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星期後的6月4日夜晚6點至7點半，我們將會於新宿站南口舉辦64集會。為了能得到更多媒體曝光，我們需要各位在日手足到場參加。

・蠟燭將會由主辦方準備

・請穿著黑色衫

・盡量預備黃色口罩

・請自行做好black bloc/遮樣準備

・有黃色遮的手足請帶來集會地點

為了言論自由被扼殺到所餘無幾的香港，我們一定要繼續發聲，絕不能坐以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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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間後、6月4日(土)18:00-19:30に新宿駅南口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天安門虐殺の追悼の為に。

・キャンドルや光時旗、プラカードはこちらで用意します

・黒い服でお越し下さい

・黄色マスクある方は是非

・身バレ対策はご自身でお願いします

・黄色い傘を持ってる方は持って来て下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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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催：Stand with HK at JPN / Act with HK / 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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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　Uryu Hirano 平野雨龍　臉書

 

据法国王子传媒报道：5月20号，全球公益联盟(ligue-universelle-du-bien-public)向日本著名钢琴家中野真帆子女士颁发了“世界公益联盟的金质勋章获奖证书和金质奖章，表彰其在艺术、慈善公益、日法，法中，日中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等领域所做的不懈努力和杰出成就。

中野真帆子女士( Mahoko NAKANO)继2016年获得银质奖章之后，今天又获得了金质奖章，是著名日裔钢琴家。她是音乐教育家，也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公共利益联盟金奖的日本人，对提升日本文化和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积极意义。

 

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代表アリヤ・ツェワン・ギャルポが、下記の通り勉強会/記者会見を行ないます。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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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イトル：「昨日のチベット、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そして明日は！」

日時：2022年5月26日（木）　10：00～11：00

場所：衆議院第二議員会館、第一会議室（定員80名）

受付：9：30より１階ロビー

議題：

　議題は、パンチェン・ラマ問題および、チベットの状況と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占領との類似点について等です。

　1995年5月17日、中国共産党はチベットで当時6歳のパンチェン・ラマ11世ゲンドゥン・チューキ・ニマ少年とその家族を拉致し、27年経った現在も行方不明のままです。しかし、世界はその事件を忘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そして、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70年前のチベットのような状態です。中国によるチベットの不法占拠と、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は国際社会から非難されるべきです。

 

　勉強会/記者会見では、チベットに関する情報・書籍を配布いたします。

　参加ご希望の方は、事前に弊事務所までメール（tibethouse.jp@tibet.net）またはお電話（03-5988-3576）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出典：ダライ・ラマ法王日本代表部事務所（チベットハウス・ジャパン）

作者：胡平 2018年7月9日

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我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

 

一 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10万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 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 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 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2018年7月9日于纽约

 

注释：（略）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作者：胡平　2015年1月23日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3、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6、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作者：苏晓康

2021年5月6日

 

【按：八九年我流亡到巴黎，年底创办一份双月刊《民主中国》，每期都有『本刊时局综述』，有时轮到我写，这是九〇年初的一篇，其中议论的制度变色、商业大潮、权利继承三项，三十年下来，国企被权贵吞没，该党选了一个既蠢又蛮的习近平，是我看走眼的两条，不过，一个被坦克碾过的民族，能指望个啥？毋宁也是该着的。原标题：趋天下万姓以逐利——关于一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

1991年仿佛在一阵惊异后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剧烈的一个帝国，好象在某一个早晨突然消逝了。连美国都有一种忽然失去对手的空落落的感觉。白宫发言人费兹渥特说：“在苏联境内，事情的发展实在太过迅速”；驻莫斯科大使史特劳斯回国述职时，在电视访问中表示担心苏联出现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瑞迈海军上将，则急切地希望知道，那两万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里去了?贝克也匆匆跑到中亚去寻找承诺。

冷战结束带来的仿佛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无法把握的危险感。美国人好象连过圣诞节的兴致都减弱了许多，商人们期待着一年终最为狂热的圣诞节采购狂潮没有出现，顾客们都捂紧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什总统亲自赴商场购物，也刺激不起这种疲软的势头。自然，失去对手，大家都没武器可卖了，俄国人没有面包的时候，美国人也只好少去超级商场。

可是，在那个原先大家最担心要出事的中国大陆，欲在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当中，渐渐捱过被无数人诅咒预言的那种崩溃，居然看上去好个稳定，大把大把地赚进外汇。《纽约时报》说:“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有着一个顽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以百分之六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通货膨胀率低，外国投资上升，出口额和外汇储备额破了记录。对比起来，一个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亚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却以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贸易赤字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挣扎前进。”

于是，中国又一次在这个世界的常识之外，成了一个很难捉摸的国家。

中国：该来临的厄运都没出现

外国人觉得他们好象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愤怒和沮丧。《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贵阳访问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妇江莲湘(译音)，一个笑眯眯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发、电视和冰箱之后说: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录像机，还怕买了影响孩子作功课。而这家人的月工资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写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发生军队镇压民主运动以后，这样一种经济上的满足情绪，是没有预料到的。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都相信当坦克压碎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帐篷时，经济会崩溃，这种崩溃会通过外贸下降、经济改革倒退和一个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的工人队伍而爆发。但这一切都有没发生。”

的确，中国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气功又风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飙，据说有一派叫”元极功”，拥有上千万的信徒，以成为全国第一大派，在某地购置上百亩地，大兴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卷城乡。广州掀起自费观光热，已有十九万人逛了东南亚。深圳则一面是色情业屡扑屡起，一面是股市开张，五十万人抢购。上海城郊赌风织烈，千元一注，万元一夜，官民同好。 北京出现“跪式服务”，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间的收藏热也悄然兴起，从烟盒、邮票、筷子、钥匙、古钱币到毛泽东像章，种种小玩意儿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搜求、玩赏的宝贝。连大学校园里，也时兴揽活牵线的”校园经纪人”……。

一切都回复原状，颇象鲁迅当年写的，“革命党”闹过以后，大家又都把辫子放了下来。这副重又归于模糊不见它心思的面孔，中国人自己最熟悉了。记得林语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绘过一张老妇人的脸：“厕身于叛乱战祸之间，围绕着贫苦的儿孙，愉快而老态龙钟的中国，闲逸地吮啜着清茶，狡黠地微笑着……”。

谁能看得穿这张脸呢?

当然，各种各样的局部的骚动、混乱乃至反抗，从也未消停过。据北京大学校方最近的一次调查，去年在石家庄军校军训期间，两名学生自杀，二十多人神经失常；有一小群学生烧了军装，另有人在校园里张贴告示呼吁结束军训。中共也发现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大批地下劳工团体。北京的几次罢工都是这些地下工会组织的。不久前国安部突袭扫荡了北京十四个地下工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工会是模仿波兰团结工会组织方式的，各有约一百名成员。他们以开讨论会的形式在会员家中碰头。他们不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只宣称组织以工人为主的政党。据熟悉其内情的人透露，国安部虽派人渗透到他们当中，却不能确定谁是头头，因为他们十分谨慎隐秘，而秘密公安人员也必须花功夫暗暗搜集证据，以证明他们在从事“反革命活动”。这些证据常常是从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据《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国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们认为到处都是敌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陆境内的外国间谍、异议分子，“公安人员数以万计，遍布大陆各大城市，随时监视政治滋事者、神职人员、申请出国者和外国人”。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公安人员数量急剧膨胀，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编外公安”，且配备武器。据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六月份的一个“反和平演变”的内部讲话称，过去两年里，在十二个省市取缔了六十多个地下“反动组织”；1990年，全国发生夺枪、持枪杀人及走私枪械弹药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连同铁路上的公开打劫、政府行政力量达不到的那些边远、交界地区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阳湖区已成为重大刑事通缉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显示中国正暗暗跌入更危机的深渊。

中国“大猫腻儿”

上述乱象，自然是外国人很难看到的，即使驻北京的记者也难窥其一鳞半爪。所以说，邓小平何以能支撑到现在，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大猫腻儿”。其中奥妙，中文话语中有各种剖析，总其要者，无非是一句话:用资本主义挽救社会主义。这种唯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产主义被全世界唾弃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个超出常识之外的异数。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场持续两年的“姓资姓社”之争，暂告休兵。虽然这看上去好似一场迂腐的意识形态大战，仿佛比世界潮流落后了一个世纪，但这却是决定中共在“六四”之后能否撑得住的关键所在。天安门屠杀后，经济改革的存废问题立即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保守势力的确趁势反攻，意欲一举扫荡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复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失地，其锋芒最盛之际，陈云使出一招极厉害的杀手锏，即将屠杀的罪责和十年改革导致“六四”风波，一箭双雕射向邓小平。当时的情势，国内虽一派肃杀，但对天安门公然杀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气，不断有追究罪责的呼声发出。老邓那时只能避其锋芒，闷不吭声，听凭李鹏肆意揽权，坐收城池；对胡乔木、邓力群在意识型态领域里的大肆蹂躏，也装作看不见，让一个李瑞环出来顶一下，立刻剑拔弩张。老邓只得缩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两面讨好，整日价说些打哈哈的话。倒是一班封疆大吏们，有恃于经济实力，敢同李鹏分庭抗礼，闹出一场“南北战争”。中央对地方势力的默认，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这个政权，此时还没能在“六四”打击下站住阵脚。许多人都以为，后来苏联发生的变化，会加速中共的解体和国内危机的爆发，其实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场极富戏剧性的流产政权，以及接踵而来的苏共彻底垮台，把中南海里那帮老人们先震懵了，接着就震开了“窍”。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许多问题单纯化了，单纯到只剩下一个目标：保全江山。

事实上，1989年五、六月间，老人帮与邓小平在学潮的冲击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单纯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够联手，集体决定镇压。只是镇压以后，老人帮又跟老邓算改革的帐，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想取代苏联当国际社会主义的新首领，等等，把问题又弄得复杂起来。邓小平的长处和短处，就在于他正是一个善于单纯地处理问题的老手，而不管后果会怎样。他是一个非常彻底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机而言，老邓确有办法。如此，大伙儿这才洗耳恭听老邓的一番老辣之言∶这个党只要能够实实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国人就会支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去计较“六四”那场风波。

邓小平成了和平演变的“总设计师”

于是，八中全会前，杨尚昆、王震等纷纷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江核心也终于有了点胆子，敢于亲自删去人民日报社论中“姓资姓社”的提法，并批评中宣部把“反和平演变”搞的草木皆兵；连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颇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里的“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老邓说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邓的办法也很单纯，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资本主义来挽救这个江山(而不是社会主义)，虽然他还必须使一个障眼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自“文革”后第二次上台，就不在乎这个江山姓资还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苏联刚垮那阵，老邓就语出惊人：中国才不去扛那面共产主义大旗，谁愿扛叫谁扛去，我们只管办好自己的事。这就是老邓最“精彩”之处，也是中国最大的“猫腻儿”。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来说，就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而今，上上下下都跟着老邓的口气，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殊不知这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和平演变。

把当今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和经济的困境，这曾经是中国改革派的一贯思路。当年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时，就曾抱怨：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显示，政治动荡常常不是发生在政府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成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的情况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比从前过得宽裕。赵紫阳政府对消费品发展的重视，已经使大城市居民对“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基本饱和，许多此类厂家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迫转产，而把家用电器让渡给一大批乡镇企业去生产，向农村倾销高能耗、低质量的“三大件”。

可是，这并不能防止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从大都市首先爆发，并且比经济状况糟得多的苏联和东欧更早爆发。那时，许多外国人也很奇怪，他们觉得中国人生活得不错，干吗还要跟政府过不去？如今他们仍然会奇怪∶怎么，“中国在追随一个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时，并没有为它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

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签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还是让张之洞搞了变法。没几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灭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孙中山。一半是军阀，一半是慈禧自己。

只干不说：执政与制度分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实话。

邓小平以为给他们一个“小康水平”的好日子过，他们就服贴了。表面上大伙儿都低眉顺眼，大气不出，可心里想什么，谁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话来说，大概是：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如今中国人这活法，实在是无论姓资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这个制度姓社，则它的税收的百分之四十已来自个体和集体经济，凡是在公有的领域里，“挖社会主义墙脚”、损公肥私已成了常态；如果这个制度姓资，则它又没有财产保障，个人赚了钱照样拿去挥霍。最简捷的“短期行为”要算“吃”，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谓“一顿饭工夫”，社会财富都化为乌有，吃得精致、挑剔、讲究”，吃完了就调侃，“侃”得充满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发达，难怪王蒙会把一顿早饭的吃法写得那样复杂，并引起那么大风波。

中国大陆以公款吃喝的“社会集团消费”，一年是100个亿。等于一年吃掉一个大庆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内债。政府曾想以征收宴席税的法子来控制公款吃喝，但饭店酒家当然不愿自堵财路，幸好那些“社会集团”立时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变成小桌，按人头算未及上税的限制线，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致。自然费用反更高。后来，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规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汤”。这就引出一个拍案惊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郸市有一家陶瓷厂，生产的清花瓷餐具颇有名，娇小玲珑晶莹润泽，销路一向不错。但不知怎的忽然订单大幅下跌。厂方茫然，便派出供销人员到全国作市场调查，这才得知，原来只怪自己信息闭塞，不识时务，便急起直追，向别的厂家看齐，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盘可以盛得下三只肥鸡和成打乳鸽。原来薄如纸、声如盘、润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变得厚拙笨重，但销路奇佳，各大宾馆、酒家、招待所争相订购，月销售量由四万件暴升至七万件。对此，厂家自嘲为“邯郸学步”。说穿了，这就是“社会集团”和饮食业联手对抗“四菜一汤”的手段。

