国的一切。它决不意味着中共的权力是无所不能。

有些朋友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有趣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大都赞同‘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让我们对上述观点略加评论。

首先，我可以承认，假如整个中共上层自始至终都是铁板一块地一心一意要镇压，那么民主运动确实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问题恰恰在于：

第一，在八九民运兴起之际，中共高层并非铁板一块，其间，温和派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既是十年改革的产物，更是十年‘文革’后反弹的结果。

第二，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中共统治集团内部，除去一些人温和、一些人强硬这种区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形势比人强’的大背景。这种大背景的存在，使得整个统治集团越来越难以强化他们的控制。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文革’结束直到这次‘六四’之前，中共的统治是在不断地软化、弱化。这种整体的软化、弱化的趋势甚至不以其中温和派与强硬派个别人物地位的起伏变化为转移。毫无疑问，在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等人都掌握大权时，也就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下半年，温和派的实力应是最强的。因此，至少是从一九八七年起，由于温和派断其一股再加上邓小平日趋强硬，中共上层变得比七九年、八〇年或八六年更保守、更强硬。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如下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中共上层在八七年后政治上变得更保守、更强硬，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社会的控制能力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强化，相反倒是在持续地弱化。这并不奇怪。螺丝钉松了，既可能是因为拧螺丝钉的人没使劲，也可能是因为螺丝钉与螺母磨损太多，致使双方不再咬合。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并不必然地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强硬化，如果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成员不再买几个头头们的账的话。

2．在统治集团最上层中，强硬派占上风，更不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受控制程度的强化，如果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独立意识不断提高的话。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权力’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来了。什么是权力？权力是指：即使面临反对。仍能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为什么某人能够克服别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那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具有比别人更优越的体力，而是因为他能调动其它一部分人为自己效劳。显然，这其它一部分人的效劳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被迫。所谓权力，无非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权力，那就是说存在着另外一批人，这批人自愿对他表示服从。离开了这一批人的自愿服从，权力者就无权力可言。一个权力者手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自愿服从者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服从者掌握物质力量的程度。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怎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分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确切地说，是抗拒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胜过了效忠服从的军队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我上面的结论：假如整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抗拒掌权者的命令，那么，即使这一小批掌权者自己团结一致，他们也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邓小平本人是否下决心镇压民运，中共上层是否一致主张镇压民运，那都并不足以决定民运的成败。八九民运失败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中共强硬派在上层占了上风，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反抗力量还不够充分的强大。

不过，上述说法仍然失之含混。什么叫强硬派占上风呢？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不是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过的吗？那岂不是表明从一开始强硬路线就居主导吗？笼统地说社会反抗力量不够强大也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分明取得过像四．二七游行一类的辉煌胜利。可见，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

其实，不管是论及中共上层的一致或分歧，还是论及社会反抗力量的大小，都离不开具体的事态和情境。回顾整个八九民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学运初起时，中共上层是一致主张压的。包括赵紫阳在内，也都在四．二六社论原稿上签了字。据说送交赵的四．二六社论底稿与后来发表的正式全文有所不同，但相信在反对学生运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出入。赵对学运态度，先是反对，尔后才转为同情。这大概是确定的事实。

最初，中共上层都主张压。但采用何种手段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朗。据说，胡启立、乔石的意见是不能流血。姚依林对赤手空拳的武警能否制止住学生表示怀疑，但也未明确表示开杀戒。李鹏则借口自己是管经济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讨论。赵紫阳在朝鲜。最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便是派出大量武警和部队设定层层警戒线，但不携带任何武器。至于邓小平本人，他虽然在此之前谈到过开枪问题，不过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裹，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当局最初没有作出开枪镇压的决定呢？

一般人的回答是：因为当局希望不开枪而能解决问题。

这个答案也许不错，但显然还不够深入。如果说中共希望不开枪能解决问题，那究竟是因为他们相信开枪也能解决问题，但两相比较。以不开枪而解决问题更好？抑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下令开枪反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此其一。第二，中共希望不开枪而解决问题，但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不开枪很可能阻止不住学生，倘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取得游行的成功，他们又将如何对付？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前面说过，本来。中共上层都是反对学运的，包括赵紫阳一派也不例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八九民运的最初爆发是受到了党内高层某一派人的支使或鼓励。如果说八九民运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民运力量不善于同赵紫阳一派合作，那么，这一失误除了说明民运力量自身在策略上不成熟外，也有其客观的原因。由于赵紫阳一派在以前并未表示过支持民运的倾向。所以民运力量对赵派缺乏足够的信任。这一点我在以后还要论及。

在我看来，中共之所以希望不开枪解决问题，上面提到的两种因素都是起作用的。一方面，纵然是那些相信开枪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也认为，如果不必开枪而能乎息反抗，那就更可取。毕竟，没有一个当权者愿意使自己和人民处于公然的对抗地位。屠杀和平居民只会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中共政权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暴力始终是中共手中的最大的一张王牌。中共知道这一点。中共也让人民知道这一点。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明白，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反对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畏惧中共的暴力镇压。没有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老农，对这一点有什么误会：似乎他之不公开反对共产党，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共产党真诚的信赖。在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契约，那是一个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约。这个契约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写进人民的心裹，但是它的公开版本见之于中共当局的各种文件一一都充斥着堂皇而暧昧的语言。暴力不好意思赤膊上阵，它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精巧的服装。这种服装的精巧性在于它既要掩饰自己又要凸现自己，有如那些精巧的亵衣。它必须凸现自己，免得让别人不知畏惧：但它又必须掩饰自己，免得让别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种动物，因而他畏惧暴力：同时，人又是一种有自尊心的动物，因而他很难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服。换言之，正如暴政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这意味着，当暴力以隐蔽的方式显现自身，也就是说，当暴力以掩饰的方式凸现自己时，它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反之，一旦暴力公开赤膊上阵，它固然可以更强烈地造成人民的恐惧，但与此同时，那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民基于自尊心的屈辱感。这就很容易会促使他们进行英勇的反抗。假如这种屈辱既严重又普遍，由此引起的反抗就可能十分强大。因此，中共当局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开枪杀人，恐怕非但不足以平息事态，反而有可能扩大事态。

后面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说，晚开枪不如早开枪。不少人也认为。假如中共当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就杀人。人不致于死那么多，而以后的更大风潮也就无从发生了。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实际，现已无法从事实上去加以验证。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的，历史不可能严格地自我重复。这就使得一切关于‘如果当初不如何如何，后果便会另成别样’的论断都不可能得到确证或否证。历史只记录事实，也就是说，历史只记录那些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研究历史却要求我们也要去注意那些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我们要去研究那些没有进入现实的诸种可能性，哪些是真正的可能性，哪些是虚妄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研究得越深刻，则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就越多。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

