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起一根蜡烛（三）——我们匯聚于ZOOM网络祭奠难以终结的「六四」梦魇。图／欧洲之声编辑组合

刘慧卿：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争取自由、维护法治和民主选举

刘慧卿参加本次网络纪念会，发表非常动人而铿锵有力的讲话，令在线的与会者十分感动。可惜不知为何原因，事后视频上她的发言语音被洗掉，我们只好请她传过来简短的发言提要如下：

感谢大会邀请我发言。

香港现时的情况十分严峻，气氛紧张。如去年一样，特区政府今年亦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支联会的领导人何俊仁 和李卓人因为参与未获授权集会而被法院重判，现正在监狱服刑。新闻刚报道  政府部门打压六四纪念馆，可能令纪念馆关闭。

中央政府于去年6月为香港订立严苛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今很多人害怕，并作自我审查。北京亦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实行全面操控，令民主派人士很难参加立法会选举，很多市民亦因此失去议会代表。

在这艰难时刻，有香港人会继续抗争，而我坚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为港人争取我们珍惜的自由，人身安全和法治，发展民主选举。这亦是中央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关  「一国两制」 的承诺。香港人会持续为民主抗争，我们会有智慧，有勇气和小心 行事。我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发展，支持我们争取自由，人身安全，法治和民主。谢谢大家！

严家祺：期待21世纪的变革更有新意与远见

中国民主改革着名理论家、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严家祺委托李恒青阅读他的书面发言：最近看到视频上谈「内卷」、「躺平」，好容易理解这些文字的含义，这种新词匯的创造，说明今天中国与1989年中国，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是「理性」，而是「社会情感」推动歷史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情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民主被放到一边，整个西欧社会的新一代人，年轻一代敢爱敢恨，注重情感表达，追求转瞬即逝的美好，打破传统的道德界限。像今天一样，追求幸福、奢谈幸福。但现实是，经济增长的表面繁华背后，就是悲惨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现在马克思主义已被事实证明，只能造成新的社会灾难。中国是一个世界，「内卷」、「躺平」说明中国年轻一代看不到出路，这也反映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32年来，天安门母亲一次又一次发出了悲痛的三点唿吁，要恢復六四真相，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放弃、香港自由已经被扼杀，国家主席限任制已经被取消，台海上空布满乌云，六四大屠杀的罪行32年来依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得到揭露。香港人民纪念六四的善良愿望都要扼杀。为了对付新冠病毒，中国第一个宣布武汉「封城」。病毒后来在全世界的蔓延，引起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关系的大变革。这使全世界都看到，邓小平一生「六四开」，中国今天的独裁者是「六加四不开」。

六四大屠杀使我心胸撕裂，这种痛苦，32年来没有过去。在我人生途中，2019年9月13日在华盛顿MedStar医院，因心脏病手术，又一次体会了心胸撕裂，我的胸部沿着中线切开，把心脏拿了出来，恢復了生命，在我重新活了过来的时刻，知道神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第一看到的就是光明。六四大屠杀，至今不能在中国大地上恢復真相，正义、真理不能伸张，中国就没有光明。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看到前面的光，相信正义、真理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包括在香港得到伸张。我们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悼念六四，没有人会「躺平」，也不会「内卷」。这需要新的一代有远见卓识，民主只是一个要素，还要有「全新的世界观」，互联网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全新的问题，互联网也有严重缺陷的一面，21世纪的变革要有新的、有远见的、让大家充满希望和光明前途的认识。

席海明：南蒙古人对六四屠杀愤怒的背后

南蒙古大唿拉尔议会主席、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的发言，他说：六四大屠杀至今，32年过去了，大家也提到了继承六四精神，就是让那些死去的人不能白死，中国的民主化不能成为泡影，所以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学生当时反官倒也好，要民主也好，这是很正常的要求，政府可以不同意可以讨论，但是它却派正规军或者野战军，用坦克用机枪来屠杀学生，这不仅是一个专制独裁的问题，这是反人类罪。我们是佛教徒，尊者也教导说要慈悲，佛教最讲究的就是慈悲，但是罪犯到今天还没有忏悔，所以我觉得歷史的清算一定会到来。我也想到我们内蒙古，南蒙古对内人党的大屠杀。六四是学生上街抗议了，我们南蒙古人呢，都是在自己家里老老实实呆着，没有任何反抗或表达不满的情况下，被抓去打死。当时全国有很多地方武斗，动枪动炮，南蒙古没有发生武斗，只是发生了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一枪打死了一学生韩桐事件。后来内蒙古与中国各省市一样，实行军管，是毛泽东一贯的出于专制统治目的，与枪杀韩桐事件无关。1968年冬腊月27号，我爷爷当时68岁，就是从家里被抓走，刚走出屋就在院里被毒打，一直关押了42天，当时我每天去送饭，最后被活活打死了，还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我爷爷没做什麽事情，就因为他是蒙古人。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国家好像不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言论自由且不说，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我们能看到什麽希望？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想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按自己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当家作主，按现在的话说民族自决权，我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这个想法让海外民主派、有大一统观念的人理解似乎就很难了，他们认为中国民主了，问题就解决了。 中国的问题是有关思想观念的问题，也有人性的问题。天安门大屠杀，当时国务院发言人袁牧说才死了36个人，后来证明不止36个，BBC甚至有说1万多。当时人民日报公布内蒙被打死的人次 16,222，被抓的人是34万，当时蒙古人还不到200万，这个比例就不用我细说了。我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会再演 。我希望中国考虑民族问题不能强调大一统，将来解决问题只有推翻共产党。共产党不倒，大家都危险，共产党倒了，可能还有问题，但那是另外一个起点上的共同合作和讨论解决的问题 。在这过程中，西藏人的问题，维吾尔的问题，哈萨克的问题，香港问题，还有我们南蒙古的问题，希望能和平理性地解决。我也对中国民主派或者对中国未来甚至对世界的理性良知，正义感抱有希望！

南蒙古大唿拉尔议会主席、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图／田牧提供

洛桑尼玛：面对专制独裁统治不进则退，不斗则衰！

前西藏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联络官洛桑尼玛的发言：我感谢每一次纪念六四活动中参与进来的民主同仁。我虽然是个藏族人，但是对任何一个民族，为了争取自由的普世价值，尤其是人权这一方面，都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大家都对六四做了一系列的诠释，我始终不贊成六四失败了这种言论，六四没有失败，六四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一贯宣扬，建政的目标是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服务，但是从毛泽东专制集权以来，上层充满了权力斗争，为了权力斗争而进行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挑动矛盾。六四运动是未来中国亚洲乃至亚洲各民族民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源泉，有它很伟大的政治歷史价值。六四起来抗争共产党的年轻人，就是中国当时的精英阶层。共产党经过文革10年浩劫，已经濒临垮台，六四以后共产党能够继续僵而不死，能够死灰復燃，跟西方政治家误判共产党的政治远景有关。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开始警醒，但是警醒有点太晚了。二战之前最大的一个歷史笑话，就是张伯伦先生听信了法西斯希特勒的政治谎言，当时的英国政府也是採取了绥靖政策，最后导致了二战的悲剧，就是说绥靖政策导致了自己民族和其他国家民族的生灵涂炭。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就採取绥靖政策，模棱两可，有些还採取冷漠的策略。他们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他们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侮辱。共产党就以经济大棒威胁，一些中小国家，如果不是由着共产党来，那麽随时就会受到经济大棒的制裁。尊者达赖喇嘛曾经提出过，他还有个愿望，就是到六四天安门广场，为那些死难者的灵魂，用佛教的方式进行安魂。但是到现在为止，共产党的专制不仅倒退到了文革时期，退回到毛泽东时期的极权政治，共产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只可能被人民推翻。

