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摘自藏人行政中央
今年5月17日，是藏传佛教第二大精神领袖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遭中国当局秘密劫持失踪27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藏人、藏传佛教信众和支持西藏人士，都在每年举办各种游说与和平抗议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就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敦促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和藏人民众公布根敦确吉尼玛和他家人的下落。
从左至右：石川昭政先生、长尾敬先生、代表阿若亚博士和小林秀英法师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于5月26日在日本国会举办一次记者发布会及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才旺嘉波阿若亚博士、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石川昭政先生、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石濱裕美子女士、超级僧伽协会的小林秀英法师、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前任秘书长长尾敬先生、以及日本国会议员、媒体记者、支持西藏人士和流亡日本的藏人等3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今天的记者发布会及现场研讨会。
駐日本代表阿若亞博士與與會各界代表合影
石川昭政先生主持了今天的记者发布会。他介绍了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遭强迫失踪的问题，以及中共如何在27年前绑架了当时年仅六岁的根敦确吉尼玛及其家人。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才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发布了一份新闻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及其家人，并且敦促中国在西藏实现宗教自由，停止干涉西藏转世问题，包括中国对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方面阴谋。此外，他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开始着手展开和平谈判。
才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在研讨会上发表题为「昨天的西藏，今天的乌克兰，明天会是谁？」的演讲。他谈到世界是如何在70年前忽视了西藏的悲剧，又是如何让中国和其他极权主义政权入侵他国领土。他把西藏和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并强调国际社会对中国入侵西藏、维吾尔和南蒙古，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继续保持沉默，将滋生更多的受害者和入侵事件。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石濱裕美子教授介绍了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以及藏人如何尊重转世喇嘛。她敦促中国政府不要蛮横干涉西藏的转世问题。并指出藏人永远不会同意及尊重中共当局任命的任何转世喇嘛。她还进一步谈到了西藏文化的和平性质，并表示西藏的宗教文化在促进和平与和谐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
超级僧伽协会的小林秀英法师，谴责了中共政权对西藏的野蛮入侵和对该地区的持续镇压。他还谈到了西藏的自焚抗议浪潮和藏人对中国将藏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中国化政策的持续抵抗。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前任秘书长长尾敬先生表示了他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强调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西藏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并指出在代表阿若亚博士发表的主题为「昨天的西藏，今天的乌克兰，明天会是谁？」演讲中，他能感受到一种深刻的信息。
《失窃的西藏小孩》封面照片
《中共在西藏的100件暴行》封面照片
《中间道路政策》封面照片
《西藏之家》封面照片
记者发布会后举行了现场研讨会，与会者就有关西藏境内的局势、藏人自焚事件和宗教迫害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代表阿若亚博士介绍了四本有关西藏的书籍：《失窃的西藏小孩》、《中共在西藏的100件暴行》、《中间道路政策》和《西藏之家》介绍手册。
文/田牧 2022年5月25日
参加今年「六四」纪念网络视频大会的群英像。图/欧洲之声提供
参加今年「六四」纪念网络视频大会的群英像。图/欧洲之声提供
为什麽人们不忘「六四」？为什麽它是中国人永远的记忆？
在专制独裁的国度里，自由、民主与人权在暴力淫威下，永远不见天日，没有出路。中国人始终未摆脱千年铁锁的「家天下」与「党天下」，得以步入开明阳光的「民天下」。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政治民主化」，是昨天今天明天中国人追求的方向；1989年的「六四」精神，是中国梦、中国魂的起点，永远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希冀与动力。
「六四」33周年，又一个纪念日即将到来，坚持如一的中国民运人，是理性与坚定的追求者，中国海外民运33年来，成为一支「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声音不断，压力不减」的有生力量。
中国问题很多，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的《国安法》，严重破坏了香港的自由法制秩序。中国海、空军不时出动大批战舰军机，环绕台湾岛巡弋和军演，严重威胁与骚扰台湾的社会秩序和安危，影响与侵扰了台湾人民的正常生活。西藏的人权迫害依然非常严重，近年来中共在西藏境内的打压变本加厉，抓捕、关押、判刑、殴打致残、甚至杀害藏人不计其数，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的趋「中国化」强制行为，日益严重。
