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起一根蜡烛（二）—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本文所有图片由董鹏、田牧摄制提供
作者按：本次网络纪念六四会议的特色是，有许多六四亲歷者作为歷史见证人参加。前香港和日本的政界及媒体人士、欧美学者、纽澳民运和知识界都有代表发言。感谢吾尔开希先生的协助，我们邀请到7位台湾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政界人士作为嘉宾发言。感谢纽约明镜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长达3小时的节目，由于现场人数太多，时有进出，节目略受小小干扰，有所间断，敬请观众原谅。
美国着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Andrew Nathan）说：我们的朋友鲍朴在前年出版了一本书——《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这本书是谈六四之后6月19到20日，中共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参会的元老们个个要表态，他们是否完全支持拥护邓小平6月9号接见戒严部队时作的讲话，以及李鹏关于赵紫阳同志犯错误所作的报告。开这次会的目的是让有影响力的元老如陈云、李先念、彭真、乔石、薄一波等站出来说，完全支持李鹏和邓小平对学生的镇压。从中共高层的角度来看，他们支持邓小平的论点，也说明六四的意义何在。他们说，第一个教训是：有国内和境外的敌人，要联手推翻共产党。 第二个教训是：国内外敌人既然想推翻共产党，那么我们就要抓意识形态，这在以前做得不够。第三个教训是：共产党不可分裂，因为在4、5月份，党内有不同意见，党一定要保持一致，党需要一个核心，凝聚意见和力量。我今天提出这些内容的原因是，32年过去，中共的这种想法没变，还跟从前一样：党要统一，听第一把手的决定。党面临很多国内外的敌人，要採取一个你死我活的态度，这是一种paranoia（偏执，妄想狂）的态度，觉得周围都是敌人。现在习近平的态度就如当年镇压六四时一样的心态。因此六四的歷史后果和影响非常深远，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如今集中权力的作法。中国现在面临十分黑暗的时代，可说是镇压六四的后果。
吾尔开希：绥靖政策是错误的，我们不放弃希望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六四亲歷者吾尔开希说：在网上见到老朋友很开心。这次有一些台湾的政治家与会，但台湾政府规定，公务人员不可使用Zoom，这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有四位发言人：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ka，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副会长王婉谕、秘书长也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领袖范云都传来了录像视频，可以穿插播出。另外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也在现场。学运三十多年，1989 到现在32年了，但许多当年参与的人像王丹等，回想起来我们都依然有歷歷在目的感觉。年年纪念六四，有人也觉得时光飞逝，对于死难者家属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苦苦等待自由民主能有到来的一天。2021年维园的烛火不能点燃，然而以往的年岁香港人年年纪念，这两年情况有变，许多以前组织晚会的朋友现在身陷囹圄，但你们不要灰心。你们所做的努力都被世界看到了，共产党对人民和对我家乡维吾尔族倒行逆施的作为，世界都看到并警醒了。世界思考以往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是错误的，他姑息养奸、养虎贻患。我们看到美国正在调整对华政策，当世界勇敢地站起来对中国说「不」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定的希望。
我还想介绍今天参会的林为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也是国民党文传会的郑照新，我想表达特别的欢迎，他们的参与这让人感到份外鼓舞，我们看到中共的本质，与之合作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只懂得一种关系，就是屈服于他的关系，这是世界的共识，越来越明确了。32年过去，六四英灵还未得安息，我们还有未竟的责任，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要抱持某种希望。当年学生们就抱持着希望，零八宪章、公民运动都抱持着希望，维吾尔人、依力哈木抱持着希望，同样地，图博人、香港人也抱持着希望，共产党就想破除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给他们明确的信息是：我们不放弃希望。
林培瑞：刘霞的诗说那些幽灵今夜会回来
美国着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教授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 Jr.）说：很荣幸跟大家一起纪念六四。我最近编完了一本刘晓波传记，晓波生前每到六四就写一首诗悼念死难者，他的妻子刘霞也写，今天我想读一首刘霞写的短诗，主题是，在刘晓波、刘霞的头上，半空中飘着的所谓的幽灵或者亡灵，他每到六四，就始终有这种感觉，这些灵魂在观察他，从上往下看着他。刘霞关于六四的诗叫〈暗夜〉（1997/6/4/）（全诗较长，林教授选读了两段，记录于下）：
那些眼睛今夜会回来
那些幽灵今夜会回来
以墓碑的姿态
….
所有的幽灵所有的眼睛
聚集在这点烛火旁
（用沈默与我对话
白色的百合花
难以觉察地开始雕落）
……
玛丽-侯芷明：怀念张健、李卓人，中国违反人权令西方生厌
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是法国着名汉学家，多年来始终支持中国海外民运，她说：很高兴聆听大家的感受，特别是王丹的建议，在美国建立实体的六四纪念馆，我很愿意合作。今年六四我有自己的痛苦，以前每年在巴黎举办六四纪念，都有张健（1970/11/11-2019/4/18）参加，或是他组织了，邀请我们及年轻人参加，我们知道中共说，广场上没有杀人，但若张健在场，此说法就不成立，因为他亲自见到死人，而且他自己也受伤了。他死后，我们办六四活动的早晨会去他的墓前跟他说，我们没有忘记他和他的巨大贡献。可怜张健死时才41岁，没有家庭和后人，令人难过，我们不要忘记他。我这些天也忙于参加一些集会，其中有国际大赦在法国南部Nice市举办的活动。在法国我过去常常外出演讲，法国人听我说中国的情况，有律师被抓，被打压，他们有点不相信，我必须缓慢并重复阐述，他们才听得进。现在的气氛完全改变了，在法国他们不但相信，也开始害怕。他们说是否不要买华为，拒绝中国的产品等等。现在给人们介绍中国的情况，气氛跟以前完全不同。如今全世界感觉到中共政府太不像话，最重要是折磨维族人的做法，和继续折磨西藏人，但是在一个月之内，中共消灭了香港。所以，对我来说，第二个大的痛苦就是李卓人又被判刑，增加了坐牢的时间。李卓人一直帮助我们跟国内的一些人联繫，让我们保持对中国工人的关注，把他们的困难告诉我们。他以前在香港组织六四活动，现在也不能够了。所以我们六四晚上要到王克平为刘晓波设计建成的一把空椅子，我们要去那里点上蜡烛，向港人表示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牧野圣修：揭秘当年日本政府助纣为孽
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牧野圣修说道：时间过得真快，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32年了。
最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国内，人权问题仍然很严峻，维吾尔、西藏、南蒙古、香港和台湾的许多人都在遭受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压迫。与之相反的另一面，中国的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正在全面发展。常有人质疑中国对世界是否负起相应的大国责任，我觉得中国仍然对世界和平充满敌意。作为一名日本的政治家，我认为应开拓新的理念及新的运作方法，并愿投入该运动做出最大的努力。
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了30多年前的外交档案。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文件，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联手，为了日中经济发展和日中友好关系，放弃了支持中国民主化。而且在同年法国举行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G7）时，各国联合制裁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欲行又止（胎死腹中），实际上是因为日本暗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我看完解密文件之后，现在回顾歷史，感到非常羞愧。
因此，今后日本必须更加认真地负起责任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想对大家说的是：无论发生什麽事情，无论有任何所谓伟大的理由，人都不能杀人。地球上不存在任何可以杀人的理由、可以杀人的圣人。如果不彻底贯彻这个理念，人类就不会和平。然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抹杀西藏的佛教和文化。抹杀维吾尔、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
全世界有信仰的各位，团结一致，为信仰自由而奋斗，与这个否定信仰自由的中国共产党作斗争。
各位朋友，不要仅仅纠结于经济发展问题，更应该重视人权、世界和平等关系人类幸福的问题。今后让我们为面向一个和平幸福的未来时代而一起努力吧。
长平：烛光不灭，真相不死；跨越时空，抗争到底
香港「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德国之声专栏记者长平的发言道：感谢主办方，我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介绍香港支联会一场新的抗争——建立「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
首先，请让我再次重复刘慧卿女士提到的今天刚刚在香港发生的新闻：食环署称六四纪念馆没有领取娱乐场所的牌照，派员到纪念馆执法。
让我们对香港当局如此荒唐的行径表达谴责和抗议！
32年前，人类歷史上一场辉煌壮丽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在中国，「六四」记忆不断被官方篡改、抹除。此后30年，身为歷史见证者的香港人，用点燃30年的烛光，持续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实践守护记忆的承诺、捍衞人权的意志。这是人类抗争史上的壮举。
2020年，随着港版《国安法》仓卒通过，悼念「六四」的烛光集会首次被定性为非法集结。然而，香港支联会决心烛光不灭，真相不死；跨越时空，抗争到底。
当晚，香港支联会启动众筹，唿吁在法律危机下，寻求永久空间保存歷史记忆：在网络建立「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保存在香港传承了30年的文物、档案、影像、口述歷史等等，并连结世界各地学术机构建立「六四」研究档案库。既要抢救记忆，延续承诺，更要重建论述，将1989年中国民运的歷史与香港、世界的抗争歷史相连。
我很荣幸接受邀请，临危受命，作为总策划人，和一群优秀的同道，共同筹划和建立这间博物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全球建立策展、档案及技术团队。
我们即将首先上线四个展馆，分别为时间馆、空间馆、人物馆与香港馆。之后将定期更新，接下来会新增艺术馆，媒体馆，学术馆，中共馆，儿童馆，公众馆等多个展馆，并不定期开设主题特展。
这里我仅以时间馆为例，来介绍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的架构和特色。时间馆的主题词是抗争之史，未尽之路。
这是一座流动的纪念碑，碑身交错刻下四条时间线：一、主线详细讲述1989年4月至6月发生在中国的一场波澜壮阔民主抗争运动；二、副线清晰呈现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对社会一系列的镇压与控制，以及这种模式在八九之后如何向全球蔓延；三、八九民运推进了重塑国际政治格局的苏东剧变，此背景线是当代全球民主自由抗争史；四、被大歷史里挟的个体命运的挣扎，从未随时光而散尽，姑且称之为生命线。
四线并行，构成我们博物馆的大歷史、抗争史、活歷史和个人史特色。
请让我借用这个会场宣布：今年6月4日凌晨零时，「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将如约开幕。届时，请各位到博物馆，点亮烛光，以烛光照亮同路，以记忆守护真相。
烛光不灭，真相不死；跨越时空，抗争到底。
王婉谕：敦促席政权，杜绝打压催眠洗脑民主的声音
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副会长王婉谕说：很高兴参加这个全球网络纪念大会，疫情的关系大家只能在网上见面，但是通过实况转播，反而能有更多人看见。32年前的今天，期待改革开放的人们，会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希望能看见改革，但是等待的却是机关枪、履带，碾碎了民主化的梦。1989年6月10日，坦克血腥镇压的画面透过各国媒体的放送，让世界看到中国政权残暴独断的本质，遗憾的是，32年来中共不曾反思，检讨当年泯灭人性的大屠杀。近年来为了维稳，更加大了境内的压迫行为。从港版的国安法到新疆的血棉花事件，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专制的席政权。罔顾民主法治，甚至不顾国际谴责的恣意妄为。变本加厉的中共对全国人民和全球的自由法治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更为后疫情时代，添加了一个不稳定的炸弹。面对这样的情况，基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时代力量和我，严正谴责中共打压民主的行为，除了在此唿吁当局公佈六四之真相，早日平反六四之外，我们再度对中共喊话，尊重香港、西藏、新疆和中国境内人们对民主的渴望，不要企图以打压催眠洗脑的方式，剷除民主的声音。很多人问，追求独立自主的台湾为什么要纪念六四，我想对大家说，我们在国际上极力挣脱中共的束缚，却始终无法挣脱。正因为如此，住在这个极权帝国边缘的我们，必须继续谈论六四，谴责中国，直到世界能有一天看清这个霸权的真面貌。勿忘六四，因为纪念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希望我们能一起继续努力。
范云：点燃台湾的蜡烛，捍卫人权，与世界同步！
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野百合学运领袖范云演讲道：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32年，中共不曾承认过错误，也未曾道歉，也不允许公开祭祀。原本可以游行，可以每年在维园举办烛光晚会纪念六四的香港，如今已经失去了纪念的自由，周日有一位在修顿球场的一人游行也被禁止。曾经在1989年同样参与学运的台湾大学生的我，也见证了这个过程。我们也同时见证了台湾人从被迫不能祭祀到慢慢走向民主。今天在台湾的我们，还在追求歷史的转型正义。也因为这样的见证，当各国陆续谴责中共在新疆、在西藏、在香港的人权扩大迫害的时候，台湾不会也不应该置身事外。作为立法委员，我会在台湾立法院中继续推动能够保护两岸人权的两岸关系政策。在纪念六四、追求六四平反的这条路上，台湾会点燃自己手上的这跟蜡烛，持续捍卫人权，与世界同步。
林为洲：抗共保台，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国民党籍台湾立法委员林为洲说道：六四89民运到现在已经32年，我记得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几岁，感到非常的震撼，我们在台湾都能看到所有的报道。当时的台湾也刚解严，还没有完全民主化，正在争取所谓的全面普选，还有总统民选等等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对台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鼓舞了台湾追求民主的决心，当时尤其是学生，受到六四的鼓舞，也造就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前进。最近台湾有一句话很流行，叫做抗中保台，其实我们应该要修正一下，应该是抗共保台。台湾跟中国距离这麽近，隔着海峡，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普世价值，如果没有办法跟世界接轨，台湾是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希望六四精神继续在中国可以发展、可以确保。只有两岸追求共同的价值，有共同的价值，才能维护两岸的和平。再一次向各位表达敬意，我们支持六四精神，永不忘记，永不放弃，一起努力，祝福大家！
纪惠容：与中共抗争，为下一代，我们选择勇敢！
台湾人权委员会委员纪惠容的发言：很高兴能够跟全球各地的民主和人权斗士一起，参加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频纪念会。面对中国政权从未承认六四屠杀的责任，也没有将任何涉及杀人的官员移送法办，政府既不愿意面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也未曾公布被打死打伤、甚至强迫失踪判刑监禁人员的数据，却持续加强社会的控制，镇压异己，但是在这当中，中国人有不少人权的行动者，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在中国跟海外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一起挺身抵制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身为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委员，我非常清楚，全球仍然有九十几个暴力政权，53%的人民相当于41亿的人口，仍然活在独裁的国家，国和国之间，种族和种族之间，阶级跟阶级之间，还有北半球跟南半球之间，都有数不清的沖突，人权被践踏。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看到集权暴力的政权不曾停歇，也不断地企图扩张它的版图，如缅甸军政权践踏不易得来的民主，香港也因为中国政权的强力压制，曾经是经济自由民主的东方之珠，已经赤化成为噤声的岛屿。我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朋友，面对中国政权的压迫和制裁，我问他们：怎麽办？
他们说：香港所经歷的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环境，我们在政治的返送中、武汉肺炎的世纪打击下都存活下来，今天我们不会放弃所爱的土地，我们会坚守岗位，继续打那美好的仗，还有说除了坚强没有其他选择，不能放弃，为了下一代，我会勇敢。这样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我相信大家因为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平等普世的价值观跟训练，串起了今晚的行动，它也是全球化概念的构成元素，人权民主是超越国家的一体，是全球所应该共同关切的，台湾不能置身事外，尤其面对人权的议题，台湾跟恶邻的距离有多远呢？其实就在咫尺之间，我们哪可以轻忽?现在台湾的我们如何声援人权民主?除了更努力迈向人权民主的国家，协助接济难民之外，我想还需要更积极的部署、串联全球民主的力量一起抗暴力政权。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共政权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我们在这充满不确定挑战和机会的世界当中，暴力政权绝对不应被容许，所以我们要唿吁世界公民社会，国际社会应该更团结，不断地抵制、谴责暴力政权，不让暴力政权有扩权的机会，让我们共同维护民主，行使我们安全与尊严的人权心愿！
林飞帆：中国香港台湾团结起来与中共独裁抗争