蔡霞：纪念六四事件及其相关思考

蔡霞原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为校内自由派。2020年6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20分钟的音频，她在音频中抨击习近平取消任期的修宪行为，认为习近平就是个黑帮老大。同年8月17日，她被中共中央党校开除党籍，并取消相关退休待遇。蔡霞现居美国。她的发言：

六四事件已经32周年，年年六四夜，岁岁伤痛日。与今天参会的各位朋友相比，也许我是最晚觉醒者。首先，向当年在广场、在北京街头、在大陆各地发起游行请愿，投身于那场伟大民主运动的所有先行者致敬！向1989年以来先后投入反抗极权统治、争取宪政民主的朋友们致敬！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共体制内生活的人，谈谈六四给我的思想震动以及六四事件的相关思考。

我出生在中共军人家庭，从小在中共的欺骗性教育中长大，听到的都是「人民子弟兵爱人们」，「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可悲的是，他们是骗人的，但许许多多我这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并且真诚地信奉着。在六四之前，绝不会想到居然有一天，军队对学生、对市民开枪！开枪屠杀事件在我心里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大地震，从情感上讲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如果说我的政治思想转变是什麽时候开始的，或许六四事件是心里隐伏多年的种子。

那时我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党校当老师，对北京的情况不清楚，只能每天盯着电视看，每天与同事、与中共基层干部相互交换消息、讨论广场情况。情况一天天严重、我们都不知道这将如何结束，万万想不到数十万大军进北京，真枪实弹地向市民开枪、向学生开枪！我永远忘不了电视里的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医护人员抢救学生的场面，永远忘不了杜宪穿着黑色衣服播报天安门事件的那个形象。

关于对六四事件几点思考。

首先，六四事件表明中共不是铁板一块，事件在中共党内引发很大的政治震动。

六四事件的导火线是悼念胡耀邦——前中共总书记；六四屠杀前夕，赵紫阳被剥夺一切职务，以后软禁至死，去世后一直不能下葬，直至2018年，现在赵紫阳墓地依旧有好多监视镜头。赵紫阳作为这个党的囚徒，囚禁至死，死后继续囚禁。将来这在世界政治史上可以记上一笔：中共党囚禁死魂灵。

军队进城前，有张爱萍等七位上将联名反对，没有能阻挡邓小平调动军队的决定；邓小平李鹏等决定要清场开枪，中共最高层内有重大分歧。中共有些高层领导，曾经是投身于12.9学生运动的，说自己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绝不当镇压学生运动的罪人。

我到了中央党校后，听说了一些事，说明大家对天安门广场学生是充满同情与支持的，而对打听、告密是极为反感的。当时党校的研究生与老师们都对广场情况有许多议论，有个研究生以为这是表忠诚的好机会，口袋里藏着小型卡式录音机，暗暗偷录大家的言论，被发现后大家一致痛斥，这个人名声很坏。到研究生毕业分配工作时，没有单位愿意接受这个告密者。后来，这个学生不得不改了名字，半年以后才被一个不知情的单位接受了。

中共当时一方面大肆追捕迫害学生与市民，一方面对社会各界实行安抚，同时在党内清党整党，清查参与同情支持市民学生的党员和干部。而在那场清党评议党员中不少单位领导採取各种办法保护了下属，表明他们不认同开枪镇压学生的做法，有个部长级领导说：我们系统没有暴乱分子，只有爱国之心。这个领导威信空前提高，反映了党内人心所向。

第二，六四屠杀事件，实质是这个政权、这个党以及制度本质的大暴露。

中共在1950年代以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制度支柱，建立起极权奴役制度，给中国人们带来空前灾难。到文革中止时，中国共产党照原样已经无法维持统治，不得已必须转向寻找新的路径；同时中共党内的血腥内斗，一大批老干部要出来也必须推翻对他们的政治结论。因此，解放思想是必须的，但邓小平不是为了这个国家，而是为了它们的统治、为了他们自己能重新掌握权力。由此有了1980年代的「解冻」、极为有限的自由。

这个十年具有多重性，既是短暂的解冻年代，也是蒙骗了西方世界的年代。西方国家以为中共与前苏共不一样了，以为他们是威权，对中共抱有天真良好的愿望，以为他们可以走向民主。其实，中共一切为了维护统治，当他们认为学生与市民的民主诉求威胁到了统治时，就毫不犹豫赤裸裸地动手屠杀了。开枪宣告了邓是罪人、宣告了这个党的法西斯本质。中国的改革被枪声结束了，以后的所谓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中共利用的工具而已，放开有限的经济自由，牢牢控制政权不放。

中共把中国看作是他们的战利品，至今依旧是「打天下、坐江山」，把中国变成「党天下」。为了延续统治，中共党在太子党、红二代里挑选接班人，陈云说「自己的孩子不掘祖坟」。896.4后，中共同样把太子党、红二代做了一番筛选与清理。他们在内部确定，未来成为中共掌权的党和国家首脑人物，必须符合三条：1，（1989年时必须已经是）已到局级位子；2，红二代；3、开枪派。凡是不支持、不赞成开枪的必须淘汰，由此，陈小鲁、马晓力等一些人彻底出局，而习近平、薄熙来等争抢上位。现在回头看，中共本身如果不彻底改变，是不可能在中共统治下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最近这几年中共越来越残暴，谁要是还对中共有半丝幻想，谁就是自己害自己。

第三，六四屠杀是中共最怕揭的事，他们千方百计地谎言欺骗，想方设法地想遗忘这段歷史。我们现在的纪念，不仅仅是为了过去，更是为了将来。

中共在六四后反覆掩盖真相，就怕人们纪念。中共的敏感日子极多，一到敏感日前夕，就封群封号、就加大对他们认为的敏感人物的监控力度，就禁止大学相互串联，如此等等。但是，大陆民众、大陆自由民主人士没有忘记，用各种办法纪念六四。举一例，有一年成都一家报纸，六四那天在广告版登出了纪念死难者,一时轰动大陆，官方急令收回报纸，严查此事。经手承接这个广告的是一位年轻女员工，她没有听说过六四，不知道自己办的业务哪里出了问题。后来这个报社的领导被严厉处分。

大陆的民众一直在继续着六四的抗争，但越来越艰难。由此，中国政治转型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做长期韧性的努力，需要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墻里墻外力量，共同奋斗。由此，需要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还要把习团伙与9000万党员区分开来，把罪恶制度与普通党员区分开来；要有海外与墻里的合作与相互声援，为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共同努力。

王安娜：我与89.64

光传媒的创办人、主编王安娜的发言：

值此六四惨案发生32周年之际，有幸参加这个会议，在当今中国全面倒退、黑云压顶、大规模逮捕、噤声、空前血腥的今天，能有机会在此表达我们积压很久的内心感情以及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致敬，倍感珍惜、倍觉荣幸。