如果人们得知北京一个中央直属研究所的小小卫生室，就购进1200盒北京蜂王浆，作为公费医疗的“急诊药品”，这还不值得惊奇的话，那么，嫖妓宿娼还可以用公费报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谭。然它却是真实的案例。广州某工厂营业部主任黄崇德与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实报实销”，长达半年。东窗事发，他只好自叹不走运。不花一个子儿能“夜夜风流”者，何止黄某。从沿海到内地，很多地方的淫业都是收钱后开出旅馆住宿单据的，按制度办事拿回去何愁不给报销。

这些事例虽小，却可以说明，眼前中国搞的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强硬派的宣传，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造成这种演变的物质方式——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等，这些中国稳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维持这个政权暂时不垮的秘诀，正好是彻底葬送这个政权的秘诀。中共的老人，如陈云等，在这一点上并不糊涂。他们一直指桑骂槐地高喊“警惕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指谓何者，是再清楚不过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创造的那个“奇迹”——在“六四”以后维持这个政权没有垮掉，实际上恰好是另一个“奇迹”∶这个政权以牺牲它的社会主义原则换来存活。

这是苏联消亡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启示：把执政同制度分离开来。

让出半壁江山给姓资的

这种分离，照邓小平的谋略，是“只干不说”。当然，一切关系到维护这种执政的行为，如镇压异己力量、不准反对党存在、稳定军队等等，都是只干不说。所谓“防止和平演变”，也已不是防止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制度蜕变(毛泽东曾为此几乎把这个党摧毁重建)，而是单纯到防止政权被非共产党、甚至非当今执政者利益集团的任何人拿走。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根本的一次变质，也是它失去统治合法性最明显的反映。

然而，这种分离又是以共产党出让「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为前提的。首先让出来的，自然是这个党过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独占全社会财富和市场的那种垄断。从旧体制里分离出来的个体和集体经济，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成为这个政权的重要供养者，并且创造着繁荣和稳定。

《纽约时报》记者曾采访贵阳一个姓张的医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间贩运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润一百万，上缴税收10万，还雇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称“我在为国家作贡献”。人们都记得，“六四”以前陈云曾有一句名言：按马克思算出的资本剥削率，雇用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那时连农村雇工都受限制，现在则是城市里也管不住了。中国事实上正在悄悄进行一场所有权的重新分配，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将如同共产党在1949年前后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样，留下无穷后患。有趣的是，正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好象看出其中奥妙，最近提出一项“新政”，共产党反正不能独占社会全部财产，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份干脆变成“党产”。这点后文还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占有、真正只属于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如今成了这个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它使这个政府负债累累，每年财政补贴高达一千多亿，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亿(如包括内外债和银行透支，最少六百亿)，中共只有借内外债和多印钞票来补这个窟窿。

千家驹说∶“工厂亏损，以由国家包下来，国营企业不怕破产。工厂里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随意拿回家去，这叫以厂为家，把工厂拿光了，也不关工人的事，反正老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此八中全会，三峡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摆不平，最后只好去打国营企业这个“死老虎”，殊不知这是只能喂、不能打的一只怪物，邓小平最怕碰它，经过“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邓小平吃过这个亏，知道只能分一杯羹喂它，每年忍痛拿几百亿补贴买个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党们血气方刚，不认这壶酒钱，冲老邓叫嚷：不要再搞“骄民政策”，不要再“向公众许诺不现实的高标准”，还搬出亨廷顿的一段话，说“统治者为满足群众情绪而发动改革，常常会成为革命的先导，因为群众这时想到的不是统治者的善意，而是统治者的软弱可欺”——这里比较幼稚的地方在于，共产党的太子们偏偏比他们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这种社会主义养出来的“群众”，的确是不供养就会“革命”的，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锅饭和闹革命，这两个脾气都是共产党惯出来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这跟善意还是软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气把江山也赔上，象戈尔巴乔夫一样。可惜中共老人和他们的太子党，早已不是这样的大角色，如今为江山不惜舍得一切，宁愿让它烂掉，也不撒手。然而，邓小平到底知道，若要这般，先得让出半壁江山，这就是让先富起来的那百分之四十的个体和集体，搞一点“利益均沾”。

“太子党”犯大忌

可是，对他们来说，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继承者的问题，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八中全会前，曾吵吵了一阵人事安排问题，末了未见任何结果，据说推到十四大去解决。盛传所谓以上海帮为核心的改革派、太子党等被海外盲目寄托了莫大希望的新兴政治势力可能提前进入决策核心，似乎也是故意宣染出来的假象。尤其是一份被称为太子党“政治宣言”的文献的出笼，更增加了这种假象的神秘色彩。这份据说由陈云之子陈元主持起草的“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以其摈除中共一贯的意识型态语言、采用某些海外的时髦概念、术语，如“新保守主义”、理性主义、合法性、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等等，颇有些“公子趋新”味道。文内关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第一个合法性来源(马列主义和毛主义)丧失后“对第二个合法性来源(中国特色)进行创造性的再解释”、“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等等赤裸裸的“太子政见”，确乎是为邓小平悄悄进行的执政与制度的分离提供了某种远未成熟的理论和策略，也真是难为了这帮公子哥儿。可是，他们却犯了一个大忌，那就是邓小平钦定的四字方针∶只干不说。太子党们毕竟嫩了点，有些耍小聪明，不懂那“说不得”的道理。他们从小是在共产党的阴谋政治里面泡大的，却好象并不懂得其中玄机，那里面唯一的法则就是没有规则，说的和做的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抓来几个西方政治学的名词，就可以给他们那些压根儿不在乎什么统治合法性的老子们“启蒙”一下，好象是第三代要教第一代共产党人去重建“合法性”，未免太迂腐了点。这有些象四十多年前蒋经国那出“太子上海打老虎”的故事新编，也有点象二十多年前林立果搞小舰队、写《571工程记要》为他父亲出力，结果都不能成事。

今天好象有不少中国人很看好这群太子党，总以为他们比他们的老子要开明，而他们又很容易取得政权。其实，这两点都将成为神话。若说“开明”，则那份“太子政见”已然露出的法西斯味道，就够明显的了，何况这群太子们自己最清楚他们执政的所谓“合法性来源”只有一个，就是非合法地从他们老子那里接班，这使得他们不会有一点点“作为统治者的自信心”，而只能凭借更野蛮的专政。与此有关的第二点就是，子传父业这种权力转移模式甚至在共产党理论体系里都找不到“合法性根据”，还不要说有了这样一个不合法的“党内合法性”，必定失去社会上的合法性，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留下的一份全民性的政治遗产，就是不能接受任何传统(一般都读为“封建”)政治的做法。如今沸沸扬扬的“中共老人要交班给儿子、女婿”的说法，大约是太子党们为自己造出来的舆论。以邓小平的老谋深算，尚不至于糊涂到要让他的儿孙为他殉葬。从台湾蒋家的例子来看，蒋经国死前公开宣布蒋家成员从此不得参加总统选举，等于以此换来他身后所有国民党太子们参政的合法性，此一先例，倒是可供那些有政治抱负的中共太子们参考。

权力继承的危机，已经敲响争夺中共后老人时代权力真空的政争。这是一个超经济的乱源，它既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当今中国取得合法性，都非常困难。满清王朝崩溃后权力合法性真空的现象，又将循环出现了。

邓小平已经丧失了他的机会，而当今中国没有人比他更有机会。他在今天越创造“稳定的奇迹”，就越为日后埋下乱源。他的功利主义、实用第一、不择手段、只干不说，以满足中国人的物欲来换取执政，趋天下万姓以逐利，教四方百民图苟活而不知为人，正在耗尽一切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资源。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曾是最疯狂的政治动物，而今，他们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沦为经济动物。这将是对中国更深层的一次毁灭。邓小平的任何继承者，都将不能收拾这个被掏空了的中国。

 

转载自苏晓康脸书

文：王进忠、董鹏

　　以六四天安门事件为背景，描述天安门死难者母亲临终前希望到天安门广场祭奠儿子的日本演剧《5月35日》，于2022年4月20日至4月24日在东京艺术剧场上演七场。该剧由日本著名女演员竹下景子主演天安门死难者的母亲，本次演出得到日本文部省资助。4月22日的观众见面会，到场观众有日中演艺界人士、学者、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事者等共计200余人，七场演出场场爆满。

 

　　东京艺术剧场位于东京都丰岛区，是举办音乐会、戏剧、舞蹈等表演的日本代表性的公共剧场之一。

 

　　　

　　话剧《5月35日》是由香港剧作家庄梅岩采访了多位“天安门母亲”当事者而创作的。剧本以一对老夫妻为主角，他们是没有加入“天安门母亲”的难属，母亲一直放不下六四事件中死去的儿子哲哲，她因要照顾年老的丈夫而没行动，后来发现自己患病，随时会死去，便决心要在临死前到天安门广场去祭奠儿子。该剧2019年在香港上演后、获得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制作、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灯光设计、年度优秀制作。

　　公演当日，庄梅岩向剧组送去鲜花贺卡：祝演出成功。

　　庄梅岩在4月25日的脸书发文：“很难想象三十多年前香港的官员会为89民运的死难者发声，三十多年后我连转发几张日本《5月35日》团队的剧照都有点犹豫。思前想后，我还是想真诚地向各位远在日本东京、素未谋面的戏剧艺术同业们道谢，感激您们对剧中人物的关怀，感激您们尽心尽力的演绎。有缘再会”。

　　庄梅岩的脸书下有人跟帖：“六四英灵，不敢忘记”、“此时此刻，希望把「天安门母亲」的思念遍地开花”、“天安门母亲，不能遗忘。我们亦是，拒绝遗忘”、“（公演当日）日本有港人组团去看了”。

　　

　　日本演剧《5月35日》，剧本由日本剧作家石原燃创作，同时她参与了翻译。石原燃的外祖父太宰治是日本小说家、文豪、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日本爲了紀念他，在青森県建有“太宰治纪念馆”。母亲津岛佑子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

　　石原在４月19日脸书表示：“这个世界不得不坚守的就是正义，对天安门事件罹难者家属而言，正义并非主义，只是面对亲人生死而理所当然要实现的东西，舞台表演让观众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凄凉”。

　　石原在接受《明周文化》专访时表示：“在日公演此作，第一个意义是让日本人有机会反思香港的状况，另一重意义在于有机会反思日本的侵犯人权问题。很多人也领受到剧中包含的信息。但并非说这次公演带来了甚么重大改变。香港的情况也好，天安门母亲的状况也好，仍旧是这样。我从这部戏作中感受到，不能忘记这些事情的强烈意志。我祈望观众也能感受到这份意志，并且持续思考”。

　　日本演剧《5月35日》以歌曲联唱收尾，分别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代表歌曲之一的《为自由》，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的标志性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这两首歌曲将面对集权争取自由的舞台气氛、渲染达到至高。

　　

　　该剧由日本著名女演员竹下景子主演天安门死难者的母亲、竹下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演员，作品达200多部。制作总监兼天安门死难者父亲的主演者，是大阪芸术大学舞台芸术系教授林次树。

 

　　４月22日的演出结束后，日本剧作家石原燃、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阿古智子、该剧导演松本祐子与观众见面座谈。

　　石原燃表示：“在香港，去年秋天最后上演该剧之后，年末开始就已经不能再上演该剧了”。

　　石原还表示：“2019年6月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至11月警察使用暴力并造成人身伤亡。那时大赦国际香港分会的一位朋友正在访问日本，我们一起在咖啡店吃早餐时，谈及香港问题，朋友就向我推荐了这部非常感人的话剧《5月35日》。然后我想，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可以做的事情之一是就是将其再创作为日本剧本，搬到日本舞台”。

 

　　松本祐子表示：“最初是由林次树先生和竹下景子女士向我介绍，说《5月35日》是个很好的剧本。当我明白‘5月35日’是指６月４日的天安门事件时，深受震惊”。她还回忆1989年：“当人们看到报纸报道中国学生被屠杀时，不仅是沉痛哀悼的心情，甚至有在电车上有站着读报纸的人，气愤地扔掉手中的报纸，都砸到了我”。

　　松本在谈及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时表示：“现场状况令人难以置信地痛苦。当自由被剥夺时，怨恨是如此之强烈”。

　　松本还表示：“将该剧搬上舞台有种很强责任感。如果不注意言论自由，很可能就会失去自由，当自由被剥夺，我们很可能成为被国家集权驯服的羊群。对于你我而言，捍卫思想自由、身体自由不受侵犯极为重要”。

 

　　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施行后，言论自由受到威胁”。

阿古表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每年在香港都会举行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追悼集会。现在主办追悼会的一些主要人物正在监狱里服刑，如香港支联会的干部们、以及我的一些律师朋友们。主办六四天安门事件追悼会的支联会年轻女性干部，她以前并不太出现在前面，只因前面的中心人物相继被逮捕，自己努力要将烛光追悼会坚持下去而成为中心人物，结果她也被逮捕了。以前有人权律师，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而被中国政府监视，甚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逮捕”。