我们说，中共掌握着枪杆子。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它和张三手裹握着一支枪的含义并不等同。张三手裹握一支枪，那意味着这支枪完全受张三意志的支配，包括张三一时发疯时的怪诞意志的支配。譬如说，张三可以用枪打死他的母亲，只要张三头脑中确实产生了这个离奇的意志的话。但是不论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乃至整个中共政治局，绝对不可能让人民解放军去集体枪杀军人自己的父母。这就是说，掌权者要使自己的命令生效，他必须考虑到执行者的可接受程度，换言之，他必须限制自己命令的内容。说到掌权者，我们也要记住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永远充满了明争暗斗，每个人都在希望着别人栽跟斗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一句话，现实的政治远远比我们许多朋友的贫乏概念、武断推理和简单化的论断要复杂得多。普通语义学派的哲学家指出，事物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特征，语词、概念不可避免地要省略掉许多特征。因此，正如地图不是版图，词并不是事物。然而，我们的思考又势必借助于语词或概念，这裹就存在着使我们的思考脱离实际歪曲现实的危险，倘若我们还不注意明确概念的准确内涵，热衷于用粗陋的、比喻式的语言进行思考，则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大。

回到刚才提出的具体问题上来。四．二七时中共当局为何不下令开枪？首先，在当时，强硬派自己就不会统一行动。纵然强硬分子内心深处也许个个都主张杀，但谁都希望由别人出头干这件坏事，自己袖手旁观，以收渔翁之利。结果便是无人出头，公开地直接地下达屠杀令。强硬派至少有四怕：一怕成千古罪人，二怕同僚反对，三怕士兵执行时出乱子，四怕民众强烈反弹。有了这四怕，就产生了第五怕：怕自己出头当个恶人，到头来反被别人出面做好人卖掉自己。

从民众方面看，四．二七前运动的规模还很有限，但却是憋足了劲，其势正盛（这和六四前夕民众方面由盛而衰正处于两个相反的阶段）。几百名学生留下遗书，确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倘若当局下令开枪，断不是死几十个人可以吓得退的。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目标又相当低调，这比后来的‘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一类口号温和得多，因此显然更易博得同情。注意，唤起热情和博得同情不是一回事，要唤起热情，使更多的人愿意投入，一般需要有比较抓到痒处的口号，而要博得同情，则口号是越温和越好。四．二七学生游行的口号极温和。因此也许激不起多少人去忘我投入，但倘若遭受血腥屠杀则势必造成极为广泛强烈的同情和义愤。四．二七游行的挑战性不仅在于它提出的口号，更在于游行行为本身。如果是当局在四．二七便开枪，那很容易在全社会、包括在中共党政军内部造成过于突然的强烈震撼。这种震撼的强烈性和突然性（等到六四，突然性已大为降低）很可能引发巨大的混乱。加上强硬派自身的不统一，加上开明派还没有受清洗，因而确有可能出现杀人者立即受孤立、被抛出来收抚人心的结局。

抛开上面的分析不谈。即使我们认为，中共当局有能力在四．二七就下令开枪，那么他们之所以未作此决定仍然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么做不上算。任何人做事都要考虑成本。如果你手裹只有一张大王，那并不能担保你在牌局中稳操胜算，除非对方想用揠底的办法赢你，你可以把这张大王用在决定胜负的关键一仗。如果对方总是五分十分地吃，你就会很为难。为区区五分十分就甩出大王吧，未免不上算，结果便是，你只有眼睁睁地让对方一分一分地赢过去。美国有了原子弹后，有些美国人说，从此我们不必发展常规武装了，反正我们有原子弹，足够消灭对方的。可是这种主张在实际上马上遇到麻烦，别人一点一点地打击你，你要么没东西去还击，去防止，要么只有扔原子弹。当对方的进攻看起来（注意，是看起来）不那么具有颠覆性，你要用原子弹就很难，不但要背上万世罪名，而且内部就未必通得过，内部就造成危机。结果别人还是可以占便宜．鲸吞固然做不到，蚕食却总是行得通的．这样下去，日积月累，力量对比就会改变，而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统治者关于合算不合算的标准也不断下移，因为他们手中的本钱越来越少。开始，他们对于老百姓在私底下的批评攻击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到最后，即使要他们交出全部权力，只要能保住自身的安全，他们也会觉得是上算的了。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共发表四．二六社论，下达邓小平讲话，以及布置层层的军警封锁，试图吓退学生。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办法可能没有效力，接下来怎么办？

据陈一谘后来讲起，当四．二七后赵紫阳回到北京。邓小平曾问过他解决学运的办法。赵紫阳说有两种办法，软办法和硬办法，硬办法又分两种，空硬和实硬。所谓空硬，大概就是像四．二七之前的作法：严辞威胁，军警封锁。实硬，自然是指真刀真枪、流血杀人。软办法则是避免刺激学生反感，用安抚的手段让运动退潮，然后再对‘一小撮’加以追惩。

有人怀疑上述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其实那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包括前面引述的在四．二七前夕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各种意见，是否准确，也不妨碍我们此间的讨论。因为从中共的公开表态和做法上看，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四．二七前，他们用的是硬办法，是空硬而非实硬。四．二七之后一段时间则用的是软办法。空硬和软办法都是要打击‘一小撮’的，区别只在于如何对待群众运动，空硬主张用虚声恫吓把群众运动吓退，软办法则主张避开锋芒，用缓和的办法把群众运动拖化。四．二七大游行的辉煌胜利宣告了空硬计划的彻底破产，以后中共转而采用了软办法。

赵紫阳的软办法和过去胡耀邦说的冷处理有类似之处。其主旨是不赞成流血杀人，避免当局与民众之间公开的强烈对抗。这意味着，如果民主运动具有相当声势，当局就要作出某种缓和的姿态。然而，我们务必要知道，在政治上，姿态即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人民一旦发现，只要他们能善用天时地利，造成颇具规模的群众运动。政府就对他们无可奈何，那无疑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力量感和自信心。这种力量感和自信心乃是人民进行和平反抗运动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