六四是中国歷史上空前的爱国壮举，嵌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歷史和记忆。它是熠熠闪耀的火炬，照耀着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它是里程碑，暴露了中共的欺骗、兇残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民抛弃幻想奋勇反抗中共残酷统治的转折点。

当今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和六四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牵扯。我本人在1989年六四发生时在某央企海南省分公司工作，邓小平的女婿吴xx是公司董事长，当时每天从北京总公司发来数千字的「长电报」，要求学习426社论，在动乱面前与中央保持一致，严禁员工进京、或上街参与，但就在这样严格的情况下，公司机要室一个年轻的英语专业秘书，在大屠杀发生后向美国之音发数分钟的传真通告国内情况。平时文静、孱弱寡言的她居然有这样巨大的勇气，使大家深受感动；公司一个在京出差的中层干部被入京军队打死；在六四后不久海口市滨海大道举行抗议大屠杀游行，虽然公司三令五申不许参加与中央不一致的各种活动，金海国贸等分公司员工还是沖破禁令擡着棺材上街，我也悄悄找了一个出租车加入车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其后并对「学生不及时撤退致使邓小平镇压、引来随后的国际制裁影响生意」等言论进行激烈反驳，公司办公室主任很快得知并提醒我有过激言论。公司每个人、包括领导层都支持改革、对六四屠杀充满愤懑与不满，他们保护我们，没有人、包括曾往美国之音发传真的那位年轻女士由此受到追责刑罚，在以后的岁月里据我所知、所接触的人中、包括体制内人士可以说绝大多数人（99.9999%的人）对屠杀持反对态度，只是囿于高压下不能发声。坚信六四终会平反，施暴恶人终被歷史清算。         

当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全面倒退、对民主的镇压空前残酷，钳制言论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赤裸裸地对国民进行逼迫搜刮，六四已经变成中共的极度敏感日，每年在这个日子前后便如临大敌，对国内大量民主人士进行软禁、监控或强迫「旅游」，不许他们参加纪念活动、不许外出、不许聚会、不许写文章、不许接受採访，穷尽手段打压、掩盖、限制、消灭一切关于六四的资讯和表达方式，所有有关六四的文字、图片、视频都被屏蔽严控，但是高墻挡不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人们在网上发明了各种方式以表达对六四的纪念，在大陆「柳丝、6肆、5月35号」都是人们表达的方式，甚至建议「黑衣日」以此纪念六四。

应该看到，多年来虽然有大量的民主人士在竭尽全力传播六四真相，但是强大的中共国家机器对之封锁、禁声、洗脑宣传在当今中国还是有相当作用，年轻一代、甚至我自己身边一个人民大学的优秀学子居然不知道六四，这种并非个别现象，确实令人震惊，令人心痛。中共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掩盖真相、编造歷史，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 ，全面毁灭了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

鉴于此，特别说明纪念六四的重要意义，我们不能忘记、不能放弃，我们的后代也不能忘记、不能放弃；希望设立六四为全球华人哀悼日，哀悼逝去的年轻的生命、哀悼失去的我们中华文明、沦为马列共产集权恶魔统治的我们的母国；同时、对六四的纪念不仅是对三十多年前青年学生牺牲和付出的纪念，也是对中共统治下迄今为止所有抗争者反抗共产暴政的纪念；六四纪念活动不仅年年举办，而且要作为全民族的一个纪念日永久持续下去，它象征着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残暴统治的勇气和斗争。

最后，向六四中为中华民族进步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勇士们致敬；向迄今仍奋斗在各个领域、为反对共产暴政推进中国民主而作出巨大努力和付出的六四人致敬；六四精神照耀前行，六四精神永垂不谢！

苏晓康：八九学运伟大吗？

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中国八十年代报导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八九六四的亲歷者苏晓康的发言，又一次提出了惊人地「殇」问、「殇」槌，不仅在会场里扔下了震撼弹，而且在社会上同样激起了强烈地反响与回荡……八九学运伟大吗？不，它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

好像，屠杀发生以后，人们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国人是可以不必付出这个代价的，而且也连带全世界不必掉进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麽输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歷史、掩盖真相。

许多人的说词，还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

先说这个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干，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

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

第四、中国的崛起，令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说说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众社会遗忘了：

1、广场绝食总指挥——

柴玲：逃出中国后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拿到学位，又经商致富，然后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没有对当年坚持在广场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反省；

李录：据称是「不撤退」主张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国后，也在美国拿学位并致富，然后又回头去帮助中共；

张伯笠：当年绝食指挥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后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后信基督教，再成为传道人，在获得信仰之后同样未见其反省。

2、知识精英——

郑义：八九年最早介入学潮的知识精英，自称是「绝食传授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也模煳不清），他后来只写为学运辩护的文字，还说「我是来打架的」，那麽他「跟邓小平打了一架」，对长安街无辜被杀的民众，邓不会交代，他怎麽交待？

王军涛：当年在广场直接操作学运，据说是为了帮助政府平息学潮，他在出狱后到美国读了政治学博士之后，并未见到他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学行为」及其失败，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3、改革派——

赵紫阳：八九当年他拒绝执行戒严而被罢免，其后被软禁整个后半生，并绝不检讨，光明磊落，然而，他对当年戈（巴乔夫）赵会「抛邓」而导致情势失控，令邓小平大开杀戒，却致死没有说明真相和原委，他也丝毫没有对民众的歉疚，反而在自传中流露对邓小平的歉意。赵紫阳系统的人们，至今也只歌颂他或为他洗刷。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八九屠杀的罪责，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这并不能替代民间一方的真相厘清，和对失误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裴毅然：中南海定策拖刀计——用时间换空间，期待遗忘、等待「火化」

作家裴毅然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他说：32年过去，我们还是只能在海外为亡灵祈祷，中国的民主车轮转得太慢，中国进入了前苏联的布尼兹涅夫时代，能够右拐的时候却偏偏左拐。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是意识形态的地基。 中宣部最近推动青年读《毛选》，还在倒非为是，整个中国仍处于是非颠倒状态。

32年了，六四也是中共的难日，每年他们也很难受。同时他们对待「歷史遗留问题」渐有经验。如对待右派、大饥荒、文革、知青，都是一个「拖」字，具体政策为「四化」——淡化（模煳记忆）、分化（分裂民运）、消化（化解阻力）、火化（最终解决）。2010年8月，我在上海亲聆江泽民高参刘吉（三个代表起草人之一）：「现在人们已不怎么提起『六四』，再过若干年，没有人再提『六四』了」。很清楚，中南海定策拖刀计——用时间换空间，期待遗忘、等待「火化」。

从五四起步的中国现代化怎麽会走到六四？怎麽会走出反现代化的道路？怎麽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我近年正着力研究这一专题，最浓缩的心得：中国传统国学缺乏个人权益，而个体权益乃现代化价值地基。政治现代化乃人类社会最高结晶，科技现代化最终将体现于人文现代化，即价值理念的现代性。

