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就职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致力于领导西方盟国联合对抗日益扩张的中共势力，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给一些盟友对美国是否能够信守承诺保护盟友产生疑虑当口，在复杂纷乱的局势下，中美台关系将如何发展，它不仅事关两岸安全，也是影响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繁荣稳定的重要考虑，为此，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与《北京之春》杂志社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中国转型研究学会，定于2021年10月9日和10日在美国纽约以及通过互联网、联合举办为期两天的题为“紧张局势中的中美台关系暨台湾在民主联盟联合对抗中共极权势力扩张的战略地位”研讨会，会议将围绕中国大陆、美国及台湾三方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贸易和文化等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评估与讨论，研讨会将深入分析近期美国及两岸政治生态变化和制度与决策机制的巨大差异，给中美台三方关系所增添的风险，我们作为研讨会主办者还将把中美台关系的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放在印太战略的大格局中进行解读诠释。

　　本次研讨会将邀请海外著名的研究两岸事务的专家学者及政治活动家与会，包括：川普政府的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89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美国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培瑞和黎安友，著名海外民运领袖民运理论家胡平，政治学者、民运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纽约《世界日报》主编魏碧洲，台湾的民主宪政学者李酉覃教授和安全事务的许如亨教授，及旅澳的中国现代史专家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国际事务学者，两岸问题专家，西澳大学的政治系主任陈杰教授，前中共驻悉尼总领馆一等秘书陈用林先生等，提出香港占中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等。研讨会将邀请民运领袖和学者，包括海外民运的元老、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前主席《北京之春》发行经理薛伟先生，旅居新西兰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旅居日本的《东京民主自由人权之声》总编王进忠、以及旅居德国的《欧洲之声》负责人廖天琪和潘永忠等，及活跃的华人小区名人及传媒者与会，共同讨论美中台三方的外交政策及发展方向。

　　我们认为筹划举办这个会议是重要的：首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讨论以及通过媒体对该会议的报导宣道，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识到当今的中共对台湾及自由世界造成的威胁；让我们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对台湾的战略清晰抑或战略模糊提供一个不同解读的机会；也让我们对台湾作为亚洲的自由灯塔、在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与中共极权的较量中、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如何扮演既能保证台湾安全又能发挥灯塔作用提供一个讨论平台。

　　我们并且计划通过会议发表一个“双十”共同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在计划于12月份举行的首届民主国家联盟峰会时，邀请台湾（ROC）总统蔡英文与会。以此，给予被誉为“亚洲灯塔和华人之光”的ROC台湾以应有的名分和国际地位…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钟锦江（供稿）

　　9月29日，日本自由民主党举行了总裁选举。由于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过半数选票，选举举行了候选人一决胜负的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结果，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将在10月4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通过首相指名选举就任日本第100代首相。

　　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9月13日在日本外国人特派员协会和日本国会举行记者会时，同时表示：若出任首相将新设处理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岸田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之人权相关问题，日本将维护民主主义、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

　　日本专家分析日本政界对于中国人权议题逐渐重视的因素，与价值认同的未来发展趋势。日本学者指出，岸田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员、以及与派系关系密切者的意见，并非岸田一个人的想法，岸田和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同属于“宏池会”，该会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中谷是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日方代表。当中国开始削弱香港的自由时，这个主要由西方国家议员组成的联盟适时地表达了忧虑。

　　201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线定位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之大框架。这个概念寻求的是“西方世界”国家的联盟，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适用此概念的国家的组织，具体政策是形成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之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

　　美国在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授权美国政府对外国违反人权的人士实施例如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制裁措施。随后包括加拿大、法国、瑞典、欧盟等27国也陆续制定了类似法案。　　

　　日前，日本成立了针对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权问题的超党派议员联盟，与岸田同派系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是领导者之一。这个联盟的目标是通过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然而在日本国会没有取得通过，因为日本还是在考虑与中国的经济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权问题上的反应大幅落后于国际。

2017年7月14日,就刘晓波去世,时任外务大臣的岸田在首相官邸发表声明:

一、闻悉献身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刘晓波先生逝世，我谨表示深切哀悼。

二、日本政府认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法治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同样在中国这些也能得到保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将继续以高度的关心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三、从上述观点出发，认为应当对其夫人刘霞女士也予以适当应对。

 

「民主与专制」：人类社会的抉择

——柏林维藏蒙汉香港台湾联合反对专制活动文告

文 /田牧 2021 年 9 月 27 日

　　当下的人类社会，处在危机四伏、天下动荡的时代，在「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世界未来面向何方？每一个社会人都将面对严峻的现实，面临艰难的抉择！

　　整个世界从骇然中惊醒，东方大国自我标榜着「人民共和」，打着「民主改革」的旗号，却借着「多元政治」的美声，推「专制独裁」为「新」，居然妄图跻身多元一簇。世界是否睁开眼睛辨识：「人民共和」，只是粉饰天下的标籤，皇历还是陈旧的，只是换了新衣。泱泱大中华，旧时，天下为君者，皇帝也，家天下；而今，天下为君者，共产党，党天下。芸芸众生虚冠以「共和主人」之名，却无当家议政之实，沦落为共产党的奴才。这就是今日中国社会关系的写照。

　　在香港，港版《国安法》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造成制度性的危机，不仅民主与法制遭遇取缔，「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承诺，也荡然无存。

　　在维吾尔地区，推行人权迫害政策，「集中营」圈禁式的成批、成规模的人权侵犯，造成了维吾尔地区的恐怖危机。美国、加拿大、荷兰等民主国家已将此定性为种族灭绝政策，严重地违反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精神，是明火执仗的侵犯种族恶行。

　　针对台湾，在台海周边海空域，解放军海空军战舰军机，从不间断地环绕台湾岛巡游和军演，大有大军压境、公开威胁入侵台湾的架势，台湾人民遭遇空前的政治军事恐吓，台湾主权面临威胁与危机。整个民主国家阵营为之震惊和愤怒，但联合国、许多亚非国家居然不为所动、视而不见，国际法形同虚设。