应该说，中共在四．二七前作出了不开枪的决定，固然是抱有以空硬的办法吓退学生的侥幸预期，但同时也作好了万一空硬办法不灵，接受以后局面的思想准备。因此，要说中共上层、甚至邓小平一开始就下定了屠杀的决心，并不严格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空硬’办法的决定，既不是背着邓小平、李鹏等人由温和派不顾政治局议事常规所单方面作出的，也不是通过激烈争辩否定强硬派主张后作出的。注意，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强硬派一开始便有开枪镇压的意图。我只是说，在当时，强硬派并没有明确提出开枪的主张。必须懂得，在任何由两人以上作决策的过程中，表明一种意图、一种倾向是一回事，明确地提出和坚持一种主张是另一回事。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着面临棘手的难题，万一解决不好会付出相当大代价的时候，那些内心赞成采用极端办法的人，出于对可能引出的严重后果的顾虑，一般不会十分主动、十分明确、十分坚决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执意坚持使之成为最终决策，他们往往只是用模棱两可的态度表示对温和办法的不信任。他们的算盘是：如果别人接受了自己提出的这种意向而作出极端的决策，成了，功在自己。至少是包括自己——决定毕竟是人家作出的：败了，罪在别人，自己可以相对地推掉责任——自己终究没有直接下令。假如别人没有理会自己的暗示或提示，作出了温和的决策，成了，自己毫不吃亏，提醒告诫总不为错吧，既然自己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败了，正好以先知的姿态出现，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由于那些内心赞同极端办法的人一般都具有上述心态，所以，毫不奇怪，在最初的决策过程中，较温和的主张，也就是留有余地的主张往往获胜。

每一个研究或从事现实政治的人都应该懂得：任何政权，包括那些相当专制独裁的政权，其重大决策过程也都是很复杂的。不去认真分析这种复杂的决策过程及其在付诸实施后所引起的更为复杂的变化，满足于用一两句粗糙简单的武断结论，这对研究者而言是轻率的，对于参与者来说是危险的。我之所以要写下这篇冗长的文章，正如当年我要为言论自由作出冗长的论证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观点，而且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怀抱一种更清醒、更理智、更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力图较严谨较细密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或许是题外之话，但确实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

四．二七游行是一个大胜利。虽然经过调整后的游行口号较前更低调了一些。但它的胜利却决不是阿Q式的胜利，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胜利。它是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开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胜利。‘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人民万岁’，这些长期被视为空洞迂澜的口号，一时间获得了最充实的内涵。中共的权威、包括邓小平个人的权威，一日之间下落千丈。四．二七的确是历史性的一天。就在这一天，专制者对于人民的心理优势崩溃了，人民对于专制者的心理劣势扭转了。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如前所说，当中共在四．二七前夕作出不开枪的决定时，事实上已经有了接受这一局面的某种思想准备，但四．二七的震撼还是比他们事先预想的更加强烈。中共原先已考虑到如果威胁封锁无效，便作出退让。如今，他们不得不退让，而且不得不作出较多的退让。

注意，当我们说中共当局作出退让，并不是说他们甘愿作这种退让。中共强硬派当然怀有避过浪头、伺机反扑的报复心理。但是，不甘失败、有意报复是一回事，遭受挫败、不得不退让是另一回事。四．二七后中共的退让是真正的退让，也就是说，是抵挡不住民主洪流的一种溃退，决非当年毛泽东玩‘阳谋’式的诱敌深入的佯败。作出这种区分很重要。在时过境迁的今日，有些朋友把现在他们的悲观或愤慨情绪投射到过去的事件，因而对八九民运的过程，作出了既不符合当时的客观事态，也不符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时的主观心态的描述。这些人声称，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中共从未作过退让。（针对我提出的民运应‘见好就收’，他们反驳道，八九民运中并没有出现过‘好’。）这些朋友大概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否认中共作出过退让时——这种观点看来很激进——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民运曾经取得过胜利，因而其实是相当悲观的。

最近，苏绍智先生撰文《东欧改革的类型分析》，文中指出，当民间的力量不够强大，当局的态度就会比较强硬，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就较小，进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就较大。这种观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失之笼统。因为如前所说，它脱离了对具体事态和情境的分析。必须看到，在和平条件下从事政治斗争，是和在非常条件下从事军事斗争不相同的。军事斗争的一般特点是，双方壁垒分明，每一方力量的大小，基本上是确定的（我说‘基本上’，因为这裹仍有可变的一面）。政治斗争则不然。政治斗争的特点是不存在壁垒分明、相对确定的两支充分自觉对抗的队伍。因此，在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阗的功夫就格外重要。众所周知，在美国国会中，民主党的人数超过共和党，但那并不意味着共和党提出的任何提案在国会中都毫无成功的希望。那还要取决于他们究竟提出什么样的提案。从事和平的民主运动，我们就要善于提出这样的主张，这些主张能够赢得较多的人们参与、支持或同情，使得反对者的力量相对较小，尤其是使得那些力图用暴力镇压的人相对孤立。如果说在战争中，是实力决定了目标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是目标决定了实力。我们越是善于提出恰当的目标，我们就越是能够保证我们获得足够的实力，从而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得成功。目标提得好，我们就会有较多的朋友和较少的敌人，我们就会胜利：目标提得不好，我们就会有较少的朋友和较多的敌人，我们就会失败。八九民运受挫，当然是由于敌强我弱，但从我方检讨，这种力量格局的恶性变化又是由于我们的抗争目标升级所致。在当时条件下，民运无必胜之理，亦无必败之理，端视我方策略目标是否得当。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胡平网站

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一章　关于八九民运的意义和作用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我们不能指望执政者个人素质的完美，而应致力于制度的健全。

——文章摘录

引言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总结八九民运，也许为时尚早。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件重大事实，人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譬如说：

赵紫阳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开讲出邓小平仍是中共最高决策人物这句话的？

在运动后期，民众运动与党内斗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实施戒严令前后，中共上层有过哪些分歧与冲突？

天安门广场上民众之间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争执？等等。

相比之下，关于六四凌晨‘清场’时的具体伤亡状况，以及此后搜捕监禁的详细情节，尽管眼下还不太清楚，但倒不是十分紧要，因为它们并不妨碍我们认识这场运动的基本脉络。

作为一项历史事件的纯粹的观察者，在有关事实掌握得不充分、不确定的情况下，匆匆作出自己的总结，可能是轻率的。然而，作为一场现实运动的投入者，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对这场运动作出我们的回顾。在这裹，理论上的研讨，本身也就是一种实际的投入。一场运动过去了，它能给人们留下些甚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能从这场运动中发掘出些什么。