张伯笠：纪念六四亡灵和天安门母亲的眼泪

张伯笠是六四亲歷者，现是美国着名的华人牧师，他说：每一年我们都要点一支蜡烛，纪念在中共坦克下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也纪念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特别感谢香港过去三十多年来持续在维园纪念六四。纪念不是制造仇恨，而是让我们不能忘却。米兰昆德拉说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持久战。持久战就是让人民不要忘记。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到欣慰，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场，不了解六四真相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新媒体了解了真相。六四是中国政府独裁者一手制造的，我们要反思，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坦克军队来屠杀无辜的人民，人民不会忘记这笔帐。六四所产生的影响，是中国近百年来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没有八九就没有东欧的剧变，没有中国人民今日的觉醒。我同意刚才晓康说的，知识份子应当反思，除了知识份子，最应当反思的是中共政权，以及建制派、党内的健康力量。当一个柔弱的女子被强汉强暴，却谴责女孩穿得太少，这是没有道理的。责任的一方在中共政权独裁者。昨天是美国的 Memorial day，这个伟大的国家每年都纪念为世界和平献出生命的美国青年人。现在香港变成八九中国的情况，我们为香港、六四母亲祷告，公义总能彰显，有一天我们也能回到中国。今天看到一些老朋友，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都是当年六四的亲歷者，经歷了痛苦，路要走下去，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改变。

蔡咏梅：维园六四烛光孕育了香港青年一代／订阅香港媒传维护新闻自由

作家、媒体人、前《开放杂志》主编蔡咏梅说：今天感到心情沈重，香港支持大陆民运三十年，是中国大地上唯一能纪念六四的地方，规模大影响也大，教育了一代代的年轻人，连我孙辈的青年人都对六四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纪念活动被迫中断。香港目前就是港版的八九民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同样一个集权政府镇压下去。香港得之不易的民主进程嘎然而止。民主派都不能参加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被剥夺。在英治下所享有的自由也被一步步剥夺，独立司法也一步步被蚕食。社会活动家被投入监狱，判刑非常之重。香港版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但刘慧卿刚才说得很清楚，港人是不会屈服的，她本人就长期坚持在民主运动中，不屈不饶，是个代表性人物。1989 民运兴起是，刘慧卿已经是个优秀的记者，是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1991年香港民主选举，她成为第一位民选的女性立法会议员，是当时得票最多的一位。这么多年她一路坚持。现在红色恐怖的情况下，她还继续上街，为民主党筹款，到法庭上去声援。支联会主席李卓人89时，带着香港人的捐款到北京去，屠杀发生后，他被当局拘留4天后才返港，他也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副主席何俊仁律师几十年来也一直支持大陆民主异议人士。他还成立了「维权律师关注组」。我自己做媒体，一直观察到他们的社会活动，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还坚持着。香港的民主运动时中国民主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希望海外人士关注支持我们，我们在这里发起给狱中认识写信，海外朋友们可以加入此行动。香港新闻自由受到打压，苹果报系首当其冲，我们现在就靠频果日报和网络媒体，但生存很困难，大家可以进行支援，一个方法是成为他们的订户，还有一个《众新闻》在 YouTube上开了视频。因为捐款会给当局口实，说是跟境外反华力量勾结，订阅是支持的好方法，点击量大，就能有些经济收益。

薛伟：未来必将属于自由的灵魂！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北京之春》经理薛伟的发言：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提醒大家时刻准备着，正如西方的谚语「成功机会常落在有准备者手中」。六四32年了，大悲无言。但是我们仍旧需要坚持记忆与信念，这是人权与强权的对抗，是记忆与忘却的斗争，这是对逝者的尊敬，对牺牲者道义的坚持，对强权不屈不挠的抗争！

我相信：中国最后一个极权统治即将结束，物极必反，我们正面临着1976年代文革后期的中国歷史，习政权以后中国必将大变！

我们此刻要做的工作有三：

1）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组织，不懈的高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的旗帜，为中国人民发声。最近，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的熊焱先生从美军少校职务退伍以后，准备投入明年联邦众议员的选举，我们都应该竭尽心力的去支持他。

2）积极推动和支持世界民主国家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认识中共就是世界一切病毒的总根源，组成挽救全球危机世界民主自由大联盟，合力促成中共的瓦解。

3）声援，支持，保卫民主台湾。要认识到支持台湾人民的民主自决权利，是考验一个民运人士的试金石。我们此刻更应该谴责中共在台湾海峡的战争讹诈和挑衅，唿吁我们的所在国支援台湾人民新冠疫苗，让民主台湾继续在全世界发出她的光彩！

最后，我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未来必将属于各国受苦、奋斗、而必然战胜的自由灵魂！

黄慈萍：八九民运彻底打碎了中共信仰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的发言强调了八九民运的积极意义与作用。

她说道：1989年的民主运动其实没有失败，为什麽呢？在那以前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都抱有幻想，都希望能改良改革，但正是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使中国人民彻底的觉醒了，所以这30年来，共产党被支持的这个基础越来越薄弱，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摇摇欲坠了。为什麽呢？一般老百姓争取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的心没有变，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比方说，在六四大屠杀之后，我们全美学自联每年都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或者华盛顿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民主女神像前做纪念活动。后来到了十几年前，每年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少，但是最近这几年，人又越来越多，除了去年因为新冠病毒人比较少以外，剩下的每次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人，所以这一件事情本身也说明了人们民主的觉醒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轻清楚。另外，我们尤其关注香港的情况，香港三十多年来一直支持着中国大陆的民众，现在香港的自由环境已经基本上被共产党剥夺了，所以我们举行六四的活动，也要强调我们不仅跟中国老百姓站在一起，也跟香港人、台湾人、藏人、蒙古人站在一块儿。我们必须看清楚，镇压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质，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防止中国共产党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我们必须认清他们的阴谋，只有各族人民团结到一起，力量才能增大，我们才能够争取我们最后希望得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结束语：本次 「日不落」会议落幕，人心人气如旭日东昇

主持人廖天琪感谢参会者，她说，有些人坐在屏幕前3小时集中聆听，可惜时间有限，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发言，但是我们心声相通，情谊相连。今天是名符其实的「日不落」会议，由于时差，现在美西正旭日东昇，美东日正当中，欧洲夕阳西下，港、台、日本夜半钟声，而纽澳朋友们熬了一夜，现在又到晨鸡啼晓、东方既白的时刻了。

六四是中国人的伤痛和梦魇，这一页尚未翻过去，我们必须携手共进，勿忘六四，继续奋斗，愿不久的未来，我们能在自由民主的中国大地上，站在阳光下向六四亡灵们献上鲜花和祝祷。在此意义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次再会。

本次网络会议视频链接：

台湾《民报》首发

廖天琪：开篇语 ／ 六四的歷史和现实意义

为什麽今年纪念六四的主题是「点起一根蜡烛」？

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廖天琪指出：这有几重意思：

一，提到32年前的六四屠杀，人们心中首先感到锥心之痛，心痛死不瞑目的死难者，痛惜蒙冤不白的生者；再有就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众目睽睽跟前犯下杀人、屠城的兇手，不但没有问责下狱、接受审判，反而手握权力，颠倒黑白，篡改歷史，这是世界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如胡平先生说的，这一页歷史远远没有翻过去，相反的，它还在变本加厉用更为拙劣而丑恶的剧本在华夏大地上演。

