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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发出 征集“六四”文物的启事

关于征集 “六四”文物的启事

 2022年1月10日,我们正式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的活动。为了让纪念馆早日建成,为了让纪念馆更能发挥我们所期待的功能,为了给历史留下翔实丰富的记忆,为了告慰那些为民主付出代价的人们,我们在此,公开向外界征集“六四”文物。

 “六四”文物,是指所有和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有关的纪念物,包括移动和不可移动物。“六四”纪念馆主要收藏和展示可移动文物,如旗帜、标语、袖章、血书、照片、书籍、文章、磁带、参与者的武器、衣物、交通工具、影音设备等等。“六四”纪念馆文物的编目,除记载文物本身的客观物理性状(如材料、尺寸、重量、颜色等)、作为财产登记明细外,还将着重记载文物的附加信息,如该文物何时何地在“六四”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价值、意义,何时以什么方式入藏本馆,突出目录的数据性,以备查考。

 总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的建成和发挥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征集到的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将不仅仅是一座纪念馆,也将是文物整理收集,以及对作为历史事件的“六四”进行研究的平台和基地。因此,我们呼吁手中拥有上述文物的朋友,通过包括捐赠,出借等方式,把你的收藏通过我们的展览公之于众,让历史清晰细致地呈现出来。

 无论您是要捐赠,还是出借,我们已经通过法律顾问准备好了各种法律文件。请有意捐赠或出借文物的朋友发信到198964mm@gmail.com,我们有义工专门与您接洽具体事宜。

 

“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小组

                               2022.2.8.

 

天安门事件题材舞台剧《5月35日》将在东京上演

Pカンパニー 第35回公演「5月35日」チラシ

 以中国学生民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的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一个舞台剧《5月35日》继在香港上演后,将于2022年春天在东京上演。

 该剧由:竹下景子、林次樹、小谷俊輔、松永拓野、内田龍磨、山田健康等出演。

 1989年6月4日,对于聚集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处、要求实现民主的学生和民众,军方开枪射击等,进行武力镇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就是天安门事件。香港的编剧以这次事件为主题创作了舞台剧《5月35日》,于2019年在香港上演。在日本相关人士的斡旋下,该剧将于2022年4月在东京上演。

 舞台剧《5月35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儿子的一对老夫妇打算结束长达约30年的逃避,首次直面儿子离世的事实。

 在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法律自2020年起实施,当局对与事件相关的活动加大了打压力度,此前每年都会举行天安门事件死难者追悼集会的市民团体被逼入解散的境地。

 该舞台剧预定自4月20日起,在东京都丰岛区的东京艺术剧场上演。

王丹等五十余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六四纪念馆”

 

美东时间1月10日(周一)上午9:00,王丹等人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外界说明在纽约建立六四纪念馆的计划。新闻发布会后10:00,王丹在Youtube“王丹学堂” 进行了直播说明。

自去年香港的六四纪念馆闭馆后,五十余名民运人士联合发起筹建新的“六四纪念馆”。

 

 

                   —关于筹建“六四纪念馆”的倡议书

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沉重黑暗而悲壮的一天。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中国民众,只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是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一些,就在首都的大街上,被中共当局派出的正规军,以小型常规战争的规模血腥镇压。中国,曾经有机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而那一天,子弹和鲜血阻断了希望,民主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是历史的伤痕,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深的痛。

   我们认为,不管你如何看待和评价那段历史,每一个国民,至少都应当有权利了解那段历史。而三十二年以来,中共非但不去处理这样的伤痛,反而一直在试图抹杀历史,让伤痛不仅无从得以减轻,反而更加深深地掩埋起来。前不久,他们强行关闭了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他们要求所有有关“六四”的书籍在香港的图书馆下架,他们把那些勇敢地站出来纪念“六四”的人逮捕判刑。毫无疑问,中共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试图让那一段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人遗忘。

  我们认为,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被墨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因此,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酝酿,今天,我们正式向外界提出倡议:

既然中共当局用强行关闭香港的“六四纪念馆”的方式,试图让血写的历史在时间流逝中被淡忘,我们的使命,就是在海外重建“六四纪念馆”,让我们能够坚守历史记忆,不要忘记那些为追求民主付出生命代价的人。这不仅是对抗极权行为,更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经过不同方案的反复权衡,我们倡议:在纽约这个人群流动最频繁的国际大都市,择地建立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

我们倡议:所有希望坚守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能够共同参与这个历史工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尽所能,共襄盛举。

关于在纽约筹建“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的计划,我们说明如下:

一.我们这些倡议人,已经组成“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并组成了具体执行筹建工作的工作小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已经注册成立。未来,我们将以这个委员会作为工作平台,全力推进纪念馆的筹建工作,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的加入。

二.我们目前的计划,是分三阶段推进“六四”纪念馆的建立:首先,我们已经得到美国在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正在全力筹备,争取今年在华盛顿的一家博物馆,举办一个“六四”特展,作为筹建纪念馆的先声;其次,我们希望募集50万美元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就在纽约以租用的方式择地正式开办“六四大屠杀纪念馆”;最后,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募集到150-200万美元的资金,一旦资金到位,我们将在纽约购买场地,让“六四大屠杀纪念馆”能够永久存在。

三.今天,我们这些倡议人,恳切呼吁所有当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所有希望守护“六四”历史记忆的朋友;所有期待中国能够向民主政治转型的人士,能够慷慨解囊,捐款支持我们的计划,支持海外第一家“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有意愿捐款的朋友,目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支持我们:

1)虚拟货币:http://tinyurl.com/ycx7h27t

2)Paypal:http://tinyurl.com/2p8ppv56

3)Zelle:  198964mm@gmail.com

4)銀行匯款:

Name: June 4th Massacre Memorial Association;

No: 6868776994;

Routing No: 021000089

address: 100 Citibank Dr. / San Antonio, TX 78245

5) 你可以寄支票到以下地址: Dan Wang  / 6900 Wisconsin Ave. / # 30563 / Bethesda, MD 20824

四.我们作为倡议人和筹备委员会成员,愿意在捐款方面从自己做起。现公布内部第一批捐款名单如下:

1-999美元:严家其,王军涛,苏晓康,胡平王艾夫妇,郑义,王超华,李恒青,杨子立,孙立勇,宁先华,欧阳若宇,陈立群,罗明珠,宋书元,易改,陈闯创;李伟,马小冉,曾慧燕;张宇健,康正果,刘念春储海兰夫妇,许戴维,李厚生,魏泉宝,周健,唐元隽,曲亦歌,赵昕,黄巍;孔天乐

1000-2999美元:于大海,林培瑞(代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吕京花,陈破空,李林,王安娜,关尧;金岩,王润之,郭晓潼;赵常青,高健,金和辉

3000-9999美元:王丹,吾尔开希,张伯笠,周锋锁,沈彤,郑旭光,傅希秋,黄慈萍(代表魏京生基金会),郑存柱,张菁,北伐战士,新西兰一位网友,袁宇峰王靖安夫妇,Calvin

总数额:74724.64美元。(另,特别鸣谢李进进律师自费支付机构申请等法律业务费用3000美元)

五.我们在此宣示,将用最透明,最公开的方式接受外界的捐款,接受外界对捐款的监督,让每一分钱的捐款都直接用到“六四纪念馆“ 的筹备工作上。为建立公信力,我们将每季度向外界公布银行账单首页所列之收入,以及该季度各类项目支出,让外界可以监督我们的捐款使用状况。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不会有未来;当年那些奉献出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的国人,不应当被我们忘记。而守护记忆,就是对抗极权的重要方式。在此,我们呼吁外界共襄盛举,把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建立起来,维持下去。此为“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工作第一号公告,未来筹备工作的进展,我们会继续通过公告方式向外界报告。

谢谢。

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成员暨倡议人(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大海,于金山(顾问),王丹(召集人),王天成,王安娜,王军涛,王进忠,王超华,白夏(顾问),李林,李伟,李恒青,李进进,李兰菊,吕京花,沈彤,宋书元,余厚强,吾尔开希,吴建民,林培瑞(顾问),周建,周锋锁,金岩,金和辉,易改,胡平,孙立勇,高健,高光俊,陈立群,陈光诚(顾问),陈破空,陈闯创,唐元隽,康正果,张伯笠,张菁,傅希秋,黄慈萍,程真,杨子立,杨锦霞,赵昕,赵常青,魏京生(顾问),魏泉宝,郑存柱,郑旭光,郑义,廖亦武,刘念春,熊焱,宁先华,关尧,苏雨桐,苏晓康,严家祺,Joe Meng

联络电邮:198964mn@gmail.com

2022年1月10日

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王丹母亲去世, 至亲离世却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北京时间12月28日,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王丹在脸书讣告母丧,母亲王凌云去世,享年86岁。王丹他写下1686个字的长文悼念母亲,回忆自己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捕,母亲也因此遭关押50多天,导致她小腿萎缩、几近残废,母亲为他付出巨大代价。

为了纪念母亲,王丹将拿出10万美元以母之名设立「王凌云人道救助基金」,将救助苦难政治犯家属。也宣告按照习俗,为母亲守丧七天,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

王凌云在2019年曾接受香港媒体访问,当时她透露,自己最大的心愿,是王丹能够回到北京家中,陪伴在她身边。 王凌云说:我们现在都八十多岁,我说我也没有别的甚么要求,我只要求我儿子,能够到北京进我这个家门,叫我一声妈,你说这过份吗?我也做好思想准备了,也有可能我有生之年,他回不来。 一语成谶,王凌云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而王丹也不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身处美国的王丹,因为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允许回国。王丹在讣告中直指,「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

以下为王丹哀悼母亲脸书全文:

致亲朋好友的讣告:

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这个世界上我最敬爱的人,我的母亲王凌云,因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8日在医院去世,享年86岁。

我心碎之余的唯一一点安慰,就是事发太突然,她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在昏迷中离开人世,走得算是安详。但剩下我,面对将伴我一生的痛苦,悲伤,永久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我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四十余年直到退休,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方面研究甚深,著述颇丰。如果没有我,她的一生会非常顺遂平和。然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我被通缉,被捕之后没几天,中共当局丧心病狂地大搞株连,将我母亲抓去关押五十多天,导致她小腿肌肉萎缩,几乎残废。对这样的暴行,当局至今没有给出一个关押的理由。在这之后,我两次入狱,她为营救我和保护我,强忍内心的悲伤,勇敢地向当局抗议,向全世界呼吁,面对官方的巨大压力从未屈服畏缩,曾当面拍桌痛斥中共高级官员。她是我心目中最伟大而坚强的母亲。

我前后两次入狱的六年半的岁月中,她和我父亲等家人每个月到监狱探视,从没有中止过。一度传言要把我送去新疆劳改,我母亲告诉公安局的人:“不管你们把我儿子关多远,我每个月爬也要爬去看他。”1991年的冬天,我被从秦城监狱带到北京市看守所,与我母亲在“六四”后第一次见面。当时她为了怕我担心,没有告诉我自己曾经坐牢而且患有腿疾。见面结束,我坐在囚车中,远远地看见我母亲拖着一条腿,在寒风中蹒跚而行,曾经发誓入狱后不落泪的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眼泪。可以说,没有我母亲和家人的这种支持,我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漫长的牢狱生涯。但另一方面,为了我,我母亲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母亲为我背负这样的重担,我是全天下最不孝的儿子。我多想她能够一直健康地活着,让我尽可能地有所补救。现在,这个心愿已经无法完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之痛,莫此为甚。

我被流放到美国之后,虽然几乎每年都安排父母到国外与我团聚一段时间,多少弥补一些亏欠的亲情;但当局把我列入黑名单,不允许我回国,导致白发人要不远万里探视黑发人。记得有一次我陪父母到旧金山旅行,我要订一个比较好的饭店给他们。我父亲嫌太贵,我母亲淡淡地说:“让他订吧,花钱给我们,还能有多少次呢?”现在想起这句话,怎么能不泪如泉涌。到了晚年,我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够回到北京家中,陪伴在她身边,但最终,她没能等到这一天;最终,我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

我一生目前只有两次,曾经有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思考的体验:一次是1989年6月4日,一次就是是2021年12月27日。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之沉重,非言语可以表述,非他人可以想象。母亲走了,我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就此坍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永远缺少了一角。

但请各位放心,我不会让悲伤压倒我,我会努力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母亲在天之灵对我最大的期待。我们母子经历过牢狱,流亡,经历过亲情的阻隔。我母亲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一个字,她也始终坚定地支持我的理想。因为我们有共识:在这个邪恶政权统治中国的时代,我们的苦难,是坚持信念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相信,我母亲会在天上继续看着我,继续关心着我。她走了,我唯有继续前行,才能告慰她在天之灵。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规劝我不要喝酒,说喝酒伤身,但我一直没有严格遵奉。现在她不在了,我在此宣布:从此一生,我将滴酒不沾,作为对她的纪念。希望可以让我母亲在天上安心,也算是一个儿子的迟到的孝顺。

此外,母亲的后半生,注定了政治犯家属的身分,但她引以为荣;每每看到又有政治犯家属奔走于为家人呼吁之途,她也总是希望我能多帮助他们一些。为了完成母亲的嘱托,我将拿出我大半的积蓄,以十万美元设立“王凌云人道救助基金”,用于救助其他经历过我母亲这样的苦难的政治犯家属。这个基金将不接受任何外来捐款,纯粹是我作为儿子,帮母亲完成她的心愿。

最后,我想对我母亲说:妈,你一路好走,在天上等我。我们母子一定会有相聚的一天。那时候,让我再从头开始,什么都不做,只做你的儿子。

王丹 泣告

王丹母亲王凌云病逝。转载自脸书「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六四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重大变化(胡平:20110602)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另外,六四之后的国企改革一下造成3,4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失业。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六四之前,必然会激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当时没有大规模下岗,仅仅有点涨价,有点什么问题,都会导致89民运的爆发,要是一下子有几千万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失业,那些人岂肯善罢甘休?当然会走上街头。而权贵私有化在中国居然就这么一路走过来,而且越到后来发展的规模越大。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日本政界检讨当年日政府疑似助纣为虐——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实录(21210608)

日本政界检讨当年日政府疑似助纣为虐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实录
文/田牧整理(德国) 2021-06-08 17:30

2021年6月5日,日本人权财团举办了日本东京纪念89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会议由日本人权活动家,日本人权财团理事北井大辅主持。 左起:北井大辅、牧野圣修、王进忠。 图/田牧提供

 

「八九•六四」,不仅是中国人的惨案和噩梦,也是人类世界着名的血案和悲剧。每年的这一天,世界民主国家通过不同方式祭奠「八九•六四」事件。2021年6月5日,日本人权财团也举办了「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会议由日本人权活动家,日本人权财团理事北井大辅主持。会议邀请了美国的八九学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中国民运着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澳大利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等嘉宾演讲。

32年以来,北井大辅积极筹办和参与歷年来日本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一系列活动,参与香港、维吾尔、西藏、南蒙古、法轮功等人权及难民的后援工作。自2006年以来,他积极参与了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歷次会议,2009年参与并成为争取「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动的中坚人物。

牧野圣修:档案解密六四事件后日政府助纣为虐

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前法务副大臣、日本前经济产业副大臣牧野圣修作了主旨演讲,他首先对参加会议人员的表示感谢。

他表示:最近几日,全世界各地,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 目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很严峻,在香港和澳门,已经不允许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了。 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30多年前的外交档案显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联手,为了日中经济发展和日中友好关系,放弃了支持中国民主化,实际上是日本暗中帮助中国共产党。 我看完解密文件之后,现在回顾历史,感到非常羞愧。