　　在中国，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人民在政治高压下成为失去自由人权的奴隶，整个国家一人独裁，一片噤声。因言治罪，以文入狱等案例，比比皆是，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被强压在社会的底层。改革开放改变了一部人的命运，但这些积攒了一些资本的富户，也是朝不保夕，纷纷外逃。

　　人民要发声！人民有权选择！9月29日至10月1日，由欧洲之声、民主中国阵线主办的「人类社会十字路口：民主与专制——维藏蒙汉香港台湾联合起来反对专制独裁政权」系列活动，在柏林西尔特霍夫宾馆（Hotel Sylter Hof）举行，这是一次疫情期间举行的现场实地与网络视频相结合的研讨会。

　　出席现场会议的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内蒙人民党主席席海明、世界维吾尔大会柏林代表库尔班•海玉尔（Kuerban Haiyuer）、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人王国兴、德国西藏组织主任丹增•措希鲍尔（Tenzyn Zoechbauer)、新苏黎世报记者约根•卡尔（Jürgen Kahl）、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六四网上纪念馆」策划人长平、德国汉学家施嘉碧（Gabriele von Sivers-Sattler）、汉学家记者沙佩雪（Sabine Peschel）、德国媒体人狄雨菲（Didi Kirsten Tatlow）、香港人在德协会秘书长Amy Siu、德国独立记者米歇尔•雷（Michael Leh）、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刘伟民等。出席视频网络会场的有中国政论家胡平、《河殇》制作人苏晓康、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台湾政治学教授曾建元、资深媒体人程翔、藏人行政中央宣传部西藏之页主编蒋扬次仁、华盛顿光传媒董事长王安娜、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召集人王进忠、唐元隽、梁友灿、宋书元、民主中国阵线美国分部主席颜荔等。

　　整个活动由美国《光传媒》、纽约《明镜电视》实况转播。10月1日上午11点至下午14点，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详细地址：Alexanderstraße u. Märkisches Ufer，10179 Berlin）。参加示威活动的有大约十个德国人权组织。

來源：民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成立长达32年、香港最重要的民主派团体之一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于2021年9月25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以41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解散。

　　据美国之音报道。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对组织解散表示惋惜，“六四”集会已经不能如过往般顺利举行。但他相信，理念会植根港人心中。香港人无论身份有什么变化，他们都会继续纪念“六四”。

　　据英国媒体BBC报道。正在狱中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周六在狱中向外发出信息称，“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支联会的理念已传承在每个香港人心中，火种在，希望在。”李卓人表示，“争取平反‘六四’、建设民主的奋斗，就由千万人接棒。”

　　据日本媒体NHK报道。30多年来，“支联会”已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在政府加大管制力度的香港，一个举行集会追悼天安门事件死难者的市民团体被迫作出解散的决定。其解散势必让泛民派失去活动的支柱。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表示：支联会长期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是我们长期的朋友，伙伴，手足。三十年如一日举办维园晚会，延续了八九民运的烛光不灭，打造了香港在全球的亮眼形象。支联会写了历史，也被写进了历史。

　　BBC引用“六四”学运领袖吾尔开希的话说，“如果一个以支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为宗旨的组织，也为国安法所不容。那么恰恰证明所谓的国家安全，是反民主甚至反真正爱国。”

　　1989年，要求实现民主的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其后遭到武力镇压，这就是天安门事件。“支联会”设立于天安门事件发生前不久，旨在表达对学生们的支持和声援。过去，“支联会”每年都会在事件发生的6月4日举行集会，追悼事件的死难者。

　　据支联会脸书信息，支联会应警方要求于2021年9月16日晚上10时移除支联会网站(website)、脸书(facebook)及其他指定电子平台讯息。

　　另据《立场新闻》整合的资料显示，自2021年1月至今，已有至少49个香港民间组织宣布解散，历史最悠久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有48年历史。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153 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被捕，被正式落案起诉的人当中，72 人被法官拒绝保释。连同被判刑 9 年的唐英杰，今年中秋节时（9月21日）共 73 人因国安法失去自由。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近日在访问印度北部噶伦堡期间，拜会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兄长嘉乐顿珠先生…

來源：《西藏之页》Facebook

作者：胡平 2006年11月

按语：2021年8月1日晨，一代史学家余英时院士（1930-2021）辞世。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胡平贊誉道：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特发旧文「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以表哀思和悼念！

着名歷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荣获2006 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余先生也是我们北京之春的编辑顾问，这里，我谨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克鲁格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余先生获此殊荣，是对其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包括华裔知识分子，为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争先恐后地去北京朝圣。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还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中共「六四」开枪杀人，激起国际学术界一片抗议之声，可是没过几年，许多学者就把当年的抗议置诸脑后，又向中共当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为所动。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六四」后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并不是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唯有不回共产专制下的大陆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余英时和高行健的坚持表示钦敬。自1978年访问大陆后，余先生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余先生虽然人没有再去大陆，然而他在大陆知识界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深深地为余先生高兴的。余先生是大陆流亡知识分子的忠实友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建立和维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来，余先生给很多大陆学者或作家——熟识的或不熟识的――的书写了序言，这既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关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也表明了大陆学者或作家对他的尊敬与信赖。

说起来，在大陆学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识较早的了。八七年我来到美国，那年十月，世界日报的张作锦和孟玄开车带着我和哈佛同学丁学良去普林斯顿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场对谈，从此和余先生相识，屈指一算，已经十九年了。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RFA首发。2006年11月17日

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逝世，享年91岁，无党派，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和美国哲学会院士。

余英时逝世后，有学者和媒体将他誉为“学贯东西”的“史学泰斗”，并引用他生前的思想和话语，致以纪念和追思。

中央研究院称：余英时院士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学术研究之外，他亦为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之公众知识分子。