　　阿古还在为日本演剧《5月35日》撰写的海报中写道：“33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向所谓的「暴徒」学生们开枪。30年后反送中的香港年轻人与警察冲突，诸多伤亡。自由被剥夺的问题与官员腐败问题交织在一起，人们诉诸不满，反而被冠以「暴徒」标签强行压制，旧的「暴徒」没有解决，反而催生出新的「暴徒」”。

 

　　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王丹在得知该剧上演时，特意托付王进忠向剧组转达：“我看到了日本那部舞台剧的宣传。很感动。很想能够参与这部剧的宣传和推广。”石原燃在4月22日观众见面会结束后得知王丹等人关注此剧，她对此表示感谢。

　　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的矢板明夫在得知该剧上演时，在脸书上表示“期待该剧在不久的将来，能来台湾演出。”

　　有观看该剧的日本网友留言：“期望该剧能在日本各地巡回演出。希望能早日在中国演出！”

 

　　4月21日，林次树在刚刚演出结束后接受了《东京自由民主人权之声》的独家专访。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观众朋友们能来现场观看演出，对此他表示感谢。在谈及感想时说：“作为演员，做成自己喜欢的事业，自然是很高兴的。同时，对社会尤其是对中国、香港所能做到的很有限，的确有些不满意的感觉”。

 

　　专访内容请参看YouTube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sdYYrOiBY

 

 

普及「中间道路」 人民和睦友好（下）

作者　田牧 2022 年 3 月 14 日

陈奎德：尊者的思想与精神赢得文明人类的崇敬

陈奎德是中国知名学者，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

陈奎德发言是：藏族人民在达赖喇嘛带领下，走出西藏已经63年了，藏人歷经苦难，难以律例叙述，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在这个史诗般的歷程中，藏传佛教由一个地区性的宗教，变成了世界性的宗教，获得了闻名世界的广泛尊敬，达赖喇嘛及其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西藏文明，已经在精神上赢得了世界、赢得了文明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藏传佛教无疑又成为了世界级的宗教。环视全球从民间到政府，几乎众口一词，一边倒的站在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人的深重苦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

今天大家看到欧洲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使我们相信，文明人类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一个伟大的潮流正在兴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捩点，人类走向自由、走向尊重各文化精神价值的潮流，正在加速的进展。我相信我们能够看到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那一天，看到「中间道路」实现的那一天，看到中国共产极权制度土崩瓦解的这一天。在此我祝福达赖喇嘛尊者！祝福各位西藏朋友！祝福世界的前途！

米歇尔•雷：德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米歇尔•雷（Michael Leh）独立记者，国际人权协会 (IGFM) 董事会成员。

米歇尔•雷的演讲是：我们在面对一个可怕的歷史时刻。欧洲再次爆发公开的战争。曾经是共产主义特工的独裁者普丁，出于帝国主义的权力慾望，于 2 月 24 日入侵乌克兰。

我们紧张而专注地看到，乌克兰人正以近乎绝望的勇气勇敢地抵制，进行反抗。据说已经有 170 万人逃离该国，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长期以来，尤其是在德国，普丁一直被严重疏忽地误判、觉得他不值得畏惧，有人甚至对他追捧。

他等到北京奥运会结束才出击，以免破坏他的独裁者朋友习近平的好戏。他希望中国成为他打击西方民主体制的哥儿们伙伴。

两天前，我在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前在数百名乌克兰人面前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多年来受聘于普丁，担当克里姆林宫的说客，我作为一个德国人，感到羞耻。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他曾与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一起在共产主义的北京，担任顾问，并主张取消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幸运的是，他没有成功。

2 月 27 日，奥拉夫·萧兹（Olaf Scholz）总理在一份政府声明中表示：「我们正在经歷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今后的世界改变了，不再与之前的世界相同。其核心是关于是否允许权力违法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对普丁这样的战争贩子进行限制的问题。」

习近平也是战争贩子。2 月 24 日，普丁发动攻击战的当天，我也在总理府前的抗议活动中发言，唿吁改变德国的对华政策。北京对台湾的暴力威胁也违反了国际法，但德国政府并没有大声表态。台湾的主要政客在德国仍未受到正式欢迎，这一切都必须改变。中国人对维吾尔人的行为还没有像法国议会那样被联邦议院谴责为种族灭绝。

正如普丁现在入侵乌克兰并剥夺乌克兰人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一样，中国也想征服自由的台湾。另一方面，台湾人则宣布声援乌克兰人。还有藏人：2 月 27 日在柏林举行的大约 20万人参加的乌克兰示威游行中，我看到了来自「西藏倡议」的丹增·佐希鲍尔（Tenzyn Zöchbauer），上面挂着一张大海报：「西藏人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不幸的是，由于普丁的战争，对西藏人的持续迫害和压制依旧几乎没有被注意到。

据《西藏倡议》报导，2月25日，西藏青年音乐家次旺诺佈（Tsewang Norbu）在拉萨布达拉宫前自焚。自 2009 年以来，共有 158名藏人因西藏人权受到侵犯而自焚。

2017年，我在柏林采访了西藏僧侣和人权活动家果洛晋美（Golog Jigme），他因在纪录片《把恐惧抛在脑后》中的角色而多次被监禁和折磨。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说，这些藏人自焚事件在西方媒体中，多半以不起眼的小篇幅报导出来，很少被注意到。果洛晋美回答我：「我深感失望和震惊，这些事件在国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产生真正的政治效果。如果您想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为自由而进行和平斗争，这些自焚是最激烈的抗议形式。它们也是一种直接的见证方式——献出一个人的生命。当藏人自焚时，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心中的痛苦大于身体的痛苦。」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西藏会议，让藏人的痛苦得到更多的认可。

长平：中国人必须了解与认识西藏问题真相

长平，时事评论作家、记者与异议人士，被誉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曾获「香港人权新闻奖」、「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加拿大国际新闻自由奖」等多项荣誉。现在担任「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长平发言是：谢谢李恒青先生的介绍，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议。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中国汉人中为数不多的因为谈论西藏问题被改变命运的媒体人之一。2008年，西藏发生「3•14」抗议事件之后，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导致我在南方报业集团被撤职，并最终离开中国。作为观察中国政治30年的时事评论作者，西藏对我的意义，当然不止是和个人命运的关联。西藏的坚韧抗争，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这里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或者称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建设。大家知道，中国两会正在召开，有评论认为，乌克兰危机让美中关系有所缓和，美国会投出较多的安全资金，在欧洲相对的会减少对中国的压力。汪洋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讲到，今年的主题是围绕中国共产党20大胜利召开，围绕着这个凝聚力。如果美国的压力减轻，大家预期，习近平将会轻松连任。

2016年2月，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揭露更多藏人的真相〉，是因为中国有网友在揭露一些人，比如说一些明星黄秋生、何韵诗、卢凯彤等，其中证据之一就是他们与达赖喇嘛尊者合影。我当时在文章中说，遗憾的是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媒体，对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真相「揭露」得太少了，比如说他们提到西藏、提到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政府时，还在说落后的农奴制。事实上西藏流亡政府早已经实行了现代民主制。1991年实现了议会直选，2011年实现了第一次民选行政长官，2011年达赖喇嘛尊者宣布在政治上退休，彻底的结束了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将行政权力完全交给当选的施政，当时是葛伦赤巴洛桑森格。今天在中国即将迎来21世纪的终身制领袖的时候，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西藏的民主建设。

另外刚才库讷牧师提到年轻人以新媒体抗争，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大家知道，香港支联会在去年9月被迫解散之前，为中国的抗争运动做了最后一件大事儿，就是启动众筹建立「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我有幸受邀作为总策展人，大家可以在我的屏幕背景上看到这个博物馆网站的封面，还在建设之中，希望在今年六四前会完成。有个中英双语展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个「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以「六四记忆」为主体，将1989年的中国命运与全世界的抗争歷史相连接，其中包括西藏人的长期抗争，所以我们还将添加展览项目，让更多的人看到西藏人的抗争和民主建设，也希望得到藏人朋友的支持。

最后我希望为抗议中国政府自焚的25岁的藏人艺术家才旺罗布能够得到治疗，如果不幸去世，希望他得到安息。他和所有藏人的抗争，将永远激励我们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我也祝愿乌克兰人民早日回归和平自由的生活。

王安娜：藏人维人汉人都是中共统治下的受害者

王安娜，前青海政协委员，企业家、公益人士，2018年流亡美国，创办光传媒，光传媒董事长。

王安娜的发言是：我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谈谈我的感受和看法。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藏区的汉人，每年到「3•10」这个特殊日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沈重。首先它让我想起了我在藏区的各位朋友，我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能够更好地生活。由此就想到了中共70年统治对中国各民族造成的灾难和伤害。诚如大家所看到，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迅速的全面的恶化，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歷歷可见的事情，甚至在去年和前年，都会说「西藏的昨天就是新疆的今天，也就是我们汉族的明天。」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完全发展到现在西藏和新疆所面临的一切，都已经在全中国推广开来。我们在藏区、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最早大概就是五、六年以前，要去西藏都是要取得批准，要当地派出所进行治安考察论证，没有许可不能入藏，藏人也不能出行。很快，这些统治的策略都搬到了新疆，在新疆有了新的、更疯狂的手段、进展，就是维吾尔族人在公共的餐厅，大概三、四年之前就开始了，2个人以上不能在公共餐厅吃饭。在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惊，可是现在在北京，就在中国的首都，3、4个人以上的聚餐，我的朋友都不被允许。中共的这种统治，殃及全中国的这种残暴和黑暗，实际上就给世人展现出一个什麽呢？就是共产主义统治，不论他是中共、俄共、苏共、韩共，他们都是给人类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就是洪水和灾难，所到之处，荡然无存，血腥生命被屠杀。

陈立群：用生命捍卫自由

陈立群，1979 年起参与民主墙运动，1998 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可说是一生民运人，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陈立群的发言是：这个世界令人不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一起纪念西藏人民自由抗暴六十三周年，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共鸣和期许。

长期以来西藏在中共极权的统治之下，环境受到破坏，宗教、文化遭受摧残，人权受到迫害，西藏的情况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和关注，同时藏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和平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年来一百五十多位藏人前赴后继惨烈自焚，宁可化为灰烬，也绝不伤害无辜的生命，让世界看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慈悲，他们用这种极其壮烈的终极牺牲，表达对中共的抗议。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就在3月4日星期五，我在推特上又看到一则令人悲伤的消息，2月25日早上在布达拉宫外自焚抗议者、25岁的才华横溢的歌唱艺术家才旺罗布去世了！他是96年出生的，刚刚出版了他的专辑。推友唯色女士证实才旺罗布的舅舅是索县着名政治犯洛珠嘉措！这一悲痛的事件再次清楚地显示了西藏目前的严峻局势。

才旺罗布以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在西藏人民自由抗暴纪念日之前于布达拉宫前自焚赴死，真是悲壮而惨烈！

我对藏人深怀敬意，对藏人长期的和平抗争非常认同，对达赖喇嘛尊者怀有敬畏之心。抗争是长期的，自由比生命可贵。我尊重那些为自由献身的烈士的选择，但我还是要说，请珍惜生命！

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佛教界的精神领袖，在全世界受到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普遍的爱戴和尊重。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所体现的宗教情怀和藏人自焚的终极牺牲，都是佛教慈悲大爱的体现，都向世人展现了藏人对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对自由、和平的执着追求和勇敢捍卫。这是藏民族精神的精髓，是藏民族受到世人尊重的根本原因。

作为汉人，作为一名体制的反抗者，我对藏人的这种精神充满了敬仰。牺牲的人永生了，活着的人更要珍惜！达赖喇嘛的哥哥塔泽仁波切曾经在达赖喇嘛流亡初期写下这样的诗句：

歇息吧，我忠实的人民；

放心吧，我可爱的雪域。

总有一天我要回来，

以一千个不同的形体

带来帮助和慰藉。

我希望通过汉人和藏人的民间交流，让更多汉人消除偏见，理解和支持藏人的追求和奋斗。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是藏人争取民主的一项胜利。我祝福藏人的抗争不断取得成果，祝福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扎西德勒！

王维洛：追求、坚守——她在灯火阑珊处

王维洛，作家、中国水利专家、德国CORS工程事务所工程师、科技作家，专精国土空间规划。

王维洛的发言是：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一书的第一章<手持白莲的观音>中写道：「1959年3月，我逃出西藏，从此以后，一直流亡印度。1949年至1950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西藏。将近十年，我身兼政教领袖，致力重建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但终归无效。我得到令人伤感的结论：我在西藏外面，能对留在西藏的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9年3月至今是63年过去了。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发生严重洪水灾害，常庄等十余座水库的无预警泄洪，造成郑州市内十一条河流水位暴涨，溢出河堤，淹没城市街道，淹没京广快速隧道、淹没地铁线、淹没重要公共设施如医院、商场、停车场等，最高水位达7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面对河南郑州市的洪水灾害，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领导人均没有亲临抗灾第一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于7月21日赴西藏调查研究。习近平此次去西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与纪念解放军入藏70年有关；一是与中共准备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建造墨脱大坝有关。墨脱大坝的计划发电装机容量约是三峡大坝工程的三倍。