民进党副秘书长、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的发言：在六四这个全球联线的晚会上来作发言，我想很有必要。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几年来，每逢六四，台湾很多学生团体甚至公民团体，都会在自由广场举办纪念、悼念六四的晚会， 这样的活动我们已经举办了多年。每一年参加的人数都相当多，有来台湾本地的同学，有中国在台湾念书的一些学生，也有一些香港的朋友。特别是这几年，我有非常多的香港朋友参与在台湾的六四纪念晚会。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在自由广场集会，不能实体碰面，向六四死难者表达敬意。这次能透过这样的线上纪念会，来跟当年六四的参与者，甚至六四的死难者家属表达最高的敬意，感到安慰。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30多年来，从89年的六四到现在，并没有任何改善。相反的，是更多的打压，更多的胁迫，不只是对本国，还是西藏、新疆、南蒙古，直到最近的香港，打压一直不断地在扩大范围。这确实是一个令全球担忧的情况。近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国的整个政治发展，有更高度的关注及担忧。美国、日本、澳洲以及更多的国家，甚至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开始警觉到，中国对区域跟世界的民主是个隐忧，十分危险。许多民主国家开始积极地整合彼此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愿台湾多年以来彰显出的民主价值观， 能够跟国际结盟合作，共同来面对集权的中国，希望透过我们的行动和力量，让在中国政权下受压迫的族裔能够逐渐获得自由。 我再次强调，中国不民主，不只是中国国内的人受压迫，地缘政治上，也是造成整个区域不稳定的重要因子，所以中国的民主化是大家必须关注的事情。我们期待更多朋友跟我们站在一起，不单是声援中国的人权、香港的民主，同时也协助台湾在未来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郑照新：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是香港台湾的期盼！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照新的发言：我首先对所有参与过六四的前辈表示无上的敬意，也对六四中遇难的朋友、他们的家属，表达无比的哀悼。32年过去了，歷史的伤口到现在都还没有抚平。前面林为洲委员提到，32年前他20几岁，而我才8岁，上小学二年级。就在这样小小的年纪，我心中第一次受到人类民主运动的强烈震撼。那时候台湾的电视台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我记得6月3号晚上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节目突然切换到天安门广场坦克开过的种种景象，这让我终身难忘。我觉得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32年前我们就看到觉醒的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运动的强烈意愿 。这个运动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成功，因为六四仲夏的这个全球追求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天安门运动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持续着。当年随后柏林墙倒塌了，也催生了台北的学运氛围，这是自由精神产生的一种连环效应。六四天安门是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形成了世界潮流，触发了全球民众的觉醒。每年的纪念活动，各地都有所共鸣，只要中国大陆没有蜕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国，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就还在发酵。 现在中国总是向世界炫耀他们在经济上的成果，但一个国家是否先进文明，不单看它的经济数据，而是看人民能否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拥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中国人民绝对有权利享受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必须从专制和奴役中解脱出来。六四发生的时候，香港人史无前例万人空巷地响应支援内地，台湾当年虽比不上香港，却也有很多学生出来响应！这几年香港人走上街头维护法治和公民权利，我们台湾也应该表示支持。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有助于跟香港、台湾建立更多共识，建立互信和维持和平。 六四薪火代代相传，永不放弃 。
本次网络会议视频链接：
台湾《民报》首发
2021年纪念六四「点起一根蜡烛」视讯论坛。本篇所有图由董鹏、田牧制作提供
廖天琪：开篇语 ／ 六四的歷史和现实意义
为什麽今年纪念六四的主题是「点起一根蜡烛」？
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指出：这有几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杀，人们心中首先感到锥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难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众目睽睽跟前犯下杀人、屠城的兇手，不但没有问责下狱、接受审判，反而手握权力，颠倒黑白，篡改歷史，这是世界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如胡平先生说的，这一页歷史远远没有翻过去，相反的，它还在变本加厉用更为拙劣而丑恶的剧本在华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顾酷暑都在维园举办烛光纪念会，往往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香港人当年身在第一线，支援内地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们展开救援行动。2019年，香港人护法维权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从「国安法」被强加在港人头上之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被践踏。民主人士尽皆下狱。今年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提出「点起一根蜡烛」，既是纪念六四，也是声援香港的民众。
三，纪念六四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意义，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湾政经媒体各界，军机、军舰绕台威逼恐吓；压迫藏人，剥夺藏区的资源，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过一甲子；移民汉化南蒙古，剥夺蒙古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在新疆将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凡此种种暴行都在我们眼前展示着。
库纳牧师：为六四死难者的安魂弥撒
德国民运的老朋友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的祝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纪念19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样重要的日子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耳顺的五六十岁了。你们能够为当下在为民主争抗的青年学子启示什么？
也许，1989 年才33岁的刘晓波的6月2日《绝食宣言》能提示我们：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唿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社会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中国政府想消灭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一席之地。「人」是上帝一个个创造出来的，每个人仅仅对他的创造者负责，不应当俯首听命于上级，这也许就是宗教受到压制的原因 。有信仰的人，不愿做稳固国家权力的「螺丝钉」。一个个独立的人，和由他们组合成的1989的、以及今天的民运团体，这些就成了中国掌权者的恐惧之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合起来就是力量。我们不可停止抗议、唿吁和忏悔。我们是独立个体，我们团结，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奋斗。我为每一个人感到喜悦。
我想跟大家一起祝祷：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指出了正义之路，
他为受压迫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献出自己。
掌权之人嫌恶耶稣的大爱，他就必须死。
他的奉献为世界註入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指引了正义的道路。
我们相信，
未来属于那些
为一个没有剥削、饥饿和压迫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
这些人就活在当下，
只要有非正义，他们就争抗，
为了那些被剥夺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们。
阿门！
王丹主旨演讲：「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八九民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说：在六四三十二周年之际，今天来回顾当年那场我们曾经亲身参与的重大歷史事件，有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对于那场运动与中国后来的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此我愿意提供一点个人看法，当作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思考来自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六四运动，赵紫阳等改革派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您觉得呢？」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是当年的学生运动太超前，导致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好政治局面发生逆转，导致后来的中国走上倒退之路。对此，我是不能茍同的。
针对上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把「运动」两字改成「镇压」，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说，导致赵紫阳下台，导致政治改革夭折，导致今天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不是「六四」运动，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只是彼此联繫在一起而已，但责任还是要分清的。如果邓小平集团不对八九民运进行「六四」镇压，赵紫阳等改革派就会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评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顿，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的错误判断。
第二，今天回顾歷史，我们必须看到，经过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两任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推动下，八九民运的爆发可以说是必然的，且这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讨论引起的。19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要与社会协商」的改革建议，后来学生走上街头，要求与政治对话，就是唿应当局的这个改革政策。换句话说，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发展，必然引发学生运动，因为游行，示威，和政治参与，这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许更值得思考，那就是：如果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党内民主机制，能够制衡邓小平的独裁地位，那麽，后来也许就不会出现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我们知道，当时针对戒严的问题，即使是在党内，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等高层领导人，包括七位上将等军方人士，一开始都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但当时的政治体制，仍旧是一人独裁的旧体制，邓小平杀人的决心一下，反对的声音立刻就被扑灭，连赵紫阳本人都失去了权力。1987年胡耀邦在没有经过党内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解职的歷史教训没有被吸取，「十三大」上仍然规定了重大事情由邓小平一人拍板决定，这对民主发展和党内权力制衡是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的发生。因此，事情也许正好相反，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学生运动的被镇压。
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作为倖存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釐清歷史的真相，还原事情的是非曲直，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另外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倖存者，当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有责任有义务把歷史记忆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正是向各位提出一个倡议，那就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
众所周知，在香港，支联会建立了一个「六四纪念馆」，曾经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民众参观；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纪念馆，甚至包括支联会本身，在未来的香港政治气氛下，恐怕将无法继续存在。一旦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被查封，全世界将再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公开展示歷史记忆。
而我们更知道，有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歷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歷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我想，今天在香港已经没有了保存八九民运的歷史记忆的条件，在美国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歷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歷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因此，我在此唿吁，从海外的八九一代到支持中国民主的力量，从香港的支联会到台湾的民间团体，从各地的侨团到普通的民众，让我们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团结，最坚定的意志，尽最大的努力，来一起推动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在美国的成立。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让我们把「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的口号，用这样的方式，化为现实。
王军涛：今天的纪念是为了推动下一波的转型浪潮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歷者王军涛指出：今天的纪念六四，为了明天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他说道：我今天的发言想接着德国朋友的话说，其实我们今天悼念六四意义很大，因为六四已经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和中国政治上乃至人类政治民主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追问自己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悼念六四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该怎麽办？我们要不要在未来的结束共产党暴政的斗争中继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责任，绝不像有些人想的是为了争权夺利。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就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有三点心得，非常简短的跟大家说，没有时间展开。
第一、中国民主化运动和世界民主化运动一样，还是需要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启动，不管共产党多麽严厉的控制，这个政治风潮一定会到来。
第二、在这场政治风潮中，能够起作用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这批六四、也不仅仅是一批我们平常道德上和知识上比较完美的力量，可能相反，很多有缺点的甚至长期和共产党合作的、在最后的关头被共产党抛弃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不能因为过去歷史的一些旧怨纠缠在那里，影响转型的机遇和动员更多力量。有时我在思考，当极权品质非常严厉的时候，当有正常思维的人不敢投身到民主运动后，相反可能是一批有缺点的人，可能更果断的地投入到运动中。至于说以后当有选举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被淘汰。但是在推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团结的是什麽呢？
第三、为了推动这个转型，我们现在要在组织上以及各方面做好一些工作，不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让我们感到痛心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争斗，我们就放弃这个责任。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又不要放弃推动一场转型所必须的思想组织和人员的准备，谢谢大家，我就讲这麽多，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跟我联繫。
魏京生：六四唤醒了人民，虽败犹荣！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言道：刚才王丹和军涛讲的很好，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的跟他们略有不同，我是想讲现在世界上流行着很多的胡说八道，很多不好的说法，比如说德国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被中文翻译成「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经常被那些为中共六四屠杀辩护的中外学者所引用。其实这个蹩脚翻译是错误的，联繫上下文，人家的意思是凡是存在的事物就有它存在的道理，这与合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例如：对六四屠杀来说就是一件有它的道理、但并不合理的事件。记得在监狱中看学生们在广场的活动，看管我的老警察和我一起坐着说，「青年学生们太傻，共产党一定会开枪的。」这里说的就是对共产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替共产党辩护，说他们的行为合理。这句话的前提是学生们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但他们不懂共产党的规律，所以一定会吃亏。为什麽老警察都和我一个观点呢？他们是被挑选来管制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警察，一般情况下，立场绝对是站在共产党一方，但这次他们和我观点一致，是因为连他们也看出来，这场为了改变国家以至于每一个人命运的运动，是会增加每一个人幸福的运动，所以全民都站在了学生们的一边，不自觉的站在了反共的一边，包括被港澳媒体痛斥的所谓红二代。