据纽约时报称：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在哈佛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利用自己对古典文献的掌握追溯中国数千年来的演变，坚守中国传统与自由价值。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低调处理的同时，民间很多学者，知识分子纷纷发文悼念。

余英时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在两岸三地和美国之间处于意识形态高度分裂的今天，能够都获得如此之高的待遇，应该说是很罕见的。

生平简介

据维基百科介绍，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生于天津，安徽潜山人，主攻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以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美国，是克鲁格（Kluge）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和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着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坚持反共丶声援民主运动

先生在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之后的一次与流亡学人座谈会中提到：“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个价值的问题”。“我没办法接受他那一套价值、想法。我想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向中共「党天下」的系统妥协，这可以说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毁人的价值的一套体制，也不是反所有共产党人，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觉醒了的个人，更谈不上「反华」”。

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分子。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并与林培瑞在普林斯顿大学组建中国学社接收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称“养士”。先后有：刘宾雁、苏绍智、苏晓康、陈奎德、孔捷生、阮铭、郑义、柴林、远志明、张伯笠等人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

「新儒家」的称号

余英时并不接受「新儒家」的称号。他说：“我虽然接受了许多儒家的价值，却不能称作儒家。我有自由主义、西方这一面。就没办法完全是以儒家为坐标”。

先生尚儒，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儒家从前是治国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学说来治天下。因为还有其他的「学说」或宗教。如果独尊儒家，那回教徒怎么办呢？基督教徒怎么办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们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认为，儒家是在个人生活这一层面，中国还是应该保存的”。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胡平追思余英时说到：

术业有专攻，余先生在专业上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士」，余先生却是我们可以、也应该效仿的典范。

余先生的了不起还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也在为人上。余先生堪称人文精神的典范。中国老话讲「道德文章」，其实道德和文章并非一体，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过余先生却完全当得起道德文章这四个字。

余英时学问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仍然是这么多年对中国大陆的思想自由、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方面的关切，和始终如一的支持。

1989年六四事件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成立接纳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余英时功不可没。“他可以说是大陆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始终如一，六四之后初期的阶段，大家对这些人都很热心，后来就慢慢不把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里，但余英时是始终如一。”

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蔘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王丹：温和的人格和气质

余英时先生的追思上，王丹说：

有人问我对余先生有什么印象，我心中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温和。是的，余先生是个令人感到温和的人。他的温和表现在很多方面。

余先生是有大学问的人，但他的谦逊也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当代学界泰斗的气派和架势；当然，也许没有气派和架势，才称得上学界泰斗。

余先生不知道给多少人写过序，而且都是很认真地写。其实有些人他并不是很熟，但是人家找到他，他就会答应。他的有求必应，我想，余先生是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是希望以有求必应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在追求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

民国以来，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鲁迅型的，看问题深刻是不用说的，但戾气太重，多少有些刻薄；一种是胡适型的，同样有深刻的见解，但有一种温和的人格和气质，不会动辄恶言相向。余先生继承了胡适的风格，那也是我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最向往的风格，这种风格如今已经很罕见了。而今看华人世界的知识分子，学问并没有精进到哪里去，至少与余先生没办法比，但温润的气质很少见到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脾气，百转千折的心思。

 

苏晓康：中国士大夫因余英时而显身当代

苏晓康在余英时先生追思会上说：

为什么余英时这么受大众欢迎喜爱，「粉丝遍天下」？原因很多，但是第一条，我认为，就是余先生毫不隐瞒他的反共态度，而且大声疾呼，只要有媒体采访他，他就高声批评北京政权，毫不客气。六四屠杀后，天怒人怨，可是西方绥靖中共，令其崛起，中国再次陷入万马齐喑，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不畏惧这个恶霸，他就是替亿万人民发声，怎能不叫人喜欢他？中西文明、左右两道，皆有一个通则，知识人要服务人民，要替天行道，可是你看到了谁？余英时历史思想硕果累累，地位崇高，然而他就是凭借这个本钱，强烈反对奴役人民的坏政权，中国也早已没有文化、学术，只剩下政治这对象，而且张牙舞爪，余英时就修理它，是最大功德的善行，此乃中国士大夫的专业，我们在余英时身上看到它还活着。

苏晓康解释余英时先生不再踏上中国土地：是因为中国已经「亡天下」，当初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至今中国人说他是「殉清」，而无几人知道他正是殉「亡天下」，而陈寅恪为他做挽词称「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已成隔世之音。对「亡天下」里面的人解释「亡天下」，大概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了，余英时有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天他走了，我们更加孤苦伶仃。

 

廖天琪：不向极权妥协，不为乡愁所动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撰长文《往事忆旧 依稀如烟》悼念余英时。摘要如下：

还记得1993年余先生偕夫人到访德国，我先生马汉茂（Helmut Martin）时任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系主任，邀请他来系里演讲。朦胧的记忆中，他讲的题目是有关晚明的商贾和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当时我很惊讶，如此重量级的历史学者竟然对于「经世致用」这样的课题，能从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阐释，原先我们担心他若搬出「宋明理学」的大学问，我们的学生程度不够会听不懂，然而余先生深入浅出，语言简洁逻辑性强，比喻生动有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虽无法追忆他讲述的具体内容，但是当时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

汉茂和余先生谈得十分投契，当时「六四」过去才4年，所以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大陆的政权、那里的学术研究、学者受到的迫害（犹记谈到钱钟书、陈寅恪、王蒙等人）。提到天安门屠杀，据闻余先生在美国学界发起声援，并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刚巧马汉茂在大屠杀当晚深夜听闻消息之后，心意难平，连夜和次日跟近百个德国学界，特别是汉学界的同仁电话联系，发起一个德国学术界联署签名安抚受害者声明，谴责李鹏政府的暴行，要求问责追凶。声明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整个版面，可见他和余先生英雄所见略同，行事作风不谋而合。余先生态度非常明确，他说，这种摧残文化、迫害知识分子、屠杀人民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我反正是不会去那里的。」