中国国内,维吾尔、西藏、南蒙古、香港和台湾的许多人都在遭受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人权压迫。 因此,今后日本必须更加认真地负起责任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 我作为一名日本的政治家,在此呼吁全世界有信仰的各位,团结一致,共同组建一个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包围圈,用新的理念及新的运作方法,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与中国共产党作斗争。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大崎雄二。 图/田牧提供

大崎雄二:回顾「六四」天安门广场所见所闻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大崎雄二做主题演讲,当年他是日本NHK电视台的北京特派员,作为最后两名NHK在场记者,六四天天安门事件时,他曾与学生一起撤出广场,见证了这段历史。 他曾实时采访过王丹,1989年6月3日最后一次见到王丹,今天通过视频再次见到了王丹先生。

大崎雄二在演讲中详细介绍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件,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王丹:民主国家要组团抗拒专制独裁中国

王丹演讲指出: 2020年12月,日本的外务省公布了一份外交档案。 这份档案披露了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绥靖政策,包括反对制裁、包括推动解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等等。 作为当年的「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他感到非常地震惊和十分地遗憾。

王丹表示: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绥靖政策,尚且有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还延续这样的绥靖政策,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抱有一定的幻想,那就是不可思议,不可原谅的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跟80年代、甚至跟「六四」之后的1990年代的江泽民时期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中国,注定会走向扩张的道路,而且这个扩张不可能是和平的扩张。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发展,其实主要靠两根支柱,一根叫做「经济增长」,另一根叫做「民族主义」。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步下滑,就得依靠唯一剩下的民族主义支柱来支撑了。 这就是中国现在开始向全世界挑衅、进行战狼外交的根本原因。

日本是世界大国,如果只把关心的重点放在经济上面,而不重视民主、多元、人权这样的价值观,不重视这些理念的话,这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王丹向日本政府喊话:日本应「强化民主国家形象,加强对台湾这个东亚民主灯塔的保护,加强跟印度、包括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对话,希望日本能够成为维护整个东亚民主的领头的力量,这才是日本该有的一个形象。 」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 图/田牧提供

胡平:中国模式本质就是少数人占据人民公共资产

胡平演讲道:「六四」32周年,似乎已经很遥远,似乎与今天的世界已不相干了。 事实恰好相反,六四和今天很贴近,六四屠杀的恶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彰显。

「六四」被血腥镇压后,中国民主转型被拦腰中断,世界上出现了名叫「中国模式」的怪胎,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制事实。 使得崛起的中共政权对普世价值更蔑视、更敌视,并进而对世界和平更具威胁性。

他指出:「六四」后,中国民意遭到严厉打压,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地权贵私有化。 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胡平揭露道: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了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 现在,它欲以改革的名义把属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产。 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改革的名义分赃。 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7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没有比这个更无耻、更恶劣的事情了。

胡平希望:世界应了解和认识中国模式的本质,大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和中国人民一道早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

中国民运著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 图/田牧提供

廖天琪:中日两国人民的恩怨心结尚未解开

廖天琪指出:日本外务省去年的解密外交文档,让人们看到中日两国政府可以踩过人民尸体,罔顾正义和真相,直接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交易。 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六四后鼓动中国人「往前(钱)看」的策略是成功的。 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用金钱贿赂、威逼其他国家的政客,以达到它称霸世界的目的。 日本是紧邻,现在它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难道不是当年贵国跟屠城政府秘密签约,对六四悲剧闭目不视,只顾利益的后果吗?

中日两国近代的关系是令人心痛的。 日本的现代化远远早于满清政府,但是现代化也催生了日本军国主义,中日之间的战争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跟二战同时告终,台湾也曾在日本殖民地统治下渡过了50年。 为此,两国人民之间的恩怨和心结始终解不开,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日本战后的政府夹在大陆中共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之间,左右为难;二,日本对自己以往的侵略性历史也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这就给中共政权提供了口实,经常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反日。

当然,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很早就接受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文明,这对当时落后的清王朝有着很大的冲击。 有志青年纷纷到日本留学,通过日本,接触到欧美的进步思想。 辛亥革命没有日本的影响不会那么快成功。

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大量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特别是六四屠杀之后,很多人来到日本,他们在这个文化相近、气质相似的国家能够安居乐业,受到日本社会的友善接纳,令人感激。 日侨们在沟通两国文化,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方面做出了贡献。

日本民间对于中共的暴政看得很清楚,有恶邻如此,怎么能不心惊? 日本的民主人士,像牧野圣修这样有远见和正义感的政治家,多年来一直支持中国的海外民运,日本民间也有很强的一股正义力量,他们始终站在道德的高度,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 我藉今日纪念六四的机会,向日本的友人同道致敬、致谢。 我们携手并进,让自由民主和人权成为亚洲和世界的主旋律。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 图/田牧提供

钟锦江:坚持抗争是我们海外民运唯一的道路

钟锦江表示:中国民联作为海外的第一个民运组织,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和同道、同仁一起战斗在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前线。 在六四期间,中国民联也发挥过积极地作用。 「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32年来,我们每年六四都和同道一起组织纪念活动。 首先,我们要怀缅怀先烈;第二点,通过纪念活动,表达我们反抗专制的决心。 还有,就是每年纪念六四,也能激励我们坚持战斗下去。

「六四」之后,中国并未像我们预计的那么快地走向自由民主,这里面有中国自己的原因,也有国际上对中共存有一丝幻想,西方的新绥靖政策助长了中共后面的崛起。

今天我们民运以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抵抗中共。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来,加上现在的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只要我们坚持下来,就能够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澳大利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 图/田牧提供

潘永忠:中国民运事业需要国际友谊与侠气

首先感谢牧野圣修先生的邀请! 也问候一直坚持中国民运工作的日本朋友:王进忠、北井大辅等。 我与牧野圣修相遇相识相知,一晃已十五、六年了,交织主题是中国民运。 借此机会,说两点:

一、有牧野圣修先生,是中国民运的幸事。

2006年的柏林会议,我们为了共同促进与推动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而走到一起,携手建立了「民主论坛」。 牧野先生以他政治家的国际影响力,被推选为民主论坛董事会副主席,15年来我们始终在一起。 我们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足迹,留在了布鲁塞尔的欧盟大厦、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理事会,遍布在东京、美国、多伦多、瑞典、台湾等地。 尽管中国的民主之路坎坷而艰难,但我深信,只要我们与天下民主朋友共同坚持、坚守,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定会成功!

二、中国民运需要国际朋友,凭借的是理念、友情和义气。

民运事业讲究「投入产出」,但民运人投入的是坚定的信念,真诚的友情,刚正之气。 我知道日本人也讲六分侠气、三分热忱的择友之道。 我们有共同的理念、热情和侠气,所以走到一起来了,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牧野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民主事业的老师,更是国际民主运动共同体的朋友。

在推动与促进中国宪政民主的征程上,我们需要得到普天之下民主朋友的支持,中国古语道:奉长者为师,与贤人为友。 牧野圣修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运永远的良师与益友!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 图/田牧提供

王进忠总结发言:日本朝野不会忘记”六四”

王进忠总结道:感谢大崎先生、牧野先生,长年来对中国民运的理解和支持! 外务省公布的这些文件,让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对此表示遗憾。 作为这场运动参与者的我,在此要对当时日本民间组织和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表达谢意!

日本前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先生,日本前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先生等,曾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保护在日留学生。

4年前,我在采访日本众议院自民党众议员长尾敬时,他表示:「我们日本和日本人意识到,这痛苦的记忆,不应该再次发生。 我们日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

天安门事件30周年时,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现日本首相)发表的针对「六四」的讲话:「动用军队导致冲突,出现了许多人丧生的悲惨局面,这确实令人遗憾。 」菅义伟还表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和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在中国也必须保证这些价值,而且我们一贯地直接向中国政府传达这一信息。 我们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并强烈鼓励中国方面这样做。 」

昨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表述了同样的上述内容。

当今疫情蔓延,我们在日本只能用这种形式纪念,香港每年维园的纪念活动已被迫终止。 台湾总统蔡英文及副总统赖清德发表「六四」谈话时说:「我们不会忘记在天安门广场前为争自由而牺牲的年轻朋友,我们将持续深化民主与全球民主阵营坚定地站在一起。 」

王进忠呼吁:我们希望,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能够更多地关注香港、维吾尔、西藏、南蒙古等地的人权,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左起:北井大辅、王进忠、董鹏。 图/田牧提供

台湾《民报》首发

点起一根蜡烛—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三)

点起一根蜡烛——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廖天琪 2021 年 6 月 6 日
 

点起一根蜡烛(三)——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图/欧洲之声编辑组合

刘慧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争取自由、维护法治和民主选举

 

刘慧卿参加本次网络纪念会,发表非常动人而铿锵有力的讲话,令在线的与会者十分感动。可惜不知为何原因,事后视频上她的发言语音被洗掉,我们只好请她传过来简短的发言提要如下:

感谢大会邀请我发言。

香港现时的情况十分严峻,气氛紧张。如去年一样,特区政府今年亦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支联会的领导人何俊仁 和李卓人因为参与未获授权集会而被法院重判,现正在监狱服刑。新闻刚报道  政府部门打压六四纪念馆,可能令纪念馆关闭。

中央政府于去年6月为香港订立严苛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今很多人害怕,并作自我审查。北京亦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实行全面操控,令民主派人士很难参加立法会选举,很多市民亦因此失去议会代表。

在这艰难时刻,有香港人会继续抗争,而我坚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为港人争取我们珍惜的自由,人身安全和法治,发展民主选举。这亦是中央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关  「一国两制」 的承诺。香港人会持续为民主抗争,我们会有智慧,有勇气和小心 行事。我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发展,支持我们争取自由,人身安全,法治和民主。谢谢大家!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图/田牧提供

严家祺:期待21世纪的变革更有新意与远见

中国民主改革着名理论家、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祺委托李恒青阅读他的书面发言:最近看到视频上谈「内卷」、「躺平」,好容易理解这些文字的含义,这种新词匯的创造,说明今天中国与1989年中国,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是「理性」,而是「社会情感」推动歷史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情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民主被放到一边,整个西欧社会的新一代人,年轻一代敢爱敢恨,注重情感表达,追求转瞬即逝的美好,打破传统的道德界限。像今天一样,追求幸福、奢谈幸福。但现实是,经济增长的表面繁华背后,就是悲惨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现在马克思主义已被事实证明,只能造成新的社会灾难。中国是一个世界,「内卷」、「躺平」说明中国年轻一代看不到出路,这也反映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32年来,天安门母亲一次又一次发出了悲痛的三点唿吁,要恢復六四真相,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放弃、香港自由已经被扼杀,国家主席限任制已经被取消,台海上空布满乌云,六四大屠杀的罪行32年来依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揭露。香港人民纪念六四的善良愿望都要扼杀。为了对付新冠病毒,中国第一个宣布武汉「封城」。病毒后来在全世界的蔓延,引起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关系的大变革。这使全世界都看到,邓小平一生「六四开」,中国今天的独裁者是「六加四不开」。

六四大屠杀使我心胸撕裂,这种痛苦,32年来没有过去。在我人生途中,2019年9月13日在华盛顿MedStar医院,因心脏病手术,又一次体会了心胸撕裂,我的胸部沿着中线切开,把心脏拿了出来,恢復了生命,在我重新活了过来的时刻,知道神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第一看到的就是光明。六四大屠杀,至今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復真相,正义、真理不能伸张,中国就没有光明。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看到前面的光,相信正义、真理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包括在香港得到伸张。我们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悼念六四,没有人会「躺平」,也不会「内卷」。这需要新的一代有远见卓识,民主只是一个要素,还要有「全新的世界观」,互联网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全新的问题,互联网也有严重缺陷的一面,21世纪的变革要有新的、有远见的、让大家充满希望和光明前途的认识。

中国民主改革着名理论家、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祺。图/田牧提供

席海明:南蒙古人对六四屠杀愤怒的背后

南蒙古大唿拉尔议会主席、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的发言,他说:六四大屠杀至今,32年过去了,大家也提到了继承六四精神,就是让那些死去的人不能白死,中国的民主化不能成为泡影,所以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学生当时反官倒也好,要民主也好,这是很正常的要求,政府可以不同意可以讨论,但是它却派正规军或者野战军,用坦克用机枪来屠杀学生,这不仅是一个专制独裁的问题,这是反人类罪。我们是佛教徒,尊者也教导说要慈悲,佛教最讲究的就是慈悲,但是罪犯到今天还没有忏悔,所以我觉得歷史的清算一定会到来。我也想到我们内蒙古,南蒙古对内人党的大屠杀。六四是学生上街抗议了,我们南蒙古人呢,都是在自己家里老老实实呆着,没有任何反抗或表达不满的情况下,被抓去打死。当时全国有很多地方武斗,动枪动炮,南蒙古没有发生武斗,只是发生了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一枪打死了一学生韩桐事件。后来内蒙古与中国各省市一样,实行军管,是毛泽东一贯的出于专制统治目的,与枪杀韩桐事件无关。1968年冬腊月27号,我爷爷当时68岁,就是从家里被抓走,刚走出屋就在院里被毒打,一直关押了42天,当时我每天去送饭,最后被活活打死了,还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我爷爷没做什麽事情,就因为他是蒙古人。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国家好像不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言论自由且不说,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我们能看到什麽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想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当家作主,按现在的话说民族自决权,我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这个想法让海外民主派、有大一统观念的人理解似乎就很难了,他们认为中国民主了,问题就解决了。 中国的问题是有关思想观念的问题,也有人性的问题。天安门大屠杀,当时国务院发言人袁牧说才死了36个人,后来证明不止36个,BBC甚至有说1万多。当时人民日报公布内蒙被打死的人次 16,222,被抓的人是34万,当时蒙古人还不到200万,这个比例就不用我细说了。我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会再演 。我希望中国考虑民族问题不能强调大一统,将来解决问题只有推翻共产党。共产党不倒,大家都危险,共产党倒了,可能还有问题,但那是另外一个起点上的共同合作和讨论解决的问题 。在这过程中,西藏人的问题,维吾尔的问题,哈萨克的问题,香港问题,还有我们南蒙古的问题,希望能和平理性地解决。我也对中国民主派或者对中国未来甚至对世界的理性良知,正义感抱有希望!

南蒙古大唿拉尔议会主席、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图/田牧提供

洛桑尼玛:面对专制独裁统治不进则退,不斗则衰!