新疆维吾尔的人权迫害同样还在持续，上百万的维族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其实就是集中营，这被许多国家定性为「种族灭绝」。在南蒙古，民族矛盾与沖突不时发生。为了维护蒙古语言、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的生活方式等，蒙古民族为之数十年来不屈不挠地奋斗。总而言之，中共不倒，中国宪政民主制度不建立，人民被压在独裁体制之下，喘不过气来，擡不起头来，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选择的自由……。
今年，是全球民运举行第三次「六四」纪念网络视频大会。「六四精神」是集结号，是动力，每年的纪念活动，也是民运人自我鉴定与坚定信仰与步伐，只有团结、坚持与合作，一起努力推翻中共专制体制，我们大家才会有希望有明天有未来！
参加今年纪念活动的有：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美国）、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美国）、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德国）、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娜姆（印度）、民运界着名理论家胡平（美国）、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德国）、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美国）、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法国）、牧师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德国）、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牧野圣修、德国绿党前联邦议员玛格丽特·鲍斯（Margarete Bause，德国）。
前台湾政大教授李酉潭、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原香港《开放》杂志主编蔡咏梅（香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美国）、手胁迫组织协会主席罗曼·库恩（Roman Kühn， 柏林）藏人行政中央宣传部西藏之页主编蒋扬次仁（Tsering Jamyang 印度）、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华人联络官慈诚嘉措（Tsecheng Gyatso华盛顿）、民主无疆界主席安德列斯·布梅尔（Andreas Bummel，德国）、维吾尔代表伊利夏提（Ilshat Hasen，华盛顿）、八九民运学生李恒青（美国）、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立群（美国）、光传媒董事长王安娜（美国）、着名水利专家王维洛、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长平（德国）、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新西兰）、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人王国兴（荷兰）、梁友灿（澳大利亚）、王进忠（日本）、墨尔本民运联盟负责人高健（澳大利亚）。
中国民主党海外党部副主席刘伟民（法国）、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顾问黄华（英国）、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主席王冠儒（英国）、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汉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美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副秘书长刘刚（丹麦）、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秘书长姜福祯（荷兰）、民主中国阵线美国总部主席颜荔（美国）、民主中国阵线美国总部秘书长翟江涛（美国）、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副秘书长相林（日本）、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德国）等等，本次纪念活动不以组织名义举办。
参加今年六四」纪念网络视频大会的群英像。图/欧洲之声提供
2022年全球纪念「六四」33周年网络视屏大会
1、时间：2022年6月4日（星期六），全球各地的具体时间是：
纽约时间：8：00，
美西时间：5：00，
柏林时间：14：00，
香港与台北时间：20：00，
日本时间：21：00，
澳洲时间：5日1：00，
新西兰时间：5日2：00。
2、会议地址：Zoom网络
使用Zoom网络会场，大约举行2个半小时的纪念大会。5月30日（周一）提供会议链接。周六会议期间同时安排实况转播，不发言的与会朋友，届时可通过会议实况与会。
会议主持人：廖天琪、李恒青
会场技术支持：zoom会议软件
会场网络技术管理：光传媒
会议筹备人：黄慈萍、李恒青、陈立群、王安娜、潘永忠
媒体宣传与联络：潘永忠、王安娜、蒋扬次仁
会议联络人：
美国陈立群：qunli99@gmail.com
欧洲潘永忠：tianmu2050@gmail.com
台湾《民报》首发
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美国各地筹备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三十三周年
今年的纪念活动，我们不仅要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吶喊，而且也要为世界正义而吶喊。
六月四日，每年的这一天，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在世界各地纪念1989年被中共血腥镇压的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和无数被坦克开花弹夺取生命的爱国年轻人。
今年的纪念活动，我们不仅要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吶喊，而且也要为世界正义而吶喊，反对侵略战争，保守世界和平，遏制中共犯罪集团崛起，追责中共制造病毒，打击并结束中共邪恶统治。
我们呼吁全球各界良知人士在各地用各种形式纪念“6.4”。良知让我们不能沉默，良知需要我们每一个都勇敢地站出来，表达我们对极权、邪恶中共的谴责和对自由、民主、法制中国的信念和追求。铭记历史，才能不重蹈覆辙，积极行动，才能把握未来。
呼吁、欢迎全世界每一个支持结束中共独裁暴政、开创未来自由、民主、法制中国的良知人士和组织加入我们的行列。民主、自由、宪政的未来中国需要你们！
本年度在美国的纪念“六四”活动由美国各人权、民运和基督徒公义联盟组织联合举办。具体安排如下：
一，纽约的活动安排：
5月29日—6月4日：每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举行“6.4”图片展活动。
6月3日（星期五）下午2时，纽约总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暴政。
6月3日（星期五）下午3时-5时，纽约曼哈顿各主要地标快闪集会