余先生说到做到，他1978年从美国到中国进行过学术访问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这片土地。由于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学界的影响力，中共早就用统战手段向这位「反共学人」伸出橄榄枝，并且百般诱惑。海外华人中太多的文人、科学家甚至异议份子、民运人士，公开或秘密地被极权政府招揽或收编，许多人即便不被收编变成「特务」，却也手持外国护照进出国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衣锦还乡」，可以骄其邻人。还有些人更是矫情地称自己有「乡愁」，为了名利，放下身段投入极权「祖国」怀抱，的确丢人。而为了「乡愁」还乡探亲，或是落叶归根返国定居，这类人自喻是文人雅士的选择。

 

王军涛：先生的学问、政治与做人

王军涛追思余英时先生，说到：

我与余先生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刚从中国释放后到了美国，参加讨论会的第二天见到余先生。第二次是魏京生先生出来后，在普林斯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

余先生跟传统的学人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他还是将学问当做积极入世的一个思想和精神的源泉。正如冯胜平先生介绍的，余先生“文如其人” 应该说，余先生是由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先生代表这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理想、人格与西方文明、现代政治在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既有一些价值，也有一些误区。余先生的学问。 “春秋笔法”、“惩恶扬善”之类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知识分子做人提供做人的理论和知识的源泉。他的最理想境界就是要求这些文化人，或者余先生所说的‘士’能够“殉道”。如《正气歌》所说的那样，在盛世能够与贪官、污吏、奸商做斗争；在乱世能够维护“道”的尊严和价值。“士”是余先生的治学核心。

做人的底线。如果你做儒家，你不能一生践行从小事，私生活到做人一直到国家坚守儒家的理想。但是也要坚守底线，坚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道德底线。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余先生的史学观其实不是儒家，余先生自己至少在两个场合说到自己不能算是儒家。先生解释到他有自由的想法，这与古典儒家还不接轨；先生在写‘士’的时候，知道‘士’在治国时是“儒”，在个人修养时，又有很多“道”的成分在里面。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士’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的坚守、维护、发展有关系。先生的史学观以‘士’为核心。

先生的政治观，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先生试图通过叙事，讲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来打造出现代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去抵抗中共。从这一点讲，他以春秋笔法、汉贼不两立的风骨（或者西方的贵族精神）对抗中共。这样就容易理解先生对中共的不妥协，只要中共还在破坏知识和文化、还在把知识和文化做为自己的附庸、就不向中共妥协。

先生的史学观和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是有学术思想根源的。说到底就是儒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文如其人、做人要殉道。这些理想人格更多的往往是光荣的失败者，在厄运中共荣的失败者更能体现对价值坚守的壮丽和壮烈。

先生通过他的书，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方向，打造出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很精彩，他说我在哪，哪就是中国，其实是说“中国”那个地方就不是“中国”了。理想的中国令人向往。我毫不怀疑，未来当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并且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的时候，余先生理念才能真正在中国落地，那时余先生也回到了中国。

 

张伯笠：公墓前拜别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通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的张伯笠牧师，在普林斯顿公墓拜别余英时先生，并赋诗一首。

青草萋萋，

别情依依，

老树斜阳，

伴君安息⋯⋯

 

结语

余英时先生所弘扬的中华文化、士人风骨，吾辈为之发扬光大，则先生之志，可以不朽矣。

 

《东京自由民主之声》综合报导

2021年8月22日，世维会发布新闻公告：2021 年 11 月12〜14 日，世界维吾尔第七届代表大会将在捷克-布拉格举行。

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介绍：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代表每3年透过选举产生。25个国家昨天分别举行选举，产生共200位新任代表。他们将召开第7届全体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16个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选出新任主席。

第7届全体代表大会原定于2020年11月举办，但是2020年，由于COVID-19疫情全球泛滥，会议被迫往后顺延，被推迟一年举行。

世维会主席办公室根据第6届执行委员会决议制定召开第7届全体代表大会的行动计划，并且设立筹备委员会予以推动。执行委员会于7月7日的视讯会议中无异议通过，将于11月12日至14日在布拉格召开第7届全体代表大会。

世维会指出，基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防疫规定，第7届全体代表大会除以实体方式进行外，无法亲自出席的代表将以虚拟方式参加，大会也将邀请国际专家、观察员、非政府组织、政治人物和学者与会。

本届16个委员会在大会中就世维会2017年至2021年活动及财务进行报告后，现任主席与各委员会委员将任期届满卸任，新一届委员和主席随即就任，后续会议将由他们接手召开，以制定世维会未来3年的行动计画。

迪里夏提指出，本届世维会执行委员会也作出改革选举制度，使其更具包容性的决定，这包括将会对年轻代表及女性代表提供更多机会；独立运动人士或未任职地区性维吾尔组织人士也可以参选等。

他还表示，第7届全体代表大会将广邀国际组织、不同国家国会议员及支持世维会理念人士与会，选举将由独立观察员监督并且进行审核。世维会也欢迎国际媒体前往布拉格採访报导。

台湾《民报》首发

開催概要

期間：2021年8月7日（土）〜 10月30日（土）までの毎週土曜日【合計13回】

 

会場：

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地図はこちら）：15人

オンライン／BlueJeans（https://bluejeans.com/）：15人

 

講師：

アリヤ・ツェワン・ギャルポ（プロフィール）

補助講師：

ジグメ・ツェテン（プロフィール）

 

注意事項：

30人限定（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15人／オンライン：15人。先着順。通し受講の希望者を優先させていただき、定員に達し次第、締め切ります。）

初回、8月7日（土）は、手続のため30分前にお越しください。

各回、授業開始10分前にはお越しください。

 

申込方法：

ご予約は7月1日より、お電話とE-mailで受け付けます。

予約電話：０３−５９８８−３５７６（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

e-mail：tibethouse.jp@tibet.net

 