一、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

八九民运是一场在共产制度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至少是在中国历史上）民主运动。依我看来，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首先，八九民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民主运动的事件不在少数，但是认真探究起来，以往的大多数运动，虽然其间也有着相当比例的关于自由民主的口号或要求，其实主要是一种基于民族危机之上的求生存、求富强的运动。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自不待言。在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成分大于民主主义成分恐怕也是史家之定论。五四运动固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但其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实际上仍处于支配地位。在这些运动中，自由民主的诉求，更多的是作为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的手段，很少是作为独立的第一位的价值目标本身而被提出的。

八九民运则不同。作为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八九民运是一次更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的动力，并非来自对外部压迫侵略的反抗，主要的也不是来自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基本上是出于内部自身的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强烈渴望。这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显着特点。

当我说八九民运是七九年民主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时。我实际上已经表明，作为一场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肯定，在此之前的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以及八六-八七年大学生游行示威运动，都是比较纯粹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主要不在内容上或性质上，而在规模上。八九民运是一场有数百万民众怀着深刻的热情和无比的毅力投入的民主运动。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和极其壮丽的。

还需强调的是，八九民运是在中国大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发生的。此点意义尤非比寻常。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出现。在这样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控制最严密的社会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无疑要比发生在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民主运动都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也更为伟大。

二、八九民运与五四运动的比较

有人说，八九民运比不上五四运动，因为它既没有产生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类大思想家，又没有出现什么真正有分量的论着。我以为这种批评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应当意识到，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这件事，它还包括后来一个多月内其它几个大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市民的罢工罢市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所谓‘新文化运动’，是指在一九一九年前后数年间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今天，当我们谈起八九民运时，我们所意指的仅仅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这一阶段中发生的那场群众的政治运动，我们并受没有把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也没有把此后将要出现的各种重大人物事件包括在内。既然如此，如果我们要比较八九民运和五四运动的话，为了使比较的双方具有内容上的对称性，我们也必须把‘五四运动’的概念限定在其狭隘的意义上。同样是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四-六月的八九民运比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六月的五四运动更伟大，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其次，政治运动毕竟不是思想运动，不是文化运动。在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出现许多讲话、文章、宣言、声明之类文字作品。从政治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衡量这些文字作品的意义，不仅要看它们的内容是否博大精深，尤其要看它们对运动本身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八九民运中的许多文字作品，也许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们却在当下激起了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共鸣，化作了千千万万人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千千万万人为之献身。这就使它们成为了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些作品的价值与譬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类作品的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因而不宜于作简单的对比和评判。

上述批评固然不妥，不过它也提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八九民运中涌现出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其内容本身精辟丰富者确实几乎没有几篇。当然，在狭义的五四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甚么真正精彩的作品。大约在运动高潮期间，人们忙于奔走呼喊，忙于实际投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深刻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民主墙运动和自由竞选运动中，我们倒是真有一批佳作传世。只不过这些好作品基本上是在运动到来之前预先写好的。因此，与其说知识分子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拿出什么精彩深刻的文章，不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运动的到来缺乏必要的准备。在运动需要我们拿出既激动人心、又高瞻远瞩的作品时，我们拿出的仅仅是一些匆匆赶就的缺乏深度与力度的文字而已。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问题

这就涉及到在八九民运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了（按照中国的习惯，人们是把大学生都归入知识分子范畴的。不过在眼下，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生之外的那些从事文化科技教育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九民运参与者所抱持的那些理念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长年阐扬倡导的产物；第二，相当数量规模的知识分子又直接投入了八九民运。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又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因为他们没有给这场运动提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足够成熟的思想指导。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了八九民运，但是他们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功能。在八九民运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发扬光大了他们的良心良知、道义勇气、民主信念和忧患意识，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足够丰富成熟的政治智能与政治知识。

四、关于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

有人说，八九民运未必算得上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因为它所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并没有超出在共产党体制之内改革的范围。这种说法是肤浅的。

所谓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改革（或曰‘体制改革’和‘改革体制’）这种区分，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免简单化。我并不是说任何和平渐进的改革都必定先从体制内入手，然后再‘通过量变达成质变’而进入到体制外改革。我是强调在这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划开，强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渠道。因而有些改革的要求，就既是体制之内的，又是体制之外的。

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为例（它们正好是八九民运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你可以说它们属于体制内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本来就写入现行宪法之内，而且我们也不难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为之论证。然而同时它们又显然属于体制外改革的内容，因为这两种权利的获得，意味着打破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和专制权力对公民自由的压迫，意味着社会上独立声音和独立力量的合法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恰恰就在于，我们要善于抓住这样一类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在体制之内有其正当的依据，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难以被当权者公开拒绝，同时它们又直接地和必然地打开了通往民主制度之路的大门。

五、八九民运过于温和吗？

有人说，八九民运过于温和，比不上当年孙中山搞的民主运动。也有人把海峡两岸的民主运动作比较，断言大陆民主运动的水平偏低，因而认定不宜高估八九民运的意义。

这种比较是不公允的。因为它忽略了八九民运是发生在共产制度下这一严峻的事实。学者早就对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作过区分，可惜的是那些未曾体验过前一种统治的人们常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两种制度都差不多。我们知道，最近，波兰出现了战后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如果有人低估这一事变的意义，理由是五十年前波兰早就有过更完整的民主制度，恐怕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表示赞同．要说距离一个完整的民主社会，大陆确实要比台湾远得多，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大陆的民主运动的水平也就低得多，因为两者是处在很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越南南方有过一批并非不出色的民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当年在吴廷艳、阮文绍统治之下，他们也曾发动过不止一次的有声有色的民主运动。但是在南方被共产党统一后的这十来年中，我们除了看到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民外出逃离外，几曾见到过那裹发生过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究竟是因为那同一批民运人士的水平神奇般地降低了呢，抑或是因为它们面临到了一个远比吴、阮统治（那当然也不是民主统治）严厉百倍的另一种专制而无从施展了？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我决无意贬低孙中山的伟大和台湾民主人士的勇气和智慧，我只是说，那种认为大陆民运人士、民主运动低于孙中山当年搞民主运动的水平和低于现今台湾民主运动的水平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大陆的民运人士确实需要认真学习前人和他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运动，由于基本上也是采用了非暴力的路线，所以尤其值得借鉴。我注意到，对于八九民运，海外一些人士（包括一些台湾朋友）提出过一些特殊的意见。当然，这些朋友在表达他们对大陆民运的看法上，大都较为含蓄，其中也不是没有隔膜之处，但许多观点仍是富于启发。一般来说，海外关心民主政治的学者和活动家，对于从事民主运动应掌握妥协的艺术这一点有很深的理解，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六、八九民运真是一场民主运动吗？