这场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运动失败了，但也没有失败，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播下了对共产党的反感和仇恨，让大多数人认清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敌人，在为这之后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所以说虽败犹荣。这是89六四民主运动对中国歷史和社会的最大的贡献。
谢志伟：同舟共济，共同来推倒中共统治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表示：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引进了对台湾隔年、也就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对后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就是在1990年3月学运开始从校园走入社会，从此紧紧伴随台湾几年后的民主化运动。后来我到了德国，我跟德国的民运人士有了接触，我在台湾的时候跟王丹还有吾尔开希就认识了。也就是说，我在2005年担任台湾驻德代表以来，在柏林跟大家一起为自由民主奋斗，吸收自由的空气，我们也确认台湾人不应该也不可以、也不能是只顾虑到自己的自由民主安危，台湾人必须和中国的民运人士，西藏图博人、维吾尔族、蒙古人并肩手牵手，在活动上集合，在舆论上结合，这中间又加入了香港人。今天我们悼念六四亡灵，这是我们提醒自己与世人，勿忘中共政权残暴的血红印记，是六四罹难者家属的痛，六四参与者的痛；是中国人的痛，也是台湾人的痛；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难以原谅中共政权残暴袭击心里的痛。我这里要提一个字，这个英文字是大家很熟悉的，每一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它叫做smartphone，或者一个城市它叫做智慧城市，smart这个字在德文里面是还留在那里的，可是这个字呢叫做Schmerz，他是痛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里面的smart在德文里面的Schmerz痛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爱尔兰有着一个流传的话语，比如说 when my back began to smart, ‘Twas like a penknife in my heart，那边的smart是痛的意思，不是我被变得聪明一点，是我的「被痛」了，而被痛了以后痛彻心扉，在我们的心脏里面感受得到，那麽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如果痛苦和智慧是同一个来源，他跟另外一个英文字sharp—「犀利」同一个来源，也就是说智慧、痛苦跟犀利，这边的犀利的是割捨的意思，那麽痛苦跟智慧还有犀利，它是同一个来源，也就是不只是中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意思而已，它更是一种痛苦割捨后的智慧跟礼物，那麽割捨就是要麻利，所以smart 跟sharp还有schmerz，我刚说它某种程度形容了当年64天安门罹难者家属、以及后来留在国内或在国外的人的心境。我们今天五湖四海，在网络上相聚，悼念六四，在座各位很多从二十郎当到中年，当年的中年，进入老年，我们相聚是化痛苦转为智慧，割捨枝枝节节，我作为台湾人，作为中华文化跟现代进步的承接者，我跟诸位朋友心灵相通，行动相连。六四屠杀的不幸，跨省30年，30多年之后，我们共同对抗中共政权的荣幸，以慰六四在天之灵，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就赢一半了，我们先赢一半再持之以恒，那麽中共这种政权有一天就会烟消雾散。
我用一个英文的单词作为结束语，就是company，原意是公司，其它本来的意思不是公司，这个com是跟朋友一起，pany是面包的意思，所以company本来是结伴同行，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意思就是我把我最后一块面包跟你分享，你的痛苦也跟我分担，那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用这个smart、这个智慧、痛苦以及同舟共济，我作为台湾人，作为驻德的代表，我在这个地方祝各位平安如意健康，我们一定要活得比中国共产党政权还要长！我们要活得比它健康，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对抗它，推倒它，然后整个中华民族或者在亚洲，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我相信有一天会实现！
Kolas Yotata：六四是永恒的不死精神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ta的演讲是：每一年的六四前后，在台湾的媒体、社区网络上都会有人分享坦克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我真的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年轻人都要知道，这张图告诉我们的是30年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确有强烈的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我们作为一个人，依然不会放弃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是各位用纯洁高贵的勇气，要求中国政府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而且当年的学生并不觉得民主自由只是口号，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理想，并走上了这条道路。20世纪末的天安门运动本身就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我认为各位一定想过我所想过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成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麽样貌？今天的香港又会是什麽样的香港？而今天的世界又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呢？现在全世界看中国几乎一边倒：预期中国会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我们如果今天还愿意来这里开这个会，就是因为我们还心存期待：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依然有不灭的动能，民主运动的动力显然到目前为止不会来自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而是会来自广大的中国人民。台湾是敬仰民主自由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断地受到中共的干预和骚扰，比如国际活动、外交关系、军事威胁，甚至连最近防疫要採购疫苗，人命关天，我们在国内忙得团团转，对外却还要应付来自于中国的干预。我可以说，台湾恐怕是比其他国家更希望看到中国赶快民主化的一个国家，我们期待彼此可以成为好邻居，彼此可以真正公平对待对方。今年非常遗憾，香港朋友不能跟往年一样点起烛光，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也可以带给香港朋友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信仰相同，我们会和你们在一起，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以及台湾人民，我们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信仰者。我个人尤其要对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及其家人表示关切，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是勇敢的人。另外我也期待维吾尔族人民、吐蕃人民早日走上民主平等的道路。六四精神不死！
胡平：莫泄气，希望是最大的力量！
着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总编胡平说：
由于疫情，我们的纪念会议改在网上进行，但也因此我有机会见到更多的朋友。这里，我尤其要向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玛丽（Marie Holzman)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十多年来对中国民主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
今天是「六四」32周年， 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纪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王定宇：人民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终究会倒下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指出：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以及后来中共的屠杀及镇压，叫做「天安门事件」，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它不仅是一件歷史事件，它也是一件持续产生影响力却又面对更大压迫的事件。当年六四，中共呈现了强大的压制力量、忘记力量。他们掩盖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谈论、所有的嘴巴、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被遮掩，不准听、不准谈，忘记89六四、忘记天安门事件，这是独裁者想要的，也是他最大的恐惧。可是我们看看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1989年到2021年，追求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是民主、自由或人权，一直徘徊在独裁者眼前。我们看看香港从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不管是10年制的普选，一直到「雨伞运动」，「返送中」，一波又一波，他们所面对的跟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们面对的是一样的政权、一样的独裁，而香港的民运人士现在也面对当年天安门事件一样的压迫，一样的迫害。看看吐蕃人，看看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有时候他们只求自由自在的活着，都不可能。而这个独裁者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更怕的是人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勇于对抗，所以独裁者必须删掉歷史，必须遮住人们的眼睛，捂住人们的嘴巴，必须把看懂的人关起来。虽然89「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是面对独裁者的压迫，被压迫的人民始终在那里。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看看隔壁的邻居，不管是香港、维吾尔族、吐蕃人，或者是其他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我们一方面庆幸已走过白色恐怖的威迫，成为自由民主的台湾，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捨得看到周边邻居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能尽最大的努力来给予协助。香港人加油！吐蕃人加油！维吾尔族人加油！所有被压迫的人加油！独裁者最畏惧的就是真相的揭露，人民的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有一天他会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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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报》首发
从左至右：李兰菊，苏晓康，王丹，蓬佩奥，李恒青 © 图片来自蓬佩奥推特
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 / 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6月4日的声明附在本文之后。）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Robert O’brien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
余茂春：我对林培瑞先生是更加赞赏（笑）。他代表了美国知识精英的良心。
CND：是。
余茂春：而且坚持不懈。他是说真话的一个鲜明的代表。我觉得像林培瑞先生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是无所畏惧的、非常自由的人。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畏惧中，怕这怕那，他不是幸福的。所以我非常佩服林培瑞先生。
CND：但是，他自己也提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听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但没人听他的，可是有人听你的，所以他觉得你的影响力很大。
余茂春：没有，别别，我非常佩服林先生。
CND：哈哈……
余茂春：你刚问到中国通，美国的中国通有两种。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中国知道得很多，懂得很少。意思是说，他们对中国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各种数据知道得很多，但真正明白、了解、懂的实际上很少。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是他知道的不多，他懂的也错了。就是这样一大批人在很长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不多呢？因为以前很多在美中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美国高层官员，他所知道的东西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老百姓。
比如说我看基辛格的东西。基辛格书写中常常笼统地用“中国人“这个词、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实际上他眼睛里边的”中国人“就局限在中国高层的官员，总书记呀、什么主席呀，就是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刘晓波啊、余杰啊、王丹啊、天安门的抗议人士啊、异议人士啊，根本就没包括在他所说的“中国人”里边。大家常说认知，他就有认知局限。“知”呢，就是他的局限；那“认”呢，由于在非常有限的“知”的层面，他的这个“认”也是非常错误的。比如他就觉得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老是摆脱不了几千年历史意识的困扰，所以要搞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他们对共产党很佩服啊，他就讲这个。这些都是非常落后的、19世纪的传教士的心态。这些人觉得中国人总是沉醉在历史上过去的辉煌之中，他们永远做不了现代化的人。而实际上中国人民自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基本上的追求不是传统的重现和昔日王道霸权的回归，而是德先生、赛先生、个性自由，特别是宪政民主。用传教士的文化偏斜的眼光看中国人，曲解中国现代历史基本主题的美国高知和高官，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这样的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一直到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把它基本上推翻了。我们觉得要把中国人当成一回事，要把中国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人等同对待，同样有对现代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追求和奋斗，要把镇压、管控这些追求与奋斗的中国人的专制政府作为一个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要像我们当年对待苏联一样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当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不要把中国 人当成软弱、猥琐、永远不能做现代化人的过去的中国人。这些就是我们的重新评估。而且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里边，我们尽量地排除以前对中共有严重认知缺陷的人。所以那些人对我和其它我们一起的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CND：你原来做了几十年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加盟国务院呢？你从大学教授身份转换到政治幕僚，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有人爱有人恨吧（笑……）。那你的人生观从八九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茂春：做大学教授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要交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写出东西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和思考。所以我在加入国务院之前已经有一大堆过去写的东西和讲话，他们都看过。当然他们对我的政治诉求啊、看法啊都已经很了解了。川普总统当选之后，他们决定要对美中关系重新评估，像我这样的人就进去了。外面的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一点，就是在美国政府里边制订中国政策的人很多，内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程序，关键就是你的论点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不是一言堂的。大家在外面看觉得川普总统很独断，蓬佩奥国务卿很果断，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下属的意见真是听取的。我的意见他们也听取，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也不同意，大家都是竞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最后会定在某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点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在大学教学的经验、我的学术性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会给与我某种深度和权威性。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我是在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圈子里唯一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能够娴熟地运用中英文、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看出共产党的文件字里行间的意思的人，这一点非常有帮助。
CND：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余茂春：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迷惑性的东西，就是搞内外有别。它把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从内外的因素来加以综合评判。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由于我的生活背景，我在里面是如鱼得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能够把天安门的真谛讲得比较连贯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知道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和共产党的想法是怎么的不一样，还有，中共的一些维稳措施的意思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美国政府强调一个重要的理论，要重新认识，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这就是内和外。光从“外“来制定对华政策是盲人摸象，不着边际，只有“中国”一个笼统的概念。一定要内外结合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靠谱。