メールタイトルは ”『チベット語土曜講座』 の申込” としてください。

メール本文には、お名前、お電話番号、e-mailアドレス、日常会話入門（受講希望日 or 全日程参加）、読み書き基礎編（受講希望日 or 全日程参加）を記載してください。

 

主催

NPO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

〒161-0031　東京都新宿西落合３－２６－１

電話：０３−５９８８−３５７６　FAX：０３−３５６５−１３６０

 

 

講師プロフィール

アリヤ・ツェワン・ギャルポ

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の代表。

1988年、財務省にてキャリアをスタート。チべット経済開発局（TERDO）の主任研究員、チベット手工業品輸出基金（CTHE）プレジデント、パルジョ出版のディレクターなどを歴任。2000年7月、財務省の事務次長就任。2005年6月より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局長、2013年11月より同ニューデリー代表部事務局長。2018年5月、内務省次官補、12月情報・国際省（DIIR）次官補。2019年5月、同省情報局長。同年10月よりCTA直属のシンクタンクであるチベット政策研究所のディレクターを兼務。2020年10月、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代表に就任。

ムスリのチベット人学校卒業。パンジャブ大学学士、アンナマライ大学経済学修士、デリー大学日本研究修士、デリー大学博士（Ph.D.）。千代田ビジネス専門学校で国際貿易、経済学を履修。

『英語・日本語・チベット語会話ハンドブック』の著作があるほか、数々の日本やチベットの民話の翻案、翻訳実績がある。チベット問題に関する新聞、メディアへの寄稿多数。

 

ジグメ・ツェテン

1982年インドのジャンム・カシミール地域に生まれる。

その後、ラダックのチベット子供村学校に入学。高校2年目から南インドにあるチベット子供村へ転校し、貿易を専攻（Commerce course）。

2005年、バンガロールのサット・アロシャス大学（St. Aloysius College）に入学し、経営学を専攻。

卒業後2006年からチベット亡命政権「チベット最高司法委員会」の経理を担当。

2016年ダールジリンチベット居住地域事務所の事務局件経理を担当。

2017年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へ移動、経理を担当し、現在に至っている。

 

「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首发

 

还记得「振兴中华」吗？

—-苏晓康评述东京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

 

【按：「打倒中国队」这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兵乒球比赛，曾是民族主义煽情的一柄利器，小球确实翻转了大球，你看今日之世界，中美已成双霸，哪里还有「小日本」？所以这次奥运会，日本击败中国赢得乒乓混双冠军，的确是「完成史诗级逆转胜壮举」，让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此文引自《屠龙年代》中的「电视转播与体育煽情」一节。】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电视常常使观众和控制者都被愚弄。强人的魅力会因电视的公开性而神话破灭，民众夜郎自大的爱国情结也会被剥得精光而脑羞成怒。电视里的体育转播，便是一项疯狂行为，不断煽动痛苦的爱国情结，同时立即把它宣泄掉。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彷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彷佛「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事实上，正是前述1981年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被中共意识形态的「头号秀才」胡乔木 嗅出了别一番意味，让中共的「政治操作」有了新的灵感。那次北大学生欢呼中国男排赢球而烧报纸、烧扫帚、敲饭碗、敲脸盆，在校园里游行，首次打出「振兴中华」口号，折腾到凌晨二、三点钟，却没任何一家首都新闻媒体报导——记者们自然视之为恶作剧，而八一年的大学生还昧于「学潮」——谁知胡乔木严厉批评「新华社」：你们太没有政治敏感和灵活性了，对学生的爱国情绪，为什么不懂得去「引导」？这个指示立刻传达给所有新闻单位。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渠道，也听到这个传达，当时只耸耸肩头，却想不到这个教唆伏笔于此，而埋线千里之外。

多么反讽啊，「振兴中华」的口号，竟然是学生娃娃们，送给中南海老人党的一份馈赠，提醒他们可资利用的一个民意、一份合法性资源，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对外开放」若不搭配「民族主义」，一党独裁何能维系？后来江泽民被邓小平从上海提拔到中南海，顶替遭废黜的赵紫阳，对这份馈赠最为心领神会。

文章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今年7月6日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周岁生日。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于7月３日举办了网络视频生日祝贺会，日本、韩国的许多藏人以及嘉宾人士祝福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达赖喇嘛法王感谢信众和友人发来的祝贺。并呼吁人们坚守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理念。尊者在视频中表示：

　　谨守「我只是人类其中一员」之信念的缘故，千万民众诚心对我表示敬爱，也非常喜欢我的笑容。

　　借此想向我的所有朋友们，表达深切感谢，因为你们向我展现了真实的爱​​、尊重，以及信任，真的很感谢！

　　我本人将坚定的致力于提倡非暴力和慈悲心之理念，直到我去世为止。这个承诺也是要送给朋友们的礼物。盼望朋友们，能在余生中坚守这份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理念！

　　祝贺会开始时，由韩国藏传佛教中心的ラブサム・シェデュップ・リン、韩国藏传佛教协会会长格西丹增南卡为达赖喇嘛尊者的长寿和健康做祈祷。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在致辞中表示，我们给达赖喇嘛法王最高礼物，是怀着对他人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实践教皇的教诲。如尊者所说，藏人和信仰者在7月6日这天诵读观音菩萨真言1000遍。

　　代表阿若亚介绍了达赖喇嘛的四大使命：以「人类的一体性」为认知基础培育和提升人类的爱心与慈心、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与宗教文化，以及恢复古印度文明。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正在努力实现这些。并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正在努力实现这些。

　　代表阿若亚宣布出版一本名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珠玉金言集》的书，这是尊者的言论集，以配合今年12月纪念尊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出席祝贺会的嘉宾有日本拯救西藏网络代表、前国会众议院议员牧野圣修先生，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事务局长、国会众议院议员长尾敬先生。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先生发来了生日祝词，由主持人北泽杏里女士宣读。