前西藏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的发言:我感谢每一次纪念六四活动中参与进来的民主同仁。我虽然是个藏族人,但是对任何一个民族,为了争取自由的普世价值,尤其是人权这一方面,都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大家都对六四做了一系列的诠释,我始终不贊成六四失败了这种言论,六四没有失败,六四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一贯宣扬,建政的目标是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服务,但是从毛泽东专制集权以来,上层充满了权力斗争,为了权力斗争而进行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挑动矛盾。六四运动是未来中国亚洲乃至亚洲各民族民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源泉,有它很伟大的政治歷史价值。六四起来抗争共产党的年轻人,就是中国当时的精英阶层。共产党经过文革10年浩劫,已经濒临垮台,六四以后共产党能够继续僵而不死,能够死灰復燃,跟西方政治家误判共产党的政治远景有关。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开始警醒,但是警醒有点太晚了。二战之前最大的一个歷史笑话,就是张伯伦先生听信了法西斯希特勒的政治谎言,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是採取了绥靖政策,最后导致了二战的悲剧,就是说绥靖政策导致了自己民族和其他国家民族的生灵涂炭。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就採取绥靖政策,模棱两可,有些还採取冷漠的策略。他们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他们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侮辱。共产党就以经济大棒威胁,一些中小国家,如果不是由着共产党来,那麽随时就会受到经济大棒的制裁。尊者达赖喇嘛曾经提出过,他还有个愿望,就是到六四天安门广场,为那些死难者的灵魂,用佛教的方式进行安魂。但是到现在为止,共产党的专制不仅倒退到了文革时期,退回到毛泽东时期的极权政治,共产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只可能被人民推翻。

前西藏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图/董鹏提供

蔡霞:纪念六四事件及其相关思考

蔡霞原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为校内自由派。2020年6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20分钟的音频,她在音频中抨击习近平取消任期的修宪行为,认为习近平就是个黑帮老大。同年8月17日,她被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取消相关退休待遇。蔡霞现居美国。她的发言:

六四事件已经32周年,年年六四夜,岁岁伤痛日。与今天参会的各位朋友相比,也许我是最晚觉醒者。首先,向当年在广场、在北京街头、在大陆各地发起游行请愿,投身于那场伟大民主运动的所有先行者致敬!向1989年以来先后投入反抗极权统治、争取宪政民主的朋友们致敬!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共体制内生活的人,谈谈六四给我的思想震动以及六四事件的相关思考。

我出生在中共军人家庭,从小在中共的欺骗性教育中长大,听到的都是「人民子弟兵爱人们」,「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可悲的是,他们是骗人的,但许许多多我这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并且真诚地信奉着。在六四之前,绝不会想到居然有一天,军队对学生、对市民开枪!开枪屠杀事件在我心里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大地震,从情感上讲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如果说我的政治思想转变是什麽时候开始的,或许六四事件是心里隐伏多年的种子。

那时我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党校当老师,对北京的情况不清楚,只能每天盯着电视看,每天与同事、与中共基层干部相互交换消息、讨论广场情况。情况一天天严重、我们都不知道这将如何结束,万万想不到数十万大军进北京,真枪实弹地向市民开枪、向学生开枪!我永远忘不了电视里的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医护人员抢救学生的场面,永远忘不了杜宪穿着黑色衣服播报天安门事件的那个形象。

关于对六四事件几点思考。

首先,六四事件表明中共不是铁板一块,事件在中共党内引发很大的政治震动。

六四事件的导火线是悼念胡耀邦——前中共总书记;六四屠杀前夕,赵紫阳被剥夺一切职务,以后软禁至死,去世后一直不能下葬,直至2018年,现在赵紫阳墓地依旧有好多监视镜头。赵紫阳作为这个党的囚徒,囚禁至死,死后继续囚禁。将来这在世界政治史上可以记上一笔:中共党囚禁死魂灵。

军队进城前,有张爱萍等七位上将联名反对,没有能阻挡邓小平调动军队的决定;邓小平李鹏等决定要清场开枪,中共最高层内有重大分歧。中共有些高层领导,曾经是投身于12.9学生运动的,说自己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绝不当镇压学生运动的罪人。

我到了中央党校后,听说了一些事,说明大家对天安门广场学生是充满同情与支持的,而对打听、告密是极为反感的。当时党校的研究生与老师们都对广场情况有许多议论,有个研究生以为这是表忠诚的好机会,口袋里藏着小型卡式录音机,暗暗偷录大家的言论,被发现后大家一致痛斥,这个人名声很坏。到研究生毕业分配工作时,没有单位愿意接受这个告密者。后来,这个学生不得不改了名字,半年以后才被一个不知情的单位接受了。

中共当时一方面大肆追捕迫害学生与市民,一方面对社会各界实行安抚,同时在党内清党整党,清查参与同情支持市民学生的党员和干部。而在那场清党评议党员中不少单位领导採取各种办法保护了下属,表明他们不认同开枪镇压学生的做法,有个部长级领导说:我们系统没有暴乱分子,只有爱国之心。这个领导威信空前提高,反映了党内人心所向。

第二,六四屠杀事件,实质是这个政权、这个党以及制度本质的大暴露。

中共在1950年代以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制度支柱,建立起极权奴役制度,给中国人们带来空前灾难。到文革中止时,中国共产党照原样已经无法维持统治,不得已必须转向寻找新的路径;同时中共党内的血腥内斗,一大批老干部要出来也必须推翻对他们的政治结论。因此,解放思想是必须的,但邓小平不是为了这个国家,而是为了它们的统治、为了他们自己能重新掌握权力。由此有了1980年代的「解冻」、极为有限的自由。

这个十年具有多重性,既是短暂的解冻年代,也是蒙骗了西方世界的年代。西方国家以为中共与前苏共不一样了,以为他们是威权,对中共抱有天真良好的愿望,以为他们可以走向民主。其实,中共一切为了维护统治,当他们认为学生与市民的民主诉求威胁到了统治时,就毫不犹豫赤裸裸地动手屠杀了。开枪宣告了邓是罪人、宣告了这个党的法西斯本质。中国的改革被枪声结束了,以后的所谓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中共利用的工具而已,放开有限的经济自由,牢牢控制政权不放。

中共把中国看作是他们的战利品,至今依旧是「打天下、坐江山」,把中国变成「党天下」。为了延续统治,中共党在太子党、红二代里挑选接班人,陈云说「自己的孩子不掘祖坟」。896.4后,中共同样把太子党、红二代做了一番筛选与清理。他们在内部确定,未来成为中共掌权的党和国家首脑人物,必须符合三条:1,(1989年时必须已经是)已到局级位子;2,红二代;3、开枪派。凡是不支持、不赞成开枪的必须淘汰,由此,陈小鲁、马晓力等一些人彻底出局,而习近平、薄熙来等争抢上位。现在回头看,中共本身如果不彻底改变,是不可能在中共统治下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最近这几年中共越来越残暴,谁要是还对中共有半丝幻想,谁就是自己害自己。

第三,六四屠杀是中共最怕揭的事,他们千方百计地谎言欺骗,想方设法地想遗忘这段歷史。我们现在的纪念,不仅仅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将来。

中共在六四后反覆掩盖真相,就怕人们纪念。中共的敏感日子极多,一到敏感日前夕,就封群封号、就加大对他们认为的敏感人物的监控力度,就禁止大学相互串联,如此等等。但是,大陆民众、大陆自由民主人士没有忘记,用各种办法纪念六四。举一例,有一年成都一家报纸,六四那天在广告版登出了纪念死难者,一时轰动大陆,官方急令收回报纸,严查此事。经手承接这个广告的是一位年轻女员工,她没有听说过六四,不知道自己办的业务哪里出了问题。后来这个报社的领导被严厉处分。

大陆的民众一直在继续着六四的抗争,但越来越艰难。由此,中国政治转型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做长期韧性的努力,需要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墻里墻外力量,共同奋斗。由此,需要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还要把习团伙与9000万党员区分开来,把罪恶制度与普通党员区分开来;要有海外与墻里的合作与相互声援,为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共同努力。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2020年8月17日,蔡霞被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被取消相关退休待遇。蔡霞。图/田牧提供

王安娜:我与89.64

光传媒的创办人、主编王安娜的发言:

值此六四惨案发生32周年之际,有幸参加这个会议,在当今中国全面倒退、黑云压顶、大规模逮捕、噤声、空前血腥的今天,能有机会在此表达我们积压很久的内心感情以及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致敬,倍感珍惜、倍觉荣幸。

六四是中国歷史上空前的爱国壮举,嵌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歷史和记忆。它是熠熠闪耀的火炬,照耀着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它是里程碑,暴露了中共的欺骗、兇残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民抛弃幻想奋勇反抗中共残酷统治的转折点。

当今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和六四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牵扯。我本人在1989年六四发生时在某央企海南省分公司工作,邓小平的女婿吴xx是公司董事长,当时每天从北京总公司发来数千字的「长电报」,要求学习426社论,在动乱面前与中央保持一致,严禁员工进京、或上街参与,但就在这样严格的情况下,公司机要室一个年轻的英语专业秘书,在大屠杀发生后向美国之音发数分钟的传真通告国内情况。平时文静、孱弱寡言的她居然有这样巨大的勇气,使大家深受感动;公司一个在京出差的中层干部被入京军队打死;在六四后不久海口市滨海大道举行抗议大屠杀游行,虽然公司三令五申不许参加与中央不一致的各种活动,金海国贸等分公司员工还是沖破禁令擡着棺材上街,我也悄悄找了一个出租车加入车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其后并对「学生不及时撤退致使邓小平镇压、引来随后的国际制裁影响生意」等言论进行激烈反驳,公司办公室主任很快得知并提醒我有过激言论。公司每个人、包括领导层都支持改革、对六四屠杀充满愤懑与不满,他们保护我们,没有人、包括曾往美国之音发传真的那位年轻女士由此受到追责刑罚,在以后的岁月里据我所知、所接触的人中、包括体制内人士可以说绝大多数人(99.9999%的人)对屠杀持反对态度,只是囿于高压下不能发声。坚信六四终会平反,施暴恶人终被歷史清算。         

当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全面倒退、对民主的镇压空前残酷,钳制言论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赤裸裸地对国民进行逼迫搜刮,六四已经变成中共的极度敏感日,每年在这个日子前后便如临大敌,对国内大量民主人士进行软禁、监控或强迫「旅游」,不许他们参加纪念活动、不许外出、不许聚会、不许写文章、不许接受採访,穷尽手段打压、掩盖、限制、消灭一切关于六四的资讯和表达方式,所有有关六四的文字、图片、视频都被屏蔽严控,但是高墻挡不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人们在网上发明了各种方式以表达对六四的纪念,在大陆「柳丝、6肆、5月35号」都是人们表达的方式,甚至建议「黑衣日」以此纪念六四。

应该看到,多年来虽然有大量的民主人士在竭尽全力传播六四真相,但是强大的中共国家机器对之封锁、禁声、洗脑宣传在当今中国还是有相当作用,年轻一代、甚至我自己身边一个人民大学的优秀学子居然不知道六四,这种并非个别现象,确实令人震惊,令人心痛。中共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掩盖真相、编造歷史,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 ,全面毁灭了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

鉴于此,特别说明纪念六四的重要意义,我们不能忘记、不能放弃,我们的后代也不能忘记、不能放弃;希望设立六四为全球华人哀悼日,哀悼逝去的年轻的生命、哀悼失去的我们中华文明、沦为马列共产集权恶魔统治的我们的母国;同时、对六四的纪念不仅是对三十多年前青年学生牺牲和付出的纪念,也是对中共统治下迄今为止所有抗争者反抗共产暴政的纪念;六四纪念活动不仅年年举办,而且要作为全民族的一个纪念日永久持续下去,它象征着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残暴统治的勇气和斗争。

最后,向六四中为中华民族进步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勇士们致敬;向迄今仍奋斗在各个领域、为反对共产暴政推进中国民主而作出巨大努力和付出的六四人致敬;六四精神照耀前行,六四精神永垂不谢!

光传媒的创办人、主编王安娜。图/田牧提供

苏晓康:八九学运伟大吗?

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中国八十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八九六四的亲歷者苏晓康的发言,又一次提出了惊人地「殇」问、「殇」槌,不仅在会场里扔下了震撼弹,而且在社会上同样激起了强烈地反响与回荡……八九学运伟大吗?不,它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

好像,屠杀发生以后,人们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国人是可以不必付出这个代价的,而且也连带全世界不必掉进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麽输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歷史、掩盖真相。

许多人的说词,还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

先说这个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干,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

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

第四、中国的崛起,令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说说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众社会遗忘了:

1、广场绝食总指挥——

柴玲:逃出中国后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拿到学位,又经商致富,然后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没有对当年坚持在广场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反省;

李录:据称是「不撤退」主张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国后,也在美国拿学位并致富,然后又回头去帮助中共;

张伯笠:当年绝食指挥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后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后信基督教,再成为传道人,在获得信仰之后同样未见其反省。

2、知识精英——

郑义:八九年最早介入学潮的知识精英,自称是「绝食传授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也模煳不清),他后来只写为学运辩护的文字,还说「我是来打架的」,那麽他「跟邓小平打了一架」,对长安街无辜被杀的民众,邓不会交代,他怎麽交待?

王军涛:当年在广场直接操作学运,据说是为了帮助政府平息学潮,他在出狱后到美国读了政治学博士之后,并未见到他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学行为」及其失败,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3、改革派——

赵紫阳:八九当年他拒绝执行戒严而被罢免,其后被软禁整个后半生,并绝不检讨,光明磊落,然而,他对当年戈(巴乔夫)赵会「抛邓」而导致情势失控,令邓小平大开杀戒,却致死没有说明真相和原委,他也丝毫没有对民众的歉疚,反而在自传中流露对邓小平的歉意。赵紫阳系统的人们,至今也只歌颂他或为他洗刷。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八九屠杀的罪责,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这并不能替代民间一方的真相厘清,和对失误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中国八十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八九六四的亲歷者苏晓康。图/田牧提供

裴毅然:中南海定策拖刀计——用时间换空间,期待遗忘、等待「火化」

作家裴毅然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他说:32年过去,我们还是只能在海外为亡灵祈祷,中国的民主车轮转得太慢,中国进入了前苏联的布尼兹涅夫时代,能够右拐的时候却偏偏左拐。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是意识形态的地基。 中宣部最近推动青年读《毛选》,还在倒非为是,整个中国仍处于是非颠倒状态。

32年了,六四也是中共的难日,每年他们也很难受。同时他们对待「歷史遗留问题」渐有经验。如对待右派、大饥荒、文革、知青,都是一个「拖」字,具体政策为「四化」——淡化(模煳记忆)、分化(分裂民运)、消化(化解阻力)、火化(最终解决)。2010年8月,我在上海亲聆江泽民高参刘吉(三个代表起草人之一):「现在人们已不怎么提起『六四』,再过若干年,没有人再提『六四』了」。很清楚,中南海定策拖刀计——用时间换空间,期待遗忘、等待「火化」。

从五四起步的中国现代化怎麽会走到六四?怎麽会走出反现代化的道路?怎麽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我近年正着力研究这一专题,最浓缩的心得:中国传统国学缺乏个人权益,而个体权益乃现代化价值地基。政治现代化乃人类社会最高结晶,科技现代化最终将体现于人文现代化,即价值理念的现代性。

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裴毅然。图/董鹏提供

张伯笠:纪念六四亡灵和天安门母亲的眼泪

张伯笠是六四亲歷者,现是美国着名的华人牧师,他说:每一年我们都要点一支蜡烛,纪念在中共坦克下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也纪念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特别感谢香港过去三十多年来持续在维园纪念六四。纪念不是制造仇恨,而是让我们不能忘却。米兰昆德拉说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持久战。持久战就是让人民不要忘记。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到欣慰,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场,不了解六四真相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新媒体了解了真相。六四是中国政府独裁者一手制造的,我们要反思,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坦克军队来屠杀无辜的人民,人民不会忘记这笔帐。六四所产生的影响,是中国近百年来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没有八九就没有东欧的剧变,没有中国人民今日的觉醒。我同意刚才晓康说的,知识份子应当反思,除了知识份子,最应当反思的是中共政权,以及建制派、党内的健康力量。当一个柔弱的女子被强汉强暴,却谴责女孩穿得太少,这是没有道理的。责任的一方在中共政权独裁者。昨天是美国的 Memorial day,这个伟大的国家每年都纪念为世界和平献出生命的美国青年人。现在香港变成八九中国的情况,我们为香港、六四母亲祷告,公义总能彰显,有一天我们也能回到中国。今天看到一些老朋友,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当年六四的亲歷者,经歷了痛苦,路要走下去,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改变。

六四亲歷者,现是美国着名的华人牧师张伯笠。图/董鹏提供

蔡咏梅:维园六四烛光孕育了香港青年一代/订阅香港媒传维护新闻自由

作家、媒体人、前《开放杂志》主编蔡咏梅说:今天感到心情沈重,香港支持大陆民运三十年,是中国大地上唯一能纪念六四的地方,规模大影响也大,教育了一代代的年轻人,连我孙辈的青年人都对六四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纪念活动被迫中断。香港目前就是港版的八九民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同样一个集权政府镇压下去。香港得之不易的民主进程嘎然而止。民主派都不能参加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被剥夺。在英治下所享有的自由也被一步步剥夺,独立司法也一步步被蚕食。社会活动家被投入监狱,判刑非常之重。香港版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但刘慧卿刚才说得很清楚,港人是不会屈服的,她本人就长期坚持在民主运动中,不屈不饶,是个代表性人物。1989 民运兴起是,刘慧卿已经是个优秀的记者,是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1991年香港民主选举,她成为第一位民选的女性立法会议员,是当时得票最多的一位。这么多年她一路坚持。现在红色恐怖的情况下,她还继续上街,为民主党筹款,到法庭上去声援。支联会主席李卓人89时,带着香港人的捐款到北京去,屠杀发生后,他被当局拘留4天后才返港,他也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副主席何俊仁律师几十年来也一直支持大陆民主异议人士。他还成立了「维权律师关注组」。我自己做媒体,一直观察到他们的社会活动,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还坚持着。香港的民主运动时中国民主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希望海外人士关注支持我们,我们在这里发起给狱中认识写信,海外朋友们可以加入此行动。香港新闻自由受到打压,苹果报系首当其冲,我们现在就靠频果日报和网络媒体,但生存很困难,大家可以进行支援,一个方法是成为他们的订户,还有一个《众新闻》在 YouTube上开了视频。因为捐款会给当局口实,说是跟境外反华力量勾结,订阅是支持的好方法,点击量大,就能有些经济收益。

作家、媒体人、前《开放杂志》主编蔡咏梅。图/董鹏提供

薛伟:未来必将属于自由的灵魂!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北京之春》经理薛伟的发言: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提醒大家时刻准备着,正如西方的谚语「成功机会常落在有准备者手中」。六四32年了,大悲无言。但是我们仍旧需要坚持记忆与信念,这是人权与强权的对抗,是记忆与忘却的斗争,这是对逝者的尊敬,对牺牲者道义的坚持,对强权不屈不挠的抗争!