6月3日（星期五）下午6时-8时，纽约总领馆门口烛光晚会。
6月4日下午5:00-6:30纽约法拉盛举行集会游行（先在图书馆门口举行纪念集会演讲，后游行）。
6月4日晚上9时纽约时代广场茉莉花行动。
6月6日（星期一）下午1：30-4：30由北京之春、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青年中国、纽约思想者俱乐部等组织联合举办主题为“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纪念“六四”民主运动三十三周年座谈会。网络直播。
欢迎各位参加。
参加活动注意事项：参加人员请提前报名以便于统筹调度。
纽约活动联系人：
杨士松：720-639-0551
陈立群：347-399-1382
二，华盛顿DC的活动安排：
6月3日（星期五）下午，华盛顿DC“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特展”开幕。
晚上8:00在华盛顿民主女神像前有烛光悼念活动。
6月4日（星期六）下午2:00-3:00参观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特展。
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地点：900 15th St, NW, DC
下午4:00-6:00在中国大使馆门口举行抗议集会。（全美学自联，魏京生基金会，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中国民主党等组织联合举办）
华盛顿DC活动联系人：
金岩：718-552-7352
三，美西（旧金山、洛杉矶）活动安排：
1，2022年5月30日下午两点清洗民主女神像
地点：旧金山花园角公园
733 Kearny St, San Francisco
葛洵：5104938253
2.旧金山湾区“六四大屠杀”三十三周年悼念活动
时间：2022年6月3日下午七点
地点：旧金山花园角公园
733 Kearny St, San Francisco
赵昕 5107704288
罗明珠 (408) 908-8248
3.反共射击比赛：
时间：2022年6月4日下午2-6点
地点：内华达某沙漠
联系：大风，童木
4.中共病毒二世雕塑落成仪式暨六四纪念活动
时间：2022年6月5日下午三点
地点:37570 Yermo Rd, Yermo,CA 92398
请大家安排妥当，一起参加各项活动。愿意演讲同仁请提前预约。
香港沦陷，六四纪念馆将在纽约重新开馆
目前募集资金近三十万;尚有较大缺口
我们相信集沙成塔，您的支持不可或缺！
四，六四大屠杀特展
时间：6月13日起开放半年
地点：900 15th St. NW.DC
请登录：iinian64.org，您可以各种方式共襄义举。
罗明珠 408-908-8248
活动发起单位：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北加州香港会
中国民主党
支港联
人道中国
转载自博讯
兩星期後的6月4日夜晚6點至7點半，我們將會於新宿站南口舉辦64集會。為了能得到更多媒體曝光，我們需要各位在日手足到場參加。
・蠟燭將會由主辦方準備
・請穿著黑色衫
・盡量預備黃色口罩
・請自行做好black bloc/遮樣準備
・有黃色遮的手足請帶來集會地點
為了言論自由被扼殺到所餘無幾的香港，我們一定要繼續發聲，絕不能坐以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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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間後、6月4日(土)18:00-19:30に新宿駅南口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天安門虐殺の追悼の為に。
・キャンドルや光時旗、プラカードはこちらで用意します
・黒い服でお越し下さい
・黄色マスクある方は是非
・身バレ対策はご自身でお願いします
・黄色い傘を持ってる方は持って来て下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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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Stand with HK at JPN / Act with HK / 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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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 Uryu Hirano 平野雨龍 臉書
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代表アリヤ・ツェワン・ギャルポが、下記の通り勉強会/記者会見を行ないます。
＜概要＞
タイトル：「昨日のチベット、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そして明日は！」
日時：2022年5月26日（木） 10：00～11：00
場所：衆議院第二議員会館、第一会議室（定員80名）
受付：9：30より１階ロビー
議題：
議題は、パンチェン・ラマ問題および、チベットの状況と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占領との類似点について等です。
1995年5月17日、中国共産党はチベットで当時6歳のパンチェン・ラマ11世ゲンドゥン・チューキ・ニマ少年とその家族を拉致し、27年経った現在も行方不明のままです。しかし、世界はその事件を忘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そして、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70年前のチベットのような状態です。中国によるチベットの不法占拠と、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は国際社会から非難されるべきです。
勉強会/記者会見では、チベットに関する情報・書籍を配布いたします。
参加ご希望の方は、事前に弊事務所までメール（tibethouse.jp@tibet.net）またはお電話（03-5988-3576）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出典：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
作者：胡平 2018年7月9日
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我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一 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10万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 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 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 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2018年7月9日于纽约