　　牧野圣修先生分享了他对七年前在布鲁塞尔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的回忆。“我说达赖喇嘛会活到100岁，但尊者笑着说，我会活到130岁。 我希望他能永远活下去，以他的慈悲指引我们。”

　　牧野先生称赞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对话与和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强调我们需要坚定地支持西藏人民走向自由和正义的艰难旅程。法王以及他的充满爱心与慈悲的教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牧野先生补充说：日本拯救西藏网络和日本人权财团会将与西藏、维吾尔、蒙古、台湾和香港的人民一起努力，为自由和正义，为中国变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而努力。

 

　　长尾敬议员向达赖喇嘛致意并祈求长寿，并重申他将继续为西藏境内外藏人的自由和正义作出贡献。

　　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并立即停止在西藏、维吾尔、南蒙古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

　　藏人及日本艺人表演了传统音乐为尊者生日祝福。

　　本刊应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邀请参加尊者的生日祝贺会。

　　今年7月６日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周岁生日。为表示对达赖喇嘛祝寿，在此再次发出多年前的中、英、日文的专访文章。并发布一些达赖喇嘛访问日本的珍贵历史照片。

达赖喇嘛接受王进忠专访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日本的2008年11月2号晚在东京接受王进忠专访。达赖喇嘛就在北京举行的中囯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的第八次谈判发表谈话。

　　在日本访问的达赖喇嘛11月2日晚在東京巴戈酒店18楼的临时办公室接受本台独家专访。

　　首先达赖喇嘛向关心他身体健康的听众和朋友表示感谢。达赖喇嘛说，“非常感谢大家关心我最近身体健康状况，我最近做了小型手术,非常顺利圆满，通过2周的休息，恢复得也很快，所以我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大碍，我可以进行我的行程。我现在来到日本访问, 可以告诉大家，对我的身体可以放心。”

　　达赖喇嘛就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囯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的第八次谈判发表谈话。

　　他表示: “我个人认为西藏问题是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发展团结，以致于社会的和谐，所以我们如果能把西藏问题很好的解决的话，它是有助于中国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

　　但是比较失望和遗憾的事情是，3月发生的这个“3.14事件”以后，中央政府对3月份的“3.14事件”没有面对它，所以我们的谈判也没有进一步的进展。我希望中央政府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接受现实，然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唯有这样的办法才能真正地使“西藏问题”获得一个完全的圆满的解决。

　　我也知道近来“西藏3.14事件”发生以后,有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他们写了很多文章，把西藏问题的根源从文章上反应出来，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专家、各行各业的人对西藏的状况表示支持，我觉的这是我们比较感谢与高兴的一点。

　　所以我一直讲,我们虽然对中国政府这种希望信任越来越小，越来越薄。但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信任跟信心永远都不会变的。未来的中国应该属于中国人民。

　　政府,不管任何一个政府，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变，但是人民不会变。我觉的我们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可以得到很多外在物质的发展。同时我们想在内心的发展当中可以帮助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就是能把西藏问题面对现实解决好。我也曾经讲中国人民给我们最好的物质的食物，我们给他们最好的內心的精神食物。谢谢大家。”

(本文中达赖喇嘛的讲话由时任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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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晓康

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高度亢奋，举世闻名；同一百多年前相比，曾受西方列强欺负而生疑心、戒心和仇视，没有丝毫减退。然而，今天中国自己面临一系列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新疆问题，又生出另一个亢奋：对比汉族弱小的边陲、少数民族，却抱着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一、 文化种族主义

从文化上看，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很早就确立了「夷夏之辩」的观念。文明悠久的中原一向抱着「内中夏，外夷狄」的优越感，垂四千年而不坠，可称它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主义。大致来说，这种种族主义没有扩张性、侵略性，却因为优越感，而有极强的同化意识。这可能同早期华夏文明是多种文明的融合有关。

华夏文明强调「用夏变夷」，强调「有教无类」，同孔子的思想完全吻合。很吊诡的是，从孔子所在的东周末年，一直到满清，两、三千年里，中国始终处在「夷狄」的侵扰之下，南北朝的北朝、元、清三代，都是外族入主中原，按文化上的种族观念来说，这叫着「亡国灭种」。

但事实上，做皇帝的外族人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这种情形，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使得中国士大夫的「我族中心主义」观念越来越强烈，「保种保国保文明」成为一体。特别是明末、清末两代文人，尤其突出。这后来对孙中山影响很大，转而又影响中国近代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不仅是现代化的动力，也是强人政治的资源和情感基础。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淡薄，而政治意义越来越强烈。

二、狭隘国族主义

二〇〇八年夏北京奥运会故作夸张，乃是它要演出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甚为清澈：「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遗余力地「申奥」，并以「举国体制」办体育，死磕国际竞技场上的「冠军」，乃是下意识里被「东亚病夫」这个耻辱所驱使的，只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无疑，这是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了前述「文化种族主义」的变异。戊戌和辛亥两代政治家，把中国受西方欺负的原因，归咎于满族皇帝的腐朽，孙中山认为只要打倒满清，中国就可以强盛。这里就暗含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摆脱外患，组成以汉族为主的现代国家以后，轻易就回到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上去，仍然不会尊重弱小的少数民族的特性。梁启超说过一段话:「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源自「文化种族主义」的、又受外辱刺激产生「国族主义」，一定是非常狭隘的。

二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没有民主传统作基础，难以避免一个极权的强人统治时期。强人以国家统一为最高政治原则，天然排斥一切多元、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更遑论民族自治，所以孙中山提出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设计，同他的共和制一样，都是幼稚的「乌托邦」”。

三、大一统霸权

上面提到的这两点，在四九后中共取得政权，都变成惨烈的现实。区别只在于，这一切都被换了一种包装，变成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改造一切民族，消灭一切传统文化。