在中国的内部，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你看，共产党维稳的军队警察呀、维稳措施的巨大开支和血本啊，对老百姓全方位的监控和管制啊、对他们的生活、经济运作的方式，他们怎么过马路、上网讲的每一句话，银行存款有多少，等等，都要管的严严实实的。所以说它对老百姓的恐惧是非常深刻的。另外，在如此深刻的恐惧之外，它也知道老百姓的力量，共产党非常知道群众的力量，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它要骗，它要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尽管老百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韭菜，“人民”这个词却被严重地滥用。它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它用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它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叫“人民银行”，它宣传共产党的方针、说假话的工具叫“人民日报”……这整个系统都知道人民是多么重要，所以它要给政府贴金。这就是内。它的内和外是不一样的。
它对外面呢，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与所有其它国家打交道，它就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代表了中国人民。外国政府稍微对中共镇压自己人民的恶行抗议，就一定会引发中共的陈词滥调，毫不脸红地说这种抗议是伤害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十四亿中国人民如何坚决不答应，云云。 我们现在制订对华政策时把这个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对中共来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刚一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观点时中共就暴跳如雷，觉得这个戳中了它的痛处。这样就更加肯定了我们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分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它怕人民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觉得经济发展了它的政权就更加稳固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经济发展了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它的贫富严重不均。它虽然有一个非常富有的阶层，但这个富有阶层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是很贫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发一个帖子说我们要“躺平”，就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追随。为什么呢？躺平就是对中国现实中贫富不均还有经济社会高压、高度膨胀的一种无形的反抗。这是很无奈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政权并没有稳定。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指数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有人说是令人发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民声音的国家，经济越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就越危险。另外一点呢，经济虽然发展了，即使一些有钱人活得很好，他对这个政权还有更加不满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他富有了之后，买了房子，有了资产，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它拿回去。在中国，当了亿万富翁的人往往更害怕，怕被抓。所以说中共最怕的就是任何有独立于党的绝对控制的人和事件，对此它都要完全打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政权有危机感，害怕。所以说经济富起来了，政权也不一定就会随之稳定。
除了上面那些因素，美中关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对美国非常嫉妒、非常仇恨。它仇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去认同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所以它对美国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然后它把全国14亿人民都像动物一样在它的防火墙之内关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由多元的信息。这就是中共怕人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美中的交往不是人民与人民的交往，中共非常害怕老百姓去认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认同，是普世价值。这种美国标志性的影响力非常强大。
（待续）
（吴放根据电话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2021年6月2日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三期(cm0621a)
（接上期）
CND：我们讲到中国人民和中共不一样，可是当你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团队的名单上以后，你被中国的很多人骂成是“卖国贼”，听说家族也把你除名了、学校也把你的名字从高考状元碑上铲除了。这些把你当成“卖国贼”的人不也是“人民”吗？
余茂春：中国的舆论监控是非常彻底的。我能够听到的能够骂我的人都是在中共控制下发出来的，是吧？实际上对我赞扬的人、鼓励我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往往是公开看不到的。所以我不在乎这些东西，而且我对讲这些话的人也感到很同情。因为他们除了讲这些之外没有什么言论的自由。如果某个人认识余茂春、跟我有什么关系，血缘关系或者是同事关系，有的人如果不出来骂骂我的话他好像觉悟不高，没有划清界限，甚至还有危险。所以在政治的高压之下看到这种现象，我并不觉得奇怪。
CND：我再追问一句。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80后小朋友，在中国大陆工作。我问他，如果我跟余茂春聊天，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没有。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年轻人真诚地爱党爱国，而且这绝不是因为大家迫于淫威不敢说真话，为什么会这样？你是怎么看的？
余茂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一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在一种信息完全被控制和摆弄的情况下，大众心理，即所谓的mass psychology，是非常容易蛊惑的。你知道，人性是脆弱的。德国有一个电影叫《浪潮》，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浪潮》就讲，很多年轻的德国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这一代德国人讲德国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罪行，我们又没有参与这个，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温这段历史。一个中学老师就跟大家做了个实验，展示要失去理智，重归疯狂是多么容易。结果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新型的法西斯分子。蛊惑是很容易的。中国人其实应该更加感同身受，比如说六七十年代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当年的红卫兵都是真心诚意的信仰那些说法，他们没有作假。现在的人也给你搞洗脑。如果我天天看中国的报刊宣传机器，在防火墙之内没有其它信息的参照，有参照也无法正确吸收，有80后的这些想法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信息的多元化是对真相、对真理的发掘和认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你要是到北朝鲜去那就更厉害了。所以说洗脑是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并不是贬低80后同学们的智商。因为生活在专制独裁的信息环境里边的任何一个都人会产生这样的偏差。
CND：对这个问题我再追问一下。我观察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果你说在中国大陆由于信息封闭所以大家会被洗脑，那为什么在美国华人群体中你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海外华人对你的评价是相当两极的，你觉得很多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和这些人交流，你最想说什么？
余茂春：这个一点不奇怪，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美国的移民种族的成分非常复杂。如果对像我这种政治定向的人没有对立的看法，那反而不是美国了。这一点即使在没有移民的美国主体社会中也是如此。关键是这种争议性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是安全和合法的，有争议的人和事不会担心有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而在中国，不符合中共想法的看法是违法的，是危险的。
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源。在美国生活，要学会容忍和宽容，就是让其他人去说他自己的话，即所谓的Live and Let Live。 另外，我觉得中共的专制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生活在美国的不少华人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各种事业上的、家庭的、经济的甚至心理上的联系，他们害怕美中关系搞得很僵会影响他们的这些联系。但是我们做政策制定的人不能只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促使中共走上正轨，以至于即使美中关系冷却，也不至于影响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正常联系。而且美中关系僵持的根源在中共，不在美国。理解美中对抗，一定要跳出狭隘的国界和族裔界限。
天安门事件、八九之后不久，我到波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去访问，当时他们刚刚从共产党的奴役里解放出来。我在东欧认识的这批人，他们对中国朋友的敬佩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经历，理解和憎恶是完全超出民族、超出国界的。所以他们是从做人的最基本的理念上来追求的。
CND：在美国有很多入了美国籍还挥舞着中国国旗到处去为中共说话的人，实际上他们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到底什么。他们跟东欧的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余茂春：对。但我不觉得这些人做错了些什么，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也去跟你打中国旗，不能因为你要给中共说好话就认为我要跟你一样。这个是不对的。
CND：你说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东西你就是我的敌人。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我是说海外华人。
余茂春：我不能肯定，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当然很多人对美国社会的融入不够彻底，他们觉得在美国华人可以享受福利、享受自由，而对美国导致这种福利和自由的最根本的因素他们基本上没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还有一点——我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啊——有很多在美国社会生活很多年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也跟我是在对立面的，这都可以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很包容的，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有人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不能说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认为连我做这样人的资格都没有，这就不对了。所以什么“汉奸”啦、“卖国贼”啦这些都是一些废话，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个问题，中共的外宣有很大的投资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所以它对华人社区的舆论控制是很厉害的，比如它的一些中文电视、亲共团体，在美国华人社区里都是比较活跃的。在不少华人家庭里，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就像生活在北京一样。
CND：我接着往下提问吧。六四之后美中关系都有哪些起伏和变化，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余茂春：六四实际上为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共的本质的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是个历史机会。很不幸，这个历史的机会被错过了，错过了几十年——三十年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有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对外关系上有迷惑性和蛊惑性，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但实际上它是和人民对着干的。六四正好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是和人民对着干的。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四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共的本质。
CND：对。
余茂春：但是这个重新认识没有实现。原因很复杂，我给你讲讲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刚才我讲到，那是从天安门引起的。而美国人和世界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看作是最纯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之后他们就觉得共产主义就没有了。当时还有一个叫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人，此人以前还在美国国务院做过事，他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就觉得好像是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实现了。所以他把中共根本没有当回事。这样从理念上就错了。因为正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垮掉了，他以为这是历史的辉煌成就，民主自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Historical triumphalism. 。因为共产主义并没有玩完，中共还存在和壮大着。
第二个呢就是中共变了调子。它知道六四对他们的本质有一个暴露，所以他们就讲，我们只搞经济，我们用经济利益来换取对我们政治制度的认同，所谓的求同存异。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西方世界对中共六四镇压的极端愤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错过这个历史的机会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说199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大家对天安门的记忆犹新，而且民主党的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对中共邓小平搞绥靖政策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觉得我们一定要对共产党政权认识清楚，要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弄得很坚实，而且把它作为美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标志。然后大家都知道，搞贸易，慢慢慢慢地中国的市场对很多美国的公司开放，而美国的公司有很多得到了中国的利益就去游说美国政府。然后克林顿政府居然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把人权和贸易脱钩了，这个机会呢就彻底错过了。结果是什么呢？1989年到2016年，二三十年之间中共的红色基因继续增能，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共产主义制度就更加的稳定。所以从八九到现在，中国一个最基本的性质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没有改变。这是第一点。
CND：嗯。
余茂春：第二点呢，正好是由于用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中国的经济更加强大，共产党更加强大，而且由于我们对中共的姑息，由于我们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会，错过了对华政策的重新评估，经济上强大的中共对美国的体制形成了威胁。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2016年的时候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重新走到了1989年，对中共本质又达到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蓬佩奥国务卿上任不久就提出来对天安门六四做一个重新的估价。这就是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的认同、还有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根本利益冲突的重新认识。这几个方面就是六四以来美中关系一些起伏变化的最重要的必然结果。