我相信:中国最后一个极权统治即将结束,物极必反,我们正面临着1976年代文革后期的中国歷史,习政权以后中国必将大变!

我们此刻要做的工作有三:

1)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组织,不懈的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的旗帜,为中国人民发声。最近,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的熊焱先生从美军少校职务退伍以后,准备投入明年联邦众议员的选举,我们都应该竭尽心力的去支持他。

2)积极推动和支持世界民主国家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认识中共就是世界一切病毒的总根源,组成挽救全球危机世界民主自由大联盟,合力促成中共的瓦解。

3)声援,支持,保卫民主台湾。要认识到支持台湾人民的民主自决权利,是考验一个民运人士的试金石。我们此刻更应该谴责中共在台湾海峡的战争讹诈和挑衅,唿吁我们的所在国支援台湾人民新冠疫苗,让民主台湾继续在全世界发出她的光彩!

最后,我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未来必将属于各国受苦、奋斗、而必然战胜的自由灵魂!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图/田牧提供

黄慈萍:八九民运彻底打碎了中共信仰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的发言强调了八九民运的积极意义与作用。

她说道:1989年的民主运动其实没有失败,为什麽呢?在那以前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都抱有幻想,都希望能改良改革,但正是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使中国人民彻底的觉醒了,所以这30年来,共产党被支持的这个基础越来越薄弱,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摇摇欲坠了。为什麽呢?一般老百姓争取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的心没有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比方说,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我们全美学自联每年都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或者华盛顿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民主女神像前做纪念活动。后来到了十几年前,每年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少,但是最近这几年,人又越来越多,除了去年因为新冠病毒人比较少以外,剩下的每次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人,所以这一件事情本身也说明了人们民主的觉醒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轻清楚。另外,我们尤其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三十多年来一直支持着中国大陆的民众,现在香港的自由环境已经基本上被共产党剥夺了,所以我们举行六四的活动,也要强调我们不仅跟中国老百姓站在一起,也跟香港人、台湾人、藏人、蒙古人站在一块儿。我们必须看清楚,镇压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质,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防止中国共产党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我们必须认清他们的阴谋,只有各族人民团结到一起,力量才能增大,我们才能够争取我们最后希望得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图/董鹏提供

结束语:本次 「日不落」会议落幕,人心人气如旭日东昇

主持人廖天琪感谢参会者,她说,有些人坐在屏幕前3小时集中聆听,可惜时间有限,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发言,但是我们心声相通,情谊相连。今天是名符其实的「日不落」会议,由于时差,现在美西正旭日东昇,美东日正当中,欧洲夕阳西下,港、台、日本夜半钟声,而纽澳朋友们熬了一夜,现在又到晨鸡啼晓、东方既白的时刻了。

六四是中国人的伤痛和梦魇,这一页尚未翻过去,我们必须携手共进,勿忘六四,继续奋斗,愿不久的未来,我们能在自由民主的中国大地上,站在阳光下向六四亡灵们献上鲜花和祝祷。在此意义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次再会。

本次网络会议视频链接:

台湾《民报》首发

【淇园漫步】——东京纪念天安门事件32週年网络会议

【淇园漫步】:东京纪念天安门事件32週年网络会议

中国民运事业需要国际友谊与侠气——东京纪念天安门事件32週年网络会议

2016年,牧野圣修陪同我们游日本富士山。左起:曾建元、牧野圣修、王进忠和笔者等留影。

备注:牧野圣修:日本政治家、曾当选日本四届衆议院议员,前法务政务次官(羽田内阁)、前经济产业副大臣(野田内阁)、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等。

本文转载自《欧洲之声》

点起一根蜡烛—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二)

点起一根蜡烛(二)——我们汇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点起一根蜡烛—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一)

2021年纪念六四「点起一根蜡烛」视讯论坛。本篇所有图由董鹏、田牧制作提供

点起一根蜡烛—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

文 /田牧  2021 年 6 月 2 日
 

廖天琪:开篇语 / 六四的歷史和现实意义

 

为什麽今年纪念六四的主题是「点起一根蜡烛」

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指出:这有几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杀,人们心中首先感到锥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难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众目睽睽跟前犯下杀人、屠城的兇手,不但没有问责下狱、接受审判,反而手握权力,颠倒黑白,篡改歷史,这是世界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如胡平先生说的,这一页歷史远远没有翻过去,相反的,它还在变本加厉用更为拙劣而丑恶的剧本在华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顾酷暑都在维园举办烛光纪念会,往往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香港人当年身在第一线,支援内地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们展开救援行动。2019年,香港人护法维权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从「国安法」被强加在港人头上之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被践踏。民主人士尽皆下狱。今年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提出「点起一根蜡烛」,既是纪念六四,也是声援香港的民众。

三,纪念六四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意义,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湾政经媒体各界,军机、军舰绕台威逼恐吓;压迫藏人,剥夺藏区的资源,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过一甲子;移民汉化南蒙古,剥夺蒙古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在新疆将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凡此种种暴行都在我们眼前展示着。

二位主持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左),李恆青,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六四亲歷者(右)。

库纳牧师:为六四死难者的安魂弥撒

德国民运的老朋友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的祝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纪念19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样重要的日子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耳顺的五六十岁了。你们能够为当下在为民主争抗的青年学子启示什么?

也许,1989 年才33岁的刘晓波的6月2日《绝食宣言》能提示我们: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唿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社会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中国政府想消灭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一席之地。「人」是上帝一个个创造出来的,每个人仅仅对他的创造者负责,不应当俯首听命于上级,这也许就是宗教受到压制的原因 。有信仰的人,不愿做稳固国家权力的「螺丝钉」。一个个独立的人,和由他们组合成的1989的、以及今天的民运团体,这些就成了中国掌权者的恐惧之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合起来就是力量。我们不可停止抗议、唿吁和忏悔。我们是独立个体,我们团结,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奋斗。我为每一个人感到喜悦。
   
我想跟大家一起祝祷: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指出了正义之路,
他为受压迫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献出自己。
掌权之人嫌恶耶稣的大爱,他就必须死。
他的奉献为世界註入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指引了正义的道路。
   
我们相信,
未来属于那些
为一个没有剥削、饥饿和压迫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
这些人就活在当下,
只要有非正义,他们就争抗,
为了那些被剥夺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们。
阿门!

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

王丹主旨演讲:「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八九民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说:在六四三十二周年之际,今天来回顾当年那场我们曾经亲身参与的重大歷史事件,有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对于那场运动与中国后来的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此我愿意提供一点个人看法,当作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思考来自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六四运动,赵紫阳等改革派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您觉得呢?」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是当年的学生运动太超前,导致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好政治局面发生逆转,导致后来的中国走上倒退之路。对此,我是不能茍同的。

针对上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把「运动」两字改成「镇压」,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说,导致赵紫阳下台,导致政治改革夭折,导致今天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不是「六四」运动,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只是彼此联繫在一起而已,但责任还是要分清的。如果邓小平集团不对八九民运进行「六四」镇压,赵紫阳等改革派就会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评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顿,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的错误判断。

第二,今天回顾歷史,我们必须看到,经过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两任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推动下,八九民运的爆发可以说是必然的,且这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讨论引起的。19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要与社会协商」的改革建议,后来学生走上街头,要求与政治对话,就是唿应当局的这个改革政策。换句话说,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发展,必然引发学生运动,因为游行,示威,和政治参与,这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许更值得思考,那就是:如果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党内民主机制,能够制衡邓小平的独裁地位,那麽,后来也许就不会出现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我们知道,当时针对戒严的问题,即使是在党内,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等高层领导人,包括七位上将等军方人士,一开始都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但当时的政治体制,仍旧是一人独裁的旧体制,邓小平杀人的决心一下,反对的声音立刻就被扑灭,连赵紫阳本人都失去了权力。1987年胡耀邦在没有经过党内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解职的歷史教训没有被吸取,「十三大」上仍然规定了重大事情由邓小平一人拍板决定,这对民主发展和党内权力制衡是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的发生。因此,事情也许正好相反,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学生运动的被镇压。

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作为倖存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釐清歷史的真相,还原事情的是非曲直,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另外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倖存者,当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有责任有义务把歷史记忆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正是向各位提出一个倡议,那就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

众所周知,在香港,支联会建立了一个「六四纪念馆」,曾经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民众参观;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纪念馆,甚至包括支联会本身,在未来的香港政治气氛下,恐怕将无法继续存在。一旦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被查封,全世界将再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公开展示歷史记忆。

而我们更知道,有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歷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歷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我想,今天在香港已经没有了保存八九民运的歷史记忆的条件,在美国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歷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歷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因此,我在此唿吁,从海外的八九一代到支持中国民主的力量,从香港的支联会到台湾的民间团体,从各地的侨团到普通的民众,让我们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团结,最坚定的意志,尽最大的努力,来一起推动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在美国的成立。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让我们把「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的口号,用这样的方式,化为现实。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八九民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

王军涛:今天的纪念是为了推动下一波的转型浪潮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歷者王军涛指出:今天的纪念六四,为了明天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他说道:我今天的发言想接着德国朋友的话说,其实我们今天悼念六四意义很大,因为六四已经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和中国政治上乃至人类政治民主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追问自己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悼念六四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该怎麽办?我们要不要在未来的结束共产党暴政的斗争中继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责任,绝不像有些人想的是为了争权夺利。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就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有三点心得,非常简短的跟大家说,没有时间展开。

第一、中国民主化运动和世界民主化运动一样,还是需要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启动,不管共产党多麽严厉的控制,这个政治风潮一定会到来。

第二、在这场政治风潮中,能够起作用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这批六四、也不仅仅是一批我们平常道德上和知识上比较完美的力量,可能相反,很多有缺点的甚至长期和共产党合作的、在最后的关头被共产党抛弃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不能因为过去歷史的一些旧怨纠缠在那里,影响转型的机遇和动员更多力量。有时我在思考,当极权品质非常严厉的时候,当有正常思维的人不敢投身到民主运动后,相反可能是一批有缺点的人,可能更果断的地投入到运动中。至于说以后当有选举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被淘汰。但是在推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团结的是什麽呢?

第三、为了推动这个转型,我们现在要在组织上以及各方面做好一些工作,不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让我们感到痛心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争斗,我们就放弃这个责任。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又不要放弃推动一场转型所必须的思想组织和人员的准备,谢谢大家,我就讲这麽多,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跟我联繫。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歷者王军涛。

魏京生:六四唤醒了人民,虽败犹荣!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言道:刚才王丹和军涛讲的很好,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的跟他们略有不同,我是想讲现在世界上流行着很多的胡说八道,很多不好的说法,比如说德国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被中文翻译成「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经常被那些为中共六四屠杀辩护的中外学者所引用。其实这个蹩脚翻译是错误的,联繫上下文,人家的意思是凡是存在的事物就有它存在的道理,这与合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例如:对六四屠杀来说就是一件有它的道理、但并不合理的事件。记得在监狱中看学生们在广场的活动,看管我的老警察和我一起坐着说,「青年学生们太傻,共产党一定会开枪的。」这里说的就是对共产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替共产党辩护,说他们的行为合理。这句话的前提是学生们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但他们不懂共产党的规律,所以一定会吃亏。为什麽老警察都和我一个观点呢?他们是被挑选来管制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警察,一般情况下,立场绝对是站在共产党一方,但这次他们和我观点一致,是因为连他们也看出来,这场为了改变国家以至于每一个人命运的运动,是会增加每一个人幸福的运动,所以全民都站在了学生们的一边,不自觉的站在了反共的一边,包括被港澳媒体痛斥的所谓红二代。

这场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运动失败了,但也没有失败,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播下了对共产党的反感和仇恨,让大多数人认清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敌人,在为这之后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所以说虽败犹荣。这是89六四民主运动对中国歷史和社会的最大的贡献。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

谢志伟:同舟共济,共同来推倒中共统治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表示: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引进了对台湾隔年、也就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对后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就是在1990年3月学运开始从校园走入社会,从此紧紧伴随台湾几年后的民主化运动。后来我到了德国,我跟德国的民运人士有了接触,我在台湾的时候跟王丹还有吾尔开希就认识了。也就是说,我在2005年担任台湾驻德代表以来,在柏林跟大家一起为自由民主奋斗,吸收自由的空气,我们也确认台湾人不应该也不可以、也不能是只顾虑到自己的自由民主安危,台湾人必须和中国的民运人士,西藏图博人、维吾尔族、蒙古人并肩手牵手,在活动上集合,在舆论上结合,这中间又加入了香港人。今天我们悼念六四亡灵,这是我们提醒自己与世人,勿忘中共政权残暴的血红印记,是六四罹难者家属的痛,六四参与者的痛;是中国人的痛,也是台湾人的痛;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难以原谅中共政权残暴袭击心里的痛。我这里要提一个字,这个英文字是大家很熟悉的,每一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它叫做smartphone,或者一个城市它叫做智慧城市,smart这个字在德文里面是还留在那里的,可是这个字呢叫做Schmerz,他是痛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里面的smart在德文里面的Schmerz痛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爱尔兰有着一个流传的话语,比如说 when my back began to smart, ‘Twas like a penknife in my heart,那边的smart是痛的意思,不是我被变得聪明一点,是我的「被痛」了,而被痛了以后痛彻心扉,在我们的心脏里面感受得到,那麽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如果痛苦和智慧是同一个来源,他跟另外一个英文字sharp—「犀利」同一个来源,也就是说智慧、痛苦跟犀利,这边的犀利的是割捨的意思,那麽痛苦跟智慧还有犀利,它是同一个来源,也就是不只是中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意思而已,它更是一种痛苦割捨后的智慧跟礼物,那麽割捨就是要麻利,所以smart 跟sharp还有schmerz,我刚说它某种程度形容了当年64天安门罹难者家属、以及后来留在国内或在国外的人的心境。我们今天五湖四海,在网络上相聚,悼念六四,在座各位很多从二十郎当到中年,当年的中年,进入老年,我们相聚是化痛苦转为智慧,割捨枝枝节节,我作为台湾人,作为中华文化跟现代进步的承接者,我跟诸位朋友心灵相通,行动相连。六四屠杀的不幸,跨省30年,30多年之后,我们共同对抗中共政权的荣幸,以慰六四在天之灵,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就赢一半了,我们先赢一半再持之以恒,那麽中共这种政权有一天就会烟消雾散。