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不会再搞「夷夏之辨」，却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界定边陲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把其他民族划成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残余，统统以强制形式进行「民主改造」、消灭「阶级差别」，这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所以他们的所谓「民族大团结」，就变成用一种同中国文明毫不相干的、事实上也不存在的政治模式，要把中国版图内的56个民族，弄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极端的「大一统」形式，不要说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会被摧毁，连汉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的文化、风俗、特色，也统统难以存留。今天的中国，不仅不是儒家那种「用夏变夷」，连华夏文明的「文化种族主义」也尸骨无存。

中共基本摈弃了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允许外藩相对自治的传统做法，又没有起码的现代区域自治的观念，根本不承认少数民族在制度、宗教、文化上的特性和选择自由，使得大一统下的民族冲突无法化解，愈演愈烈，也逼出少数民族强烈的、逐渐走向分离的民族主义，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汉族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情结，并引起民族利益的无解的巨大冲突：今天汉族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却只占版图的一半；其他民族，特别是蒙、藏、维吾尔几个大族，虽然人口只占百分之六，却要占去版图的另一半，又都处在经济和国防的战略位置。在今天这个日益重视资源的世界上，中国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

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人只有「天下」观，没有「国家」观念。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建构的过程，恰与强人靠列宁式政党整合社会同步，「国家认同」无法剥离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念，所以即使为了解决中心与边陲的纷争，中国也只能期待一个民主制度。

这是10年前的访谈，10年后再读，是哉斯言！

 

六四将中国引上错误危险道路

胡平说，六四给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来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和海外很多人关注中国，讨论中国模式。由于中国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不准谈六四，久而久之，在很多人的嘴里或笔下，六四问题就变得好像不重要了。很多人倾向于将78-79年以来的中国改革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的六四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六四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将中国引上一条十分错误，也十分危险的道路。这从眼下中国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现有两个很突出的现象：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个是人权的持续恶化。这两件事情都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

六四导致中国权贵私有化和道德滑坡

六四之后，中国权贵私有化问题，官员的腐败问题都愈演愈烈。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中国官员的腐败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因为我们都回忆得起来，在六四之前，民气很高涨, 引发89六四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而当时的腐败跟现在的腐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可以想象，当时对那种很轻度的腐败，民众都不能容忍，都要起来抗议，如果没有六四（镇压）造成那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大家不敢说话，不敢再上街了，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人民的民气持续高涨，“官气”就不可能那么嚣张，腐败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六四导致官气上升民气下降人心冷漠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后的改革过程中，那么多的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大多数也只能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形不成气候，显然都是和六四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只要回想六四之前，中国社会的气氛、人们的精神状态，包括当时从上到下的官员的精神状态，就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这么一个大事件的发生，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恐怕都不可能出现，都不可能存在。包括现在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化，包括一般民众在政治上的冷漠，对别人，哪怕是身边的人，人权受到粗暴的侵犯，都不理不睬，这在六四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在89民运中，广大民众、市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的。那么多学生要绝食，大家再也看不下去，纷纷挺身而出，或者发呼吁，或者走上街头，表现一种同情心，一种公共关怀。那时候国内人们的精神状态，显然要比现在正常得多，健全得多，好得多。 而那（六四）以后，在这个社会上就再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了，也就使各种坏事、坏现象能够肆无忌惮地发生，而多数人都陷入冷漠，就造成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都摇头的“道德滑坡”，“人心的败坏”。显然这些事情都和六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六四导致专制强权在世界崛起

胡平认为，六四对世界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22年前，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要求自由民主。然后是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当时自由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大家都鼓掌。尽管历史进程本身并不那么简单，但大家都感觉到，好像民主力量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力量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还能料想到，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居然还可以维持22年，维持到今天。更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22年之后，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比当时更巩固，甚至更强大了。

22年之后再来看，整个世界的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年前，自由民主不管在实际力量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22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可怕的转变。人们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正在崛起，而作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似乎出了很多问题，乃至有人担心，它会不会衰落下去 。这个局势的出现，也是22年前人们很难料想到的。那么顺着这个路子思考下去，如果按照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整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六四使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恐怕很少有人对中国在短期内比较顺利地完成民主转型，抱很乐观的期望，都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艰难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正是六四这件事情，使中共政权重新变得巩固，而且借助于全球化，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的力量，相形之下，力量反而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也和六四直接相关。而且它也向整个人类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说，如果说22年前，整个人类的自由民主是处于空前胜利的状态，那么22年之后，就应该说，人类的自由、和平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阿拉伯革命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适性

阿拉伯世界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我们对阿拉伯中东的情况了解有限，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阿拉伯革命）还是表现出，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宗教，什么文化，对于自由民主还是有普遍的追求，证实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表现出：人们对专制压迫，总是不愿接受，一旦有机会，他们总要起来反抗。

中国在22年前也发生过这样的运动，而且规模比他们的更大，目标指向、诉求还更明确—-就是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明确追求。但是，中国的八九民运遭到了屠杀，事情发生了很大的逆转。但中国的情况，如果仅仅是民运遭到镇压，还简单一些，问题在于，在那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可以想象，刚刚发生64的时候，恐怕中共当局自己都心惊胆战，都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恐怕都没想象到20年之后，居然中国经济一下子走到这么前头。所以这两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你看到，中共的一些官员越来越骄横了，比原来更骄横得多了，对于国际社会对他的人权问题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所以，要了解六四造成的影响，那就要真正分析清楚所谓的中国模式，真正说明白，为什么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样高速的发展？ 中国模式的这种经济高速发展到底把中国引向何方？这些问题都特别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六四屠杀的关系

这些年来，虽然对中国模式，国际国内都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基本都回避了六四起的作用。所以，这种讨论基本上是相当肤浅的，也导致了很多推论和预言站不住脚，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恰恰与六四屠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过去共产党经历了毛时代后，一方面长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使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官员自己都深受其害。因此，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对自由化的要求，希望社会能够松动一点，宽松一点，不要老搞阶级斗争，不要老搞政治压迫，也就是说，对专政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满。另外，当人们打开眼界朝世界一看才发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以前，中国人还以为他们要去解放全人类，别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打开国门一看，闹了半天，自己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拿南韩和北韩相比，拿东德和西德相比，包括当时的台湾、香港和大陆相比，都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得多，这也是当时经济改革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时中共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