CND：我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的很多六四以后来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流亡者，他们都支持川普总统再次上台，支持他的政策，是不是就是因为六四的因素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余茂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个人的说话的方式啊、他的表达的方式啊、他的不是政客的那种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等等。所以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容易产生看法。但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存在于这些肤浅的印象性的东西里边的，他在理念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系统的框架。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一样，我们说新疆对维吾尔族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是直来直去的；批评中共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打压，我们也是直来直去的。这样就逐渐实现了在政策理念上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给我写信的时候说，他们除了觉得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清晰程度增加之外，他们还对清晰的战略的本质、内容也都非常感兴趣。
CND：那么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走向怎么样？总要修补美中关系的吧？要修补美中关系，中国最需要做什么？美国最需要做什么？
余茂春：美中关系，就是双边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大家要有坦诚的心态，要主动承认两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不要再说什么双赢、互相尊重这样完全没有意思的话。这对中共没有作用，反而显示中共的虚伪。中共现在的态度是，在国内我可以做一套，我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抓起来，我可以用命令来取消中国老百姓巨大的权利，但是我希望你一句话都不要说，我希望你闭嘴，要不然你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中共传播的这一套很僵化。中共内部很多人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是恼怒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的一些战略家都觉得美国人好骗，骗了几十年了。现在人家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很多人觉得恼怒。他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那么好骗的美国人怎么一下子聪明起来了。岂有此理！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拨乱反正的对华政策，其做法和理念是正确的。
CND：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是什么？
余茂春：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就是应该按照川普和蓬佩奥制订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对民主自由有保护作用的做法。现在看呢，基本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在美国国内两党之间，虽然在内政理念上、在政策方针上分歧非常巨大，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它非常地团结，那就是对华政策。这方面他们少有的分歧的都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具体的做法。所以说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比如我们以前对新疆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香港的政策，还有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对知识产权的侵犯的问、保护美国的产业利益的问题，我们以前所做的基本上都是现任的民主党政府现在一直在继续做的。
CND：我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想请你比较一下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的相似与不同，其实刚才你已经在谈了。那么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是相似的，对吧？
余茂春：对，当然是相似的。在政策层面上、在行动方面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有不一样的地方。现任政府是民主党，前任政府是共和党。共和党对美国基本的立国的理念是非常坚定不移的。他并不认为美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有什么问题。民主党稍微不一样，他觉得美国在制度方面有一些问题，他们认为一些个别的社会问题是美国致命伤。于是中共就特别利用这一点，利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一些讨论和不同，利用民主党的一些偏向性很强的说辞来完全诋毁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它觉得很有效，所以它在中国的统治效果也不错。但是它这个办法其实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在国内施行那么多的惨绝人寰的手段，比如把一百多万维吾尔人抓起来，然后你还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中共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一种自我意识，贼喊捉贼，自己在那放火，然后它还要打电话给消防队来灭火，还在旁边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这种做法早已为众人所知，所以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同样地，一个禁止其人民使用美国社交媒体的政府利用这些被禁止的美国社交媒体来攻击美国已经成了国际笑话，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CND：你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做过很多事，你觉得最让你自豪的是什么？还有，你有什么遗憾吗？
余茂春：我最为自豪的就是我利用这个职位说服了一大批就事论事的技术官僚，从理念上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基本的和具体的原则，大家重新有了认识。还有当然就是我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非常勇敢正直而且无私的美国的政治领袖蓬佩奥，能在他的手下做事。蓬佩奥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他用人没有任何有色眼镜。不管你的政治背景，不管你的种族背景，不管你的知识来源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能够说的有条理，只要你能够阐明你的立场的正确性，他都可以接受。这不仅是在国务院，在整个美国政府，在白宫也一样。
CND：那你有什么遗憾的吗？
余茂春：遗憾的就是我们2020年的选举没有选上川普（笑）。
CND：哈哈哈……这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啊？其它的呢？
余茂春：对，就这一个。
CND：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当年六四以后的做法和想法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反思？
余茂春：对六四以来产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这样，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包括以前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跟我联络。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不管生活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理念都没有变化。这就是自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以前受奴役的境况了。
CND：是是。
余茂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国歌，头两句非常重要，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CND：哈哈哈，都起来了。
余茂春：当然那个国歌的背景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但是现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争取获得自由的机会。六四最大的真谛就是它让人民看到了自由的希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让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CND：此时此刻真想和你握握手，因为咱们的想法非常一样，从来没有后悔过。
余茂春：而且没有后悔的必要，也没有后悔的理由。
CND：我觉得你今天把六四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
余茂春：建议你去找蓬佩奥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那个讲话非常系统。美国没有一个国务卿在2019年之前讲过那样的话。
CND：好，我会找那个讲话的中文版附在这篇访谈中【注：蓬佩奥讲话请见此访谈（上）】。再次感谢你对CND/华夏文摘的支持。谢谢！
（吴放根据2021年5月30日电话访谈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于2021年6月3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三期(cm06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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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蓬佩奥国务卿在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9年6月3日
6月4日，我们向止于1989年6月4日的中国人民英勇的抗议运动致敬，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派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呼吁民主、人权及终止腐败横行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汇集在北京及中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千百万抗议者为寻求国家的美好前景遭受了巨大痛苦。死难者的人数至今不得而知。我们向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庭深表痛惜，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甘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究责任。30年前发生的事件仍在触动我们的良知，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能够带来一个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但这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制不容忍异见，而且在任何符合其利益的时候都会践踏人权。今天，中国公民遭受着新一波侵权行径，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人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并摧毁伊斯兰信仰，包括动用关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的手段。但即使在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力监控的国家之时，普通的中国公民仍在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体系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许多人却因此遭受惩罚、监禁甚至酷刑折磨。
我们向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们致敬。他们大无畏的榜样一直激励着后代在世界各地发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几个月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开始。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完整、公开地说明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一黑暗的历史阶段的众多受害者。这样的步骤能开始显示出共产党尊重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意愿。我们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争取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停止使用任意羁押手段，并改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政治表达混为一谈的适得其反的政策。中国本国的宪法阐明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表明，当政府响应本国公民的要求、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时，国家就会更加强大。
来源：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北京）
一、時間：2021年6月1日（星期二），全球各地的具體時間是：紐約時間：10:00點，美西時間：7:00點，柏林時間：16:00點，香港與臺北時間：22:00點，日本時間：23:00點，澳洲時間：2日2:00點，新西蘭時間：2日4:00點。
二、會議地址：使用Zoom網絡會場，約舉行2個半小時的紀念大會，會議期間同時安排實況轉播，不發言的與會朋友，屆時可通過會議實況與會。
三、會議主持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社長）、李恒青（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六四親歷者）
四、發言程序：
1、為六四死難者安魂彌撒：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Kühne萊茵馬斯職業高校教師）
2、主旨演講：王丹（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3、王軍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4、魏京生（魏京生基金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
5、黎安友（AndrewJamesNathan美國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
6、吾爾開希（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六四親歷者）；
7、謝志偉（臺灣駐德國大使）；
8、萬潤南（民主中國陣線前秘書長、主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營企業開創者，六四親歷者）；
9、KolasYotaka（臺灣總統府發言人）；
10、劉慧卿（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前主席）；
11、胡平（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社名譽總編）；
12、王定宇（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會長）；
13、王婉諭（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副會長）；
14、牧野聖修（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經濟產業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聯合總會會長）；
15、范雲（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野百合學運領袖）；
16、林為洲（國民黨籍臺灣立法委員）；
17、瑪麗-侯芷明（MarieHolzman法國著名漢學家）；
18、林培瑞（EugenePerryLink,Jr.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教授）；
19、長平（「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德國之聲專欄記者）；
20、紀惠容（台灣人權委員會委員）；
21、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太陽花學運領袖）；
22、鄭照新（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23、席海明（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主席、內蒙古人民黨主席）
24、洛桑尼瑪（前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華人聯絡官）；
25、蔡霞（前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
26、王安娜（光傳媒創辦人、主編）；
27、張伯笠（牧師、六四親歷者）；
28、裴毅然（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29、蘇曉康（作家、六四親歷者）；
30、蔡詠梅（前香港《開放》雜誌主編）；
31、薛偉（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北京之春》經理）；
32、陳維健（北京之春主編）；
33、黃慈萍（魏京生基金會執行主任、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秘書長）
………………………………………………………………………………
因為會議時間有限，會盡可能爭取延長一些時間，以下舉手發言：
嚴家祺（中國民主改革著名理論家、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
高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澳洲負責人）；
张菁（中國婦權創辦人）；
趙昕（六四親歷者）；
張杰（資深媒體人）；
高光俊（美國華人律師、六四親歷者）；
李進進（美國華人律師、六四親歷者）；
呂京花（北京工自聯負責人、六四親歷者）；
錢耀君（前歐華導報主編）；
唐元雋（中國民主黨海外聯合總部副主席）；
陳立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梁友燦（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張偉強（澳洲墨爾本民主聯盟秘書長）；
王進忠（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鐘錦江（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劉偉民（中國民主黨海外黨部副主席）；
蔣罔正（澳洲墨爾本民主聯盟副秘書長）；
胡中南（自由民主青年）；
張高偉（全能神教會代表）；
李武（保護人權協會代表）；
金華良（民陣美西分部秘書長，兼法律諮詢）；
TerryChen（民陣美西分部行政执行主任）；
翟江濤（民陣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支部召集人、兼通訊與網管）；
傅宇东（民陣美國總部總幹事、美西地區總監、兼公關與組織）；
游亚鹏（民陣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支部臨時招集人、兼後勤）；
胡睿（民陣美國總部政治智庫主任、兼文宣）；
董鵬（東京自由民主人權之聲副主編）；
顏荔（民主中國陣線美國總部總招集人、兼對外發言）；
周颖珺（民陣加州洛杉磯支部成員）；
潘永忠（民主中國陣線總部秘書長、歐洲之聲主編）。
本文轉載自【歐洲之聲】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