7月21日，习近平飞机降落的林芝机场就在墨脱大坝坝址不远的地方。建设墨脱大坝已经列入中共的十四五规划，从工程的决策、建设程序上来看，与三峡大坝工程相比较，处于1992年至1994年之间，即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规划，就等正式开工。但是中共至今没有公布墨脱大坝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没有公布墨脱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西藏宗教的圣地。中国的科学家曾这样贊美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一座完整的天然博物馆，被科学家称为是物种起源、分化的中心、是气候和环境演变的启动区，是生物多样性的天然基因库，她集中了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生物物种，是我国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最具有前景的地区，是拯救和繁育频危物种的理想之地。大峡谷所显露出的地质痕迹充分证实了大陆漂移学说和青藏高原隆起的歷史。在这里集结的山系群峰、发育的冰川、深切的峡谷、湿润的水汽、活跃的地貌、丰富的物种，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共存的天然博物馆，这里是自然科学的殿堂。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华丽、最诱人、最震撼人心的自然与人文名胜大峡谷的巖石来自地心，五彩缤纷，完整记录了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漂移撞接的划时代歷程，构建起了地球发育歷史的巖石柱状图，青藏高原的巖石圈在这里暴露无遗，人类在这里可以看到地球深部的状态，那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境地。」

雅鲁藏布大峡谷，她是自然界巧夺天工的造物，是人类的瑰宝，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不需要被唤醒，更不需要被改变模样。雅鲁藏布大峡谷绝不能被一个水电水利大工程所毁坏。

我开始关注西藏问题应该是在1982年。那年大学毕业留在南京大学当老师。教研室接到任务，要给中国电视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地理》课程，我分担教科书中三个自治区章节的撰写：西藏、新疆和内蒙古。

2018年我撰写了《亚洲的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一书，由台北雪域出版社出版。感谢西藏朋友提供的许多珍贵照片，更要感谢达赖喇嘛尊者的赐序。达赖喇嘛尊者写道：「西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嵴，由于被无数巍峨的冰峰雪山所环绕，因此又被称为雪域西藏。有个华人学者曾说西藏高原是中国的水塔。与南、北极一样，西藏生态对地球的影响甚巨，因而也被称为『第三极』。发源于西藏高原的河流，包括西部的四大河流和东部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流域范围涵盖中国、印度及东南亚，是几十亿人类或其他生命赖以生存的依托。我经常唿吁要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并强调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分民族、文化或宗教背景，关系到几十亿人类未来继续生存繁衍的重要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而需要产生共识的问题，却常常因政治、经济或者自然资源的开发等理由而遭到蔑视或破坏。」

2022年春晚上，来自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的四位男歌手一起唱了首名为《黄河长江》的歌。《黄河长江》本是台湾歌手张雨生作词作曲，歌词中本有「发源自蘶峨的山上，卷流下雄伟的青康藏」，但是在春晚上的歌词却成了「发源自蘶峨的山上，卷流下雄伟的模样」，连黄河、长江发源于西藏高原这个地理事实都不让讲了。

时光似箭，63年过去了。63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为理想而战。

中国的王国维大师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话是论述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其实做人、做事也是一样。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此王国维选用了三位宋代词人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句，来描述三种境界，要有明确目标与方向，要有执着的追求，必须坚定不移，孜孜以求。那麽当你蓦然回首，她就在灯火阑珊处。

就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那一天》诗句中所写的：「不为来世只为有你，喜乐平安。」

引用王国维大师和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话，与朋友们共勉。

张菁：中国人与藏维蒙港台人站在一起

张菁，中国妇权创办人。

张菁的发言是：翻开歷史，西藏（即图伯特）曾经是一个富饶的国家，牛肥马壮、有强悍的民族。自从一千多年前佛教文化传入西藏后，藏人就开始生活在自己特有的佛教浓郁的社会里，这片土地上寺院僧尼遍佈，信众虔诚香烟缭绕。

但是中国蚕食、併吞西藏的慾望从未停止过，尤其是1949年 中共建制以后，打着所谓「民主改革」等旗号，对西藏实行重赋严苛、驱赶僧尼、摧毁寺院，并一再违反「十七条协议」，直到全面消除藏人武装，抓捕、绑架精神领袖，中共从经济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要彻底摧毁藏人古老的传承和他们的家园。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事件，就是藏人忍无可忍的一次抗暴反击运动，即「西藏自由抗暴日（Tibetan Uprising Day）」。藏人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由，付出了惨重代价。在一本记载藏人现代史的书籍《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中描述，当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过来时，藏人不知是什么东西，男女老少好奇的擡头仰望，直到一个个炸弹在人群中炸开，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消失，包括很多孩子。对藏人狂轰滥炸的是中共的陆军野战军和空军，正如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老人和孩子在俄军炮火轰击后哭喊和眼泪的情景，这些都是独裁强权反人道行径，对这些赤裸裸的犯罪，就算成为过去，成为歷史，也必须要说明真相，讨回公道，只有这样，才有正义到来的那一天。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现代史严重扭曲，充满了谎言。藏人抗暴63年来，在中共欺瞒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藏人在强权霸凌下所经歷的苦难，也不知道「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份」。更悲哀的是，中国人健忘功能惊人，不仅感受不到藏人的痛，连自己一次次惨遭杀戮的经歷也一次次抹得干干净净，殇事尚未办完就已经岁月静好。正是这样，中共才得以在欺压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同时，也欺压汉人。谎言+暴力是中共屡试不爽的成功秘诀。藏人要享有像达赖喇嘛指出的真正高度自治，或其他的主权独立主张、汉人想要实现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抑或无论是哪个族群、在哪些地区，首先是必须认清中共的欺骗本质，继而守望相助，团结一致抗共，口诛笔伐和正当防卫都是我们的选项！支持维吾尔人、藏人、蒙人、港人和台湾人等各民族和地区的人民追求自由反抗暴政，就是支持我们汉人自己，就是支持中国人民自己。

还原歷史真相并讨回公道，是我们所有遭受中共暴虐的受害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姜福祯：「中间道路」是生存之路、和平之路和发展之路

今天是西藏抗暴六十三周年，也是中共以暴力和强权粉碎藏人宗教传统和自由的一个悲伤的日子。

达赖尊者被迫流亡后，1987年在美国国会提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1988年又提出「七点新建议」此后以此为基础正式提出「中间道路」主张。此后，在海内外藏人之中对达赖尊者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有高度认可，我想有几个原因。

首先，面对强大的中共统治，面对走向全球化的美欧，流亡藏人在海外需要一个最大公约数，以有效凝聚，可避免诉求的支离破碎，这实际上是一条生存之路。

「中间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和平之路。不认同中共现存的政治奴役，藏人治藏，民族区域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高度自治，把佛佗慈悲精神和区域传承融为一体，这本也是一条和平之路，却几次遭中共暴力挑衅和镇压。

「中间道路」也难免受到一些杯葛和挑战，这也是一个有效范式在丰富的歷史时空中的当然际遇。「中间道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中产生，当下也应在全球化彻底告别中共「红色」扩张时调整。把区域传承和藏传佛教精神同时发扬光大。

墨尔本的高健，美国纽约的吕京花、宋书元等，柏林的Hanno Schedler都有即兴发言，这里就不一一笔录了。

会议总结

本次的国际藏汉会议由于正值俄罗斯入侵同文同种的乌克兰兄弟国，军人、平民死伤无数，数百万人逃离家园，是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世界各国谴责侵略者，并进行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后果将会是引发全球性的能源、粮食、经济、气候的危机。如今战火依然继续延烧，未来的结局尚不可测。本次会议上发言者众口一词地谴责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不论藏人、汉人还是西方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两个深刻的「再度」认知：

1.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唯一解决一切矛盾冲突的良方，战争和暴力永远不应当是一个选项。以和平手段，以相互理解、包容、慈悲的情怀来化解仇恨和狭隘的民族情绪。

2.自焚的藏人宁可选择最为悲壮的方式，自己忍受肉体的极致痛苦，化为灰烬，也不伤及无辜，以此来表达他们追求自由和人权的谦卑愿望，这应当唤醒我们的良知，更加同情理解藏人的宗教情怀和他们追求自由的决心。

因此，汉人应当跟同文同种的台湾人、香港人站在一起捍卫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同样地应当跟不同文不同种的藏人、维吾尔族、蒙古族站在一起，捍卫他们的自由、人权也就是捍卫自己本身的自由、人权。

台湾《民报》首发

普及「中间道路」 人民和睦友好（中）

作者　田牧 2022 年 3 月 11 日

罗兰德･库纳：我们要为弱势伸张正义

罗兰德･库讷（Roland Kühne），是莱茵马斯职业高校的教师与牧师。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第二位在服刑期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的故事与事迹震撼了整个世界，罗兰德･库讷牧师是西方千万信服者之一，从此成为中国民运的朋友，十几年如一日坚定不移与我们一起合作与奋斗。

罗兰德的发言是：我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一名人权斗士。我在菲尔森区（Viersen）的莱茵-马斯职业学院教授宗教。菲尔森市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市政厅一样，将于 3 月 10 日昇起西藏国旗。

在当前普丁对乌克兰人民进行军事侵略的背景下，我们应对西藏长达数十年的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以及对台湾同样的侵略行为应当被重新审视。

圣经说：「你们为哑巴和一切被遗弃的人张口。你要张口，按公义审判，为穷人和穷人伸张正义。」（箴言 31:8-9）

我们这些世界各地聚集在这次会议上的人，都坚持圣经中的话语，并将带来光明，透视独裁政权犯下的、也包括在俄罗斯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

《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指出：人类大家庭与生俱来的尊严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人类大家庭，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所述，这就意味着：

我们应当为正义而战！

作家们，把你的笔削尖！

歌手们，加油！

音乐家们，调好你们的乐器吧！

记者，继续传播真相！

世界大家庭中，今天参加会议的人，我们仍然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姐妹和兄弟们，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以强音反对权力的滥用。

为了抗议，我们有时不得不走向街头，聚集在广场上、在大使馆前和政府大楼前，为那些正在逃亡的人唿喊发声。

我们跟达赖喇嘛和几十年没有放弃为西藏而战的人们站在一起。

为了那些不放弃香港民主希望的人，

为守护台湾的自由永不放弃的人们，谢志伟博士我们也与您站在一起。

为保卫乌克兰国家主权免于侵犯的人民而奋斗。

人们现在受到伤害和杀害。但是世界属于这些人，这是上帝的世界，是我们共同的世界，绝不是世界上那些独裁寡头们的世界。

我再次重申，我们必须支持正在利用新媒体开展反对致命武器运动的年轻人。这是一场让普丁、习近平和卢卡申科心中恐惧的新斗争。

我们必须与香港的黄之锋、周婷和罗冠聪，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年轻学生站在一起。

气候保护者格蕾塔·童贝里（Greta Thunberg）对黄之锋说：「你是每个相信人权不能被剥夺的人的榜样。我们在一起能形成是一股响亮、无法被漠视的声音。」

刘晓波关于西藏问题曾说：「西藏问题的出路，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政治制度。解决西藏问题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是全中国的民主化。」「在中国人获得自由之前，藏人是没有自治权的。或者反过来说：西藏人没有自治权，中国人也没有自由。」

严家祺：祝愿尊者实现愿望回到西藏

严家祺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起，在中共体制内从事政治体制改革工作，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时弊，最早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等。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法国，同年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在中国海内外民主人士心目中，严先生是中国民主改革的着名理论家，并身体力行、践行初心的民主事业先驱。

严先生十分敬重尊者达赖喇嘛，他有一个心愿与诉求，他说：达赖喇嘛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他的出生地——西藏。

六十二年了，中国政府一直不允许他回西藏。在人类歷史上，有几个政府如此残暴？如此毫无人性？

祝愿达赖喇嘛尊者能实现愿望，回到中国，回到五台山，回到西藏！

席海明：尊者的思想与精神在汉人中打下基础

席海明，1981年内蒙古大学爆发学生运动时学生领袖，自此一生走上了反体制之路，成为中共专制政权打击的对象。现任南蒙古大唿拉尔主席、内蒙人民党主席。

席海明的发言是：大家好呃！挺高兴参加这个讨论。西藏人与蒙古人是信仰上的兄弟，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精神、政治领袖，有的人说是藏王，对我们蒙古人来说他就是个神，就是个活佛。

对于西藏，蒙藏因为宗教的缘故，是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感情上也非常紧密的联繫。63年前的3月10日，西藏人民对于中共暴政的抗争，最后被中共血腥镇压，达赖喇嘛带领几万藏人到了印度。有一种说法，达赖喇嘛尊者是国际上最年长的流亡者。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来到自由世界，为西藏自由、为西藏生存而抗争，他点燃了西藏自由的圣火，他是西藏传统文化宗教薪火相传的圣人。有人说西藏自由还没有实现。我们换位思考看问题，我觉得：西藏的软实力在世界上是非常让人震惊的，或者让人敬佩的。我去了几次达赖萨拉，世界各地的人都去。你在德国一提及达赖喇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就是西藏人的成绩，或者说是藏人的软实力。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中间道路」，胡平提到，这是尊者的智慧，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有些书上也写，西藏人到海外，刚开始时中央情报局找过他们，训练过他们，最后达赖喇嘛下令停止这种武装，因为达赖喇嘛不愿意流血，他觉得生命都是宝贵的，佛教就有这个内涵，所以还是走和平道路，「中间道路」也有这方面的思考。现在也得到中国海外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认同。

原来一说边疆问题、民族问题，汉人们都敬而远之，上世纪90年代初也还是这个状况。现在呢你看一开这样的西藏讨论会，很多老朋友，或者着名的中国知识前辈都到会了，这个说明尊者的思想与精神在汉人民间打下了深刻基础，对这个问题大家都理解与认同。