注释：（略）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作者：胡平 2015年1月23日
中共十三大五常委左起：姚依林、乔石、赵紫阳、李鹏、胡启立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3、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6、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作者：苏晓康
2021年5月6日
【按：八九年我流亡到巴黎，年底创办一份双月刊《民主中国》，每期都有『本刊时局综述』，有时轮到我写，这是九〇年初的一篇，其中议论的制度变色、商业大潮、权利继承三项，三十年下来，国企被权贵吞没，该党选了一个既蠢又蛮的习近平，是我看走眼的两条，不过，一个被坦克碾过的民族，能指望个啥？毋宁也是该着的。原标题：趋天下万姓以逐利——关于一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
1991年仿佛在一阵惊异后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剧烈的一个帝国，好象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逝了。连美国都有一种忽然失去对手的空落落的感觉。白宫发言人费兹渥特说：“在苏联境内，事情的发展实在太过迅速”；驻莫斯科大使史特劳斯回国述职时，在电视访问中表示担心苏联出现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瑞迈海军上将，则急切地希望知道，那两万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里去了?贝克也匆匆跑到中亚去寻找承诺。
冷战结束带来的仿佛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无法把握的危险感。美国人好象连过圣诞节的兴致都减弱了许多，商人们期待着一年终最为狂热的圣诞节采购狂潮没有出现，顾客们都捂紧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什总统亲自赴商场购物，也刺激不起这种疲软的势头。自然，失去对手，大家都没武器可卖了，俄国人没有面包的时候，美国人也只好少去超级商场。
可是，在那个原先大家最担心要出事的中国大陆，欲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当中，渐渐捱过被无数人诅咒预言的那种崩溃，居然看上去好个稳定，大把大把地赚进外汇。《纽约时报》说:“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有着一个顽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以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通货膨胀率低，外国投资上升，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额破了记录。对比起来，一个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亚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却以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贸易赤字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挣扎前进。”
于是，中国又一次在这个世界的常识之外，成了一个很难捉摸的国家。
中国：该来临的厄运都没出现
外国人觉得他们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沮丧。《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贵阳访问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妇江莲湘(译音)，一个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发、电视和冰箱之后说: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录像机，还怕买了影响孩子作功课。而这家人的月工资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写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后，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情绪，是没有预料到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相信当坦克压碎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帐篷时，经济会崩溃，这种崩溃会通过外贸下降、经济改革倒退和一个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的工人队伍而爆发。但这一切都有没发生。”
的确，中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气功又风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飙，据说有一派叫”元极功”，拥有上千万的信徒，以成为全国第一大派，在某地购置上百亩地，大兴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卷城乡。广州掀起自费观光热，已有十九万人逛了东南亚。深圳则一面是色情业屡扑屡起，一面是股市开张，五十万人抢购。上海城郊赌风织烈，千元一注，万元一夜，官民同好。 北京出现“跪式服务”，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间的收藏热也悄然兴起，从烟盒、邮票、筷子、钥匙、古钱币到毛泽东像章，种种小玩意儿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搜求、玩赏的宝贝。连大学校园里，也时兴揽活牵线的”校园经纪人”……。
一切都回复原状，颇象鲁迅当年写的，“革命党”闹过以后，大家又都把辫子放了下来。这副重又归于模糊不见它心思的面孔，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了。记得林语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绘过一张老妇人的脸：“厕身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老态龙钟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狡黠地微笑着……”。