我用一个英文的单词作为结束语,就是company,原意是公司,其它本来的意思不是公司,这个com是跟朋友一起,pany是面包的意思,所以company本来是结伴同行,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意思就是我把我最后一块面包跟你分享,你的痛苦也跟我分担,那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用这个smart、这个智慧、痛苦以及同舟共济,我作为台湾人,作为驻德的代表,我在这个地方祝各位平安如意健康,我们一定要活得比中国共产党政权还要长!我们要活得比它健康,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对抗它,推倒它,然后整个中华民族或者在亚洲,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我相信有一天会实现!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

Kolas Yotata:六四是永恒的不死精神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ta的演讲是:每一年的六四前后,在台湾的媒体、社区网络上都会有人分享坦克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我真的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年轻人都要知道,这张图告诉我们的是30年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确有强烈的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我们作为一个人,依然不会放弃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是各位用纯洁高贵的勇气,要求中国政府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而且当年的学生并不觉得民主自由只是口号,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理想,并走上了这条道路。20世纪末的天安门运动本身就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我认为各位一定想过我所想过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成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麽样貌?今天的香港又会是什麽样的香港?而今天的世界又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呢?现在全世界看中国几乎一边倒:预期中国会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我们如果今天还愿意来这里开这个会,就是因为我们还心存期待: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依然有不灭的动能,民主运动的动力显然到目前为止不会来自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而是会来自广大的中国人民。台湾是敬仰民主自由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断地受到中共的干预和骚扰,比如国际活动、外交关系、军事威胁,甚至连最近防疫要採购疫苗,人命关天,我们在国内忙得团团转,对外却还要应付来自于中国的干预。我可以说,台湾恐怕是比其他国家更希望看到中国赶快民主化的一个国家,我们期待彼此可以成为好邻居,彼此可以真正公平对待对方。今年非常遗憾,香港朋友不能跟往年一样点起烛光,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也可以带给香港朋友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信仰相同,我们会和你们在一起,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以及台湾人民,我们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信仰者。我个人尤其要对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及其家人表示关切,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是勇敢的人。另外我也期待维吾尔族人民、吐蕃人民早日走上民主平等的道路。六四精神不死!

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ta。

胡平:莫泄气,希望是最大的力量!

着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总编胡平说:

由于疫情,我们的纪念会议改在网上进行,但也因此我有机会见到更多的朋友。这里,我尤其要向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玛丽(Marie Holzman)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十多年来对中国民主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

今天是「六四」32周年, 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纪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着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总编胡平。

王定宇:人民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终究会倒下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指出: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以及后来中共的屠杀及镇压,叫做「天安门事件」,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它不仅是一件歷史事件,它也是一件持续产生影响力却又面对更大压迫的事件。当年六四,中共呈现了强大的压制力量、忘记力量。他们掩盖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谈论、所有的嘴巴、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被遮掩,不准听、不准谈,忘记89六四、忘记天安门事件,这是独裁者想要的,也是他最大的恐惧。可是我们看看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1989年到2021年,追求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是民主、自由或人权,一直徘徊在独裁者眼前。我们看看香港从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不管是10年制的普选,一直到「雨伞运动」,「返送中」,一波又一波,他们所面对的跟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们面对的是一样的政权、一样的独裁,而香港的民运人士现在也面对当年天安门事件一样的压迫,一样的迫害。看看吐蕃人,看看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有时候他们只求自由自在的活着,都不可能。而这个独裁者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更怕的是人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勇于对抗,所以独裁者必须删掉歷史,必须遮住人们的眼睛,捂住人们的嘴巴,必须把看懂的人关起来。虽然89「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是面对独裁者的压迫,被压迫的人民始终在那里。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看看隔壁的邻居,不管是香港、维吾尔族、吐蕃人,或者是其他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我们一方面庆幸已走过白色恐怖的威迫,成为自由民主的台湾,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捨得看到周边邻居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能尽最大的努力来给予协助。香港人加油!吐蕃人加油!维吾尔族人加油!所有被压迫的人加油!独裁者最畏惧的就是真相的揭露,人民的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有一天他会倒下的。

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

本次网络会议视频链接:

台湾《民报》首发

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关系(202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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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李兰菊,苏晓康,王丹,蓬佩奥,李恒青 © 图片来自蓬佩奥推特

【纪念六四】CND专访: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关系(上)
 

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 / 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6月4日的声明附在本文之后。)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Robert O’brien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

余茂春:我对林培瑞先生是更加赞赏(笑)。他代表了美国知识精英的良心。

CND是。

余茂春:而且坚持不懈。他是说真话的一个鲜明的代表。我觉得像林培瑞先生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是无所畏惧的、非常自由的人。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畏惧中,怕这怕那,他不是幸福的。所以我非常佩服林培瑞先生。

CND但是,他自己也提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听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但没人听他的,可是有人听你的,所以他觉得你的影响力很大。

余茂春:没有,别别,我非常佩服林先生。

CND哈哈……

余茂春:你刚问到中国通,美国的中国通有两种。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中国知道得很多,懂得很少。意思是说,他们对中国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各种数据知道得很多,但真正明白、了解、懂的实际上很少。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是他知道的不多,他懂的也错了。就是这样一大批人在很长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不多呢?因为以前很多在美中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美国高层官员,他所知道的东西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老百姓。

比如说我看基辛格的东西。基辛格书写中常常笼统地用“中国人“这个词、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实际上他眼睛里边的”中国人“就局限在中国高层的官员,总书记呀、什么主席呀,就是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刘晓波啊、余杰啊、王丹啊、天安门的抗议人士啊、异议人士啊,根本就没包括在他所说的“中国人”里边。大家常说认知,他就有认知局限。“知”呢,就是他的局限;那“认”呢,由于在非常有限的“知”的层面,他的这个“认”也是非常错误的。比如他就觉得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老是摆脱不了几千年历史意识的困扰,所以要搞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他们对共产党很佩服啊,他就讲这个。这些都是非常落后的、19世纪的传教士的心态。这些人觉得中国人总是沉醉在历史上过去的辉煌之中,他们永远做不了现代化的人。而实际上中国人民自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基本上的追求不是传统的重现和昔日王道霸权的回归,而是德先生、赛先生、个性自由,特别是宪政民主。用传教士的文化偏斜的眼光看中国人,曲解中国现代历史基本主题的美国高知和高官,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这样的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一直到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把它基本上推翻了。我们觉得要把中国人当成一回事,要把中国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人等同对待,同样有对现代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追求和奋斗,要把镇压、管控这些追求与奋斗的中国人的专制政府作为一个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要像我们当年对待苏联一样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当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不要把中国 人当成软弱、猥琐、永远不能做现代化人的过去的中国人。这些就是我们的重新评估。而且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里边,我们尽量地排除以前对中共有严重认知缺陷的人。所以那些人对我和其它我们一起的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CND你原来做了几十年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加盟国务院呢?你从大学教授身份转换到政治幕僚,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有人爱有人恨吧(笑……)。那你的人生观从八九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茂春:做大学教授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要交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写出东西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和思考。所以我在加入国务院之前已经有一大堆过去写的东西和讲话,他们都看过。当然他们对我的政治诉求啊、看法啊都已经很了解了。川普总统当选之后,他们决定要对美中关系重新评估,像我这样的人就进去了。外面的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一点,就是在美国政府里边制订中国政策的人很多,内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程序,关键就是你的论点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不是一言堂的。大家在外面看觉得川普总统很独断,蓬佩奥国务卿很果断,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下属的意见真是听取的。我的意见他们也听取,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也不同意,大家都是竞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最后会定在某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点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在大学教学的经验、我的学术性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会给与我某种深度和权威性。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我是在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圈子里唯一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能够娴熟地运用中英文、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看出共产党的文件字里行间的意思的人,这一点非常有帮助。

CND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余茂春: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迷惑性的东西,就是搞内外有别。它把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从内外的因素来加以综合评判。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由于我的生活背景,我在里面是如鱼得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能够把天安门的真谛讲得比较连贯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知道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和共产党的想法是怎么的不一样,还有,中共的一些维稳措施的意思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美国政府强调一个重要的理论,要重新认识,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这就是内和外。光从“外“来制定对华政策是盲人摸象,不着边际,只有“中国”一个笼统的概念。一定要内外结合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靠谱。

在中国的内部,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你看,共产党维稳的军队警察呀、维稳措施的巨大开支和血本啊,对老百姓全方位的监控和管制啊、对他们的生活、经济运作的方式,他们怎么过马路、上网讲的每一句话,银行存款有多少,等等,都要管的严严实实的。所以说它对老百姓的恐惧是非常深刻的。另外,在如此深刻的恐惧之外,它也知道老百姓的力量,共产党非常知道群众的力量,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它要骗,它要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尽管老百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韭菜,“人民”这个词却被严重地滥用。它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它用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它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叫“人民银行”,它宣传共产党的方针、说假话的工具叫“人民日报”……这整个系统都知道人民是多么重要,所以它要给政府贴金。这就是内。它的内和外是不一样的。

它对外面呢,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与所有其它国家打交道,它就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代表了中国人民。外国政府稍微对中共镇压自己人民的恶行抗议,就一定会引发中共的陈词滥调,毫不脸红地说这种抗议是伤害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十四亿中国人民如何坚决不答应,云云。 我们现在制订对华政策时把这个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对中共来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刚一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观点时中共就暴跳如雷,觉得这个戳中了它的痛处。这样就更加肯定了我们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分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它怕人民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觉得经济发展了它的政权就更加稳固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经济发展了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它的贫富严重不均。它虽然有一个非常富有的阶层,但这个富有阶层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是很贫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发一个帖子说我们要“躺平”,就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追随。为什么呢?躺平就是对中国现实中贫富不均还有经济社会高压、高度膨胀的一种无形的反抗。这是很无奈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政权并没有稳定。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指数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有人说是令人发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民声音的国家,经济越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就越危险。另外一点呢,经济虽然发展了,即使一些有钱人活得很好,他对这个政权还有更加不满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他富有了之后,买了房子,有了资产,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它拿回去。在中国,当了亿万富翁的人往往更害怕,怕被抓。所以说中共最怕的就是任何有独立于党的绝对控制的人和事件,对此它都要完全打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政权有危机感,害怕。所以说经济富起来了,政权也不一定就会随之稳定。

除了上面那些因素,美中关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对美国非常嫉妒、非常仇恨。它仇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去认同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所以它对美国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然后它把全国14亿人民都像动物一样在它的防火墙之内关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由多元的信息。这就是中共怕人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美中的交往不是人民与人民的交往,中共非常害怕老百姓去认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认同,是普世价值。这种美国标志性的影响力非常强大。

(待续)

(吴放根据电话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2021年6月2日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三期(cm0621a)

 
【纪念六四】CND专访:与余茂春教授谈六四与美中关系(下)

(接上期)

CND我们讲到中国人民和中共不一样,可是当你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团队的名单上以后,你被中国的很多人骂成是“卖国贼”,听说家族也把你除名了、学校也把你的名字从高考状元碑上铲除了。这些把你当成“卖国贼”的人不也是“人民”吗?

余茂春:中国的舆论监控是非常彻底的。我能够听到的能够骂我的人都是在中共控制下发出来的,是吧?实际上对我赞扬的人、鼓励我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往往是公开看不到的。所以我不在乎这些东西,而且我对讲这些话的人也感到很同情。因为他们除了讲这些之外没有什么言论的自由。如果某个人认识余茂春、跟我有什么关系,血缘关系或者是同事关系,有的人如果不出来骂骂我的话他好像觉悟不高,没有划清界限,甚至还有危险。所以在政治的高压之下看到这种现象,我并不觉得奇怪。

CND我再追问一句。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80后小朋友,在中国大陆工作。我问他,如果我跟余茂春聊天,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没有。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年轻人真诚地爱党爱国,而且这绝不是因为大家迫于淫威不敢说真话,为什么会这样?你是怎么看的?

余茂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一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在一种信息完全被控制和摆弄的情况下,大众心理,即所谓的mass psychology,是非常容易蛊惑的。你知道,人性是脆弱的。德国有一个电影叫《浪潮》,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浪潮》就讲,很多年轻的德国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对我们这一代德国人讲德国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罪行,我们又没有参与这个,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温这段历史。一个中学老师就跟大家做了个实验,展示要失去理智,重归疯狂是多么容易。结果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新型的法西斯分子。蛊惑是很容易的。中国人其实应该更加感同身受,比如说六七十年代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当年的红卫兵都是真心诚意的信仰那些说法,他们没有作假。现在的人也给你搞洗脑。如果我天天看中国的报刊宣传机器,在防火墙之内没有其它信息的参照,有参照也无法正确吸收,有80后的这些想法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信息的多元化是对真相、对真理的发掘和认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你要是到北朝鲜去那就更厉害了。所以说洗脑是专制独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并不是贬低80后同学们的智商。因为生活在专制独裁的信息环境里边的任何一个都人会产生这样的偏差。

CND对这个问题我再追问一下。我观察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果你说在中国大陆由于信息封闭所以大家会被洗脑,那为什么在美国华人群体中你也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海外华人对你的评价是相当两极的,你觉得很多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如果有机会和这些人交流,你最想说什么?