证言：我当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当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大崎雄二先生作为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的北京特派员，见证了这段历史。大崎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外交档案，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 他还将谈及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包括香港、维吾尔、西藏和蒙古的近况。
大崎雄二简介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1958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80年至1982年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 1983年至1990年担任日本国家电视台NHK记者，1986年至1989年驻北京特派员。 1995年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课程，曾任教北海道大学。
使用Zoom网络会场，举行2小时的纪念大会，会议期间同时安排YouTube实况转播，不发言的与会朋友，届时可通过会议实况与会。
会议概要
时 间：2021年6月5日14:00-16:00(东京时间)
地 点：東京都渋谷区
主办单位：日本人权财团
协办单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主中国阵线，《北京之春》杂志社，《欧洲之声》，《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
主 持 人：北井大辅（日本人权财团理事）
基调演讲：牧野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
主 讲 人：大崎雄二（法政大学教授）
特邀嘉宾：王 丹（八九学生运动领袖）
胡 平（北京之春名誉主编）
廖天琪（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
王进忠（日本人权财团理事，《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主编）
潘永忠（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协调人兼秘书长，《欧洲之声》副主编）
王国兴（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协调人）
钟锦江（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薛 伟（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前主席、《北京之春》经理）
技术负责：名 和（日本人权财团理事）
董 鹏（《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副主编）
联 络 人：
日文，北井大辅 E-Mail：6432japan@gmail.com
中文，王 进 忠 E-Mail：wjzjp@sea.plala.or.jp
电 话：090-2179-9812
参会申请用E-Mail：a62210132000@yahoo.co.jp
会议开始前，将会议链接发送至参会者的电子邮件
媒体报道：《欧洲之声》网址 https://sinoeurovoices.com/
《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网址 https://www.fdc64.jp/
西藏流亡议会前议长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5月14日通过选举胜出，被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正式任命为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司政。图／田牧提供
前言：西藏人民议会前议长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5月14日通过选举胜出，被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正式任命为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司政。台湾和美国方面都向他表示祝贺。在他5月27日的就职典礼上，海外华人的民运界和知识界人士也都联名向这位新司政道贺。
获悉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先生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第十六届内阁噶厦司政，5月27日是阁下的就职典礼，西藏人民的朋友遍布世界各国，我们都是您和西藏人民的朋友，尽管遥隔万水千山，在这喜庆的日子，我们份外感到欣喜，与藏族人民同庆。阁下出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任重道远，我们深信在阁下领导之下，藏民族事业将翻开崭新篇章，开启新的征程！
阁下在竞选时提出了施政纲领：汉藏问题的解决，不能避开汉藏各层次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加强汉藏民间的直接对话与交流非常重要。您也提出：当中藏关系真正获得解决，境内和境外藏人能团聚在一起生活，那个时候将是西藏人最舒心高兴的时刻。
作为藏人的老朋友，我们拥护并支持阁下的想法与施政目标。近年来，汉藏的民间交流与对话放缓了脚步，我们期盼阁下将恢复尊者倡导的汉藏民间对话与交流活动。俗语道：智慧与友谊，才是唯一照亮世间黑夜的光明。坚持汉藏民间交流与对话，让智慧、友谊与阳光，打开与融化汉藏之间存在的心结和矛盾，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思想。
有谚语道：失去朋友如同失去力量，失去生命。一个人势单力薄，但藏汉民族、台湾人、香港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共同携手，就是强大的合力，还有国际人权组织、民主国家的支持，尽管我们面对强悍独裁的中共政府，我们将肩并肩扛起重任，必能拦住横暴的中共。
我们诚挚地祝贺边巴次仁当选新一届司政，您一定能带领流亡藏人继续奋斗，并开拓汉藏民间交流与合作的新局面！
廖天琪（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
谢志伟（台湾驻德国大使）
牧野圣修（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
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丹（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
严家祺（中国民主改革著名理论家、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
玛莉-侯芷明（Marie Holzman法国汉学家）
苏晓康（中国著名文学家、记者、作家）
席海明（内蒙古人民党主席）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
王安娜（光传媒社长、主编）
陈维健（《北京之春》网刊主编）
高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系会议澳洲负责人）
钱跃君（前欧华导报主编）
李恒青（六四学运亲历者）
陈立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王国兴（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
王进忠（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
刘伟民（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
唐元隽（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
梁友灿（民主中国阵线召集人）
潘永忠（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
2021年5月27日德国
來源：民报
作者：牧野 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
八九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外务省部分档案 PHOTO（C）NHK
美国总统拜登改变“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政策
前美国总统朗普的对华战略政策中，频繁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措辞。“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最初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沿用了这一口号及政策。该政策服务于「对华遏制战略」，旨在对抗中国。缘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体制，不断染指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地位。
拜登当选总统后，于2020年在11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韩国总统文在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谈，但是始终使用“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没有使用美国政府一向使用的“自由和开放”的外交表述。同年11月1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电话会谈中，拜登总统说“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闭口不谈“自由和开放”。撤回「自由和开放」的概念，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外交政策转变。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总统敢于摒弃特朗普政府一贯坚持的措辞，意味着否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表述，显然的意图就是以自由和民主来对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容易被中国接受，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口号相得益彰。拜登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印度、澳大利亚等对华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国家的失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被中国视为很重要的一年。如果美国转向对华绥靖政策，那么今年很可能会促使谋取国际霸权的习近平，由跃跃欲试而付诸行动。
日本外务省曾“协助”中国成为霸权大国
不仅今天的美国，历史上的日本也曾对华绥靖而招致重大外交失败。
2020年12月23日，日本外务省解密了1987年至1990年间的外交档案。这是基于「30年前的外交档案原则上应解密」的制度而公布的外交档案。档案合计有26卷，达10600多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密外交档案中包含有：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讨论应对措施的外交记录。据档案透露，日本政府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决定“从大的格局来看，孤立中国并非良策”，他们已经决定采取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政策。
以下是部分解密档案照片。
1989年6月4日当天日本外务省绝密文件的一部分
上述档案的日期是「平成元年6月4日」，即「1989年6月4日」，由此表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限期「保密」措施，并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为，是日本为迎合中国当局的利益，提前单方面制定的对策。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显示，当时日本外务省提供建议，并帮助中国准备了一份由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交的《声明草案》。中国政府的这份《声明草案》是一张A4纸，与1989年6月27日的绝密档案装订在一起，没有透露信息来源，是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阿南惟茂先生与中方讨论并征求意见后起草的。其内容如下：
（1）这一事件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一些煽动者企图颠覆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对此断然反击。
（2）对动乱中出现大量人身伤亡深表遗憾。中国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3）今后中国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同时考虑人民对民主的合理要求。
（4）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改变。中国希望继续保持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
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阿南对中方说：“如果（这些观点）得到明确表达，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可能会好转”。如此看来，日本外务省宛若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这些解密的外交档案还公开了以下一些事项。
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6月15日，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美方提出异议，反对美方批评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福伯（Robert Forber）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持续批准对华经济合作，将刺激华盛顿”。外务省亚洲局审议官 铃木胜也 对此回应道：“中国的价值观及体制与西方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有些强人所难。没必要机械地终止所有针对非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合作。”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7月14日至16日，在法国阿尔什召开了G7峰会（七大工业国组织首脑会议）。包括峰会主席国法国在内的各国都希望通过一项严厉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而日本政府则游说各国，主张谨慎措辞，避免孤立中国。
G7峰会主席国法国在7月4日峰会召开前向各国提交的政治宣言草案中，对中国政府的谴责是“野蛮地镇压、处决”，并提到欧洲四国联合对华制裁，包括暂停部长级别交流和军事合作，以及推迟世界银行的新贷款等。
对此，日本方面于同一天表达了其“避免被外界认为日本赞同对华制裁”的主张，“希望不要提及各国采取的措施，若各国家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希望尽可能模糊表述”。结果，经与各国磋商后，不仅有所克制地谴责中国，而且只字未提制裁中国，并在宣言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想孤立中国，但强烈敦促中国以合作和克制的姿态管理本国事务。”
在7月7日举行的秘书级会谈中，日方首先表示不希望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特别声明，而所有其他与会国则坚持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于是会议进入到具体讨论声明内容的进程。此外，虽然日方要求以抽象措辞来表述对华制裁，但美国坚持认为“提及具体措施是必要的”，而西德也认为“不提及具体措施的声明是没有意义的。”
在7月11日举行的日美谈判代表磋商中，作为妥协方案，日方要求增加“我们不打算孤立中国”这句话，以换取接受对华制裁的提案，但美方表示反对，说这将削弱声明的威力。
7月14日，阿尔什峰会的第一天，宇野首相在午餐会上游说峰会主席国法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宇野首相说：“应促使中国为避免自己被孤立须坚持改革。我认为如果文案采取这种敦促，或者监督的态度，那将是一件好事。”
7月15日的讨论中，宇野首相补充道：“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历史上当中国在处于弱势时，往往会有强烈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开的声明中，我们应该谨慎措辞，避免肆意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刺激其强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终发表的《宣言》，部分采纳了日本的主张，《宣言》称：“中国当局重启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政策，较之其他更应优先创造条件，尽快恢复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避免自己被世界孤立。”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的言行，宛若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
虽说是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在阿尔什G7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与西方诸国，步调一致地联合制裁中国，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发达，同样也不会成为这样强大的霸权国家。
当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是由被称为「中国学派」的亲中官僚们主导的外务省，都需要真正反思自己的历史行为。
今天反思外务省的这段历史尤为重要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就香港问题发表声明的一段历史。当时香港主权即将移交中国，撒切尔首相对香港前途表示忧虑。
关于香港主权移交问题，1984年撒切尔首相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她在1989年9月14日的晚宴上与日本驻英国大使千叶一夫提到，她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说：“我曾经和邓小平交谈过，邓小平对‘英国政府也受法律制约’表示不能理解，邓坚持认为‘如果国家需要，可以随时改变法律’。我认为今天中国问题（即天安门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思想。”
当撒切尔首相在同9月访问日本会晤中山太郎外务大臣时，她说：“据我曾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打交道的经验而言，我也未能预料到会发生天安门广场惨案，我感到非常震惊，希望不要再度发生惨案。”她还说：“香港有500万人，香港人担心，对自己的国民能做出这般事情（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中国政府，对香港人又将何所不能？”香港主权将在八年后移交中国，她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凭政治直觉，居然一语成谶，验证了30年后的香港。她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发现邓小平明显缺乏「法治」观念，邓小平的这一衣钵，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今天悲剧还在继续重演。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有，邓小平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商业代表团解释天安门事件时说：“国家主权压倒人权。”