二，每年六四香港人民不顾酷暑都在维园举办烛光纪念会，往往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香港人当年身在第一线，支援内地抗议的市民和学生，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们感到痛心疾首，又向被追捕的志士们展开救援行动。2019年，香港人护法维权的「反送中、反修例」示威抗议活动，声势浩大而持久，令世人刮目相看。自从「国安法」被强加在港人头上之后，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权被践踏。民主人士尽皆下狱。今年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活动也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提出「点起一根蜡烛」，既是纪念六四，也是声援香港的民众。

三，纪念六四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意义，如今中共之手伸向台湾政经媒体各界，军机、军舰绕台威逼恐吓；压迫藏人，剥夺藏区的资源，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超过一甲子；移民汉化南蒙古，剥夺蒙古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在新疆将维吾尔和其他民族关进如同「集中营」的「再教育营」，凡此种种暴行都在我们眼前展示着。

库纳牧师：为六四死难者的安魂弥撒

德国民运的老朋友罗兰德•库纳（Roland Kühne）牧师的祝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生活在安全地方的人，在纪念1989六四天安门大屠杀这样重要的日子时，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迈入知天命、耳顺的五六十岁了。你们能够为当下在为民主争抗的青年学子启示什么？

也许，1989 年才33岁的刘晓波的6月2日《绝食宣言》能提示我们：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唿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社会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中国政府想消灭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一席之地。「人」是上帝一个个创造出来的，每个人仅仅对他的创造者负责，不应当俯首听命于上级，这也许就是宗教受到压制的原因 。有信仰的人，不愿做稳固国家权力的「螺丝钉」。一个个独立的人，和由他们组合成的1989的、以及今天的民运团体，这些就成了中国掌权者的恐惧之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合起来就是力量。我们不可停止抗议、唿吁和忏悔。我们是独立个体，我们团结，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奋斗。我为每一个人感到喜悦。
   
我想跟大家一起祝祷：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指出了正义之路，
他为受压迫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献出自己。
掌权之人嫌恶耶稣的大爱，他就必须死。
他的奉献为世界註入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指引了正义的道路。
   
我们相信，
未来属于那些
为一个没有剥削、饥饿和压迫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
这些人就活在当下，
只要有非正义，他们就争抗，
为了那些被剥夺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们。
阿门！

王丹主旨演讲：「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八九民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说：在六四三十二周年之际，今天来回顾当年那场我们曾经亲身参与的重大歷史事件，有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对于那场运动与中国后来的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此我愿意提供一点个人看法，当作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思考来自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六四运动，赵紫阳等改革派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您觉得呢？」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是当年的学生运动太超前，导致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好政治局面发生逆转，导致后来的中国走上倒退之路。对此，我是不能茍同的。

针对上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把「运动」两字改成「镇压」，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说，导致赵紫阳下台，导致政治改革夭折，导致今天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不是「六四」运动，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只是彼此联繫在一起而已，但责任还是要分清的。如果邓小平集团不对八九民运进行「六四」镇压，赵紫阳等改革派就会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评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顿，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的错误判断。

第二，今天回顾歷史，我们必须看到，经过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两任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推动下，八九民运的爆发可以说是必然的，且这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讨论引起的。19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要与社会协商」的改革建议，后来学生走上街头，要求与政治对话，就是唿应当局的这个改革政策。换句话说，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发展，必然引发学生运动，因为游行，示威，和政治参与，这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许更值得思考，那就是：如果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党内民主机制，能够制衡邓小平的独裁地位，那麽，后来也许就不会出现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我们知道，当时针对戒严的问题，即使是在党内，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等高层领导人，包括七位上将等军方人士，一开始都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但当时的政治体制，仍旧是一人独裁的旧体制，邓小平杀人的决心一下，反对的声音立刻就被扑灭，连赵紫阳本人都失去了权力。1987年胡耀邦在没有经过党内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解职的歷史教训没有被吸取，「十三大」上仍然规定了重大事情由邓小平一人拍板决定，这对民主发展和党内权力制衡是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的发生。因此，事情也许正好相反，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学生运动的被镇压。

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作为倖存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釐清歷史的真相，还原事情的是非曲直，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另外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倖存者，当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有责任有义务把歷史记忆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正是向各位提出一个倡议，那就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

众所周知，在香港，支联会建立了一个「六四纪念馆」，曾经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民众参观；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纪念馆，甚至包括支联会本身，在未来的香港政治气氛下，恐怕将无法继续存在。一旦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被查封，全世界将再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公开展示歷史记忆。

而我们更知道，有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歷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歷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我想，今天在香港已经没有了保存八九民运的歷史记忆的条件，在美国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歷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歷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因此，我在此唿吁，从海外的八九一代到支持中国民主的力量，从香港的支联会到台湾的民间团体，从各地的侨团到普通的民众，让我们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团结，最坚定的意志，尽最大的努力，来一起推动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在美国的成立。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让我们把「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的口号，用这样的方式，化为现实。

王军涛：今天的纪念是为了推动下一波的转型浪潮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六四亲歷者王军涛指出：今天的纪念六四，为了明天掀起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他说道：我今天的发言想接着德国朋友的话说，其实我们今天悼念六四意义很大，因为六四已经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和中国政治上乃至人类政治民主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很有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追问自己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悼念六四的时候，我们下一步该怎麽办？我们要不要在未来的结束共产党暴政的斗争中继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责任，绝不像有些人想的是为了争权夺利。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就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有三点心得，非常简短的跟大家说，没有时间展开。

第一、中国民主化运动和世界民主化运动一样，还是需要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启动，不管共产党多麽严厉的控制，这个政治风潮一定会到来。

第二、在这场政治风潮中，能够起作用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这批六四、也不仅仅是一批我们平常道德上和知识上比较完美的力量，可能相反，很多有缺点的甚至长期和共产党合作的、在最后的关头被共产党抛弃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不能因为过去歷史的一些旧怨纠缠在那里，影响转型的机遇和动员更多力量。有时我在思考，当极权品质非常严厉的时候，当有正常思维的人不敢投身到民主运动后，相反可能是一批有缺点的人，可能更果断的地投入到运动中。至于说以后当有选举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被淘汰。但是在推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团结的是什麽呢？

第三、为了推动这个转型，我们现在要在组织上以及各方面做好一些工作，不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让我们感到痛心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争斗，我们就放弃这个责任。我们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又不要放弃推动一场转型所必须的思想组织和人员的准备，谢谢大家，我就讲这麽多，愿意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跟我联繫。

魏京生：六四唤醒了人民，虽败犹荣！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言道：刚才王丹和军涛讲的很好，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的跟他们略有不同，我是想讲现在世界上流行着很多的胡说八道，很多不好的说法，比如说德国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被中文翻译成「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经常被那些为中共六四屠杀辩护的中外学者所引用。其实这个蹩脚翻译是错误的，联繫上下文，人家的意思是凡是存在的事物就有它存在的道理，这与合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例如：对六四屠杀来说就是一件有它的道理、但并不合理的事件。记得在监狱中看学生们在广场的活动，看管我的老警察和我一起坐着说，「青年学生们太傻，共产党一定会开枪的。」这里说的就是对共产党规律的认识，并不是替共产党辩护，说他们的行为合理。这句话的前提是学生们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但他们不懂共产党的规律，所以一定会吃亏。为什麽老警察都和我一个观点呢？他们是被挑选来管制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老警察，一般情况下，立场绝对是站在共产党一方，但这次他们和我观点一致，是因为连他们也看出来，这场为了改变国家以至于每一个人命运的运动，是会增加每一个人幸福的运动，所以全民都站在了学生们的一边，不自觉的站在了反共的一边，包括被港澳媒体痛斥的所谓红二代。