余茂春:这个一点不奇怪,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美国的移民种族的成分非常复杂。如果对像我这种政治定向的人没有对立的看法,那反而不是美国了。这一点即使在没有移民的美国主体社会中也是如此。关键是这种争议性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是安全和合法的,有争议的人和事不会担心有受到政治迫害的可能。而在中国,不符合中共想法的看法是违法的,是危险的。

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源。在美国生活,要学会容忍和宽容,就是让其他人去说他自己的话,即所谓的Live and Let Live。 另外,我觉得中共的专制统治还远远没有结束。生活在美国的不少华人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各种事业上的、家庭的、经济的甚至心理上的联系,他们害怕美中关系搞得很僵会影响他们的这些联系。但是我们做政策制定的人不能只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促使中共走上正轨,以至于即使美中关系冷却,也不至于影响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正常联系。而且美中关系僵持的根源在中共,不在美国。理解美中对抗,一定要跳出狭隘的国界和族裔界限。

天安门事件、八九之后不久,我到波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去访问,当时他们刚刚从共产党的奴役里解放出来。我在东欧认识的这批人,他们对中国朋友的敬佩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经历,理解和憎恶是完全超出民族、超出国界的。所以他们是从做人的最基本的理念上来追求的。

CND在美国有很多入了美国籍还挥舞着中国国旗到处去为中共说话的人,实际上他们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到底什么。他们跟东欧的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余茂春:对。但我不觉得这些人做错了些什么,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我也去跟你打中国旗,不能因为你要给中共说好话就认为我要跟你一样。这个是不对的。

CND你说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同意我说的东西你就是我的敌人。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我是说海外华人。

余茂春:我不能肯定,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当然很多人对美国社会的融入不够彻底,他们觉得在美国华人可以享受福利、享受自由,而对美国导致这种福利和自由的最根本的因素他们基本上没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还有一点——我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啊——有很多在美国社会生活很多年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也跟我是在对立面的,这都可以的。美国在政治上是很包容的,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有人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不能说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认为连我做这样人的资格都没有,这就不对了。所以什么“汉奸”啦、“卖国贼”啦这些都是一些废话,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一个问题,中共的外宣有很大的投资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所以它对华人社区的舆论控制是很厉害的,比如它的一些中文电视、亲共团体,在美国华人社区里都是比较活跃的。在不少华人家庭里,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节目就像生活在北京一样。

CND我接着往下提问吧。六四之后美中关系都有哪些起伏和变化,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余茂春:六四实际上为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对中共的本质的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是个历史机会。很不幸,这个历史的机会被错过了,错过了几十年——三十年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有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对外关系上有迷惑性和蛊惑性,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它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但实际上它是和人民对着干的。六四正好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是和人民对着干的。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四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共的本质。

CND对。

余茂春:但是这个重新认识没有实现。原因很复杂,我给你讲讲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刚才我讲到,那是从天安门引起的。而美国人和世界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看作是最纯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之后他们就觉得共产主义就没有了。当时还有一个叫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人,此人以前还在美国国务院做过事,他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就觉得好像是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普世价值都实现了。所以他把中共根本没有当回事。这样从理念上就错了。因为正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垮掉了,他以为这是历史的辉煌成就,民主自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Historical triumphalism. 。因为共产主义并没有玩完,中共还存在和壮大着。

第二个呢就是中共变了调子。它知道六四对他们的本质有一个暴露,所以他们就讲,我们只搞经济,我们用经济利益来换取对我们政治制度的认同,所谓的求同存异。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西方世界对中共六四镇压的极端愤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错过这个历史的机会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说1992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大家对天安门的记忆犹新,而且民主党的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对中共邓小平搞绥靖政策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觉得我们一定要对共产党政权认识清楚,要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弄得很坚实,而且把它作为美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的标志。然后大家都知道,搞贸易,慢慢慢慢地中国的市场对很多美国的公司开放,而美国的公司有很多得到了中国的利益就去游说美国政府。然后克林顿政府居然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把人权和贸易脱钩了,这个机会呢就彻底错过了。结果是什么呢?1989年到2016年,二三十年之间中共的红色基因继续增能,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共产主义制度就更加的稳定。所以从八九到现在,中国一个最基本的性质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没有改变。这是第一点。

CND嗯。

余茂春:第二点呢,正好是由于用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中国的经济更加强大,共产党更加强大,而且由于我们对中共的姑息,由于我们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会,错过了对华政策的重新评估,经济上强大的中共对美国的体制形成了威胁。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2016年的时候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重新走到了1989年,对中共本质又达到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蓬佩奥国务卿上任不久就提出来对天安门六四做一个重新的估价。这就是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中国老百姓追求自由的认同、还有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根本利益冲突的重新认识。这几个方面就是六四以来美中关系一些起伏变化的最重要的必然结果。

CND我的一个观察是,在美国的很多六四以后来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流亡者,他们都支持川普总统再次上台,支持他的政策,是不是就是因为六四的因素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余茂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个人的说话的方式啊、他的表达的方式啊、他的不是政客的那种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等等。所以对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容易产生看法。但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存在于这些肤浅的印象性的东西里边的,他在理念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系统的框架。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一样,我们说新疆对维吾尔族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是直来直去的;批评中共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打压,我们也是直来直去的。这样就逐渐实现了在政策理念上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很多朋友给我写信的时候说,他们除了觉得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清晰程度增加之外,他们还对清晰的战略的本质、内容也都非常感兴趣。

CND那么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走向怎么样?总要修补美中关系的吧?要修补美中关系,中国最需要做什么?美国最需要做什么?

余茂春:美中关系,就是双边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大家要有坦诚的心态,要主动承认两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不要再说什么双赢、互相尊重这样完全没有意思的话。这对中共没有作用,反而显示中共的虚伪。中共现在的态度是,在国内我可以做一套,我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抓起来,我可以用命令来取消中国老百姓巨大的权利,但是我希望你一句话都不要说,我希望你闭嘴,要不然你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中共传播的这一套很僵化。中共内部很多人对川普的对华政策是恼怒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共的一些战略家都觉得美国人好骗,骗了几十年了。现在人家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很多人觉得恼怒。他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那么好骗的美国人怎么一下子聪明起来了。岂有此理!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说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拨乱反正的对华政策,其做法和理念是正确的。

CND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是什么?

余茂春:美国继续需要做下去的就是应该按照川普和蓬佩奥制订的对华政策,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对民主自由有保护作用的做法。现在看呢,基本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在美国国内两党之间,虽然在内政理念上、在政策方针上分歧非常巨大,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它非常地团结,那就是对华政策。这方面他们少有的分歧的都不是理念问题而是具体的做法。所以说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比如我们以前对新疆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香港的政策,还有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对知识产权的侵犯的问、保护美国的产业利益的问题,我们以前所做的基本上都是现任的民主党政府现在一直在继续做的。

CND我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想请你比较一下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的相似与不同,其实刚才你已经在谈了。那么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是相似的,对吧?

余茂春:对,当然是相似的。在政策层面上、在行动方面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有不一样的地方。现任政府是民主党,前任政府是共和党。共和党对美国基本的立国的理念是非常坚定不移的。他并不认为美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有什么问题。民主党稍微不一样,他觉得美国在制度方面有一些问题,他们认为一些个别的社会问题是美国致命伤。于是中共就特别利用这一点,利用美国国内政治上的一些讨论和不同,利用民主党的一些偏向性很强的说辞来完全诋毁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它觉得很有效,所以它在中国的统治效果也不错。但是它这个办法其实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在国内施行那么多的惨绝人寰的手段,比如把一百多万维吾尔人抓起来,然后你还攻击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这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中共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没有一种自我意识,贼喊捉贼,自己在那放火,然后它还要打电话给消防队来灭火,还在旁边幸灾乐祸,隔岸观火。这种做法早已为众人所知,所以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同样地,一个禁止其人民使用美国社交媒体的政府利用这些被禁止的美国社交媒体来攻击美国已经成了国际笑话,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

CND你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做过很多事,你觉得最让你自豪的是什么?还有,你有什么遗憾吗?

余茂春:我最为自豪的就是我利用这个职位说服了一大批就事论事的技术官僚,从理念上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基本的和具体的原则,大家重新有了认识。还有当然就是我十分荣幸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非常勇敢正直而且无私的美国的政治领袖蓬佩奥,能在他的手下做事。蓬佩奥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他用人没有任何有色眼镜。不管你的政治背景,不管你的种族背景,不管你的知识来源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能够说的有条理,只要你能够阐明你的立场的正确性,他都可以接受。这不仅是在国务院,在整个美国政府,在白宫也一样。

CND那你有什么遗憾的吗?

余茂春:遗憾的就是我们2020年的选举没有选上川普(笑)。

CND哈哈哈……这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啊?其它的呢?

余茂春:对,就这一个。

CND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当年六四以后的做法和想法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反思?

余茂春:对六四以来产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这样,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包括以前的一些学生,他们都跟我联络。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不管生活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理念都没有变化。这就是自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以前受奴役的境况了。

CND是是。

余茂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国歌,头两句非常重要,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CND哈哈哈,都起来了。

余茂春:当然那个国歌的背景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但是现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要争取获得自由的机会。六四最大的真谛就是它让人民看到了自由的希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让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CND此时此刻真想和你握握手,因为咱们的想法非常一样,从来没有后悔过。

余茂春:而且没有后悔的必要,也没有后悔的理由。

CND我觉得你今天把六四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

余茂春:建议你去找蓬佩奥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那个讲话非常系统。美国没有一个国务卿在2019年之前讲过那样的话。

CND好,我会找那个讲话的中文版附在这篇访谈中【注:蓬佩奥讲话请见此访谈(上)】。再次感谢你对CND/华夏文摘的支持。谢谢!

(吴放根据2021年5月30日电话访谈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于2021年6月3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三期(cm06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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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蓬佩奥国务卿在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9年6月3日

6月4日,我们向止于1989年6月4日的中国人民英勇的抗议运动致敬,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派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呼吁民主、人权及终止腐败横行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汇集在北京及中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千百万抗议者为寻求国家的美好前景遭受了巨大痛苦。死难者的人数至今不得而知。我们向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庭深表痛惜,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甘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究责任。30年前发生的事件仍在触动我们的良知,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能够带来一个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但这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制不容忍异见,而且在任何符合其利益的时候都会践踏人权。今天,中国公民遭受着新一波侵权行径,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人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并摧毁伊斯兰信仰,包括动用关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的手段。但即使在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力监控的国家之时,普通的中国公民仍在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体系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许多人却因此遭受惩罚、监禁甚至酷刑折磨。

我们向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们致敬。他们大无畏的榜样一直激励着后代在世界各地发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几个月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开始。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完整、公开地说明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一黑暗的历史阶段的众多受害者。这样的步骤能开始显示出共产党尊重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意愿。我们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争取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停止使用任意羁押手段,并改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政治表达混为一谈的适得其反的政策。中国本国的宪法阐明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表明,当政府响应本国公民的要求、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时,国家就会更加强大。

来源: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北京)

点起一根蜡烛——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歐洲之聲】(20210601)

點起一根蠟燭——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網絡視屏紀念大會

一、時間:2021年6月1日(星期二),全球各地的具體時間是:紐約時間:10:00點,美西時間:7:00點,柏林時間:16:00點,香港與臺北時間:22:00點,日本時間:23:00點,澳洲時間:2日2:00點,新西蘭時間:2日4:00點。

二、會議地址:使用Zoom網絡會場,約舉行2個半小時的紀念大會,會議期間同時安排實況轉播,不發言的與會朋友,屆時可通過會議實況與會。

三、會議主持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聲社長)、李恒青(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六四親歷者)

四、發言程序:

1、為六四死難者安魂彌撒: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Kühne萊茵馬斯職業高校教師)

2、主旨演講:王丹(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3、王軍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4、魏京生(魏京生基金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

5、黎安友(AndrewJamesNathan美國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

6、吾爾開希(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六四親歷者);

7、謝志偉(臺灣駐德國大使);

8、萬潤南(民主中國陣線前秘書長、主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營企業開創者,六四親歷者);

9、KolasYotaka(臺灣總統府發言人);

10、劉慧卿(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前主席);

11、胡平(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社名譽總編);

12、王定宇(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會長);

13、王婉諭(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副會長);

14、牧野聖修(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經濟產業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聯合總會會長);

15、范雲(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野百合學運領袖);

16、林為洲(國民黨籍臺灣立法委員);

17、瑪麗-侯芷明(MarieHolzman法國著名漢學家);

18、林培瑞(EugenePerryLink,Jr.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教授);

19、長平(「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德國之聲專欄記者);

20、紀惠容(台灣人權委員會委員);

21、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太陽花學運領袖);

22、鄭照新(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23、席海明(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主席、內蒙古人民黨主席)

24、洛桑尼瑪(前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華人聯絡官);

25、蔡霞(前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

26、王安娜(光傳媒創辦人、主編);

27、張伯笠(牧師、六四親歷者);

28、裴毅然(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29、蘇曉康(作家、六四親歷者);

30、蔡詠梅(前香港《開放》雜誌主編);

31、薛偉(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北京之春》經理);

32、陳維健(北京之春主編);

33、黃慈萍(魏京生基金會執行主任、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秘書長)

………………………………………………………………………………

因為會議時間有限,會盡可能爭取延長一些時間,以下舉手發言:

嚴家祺(中國民主改革著名理論家、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

高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澳洲負責人);

张菁(中國婦權創辦人);

趙昕(六四親歷者);

張杰(資深媒體人);

高光俊(美國華人律師、六四親歷者);

李進進(美國華人律師、六四親歷者);

呂京花(北京工自聯負責人、六四親歷者);

錢耀君(前歐華導報主編);

唐元雋(中國民主黨海外聯合總部副主席);

陳立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梁友燦(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張偉強(澳洲墨爾本民主聯盟秘書長);

王進忠(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鐘錦江(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劉偉民(中國民主黨海外黨部副主席);

蔣罔正(澳洲墨爾本民主聯盟副秘書長);

胡中南(自由民主青年);

張高偉(全能神教會代表);

李武(保護人權協會代表);

金華良(民陣美西分部秘書長,兼法律諮詢);

TerryChen(民陣美西分部行政执行主任);

翟江濤(民陣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支部召集人、兼通訊與網管);

傅宇东(民陣美國總部總幹事、美西地區總監、兼公關與組織);

游亚鹏(民陣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支部臨時招集人、兼後勤);

胡睿(民陣美國總部政治智庫主任、兼文宣);

董鵬(東京自由民主人權之聲副主編);

顏荔(民主中國陣線美國總部總招集人、兼對外發言);

周颖珺(民陣加州洛杉磯支部成員);

潘永忠(民主中國陣線總部秘書長、歐洲之聲主編)。

本文轉載自【歐洲之聲】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

日本举办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海報)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

 

证言:我当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当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大崎雄二先生作为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的北京特派员,见证了这段历史。大崎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去年日本外务省解密的外交档案,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 他还将谈及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包括香港、维吾尔、西藏和蒙古的近况。

大崎雄二简介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1958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80年至1982年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在天津南开大学留学。 1983年至1990年担任日本国家电视台NHK记者,1986年至1989年驻北京特派员。 1995年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课程,曾任教北海道大学。

使用Zoom网络会场,举行2小时的纪念大会,会议期间同时安排YouTube实况转播,不发言的与会朋友,届时可通过会议实况与会。

会议概要

时    间:2021年6月5日14:00-16:00(东京时间)

地    点:東京都渋谷区

主办单位:日本人权财团

协办单位: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主中国阵线,《北京之春》杂志社,《欧洲之声》,《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

主 持 人:北井大辅(日本人权财团理事)

基调演讲:牧野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

主 讲 人:大崎雄二(法政大学教授)

特邀嘉宾:王  丹(八九学生运动领袖)

胡  平(北京之春名誉主编)

廖天琪(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

王进忠(日本人权财团理事,《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主编)

潘永忠(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协调人兼秘书长,《欧洲之声》副主编)

王国兴(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协调人)

钟锦江(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薛  伟(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前主席、《北京之春》经理)

技术负责:名  和(日本人权财团理事)

董  鹏(《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副主编)

联 络 人:

日文,北井大辅 E-Mail:6432japan@gmail.com

中文,王 进 忠 E-Mail:wjzjp@sea.plala.or.jp

电  话:090-2179-9812

参会申请用E-Mail:a62210132000@yahoo.co.jp

会议开始前,将会议链接发送至参会者的电子邮件

媒体报道:《欧洲之声》网址  https://sinoeurovoices.com/

《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网址  https://www.fdc64.jp/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j43l6bNJWpNwnrChrKomxA

日本外务省应深刻反省其过去错误的对华政策外交误国(牧野圣修:20210107)

日本外务省应深刻反省其过去错误的对华政策外交误国

作者:牧野 圣修(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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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外务省部分档案 PHOTO(C)NHK

美国总统拜登改变“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政策

前美国总统朗普的对华战略政策中,频繁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措辞。“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构想,最初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沿用了这一口号及政策。该政策服务于「对华遏制战略」,旨在对抗中国。缘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体制,不断染指印度洋、太平洋的霸权地位。

拜登当选总统后,于2020年在11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韩国总统文在寅、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等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谈,但是始终使用“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没有使用美国政府一向使用的“自由和开放”的外交表述。同年11月16日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电话会谈中,拜登总统说“一个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闭口不谈“自由和开放”。撤回「自由和开放」的概念,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外交政策转变。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总统敢于摒弃特朗普政府一贯坚持的措辞,意味着否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表述,显然的意图就是以自由和民主来对抗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安全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的措辞,容易被中国接受,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口号相得益彰。拜登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印度、澳大利亚等对华持强硬对抗立场的国家的失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被中国视为很重要的一年。如果美国转向对华绥靖政策,那么今年很可能会促使谋取国际霸权的习近平,由跃跃欲试而付诸行动。