中华民族一体性，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是大汉族主义的沙文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所以说我们对中共抱希望，是一种自欺欺人，我已经跟他们斗了四十多年了，从1979年就开始了。刚才老魏也提到了共产党，现在他们的手已经伸到海外来。共产党过去讲阶级出身、爱国主义什麽的，现在都讲给你钱，海外很多人拿了共产党的钱，所以我们斗争路上的阻力更大了。

我们蒙古人就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过自己的日子，中共连这个都不允许，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独立希望渺茫，咱们说真话，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太少，在我们自己土地上我们都成了少数了，中国政府通过移民、支援边疆建设，说些很好的名词，实际上就是要毁灭蒙古民族，从根上刨除。现在来说，从感情上我们与中国人真的过腻了，而且我们也能看到跟着中国人一起过，我们的出路就是被同化，结局就是这个民族要完蛋。

「文革」中数万蒙古人被杀，民间估计说近10万，但是现在呢？你若老老实实的，习近平说啥，你就跟着说啥，就没事儿。倘若你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就把你「维稳」了，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你说这活得窝囊不窝囊？原来还说是我们自治，现在自己的语言都不让说了，还说我们是当家作主，原来有的人说当家不做主，那是50年代有一些知识分子说，实际现在呢？是当家不能当，做主也不能做，啥都得看中共的脸色，对我们来说就是汉人政权。

我现在回到主题上，我们希望西藏的斗争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祈祷神，神会拯救西藏，当然也得靠大家一起奋斗，我有时候很羡慕藏人，他们有达赖喇嘛尊者。希望今后的中国民主运动，我们蒙古人拯救文化、自由与解放运动、西藏人的自由运动，都能更好的发展！

王军涛：在中国实现尊者「中间道路」夙愿

王军涛，最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与陈子明、胡平等竞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而闻名，「六四事件」时被中共视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一生从事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军涛发言道：谢谢天琪、谢谢永忠、谢谢恒青！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表达对西藏人民的敬意，表达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敬意。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一场战事牵动而焦虑。现在看到这场战事，我真的是从心里头佩服、敬佩达赖喇嘛的睿智。他在那麽早就提出了「中间道路」，实际上是为将来中国汉藏两族人避免这样的一场灾难，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

很可惜，现在中国还是由中共这个暴政在统治，使得我们今天汉族人民不能够进行很好的反思与回答，在这条路上，我们看到汉藏两族人没法进行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如果结束了共产党专制暴政之后，汉族人民会由衷地支持这样的想法。

我想起1994年我刚从监狱来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虽然也在民主的事业中奋斗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毕竟在共产党严厉控制的信息中，实际上不大清楚在西藏发生了什麽，也不大清楚达赖喇嘛尊者他是怎麽出国？又想些问题？那时候我记得在波士顿时，我有一个机会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他跟我讲了「中间道路」之后，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就觉得这个想法一定能得到多数，或者绝大多数汉族人民的支持。因为很简单，汉族人民他们虽然有很多不合时宜的一些地缘政治的想法，比如「大一统」等等，作为普通老百姓都希望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国泰民安的环境中。

达赖喇嘛尊者实际上是得到世界各国的敬重与爱戴，主要是尊者提出的思想与精神，这为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建国提出了一种思想与哲理，即「中间道路」，为全人类各民族避免血腥冲突提出了和平道路。

我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同时，能够有一天在中国实现达赖喇嘛尊者的这样一个夙愿，和他提出的这样一个理想，就是让「中间道路」能够成为解决汉藏矛盾、解决汉藏两国人民将来长治久安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繁荣、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政治保障。

谢谢大家，请转达我们对尊者达喇嘛的敬意！

蒋扬次仁：西藏会自由！中国也会自由！

蒋扬次仁，近年来数次参加了国际性的「汉藏民间交流与对话」会议，与不少汉人成为好朋友。现任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西藏之页」总编辑。

蒋扬的发言：各位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同时，今天是藏歷2149年水虎新年的初五，藉此机会向大家献上新年的祝福，扎西德勒！

虽然，按照西藏的传统，以及世界各地的新年习俗，我们本应该和家人朋友团聚一堂，在自己的家园中欢度新年，但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西藏境内的藏人在经歷中共的入侵，以及铁腕统治下，没有一年可以安心和欢乐的过上一个和平的新年。即使对于流亡在自由国度的藏人来说也是一样。每当想起中共入侵西藏，残暴屠杀西藏人民，消灭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以及自1959年3月10号以来发生在雪域西藏的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事件和境内同胞遭受的苦难，更加无法安心的过年。

今年的藏歷新年刚好在西元3月3日。但对于我们藏人来说3月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月份。而195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爆发的和平抗议中共的运动，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今天，在座的华人朋友们都是爱好自由与民主，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的人士。也是响应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促进汉藏民间交流」的推动者。因此，在西藏人民遭遇百年不遇的浩劫，境内藏人遭受苦难的特殊时期。特别是在今年2月25日西藏着名青年歌手才旺诺布传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自焚的不幸消息之际。

在此我感谢各位支持正义，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华人朋友们，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今天的会议和纪念活动。坚定不移的表达对西藏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以及纪念63年前的那场让人难忘的自由抗暴运动。同时，感谢廖天琪老师和潘永忠先生等等各位朋友组织这场活动。

我们今天通过网络从世界各地参加这场纪念活动。相信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以及各位华人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终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摆脱中共的统治和迫害，沐浴在自由和民主的阳光下。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我们雪域藏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嚮往，无论中共多么强大，但我们相信，自由和正义的光芒终将照耀西藏，西藏将会自由，中国也会自由，谢谢大家！

丹增･措希鲍尔：西藏人民决定民族自决或独立

丹增･措希鲍尔（Tenzyn Zöchbauer）是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主任。

丹增的发言：最近几週，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乌克兰的和平与自由而示威。作为西藏人，我们同情乌克兰人，因为我们也经歷过被入侵的苦难。保护人民的自由，本应将人权放在首位，但很多政府却长时间保持沈默。对于中国和俄国，西方国家想通过贸易促进变革，因而藉口「不干涉内政」。他们的沈默造成了许多受害者，并使独裁者之间建立了强大的联盟。

尊者提出「中间道路」，试图以和平和非暴力的方式保护藏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这种策略没有被中共认真对待。藏人始终愿意通过对话及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西藏境内的藏人并不安全，他们急需我们的帮助。

就在10天前，一名年轻而成功的藏人才旺罗布为抗议中国对西藏的佔领，并要唤醒人们对中共统治下西藏人民的苦难得到关注，因而自焚。1959 年 3 月 10 日之后的 60 多年，西藏人权状况没有改善，藏人的生活仍然备受煎熬。

正如尊者所说，不论选择「中间道路」，民族自决或独立，这必须由西藏人民做出决定。他们拥有最终决定权。

作为支持西藏的团体，「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将支持西藏人民的决定，始终为正义、自由和人权挺身而出。

我们将确保藏人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次旺诺布的求救唿声将传递到德国各级政治、社会和媒体。

25 年来，德国西藏倡议一直鼓励城市和自治市在 3 月 10 日昇起西藏国旗，以示团结。2022年，德国400多个城市和直辖市将在德国市政厅和公共场所升起西藏国旗，为西藏的自由和正义发出清晰的信号。

陈破空：中国人民会拥护尊者的「中间道路」

陈破空，作家、政治评论家，着作甚丰，作品涉及政治、经济、文学等各领域。

陈破空的发言是：在西藏抗暴周年，我感觉最近几年，似乎西藏的话题有所淡化，或者有所降低，那是因为世界的热点增加了，更多的目光注意到在新疆所发生的集中营事件，21世纪的丑闻，人类最大的污点，或者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香港，中共砸了「一国两制」，背弃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或者说中共在威胁台湾，更重要的是现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发生了区域性的战争，甚至有上升到世界大战的危险。但是西藏问题是否淡化了呢？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西藏问题的升华，或者说是翻版，因为西藏在抗争中共侵略的时候，它孤立无援，当时国际社会联合国是做出了谴责，谴责中共入侵西藏。但是国际社会没有伸出实际的援手，以至于西藏沦陷，沦陷到成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后当时的中国当局跟西藏签订了所谓的17条，后来也是悍然撕毁，然后砸烂西藏的一切，砸烂西藏的文物古迹、文化等等。现在所有这些故事都在升级、都在翻版，新疆所发生的集中营事件，新纳粹事件，以及香港港版「国安法」所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要染指台湾。所有这些都是在升级，比如说香港废弃「中英联合声明」，说是歷史性文件，就跟当年中共撕毁「西藏的17条」一样，又在新疆所进行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以及在内蒙古实施的文化和语言的灭绝，都是西藏故事的升级版。

事实上今天的乌克兰战争，也是西藏问题的升级版、国际版。因为俄罗斯狂妄地宣称，普丁狂妄地宣称，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些话我们听得非常的熟悉，就是中共狂妄地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这个句子我们都知道了，他这个句子到处造，实际上真正的意义是什麽呢？完全相反，就是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说新疆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于台湾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句子一直可以造下去，不过我们看到今天的乌克兰的战争，幸运的是全世界制裁俄罗斯，开闢了另一个战场，比军事战场更有力的打击，对俄罗斯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乌克兰人民英勇抵抗，国际社会广泛的声援，军事的援助、经济的援助，以及道义上的援助都在进行，这是什麽呢？就是西藏的悲剧不再重演，在一定程度上不再重演。今天我们看到，当年的西藏如果能取得今天乌克兰这样的处境的话，故事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场乌克兰战争至关重要。如果俄罗斯得逞，炸毁乌克兰，甚至把乌克兰变成它所谓的一部分的话，那麽不仅是俄罗斯会耀武扬威，继续的恢復它前苏联的版图，甚至中共也可以趁势而上，对台海构成重大威胁。这大概就是美国政府至今还没有直接参战的原因，要看住台海这条防线。但是如果俄罗斯的入侵遭到挫败，乌克兰人民能够英勇的保卫自己的国家，挽救自己的国家，那麽对国际会是极大的鼓舞，不仅台海防线可以守住，对中共来说构成心理重创，而且国际上的民主力量会再次上升，会继续的上升，专制势力、独裁势力、军国主义势力、纳粹势力会遭到打击。所以所有这些故事总结起来，源头都是西藏故事，或者说西藏故事是源头之一。

回头来看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中共是不会领情的。问题是中国人民是优秀的，人民会领情的，而中国的未来会领情的，一个民主中国的未来会领情的。

达赖喇嘛在提出「中间道路」，我们看到数十年来似乎没有效果，但是却彰显了达赖喇嘛的大善大慈大悲，对中共的大恶大邪，这种正与邪、善与恶的对比，可以说昭然若揭，歷史是邪不压正。印度诗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泰戈尔说：「人类歷史就是艰难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所以我相信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不仅在西藏人民中形成了凝聚力，将来终有一天会深入中国汉人的心，会获得汉人、优秀的汉人、正常的汉人、有良知的汉人的认可与拥护。所以「中间道路」最终会取得胜利，那就是当民主中国到来那一天。所以我们今天跟西藏人民、跟维吾尔人民、跟蒙古族人民、跟香港人民、跟台湾人民、跟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乌克兰局面和中国国内的局面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麽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它是中国人民、各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面临面对的共同威胁与敌人。

向西藏人民致敬！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

黄慈萍：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中共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的发言是：

今天，我们几十个藏汉人民聚集在一切纪念藏人抗暴63周年。正处于普金侵略乌克兰、残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民的时刻，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共对西藏的侵略，对藏人的压迫，尤其是对藏文化与宗教所进行的种族灭绝。

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我的一些同学是安徽省军区的子女。他们给我讲中共的军队入藏所受的「教育」及「所见所闻」，许多让我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在真正地了解了藏人尤其是其宗教、文化与歷史之后，我意识到他们所述是中共的宣传，这宣传毒害了许多的汉人，尤其是因为中共对信息与新闻的掌控而无法了解真相的汉人，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之后，我了解到更多藏史，以及63年来藏人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抵抗中共的近代史。我也有幸多次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聆听他孜孜不倦的教导，尤其是推动汉藏友好的愿望与努力。他老人家的「中间道路」是本着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所进行的最优化选择。然而，即便如此，嗜血成性的中共也没有给予善意的回报——中共的迫害造成一代又一代的藏人流亡，无家可归，一个又一个的藏人被迫反抗，甚至自焚！2022年2月25日，知名藏族歌手才旺罗布于拉萨布达拉宫外自焚，成为自2009年起第158位自焚的藏人。然而面对这样惨烈的抗争真相，中共以其高技术手段进行了封网与抹杀，但人们一旦了解真相，中共还能封锁人们的良心与同情吗？

我觉得，今天这样一个活动，是汉藏之间得以交流并加以理解的良机。我参加这样一个活动，不仅仅是要表达一个汉人对藏人的同情与理解，也是为了能进行一些交流，增进与藏人的友谊。汉藏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中共，才足以抵抗中共的迫害，共同迎接光明的未来。

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中共！

慈诚嘉措：藏汉年轻一代需要与长辈们一起承担责任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慈诚嘉措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新老朋友们，代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办事处感谢各位华人朋友能参加今天的场合，一起纪念六十三年前全体藏人和平抗暴的日子。