有人提出疑问：八九民运真的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民主运动吗？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们，真的都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的目标吗？这些人进一步指出，尽管许多参与者都打出了民主的旗号，但仔细考察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目标，实际上很多是和民主不相干的。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譬如说‘惩治官倒’、‘清除腐败’，那与其说是反对一个专制的政府，不如说是反对一个坏的政府。像‘反对涨价’、‘增加教育经费’一类口号，事实上是在要求国家干预，它本身与自由自治的要求正好背道而驰。至于说运动初期人民要悼念胡耀邦，那只是表明对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更和自由民主无关。如此等等。

上述疑问，当然都有一定的根据。不过，我们要指出：

1．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其间都夹杂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口号和要求，但只要参与者大体上能认同一些共同的基本目标，则这些五花八门的其它口号与要求便不致影响该运动的总体性质。

2，在民主运动中出现这种纷乱杂陈的现象尤不为怪。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民主运动理应多元化，所以它必然也应该包含有各种不同的要求和口号（事实上，我以为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多元化’已经是个被滥用、被误用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我将留在后面专门讨论）。我的意思是说，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本身常常包括两种不同层次的诉求。其一是在普遍的、抽象的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其二则是表达某些特殊的、具体的观点和主张。因此，运动的参与者在提出关于自由民主的共同主张（这属于前一层次的问题）的同时，又各自提出了许多互不相同，乃至互相冲突的具体主张和具体要求（这属于后一层次的问题），那不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在西方的民主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和许多工人都积极投入，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别，并不妨碍他们确实都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3．不错，如果人们只知道就事论事，仅仅关心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那的确可能和自由民主无关。老百姓要求清官、要求好政府，那还不等于他们要求自由民主。但是，假若他们能把自己的这些具体要求，结合到、提升到对自由表达政见以及参与对政府和官员的选择和监督这一普遍性层次，那么他们正好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在八九民运中，广大民众能够以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把他们各自的具体要求，统率于普遍的自由民主的原则下。这恰恰表明它是一场相当自觉的民主运动。（此处也就顺便剖析丁所谓中国老百姓只希望过上好日子，并不要求什么自由民主这一流行的极易引起混乱的观点。）像‘反对涨价’，‘提高教育经费’一类要求，当然是在要求国家（政府）干预，因而他们也确实是要求对某一方面的自由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是，除非我们赞同诺锡克（R．N0ziCk）所谓‘最小国家’的主张，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制在‘守夜人’这一角色，否则。我们总得同意，作为调节社会各种利益的机构，国家是可以对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的（只要这种干预是经由民主的程序），至于这些要求本身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最后，运动初期人民要求悼念胡耀邦一事，显然只是八九民运的诱因，故而不足以表明整个八九民运的性质。

七、不应把八九民运过分理想化

从整个运动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上看，八九民运无疑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次运动中，学生和民众自身的一切举动都十足地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民主要求。

事实上，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其自身的民主修养和民主实践的能力还是存在着不少缺陷的。据我们所知，在运动后期，广场已出现了相当的混乱，部分学生领袖已有某种滥权的倾向（有人把此种情况戏称为‘未曾军管，先已学管’）。有的外国记者评论说，天安门广场上学生自己建立起的制度，和他们正在反对的那一套十分相像。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刘晓波尖锐地指出：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互相抵消，造成决策的零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如此等等。

这些批评是否都很准确，我们尚不易轻下判断。但仅就目前所知，上述批评肯定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并不打算责备这批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我们自己又比他们高明多少），不过，我们不应放过我们自己的缺失。在充分肯定了八九民运的民主性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把这场运动过于理想化。

八、关于八九民运后期的独立性问题

有人说，八九民运到后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了党内斗争的工具。

关于党内斗争与运动的联系，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很充分。不过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五一七后，整个运动确有转入‘拥赵反邓’的趋势。此后的几场大游行，据说都有‘上面’的人在组织联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于五月二十日举行过一次规模最大的游行集会，而这场游行集会是由具官方背景的全美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发起的。最近侯德健发表文章，谈到在六四凌晨，他劝说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曾对他说，赵紫阳、阎明复传话来，让我们坚持到天亮。这一情况的确实性固然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是在八九民运后期，党内势力有很深的介入，那恐怕是不成疑问的。

尽管如此，我以为我们若是断言后期的运动已经失去独立性仍是不妥的。问题在于，处于运动中心的群众（主要是学生）接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他们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到这些消息、动态、建议和暗示的影响，但是，与‘文革’中红卫兵不同的是。八九民运中的学生及民群，主观上从没有作出过要服从某一方面指令的任何承诺，他们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整个民主运动的大局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因此整个运动就依旧是独立的。这就好比一个自由地、独立地选择职业的年轻人，他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难免不受周围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学同事和广告宣传的影响，而这些力图对他施加影响的人，有些肯定抱有特殊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个年轻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那和一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或父母意愿的情况毕竟根本不同。即使说民众曾经采纳了某些别有他图者提出的于他们自身、于整个运动不利的建议，那不过说明了民众在政治判断力上的不成熟，并不意味着其独立性的丧失。

九、巨大规模是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前述几节，主要是针对那些对八九民运评价偏低的观点。另外有些对八九民运作出不准确的褒奖的观点，也有必要略加澄清。譬如，有人说，八九民运是大陆人民四十年来第一次自觉的民主运动，认为此次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公开论政的‘自主性公共空间’。这裹的‘第一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自觉性和[自主性公共空间‘，至少在七九年民主墙运动、八O年自由竞选运动及八六年大学生游行运动中就出现了。我强调八九民运与上述运动的区别在于它的巨大规模。这一区别的意义极其重大。要知道，对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目标确定不变的前提下，参与者数量的多寡便是决定其意义大小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条真理，并不因为其信奉者的增加而增加其自身的价值：然而，一场政治运动，绝对地会因为其参与者的增加而增加它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参与者数量的发展。因此，我强调八九民运主要是在规模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胜过以往的几次民主运动，这并不是贬低它的意义，恰恰是对它的伟大意义的最充分，也是最准确的评价。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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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八九民运反思