 

日本外务省曾“协助”中国成为霸权大国

不仅今天的美国,历史上的日本也曾对华绥靖而招致重大外交失败。

2020年12月23日,日本外务省解密了1987年至1990年间的外交档案。这是基于「30年前的外交档案原则上应解密」的制度而公布的外交档案。档案合计有26卷,达10600多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密外交档案中包含有: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讨论应对措施的外交记录。据档案透露,日本政府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决定“从大的格局来看,孤立中国并非良策”,他们已经决定采取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政策。

以下是部分解密档案照片。

 

1989年6月4日当天日本外务省绝密文件的一部分

上述档案的日期是「平成元年6月4日」,即「1989年6月4日」,由此表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限期「保密」措施,并不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为,是日本为迎合中国当局的利益,提前单方面制定的对策。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显示,当时日本外务省提供建议,并帮助中国准备了一份由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交的《声明草案》。中国政府的这份《声明草案》是一张A4纸,与1989年6月27日的绝密档案装订在一起,没有透露信息来源,是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阿南惟茂先生与中方讨论并征求意见后起草的。其内容如下:

(1)这一事件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一些煽动者企图颠覆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对此断然反击。

(2)对动乱中出现大量人身伤亡深表遗憾。中国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3)今后中国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同时考虑人民对民主的合理要求。

(4)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改变。中国希望继续保持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

外务省中国课课长阿南对中方说:“如果(这些观点)得到明确表达,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印象可能会好转”。如此看来,日本外务省宛若中国政府的代言人。

这些解密的外交档案还公开了以下一些事项。

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6月15日,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美方提出异议,反对美方批评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当时,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福伯(Robert Forber)指出:“如果日本政府持续批准对华经济合作,将刺激华盛顿”。外务省亚洲局审议官 铃木胜也 对此回应道:“中国的价值观及体制与西方不同,以西方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有些强人所难。没必要机械地终止所有针对非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合作。”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7月14日至16日,在法国阿尔什召开了G7峰会(七大工业国组织首脑会议)。包括峰会主席国法国在内的各国都希望通过一项严厉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而日本政府则游说各国,主张谨慎措辞,避免孤立中国。

G7峰会主席国法国在7月4日峰会召开前向各国提交的政治宣言草案中,对中国政府的谴责是“野蛮地镇压、处决”,并提到欧洲四国联合对华制裁,包括暂停部长级别交流和军事合作,以及推迟世界银行的新贷款等。

对此,日本方面于同一天表达了其“避免被外界认为日本赞同对华制裁”的主张,“希望不要提及各国采取的措施,若各国家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希望尽可能模糊表述”。结果,经与各国磋商后,不仅有所克制地谴责中国,而且只字未提制裁中国,并在宣言中加入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想孤立中国,但强烈敦促中国以合作和克制的姿态管理本国事务。”

在7月7日举行的秘书级会谈中,日方首先表示不希望发表关于中国时局的特别声明,而所有其他与会国则坚持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于是会议进入到具体讨论声明内容的进程。此外,虽然日方要求以抽象措辞来表述对华制裁,但美国坚持认为“提及具体措施是必要的”,而西德也认为“不提及具体措施的声明是没有意义的。”

在7月11日举行的日美谈判代表磋商中,作为妥协方案,日方要求增加“我们不打算孤立中国”这句话,以换取接受对华制裁的提案,但美方表示反对,说这将削弱声明的威力。

7月14日,阿尔什峰会的第一天,宇野首相在午餐会上游说峰会主席国法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宇野首相说:“应促使中国为避免自己被孤立须坚持改革。我认为如果文案采取这种敦促,或者监督的态度,那将是一件好事。”

7月15日的讨论中,宇野首相补充道:“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历史上当中国在处于弱势时,往往会有强烈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开的声明中,我们应该谨慎措辞,避免肆意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刺激其强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

最终发表的《宣言》,部分采纳了日本的主张,《宣言》称:“中国当局重启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政策,较之其他更应优先创造条件,尽快恢复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关系,避免自己被世界孤立。”

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的言行,宛若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

虽说是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在阿尔什G7首脑会议上,日本政府与西方诸国,步调一致地联合制裁中国,今天的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发达,同样也不会成为这样强大的霸权国家。

当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是由被称为「中国学派」的亲中官僚们主导的外务省,都需要真正反思自己的历史行为。

 

今天反思外务省的这段历史尤为重要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就香港问题发表声明的一段历史。当时香港主权即将移交中国,撒切尔首相对香港前途表示忧虑。

关于香港主权移交问题,1984年撒切尔首相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她在1989年9月14日的晚宴上与日本驻英国大使千叶一夫提到,她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说:“我曾经和邓小平交谈过,邓小平对‘英国政府也受法律制约’表示不能理解,邓坚持认为‘如果国家需要,可以随时改变法律’。我认为今天中国问题(即天安门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这种思想。”

当撒切尔首相在同9月访问日本会晤中山太郎外务大臣时,她说:“据我曾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打交道的经验而言,我也未能预料到会发生天安门广场惨案,我感到非常震惊,希望不要再度发生惨案。”她还说:“香港有500万人,香港人担心,对自己的国民能做出这般事情(八九天安门事件)的中国政府,对香港人又将何所不能?”香港主权将在八年后移交中国,她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担忧。

撒切尔首相凭政治直觉,居然一语成谶,验证了30年后的香港。她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发现邓小平明显缺乏「法治」观念,邓小平的这一衣钵,被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今天悲剧还在继续重演。

这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还有,邓小平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商业代表团解释天安门事件时说:“国家主权压倒人权。”

1989年11月13日,卸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斋藤荣四郎在内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邓说:“在最近的镇压动乱(天安门事件)中,我们对学生是极为宽容的,这次动乱的根源是思想混乱引起的”、“有人权和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人格和国格。人权重要?还是国主权重要?国家主权关系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国家主权压倒一切。”

蔑视人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本质,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迫害人权的行为,在西藏、维吾尔、内蒙古和香港等地仍在持续上演。

史籍确凿,日本外务省彼时未能调整、变革对华援助政策,结果意外打造出一个残酷迫害人权的霸权国家。

反思历史,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反思的事情了。

日本与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集团合作,是日本战后外交的最大错误,是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应该永远记住的历史教训。

日本外务省需要做的是,摆脱源于过去侵华历史的对华赎罪感,正视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劣迹行径,并转向重视保护人权的外交。

本文翻译自:牧野圣修,《外務省は過去の対中政策の誤りを猛省すべし-外交の誤りは国を滅ぼす》,2021年1月7日。

【六四32周年】「回顧中共百年,展望中國未來」網上系列講座(202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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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2周年】「回顧中共百年,展望中國未來」網上系列講座
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
第三講:鄧小平上台塑造的權貴資本主義(以普通話進行)
講者:王丹博士(八九學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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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香港支聯會臉書

蘇曉康:八九驚天一炸(202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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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八九兩個命門:學生絕食和趙戈會「拋鄧」,皆導致情勢急轉直下;尤其後者,有論者稱「畫蛇添足,一言喪邦」。三十年後,我們對此依然不能有定論,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趙紫陽乃是對鄧攤牌,置鄧小平於「全民公投」之境,或說交給人們裁決是非,他也不管後果了,第一,這裡有領袖的責任倫理問題;第二,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檢討的根源。】
《趙紫陽錄音回憶》是一份珍貴的私人文獻,可與《赫魯曉夫回憶錄》媲美。趙紫陽對“八九事件”的內幕、成因,作了脈絡性的梳理,成為還原這個歷史關頭的權威史料。然而,這與他最終仍不能透徹說明其中的一個重大細節,形成某種悲劇性的張力。這個細節,就是關於他跟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一個堪稱“風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釋。這同時也就留下了发掘的價值和空間。
政治透明、決策公開,是極權體制的命門,若遇重大社會沖突則更甚,一旦觸碰,就會爆炸。釣魚台趙戈會見“把中央常委的決定捅了出來”(趙語),所引起的爆炸性效應,舉世目睹,至今沒有一個令人釋懷的解釋,可謂“二十年的遺憾”,本文就來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我的解釋,不把趙紫陽定位在一個領袖、崇高者、獻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個從政者(politician)。他已長眠地下,可任歷史評說。
安撫老爺子
胡耀邦去世,學潮驟起,黨內改革派便憂心忡忡。陳一諮回憶,他的秘書拿來一張貼在人民大學的「關系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系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啊!像在「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私生子,靠裙帶關系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一位高級幹部子弟原來支持學生,看了這張圖,轉而大罵「學生胡鬧!」』
他意識到「搞不好這場運動又要鬧悲劇了」,因为他知道,鄧小平早在二野時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也批評他「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毛澤東是「運動群眾」,鄧小平是「害怕群眾」,在受辱的情況下,鄧小平決不會作半點讓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勸學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緊疏通鄧家。
五月三日下午,陳一諮帶著副所長李峻、白南風到了鄧家,與鄧樸方整整談了五個小時。文革中陳一諮在北大落難,跟鄧樸方相識了,改革中,兩人也常交換意見,八七年為制止反自由化的錯誤做法,他們也合作過。陳先講了李錫銘、李鵬匯報的不實,「四二六」社論只會激化矛盾,照這個方針中國會陷入災難。
鄧:「那你說怎麼辦?」
陳:「現在緩解矛盾的辦法就是請你們老爺子出來講話。」
鄧:「已經到這一步了,還怎麼講?」
陳:「學生對你們老爺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論狠了,盼是盼老爺子說幾句學生是愛國的話。比如,接見外國來賓或記者時說:『娃娃們都是愛國的,年輕人嘛,總想把事情辦得快一點、好一點,可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辦成的。欲速則不達嘛!』這麼說又肯定,又批評、矛盾就緩解了。」
鄧:「這倒是個好主意,我跟老爺子說說。」
陳一諮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諳決策機關竅門,急中生智去安撫老爺子,是此刻應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夠得著鄧小平的兒子。
「鄧掌舵」爆料三說
關於這個事件,中共解釋不了,趙紫陽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釋來源。前後有過三種說法,都是借助了一種時間上的錯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見鄧小平,下午見趙紫陽,何者為「最高級會談」?這個「規格性」問題,產生了一個「政治機會」——其實,這是極權體制預留的一個漏洞,誰能利用它、怎麽利用最好,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最早出現的「陳說」——陳一諮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種說法:蘇聯代表團質疑,鄧小平什麽黨內職務都沒有,戈氏見他算什麽?於是王瑞林打電話來,要趙紫陽下午向戈氏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天衣無縫,說明趙陣營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後又有一個「鮑說」——鮑彤出獄後說,在秦城他就自己攬下這個責任,說他根據中聯部的介紹,替趙紫陽寫了講稿,說明鄧雖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後的「趙說」,分別見於《開放》出版的宗風鳴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趙本人的《錄音回憶》兩書,完全相同,大意是針對民間「垂簾聽政」的說法,為了「維護鄧的形象」,才說出這個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據明報援引趙與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談話,提到更具體的細節,即鄧小平堅持他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才算「中蘇最高級會談」,並一再強調「這句話我一定要告訴他」,但不知為什麽他會見時卻忘了說這話,由此便要由趙紫陽來告訴戈氏「鄧小平掌舵」的秘密。趙告訴楊:「我還對鮑彤說,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記性不行了……這一番話,本意是替鄧小平把他忘記講的話轉告戈爾巴喬夫,目的是讓對方回國後對此行能有個交代,至於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麽誤解,我就沒有辦法控制了。」
總書記務必「現場直播」
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旁證,即二十年前我聽一個目擊者親口陳述的事實:當時趙紫陽先一步到釣魚台國賓館,非常急切地詢問一個細節,這次會談是不是「現場直播」?令記者們驚訝的是,總書記以前從未在乎過這個細節,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刪節講話人的任何一句話,即避開了新聞檢查,這也是中共很少允許「現場直播」的原因。據說,趙紫陽待記者告訴他確是「直播」無疑,就河南話脫口而出:「好!」然後坐下來,一只手有節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來。
根據這個「現場直播」的細節,便一目了然,趙紫陽有備而來,要說出什麽不能說的驚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門廣場火燒火燎的當口,不久果然天下嘩然。廣場出現的標語,是前所未有的:
鄧大?黨大?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下台就是好貓;
簾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來了不太平;
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
如此“簾政”,國將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調不準了;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天下為「公」;
人過八十要糊塗;
我們盼小平歸故里,擁護您去當職業牌手;
希望鄧小平順應歷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賓師專迎接小平回鄉養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塗(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簾聽政;
簾子後面找政府;
鄧小平(八五)戈爾巴喬夫(五八)……
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稱鄧小平是「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大批知識分子簽名。
兩個「五一七家庭會議」
趙紫陽反對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無效後,心情沈重地回到家裏。5月17日晚飯時,他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
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開了一個會,據說鄧榕指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說:「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本來就「害怕群眾」的鄧小平做了最後的決策。
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決定了未來中國的前途。
然而,又因為是「家庭會議」,一項「國家決策」,居然是由中國的兩個頂級家庭全部成員參與決策的,只不過,鄧家決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從此瓜分天下;而趙家決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員承擔無底線的後果,為這個民族下地獄。
陳一諮二十日上午去看鮑彤:
『他剛毅的臉上充滿了正氣和義憤。一見到我,就說「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針,是唯一合理解決問題的方針。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戒嚴?和人民對抗,和人心對抗,會有什麼好結果呢?這是困獸猶鬥!」我插了一句:「也許會狗急跳牆呢?!」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真想掛一個『中共中央委員鮑彤』的牌子,到天安門和學生們一起絕食、抗議!學生明明是愛國的,非說是動亂,還有是非嗎?」我們對李鵬的倒行逆施都極表憤慨。』
紫陽風頭正健
趙紫陽為什麼做這個大動作?
在他禪盡竭慮,仍不能說服鄧小平收回成命,便決定訴之天下輿論、國際關注,將鄧小平的決策,從幕後黑箱拎到大庭廣眾之下來評判,等於一種「全民公投」。鄧小平要「當家」,卻又怕「暴露」,這種非理性統治,正是學潮難以平息的根源。趙紫陽看穿這一點,借力使力,將街頭抗議化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趙出此策的政治根據是什麼?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鋒之勢,是他敢為的主因。趙曾欣賞「新權威主義」,他說鄧也是,但是他們遇到政治上的強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尋改革的思路,鄧在八九前兩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趙才令鮑彤組建「政改辦」,這是不能忽略的一個前提。
那麼,在現實中趙有何本錢逼鄧?鄧與趙「同舟共濟」,是改革僅剩的一個政治基礎,鄧自斷左膀胡耀邦之後,只剩下右臂趙紫陽,改革已在半途而廢,此所以鄧堅拒鄧力群而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他不肯輸給陳雲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趙紫陽告訴宗鳳鳴,鄧在八九年春已決定把軍委主席交班給他,亦可知廢胡後鄧依仗趙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趙紫陽解散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停刊《紅旗》、差額選舉「差」掉鄧力群等舉動一路告捷,對趙紫陽的政治預期感,是極大的鼓舞,讓他看到「民心可用、黨心可用」;同時,也顯示了在高層博弈中,趙比胡有韜略、有技巧,這也是鄧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說,「八九」風雲驟起前夜,趙紫陽正躊躇滿志,他才敢把民情洶洶的天安門廣場扔給李鵬,自己登車去平壤了。
趙紫陽談胡耀邦的隕落,歷數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鄧小平以不開常委會來堵陳雲的嘴,說「兩個聾子都聽不見,開什麼會!」照說趙接胡,境遇更難,他竟能遊刃有余,「陳要開會是想有個說話的地方。有一次他責怪我為什麼還不開會。我回答說:我只是大秘書長一個。你和鄧商量好了就開。陳聽後說:啊!大秘書長一個!」——趙跟宗風鳴談得比他自己的錄音要鮮活。
楊家將「玩火」的空間
趙紫陽有多少勝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趙是不會幹的。面對保守老人,趙的靠山是鄧小平,假如他轉身挑戰這個靠山,誰是他的盟友?那時會有一個制衡鄧小平的「聯盟」嗎?
萬里、喬石、胡啟立都曾是趙的盟友,但畢竟人微言輕。萬里在關鍵時刻被軟禁,啟動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的嘗試,也被鄧小平輕易擺平;而喬石在鄧府戒嚴決策中,只敢中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楊尚昆。無疑他的角色,最終決定了趙紫陽的成敗,而奇怪的是,《錄音回憶》對此人似惜墨如金。設若趙楊兩人皆封嘴,他們之間曾有過的「聯盟」便石沈大海,卻仍可鉤沈一二。
陳一諮也回憶,趙紫陽五月三日、四日在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和亞洲銀行會議的講話獲得了普遍的好評,特別是在亞銀講話一結束,楊尚昆就走過來,一邊拍著趙的肩膀,一邊緊緊和趙握手,並說:「講得好極了,我完全同意。」接著喬石也和趙握手,說了相同的話。此時大部分學校也停止了罷課,情況在好轉。
然而即便如陳一諮沁潤權利中心多年,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黑暗的洶湧暗潮是善良的人們難以估計的,既得利益者們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陰謀又豈會輕易收兵?他們一方面挑動學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鄧小平、攻擊趙紫陽。』
「楊家將」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為鄧與政治局常委的聯絡人,位居中樞,熟悉中南海內幕的吳稼祥,稱他是「大玩家」,很傳神,但說他怕失去軍委副主席,而聯手保守派倒趙,與趙的說法不符。趙在書中多次提及楊支持他處理學潮的溫和政策、反對鎮壓,似非錯覺,許家屯也從旁證實。但是,楊領李鵬去鄧府求見,引出「四二六」社論在先;又受趙之托,試圖通過鄧的秘書、子女迂回勸說鄧在後。楊尚昆究竟押注在誰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無疑也是審時度勢,不想賭錯。他重用胞弟,遭忌軍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險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趙紫陽一旦成事,他興許也當一回「太上皇」呢?
趙紫陽留下兩個細節,頗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鄧府,楊尚昆轉述廖漢生的戒嚴主張,「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決定戒嚴後趙憤而辭職,「尚昆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此外,據說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找不到楊白冰、楊白冰找不到楊尚昆、楊尚昆找不到鄧小平……。
一番腥風血雨後,楊尚昆最終背棄趙紫陽。但幾年後,這位「鎮壓執行人」,又對301醫院軍醫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他已無力去糾正。」另據吳稼祥分析,2001年旋風般橫掃中外的《天安門密件》(又稱《六四真相》),也是「楊家將」背景,為了洗刷「屠城」罪責,此說很有見地。楊尚昆的「國家主席」頂戴上,沾著趙紫陽的血,末了還是鄧小平奪了他的頂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別人,最終是玩了自己。
鄧戒嚴權威不足
楊家兄弟治軍乏威,也是鄧小平權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澤東身後的權威空白。這個政治背景,其實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論及。權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組渴望,會引誘政壇上所有的人,其實大家都是「玩家」,趙楊二人位高權重,豈能置身於外?改革的遲滯和保守派的問罪,又與民間抗議互動,而引領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一開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結局,只有可能性。
陳雲或可比肩鄧小平,更有葉劍英,長居嶺南不北歸——他有華國鋒襄助才抓了「四人幫」,而鄧小平覆出後,八零年初廢華及「凡是派」甚急,葉帥不悅,鄧派王震南下與之協商,葉舉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習仲勳兩元老進政治局,對鄧有所制衡。鄧雖是二野政委,元帥的資格,但四九後與兵戎無涉,覆出後請羅瑞卿接軍委秘書長,鄧極盼替他掌兵,羅大將卻被林彪害得雙腿殘斷,說我站不起來怎麽領兵?執意要去德國做手術,而那時中德尚無外交關系,聶徐兩帥皆不準,羅硬是去了,竟死在手術台上,鄧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傷亡甚重而無戰果,都說是為了鄧接掌兵權。葉劍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癥,四年里沈屙愈深,漸漸出局,八四年國慶鄧小平心血來潮要閱兵,也是為了兵權,而葉帥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據說鄧下令無論如何不能叫葬禮沖擊國慶,醫生只好維持,於是葉帥又當了兩年植物人。
天安門屠殺前的一場宮廷傾軋,因涉及動用軍隊,情勢撲朔迷離。鄧小平雖是強人,但調兵進京軍管,他的權威還差了點,元帥上將們一上來就反對。尤其難料的是,楊家兄弟指揮鎮壓,軍權在握,圍困京師,鄧心中沒底,據說全家人都躲了起來。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國處於權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曉得。這種近似軍事政變的把戲,最不安全者,恰是獨裁者自己。
愧疚為那般?
趙紫陽的光彩,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但是,《軟禁中談話》和《錄音回憶》兩書問世後,我們才知道,趙紫陽決不肯對這個黨認錯,卻反反覆覆地談到他對鄧小平的歉意,即在與戈氏談話公案上,不斷地用「懊悔」「遺憾」等字眼。兩廂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讀。趙的意思恐怕是:你對我有知遇之恩,我怎會「有意傷害你」?重大決策在你我之間都不能討論一下,我只好訴諸民意,以為民意足以驚醒你,卻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釀成大悲劇。時過境遷,我實在覺得很抱歉!趙紫陽這種態度,反映了傳統「君臣之道」的某種殘影,但也是一種可貴的政治倫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趙紫陽不檢討也無反省,他愧對鄧,卻不說愧對歷史。這里一直懸掛著對一個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的追問:無論趙的動機是什麽,在缺乏起碼政治理性的前現代條件下,有意無意地動員民眾,輕易與獨裁者決一死戰,是徒然地犧牲無辜的生命,和勾引歷史的重大逆轉。
李商隱有憑吊諸葛亮的懷古句:『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這首七律《籌筆驛》,通篇浸透著「遺恨」二字,映照趙紫陽,可謂妥帖;而諸葛亮擬古辭《梁父吟》,取典春秋齊相宴子「二桃殺三士」,其鞭笞讒言害賢的含意,至今新鮮。
 