1989年11月13日，卸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斋藤荣四郎在内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邓说：“在最近的镇压动乱（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对学生是极为宽容的，这次动乱的根源是思想混乱引起的”、“有人权和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人格和国格。人权重要？还是国主权重要？国家主权关系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国家主权压倒一切。”
蔑视人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本质，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行为，在西藏、维吾尔、内蒙古和香港等地仍在持续上演。
史籍确凿，日本外务省彼时未能调整、变革对华援助政策，结果意外打造出一个残酷迫害人权的霸权国家。
反思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反思的事情了。
日本与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合作，是日本战后外交的最大错误，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应该永远记住的历史教训。
日本外务省需要做的是，摆脱源于过去侵华历史的对华赎罪感，正视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劣迹行径，并转向重视保护人权的外交。
本文翻译自：牧野圣修，《外務省は過去の対中政策の誤りを猛省すべし-外交の誤りは国を滅ぼす》，2021年1月7日。
2016年11月16日达赖喇嘛在日本众院议员会馆演讲。达赖喇嘛(前中)，村博文先生(前右二)，牧野圣修先生(前左二)。南洲摄影
据「西藏之页」2021年5月20日报道。在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近日宣布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后，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致函祝贺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
日本前教育部长、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在致给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的贺函中表示：“我在此衷心祝贺边巴次仁先生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新一届司政。”
下村博文先生还指出：“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将与拥护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国家密切合作，为解决西藏问题而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同时，他在贺函中感谢即将离任的司政洛桑森格，在过去的十年任期里为西藏人民所做积极服务。”
日本国会前议员、日本拯救西藏网络的代表牧野圣修先生（Mr. Makino Seish）也致函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表达祝贺。他在贺函中写道：“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你担负起了总理(司政)的责任。我们日本人民将全力支持您和西藏人民。”
賀函照片轉載自網絡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英国国会议员蒂莫西·拉顿；瑞士议会议员尼古拉斯·沃尔德； 匈牙利布达佩斯布达瓦尔市副市长费伦茨-格伦采福雷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阿若亚博士；以及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2047香港监察组织召集人钱志健等通过网络参加研讨会 照片/视频截图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为纪念具有争议的《十七条协议》签署及中国残暴统治西藏七十周年，于上周五(5月21日)开始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网络研讨会。
在第一天的研讨会上，与会各界嘉宾以“中国的解放政治：从西藏和香港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主题进行讨论。会议主办方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其美仁增在致开幕词时，感谢与会人士的积极参与。
会议由驻日内瓦办事处人权事务特别顾问赤列曲吉女士(Thinlay Chukki)主持，英国国会议员蒂莫西·拉顿（ Timothy Loughton），瑞士议会议员尼古拉斯·沃尔德（Nicolas Walder)，匈牙利布达佩斯布达瓦尔市副市长费伦茨·格伦采福雷斯 (FerencGelencsér)，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阿若亚博士，以及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2047香港监察组织召集人钱志健(dward Chin)等参与讨论。
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阿若亚博士首先发言，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强迫西藏签署《十七条协议》，并违反该协议内容，影响《十七条协议》在现今失去的有效性。
阿若亚代表在他的结论中，建议真诚地研究该协议的潜力，以获得 “双方都能接受的条款和执行力 “来解决汉藏冲突，并强调《十七条协议》是确认西藏独立历史地位和中共持续非法占领西藏的重要国际文件。
由于香港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公开交流的空间受到限制，钱志健先生发表了他的证人陈述。他披露了香港抗议民众受到的安全攻击，因为他们要求北京当局按照其在签署《中英香港联合声明》时的承诺，将控制权限制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
钱志健先生还强调，自2020年6月30日的镇压以来，中国当局几乎控制了香港的所有方面，如果北京不撤退，在总共750万国民中，有近300万人可能离开香港，造成 “我们自己的流亡”，历史几乎将会重演。
接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阐述了中国在签署《十七条协议》、1997年中英香港联合声明，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书面文件后又违背这些文件内容。他重申并敦促国际社会反对中国政府只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进行对话，而在西藏、东突厥斯坦（新疆）、香港、南蒙古和台湾问题上放弃对话的政治手段。
议员蒂莫西还强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他指出在瑞士，不同政党之间对中国企业和法治的重新评估越来越受到重视。他说，中国不仅在寻求席位，而且还在改变围绕人权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国际体系的核心，最终是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在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时，他警告说，除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对中国 “表现出更多的力量”，否则等待它们的将是什么可想而知。
最后发言的是匈牙利布达佩斯布达瓦尔市副市长费伦茨·格伦采尔先生。在今年3月中国国防部长访问该市期间，副市长费伦茨-格伦采尔先生在其市政大楼上悬挂了西藏国旗，以示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副市长费伦茨·格伦采尔先生重复了瑞士议员尼古拉斯·沃尔德对中国的描述，认为中国是一个 “孤军奋战 “的国家，并批评且担心中国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会让人想起冷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的情况。
格伦采尔先生还指出，他自己的政府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上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发出呼吁，同时在国内推动反共，这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赤列曲吉女士则在会议闭幕词中指出，在胁迫下签署的《十七条协议》证明了西藏的独立历史地位。中共所谓的解放给西藏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这一历史正在香港重演。
（编译：卓玛 责编/网编：蒋扬）
来源：驻日内瓦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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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洛西与民运人士
裴洛西（左）、胡平（右）、王進忠（中）
据「NHKWORLD–JAPAN」2021年5月19日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Pelosi）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堪忧为由，呼吁各国对明年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和冬季帕奥会实行「外交抵制」，除选手团以外，希望各国领袖和政府人士不要出席。
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裴洛西于5月18日在国会听证会上，针对明年2月举办的北京冬奥和冬帕奥表示：“不能让中国若无其事地举办奥运。”
据「美国之音」2021年5月19日报道。美国国会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再升级。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公开呼吁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不要派遣官员出席比赛。两党议员同声对国际奥会喊话，称冬奥会应该转移到其它城市，否则美国应予以抵制。还有共和党人对准美国企业，认为不该为了商业利益而赞助“种族灭绝的奥运会”。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Rep.ChrisSmith，R-NJ）在会上表示，对习近平而言，奥运会从来就不是为了运动员间的体育比赛，而是为了权力。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3月5日报道。今年3月4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二百位人士发起了一场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联署活动。声援香港民主，呼吁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活动赞助者之一、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表示，相关连署声明已发送给美国国务院、众议院及白宫等相关官员。
声明的起草者为王丹、苏晓康、王军涛、胡平等四位民运人士。在美东时间3月4日上午9时至下午9时之间，共有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188名各界人士在声明下签名。该声明指出，鉴于中共政权在香港、新疆及大陆所推行的多种暴政，及其对台湾自由民主体制的持续威胁，中共政权“已经具备法西斯政权的性质，不配主办奥运会这样重大的国际体育活动”。因此，该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在中共政权未能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停止上述各项迫害人权的行为之前，共同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撰稿人：「東京自由民主人權之聲」編輯部 董鵬
第一排从左到右：王军涛、于金山、陈破空；第二排从左至右：胡平、王丹、董鹏。（会议视频截图）
据「美国之音」2021年3月30日报道。有“国共历史见证人”之称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3月28日在纽约逝世。司马璐于1919年出生，享年102岁。司马璐，原名马义，中国江苏海安人。他早年投身共产革命，1937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馆长，20岁当《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
另据「大纪元」5月18日报道，中华学人联谊会在5月17日司马璐先生七七忌日这天举办在线追思会，追忆司马先生的音容笑貌，缅怀司马先生的事迹功业。司马璐先生的生前好友、海外侨学界、民运界约30人出席，包括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王丹、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民运理论家胡平、电视片《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中文独立笔会会长裴毅然、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唐元隽、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董鹏、资深媒体人曾慧燕、美军牧师熊焱等出席，会议由前中华学人联谊会执行长陈破空主持。
2021年5月17日，是西藏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格敦确吉尼玛遭中国政府强行劫持失踪第26周年的纪念日。作为藏人行政中央寻求全球支持释放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而开展游说活动的一部分，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西藏之家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办有关第十一世禅喇嘛失踪问题的座谈会以及日文版《失窃的西藏小孩》新书发布会。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指出：“今天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要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西藏人民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26年前被中共政府绑架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他表示：“持无神论的中共政权对转世制度一无所知，却安插了它的傀儡坚参诺布，并强迫藏人敬仰他，但是藏人对中国政府认证的假班禅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并要求：中国政府透露有关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和他的家人，以及他的老师恰扎仁波切的下落。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干涉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支持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告诉中国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和对基本价值的侵犯是错误的。
东京大学平野聪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第十一班禅喇嘛失踪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26年多来侵犯人权的方式，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班禅喇嘛的悲惨遭遇。他指出：“中国政府声称其对西藏的主权是基于清朝时期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择西藏的转世喇嘛，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西藏人民从未使用过这种方法来认证转世喇嘛”。并强调：由藏人自己寻找和选择转世喇嘛才符合历史定制，中国利用民族主义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文明，他们没有任何合法性来干预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并补充说：“中国必须释放真正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将选择转世的权利还给藏传佛教信众。”
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会中国组担当北井大辅先生在新书发布会座谈会上，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及其家人的下落，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不受限制和骚扰地生活。他还强调，除非有独立的调查和证据，否则国际社会不会相信中国政府关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下落的任何说法。
北井大辅先生还谈到中国在西藏的人权问题上缺乏责任感，同时对外国人进入西藏的限制越来越多，特别是对记者、学者和维权人士的限制，使得调查和记录西藏的人权状况变得极为困难，并对此深表关切。他还对中国政府通过推动所谓的合作而不是问责来扭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任务表示严重关切，并反对对世界各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审查的倡议。他指出，大赦国际加入了全球公民社会团体联盟，呼吁紧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机制来调查和处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强调一个试图凌驾于任何形式的审查之上的国家对人权构成的根本威胁。大赦国际将继续关注西藏和中国的局势，敦促联合国的问责制来保护人权。
日本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下村博文先生发表的声明，由日本藏人协会执行委员噶玛女士(Fudetani Karma)宣读。
下村博文先生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绑架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并在过去26年中一直秘密关押，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对人道主义的严重威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还谴责中共对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特性的破坏政策，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尽快公布班禅喇嘛的下落，并听从国际社会的呼要求立即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并指出：“中共既无权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也无权选择班禅喇嘛。除了西藏人民，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拥有这种权利。西藏人民基于他们的传统，有权选择他们的宗教领袖和宗教信仰，不应受到任何国家的干涉。国际社会应坚决尊重和捍卫这一权利。” 该书发表了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
《失窃的西藏小孩》封面
《失窃的西藏小孩》资料照片
关于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失窃的西藏小孩》新书发布会现场 アリヤ・ツェワン・ギャルポ 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 日本・東アジア代表（右）；平野聡 東京大学大学院 教授(中)；北井大輔 アムネスティ・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日本 中国担当(左)
