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振兴中华」吗？

—-苏晓康评述东京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

【按：「打倒中国队」这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兵乒球比赛，曾是民族主义煽情的一柄利器，小球确实翻转了大球，你看今日之世界，中美已成双霸，哪里还有「小日本」？所以这次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的确是「完成史诗级逆转胜壮举」，让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此文引自《屠龙年代》中的「电视转播与体育煽情」一节。】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电视常常使观众和控制者都被愚弄。强人的魅力会因电视的公开性而神话破灭，民众夜郎自大的爱国情结也会被剥得精光而脑羞成怒。电视里的体育转播，便是一项疯狂行为，不断煽动痛苦的爱国情结，同时立即把它宣泄掉。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彷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彷佛「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事实上，正是前述1981年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被中共意识形态的「头号秀才」胡乔木 嗅出了别一番意味，让中共的「政治操作」有了新的灵感。那次北大学生欢呼中国男排赢球而烧报纸、烧扫帚、敲饭碗、敲脸盆，在校园里游行，首次打出「振兴中华」口号，折腾到凌晨二、三点钟，却没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报导——记者们自然视之为恶作剧，而八一年的大学生还昧于「学潮」——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对学生的爱国情绪，为什么不懂得去「引导」？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新闻单位。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渠道，也听到这个传达，当时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

多么反讽啊，「振兴中华」的口号，竟然是学生娃娃们，送给中南海老人党的一份馈赠，提醒他们可资利用的一个民意、一份合法性资源，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对外开放」若不搭配「民族主义」，一党独裁何能维系？后来江泽民被邓小平从上海提拔到中南海，顶替遭废黜的赵紫阳，对这份馈赠最为心领神会。

文章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今年7月6日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周岁生日。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于7月３日举办了网络视频生日祝贺会，日本、韩国的许多藏人以及嘉宾人士祝福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达赖喇嘛法王通过视频在86岁生日发表讲话 照片/藏人行政中央

　　达赖喇嘛法王感谢信众和友人发来的祝贺。并呼吁人们坚守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理念。尊者在视频中表示：

　　谨守「我只是人类其中一员」之信念的缘故，千万民众诚心对我表示敬爱，也非常喜欢我的笑容。

　　借此想向我的所有朋友们，表达深切感谢，因为你们向我展现了真实的爱​​、尊重，以及信任，真的很感谢！

　　我本人将坚定的致力于提倡非暴力和慈悲心之理念，直到我去世为止。这个承诺也是要送给朋友们的礼物。盼望朋友们，能在余生中坚守这份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理念！

次旺嘉波·阿若亚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

　　祝贺会开始时，由韩国藏传佛教中心的ラブサム・シェデュップ・リン、韩国藏传佛教协会会长格西丹增南卡为达赖喇嘛尊者的长寿和健康做祈祷。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在致辞中表示，我们给达赖喇嘛法王最高礼物，是怀着对他人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实践教皇的教诲。如尊者所说，藏人和信仰者在7月6日这天诵读观音菩萨真言1000遍。

　　代表阿若亚介绍了达赖喇嘛的四大使命：以「人类的一体性」为认知基础培育和提升人类的爱心与慈心、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与宗教文化，以及恢复古印度文明。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正在努力实现这些。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正在努力实现这些。

　　代表阿若亚宣布出版一本名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珠玉金言集》的书，这是尊者的言论集，以配合今年12月纪念尊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牧野圣修 日本拯救西藏网络代表、前国会众议院议员

　　出席祝贺会的嘉宾有日本拯救西藏网络代表、前国会众议院议员牧野圣修先生，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事务局长、国会众议院议员长尾敬先生。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先生发来了生日祝词，由主持人北泽杏里女士宣读。

　　牧野圣修先生分享了他对七年前在布鲁塞尔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的回忆。“我说达赖喇嘛会活到100岁，但尊者笑着说，我会活到130岁。 我希望他能永远活下去，以他的慈悲指引我们。”

　　牧野先生称赞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对话与和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强调我们需要坚定地支持西藏人民走向自由和正义的艰难旅程。法王以及他的充满爱心与慈悲的教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牧野先生补充说：日本拯救西藏网络和日本人权财团会将与西藏、维吾尔、蒙古、台湾和香港的人民一起努力，为自由和正义，为中国变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而努力。

长尾敬 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事务局长、国会众议院议员

　　长尾敬议员向达赖喇嘛致意并祈求长寿，并重申他将继续为西藏境内外藏人的自由和正义作出贡献。

　　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并立即停止在西藏、维吾尔、南蒙古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

藏人传统音乐表演

　　藏人及日本艺人表演了传统音乐为尊者生日祝福。

　　本刊应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邀请参加尊者的生日祝贺会。

　　今年7月６日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周岁生日。为表示对达赖喇嘛祝寿，在此再次发出多年前的中、英、日文的专访文章。并发布一些达赖喇嘛访问日本的珍贵历史照片。

达赖喇嘛接受王进忠专访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日本的2008年11月2号晚在东京接受王进忠专访。达赖喇嘛就在北京举行的中囯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的第八次谈判发表谈话。