第二章　关于八九民运失败的结局

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

——文章摘录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一种十分不幸的悲剧方式结束了。回想起在运动初起之时，多少人对它所怀抱的热切期待：以及在运动高潮中，千千万万的人所洋溢的乐观与自信，我们不能不说．它的结局是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在‘事与愿违’这一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失败。

当然，对于一椿正义的运动，其失败总会留下许多正面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避讳‘失败’这个词，不是勇者的表现。它妨碍着我们正视现实，总结经验，重振旗鼓，以便力争下一次的成功。

一、八九民运：是失败还是成功？

有人认为：八九民运并未失败。相反，它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让中共当局的凶残本质彻底暴露，激起了更多的人们的觉醒和反抗，从而为专制制度的崩溃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八九民运，以空前规模的群众参与，温和节制且深得人心的诉求目标与和平理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把冥顽不灵的中共当局逼到了死角，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丁这个政权的不合理性：六四屠杀固然暂时地压下了人民的反抗，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共当局完全丧失了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毫无疑问，八九民运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有人说六四屠杀使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今天的中共统治已经全然失去了它在包括文革时代在内的过去几十年间所具有的欺骗性而蜕化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按照波兰团结工会顾问、民主运动理论家库龙的说法，极权主义乃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包含在内并形成某种社会契约。极权制度越是完美，它越是善于掩饰自己的暴力本质。成功的极权制度不仅在于它全面地压迫人民，更在于其人民对这种压迫的不自觉自知甚而主动参与这种自我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九民运是对极权制度的否定，而六四屠杀同样也是对极权主义的否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因为某些社会进程是不可逆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转变是不可逆反的。索尔仁尼琴指出极权社会靠着谎言与暴力共同维持。当谎言有效的时候，谎言不被看作谎言而被看作真理，而凭借着谎言的掩饰，暴力也不被看作是暴力，而被看作是人民的权力。如今的情况是：谎言业已破产，谎言被现相为谎言：暴力公开登场，暴力也被现相为暴力。至此，极权主义便走到了它的末日。一句话，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关于八九民运的失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八九民运未获成功。因为：

第一，成功的本义是，后果符合于目的。八九民运的目的是争取基本的自由权利，建立和扩大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运动的后果显然没有达到这些目的，甚而还造成了已有成果的严重丧失。所以它是失败而不是成功。

不错，有些参与者所怀抱的目的或许不同。根据柴玲五月底的一个录像讲话，她说到：

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后在无赖之极的时候，用屠杀来对付我们，我想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

如果从柴玲这段话来看，运动的结果正好是符合了她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了。但是，八九民运的绝大部分参与者肯定不是持有与柴玲相同的目的预期，柴玲本人恐怕也不是从运动一开始就有上述的打算。所以我们很难按照柴玲这段话便断言八九民运是实现了它的目的。

其实，即使按照柴玲设想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说八九民运是成功的。因为，在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并没有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团结起来’。这不仅仅在于，在六四之后，中国大陆又出现了较之六四前更严重的背叛、疏离、出卖、相互猜疑等消极现象（那正好是团结的反面）：更在于，当我们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谈论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尽管在六四之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统治集团更加同仇敌忾。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却变得比原先更隔离和更孤独。毕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种子径直地视为成功本身。

第二，长期以来，许多人迷信一个未加批判的论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我曾在这句话后面加上过一个脚注——‘在弹性限度之内’。经验一再证明：严酷的压迫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分严酷的压迫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分严酷的压迫肯定是要挫伤、而不是激发，侵蚀而不是助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了，大规模的反抗暴政的运动，都不是爆发在暴政最严酷，而是发生在暴政不太严酷的时候。八九民运就是发生在中共的专政如故，但其严酷性已大不如前的时候。六四屠杀则使得这种专制重新恢复到极端严酷的程度，因此，正像以后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它不是刺激了更强烈的反抗，而是平息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地）反抗。注意：反抗意识和反抗本身是不同的。六四屠杀强化了前者而削弱了后者。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在近期内国内会爆发比八九民运更大规模的反抗，多数人都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寄托到邓小平死后或上层出现新的分裂，也就是严酷的压迫重新出现薄弱环节的时候。可见人们凭感觉还是都明白高压对反抗的抑制作用的。然而，由于理论上不少人无批判地迷信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迷信所谓‘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结果是导致这些人在把运动引向危险时却还宣称是在走向胜利，并把明明白白的失败依然叫做成功。

我们看到，在同一篇讲话中，柴玲抱怨起了中国人。她说：五月二十八日后我越来越悲哀。……我想说，但一直不愿说，但有时不得不说，那就是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为你献身。

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抱怨背后，无疑蕴藏着深厚的爱。可是，柴玲爱的是那些勇敢的中国人，而现实的中国人之中，那种人并不是大多数。柴玲为什么要抱怨中国人民呢？因为她发现，当政府在无赖之极而举起屠刃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如她预期的那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拚死的反抗（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多），而是变得惊惶、退缩、逃避。这当然是令人伤心的。柴玲的心理正是一个典型的激进革命家的心理。在每一个激进的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都暗含着巨大的对芸芸众生的恨铁不成钢的责怨。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这种责怨是正确的——因为你可以激励一般芸芸众生超越自己：但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种责怨则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事实上，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已经表现得很优秀、太优秀了。通过电视的传播，全世界无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裹，许多人都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所谓节日。不仅是指欢欣、兴奋，而且还指的是神圣、崇高（西方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两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们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争吵，而是互相道歉：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整个北京城的社会治安和道德风貌空前良好。不少人说，中国人的丑陋都是由于专制压迫造成的。这话很深刻，但并不全面。我相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不相信个个都会成为圣贤。毕竟，人不能天天都过节。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不会让人们老是飘飘然地超凡脱俗。一批勇敢的大学生，用榜样的伟大力量，拨燃了广大民众心中的圣火，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谁不善于拨燃这种圣火，谁就不可能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然而，谁要是对这种圣火的持续燃烧力抱过高的期望，谁就可能使运动以失败告终。其实，连大学生自己，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大多数人长期保持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运动后期学生队伍自身的混乱乃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具有激进革命家气质的人本以为把事情引向极致便会出现奇迹。可是，人间没有奇迹。相反，肉体凡胎的人类会因为忍受不了长期地高悬云端而不得不摔下来。于是，在一段时期的热情进发之后，人们重新回到了缺少诗意的现实：血腥的屠杀并没有导致更大的反抗。而只是再度造成了普遍的消沉。