这场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运动失败了，但也没有失败，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播下了对共产党的反感和仇恨，让大多数人认清了共产党是人民的敌人，在为这之后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所以说虽败犹荣。这是89六四民主运动对中国歷史和社会的最大的贡献。

谢志伟：同舟共济，共同来推倒中共统治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表示：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引进了对台湾隔年、也就是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学运」，对后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就是在1990年3月学运开始从校园走入社会，从此紧紧伴随台湾几年后的民主化运动。后来我到了德国，我跟德国的民运人士有了接触，我在台湾的时候跟王丹还有吾尔开希就认识了。也就是说，我在2005年担任台湾驻德代表以来，在柏林跟大家一起为自由民主奋斗，吸收自由的空气，我们也确认台湾人不应该也不可以、也不能是只顾虑到自己的自由民主安危，台湾人必须和中国的民运人士，西藏图博人、维吾尔族、蒙古人并肩手牵手，在活动上集合，在舆论上结合，这中间又加入了香港人。今天我们悼念六四亡灵，这是我们提醒自己与世人，勿忘中共政权残暴的血红印记，是六四罹难者家属的痛，六四参与者的痛；是中国人的痛，也是台湾人的痛；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难以原谅中共政权残暴袭击心里的痛。我这里要提一个字，这个英文字是大家很熟悉的，每一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它叫做smartphone，或者一个城市它叫做智慧城市，smart这个字在德文里面是还留在那里的，可是这个字呢叫做Schmerz，他是痛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里面的smart在德文里面的Schmerz痛还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爱尔兰有着一个流传的话语，比如说 when my back began to smart, ‘Twas like a penknife in my heart，那边的smart是痛的意思，不是我被变得聪明一点，是我的「被痛」了，而被痛了以后痛彻心扉，在我们的心脏里面感受得到，那麽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如果痛苦和智慧是同一个来源，他跟另外一个英文字sharp—「犀利」同一个来源，也就是说智慧、痛苦跟犀利，这边的犀利的是割捨的意思，那麽痛苦跟智慧还有犀利，它是同一个来源，也就是不只是中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意思而已，它更是一种痛苦割捨后的智慧跟礼物，那麽割捨就是要麻利，所以smart 跟sharp还有schmerz，我刚说它某种程度形容了当年64天安门罹难者家属、以及后来留在国内或在国外的人的心境。我们今天五湖四海，在网络上相聚，悼念六四，在座各位很多从二十郎当到中年，当年的中年，进入老年，我们相聚是化痛苦转为智慧，割捨枝枝节节，我作为台湾人，作为中华文化跟现代进步的承接者，我跟诸位朋友心灵相通，行动相连。六四屠杀的不幸，跨省30年，30多年之后，我们共同对抗中共政权的荣幸，以慰六四在天之灵，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就赢一半了，我们先赢一半再持之以恒，那麽中共这种政权有一天就会烟消雾散。

我用一个英文的单词作为结束语，就是company，原意是公司，其它本来的意思不是公司，这个com是跟朋友一起，pany是面包的意思，所以company本来是结伴同行，同甘共苦，同舟共济，意思就是我把我最后一块面包跟你分享，你的痛苦也跟我分担，那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用这个smart、这个智慧、痛苦以及同舟共济，我作为台湾人，作为驻德的代表，我在这个地方祝各位平安如意健康，我们一定要活得比中国共产党政权还要长！我们要活得比它健康，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对抗它，推倒它，然后整个中华民族或者在亚洲，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理想，我相信有一天会实现！

Kolas Yotata：六四是永恒的不死精神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Kolas Yotata的演讲是：每一年的六四前后，在台湾的媒体、社区网络上都会有人分享坦克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我真的希望大陆和台湾的年轻人都要知道，这张图告诉我们的是30年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确有强烈的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我们作为一个人，依然不会放弃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是各位用纯洁高贵的勇气，要求中国政府清除腐败，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而且当年的学生并不觉得民主自由只是口号，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理想，并走上了这条道路。20世纪末的天安门运动本身就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我认为各位一定想过我所想过的问题，也就是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成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麽样貌？今天的香港又会是什麽样的香港？而今天的世界又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呢？现在全世界看中国几乎一边倒：预期中国会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我们如果今天还愿意来这里开这个会，就是因为我们还心存期待：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依然有不灭的动能，民主运动的动力显然到目前为止不会来自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而是会来自广大的中国人民。台湾是敬仰民主自由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断地受到中共的干预和骚扰，比如国际活动、外交关系、军事威胁，甚至连最近防疫要採购疫苗，人命关天，我们在国内忙得团团转，对外却还要应付来自于中国的干预。我可以说，台湾恐怕是比其他国家更希望看到中国赶快民主化的一个国家，我们期待彼此可以成为好邻居，彼此可以真正公平对待对方。今年非常遗憾，香港朋友不能跟往年一样点起烛光，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也可以带给香港朋友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信仰相同，我们会和你们在一起，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以及台湾人民，我们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信仰者。我个人尤其要对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及其家人表示关切，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您是勇敢的人。另外我也期待维吾尔族人民、吐蕃人民早日走上民主平等的道路。六四精神不死！

胡平：莫泄气，希望是最大的力量！

着名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总编胡平说：

由于疫情，我们的纪念会议改在网上进行，但也因此我有机会见到更多的朋友。这里，我尤其要向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玛丽（Marie Holzman)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十多年来对中国民主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

今天是「六四」32周年， 今天,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过去更黯淡。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怀抱希望。

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纪录里，哈维尔谈到了希望。哈维尔指出，希望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希望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我们怀抱某种希望，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现实之中，我们要在现实中占据一个好位置；我们怀抱某种希望，也不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种运动正在向它靠拢，我们要先走一步，提前到达目的地，我们坚守一种希望，是因为我们深信它是好的，是正义的，我们愿意为它而奋斗，我们不但知道，没有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就不会实现；我们还知道，有了我们的奋斗，我们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会实现，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它而奋斗，因为我们的奋斗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一个坚守希望的人当然希望他从事的事业能够成功，但于此同时，他又能不计成败，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在这种看上去没有希望的环境中，希望才最能显现出它的全部力量。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谈话时，距离「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已经十八年，全世界的共产专制政权还没有一个垮台的。在当时，哈维尔们的抗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无论如何总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更没有理由灰心，更没有理由失望。我们要坚守希望，在人世间，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王定宇：人民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终究会倒下