谁能看得穿这张脸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局部的骚动、混乱乃至反抗，从也未消停过。据北京大学校方最近的一次调查，去年在石家庄军校军训期间，两名学生自杀，二十多人神经失常；有一小群学生烧了军装，另有人在校园里张贴告示呼吁结束军训。中共也发现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大批地下劳工团体。北京的几次罢工都是这些地下工会组织的。不久前国安部突袭扫荡了北京十四个地下工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工会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方式的，各有约一百名成员。他们以开讨论会的形式在会员家中碰头。他们不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只宣称组织以工人为主的政党。据熟悉其内情的人透露，国安部虽派人渗透到他们当中，却不能确定谁是头头，因为他们十分谨慎隐秘，而秘密公安人员也必须花功夫暗暗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些证据常常是从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据《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国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陆境内的外国间谍、异议分子，“公安人员数以万计，遍布大陆各大城市，随时监视政治滋事者、神职人员、申请出国者和外国人”。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公安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编外公安”，且配备武器。据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六月份的一个“反和平演变”的内部讲话称，过去两年里，在十二个省市取缔了六十多个地下“反动组织”；1990年，全国发生夺枪、持枪杀人及走私枪械弹药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连同铁路上的公开打劫、政府行政力量达不到的那些边远、交界地区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阳湖区已成为重大刑事通缉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显示中国正暗暗跌入更危机的深渊。
中国“大猫腻儿”
上述乱象，自然是外国人很难看到的，即使驻北京的记者也难窥其一鳞半爪。所以说，邓小平何以能支撑到现在，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大猫腻儿”。其中奥妙，中文话语中有各种剖析，总其要者，无非是一句话: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这种唯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产主义被全世界唾弃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个超出常识之外的异数。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场持续两年的“姓资姓社”之争，暂告休兵。虽然这看上去好似一场迂腐的意识形态大战，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这却是决定中共在“六四”之后能否撑得住的关键所在。天安门屠杀后，经济改革的存废问题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守势力的确趁势反攻，意欲一举扫荡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复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失地，其锋芒最盛之际，陈云使出一招极厉害的杀手锏，即将屠杀的罪责和十年改革导致“六四”风波，一箭双雕射向邓小平。当时的情势，国内虽一派肃杀，但对天安门公然杀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气，不断有追究罪责的呼声发出。老邓那时只能避其锋芒，闷不吭声，听凭李鹏肆意揽权，坐收城池；对胡乔木、邓力群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大肆蹂躏，也装作看不见，让一个李瑞环出来顶一下，立刻剑拔弩张。老邓只得缩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两面讨好，整日价说些打哈哈的话。倒是一班封疆大吏们，有恃于经济实力，敢同李鹏分庭抗礼，闹出一场“南北战争”。中央对地方势力的默认，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这个政权，此时还没能在“六四”打击下站住阵脚。许多人都以为，后来苏联发生的变化，会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国内危机的爆发，其实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场极富戏剧性的流产政权，以及接踵而来的苏共彻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帮老人们先震懵了，接着就震开了“窍”。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许多问题单纯化了，单纯到只剩下一个目标：保全江山。
事实上，1989年五、六月间，老人帮与邓小平在学潮的冲击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单纯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够联手，集体决定镇压。只是镇压以后，老人帮又跟老邓算改革的帐，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想取代苏联当国际社会主义的新首领，等等，把问题又弄得复杂起来。邓小平的长处和短处，就在于他正是一个善于单纯地处理问题的老手，而不管后果会怎样。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机而言，老邓确有办法。如此，大伙儿这才洗耳恭听老邓的一番老辣之言∶这个党只要能够实实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国人就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去计较“六四”那场风波。
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
只干不说：执政与制度分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实话。