我们谈到了激进革命家。在历史上，激进革命家当然也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几乎都不是仅仅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浪漫的热情进发之上的。历史上成功的激进革命并不像后人描述的那般充满诗意。革命很少是统治者单方面的高压的产物，它往往同时也是一批革命家刻意追求的产物。因为任何统治者在坚持残酷的高压之余，总是要注意给人们以顺从偷生的机会的：而革命者为了把一般民众卷入誓不两立的斗争漩涡，他们就不能仅仅借助于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和反抗意识，他们还必须尽力阻挠和切断使一般人得以苟且以及对那种奴隶式的生存还会略有改善的任何可能性（想一想《水浒传》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没有这后一种工作，革命便很难发生，很难发展，很难成功。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就是激进革命家的逻辑。因此，激进革命家的心肠通常都是很硬的，而革命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心肠就变得越硬。

没有人愿意为敌人献身。一个认为不值得为民众献身的人恐怕也不太愿意为民众献身。假如这样的人投入到一场具有巨大危险的斗争，那么他们的献身精神就常常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冲动或对一小批优秀人物的同志之感。这种精神是伟大的，只是由于在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愤世嫉俗心理，因而也不是毫无瑕疵的．常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痛感专制对人民的压迫而投入反专制的斗争，他们的感情最初含有不少悲天悯人的成分：然而，伴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残酷化，他们发现有那么多的民众动摇退缩，转而生出一种抱怨众人的愤世嫉俗心理。悲天悯人和愤世嫉俗是两种极易混淆但很不相同的东西。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对自身优越的自觉体认，不同之处在于对他人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对他人、对一般芸芸众生的弱点的不同态度。悲天悯人者和愤世嫉俗者对普通民众的弱点，他们的怯儒、庸俗、自私，都有深刻的了解，但前者对这些弱点是抱一种同情与谅解的态度，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并不强求他们变，同时也容忍他们的不够好：后者对这些弱点则更多地持一种否定乃至鄙视的态度，很难容忍他们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恨不得强迫他们变得更好。激进革命家常常是愤世嫉俗多于悲天悯人，这也是为什么革命会导致专制的原因之一，尽管一个真诚的激进革命家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往往带有父道主义的色彩而并不相同于普通的暴君专制或养尊处优的专制。但那毕竟不同于民主。民主制度，只是防止民众中暴虐的一面，面对人们的一般性弱点是予以容忍的。一个好的民主改革政治家固然不必像基督，但在他那裹。悲天悯人的成分到底是更大一些。他不大情愿刻意追求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他当然知道‘不冒险，无所得’，但是他力图把风险控制在一般人能够承受、愿意承受的限度之内。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得其成就不那么快捷和辉煌。

激进革命与民主改革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运动。两者都需要凸现矛盾。革命者要竭力使矛盾激化，使敌我双方壁垒分明，使所有的政治力量向简单的两极化发展：改革者则需要努力使矛盾分离和多样化。革命者要使政治强硬严厉，改革者则需要使政治始终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要造成双方都没有退路。改革者则必须使彼此的冲突总是有缓解的可能。一般来说，改革比革命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而革命比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条件。改革需要的智慧简单说来是一种把握分寸的艺术，革命需要的条件简单说来是进行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假如一场运动未能妥当地把握分寸而偏向于过激，与此同时人们又并没有作好以暴制暴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那么这种运动就很难逃避失败的命运。

我决不是笼统地、一概而论地不赞同激进革命家的做法，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革命家的做法也许是最好的做法。但八九民运肯定不属此例。八九民运本身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它之所以在后期变得具有几分激进革命的架式，只是由于人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而脱腔走板的结果。因为不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八九民运终究也没有变成一场真正的激进革命。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改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激进革命的角度出发，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第三，在本节一开始，我曾经谈到过，八九民运（包括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对极权统治的彻底否定。那么，我们可否据此而结论道它是成功的呢？我以为仍然是不能的。因为这种否定，事实上早在八九民运之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八九民运强化了我们反对现存体制的意识，然而这种反对意识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八九民运了）。我们所一向深感欠缺的是表达这种反抗意识的机会或曰空间。八九民运的结局是，使得我们原已充足的东西变得更多更多，使得我们原本欠缺的东西变得更少更少，因此权衡这种一得一失的实际效果，应该说是得不偿失。

第四，也许有人会说，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也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难道不正是那场运动，为半年之后的十月政变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此话当然不错，但它仍然是把一椿正义事业的失败和这种失败留下的正面遗产混为一谈了。失败，诚如格言所说，常常是成功之母，但失败毕竟不是成功，况且，今日之失败要转化为明日之成功，还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我们的新的努力。失败并不是绝对地转化为成功。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不但有变好的可能性，也还有变坏、乃至变得更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以未来成功的某种可能性否认现在失败的现实。

第五，有人说，八九民运彻底暴露了中央政权的顽固凶残，激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抗意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八九民运事实上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专制制度的彻底崩溃。按照这些人的分析，如果八九民运‘见好就收’，它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有限的成功会模糊人民对整个极权制度的决裂意志，使人们满足于一点一滴的渐进改革，到头来最后完成对极权制度的全盘否定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八九民运虽然由于遭受血腥镇压而暂时受挫，不过今后一旦再起，势必要‘一次到位’地把专制制度彻底击溃。

这种观点我未敢赞同。且不说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只能推测下一次民运再起时很可能出现‘一次到位’的结局。而推测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这种推测，我们依然得不出八九民运的受挫要比它的‘见好就收’更能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同样是为了根本改变极权专制，民主改革与激进革命这两种办法，撇开其间的痛苦大小不论，仅从时间上着眼，后者是否会比前者更快，其实是大可怀疑的。不错，改革是‘分期分批’的革命，而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因而乍一看去，革命的过程会比改革的过程短。但是由于酝酿一场革命本身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当甲地终于爆发了‘一次到位’的革命时，乙地的‘分期分批’的改革也早已经大功告成了。

具体地说，倘若八九民运‘见好就收’，此后又遇上了东欧、苏联巨变的刺激，则今日之中国大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恐怕已然终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垮台呢？

此外，我们还应懂得：一个专制政权的垮台是一回事，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另一回事。二者并非总是同步进行。罗马尼亚的民主前景显然并不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更乐观。在一种渐进的民主改革过程中，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的此消彼长常常是成比例的：专制力量退一分，民主力量长一分。因此，对民主改革而言，专制政权的结束差不多就等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进革命则不然。在现代社会中，激进革命很少是由纯粹民间力量造成的，它往往也是旧政权内部一部分人武装反叛的结果，因此，激进革命胜利后，掌握者主要是来自旧政权中的某些派系，而很少是原先的民间力量。今天罗马尼亚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许多都是前共产党政府中的头面人物。这和辛亥革命后原北洋军阀、清朝中的立宪派人物占有主要地位的情况颇有几分类似。所以它的成果常常更不可靠。和许多偏爱激进革命的朋友的想象相反，激进革命才更容易不彻底，更容易造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当然并非一概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此一可能。