在此我想讲重要的两点和一个唿吁。

第一，关于「中间道路」，尊者达赖喇嘛推荐的「中间道路」，不仅得到了大众藏人的支持，也是西藏议会一致通过，解决藏中问题的方针。国际社会赞扬尊者达赖喇嘛的心胸宽广，尤其是在海内外的华人中，此方案得到了非凡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依然坚定继续保持「中间道路」的方案。本代表办事处在北美地区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举办和推动藏汉交流。藏汉交流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友谊之桥，今天的活动是最好的见证。尊者达赖喇嘛一直在讲，这个世纪应该推动对话去解决问题。我们在此领先走入了对话的世纪。

第二，在过去六十三年里，境内外的藏人经过三代，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信仰和传统文化。保护独特的西藏文化的过程是十分艰苦，藏人是用了几代人的生命和自由去保护。两个星期前西藏境内传出来的信息让我们我们知晓，年轻的藏人艺术家，不仅是藏人，而且在汉人最潮流的平台上非常有名的歌手才旺罗布在拉萨布达拉宫前自焚。自由亚洲电视台报导他以去世。虽然才旺罗布是一位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的藏人，他的奋不顾身，明显的表明境内藏人的意志是坚定的。在世界各地流亡的藏人一直在代表西藏境内的藏人，给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解释西藏境内越来越糟糕的政策，总的来说境内外藏人是心连心，尤其是新一代的藏人为自己独特文化、信仰和追求，是永远摧毁不了的。

最后我想唿吁年轻一代的藏人和汉人，开始负担起父辈们千辛万苦保持下来的合作与友谊，在这场正与邪、善与恶的斗争中，也需要我们共同去战斗，我们应该向前辈们学习，与他们一起承担起义务和重任。(待续)

台湾《民报》首发

普及「中间道路」 人民和睦友好（上）

作者　田牧 2022 年 3 月 10 日

每年的「3･10」，是西藏人民自由抗暴紀念日。

3月7日，美国、印度、德国、法国、荷兰、芬兰、日本、台湾、澳大利亚等各国的朋友聚集在ZOOM视频网络会场，举行「支持『中间道路』、藏汉和睦友好——2022年国际藏汉人民共同纪念『3･10』自由抗暴纪念日」活动。

今年的「3･10」更是独特，朋友一进入ZOOM网络视频会场，除了寒暄问候外，话题即刻转入被烽火硝烟笼罩着的俄乌战争。面对眼下俄罗斯军队的血腥侵略，与会者不禁联想起63年前中共军队在西藏的侵略与屠杀，悲剧效应真实清晰。古老的乌克兰遍地焦土残垣，人民在战争中流血死亡、颠沛流离，可以想像当年尊者带领西藏人民漫长的西行之路何其艰难。

尊者曾教诲教诲道：汉藏之间存在矛盾，源于中共的专制统治，这些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世界上人为制造的麻烦比比皆是，人为制造的难题，需要人们共同去沟通、去化解，通过增进接触与交流，了解真相，共同承担起寻求和解的责任。今年的纪念活动，让每一位参加者，从63周年的西藏血泪记忆中，从藏汉两族人民的理性思考中，延伸至对正在发生着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现实，产生了新的觉醒与思考，是否也有一个「中间道路」的思考与选择？无论是哪个民族，人民之间不能产生仇恨，普天之下，同样有一个「普及『中间道路』人民和睦友好的基本思想」。

出席今年纪念活动主要嘉宾有：魏京生、谢志伟、次仁娜姆、胡平、王丹、玛丽･侯芷明、严家祺、王军涛、廖天琪、黄慈萍、牧野圣修、席海明、蒋扬次仁、米歇尔･雷、慈诚嘉措、陈破空、罗兰德･库讷、王维洛、长平、丹增･措希鲍尔、陈奎德、陈立群、王安娜、李恆青、高健、王进忠、宋书元、吕京花、张菁、潘永忠、姜福祯、刘伟民、李方、董鹏等。

纪念活动由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与六四学生领袖李恒青一起主持。

廖天琪：纪念活动的现实意义

廖天琪在开幕发言中说：这些天以来，全世界都为俄罗斯的军队坦克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感到震惊和愤怒，今天普丁的行为难道不是当年毛泽东派出解放军镇压西藏的翻版吗？63年前3月10日发生在西藏的事件并没有成为歷史，它还是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问题。直到今天，西藏人还受到压迫与剥削，甚至文化灭绝的威胁，还有大量的藏人流亡海外，有家归不得。藏人爱戴的神明达赖喇嘛尊者也离开故土超过一甲子。

军事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制造问题，战争造成人道灾难，摧毁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63年前在拉萨发生的悲剧是这样，如今在欧洲重演是一样的，其根源在于独裁者和独裁政权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于大一统的沙文主义观念。

我们都是自由、民主和人道普世价值的笃信者，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要发出强音，抵制一切无论是军事霸权战火，还是政治、文化上强制暴力。乌克兰今日遭强暴烧杀的例子，更凸显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道路」，以和平协商对话方式来解决汉藏问题的建议是非常睿智，并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我们坚定地支持这种理性和平的方案。

今天参加会议发言的国际人士很多，有政界、媒体和各界民主、维权人士，特别高兴有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次仁娜姆议员和一些藏人朋友参加。我们的朋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的执行主任凯･米勒（Kai Müller）临时请假，要在柏林迎接上千名乌克兰逃难者来德国安置，大家看到了吧，我们今天的纪念活动与乌克兰苦难相连。今后我们民间汉藏的交流，应当更加紧密，理解、尊重、欣赏彼此的文化和传统，相互扶持，守望相助。

次仁娜姆：才旺诺布用生命传递藏人抗争声音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娜姆致辞道：今天，我们藏汉朋友，聚集在这里（网上），共同纪念「3･10」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3 月 10 日，对藏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特殊的日子。1959 年的 3 月 10 日，数以万计的藏人同胞，在西藏首府拉萨集会，反抗中共的暴政，遭到中共解放军的血腥镇压，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以及数万藏人离开家园流亡印度。

从 1959 年的 3 月 10 日至今，63 年以来，西藏境内的藏人遭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种族清洗运动，也是西藏歷史上最艰难的年代。中共暴政的文化、种族灭绝政策一天也没有停止和改变。

这两年，人们在关注香港人的悲剧；新疆人的悲惨的时候，其实，中共在西藏境内的打压，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被中共暴政抓捕、关押、判刑、殴打致残，甚至杀害的藏人不计其数；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等采取「中国化」的强制行为，日益严重。当然，西藏人的非暴力抗议也从未间断过。

就在这几天，当全世界的目光关注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西藏，一位年轻的音乐才子，抗议中共暴政而自焚殉难；这位自焚的烈士，他叫才旺诺布，年仅 25 岁，留下双亲，就这样走了。他在中国有上百万的粉丝，他们已经在问，这是为什么？如果中国境内的朋友，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或之后的视频，我想说一句：你们想了解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从今天开始，请你们不要只听信于党媒的宣传，观察各方的讯息，独立思考，完整客观地了解西藏的事实真相。其实，至今已有 150 多名藏人自焚，其中包括僧人、作家、艺术家、妇女、儿童……他们，除了燃烧自己的身体以示抗议之外，从未伤害过他人，这就是非暴力的精神。

当你们了解了真相、理解到起因、感受到不公时，一定会关心、支持藏人追求自由的举动。这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提到的汉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中间道路」的基础，也是藏汉和睦相处的根本，我希望这一天尽早到来。

最后，我想引用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自由抗暴 41 週年的一段讲话，作为我今天谈话的结束语，达赖喇嘛尊者说：「今天在此举行这一纪念活动之时，我们的自由斗争仍处于争取中，而西藏人民的坚强意志，以及国际社会日益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从流亡开始就对未来抱着良好的期望，同时也作出了最坏的打算。长期以来，我们努力寻求与中国政府通过和谈达到和解；并积极促使藏人与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华人兄弟姐妹进行接触，以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同情；同时我们不断地通过显彰西藏自由斗争的实质、保护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宣扬和平非暴力思想、加强民主制度，与国际间支持我们事业者加强联繫等，努力对西藏流亡社会的基础得到更加稳固。」

魏京生：反抗运动要警惕披着羊皮的狼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指出：63年前。由于共产党违背西藏人民的意愿和现实，不遵守他们自己的承诺，开始了共产主义化的所谓改革，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个反抗遭到了共产党军队的残酷镇压，血流成河。持续几十年的镇压，西藏的宗教、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人民的人权和尊严被践踏。许多藏族人被迫流亡异国他乡，至今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反抗共产党的暴政，既是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是各族人民的利益。共产党的压迫和剥削，是建立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共产党的压迫和剥削，是不分民族和性别的。男女老幼无不在共产党的魔爪下受苦受难，反抗共产党的暴政，也不分男女老幼和民族。所有受压迫的人，都应该团结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下，对共产党形成长期的反抗，让是共产党淹没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共产党会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去推翻吗？当然不会，他们除了继续推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的政策外。最拿手的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怎样分化瓦解呢？在各个反抗团体内部挑拨离间，在各个反抗团体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是共产党传统的，也是经常有效的政策。

共产党的特务们就象披着羊皮的狼，伪装得很好，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他们在你的身旁说着漂亮的语言，也像你的朋友一样。但这些伪装的朋友所做的事情，是挑拨各团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削弱和瓦解反抗者的团结。在各民族的反抗团体之间制造矛盾和分裂，利用这些矛盾和分裂制造内斗，削弱和瓦解反抗者的团结，最终达到消灭反抗力量的作用。

西方古代有个伊索寓言，其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乌鸦得到了一块肉，站在树枝上得意洋洋。一只狐貍看到了，就夸奖乌鸦说，你的羽毛多麽美丽，歌声多麽动听。说得乌鸦心花怒放，哇的一声就把嘴里的肉掉到了地上。狐狸不能上树，但它可以用诡计让肉自己掉到地上来。

我们的很多朋友不会向共产党屈服。但共产党的特务会让你和自己的朋友分裂，就像那块肉一样掉到共产党的阴谋中去。我们要有对共产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要随时警惕披着羊皮的狼挑拨离间的阴谋。各民族和各反抗团体间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要特别珍惜和保护这个团结，才能赢得我们大家的胜利。

谢志伟：我们与藏人乌克兰人站在一起

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是海外中国民运、藏人、新疆人、蒙古人、香港人的良师益友，十几年如一日总是与大家站在一起，支持与鼓励中国的自由民主正义事业。

谢大使百忙之中拨冗莅临纪念活动网络会场，他演讲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身为台湾驻德代表，我今天在此致辞，我想到的不仅仅是1959年3月10号西藏的抗暴纪念日，我也想到了台湾在1947年「2･28」之后的3月9号到17号的大屠杀，今天当然更不能不想到当下仍然受到俄国普京残暴轰炸杀害的乌克兰人民。

1959年3月10号，1947年3月9号到17号，目前3月正在进行的俄国对乌克兰的屠杀，3个3月天没有一个是春回大地，全是血溅天地，令前人悲痛不已，令今人哀嘆不止。独裁政权和独裁者的邪恶不分东西，似乎不停地在嘲弄人类的善良与正义。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入侵者屠杀至家破人亡还不够，存活下来的人往往还得离乡背景、流离在外。这个悲剧某种程度来说，在西藏仍然天天在上演，在当下的乌克兰这是方兴未艾的现在进行时。德文的痛苦叫做Elend，这个字的本意是陌生人、外来者的意思，因为那个「lend」有「land」的意思，而那个情景就是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失去家乡，或故乡，或者土地，或国家的异乡人的痛苦，这一切就在于他失去了家。闽南语在我们台湾话里面家这个音跟这里、家是同音同义，我想不是没有原因的。即便在中国北方的语系里面，家跟这儿、这里也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结。汉藏两民族的人，原本可以发展出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甚至于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切亲密关系，结果却演变出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这一切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权以残暴的手段侵占了西藏，迫害了西藏人。

另外一个本来可以救赎人类痛苦的字，在我来看叫作文化。文化这个概念大家都晓得，英文叫做culture，德文叫做Kultur，他们都是日耳曼语系。这个Kultur本来的意思是掘土，也就是耕田耕种土地，跟我们台语「不拓」竟然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文化这个概念它的本来意思，就是耕种土地开耕土地。这个字它跟后来非常正面的概念、跟后来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却是同源同根，叫做colonization，德文Kolonie。前面这个colo其实就是cur的意思，就是你去开垦土地，很遗憾的你开垦了别人家的家乡，把人家的土地当作自己土地来开垦，所以屠杀变成承包的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加注于西藏人的伤害，很讽刺的正是culture文化这个字的一体两面，正面的culture文化就是透过体力和毅力来耕耘土地，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落地生根，然后文化就得以扎根发展。残暴者也就是外来者他只是透过武力跟暴力跟强力来实现。所以我们看到的体力跟毅力，在这里跟暴力跟强力对峙起来。千百年来藏人在西藏扎自己的根，或者他们在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国家扎自己的根，千百年来如此。可是一甲子以来，也就是63年超过一甲子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刨藏人的根，藏人在那里扎根，中共在那边刨根。今天达赖喇嘛尊者所建议的「中间道路」，已经是对中共政权最温和的一个善意的回应了，作为相对于藏人广义的一份子，我们作为自由世界公民的一份子，我们在此责无旁贷的唾弃、抗议中共政权的暴力，及加注于藏人及他们土地和文化的伤害。在1959年3月10号抗暴63周年的前夕，我作为饱受中共武力威胁的台湾政府的代表，和各位先进前辈们聚在一起，我们来确认，文化本来是可以用来深化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系存在的，而暴力与文化是抵触的，没有一个政权可以用任何借口并吞侵略另一个民族或国家，更不用说对付本国的人民了。没有一个借口可以作为人道的破口，那麽一旦真的出现了破口，我们不但要破口大骂，我们还要团结对抗之。