2008年11月2日，达赖喇嘛在东京巴戈酒店18楼的临时办公室接受王进忠专访

　　在日本访问的达赖喇嘛11月2日晚在東京巴戈酒店18楼的临时办公室接受本台独家专访。

　　首先达赖喇嘛向关心他身体健康的听众和朋友表示感谢。达赖喇嘛说，“非常感谢大家关心我最近身体健康状况，我最近做了小型手术,非常顺利圆满，通过2周的休息，恢复得也很快，所以我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大碍，我可以进行我的行程。我现在来到日本访问, 可以告诉大家，对我的身体可以放心。”

　　达赖喇嘛就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囯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的第八次谈判发表谈话。

达赖喇嘛与才嘉（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左）、王进忠（右）

　　他表示: “我个人认为西藏问题是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发展团结，以致于社会的和谐，所以我们如果能把西藏问题很好的解决的话，它是有助于中国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

　　但是比较失望和遗憾的事情是，3月发生的这个“3.14事件”以后，中央政府对3月份的“3.14事件”没有面对它，所以我们的谈判也没有进一步的进展。我希望中央政府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接受现实，然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唯有这样的办法才能真正地使“西藏问题”获得一个完全的圆满的解决。

　　我也知道近来“西藏3.14事件”发生以后,有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他们写了很多文章，把西藏问题的根源从文章上反应出来，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专家、各行各业的人对西藏的状况表示支持，我觉的这是我们比较感谢与高兴的一点。

　　所以我一直讲,我们虽然对中国政府这种希望信任越来越小，越来越薄。但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信任跟信心永远都不会变的。未来的中国应该属于中国人民。

　　政府,不管任何一个政府，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变，但是人民不会变。我觉的我们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可以得到很多外在物质的发展。同时我们想在内心的发展当中可以帮助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就是能把西藏问题面对现实解决好。我也曾经讲中国人民给我们最好的物质的食物，我们给他们最好的內心的精神食物。谢谢大家。”

(本文中达赖喇嘛的讲话由时任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翻译)

Continue reading →

作者：苏晓康

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高度亢奋，举世闻名；同一百多年前相比，曾受西方列强欺负而生疑心、戒心和仇视，没有丝毫减退。然而，今天中国自己面临一系列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新疆问题，又生出另一个亢奋：对比汉族弱小的边陲、少数民族，却抱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一、 文化种族主义

从文化上看，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很早就确立了「夷夏之辩」的观念。文明悠久的中原一向抱着「内中夏，外夷狄」的优越感，垂四千年而不坠，可称它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主义。大致来说，这种种族主义没有扩张性、侵略性，却因为优越感，而有极强的同化意识。这可能同早期华夏文明是多种文明的融合有关。

华夏文明强调「用夏变夷」，强调「有教无类」，同孔子的思想完全吻合。很吊诡的是，从孔子所在的东周末年，一直到满清，两、三千年里，中国始终处在「夷狄」的侵扰之下，南北朝的北朝、元、清三代，都是外族入主中原，按文化上的种族观念来说，这叫着「亡国灭种」。

但事实上，做皇帝的外族人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种情形，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使得中国士大夫的「我族中心主义」观念越来越强烈，「保种保国保文明」成为一体。特别是明末、清末两代文人，尤其突出。这后来对孙中山影响很大，转而又影响中国近代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强人政治的资源和情感基础。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淡薄，而政治意义越来越强烈。

二、狭隘国族主义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无疑，这是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了前述「文化种族主义」的变异。戊戌和辛亥两代政治家，把中国受西方欺负的原因，归咎于满族皇帝的腐朽，孙中山认为只要打倒满清，中国就可以强盛。这里就暗含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摆脱外患，组成以汉族为主的现代国家以后，轻易就回到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上去，仍然不会尊重弱小的少数民族的特性。梁启超说过一段话:「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源自「文化种族主义」的、又受外辱刺激产生「国族主义」，一定是非常狭隘的。

二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没有民主传统作基础，难以避免一个极权的强人统治时期。强人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政治原则，天然排斥一切多元、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更遑论民族自治，所以孙中山提出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设计，同他的共和制一样，都是幼稚的「乌托邦」”。

三、大一统霸权

上面提到的这两点，在四九后中共取得政权，都变成惨烈的现实。区别只在于，这一切都被换了一种包装，变成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改造一切民族，消灭一切传统文化。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不会再搞「夷夏之辨」，却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界定边陲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把其他民族划成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残余，统统以强制形式进行「民主改造」、消灭「阶级差别」，这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所以他们的所谓「民族大团结」，就变成用一种同中国文明毫不相干的、事实上也不存在的政治模式，要把中国版图内的56个民族，弄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极端的「大一统」形式，不要说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会被摧毁，连汉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的文化、风俗、特色，也统统难以存留。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是儒家那种「用夏变夷」，连华夏文明的「文化种族主义」也尸骨无存。