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会长王定宇指出：1989年的天安门民运以及后来中共的屠杀及镇压，叫做「天安门事件」，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它不仅是一件歷史事件，它也是一件持续产生影响力却又面对更大压迫的事件。当年六四，中共呈现了强大的压制力量、忘记力量。他们掩盖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谈论、所有的嘴巴、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被遮掩，不准听、不准谈，忘记89六四、忘记天安门事件，这是独裁者想要的，也是他最大的恐惧。可是我们看看六四天安门事件到现在，1989年到2021年，追求人的基本权利，不管是民主、自由或人权，一直徘徊在独裁者眼前。我们看看香港从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不管是10年制的普选，一直到「雨伞运动」，「返送中」，一波又一波，他们所面对的跟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们面对的是一样的政权、一样的独裁，而香港的民运人士现在也面对当年天安门事件一样的压迫，一样的迫害。看看吐蕃人，看看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有时候他们只求自由自在的活着，都不可能。而这个独裁者最怕的就是人民知道真相，更怕的是人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勇于对抗，所以独裁者必须删掉歷史，必须遮住人们的眼睛，捂住人们的嘴巴，必须把看懂的人关起来。虽然89「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30多年了，但是面对独裁者的压迫，被压迫的人民始终在那里。我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看看隔壁的邻居，不管是香港、维吾尔族、吐蕃人，或者是其他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我们一方面庆幸已走过白色恐怖的威迫，成为自由民主的台湾，我们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捨得看到周边邻居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能尽最大的努力来给予协助。香港人加油！吐蕃人加油！维吾尔族人加油！所有被压迫的人加油！独裁者最畏惧的就是真相的揭露，人民的团结，独裁者邪不压正，有一天他会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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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报》首发

CND：余教授，首先我要感谢你同意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CND / 华夏文摘的访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余茂春：对对对。

CND：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请你谈一下，六四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使你的人生选择和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余茂春：六四是历史上的很多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6年匈牙利的自由运动、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它不仅仅是一个大事件本身，而是影响了一代人生活的基本定向和重新定向的里程碑。六四也标志着一代人的重新觉醒。比如说对我个人来讲，天安门示威游行令我们振奋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是具体的什么内容——当然我对那些内容大都是赞同的——最主要的是他们采取的形式。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天安门运动的根基就是自由，不管如何短暂，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恐惧。广场上的这种脱离恐惧的自我表现，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或无形的恐惧中间。你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你的护照、签证、你的学校、单位、户口、你的爸爸妈妈、亲戚……你生存中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共产党随时可以控制你、惩治你的那么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而天安门运动就摆脱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些学生很年轻、很天真，但我觉得这天真里边有一种人的本性的自由的散发。自由不需要太多的复杂性，中国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天安门的勇士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和那些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代，只大几岁，但是我对这些年轻人非常佩服，他们给了我去追求自由的勇气。所以说，看到中国政府对于这七个星期的自由那种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我是非常的震怒，而且重新认识到一个做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那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种短暂而被残酷灭杀的自由对一代人的启示和人生定向的影响，在不少其他共产党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捷克，也都非常的突出。

当时我是在美国，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觉得，在那么自由的环境中还有那么多内心的恐惧是非常不应当和荒唐的。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我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但我对于天安门的抗议示威者是非常感激的。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自我解放，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历。

CND：是的。

余茂春：只不过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个人的选择目标不一样而已。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

CND：六四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包括你。我跟你感受特别相同，1989年6月4日那一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所以你说你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但是你现在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你作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工作过的人，曾经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谋划策。那你觉得六四对你提出的那些建议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茂春：当然影响非常大。我在担任蓬佩奥国务卿的中国顾问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我就觉得六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点。在我进入美国高层的政府圈子里时，大家对中共有一个政策的重新估价，原因之一是由于习近平最近几年把美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一部分人，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美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上台后，美国受到了挑战。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说习近平当政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好像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六四的真谛。我就提出，美中关系基本点不应该是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时，而应该是1989年。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的非常对立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响在里面，但比较起来，这是最脱离了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场人民运动，而运动的初衷就是老百姓出于一种人性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问题。刘晓波有一句话很有前沿性，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追求自由，追求未来的最佳体现。而美国对华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所以我一直在美国政府圈子里边说，美中关系的基点不应该定在习近平上台之时，也不应该定在什么邓小平内斗成功搞改革开放的1978年，而就是应该定在1989年。

19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是各个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年份。大家谈论共产党在苏东崩溃的时候，都非常习惯地把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与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共产党垮台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1989年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反对共产主义及其统治的标志性年代，这个标志性的运动起始于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对东欧的民主运动、最终推翻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统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觉得天安门运动不应该仅仅是美中关系的基点，而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基点。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及美国高层的其他重要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美国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最重要的、最全面的、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他提到1989天安门学生运动是一个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他向天安门大屠杀中丧失生命的人们致敬；而且他提出来，天安门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回到了正轨。

CND：所以说，这是六四给你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运用到了美中外交政策上去了。

余茂春：我只是尽力而为。开始有人对这说法觉得很吃惊，后来通过我们做工作、做解释，大家就都是一致的了。你看看蓬佩奥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当时美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认同了这个调子。（蓬佩奥国务卿2019年6月4日的声明附在本文之后。）

CND：你说的这个“大家”指的是谁？

余茂春：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都这样看。比如说，国务院里面有不少就事论事的官僚，不愿意从意识形态方面讨论问题，而八九运动就是一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常剧烈的冲突。我是教书出身，我就本能地在国务院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读中共文件，读乔治坎南，读美中关系经典著作，讨论很热烈。学习班办了好几期，转变了不少人的看法。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在讲话中多次讲到，美中关系上很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就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美中有许多水火不容的东西。在白宫里边，后来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Robert O’brien也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有多么严重。这些都始于国务院里面基本的政策转变。这与六四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正确的东西稍微一点就形成了共识。

CND：昨天我上Clubhouse听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讲六四讲座，在谈到美中外交政策、中国通等等话题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了你，对你是倍加赞赏，说你是与前美国政府中的中国通比如基辛格这样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还有，如果是的话，你觉得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余茂春：这个过奖了。（笑）

CND：真的是这样，林教授对你是倍加赞赏，是真的。

余茂春：我对林培瑞先生是更加赞赏（笑）。他代表了美国知识精英的良心。

CND：是。

余茂春：而且坚持不懈。他是说真话的一个鲜明的代表。我觉得像林培瑞先生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是无所畏惧的、非常自由的人。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畏惧中，怕这怕那，他不是幸福的。所以我非常佩服林培瑞先生。

CND：但是，他自己也提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听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但没人听他的，可是有人听你的，所以他觉得你的影响力很大。

余茂春：没有，别别，我非常佩服林先生。

CND：哈哈……

余茂春：你刚问到中国通，美国的中国通有两种。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对中国知道得很多，懂得很少。意思是说，他们对中国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各种数据知道得很多，但真正明白、了解、懂的实际上很少。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是他知道的不多，他懂的也错了。就是这样一大批人在很长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他们知道的不多呢？因为以前很多在美中关系上起决定性作用的美国高层官员，他所知道的东西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老百姓。