アリヤ・ツェワン・ギャルポ 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 日本・東アジア代表（博士）
《失窃的西藏小孩》新书发布会现场
《失窃的西藏小孩》资料照片
《失窃的西藏小孩》资料照片
《失窃的西藏小孩》资料照片
藏人行政中央噶厦就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26周年之声明
在2021年4月24日，全世界的藏人、佛教徒和支持西藏人士纪念了藏传佛教第二大精神领袖，具乐无量光佛的幻化之身——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法号旦增根敦益悉赤列鹏措贝桑布之三十二周岁的华诞日。然而，今天，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纪念他被中国政府绑架26周年的日子。这一悲痛且庄严的时刻在提醒我们，班禅喇嘛和西藏人民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26年来，班禅仁波切一直被中国政府绑架，并让他与世界和西藏人民隔绝。任何有关他下落的可行信息都被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机密加以限制，中国政府继续有持无恐地绑架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因此，当务之急。作为根敦确吉尼玛的同胞和追随者，我们必须记住并反对一个视宗教为鸦片或毒药的政权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并向国际社会介绍自1995年以来班禅喇嘛被迫失踪的事件。因此，今天，藏人行政中央将推出一本名为《失窃的西藏小孩》的书籍。希望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能够获得自由，并希望全世界的流亡藏人社区为他们的福祉所做的努力和祈祷将得到回应。
1995年5月14日，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六岁之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转世传统，确认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这是西藏人民和全世界佛教徒热切期盼的一个喜讯。然而，在三天后的5月17日，中共政府劫持了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及其家人，以及西藏扎西伦布寺前主持、第十世班禅喇嘛寻访领导小组负责人恰扎仁波切。从此他们人间蒸发，失踪至今长达二十六年。而中国当局的不人道行为使时年仅六岁的班禅喇嘛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尤其是六百万西藏人民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有机会拜见他并聆听他的教导。但遗憾的是，这个希望至今仍未实现。
中共政府自称是一个持无神论、视宗教为鸦片或毒药的政权，由他们插手转世认证本身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中国政府只考虑政治需求，完全忘记了自己视宗教为毒药的基本立场，任命坚参诺布者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并强令人民视其为班禅喇嘛转世，虽也能迫使藏人不得不虚应敷衍，但却无法改变人心所向的视根敦确吉尼玛为班禅之真正转世的意志。此外，中国当局在2017年通过并实施 “第5号令”，公然干涉西藏人民延续数百年来的宗教传统，此举违反了相关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之规定。
几十年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条约机构，包括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儿童权利委员会（UNCRC）和禁止酷刑委员会（CAT），都一再呼吁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自1995年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以来，作为对正义的声援，几十年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各条约机构，包括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儿童权利委员会（UNCRC）和禁止酷刑委员会（CAT），都一再呼吁释中国政府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上述联合国机构向中国政府询问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和安危，但他们从未收到任何有意义的、可核实的信息。
在2020年6月，五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向中国政府发出联合信函，要求中国政府 “迅速提供有关根敦确吉尼玛的命运和下落的详细信息”。此外，他们要求中国政府解释，根据国际人权法，中国政府颁布的“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如何符合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保护”。
另外，美国、欧洲议会、英国、加拿大等多国政府和议会、国际组织和支持西藏团体多年来一再提出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的问题，并通过发表声明、制定决议、撰写报告等方式不断地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以及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一个独立机构访问并核实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健康状况等的请求，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任何明确的回覆。
尽管做出了这些共同的努力，但中国政府仍大谈其编织的谎言。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强迫失踪，不仅是对班禅喇嘛，也是对所有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和践踏。此外，这也凸显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形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在2021年4月21日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证实了西藏宗教自由状况的恶化问题。
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也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新成员，但却继续违反联合国的法律、宗旨和创始价值。如果中国政府的空洞说法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那么必须通过其官方媒体等渠道提供有关班禅喇嘛及其家人和恰札仁波切等生存现状的照片或录影等可核实的证据，以正视听。并且允许一个独立的机构访问并核实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健康状况。
尽管我们在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寻求正义和自由，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铭记和缅怀第十世班禅喇嘛的丰功伟业。我们在此简要回顾其功业：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59年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席以后的三年间，西藏境内出现了旷古未有的饥饿与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形，西藏寺院传统的教育文化等传承也面临荡然无存的危机，值此危难之秋，班禅喇嘛以建议中国政府改正其在西藏之错误政策的形式，用藏文书写报告，并翻译成中文后于1962年5月18日递交给了中国总理周恩来。这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书》。
最初，(班禅喇嘛)虽然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宣称的改革保有很大的期待，但最后即使对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西元1962年底开始，一些重要的会议已经禁止班禅喇嘛参加，并遭受到西藏或中国之所谓积极分子骇人听闻的批斗与侮辱，经历了极为屈辱痛苦的遭遇。后来也从最初软禁在北京家中变成了直接的囚禁，西元1968年2月到1977年10月为止，班禅喇嘛在牢狱中渡过了九年八个月痛苦黑暗的生涯。
正如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所述“我已立下誓言，作为勤劳勇敢之藏族的子孙，我绝不让任何有辱其名誉的痕迹遗留在我的历史上。” 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出狱后的班禅喇嘛完全实践了他的誓言，一如既往、忠贞不移地从事了大量利众的事业，尤其是西藏各校开设藏文课程等影响深远的伟大成就。
第十世班禅喇嘛在举行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喇嘛灵骨合葬的扎什南杰陵开光仪式期间，于西元1989年1月23日与出席开光仪式的中国高、中级官员共同举行座谈会时，班禅喇嘛公开指出：“ 就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与所获得的成就之间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我们遭受的损失更大，我们得到的价值并没有如我们遭受的损失那么大。”
次(24)日，在与出席开光仪式之西藏各地宗教人士和官员举行的座谈会以上，班禅喇嘛不仅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指出要彻底批判文革。四天后的1989年1月28日，班禅喇嘛就突然离奇圆寂，中国政府对此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调查，就宣布班禅喇嘛因心脏病发而圆寂。我们当然根本无法相信班禅喇嘛的圆寂是自然死亡。
在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六年后，中国政府绑架了年幼的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并任命坚参诺布者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虽然根敦确吉尼玛已经失踪了26年之久，但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班禅喇嘛及其家人、恰札仁波切和其他被关押的西藏政治犯。我们还敦促中国尊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宗教自由，允许他继承第十世班禅喇嘛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呼吁中国政府： “立即公布受藏人爱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并给我们这个机会亲自与班禅喇嘛进行会面”。
借此机会，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基于自由和正义原则，一直真诚地帮助西藏的政府、议会、国际人权组织或个人，感谢他们为寻求根敦确吉尼玛的正义和自由所给予的支持和努力。我们也强烈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争取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及恰扎仁波切和其他藏人政治犯们获得释放。并解决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
最后，我们祈愿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能够早日返回日喀则的扎西伦布寺，继续延续历代班禅喇嘛传承西藏宗教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字的伟大事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仁波切早日见面，祈愿境内外所有西藏人民幸福安乐之日能够早日降临！
藏人行政中央噶厦
202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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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声明由西藏之页编辑组根据英文翻译，如有出入请以原文为准）
发布会现场，参看「東京自由民主人權」Youtube頻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与本刊主编 王进忠(右)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与本刊副主编 董鹏(中)
即将到来的5月17日，是西藏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格敦确吉尼玛遭中国政府强行劫持失踪第26周年的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通过网络举办《失窃的西藏小孩》新书发布会。活动将于印度时间下午7点开始，并将在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脸书页面进行直播。
1995年5月14日，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公开承认时年六岁的根敦确吉尼玛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三天后，根敦确吉尼玛和他的家人遭当局秘密劫持，而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负责人恰扎仁波切，以及多名参与寻找班禅喇嘛的藏人遭中国政府逮捕后相续判刑。从此以后根敦确吉尼玛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在过去的26年里，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要求释放他和他的家人的呼吁充耳不闻。相反，中共当局持续绑架根敦确吉尼玛，并将他与世界和西藏人民隔离开来。
在5月17日的活动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BJP）、前乌塔拉·坎纳达（Uttara Kannada）选区的前联邦国务大臣安纳特·库马尔·黑格先生，以及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扎西伦布寺住持熹嘉仁波切（Zeekgyab Rinpoche）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的珠登吉（Dukthen Kyi）将主持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原计划与南印度扎西伦布寺合作，在该寺院举行。不幸的是，由于印度正值第二波新冠疫情高峰期，以及印度政府为遏制疫情而实施的封锁规定，该活动不得不以网络视讯的方式进行纪念。
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司政洛桑森格将推出名为《失窃的西藏小孩》的新书。以此期望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他的家人在未来获得自由，并希望全世界的流亡藏人社区为他们的福祉所做的努力和祈祷将得到回应。
（记者/编辑：蒋扬）
来源：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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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香港支聯會臉書
轉載自香港支聯會臉書
「六四」31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整個世界陷入新冠病毒的疫情中，在各國各地朋友的共同推動下，計畫6月3日舉行全球聯網「六四」31周年紀念會議， 主題是：後疫情時代，中國將走向何方？圖／取自維基百科
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では六四・天安門事件から30周年を迎える2019年6月1日、明治大学において下記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いたしまた。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
「六四・天安門事件を考える」
日時：2019年6月1日（土） 10：00～17：00
《登壇者略歴》
Andrew J. Nathan（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
194３年、米国生まれ。コロンビア大学政治学部教授。専門分野は、中国政治、外交、人権、および政治文化。ハーバード大学にて歴史学（B.A）、東アジア研究（M.A）、および政治学（Ph.D.）を修める。1971年以来、コロンビア大学で教え、同東アジア研究所所長（1991－1995）、同政治学部長（2003－2006年）を経て、現在、同大学人権研究センター運営委員会委員長。主な著作として、The Tiananmen Papers（邦訳：張良編、A.J.ネイサン監修『天安門文書』文藝春秋社） (2001)、Negotiat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Beyond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2001),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2008) with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second edition (2009) with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等.
王丹（おう・たん）
1969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人権活動家、歴史学者。1989年の天安門事件では、ノーベル賞の劉暁波の弟子であったウーアルカイシや柴玲とともに、学生最高指導者としてその名は世界に知られる。国立清華大学（台湾）客員助理教授。ハーバード大学博士。
胡平（こ・へい）
1947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現在米国ニューヨーク在住、《北京の春》栄誉編集主幹。独立中文ペンクラブ栄誉理事。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部大学院入学。西方哲学史を専攻し、哲学で修士号取得。北京出版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勤務を経て、1987年、ハーバード大学博士課程入学。中国民主団結連盟主席、『中国の春』、『北京の春』雑誌編集主幹などを歴任。
張博樹(ちょう・はくじゅ)
1955年中国北京市生ま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課程修了。哲学博士。2010年ま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現在コロンビア大学客員教授。政治学(中国政治)。主著に『中国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香港・農鐘書局)、『改変中国——1969年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邦訳『新全体主義の思想史:コロンビア大学現代中国講義』白水社、2019年）』(香港・遡源書店)等。
矢吹晋(やぶき・すすむ)
1938年生まれ。1962年東京大学経済学部卒。東洋経済新報社記者、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研究員、横浜市立大学教授を経て、横浜市大名誉教授。21世紀中国総研ディレクター、朝河貫一顕彰協会代表理事。主な著作として、『沖縄のナワを解く』情況出版)、『習近平の夢』(花伝社)、『南シナ海領土紛争と日本』(同)、『対米従属の原点ペリーの白旗』(同)、等。
主催：明治大学現代中国研究所
六四30周年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ます | 明治大学 (meiji.a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