中共基本摈弃了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允许外藩相对自治的传统做法，又没有起码的现代区域自治的观念，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在制度、宗教、文化上的特性和选择自由，使得大一统下的民族冲突无法化解，愈演愈烈，也逼出少数民族强烈的、逐渐走向分离的民族主义，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汉族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并引起民族利益的无解的巨大冲突：今天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却只占版图的一半；其他民族，特别是蒙、藏、维吾尔几个大族，虽然人口只占百分之六，却要占去版图的另一半，又都处在经济和国防的战略位置。在今天这个日益重视资源的世界上，中国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

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人只有「天下」观，没有「国家」观念。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建构的过程，恰与强人靠列宁式政党整合社会同步，「国家认同」无法剥离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念，所以即使为了解决中心与边陲的纷争，中国也只能期待一个民主制度。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今天是不幸的一天。

中华民族不幸，华夏文明不幸，100年来深受中国共产党祸害的所有中国人不幸，当代14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尤其不幸 ！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今天已经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1917年10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赤色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暴政的恐怖政权。 从此赤祸东侵，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俄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建立了他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中共从成立起就奉马恩列斯为导师和领袖，早期活动经费全都来自俄国的卢布，各个部门例如宣传，情报，特工，军事等干部全都由苏俄培养训练武装和派遣！根据已经解密史料，前苏联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对中共在革命资金，军火装备，人才培训上是唯一的最大支持者，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苏共豢养的侵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卖国贼！中国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外国颠覆势力。

  在八年对日作战期间，中共以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为幌子，欺骗国民政府，免除围剿危机，不打日军，专打国军，游而不击，暗通日寇，扩展地盘，贩卖鸦片，充当军费，收编民间抗日武装，扩大叛乱颠覆资本，污蔑国民党下峨眉山摘桃子，事后还自我吹捧是抗战中流砥柱，歪曲历史。

“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借助雅尔塔协议对中华民国主权的损害，在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支持帮助下，扩军备战，挑起内战，发动武装叛乱，用血腥土改绑架农民，用自由民主口号欺骗知识分子，用讴歌美国民主欺骗国际社会，用暴力裹挟物质诱惑外加共产主义乌托邦欺骗广大人民参军当炮灰，采用极其血腥残酷的人海战术，在短短三年就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颠覆了中华民国，窃取了中国大陆的最高政治权力 ，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专制覆辟大倒退！

  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消灭一切政治异己势力，铲除民间潜在反对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红色恐怖政治运动和镇压行径，如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等，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敌对势力，叛徒内奸等进行大规模的杀人，逮捕和判刑。据初步统计，在历次恐怖镇压运动中被直接屠杀的，关押在劳改营受虐而死的受害者有高达几百万人之多，因政治受害人而受其株连影响的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家庭成员，其人口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最起码估算有上亿人口，真可谓命如蝼蚁，生灵涂炭！

在它执政的70年来，以革命为号召，以建设为名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为理想，用政治运动治国，用政治口号洗脑。这类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思想反智，手段残酷，形式荒诞，影响很坏，贻害无穷，后果严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开始搞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40多年。 这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仍旧坚持残酷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敌，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民主阵营为敌：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选举，不是人民授权，权力来自私下授受，来自黑暗中的宫廷密谋和交易 ！既无政治反对派的制约，也无自由舆论的监督，所以其执政永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导致行政低效，监察失灵，法制虚设，道德沦丧，人心败坏，贪污腐败盛行。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永远的噩梦，这就是最高权力非程序性更叠，以至于中共历任党魁大都是因为非程序性更叠最高权力而失势下台，而鲜见有善始善终者。

在习近平接掌最高政治权力后，坚持毛邓江胡的极权专制统治毫不动摇，在政治经济上甚至大踏步搞覆辟搞倒退，在新的历史时期，利用高科技手段，把全社会打造成一个监控无死角，镇压有高效的超级大监狱，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侵犯人民基本人权，甚至随意用维稳为名，迫害无辜公民致死致残！

中国共产党各级官僚掌握着不受制约的超级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大搞权钱交易，在社会各个领域大搞贪污腐败，鲸吞人民财产，瓜分社会财富，疯狂掠夺敛财，把中国搞成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不公平社会，以10多亿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为代价，制造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超级垄断的暴富阶级，这就是当代中国执政的红色权贵统治集团以及依附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政经合一的权贵奸商！这个红色权贵集团利用政治特权对14亿中国人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奴役和压榨。

  中国共产党在现任党魁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之下，继续坚持共产党的反动理论反动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强力维稳，继续剥夺人民一切人权，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继续完善国家机器，继续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继续与民主阵营为敌，不遵守普世价值，习惯和少数专制流氓国家称兄道弟。

中国共产党这个暴政怪物是人类愚昧思维的结晶，是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是人类邪恶政治理论的试验品，是人类政治妄念的怪胎，是中国历史的错误选择，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一段大弯路，更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顽固堡垒！

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民族的命运，为了建立人类文明社会应有的正常秩序，为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每个中国人的福祉，我们坚决要求取消中共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废除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推动社会各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真正符合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宪法，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和平民主渐进地建立宪政民主！

值此中国共产党生日10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强烈呼吁大家：一切反共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一切中华同胞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

本文转载自王丹网站Wang Dan’s Page |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