邓小平以为给他们一个“小康水平”的好日子过，他们就服贴了。表面上大伙儿都低眉顺眼，大气不出，可心里想什么，谁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话来说，大概是：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如今中国人这活法，实在是无论姓资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这个制度姓社，则它的税收的百分之四十已来自个体和集体经济，凡是在公有的领域里，“挖社会主义墙脚”、损公肥私已成了常态；如果这个制度姓资，则它又没有财产保障，个人赚了钱照样拿去挥霍。最简捷的“短期行为”要算“吃”，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谓“一顿饭工夫”，社会财富都化为乌有，吃得精致、挑剔、讲究”，吃完了就调侃，“侃”得充满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发达，难怪王蒙会把一顿早饭的吃法写得那样复杂，并引起那么大风波。
中国大陆以公款吃喝的“社会集团消费”，一年是100个亿。等于一年吃掉一个大庆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内债。政府曾想以征收宴席税的法子来控制公款吃喝，但饭店酒家当然不愿自堵财路，幸好那些“社会集团”立时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变成小桌，按人头算未及上税的限制线，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致。自然费用反更高。后来，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规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汤”。这就引出一个拍案惊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郸市有一家陶瓷厂，生产的清花瓷餐具颇有名，娇小玲珑晶莹润泽，销路一向不错。但不知怎的忽然订单大幅下跌。厂方茫然，便派出供销人员到全国作市场调查，这才得知，原来只怪自己信息闭塞，不识时务，便急起直追，向别的厂家看齐，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盘可以盛得下三只肥鸡和成打乳鸽。原来薄如纸、声如盘、润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变得厚拙笨重，但销路奇佳，各大宾馆、酒家、招待所争相订购，月销售量由四万件暴升至七万件。对此，厂家自嘲为“邯郸学步”。说穿了，这就是“社会集团”和饮食业联手对抗“四菜一汤”的手段。
如果人们得知北京一个中央直属研究所的小小卫生室，就购进1200盒北京蜂王浆，作为公费医疗的“急诊药品”，这还不值得惊奇的话，那么，嫖妓宿娼还可以用公费报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谭。然它却是真实的案例。广州某工厂营业部主任黄崇德与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实报实销”，长达半年。东窗事发，他只好自叹不走运。不花一个子儿能“夜夜风流”者，何止黄某。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地方的淫业都是收钱后开出旅馆住宿单据的，按制度办事拿回去何愁不给报销。
这些事例虽小，却可以说明，眼前中国搞的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强硬派的宣传，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造成这种演变的物质方式——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等，这些中国稳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维持这个政权暂时不垮的秘诀，正好是彻底葬送这个政权的秘诀。中共的老人，如陈云等，在这一点上并不糊涂。他们一直指桑骂槐地高喊“警惕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指谓何者，是再清楚不过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创造的那个“奇迹”——在“六四”以后维持这个政权没有垮掉，实际上恰好是另一个“奇迹”∶这个政权以牺牲它的社会主义原则换来存活。
这是苏联消亡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启示：把执政同制度分离开来。
让出半壁江山给姓资的
这种分离，照邓小平的谋略，是“只干不说”。当然，一切关系到维护这种执政的行为，如镇压异己力量、不准反对党存在、稳定军队等等，都是只干不说。所谓“防止和平演变”，也已不是防止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制度蜕变(毛泽东曾为此几乎把这个党摧毁重建)，而是单纯到防止政权被非共产党、甚至非当今执政者利益集团的任何人拿走。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根本的一次变质，也是它失去统治合法性最明显的反映。
然而，这种分离又是以共产党出让「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为前提的。首先让出来的，自然是这个党过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独占全社会财富和市场的那种垄断。从旧体制里分离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经济，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成为这个政权的重要供养者，并且创造着繁荣和稳定。
《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贵阳一个姓张的医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间贩运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润一百万，上缴税收10万，还雇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称“我在为国家作贡献”。人们都记得，“六四”以前陈云曾有一句名言：按马克思算出的资本剥削率，雇用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那时连农村雇工都受限制，现在则是城市里也管不住了。中国事实上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将如同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样，留下无穷后患。有趣的是，正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好象看出其中奥妙，最近提出一项“新政”，共产党反正不能独占社会全部财产，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份干脆变成“党产”。这点后文还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占有、真正只属于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如今成了这个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它使这个政府负债累累，每年财政补贴高达一千多亿，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亿(如包括内外债和银行透支，最少六百亿)，中共只有借内外债和多印钞票来补这个窟窿。