本文轉載自 蘇曉康臉書

蘇曉康:吾爾開希今安在?(20210513)

6人、立っている人、アウトドアの白黒画像のようです

【按:中東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際,引发了我這麽一句感慨,其雙關語在於:八九學運曾有一個領袖是伊斯蘭青年,而今中共已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年初吾爾開希舉辦全球網絡研討會『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囚禁7周年紀念』,邀我參加,七年前我獲知中共判伊力哈木終身監禁,匪夷所思,後來懂了,中共扼殺維吾爾族精英領袖,於青萍之末、微瀾之間,才是「滅絕」的重中之重,估計這也是他們應對藏民族和達賴喇嘛爭取國際聲援成功之沈痛教訓。反對獨裁,絲毫沒有民族種族之分,反而注定會被「國家」離間,難道漢族至今還陷在這個泥潭里嗎?】
 
開羅解放廣場,成為二十年後的天安門廣場,令全世界驚詫不已,更讓中國人尖叫喝彩。2011年波瀾叠起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一路延燒到伊朗,電視鏡頭里萬頭攢動的,都是伊斯蘭青年——人口壓倒性的年輕化和都市化,是這次革命的結構性因素,這幅伊斯蘭的壯闊畫面,勾出我記憶里另一個伊斯蘭青年:天安門運動中沖鋒陷陣的吾爾開希。
 
壯觀的「四二七」大遊行
 
天安門學運清晰地分為前期(遊行抗議)和後期(靜坐絕食)兩截,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堪稱前期主帥,一張娃娃臉,領導了震撼全國的幾場大遊行,尤其「四二七」那天,數十萬學生和市民連續沖垮十八道軍警防線,電視上曾有一個鏡頭:兩陣人墻對峙,萬眾齊吼之間,示威者們把他們的主帥吾爾開希,像炮彈似地擲向草綠色的警戒線。倘若八九年缺了這位維吾爾族青年,天安門學運肯定將失去許多精彩鏡頭。
 
吾爾開希只是學生領袖之一,他身上有某種奇特的東西,是其他幾位所沒有的,究竟是什麽?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登高一呼的天然魅力?率直草莽的性格?我也說不清,約摸間只覺得他比漢族青年較少斫傷天性,遂於千軍萬馬之中作弄潮兒。不過,觀察當下中文話語里種種「埃及-中國比較政治學」,如第一大疑問「百萬中國人上街,軍隊是否還會開槍?」卻沒人去問:「中國老百姓還敢不敢上街?」——這便是「吾爾開希話題」的意義所在。特別是在開羅那場大戲之後,中國民間與其吆喝「陳勝吳廣」或者「辛亥革命」,何不直接呼喊近在二十年前的吾爾開希?
 
西方輿論由衷讚賞埃及示威抗議者的勇氣和智慧,《時代》周刊甚至刊登一份他們的《革命手冊》,內含八種必備服裝和工具。然而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學生們,示威遊行的技術絕對不遜色於他們。1989年秋我逃到香港,曾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的私下采訪,我按捺不住大談「四二七」大遊行,她一直沒有发表這篇訪談,不妨引一段在下面:
 
『問:你怎樣反思這場學運,以及它起了甚麽作用?
答: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從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車站,交通就全面中斷,北京市學生大遊行呀!我突然覺得學生了不起,因為學生打出了憲法的旗幟,打出了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的旗號,而且組織得非常有秩序。從四二七大遊行,知識界就看到這次運動超越上一次,它有一種理性的、秩序的東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萬北京市民的擁護。』
 
獨裁者恐懼大多數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國怎樣搞民主運動才能搞得成功,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使獨裁政府害怕,這實際上在四二七大遊行已經做出來了!像八七年的學潮,學生提出很理論化的口號:「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老百姓不跟你呼應,產生不了共鳴,而且要喊「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這口號,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以後,知識界就有人出來組織了,新聞界、文藝界、理論界也站出來,都受了感染,而且實在是學生表現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這前提下才敢這樣站出來逼使官方讓步,是在這個基點下,統一起來。
 
官方不退步,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論」往後退,他們以為往後退就完蛋。這邏輯對他們來說是對的,因為「四二七」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的正義力量,他們面對的再不是過去那愚昧的、暴動的、騷亂的群眾;他們面對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難對付的群眾,其實任何獨裁政府最怕的就是這個。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鎮壓就完了。但這情況下退讓的話,的確共產黨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是獨裁的局面。
 
我們有自己豐厚的遺產
 
「四二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是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運動。如果中國有現代民主運動的話,就是從「四二七」誕生的,而且是由學生創造的。至於學生怎會這樣出來的,按照陳希同報告說,是有人在後面出主意的。我當時在上海,不在北京,據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縱學生,因為學生也有矛盾分歧,能產生這種共識,最後大家讚成這方式,這說明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因此,過去對學生的判斷是錯誤的,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對嘛!他們在關鍵時刻,是非常理性嘛!他們一開始就讓全世界、全國人民目瞪口呆。據說鄧小平看了「四二七」大遊行的錄像後,連連叫後悔呀!連連說上當、上當!不知這真還是假,反正當時共產黨一籌莫展,沒辦法。
 
看學生扛著憲法,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原則,警察沒辦法只有撤。所以有人說學生「打著紅旗反紅旗」,包括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也說學生是實用主義,不是啊!這就叫做理性,因為他們看準了在中國當前甚麽樣的口號,甚麽樣的方式,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使獨裁政權感到害怕,這就是理性,是很高級的政治智慧。
驚羨埃及之余,我們怎麽不回眸一下自己這筆豐厚的遺產?王軍濤在牛津大學2007年舉辦的「公民抗命研討會」上,對「八九學運」曾有一個很「政治學」的概括:
 
『從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是人類和平改革政治體制的公民抗命運動的一個高峰。1989年運動參與人數之多、階層動員之廣和卷入政治軍事領導層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準也是最好的。四次百萬人遊行,沒有流血沖突。鎮壓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個城市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但是甚至沒有犯罪。在5月19日,當中央軍委調動數十萬大軍乘夜分十路突進北京時,僅僅三個小時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門廣場之外。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跡。在我回顧了1989年的過程後,所有與會者都認為,中國人做的是最好的;盡管我們被鎮壓了。』
 
預測軍方,形同扶乩
 
觀摩埃及,中國人的反應都聚焦在「開槍」上,驗證了「六四」屠殺的震懾作用——「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據說是鄧小平當年的狠話(《李鵬日記》的說法是「準備流點血」),一個獨裁者所丈量的社會心理對暴力的承受長度。如今二十年過去了,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再「開槍」,老百姓不知道,中南海的九個老男人不知道,恐怕軍隊自己也不知道。
鄧小平第一次開槍遲疑了五十天,第二次就一絲都不會猶豫。他這個心思,從他隔代指定胡錦濤就顯露無遺——憑什麽?就憑胡敢在拉薩開槍,八九年那個時候,省軍級以上有機會下「開槍令」者,幾乎只有胡一人,說實在的,鄧小平能挑的「候選人」也只有一個,不作二人想。
鄧小平身後,江胡權威遞減,軍方自然驕橫。中共自「林彪事件」之後,不會軍人當政了,但自「六四」屠殺,黨要靠槍桿子才能存活。血洗長安街一役,使國防軍變成「護院家丁」,它跟黨或國家的制度關系,已無從界定,乃是一個難以預測、分析的怪物,絕對不是「美式裝備」的埃及軍隊,也介乎於伊朗並列正規軍和「革命衛隊」兩支武裝之間;加上二十年里中共大量安插「自己子弟」到軍中任要職、軍銜鬻爵等等,企盼「下級軍官」「窮人士兵」倒戈,亦不過扶乩占卜罷了。若真有「坑灰未冷山東亂」的那一天,連胡錦濤也不敢確信,禦林軍還管不管用。「第二次開槍」,是一個無解的迷。
 
沒人上街,無從談起
 
但有一個解法:下一個「吾爾開希」出現。我們在突尼斯、開羅、阿爾及爾、德黑蘭,看到成千上萬「吾爾開希」,可是在北京、上海呢?中東革命再一次顯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結束一個獨裁,沒人上街,就無從談起。
 
魯迅有言:「不在沈默中爆发,就在沈默中滅亡。」他雖被後來的極權社會封為「民族魂」,但熟讀他那「匕首」般雜文的後代,卻遺傳了他塑造的「阿Q」精神,這便意味著連魯迅本人也「在沈默中死亡」了。魯迅此言,是關於「沈默」這個字眼的最精粹詮釋,比早於他的清末龔自珍那句「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來得更到位。不過把這兩句加在一起,去形容「埃及革命」之後的中國之「沈默」,都還顯得蒼白。
 
政治參與既是民眾的權利,也是他們的選擇。選擇「不上街」也算一種參與,只是選擇了鄧小平女兒鄧林規範的一種活法,那也跟吾爾開希有關。鄧林在香港主權移交10周年時,被記者問及其父是否對鎮壓負責,她說:『我想這是他們領導人的決定,這個不應該說是那一個領導人具體負責,但我認為是對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決定,如果讓如吾爾開希等人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那中國哪會有改革開放?社會是亂的!』
 
她說得也對。因為趕走了吾爾開希,鄧林他們的活法就可以這般舒坦:中國大陸財產過億富豪91%是高幹子弟(據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資料)。中國老百姓假若願意忍受,別人也是無活可說。
 
本文文字及照片轉載自 蘇曉康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