合法性问题

当然这种经济改革对中共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共产党就是靠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而且为了这么做，杀了无数人，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变动。那么，回过头要重新搞资本主义，要放弃搞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那等于说，你共产党革命整个就搞错了嘛。你过去的丰功伟绩，其实都成了罪行累累了。这么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怎么好意思，还坐在台上，继续维持一党专政？所以，随着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虽然当时在八九之前，中共的改革主要也只限于经济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放弃社会主义，这就是对共产党革命的根本否定。等于共产党的经济改革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合法性。那自然也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中国会发生八九民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苏联东欧那些国家领导人，当他们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的自由民主运动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敢去镇压，放弃了镇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实在不好意思，他们早就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看到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糟，所以他们面对别人的反抗，没法说服自己还要去镇压别人。那么，他们就放弃了镇压，一旦放弃镇压，民主转型就立即启动，一党专制马上结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本文转载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今天是不幸的一天。

中华民族不幸，华夏文明不幸，100年来深受中国共产党祸害的所有中国人不幸，当代14亿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海外华人尤其不幸 ！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今天已经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1917年10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赤色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暴政的恐怖政权。 从此赤祸东侵，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俄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建立了他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中共从成立起就奉马恩列斯为导师和领袖，早期活动经费全都来自俄国的卢布，各个部门例如宣传，情报，特工，军事等干部全都由苏俄培养训练武装和派遣！根据已经解密史料，前苏联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对中共在革命资金，军火装备，人才培训上是唯一的最大支持者，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苏共豢养的侵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卖国贼！中国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外国颠覆势力。

  在八年对日作战期间，中共以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为幌子，欺骗国民政府，免除围剿危机，不打日军，专打国军，游而不击，暗通日寇，扩展地盘，贩卖鸦片，充当军费，收编民间抗日武装，扩大叛乱颠覆资本，污蔑国民党下峨眉山摘桃子，事后还自我吹捧是抗战中流砥柱，歪曲历史。

“二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借助雅尔塔协议对中华民国主权的损害，在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支持帮助下，扩军备战，挑起内战，发动武装叛乱，用血腥土改绑架农民，用自由民主口号欺骗知识分子，用讴歌美国民主欺骗国际社会，用暴力裹挟物质诱惑外加共产主义乌托邦欺骗广大人民参军当炮灰，采用极其血腥残酷的人海战术，在短短三年就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颠覆了中华民国，窃取了中国大陆的最高政治权力 ，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专制覆辟大倒退！

  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消灭一切政治异己势力，铲除民间潜在反对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红色恐怖政治运动和镇压行径，如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等，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敌对势力，叛徒内奸等进行大规模的杀人，逮捕和判刑。据初步统计，在历次恐怖镇压运动中被直接屠杀的，关押在劳改营受虐而死的受害者有高达几百万人之多，因政治受害人而受其株连影响的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家庭成员，其人口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最起码估算有上亿人口，真可谓命如蝼蚁，生灵涂炭！

在它执政的70年来，以革命为号召，以建设为名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为理想，用政治运动治国，用政治口号洗脑。这类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思想反智，手段残酷，形式荒诞，影响很坏，贻害无穷，后果严重！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开始搞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40多年。 这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上仍旧坚持残酷的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敌，与整个国际社会的民主阵营为敌：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选举，不是人民授权，权力来自私下授受，来自黑暗中的宫廷密谋和交易 ！既无政治反对派的制约，也无自由舆论的监督，所以其执政永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政治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导致行政低效，监察失灵，法制虚设，道德沦丧，人心败坏，贪污腐败盛行。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永远的噩梦，这就是最高权力非程序性更叠，以至于中共历任党魁大都是因为非程序性更叠最高权力而失势下台，而鲜见有善始善终者。

在习近平接掌最高政治权力后，坚持毛邓江胡的极权专制统治毫不动摇，在政治经济上甚至大踏步搞覆辟搞倒退，在新的历史时期，利用高科技手段，把全社会打造成一个监控无死角，镇压有高效的超级大监狱，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侵犯人民基本人权，甚至随意用维稳为名，迫害无辜公民致死致残！

中国共产党各级官僚掌握着不受制约的超级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中大搞权钱交易，在社会各个领域大搞贪污腐败，鲸吞人民财产，瓜分社会财富，疯狂掠夺敛财，把中国搞成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不公平社会，以10多亿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为代价，制造出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超级垄断的暴富阶级，这就是当代中国执政的红色权贵统治集团以及依附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政经合一的权贵奸商！这个红色权贵集团利用政治特权对14亿中国人实施最残酷的剥削奴役和压榨。

  中国共产党在现任党魁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之下，继续坚持共产党的反动理论反动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强力维稳，继续剥夺人民一切人权，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继续完善国家机器，继续穷兵黩武扩军备战。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继续与民主阵营为敌，不遵守普世价值，习惯和少数专制流氓国家称兄道弟。

中国共产党这个暴政怪物是人类愚昧思维的结晶，是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是人类邪恶政治理论的试验品，是人类政治妄念的怪胎，是中国历史的错误选择，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一段大弯路，更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党专制独裁政权的顽固堡垒！

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民族的命运，为了建立人类文明社会应有的正常秩序，为了中国融入世界民主大家庭，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每个中国人的福祉，我们坚决要求取消中共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废除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推动社会各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真正符合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宪法，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和平民主渐进地建立宪政民主！

值此中国共产党生日100周年这个特殊日子，强烈呼吁大家：一切反共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一切中华同胞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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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界检讨当年日政府疑似助纣为虐

——日本东京纪念八九天安门事件32周年网络会议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