简言之，那种认为八九民运的受挫反而会加速专制的彻底垮台、因而反而更成功的观点是缺乏脱服力的。毫无疑问，对于八九民运的悲剧结局，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力争从坏事中引出新的好的结果。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八九民运的实际结果确实是不幸的。

三、民运应有强烈的功利意识

我在这裹之所以要反复证明八九民运的结局是失败而不成功，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找出一个更准确的名称。我希望借此来检讨一下在我们民运人士中间普遍存在的那种过度的浪漫主义情调：当许多人在为一种他们坚信是正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奋斗时，他们常常有一种不关心成败、至少是不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关心成败的倾向。这种心理在道德上也许是很伟大、很动人，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是很合适的。我们必须懂得，当我们投入一场现实的民主运动时，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证明自己的良心、实现真正的自我，也决不仅仅是为了让全世界向我们致敬，让历史记住我们的名字，让后人感佩我们的精神。更重要的，我们是为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功，是为了改进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一些。没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功利意识，我们就不是在搞政治而只是在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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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十六周年的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守我們內心的希望。 ‎

‎ 捷克作家、前總統哈威爾在中國可謂大名鼎鼎，他的很多思想與主張，例如”政治的本質是道德”，”無權者的權力”，”生活在真實中”，皆廣為國人熟知。 我以為，哈威爾對於希望的理解和闡釋，也很值得我們中國人認真思考。 ‎

‎ 在1986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里，哈威爾談到了希望。 哈威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 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 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 我認為不能把它解釋為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某個運動或某個有利跡象的衍生物。 我認為它紮根於先驗論，儘管我不能–比如，不能像基督徒那樣–把這種先驗論具體化。 別人可以肯定或否定它的這個根源，但這卻改變不了我的看法（這不僅僅是一種看法，而且是一種內心的經驗）。 一個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所具有的這種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這是我的觀點，不是他的觀點），比十個形而上學家所具有的這種希望可能還要多。 ” ‎

‎ 哈威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 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 希望決不是象樂觀一樣的東西。 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 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 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 ‎

‎ 在這段談話里，哈威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 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 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 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 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 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與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正是在這種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

‎ 在八九民運的高潮期間，在六四事件後的最初幾年，有很多人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以為一黨專制的垮臺大局已定，自由民主的實現指日可待。 十六年過去了，當初那種天真的樂觀情緒已經不復存在，不少人甚至懷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否還能見到民主在中國的勝利。 十六年來，我們有過這樣或那樣的自我反省自我懷疑，但是我們從未懷疑過我們事業的正義性。 十六年來，有許多人先先後後離開了我們的隊伍，然而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帶著深深的無奈才離開的，他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並未因此而改變。 還有少數人甚至背叛初衷，投靠到殺人政府門下，可是他們自知理不直所以氣不壯，每逢六四，都令他們感到尷尬感到難堪。 甚至就連那個殺人政府自己，在六四面前也總是躲躲閃閃。 因為他們深知，縱然他們能躲過現實的懲罰，但是他們躲不過良心的審判。 ‎

‎ 哈威爾指出，一個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也可以具有真誠的，紮根於先驗論的內心希望。 這一點對我們中國人也富於啟示。 這些年來，我們目睹到若干宗教和信仰（包括法輪功）在中國的偉大復興，我們越來越理解宗教和信仰在人生中的偉大意義。 然而哈威爾告訴我們，要具有和堅守一種內心的希望，並不一定非要接受某種有神論。 只要我們反觀內心，我們就會發現一種偉大的神聖和神秘：人心，唯有人心，不但知利害，而且知善惡。 它驅使我們尋求生命的意義，以不顧個人利害的勇氣挑戰強權。 儘管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給我們帶來很多不幸，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無法使自己心安。 ‎

‎ 當哈威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臺的。 在當時，哈威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就好多了，好得太多了。 時至今日，就連中共當局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們的統治業已日暮途窮。 據說不久前，中共領導人在內部會議上發問：「共產黨國家壽命最長的是蘇聯，也只有七十幾年。 我們能挺過七十年嗎？ “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 我們要堅守希望。 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

‎RFA首發，2005年5月‎

2002年7月11日  胡平

讲到法治，有两句话很有名，一句是“非法之法不是法”，另一句是“恶法亦法”。这两句话看上去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两句话呢？

我们知道，在拉丁语汇中，“法”和“权利”同源。拉丁文Jus，有两种基本含义，一为法，一为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如果政府制定了这样的法律，那么，这种法律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就是非法的，因此也就不是法律。此所谓“非法之法不是法”（丁林先生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哈耶克指出，法治，意味着对立法实行限制；也就是说，有些法是不准立的。

非法之法不是法，看上去是一句同语反复，不过如果我们记住法和权利的同源性，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非法之法，即否定法的法，也就是指否定权利的法。“非法之法不是法”就是说，否定权利的法不是法。

还有一句话叫“恶法亦法”。这就是说，恶法、坏法也是法，因此也应该遵从。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对各种法律的观点可能见仁见智，如果我们只遵从我们认为是善法的法，对那些我们认为是恶法的法就不遵从，法就失去了普遍性和强制性，法就不成其为法，法就瓦解，就无效了。

那么，“恶法亦法”这句话和上面那句话“非法之法不是法”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那种违反我们信念或观点的法仍然是法，但是，那种剥夺我们表达我们信念或观点的权利的法就不是法。我应该遵从我不赞同的法，但法必须承认、必须保护我表达异议的权利。恶法再恶，也不能恶到剥夺表达异议权利的地步，否则，那就不只是恶法，那就是非法之法了。为什么恶法是可以忍受的？就因为我们还享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从而改变恶法修正恶法。但是如果我们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都被剥夺，我们就失去了改变不合理法律的最后正当渠道，所以我们决不能接受。

网友Henry Guo评论写道：“为什么恶法是可以忍受的？就因为我们还享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从而改变恶法修正恶法。但是如果我们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都被剥夺，我们就失去了改变不合理法律的最后正当渠道，所以我们决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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