今天我们和藏人、乌克兰人站在一起，我甚至要说，今天就在这一天，就在我们纪念西藏抗暴63周年的前夕，今天我们都是藏人，今天我们都是乌克兰人，他们被伤害、他们被威胁、他们被迫害，就是我们受威胁、我们受迫害；团结力量大，强过那恶霸。

谢谢！祝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如意！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跟大家站在一起，谢谢！

胡平：「中间道路」是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完美结合

胡平是中国民运的着名理论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几十年来，他撰写的中国民运思想与理论，成为启发与带动一批批中国知识青年的觉醒与成长。

胡平的发言是：谢谢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尤其很高兴见到有很多藏族朋友来参与这个会议。我们聚会是为了纪念藏人抗暴斗争63周年，在这个日子里有2件事情也值得一提。

第一就是俄国侵略乌克兰这件事，这件事儿还在进行发展过程之中，它最后会什麽结果？现在还很难断言，但是它已经给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另外从俄国侵略乌克兰，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在63年前，中共怎麽样派解放军去镇压西藏人民。在这个时候唤起大家对63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的罪恶的回忆、记忆，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也谈到的，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旺罗布，在2月25号布达拉宫前自焚抗议。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157名藏人自焚，还有在境外在印度和尼泊尔也有8名藏人自焚，人类歷史上这麽多人自焚，那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它不但表现了藏人追求自由的那种顽强不屈的斗志，而且提醒世界，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怎麽样的罪恶，在这种背景之下，我想我们纪念63年前的这种抗议，就格外有意义。再有呢我们也通过从歷史和现状，也使我们感到，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是非常英明、非常富于政治智慧的。

「中间道路」还有两大优点：第一它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它既坚持了维护藏人的基本权益，同时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它是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第二中间路线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很强的务实的精神，它不仅仅坚持理想，同时也相当照顾现实。如果我们仅仅是屈从于现实，放弃对理想的争取，那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高调宣传我们的理想，而不顾及现实，那也是不妥当的。而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就是高度的理想主义和高度的务实主义的一种很完美的结合。在今天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当然也有人说「中间道路」这麽多年也没有什麽成效，我想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单单看一看现在国际社会对藏人的关心，藏人在整个国际上有这麽大的影响力，那就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非常有关系的。

你可以想像，如果哪一天藏人放弃了达赖喇叭的「中间道路」，那不说别的，单单是他在国际社会上的活动空间，很快就会大幅度的萎缩，这当然对藏人的正义事业是不利的，另外也正像尊者多次强调的，他越来越不对中国政府抱希望，但是越来越对中国人民抱希望。从长远来看，是政府有力量呢，还是人民有力量？当然是人民有力量，所以我们现在一次一次的聚会，我们也知道，不仅在海外，包括在国内也要更多的关心西藏的问题，理解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王丹：才旺罗布是烈火中歌唱的凤凰

中国八九学运着名学生领袖王丹表示：我觉得所有大规模的抗争，还有所有追求正义的事业，当然有宏观层面的思考与讨论，但作为学歷史的学生，我更关注那些个体生命在这个抗争中，他的付出所带来的这种价值。这就是刚才大家谈到的，2月25日西藏歌手才旺罗布自焚事件，这件事件对我个人来说，心灵上是个非常大的震撼，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当然不是鼓励他人用牺牲生命的方式去抗争，但是我也高度尊重他这种抗争的意愿，我也相信他的这种提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刚刚我在我的脸书上发布了才旺罗布自焚的消息，我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发布消息之后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到目前已经有3254位读者，通过点击表情包然后达到关注和介绍，一个小时3000多，这在我的脸书上是相当高的一个记录。可以看到这位年轻歌手的举动引起了外界多麽大的关注。

在底下的网友留言中，我觉得有些也可以介绍。有的读者说：「不赞成以死相搏的这种方式」。但是有位读者就说：「他的理解才旺罗布不是以死相博，他是在控诉集权，以生命唤醒世人。」也有台湾的网友说：「是对中共灭绝西藏种族最惨烈的一种抗议行为」。也有包括底下网友，我也不知道来自哪儿，打的简体字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称赞他是勇士，然后也表示令人心痛。台湾有个有名的YouTuber叫李文成，有几十万的跟随者，他也看了这个新闻，之后的留言说：「希望所有人在关心乌克兰之际，不要忘了在赤色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生灵受伤流泪」。另外也有人说：「他的牺牲是值得的，会有人记得的，会有人去想想，为何这件事会发生？会有人因为他会努力做些什麽，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留言非常多，现在还在不断的增长。

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年轻歌手，他虽然是一个很个人的行为，但实际上他已经引起了非常多的人对西藏目前状况的关注。就是我们关注歷史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也要对个人的付出给予更多的关注，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位年轻的歌手，才旺罗布为争取西藏人民的自由做出的这种牺牲。我觉得对个人的这种铭记的意义不亚于我们对总体的政治局势的分析。从宏大的论述来说，这种个人的记忆更重要。所以最后我用在我脸书上写的简短的一段悼文，做一个结束。

我是这样陈述的：才旺罗布25岁，一个25岁的人，如果他决定用茍且的方式活着，他其实可以得到几乎一切的东西，除了自由。在中国除了自由，你几乎一切都可以得到，但是才旺罗布他选择了自由，放弃了其它，所以我认为，他是一只在烈火中歌唱的凤凰。希望大家能够永远记住他，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付出的代价！

玛丽･侯芷明：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精神令世人折服

法国作家、汉学家玛丽･侯芷明（Marie Holzman）教授，可说是30余年如一日，长期关注与支持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台湾、中国民运等自由民主事业，她把大家都视为朋友，每一年的「3･10」纪念日，她都会参加。

玛丽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今年的这一天，当我们在此与西藏朋友一起纪念中国军队入侵西藏63周年时，乌克兰的悲剧给了我们什麽启示？几天前在西藏自焚的年轻藏族歌手才旺罗布告诉我们什麽？这两个事件，大事件和小事件，参加本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已经知道的事实：证明了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只有当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灰烬，最终不再造成危害时，乌克兰和西藏才会恢復和平，恢復生机。

乌克兰选择了民族抵抗的光荣道路。乌克兰人民正在经歷的可怕牺牲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还无法猜测其结果。

西藏人民确实在1959年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在抗争，一直试图起义，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镇压与迫害超过了一个甲子。促使达赖喇嘛选择了「中间道路」，鼓励他的人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尝试与侵略者、统治者建立和平关系，并组织起来，使西藏人民和西藏传统文化、宗教、风俗等，能够在连续不断的镇压中保护下来，生存下去。

今天很明显，达赖喇嘛仍然是世界上最受尊敬和爱戴的宗教领袖之一。但我们爱的是他对和平的承诺，他不惜一切代价拒绝暴力，以及他克服仇恨和绝望的个人魅力与智慧，继续传递有利于保护人类和环境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一个合理的智慧的信息，因为人类不需要别的东西：一个平静的自然和一个平和的人性。

不幸的是，道德和政治往往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达赖喇嘛同意尝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对话，只是要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他追求的依然是一个梦幻。他最大的成就是说服了西藏人民，只要有耐心，中国政府最终会听到并理解西藏人民的要求。积极的结果是，支持西藏独立的人放弃了拿起武器，放弃了对抗中共军队的暴力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赖喇嘛使西藏人免于遭受乌克兰战争的恐怖，但他尚未赢得和平。

牧野圣修：我去年的承诺已变为法案并已实施

牧野圣修先生是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他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老朋友了，他与魏京生、胡平、廖天琪、王丹、李恒青等都非常熟识，与台湾驻德国谢志伟大使也是老朋友了，会前他就是说：我担任日本支持西藏联合总会会长，每年的「3･10」纪念日我必须参加。

牧野圣修先生的发言是：疫情期间，去年首次参加「国际藏汉人民共同纪念『3･10』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网络会议」时，我说：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化问题是表里一体的，需要从外部和内部同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过去的一年中，由我担任会长的「日本支持西藏联合会」与日本支持西藏国会议员联盟、日本支持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日本支持南蒙古国会议员联盟、日本国会议员跨党派人权外交联盟，以及达赖喇嘛驻日本代表处、在日本的西藏团体、维吾尔代表团体、南蒙古代表团体、中国民运及香港人权团体等十多个团体组织，共同推动「日本国会就人权问题谴责中国的法案」。

在这十多个团体共同努力推动下，日本众议院在今年2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关于维吾尔及其它地区严重人权状况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涉及到中国西藏问题、维吾尔问题、南蒙古问题、香港人权问题，以及中国人权等严重的人权状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就明确地表示：对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问题，内阁将首次任命新的专职首相辅佐官，作为切实推进人权方面的长期工作。

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表示：对于中国一系列的人权问题，日本政府在日美首脑会谈、七国集团会议等场合，表明了日方的严重关切，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各国携手，採取了相应的举措。今后，日本政府将基于决议内容，继续与国际社会保持紧密合作，切实採取相关措施。

今年年初，作为针对中国政府压制人权问题的回应，由新设的专职首相辅佐官协调日本相关政府省厅部门，收集和评估包括外务省、法务省的人权问题情报，交给首相官邸，并向中国表达日本的严重关注。

关于「日本国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被占领地区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决议」的详细内容，在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网站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今年，我们会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把它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台湾《民报》首发

　每年的「3•10」，是西藏人民自由抗暴纪念日。

　1959年3月10日那天，西藏三区成千上万的僧俗民众在首都拉萨殊途同归，揭竿而起和平抗议中共武力侵占西藏，并血腥镇压西藏人民，迄今已是63週年了。故曰：西藏自由抗暴日（Tibetan Uprising Day）。藏汉人民不会忘却西藏人民用生命与鲜血写下的日子，这也是藏汉人民共同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团结之日、友谊之日。

一、通过纪念活动，警示世人永远牢记中共独裁统治者对藏人犯下的种族灭绝之罪恶。牢记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诲：汉藏之间存在矛盾，源于中共的专制统治，这些问题是人为造成的。世界上人为制造的麻烦比比皆是，人为制造的难题，需要人们共同去沟通、去化解，通过增进接触与交流，了解真相，共同承担起寻求和解的责任。

二、通过纪念活动，也是尊重与爱戴达赖喇嘛尊者的具体行动与仪式，相信尊者的率直和恳切，相信尊者的仁慈和爱心，播种爱与慈悲的人是伟大的，神圣的，他给世界人民的和平立功、立德、立言，将永垂世界和平之史册。

三、通过纪念活动，我们坚持达赖喇嘛尊者倡导、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达赖喇嘛尊者为了化解藏中冲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为了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以及西藏人民的生存之路，也是在藏汉民族平等互利、维持稳定与和睦相处的基础上，而提出这一主张或途径。这也是西藏人民经过民主方式讨论后确定的基本政策。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是化解汉藏矛盾的基础，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和方向，也是推动和促进汉藏民间交流和谅解最可行的解决方案。

疫情以来，由藏汉两族民间人士，第二次举办这样的全球网络纪念活动，我们欢迎全球各国各地的朋友参与。处理中共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制造的矛盾和冲突，不要执着于「你」与「我」，而是凸显「我们」，让我们共同来担待，要保持彼此之间的友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争取双赢互利的结果。

纪念活动筹备人：廖天琪、次仁娜姆、胡平、蒋扬次仁、王国兴、王安娜、李恆青、梁友灿、王进忠、潘永忠。

网络会议具体时间：

定于2022年3月7日，全球各地的具体时间是：纽约时间：9:00点；美国西部时间：6:00；柏林时间：15:00点；香港与臺北时间：21:00点；澳洲时间：8日，1:00点。

出席纪念活动主要嘉宾： 魏京生、谢志伟、次仁娜姆、胡平、王丹、玛丽•侯芷明、严家琪、王军涛、廖天琪、黄慈萍、牧野圣修、席海明、蒋扬次仁、约根•卡尔、米歇尔•雷、慈诚嘉措、陈迫空、罗兰德•库讷、凯•米勒、长平、丹增•措希鲍尔、陈奎德、陈立群、王国兴、王安娜、李恆青、梁友灿、王进忠、宋书元、吕京花、张菁、潘永忠、高健、姜福祯、颜荔、刘伟民、李方……

媒体报导：潘永忠、蒋扬次仁、王安娜负责

民报（台湾）、西藏之页、光传媒、法国国际广播电臺、欧洲之声等。

网络会议技术支持：由华盛顿「光传媒」负责开设Zoom网络会议，并安排实况转播。

会议主持人：廖天琪、李恆青

欢迎民运界朋友参加！

美加地区联络人：李恆青

欧洲地区联络人：王国兴

澳洲地区联络人：梁友灿

日本联络人：   王进忠

台湾《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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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Harmony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the Chinese People

—— Joint Commemoration of the 63rd anniversary on “March 10th” of Tibet’s Uprising

 63 years ago, on March 10, 1959 hundreds thousands of monks and Tibeten people came to Lhasa to protest peacefully against the CCP’s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ibet. It ended through the bloody suppression and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has to flee to Indien.  The Tibetan Uprising Day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It is a day of blood and tears. it is a day of shame and regret.