千家驹说∶“工厂亏损，以由国家包下来，国营企业不怕破产。工厂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随意拿回家去，这叫以厂为家，把工厂拿光了，也不关工人的事，反正老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此八中全会，三峡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摆不平，最后只好去打国营企业这个“死老虎”，殊不知这是只能喂、不能打的一只怪物，邓小平最怕碰它，经过“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邓小平吃过这个亏，知道只能分一杯羹喂它，每年忍痛拿几百亿补贴买个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党们血气方刚，不认这壶酒钱，冲老邓叫嚷：不要再搞“骄民政策”，不要再“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还搬出亨廷顿的一段话，说“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不是统治者的善意，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这里比较幼稚的地方在于，共产党的太子们偏偏比他们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这种社会主义养出来的“群众”，的确是不供养就会“革命”的，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锅饭和闹革命，这两个脾气都是共产党惯出来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这跟善意还是软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气把江山也赔上，象戈尔巴乔夫一样。可惜中共老人和他们的太子党，早已不是这样的大角色，如今为江山不惜舍得一切，宁愿让它烂掉，也不撒手。然而，邓小平到底知道，若要这般，先得让出半壁江山，这就是让先富起来的那百分之四十的个体和集体，搞一点“利益均沾”。
“太子党”犯大忌
可是，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继承者的问题，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八中全会前，曾吵吵了一阵人事安排问题，末了未见任何结果，据说推到十四大去解决。盛传所谓以上海帮为核心的改革派、太子党等被海外盲目寄托了莫大希望的新兴政治势力可能提前进入决策核心，似乎也是故意宣染出来的假象。尤其是一份被称为太子党“政治宣言”的文献的出笼，更增加了这种假象的神秘色彩。这份据说由陈云之子陈元主持起草的“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以其摈除中共一贯的意识型态语言、采用某些海外的时髦概念、术语，如“新保守主义”、理性主义、合法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等等，颇有些“公子趋新”味道。文内关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第一个合法性来源(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丧失后“对第二个合法性来源(中国特色)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等等赤裸裸的“太子政见”，确乎是为邓小平悄悄进行的执政与制度的分离提供了某种远未成熟的理论和策略，也真是难为了这帮公子哥儿。可是，他们却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邓小平钦定的四字方针∶只干不说。太子党们毕竟嫩了点，有些耍小聪明，不懂那“说不得”的道理。他们从小是在共产党的阴谋政治里面泡大的，却好象并不懂得其中玄机，那里面唯一的法则就是没有规则，说的和做的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抓来几个西方政治学的名词，就可以给他们那些压根儿不在乎什么统治合法性的老子们“启蒙”一下，好象是第三代要教第一代共产党人去重建“合法性”，未免太迂腐了点。这有些象四十多年前蒋经国那出“太子上海打老虎”的故事新编，也有点象二十多年前林立果搞小舰队、写《571工程记要》为他父亲出力，结果都不能成事。
今天好象有不少中国人很看好这群太子党，总以为他们比他们的老子要开明，而他们又很容易取得政权。其实，这两点都将成为神话。若说“开明”，则那份“太子政见”已然露出的法西斯味道，就够明显的了，何况这群太子们自己最清楚他们执政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就是非合法地从他们老子那里接班，这使得他们不会有一点点“作为统治者的自信心”，而只能凭借更野蛮的专政。与此有关的第二点就是，子传父业这种权力转移模式甚至在共产党理论体系里都找不到“合法性根据”，还不要说有了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党内合法性”，必定失去社会上的合法性，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留下的一份全民性的政治遗产，就是不能接受任何传统(一般都读为“封建”)政治的做法。如今沸沸扬扬的“中共老人要交班给儿子、女婿”的说法，大约是太子党们为自己造出来的舆论。以邓小平的老谋深算，尚不至于糊涂到要让他的儿孙为他殉葬。从台湾蒋家的例子来看，蒋经国死前公开宣布蒋家成员从此不得参加总统选举，等于以此换来他身后所有国民党太子们参政的合法性，此一先例，倒是可供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中共太子们参考。
权力继承的危机，已经敲响争夺中共后老人时代权力真空的政争。这是一个超经济的乱源，它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当今中国取得合法性，都非常困难。满清王朝崩溃后权力合法性真空的现象，又将循环出现了。
邓小平已经丧失了他的机会，而当今中国没有人比他更有机会。他在今天越创造“稳定的奇迹”，就越为日后埋下乱源。他的功利主义、实用第一、不择手段、只干不说，以满足中国人的物欲来换取执政，趋天下万姓以逐利，教四方百民图苟活而不知为人，正在耗尽一切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曾是最疯狂的政治动物，而今，他们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沦为经济动物。这将是对中国更深层的一次毁灭。邓小平的任何继承者，都将不能收拾这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