比如说我看基辛格的东西。基辛格书写中常常笼统地用“中国人“这个词、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实际上他眼睛里边的”中国人“就局限在中国高层的官员，总书记呀、什么主席呀，就是这些人。在他的眼里，刘晓波啊、余杰啊、王丹啊、天安门的抗议人士啊、异议人士啊，根本就没包括在他所说的“中国人”里边。大家常说认知，他就有认知局限。“知”呢，就是他的局限；那“认”呢，由于在非常有限的“知”的层面，他的这个“认”也是非常错误的。比如他就觉得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老是摆脱不了几千年历史意识的困扰，所以要搞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他们对共产党很佩服啊，他就讲这个。这些都是非常落后的、19世纪的传教士的心态。这些人觉得中国人总是沉醉在历史上过去的辉煌之中，他们永远做不了现代化的人。而实际上中国人民自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基本上的追求不是传统的重现和昔日王道霸权的回归，而是德先生、赛先生、个性自由，特别是宪政民主。用传教士的文化偏斜的眼光看中国人，曲解中国现代历史基本主题的美国高知和高官，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这样的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一直到川普总统上台之后，我们把它基本上推翻了。我们觉得要把中国人当成一回事，要把中国人和其他所有民族的人等同对待，同样有对现代的、普世的价值观的追求和奋斗，要把镇压、管控这些追求与奋斗的中国人的专制政府作为一个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要像我们当年对待苏联一样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当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不要把中国 人当成软弱、猥琐、永远不能做现代化人的过去的中国人。这些就是我们的重新评估。而且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圈子里边，我们尽量地排除以前对中共有严重认知缺陷的人。所以那些人对我和其它我们一起的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CND：你原来做了几十年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加盟国务院呢？你从大学教授身份转换到政治幕僚，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有人爱有人恨吧（笑……）。那你的人生观从八九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余茂春：做大学教授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让你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没有一个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要交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写出东西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和思考。所以我在加入国务院之前已经有一大堆过去写的东西和讲话，他们都看过。当然他们对我的政治诉求啊、看法啊都已经很了解了。川普总统当选之后，他们决定要对美中关系重新评估，像我这样的人就进去了。外面的人不是特别了解这一点，就是在美国政府里边制订中国政策的人很多，内部实际上采取的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程序，关键就是你的论点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不是一言堂的。大家在外面看觉得川普总统很独断，蓬佩奥国务卿很果断，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下属的意见真是听取的。我的意见他们也听取，我的意见有时他们也不同意，大家都是竞争，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最后会定在某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点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在大学教学的经验、我的学术性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会给与我某种深度和权威性。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那就是我是在美国高层对华政策的圈子里唯一一个在中国长期生活过、能够娴熟地运用中英文、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看出共产党的文件字里行间的意思的人，这一点非常有帮助。

CND：对对，这一点特别重要。

余茂春：共产党在外交政策上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迷惑性的东西，就是搞内外有别。它把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从内外的因素来加以综合评判。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由于我的生活背景，我在里面是如鱼得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就能够把天安门的真谛讲得比较连贯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知道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和共产党的想法是怎么的不一样，还有，中共的一些维稳措施的意思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美国政府强调一个重要的理论，要重新认识，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这就是内和外。光从“外“来制定对华政策是盲人摸象，不着边际，只有“中国”一个笼统的概念。一定要内外结合来制定政策，这样才能靠谱。

在中国的内部，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你看，共产党维稳的军队警察呀、维稳措施的巨大开支和血本啊，对老百姓全方位的监控和管制啊、对他们的生活、经济运作的方式，他们怎么过马路、上网讲的每一句话，银行存款有多少，等等，都要管的严严实实的。所以说它对老百姓的恐惧是非常深刻的。另外，在如此深刻的恐惧之外，它也知道老百姓的力量，共产党非常知道群众的力量，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它要骗，它要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尽管老百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韭菜，“人民”这个词却被严重地滥用。它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它用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它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叫“人民银行”，它宣传共产党的方针、说假话的工具叫“人民日报”……这整个系统都知道人民是多么重要，所以它要给政府贴金。这就是内。它的内和外是不一样的。

它对外面呢，中国与美国打交道、与所有其它国家打交道，它就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代表了中国人民。外国政府稍微对中共镇压自己人民的恶行抗议，就一定会引发中共的陈词滥调，毫不脸红地说这种抗议是伤害了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十四亿中国人民如何坚决不答应，云云。 我们现在制订对华政策时把这个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对中共来讲，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刚一提出要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观点时中共就暴跳如雷，觉得这个戳中了它的痛处。这样就更加肯定了我们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分清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它怕人民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觉得经济发展了它的政权就更加稳固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经济发展了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它的贫富严重不均。它虽然有一个非常富有的阶层，但这个富有阶层是少数人，绝大部分中国人实际上是很贫困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发一个帖子说我们要“躺平”，就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追随。为什么呢？躺平就是对中国现实中贫富不均还有经济社会高压、高度膨胀的一种无形的反抗。这是很无奈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之后它的政权并没有稳定。中国目前的贫富不均指数在世界上是位于前列的，有人说是令人发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民声音的国家，经济越发展，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就越危险。另外一点呢，经济虽然发展了，即使一些有钱人活得很好，他对这个政权还有更加不满的因素，因为他们的财产权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他富有了之后，买了房子，有了资产，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它拿回去。在中国，当了亿万富翁的人往往更害怕，怕被抓。所以说中共最怕的就是任何有独立于党的绝对控制的人和事件，对此它都要完全打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政权有危机感，害怕。所以说经济富起来了，政权也不一定就会随之稳定。

除了上面那些因素，美中关系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对美国非常嫉妒、非常仇恨。它仇恨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去认同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所以它对美国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然后它把全国14亿人民都像动物一样在它的防火墙之内关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由多元的信息。这就是中共怕人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美中的交往不是人民与人民的交往，中共非常害怕老百姓去认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得到的是全世界的认同，是普世价值。这种美国标志性的影响力非常强大。

（待续）

（吴放根据电话录音整理，文稿已经本人审订。）

CND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2021年6月2日

华夏文摘第一五七三期(cm06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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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蓬佩奥国务卿在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办公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9年6月3日

6月4日，我们向止于1989年6月4日的中国人民英勇的抗议运动致敬，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派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呼吁民主、人权及终止腐败横行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汇集在北京及中国各地其他城市的千百万抗议者为寻求国家的美好前景遭受了巨大痛苦。死难者的人数至今不得而知。我们向仍在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庭深表痛惜，其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她们甘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地追究责任。30年前发生的事件仍在触动我们的良知，以及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能够带来一个更开放、更宽容的社会。但这些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一党制不容忍异见，而且在任何符合其利益的时候都会践踏人权。今天，中国公民遭受着新一波侵权行径，特别是在新疆，共产党领导人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试图扼杀维吾尔文化并摧毁伊斯兰信仰，包括动用关押超过100万名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的手段。但即使在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力监控的国家之时，普通的中国公民仍在继续寻求行使他们的人权、组织独立工会、通过法律体系追求正义，或者只是表达他们的观点，而许多人却因此遭受惩罚、监禁甚至酷刑折磨。

我们向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勇敢地挺身而出争取自身权利的中国人民的英雄们致敬。他们大无畏的榜样一直激励着后代在世界各地发出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从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几个月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开始。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完整、公开地说明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一黑暗的历史阶段的众多受害者。这样的步骤能开始显示出共产党尊重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意愿。我们呼吁中国释放所有因争取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停止使用任意羁押手段，并改变将恐怖主义与宗教和政治表达混为一谈的适得其反的政策。中国本国的宪法阐明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表明，当政府响应本国公民的要求、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时，国家就会更加强大。

来源：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