The Tibeten and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ant to commemorate this day year by year, we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genocide is still continuing in Tibet under the CCP government.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and hundred thousands of Tibetan are still living in exile.

The contradiction and hostility between the Tibeten and Han people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autocratic rule and racial propaganda of the CCP. The Chinese need to receive the historic truth about Tibet and the genuine spirit of the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teaching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of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The reconciliation is definitely possible.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proposed by the Dalai Lama is a wise and feasible roadmap to solve the Tibet issue peacefully. To provide genuine autonomy, guarantee for their culture,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borderline.

It pursued a mutually-beneficial policy both for Tibeten and Chinese people.

It seems that the hegemonial thinking of the CCP prevents it to respond to the proposal, yet we believe if the common Chinese understand the true content of the proposal, they will support it.The Middle Way Approach could be the vision of a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both folks.

Since the pandemic outbreak, it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the Tibetan and Han nationalities have held such a global online commemorative event. We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participate. To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created by the CCP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Han and Tibetans, don’t be obsessed with “you” and “me”, but highlight “we”, let us handle it together, maintain friendship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 support each other and strive for win-win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results.

WHEN: March 7, 2022, New York : 9:00am,L.A.:6:00am, Berlin:15:00,HongKong/Taipei:21:00, Japan:22:00, Australia/Melbourne: March 9, 1:00 am

HOW: one day before, you will receive a zoom link to the conference.

The organizers: Tienchi M. Liao (Cologne), Tsering Lhamo (Dharamsala),Hu Ping (NY), Jamyang Tsering(Dharamsala), Wang Guoxing (Den Hague), Anna Wang (Washington DC), Li Heng Qing (Washington DC),  Liang Youcan (Melbourne) , Wang Jinzhong (Tokio), Pan Yongzhong (Erkelenz)

Invited guests: Dr. Jhy-Wey Shieh (Berlin), Wei Jingsheng (DC), Hu Ping (NY), Maire Holzman (Paris), Yan Jiaqi(NY), Chen Pokong (NY), Nobsang Nima (Zurich),  Wang Jinzhong (Tokyo), Makino Saisu (Tokyo), Wang Juntao (NY), Tsultrim Gyatso(Washington DC), Michael Leh (Berlin), Juergen Kahl (Düsseldorf), Roland Kuehne (Kempen),Chang Ping(Düsseldorf), Wang Weiluo (Dortmund), Chen Liqun (L.A.), Tenzyn Zoechbauer(Berlin),Kai Moeller (Berlin),Song Shuyuan (NY), Lv Jinghua (NY),Zhang Jing (NY),Yu Shixin (Melbourne), Jiang Fuzhen (Den Hague)…..

Technik assistance: IPKMedia

Press work: People News (Minbao, Taipei), RFI (Faguang, Paris),Sino Euro voices (Koeln), Xizang zhiye (Dharamsala)

　日本国会众议院在3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 “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一致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撤出其部队。

　该决议是由众议院议长山口俊一等超党派议员小组提交的。决议将俄罗斯的行动定性为“侵略”，并批评其 “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

　鉴于俄罗斯依然在对乌克兰开展军事进攻，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对俄采取更加严厉的遏制措施。岸田文雄首相3月2日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政府将切实实施已经敲定的对俄制裁措施，并有必要视其效果，考虑如何对俄进一步实施制裁。”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表示：“如果允许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受约束，国际社会未来将陷入混乱。台湾问题也将受到很大影响”；“日本应该与与日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美国和欧盟合作，对俄罗斯采取果断行动，并尽最大努力恢复乌克兰的和平”。

 

消息来源：

１、日本国会众议院网站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nkaigi.nsf/html/honkai/keika20220301.htm

２、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　下村博文网站　https://www.hakubun.biz/2022/03/01/国会のロシアに対する非難決議/

　日本支持团体「拯救西藏网络」于2月14日举行视讯会议，欢迎并感谢日本国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被占领地区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最新决议。

　日本国会前议员、「日本拯救西藏网络」主席牧野圣修先生（Mr. Makino Seishu）在会议开幕式上，向与会的日本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对日本国会议员们表示祝贺。他表示：“ 很高兴看到日本的议员们已经意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和谐所造成的威胁。”

　主席牧野圣修先生还特别感谢即将离任的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长尾敬参议员（Mr. Nagao Takashi)的辛勤工作，并欢迎该小组新任秘书长石川昭政先生。同时感谢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应邀出席此次视讯会议。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长尾敬参议员和新任秘书长石川昭政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并相续发表讲话感谢所有与会代表的参与。

　秘书长长尾敬参议员简要地解释了日本国会通过的决议，并感谢所有为该决议的通过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但他对决议中的薄弱措辞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努力争取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声明。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新任秘书长石川昭政先生在发言时，向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以及日本拯救西藏网络主席牧野圣修先生致意。

　议员石川昭政强调，将与「日本拯救西藏网络」和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们协调，继续在国会中提出西藏问题。并强调，近期通过的决议为今后更加坚定、更加有力的决议铺平了道路，并呼吁各界为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日本而努力。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发言中感谢日本国会通过的决议，以及日本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权状况表达的关切。

　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发言时强调，欢迎日本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参加此次视讯会议，并感谢「日本拯救西藏网络」主席牧野圣修先生、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长尾敬参议员和新任秘书长石川昭政先生、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博士，为保持西藏问题在日本的活力而做出的所有努力。

　随后，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嘉波·阿若亚博士发言，他向与会各团体的代表们简要介绍了驻日办事处在过去一年中的主要工作和活动情况。并详细介绍了他于近日拜访日本国会，以及向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介绍西藏人权状况时的情况。

　代表还进一步感谢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长尾敬参议员为首的小组成员们在促使国会通过最近的决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还感谢「日本超级僧伽协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在西藏拆毁寺院、践踏西藏宗教自由的行为。

　「日本拯救西藏网络」的其他成员则简要介绍了该网络的日常活动情况，并对日本国会最近通过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表示欢迎，并一致强调，日本国会需要争取机会，为将来通过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决议而作出努力。

　他们还决定向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和各政党代表发出感谢信，感谢他们一致支持和通过谴责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被占领地区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决议。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增设秘书洛桑曲扎和藏人行政中央《本周西藏》日语版主播丹增列培分别为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以及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提供翻译服务。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丹增才旦女士和丹增巴莫女士等相关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此次视讯会议。

记者/网编：卓玛    责编：蒋扬

来源：《西藏之页》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2年2月から3月にかけて、北京冬季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が開催されます。中国政府は、スポーツの祭典の華やかさ、威信、一般の人びとの関心を最大限に利用して自国のイメージを国際的に向上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ます。その一方で、国内で起きている数々の人権侵害から人びと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

　特に表現の自由は、中国当局により組織的かつ大規模に侵害され続けています。今この瞬間も、表現の自由を行使した多くの市民ジャーナリスト、学者、人権・環境活動家、少数民族や弁護士などがターゲットにされ、不当な理由で逮捕され拘禁されています。

　国際交流と相互理解を謳った大規模なスポーツの祭典を開催する一方で、人びとの言論・表現を徹底的に検閲し弾圧している中国政府の姿勢は、見過ご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中国政府が、表現の自由を行使しただけで起訴または拘禁されている人たちに対する訴えを取り下げ、釈放するよう要請してください。

　中国には、以下の5人をはじめとして、暴力を用いたり扇動したりせずに政府の政策を批判、あるいは学術的な意見を発表しただけで逮捕・拘禁されたり、場合によっては「行方不明」の状態に置かれた人が大勢います。

・市民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張展（Zhang Zhan）さん

・ウイグル人であり経済学者であるイルハム・トフティ（Ilham Tohti）さん

・労働者の人権問題及び女性の権利を訴えてきました李翘楚（Li Qiaochu）さん

・人権派弁護士の高智晟（Gao Zhisheng）さん

・チベット自治区の僧侶であったリンチェン・ツルトゥリム（Rinchen Tsultrim）さん

署名にご協力ください！

署名はこちら https://bit.ly/3oC28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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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内容

　2022年2月和3月，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在中国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国际特赦组织发起联署呼吁：中国政府勿以奥运洗刷人权劣迹，停止侵犯言论自由，要求释放5名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监禁、拘留或失踪的人士。

　这5名人士是：

・公民记者张展因报道中国的新冠疫情，而被判处4年徒刑。

・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因提出建设性方法来处理中国少数民族所遭不平等待遇，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翘楚因举报中国当局实施的酷刑而被拘留。

・律师高智晟于2017年失踪，失踪前不久他发表了关于他遭受中国当局拘留和酷刑的回忆录。

・藏人仁青持真（Rinchen Tsultrim）因在网上表达政治观点，而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

参加联署活动请进入国际特赦组织的中文或日文网页

中文网页：https://zh.amnesty.org/content-type/free-the-five-beijing-winter-olympic/

日文网页：https://www.amnesty.or.jp/get-involved/action/cn_202201.html

关于征集 “六四”文物的启事

　2022年1月10日，我们正式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的活动。为了让纪念馆早日建成，为了让纪念馆更能发挥我们所期待的功能，为了给历史留下翔实丰富的记忆，为了告慰那些为民主付出代价的人们，我们在此，公开向外界征集“六四”文物。

　“六四”文物，是指所有和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有关的纪念物，包括移动和不可移动物。“六四”纪念馆主要收藏和展示可移动文物，如旗帜、标语、袖章、血书、照片、书籍、文章、磁带、参与者的武器、衣物、交通工具、影音设备等等。“六四”纪念馆文物的编目，除记载文物本身的客观物理性状（如材料、尺寸、重量、颜色等）、作为财产登记明细外，还将着重记载文物的附加信息，如该文物何时何地在“六四”民主运动中的作用、价值、意义，何时以什么方式入藏本馆，突出目录的数据性，以备查考。

　总之，“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的建成和发挥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征集到的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将不仅仅是一座纪念馆，也将是文物整理收集，以及对作为历史事件的“六四”进行研究的平台和基地。因此，我们呼吁手中拥有上述文物的朋友，通过包括捐赠，出借等方式，把你的收藏通过我们的展览公之于众，让历史清晰细致地呈现出来。

　无论您是要捐赠，还是出借，我们已经通过法律顾问准备好了各种法律文件。请有意捐赠或出借文物的朋友发信到198964mm@gmail.com，我们有义工专门与您接洽具体事宜。

 

“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小组

                               2022.2.8.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日本众议院在2月1日的全体会议上，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一份“关于维吾尔及其他地区严重人权状况的决议案”。该决议由自民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提出，得到自民党、公明党、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的多数赞成，获得通过。

　决议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地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就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近年来，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地存在的侵犯信教自由、强制收监等严重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表示关切。”

　决议不点名地针对中国政府称：“我们认为，依仗强力改变现状的做法是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强烈要求以国际社会认可的方式，履行说明的责任。”

岸田首相：“珍视普世价值和人权的政策与外交”

　此前1月17日，岸田内阁总理大臣在第208届国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涉及人权问题时说：“现实主义外交的第一支柱就是珍视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基于法治等普世价值和原则”、“对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方面，我也决心和我的内阁首次任命的专职总理辅佐官一道切实推进”、“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切实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

　决议通过后，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表示：“一直以来，对于新疆维吾尔等地区的人权问题，日本政府在日美首脑会谈、七国集团会议等场合，表明了日方的严重关切，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各国携手，采取了相应的举措。今后，日本政府将基于决议内容，继续与国际社会保持紧密合作，切实采取相关措施。”

　在先于全体会议召开的议院运营委员会会议上，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对决议案表示赞成，但也有意见指出，应当更加明确地指出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径为中国政府所为。

　日本支持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日本支持西藏国会议员联盟、日本支持南蒙古国会议员联盟、日本跨党派人权外交联盟就该决议案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去年曾向国会提出通过“对华谴责决议”（対中非難決議）的意见,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做出这个决议意义重要。

日本众议院涉华人权决议遭中方强烈反弹

　针对日本众议院2月1日通过的该涉华人权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所谓人权决议罔顾事实真相，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其恶劣。日本部分政客置中日关系大局、国与国相处之道于不顾，强行拼凑所谓决议，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赵立坚称，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暗示中方有可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某种对抗措施。

　以中国学生民主运动遭到武力镇压的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一个舞台剧《5月35日》继在香港上演后，将于2022年春天在东京上演。

　该剧由：竹下景子、林次樹、小谷俊輔、松永拓野、内田龍磨、山田健康等出演。

　1989年6月4日，对于聚集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处、要求实现民主的学生和民众，军方开枪射击等，进行武力镇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就是天安门事件。香港的编剧以这次事件为主题创作了舞台剧《5月35日》，于2019年在香港上演。在日本相关人士的斡旋下，该剧将于2022年4月在东京上演。

　舞台剧《5月35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儿子的一对老夫妇打算结束长达约30年的逃避，首次直面儿子离世的事实。

　在香港，取缔反政府活动的法律自2020年起实施，当局对与事件相关的活动加大了打压力度，此前每年都会举行天安门事件死难者追悼集会的市民团体被逼入解散的境地。

　该舞台剧预定自4月20日起，在东京都丰岛区的东京艺术剧场上演。